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

（1）①财政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政府减轻企业税负，可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有助于企业解决经营难的困境。2分
②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深化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2分
③根本上中小企业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2分
④还需要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采用上市、股权、等多种方式融资。1分
（2）①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创造财富 2分 ② 切实履行政府组织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职能，依法打击非法炒作行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 2分③依法行政，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实体经济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实体经济对资本的吸引力，抑制投机炒作行为 2分
（3）①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正确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分 温州金融改革经验经得起实践检验，对其他地区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泉州可以借鉴。1分
②但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特定过程，任何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的具体历史统一。2分因此认为泉州可以照章采用是不合理，泉州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借鉴温州地区的经验，坚持理论与实践具体历史的统一。1分

『柒』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什么放松监管

收益

『捌』 宏观审慎监管主要强调什么监管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严重冲击，同时也暴露了单单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上的不足。在许多情况下，微观审慎监管难以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以应付金融危机中的冲击{1}。这场危机加速了各国金融当局改革监管机制的步伐。其中，国际组织和各国的改革突出表现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出台有关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法规，以及成立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组织{2}，旨在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目标。总结归纳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对于危机之后改革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作用。
一、宏观审慎监管基本原则的产生背景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在2012年12月的《宏观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实施（Operationalis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报告{3}中，明确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7个普遍性原则。具体而言，这7个普遍性原则可以归纳为几下几项：第一，系统性风险的判断应整合监管信息、市场情报和总指标数据；第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包括跨境风险和相关的对冲市场，必须得到监视和分析；第三，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应该注意金融基础设施的工具开发和政策制定，旨在应对特定的风险或失衡的判断，这些工具可以基于固定或可变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可以与传统的微观审慎工具相似，也可以限制为特定类型的风险识别和新的工具；第四，强化国际信息共享；第五，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由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正式的委员会或类似的制度框架来负责，它应该由央行的部门或者由央行作为核心角色来执行；第六，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应当具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应当获得足够的权力，并承担足够的责任；第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交流机制需要清晰地传达金融稳定评估和满足公众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成果的期望。这7个原则是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归纳较为全面的内容，不仅涵盖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和范围，也兼顾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是现阶段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基本原则的参考范本之一。
（一）在国际层面重视建立合作协调制度
这个趋势体现在各个重要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国际清算银行将强化国际信息共享作为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普遍性原则之一。就具体措施而言，评估全球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部分之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开发一个评估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的机制。不过，虽然国际合作协调机制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但是其相关的实践还刚刚起步，还存在大量的现实问题。在金融稳定理事会2013年4月的报告{4}中指出，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可行的处置机制取决于有效的跨境合作框架；有效的处置计划需要最新的信息，这些都需要在母国和东道国当局之间建立起更加明确和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
（二）在国家层面重视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总结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监管机构的分散监管，缺乏宏观的协调决策能力，是此次危机的教训之一。
第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分散监管容易造成监管重叠或真空。一方面，在功能型监管模式下，一个金融机构会同时受到多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每个机构的监管标准不一致，容易产生监管权力的冲突，延误最佳监管时机；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权力的分散在监管权限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监管漏洞，缺乏宏观目标的监管不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第二，缺乏宏观监管的领导部门，无法进行统一协调决策。分散监管的缺陷，使得在系统性风险蔓延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监管权限，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最佳的监管时机可能因各金融监管机构长时间的协调而错失。
以美国为例，其金融监管改革重要成果之一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统一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该法第112条明确了委员会在宏观协调中的14项职责。其中，第5项规定了在国内金融服务政策的完善、规则制定、检查报告要求以及采取执法行动中，该委员会负责促进各成员机构和其他联邦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协调；第7项明确指出委员会负责识别监管中的漏洞和具有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
