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撤销条例

⑴ 中国到目前为止有哪些金融成文法律法规有个汇编吗

重要金融法律法规一览：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3月18日通过，2003年12月27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通过，2003年12月27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年12月27日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1995年6月30日通过，2002年10月28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12月29日颁布，2005年10月27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通过；1999年12月25日第一次修订，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订，2005年10月27日第三次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2005年10月25日通过；
8、《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4年5月12日通过，2004年4月6日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2006年10月31日通过；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通过；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年8月1日修订通过；
13、《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1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2000年11月1日通过；
15、《金融机构撤销条例》：2001年11月14日通过。 有个汇编，书名：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律法规全书(含相关政策)出版时间：2012年3月

⑵ 吊销，撤销，取消，注销 四个词意有什么区别呢

吊销：收回并注销（发出去的证件）
撤销：取消，也作撤消
取消：使原有的制度，规章，资格，权力等失去效力
注销：取消登记过的事项

⑶ 商业银行破产的清偿顺序

摘要:我国有关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政出多门，不仅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多难选择，而且直接延缓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因此，我国应当制订一部统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规。
关键词:金融机构;破产;债务;顺序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65-03

一､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分析

现有金融法律有关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企业破产法》模式。该立法模式以《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为代表，比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破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所欠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力图在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和企业破产法的一般适用性之间求得一致，将特殊性镶嵌于企业破产清偿顺序中。从《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看，立法机构有意将特殊性债务“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镶嵌于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中，体现储蓄存款优先受保护的程度，而其他债务完全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安排。按照该思路，商业银行破产时债务的清偿顺序依次定位为: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税款､一般债务。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与企业破产法基本相同的四个层级清偿顺序。与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相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法第三层级的清偿债务是“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而商业银行法第三层级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可见，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四个层级的清偿顺序表明两部法律完全贯彻了企业破产法债务清偿原则，体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需要完全遵循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的立法目的。
第二､不对破产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该