笔者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需要遵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它反映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本质和特征，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密不可分。根据现有的国际和国内实践，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逆周期监管原则、协调监管原则和全局监管原则。
二、逆周期监管原则
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就作用范围而言，宏观审慎监管旨在解决金融系统中两个维度的风险：一是时间维度的风险，即随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而累积的风险，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二是跨行业维度的风险，即在给定时点上，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中{5}。应对危机的出发点是减少顺周期性，增加逆周期性{6}。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在其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7}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针对财务周期，积极地限制金融风险的积聚，旨在减少金融萧条的概率或幅度。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如今的一项重要监管任务，就是针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降低顺周期性的效应。
2003年《巴塞尔协议II 》所确立的三大支柱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很好地起到降低银行业风险及保证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的作用，使金融机构顺周期性问题更加明显。为此，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III》在总结和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对相关制度进行了修订，除了要求进一步加强微观审慎监管之外，更加注重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设计相关监管思路和政策工具，尤其是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成为了后危机时代规范和监管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依据以及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参考。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研究提出缓解顺周期问题的政策工具，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周期计提资本缓冲，以满足下行周期吸收损失的需要{8}。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立了宏观变量工作组（Macro-variable Task Force），负责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的研究和规则制定工作。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报告指出，解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9}。
为了防范和应对流动性风险，《巴塞尔协议》中很重要的一个资本缓冲规则，包括了基本资本要求、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其中,逆周期资本缓冲是《巴塞尔协议III》的重要成果。逆周期资本缓冲是指经济上行情况下计提一部分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便在信贷增长过激而导致经济下滑的时候，有充足的缓冲资金可以运用，属于未雨绸缪型的手段。
资本缓冲规则在应对周期性的系统性风险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本轮改革中，拨备规则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性质。拨备是进行财政预算时，估计出现亏损时所预留的准备资金。拨备是用来应对风险资产可能引致的损失。拨备包括前瞻性拨备、动态拨备等，主要是考虑经济周期的变化。在经济景气周期上升阶段，可以多计提拨备，以便于在景气周期下降阶段可以消耗这些拨备，这也是逆周期调节的体现之一{10}。
时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与经济周期相关，而金融体系自身带有十分明显的顺周期性，金融创新也放大金融周期，顺周期性也受经济周期等其他因素的推动而不断得到强化。实施逆周期的措施，使内在顺周期性得以缓解，以达到控制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目的，逆周期监管十分必要。
三、协调监管原则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对单一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上的不足，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当今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目标。系统性风险在横向的角度，表现为跨行业的结构性风险。如何解决多个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金融服务的交流和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与之相适应，金融监管也需要更加重视国际间的协调。
（一）跨行业的协调监管
从跨行业的维度来讲，宏观审慎监管重在防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市场结构同样也是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在风险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冲击产生的后果取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结构性特征。市场结构会受到金融体系内风险分散或聚集程度的影响，即使在金融体系内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交易时间、条件固定的前提下，它也会影响系统性风险。信息的缺乏或不充分的透明度，将加大对金融机构及其金融产品风险判定的难度和复杂性{11}。为了防范和应对金融体系跨行业传递的系统风险，各国在金融改革中完善原有监管机构的职能或新设监管机构，必须强调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
以英国近几年的改革为例，在《2009年银行法（Banking Act 2009）》的第一部分特别处置机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SRR）就规定了财政部、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和英国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规定金融服务局可获得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在金融稳定方面的监管信息，同时要求在特别处理机制中加强与存款保险机构的协作{12}，以此作为银行监管和处置的守则。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英国逐步打破了1997年建立起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业务逐步被新设立的机构所取代，其中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于2013年4月1日正式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13}，并由其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14}。金融政策委员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向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和金融行为局(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提出关于金融稳定的指导和建议{15}。金融政策委员会做出的指引，同时也需要以副本的形式知会财政部{16}。纵观之，《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的修订，十分重视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明确了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方式；英格兰银行将取代金融服务局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唯一机构，由下属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作出宏观审慎的指导和建议，并与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配合与协调。
与英国的模式不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成立了统一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

『玖』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究竟有何区别

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起源于英国，由澳大利亚于 1998 年率先开始实践并良好运行至今，而英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体系改革中也转向了双峰监管模式，可见双峰监管模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与实践意义。通过对比两国双峰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监管思路、双峰机构独立性等方面的不同，分析双峰监管模式的内涵与特点，以期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2013 年 12 月 20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了新一轮政府金融体系调查的最终调查范围，同时任命了由David Murray AO 领导的四人调查团，标志着 2014 年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的正式启动。此前的金融体系调查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改革的主要催化剂，特别是前一次的 1997 年沃利斯调查（ Wallis Inquiry ），直接引致了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澳大利亚审慎监管机构（ APRA ）的建立及当前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的形成。这些改革都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重塑，建立双峰监管模式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考验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澳大利亚政府新一轮金融体系调查实施之际，本文再次聚焦澳大利亚的成功金融监管经验，探究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实际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就开始聚焦澳大利亚双峰监管模式，很多国家正在考虑乃至已经采纳这种双峰监管理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2012 年开始的金融监管双峰模式改革。因此，本文将对比澳、 英两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异同，以便深入理解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和制度设计理念，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一、 澳大利亚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概况
（一）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制度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框架中，监管和监督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职责被分别授予四个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 管 局 （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 ）、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 ）、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和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 the Australian Treasury ）。以上四者又共同组成金融监管理事会（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CFR）。 虽然有多个主要监管机构，但对金融体系监管承担更多职责的是 APRA 与 ASIC，且这两个机构的权利配置正体现了双峰监管理念，故一般认为澳大利亚是 “双峰” 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7 年，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调查，该调查由著名的墨尔本商界领袖斯坦·沃利斯（ Stan Wallis）领导的委员会进行，故也称沃利斯调查，该调查对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改革影响重大。根据沃利斯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在 1998 年 7 月1 日成立了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 APRA ），开始了 “双峰” 金融监管模式的实践。“双峰”中的另一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其前身是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 Australia Securities Commission），根据《2011 年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案》 设立并履职，由此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经典“双峰” 模式，该基本组织结构运行至今。
（二）英国的双峰监管制度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遭受重大损失，英国政府在完成了监管机构对金融危机所作反应的检讨后，开始了 “双峰” 监管模式的改革。英国财政部认为，过去几年的反思表明，三方金融监管模式（“tripartite”mode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或者说充分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引入一套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该套机制有着明确目标和责任，并且以专业监管者的判断为监管核心。根据英国 《2012 年金融服务法案》 ，英国于 2013 年 4 月 1日开始了一套新的金融监管制度。
以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为标志，英国再次实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大创新，建立起以英格兰银行为主导，宏、 微观审慎监管机制相协调、 微观监管机制相平衡的监管体制，确立了新的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和双峰监管机制。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新监管模式意味着存款机构、 保险机构和主要投资公司都将有两类监管者，一类着眼于审慎性（即 PRA ），另一类着眼于行为（即 FCA ）。而其他公司（如那些非 “al regulated” 的公司）都将单独由 FCA监管。
二、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对比
（一）差异之一：机构设置不同
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 的阐述，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 “双峰” 的：一是实施审慎监管，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实施行为监管，旨在纠正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 防止欺诈和不公正交易、 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都是基于这一理念构建起来的，基本框架都是设立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但在具体的监管架构设计上又有许多不同。
1.澳大利亚经典双峰模式
根据 “双峰” 理念，澳大利亚设立了两个监管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即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通过实施审慎监管保证金融系统稳定，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通过实施行为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这套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一般称之为经典双峰。这套模式对澳大利亚来说行之有效，2008 年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抵御冲击的优秀表现就是有力证据，自1998 年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实施双峰模式以来一直没有做大的改变。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最终报告中，以 Murray 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同样认为，澳大利亚的监管架构无需做大的变动。
2.英国内双峰模式
英国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改革中，也采纳了 “双峰”监管理念，但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英国设立了 FPC、 PRA 两个机构负责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为目标的审慎监管，明确区分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即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 FPC 下，再单独成立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 PRA。
英国同样设立了 FCA 负责以消费者保护为目的的行为监管，但从整个监管框架来看，该机构的层级、 地位低于澳大利亚的 ASIC。而基于 FPC 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FPC 可以向 PRA 与 FCA 发布指示（ Directions）和建议（ Recommendations），同时也可以先跟其他主体提出建议。由于 FPC 是英格兰银行的内设委员会，可以理解为英国金融监管双峰——PRA 与 FCA，是在英格兰银行的指导下运作，即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只负责银行、 保险公司和大部分养老金的审慎监管，而拟设立的英国审慎监管局还可以对符合特定标准的证券公司进行审慎监管，从而保留了综合监管的某些特征。 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来说，英格兰的金融监管框架被称为内双峰或者准双峰模式。
3.机构设置不同的原因
相对澳大利亚而言，英国在双峰模式下的机构设置更为细致复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设立双峰监管模式的背景不同。澳大利亚于1998 年设立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其改革更多的是出于金融业发展所引出的监管变革需要，是以温和的方式自发地重新安排金融监管框架。因此在双峰机构设置上，基本就是依循了 “双峰理论” 的设想，分别设立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活动。相比之下，英国的监管改革是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为，其改革基础也已形成定式的三方监管，改革的指导依据在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因而最终的监管机构设置较为复杂且更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二是从金融监管传统来看。英国的双峰机构更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英国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主要是通过继承金融服务局（ FSA ）的原有职能而来，故两机构从金融监管传统上看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或者说是一套专门的协调安排机制），以实现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减少监管重叠的同时也避免监管真空，保证两机构能从 “在同一机构下运行”的状态，顺利过渡到 “分拆并各自独立运行” 的状态，保持金融监管的稳定与连贯，而澳大利亚则不存在这种传统惯势。
三是两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传统地位不同。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一开始拥有强大职能，不仅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同时还作为商业银行从事商业运作。审慎监管局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分拆央行权利，在机构设置上自然形成了双峰机构与央行并立的局面。与此相反，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 1694 年成立以来不断扩大职权，逐步成为金融系统的稳定器，在整个英国金融监管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英国改革前，英格兰银行就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监管力量之一。在新的监管框架中，分别负责金融监管两大目标的 PRA 与 FCA，在履行监管职责时自然离不开央行的督导与监控。
（二）差异之二：审慎监管的思路不同
1.澳大利亚——以风险为基础（ risk- based approach）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一直强调，要通过有力的且有前瞻性的监管来完成其法定职责。APRA 认为，只有当监管以风险为基础（risk- based），同时又关注结果（outcomes- focused）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更大的效用，相应的也有助于促进整个审慎监管框架下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根据 APRA 的解释，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思路，就是要 “以识别、 评定受 APRA 监管机构或金融体系领域中存在的最大风险为核心，然后引入监管资源和监管注意。”
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提升监管领域内的效率和效果，即在最高风险领域实施最高强度的监管，而在低风险领域实施较低强度的监管。
2.英国——以判断为基础（ judgment- based approach）
英国在 1997 年成立金融服务局（ FSA ）的时候采取的思路是基于原则的监管。而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英国财政部强调，双峰模式下，审慎监管局PRA 将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基 于 判 断 的 监 管 思 路（ Forward- looking, judgment- based approach），并加速移除旧的应对式的监管观念。这一监管思路具体来说衍生出如下特点：（ 1）主要以判断为基础，即 PRA 要主动判断，一家金融机构是否安全且稳定、 保险机构是否为投保人提供了合适保障以及公司是否能持续符合基本监管门槛；（ 2）具有前瞻性，PRA 对公司的评估不仅基于当前的风险，还基于那些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而判断是否要提早进行干预；（ 3）专注性，PRA 的监管特别专注于那些会对英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风险的问题或公司。PRA正是将以上判断作为监管基础，据以识别公司内部缺陷，从而并辅以合适的干预手段。 FCA 在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时，同样也采纳了前瞻性的、 以判断为基础的监管思路。
3.监管思路不同的原因
澳大利亚提出 “以风险为基础” ，是从监管对象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在制定监管规则、 确定监管措施时，都以监管对象的风险、 监管对象对金融系统施加的风险为依据。英国提出 “以判断为基础” ，是从监管者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强调监管者在实施监管活动时要进行主动判断，判断的依据为监管对象的风险，判断的结果为是否应采取提前干预措施。
两国在审慎监管思路上的表述不同，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英国对以前 “原则监管” 理念的反思和变革。英国在之前的原则监管思路下，强调的是被监管对象主动判断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并自主采取其认为最经济合理的措施以符合监管要求，相对地，监管者就是被动地开展监管活动，较少对金融机构及其行为进行干预。这种 “低干预” 模式使得监管者对许多金融机构的风险视而不见，闹出北岩银行破产风波，也导致未能及时察觉单个机构风险积聚给整个金融系统稳定带来风险，使得英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故而在新的双峰监管模式下，英国特别提出了 “以判断为基础” 的审慎监管思路，提高监管者的主动性和干预程度。
（三）差异之三：双峰机构的独立性不同
两国机构设置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双峰机构的独立性存在差异。双峰机构独立性的不同，使得各主要监管机构监管权力的配置存在多少、 大小之别，这必然使得两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存在差别。这种独立性差异直接表现在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的关系上。
1.澳大利亚：双峰机构独立于央行
澳大利亚的双峰——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两个机构拥有法定的独立地位，直接对政府和议会负责，相互之间，与其他主要监管机构之间，都无隶属关系。所以说，澳大利亚双峰机构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并行的、同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它的监管对象，这也说明其在金融监管中具有很强的独立地位，不会受制于其他监管机构。
2.英国：PRA 为央行子公司
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审慎监管局是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一方面，基于股权控制关系，审慎监管局根据 《公司法》 受到母公司英格兰银行的直接控制与监督；另一方面，根据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还要受到英格兰银行内新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行为监管局，其作为 FSA 的继承机构，在法律地位上虽然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但根据 《2012年金融服务法》 的规定同样需要接受英格兰银行内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由此可见，英国的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联系紧密，在英格兰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下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二者的独立性小于澳大利亚的双峰机构。
三、 结语：双峰监管模式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固守机构监管模式，实施 “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由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保监会、 证监会共同承担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职能。但随着监管者监管态度的放松以及实践中混业经营现象的出现，分业监管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态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世界上并不存在最优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各国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平衡结果，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成功也不会是简单变换一种模式就能够实现的。 但是，不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如何选择，双峰监管理念都可以为之所用，因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是金融监管不可绕过的两大目标。因此，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对我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更多地考虑监管目标。双峰监管的基本理念就是：基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两大目标，将金融监管机构整合成两个，一个通过审慎监管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个则通过行为监管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对此，澳大利亚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APRA 与 ASIC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独立运作，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并行的金融监管格局。而英国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PRA 与 FCA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都接受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内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的建议与指导，且PRA 为央行子公司，形成两机构在央行的监督指导下运作的监管格局。可见，同样是双峰监管模式，具体机构设置上完全可以根据本国情况做出不同安排。有鉴于此，我国在未来的监管机构整合中，也可以考虑采用双峰模式，设立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监管机构，通过两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层级设计和职能配置，特别是考虑两机构与我国央行的关系，进行符合我国实际的监管机构设置改革。
第二，在监管思路上注重风险指标和监管者的主动判断。在监管思路上，澳大利亚表述为 “以风险为基础” ，英国表述为 “以判断为基础” ，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反映了双峰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实施监管的指导原则——注重风险，主动判断。我国在进行监管改革时，不管模式选择和机构设置为何，其实都可以借鉴这种监管思路，依据风险评估和判断实施监管活动，既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又不致抑制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在监管机构的协调上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从澳大利亚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各主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中可以看出，监管者协调的关键就是信息交流与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双峰机构之间、 双峰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重复和真空，保证监管者行动的协调与统一。当然，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包含了金融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相比来说不够明确和细致，没有解决交流什么信息、如何实现及时有效交流等关键问题。所以，在以后的监管制度改革中，可以参考澳大利亚双峰模式下的成熟经验，设计合适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强调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拾』 在金融方面如何强化行为监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建议：一是推进立法建设，完善顶层设计。从国际经验来看，《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是英美两国实施行为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法案中对于行为监管当局的法定职责、工作开展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目前我国实施行为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在法律上并无明确的依据。

四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监管能力。应尽快建立标准化的行为监管流程，对于扰乱市场秩序或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乱象，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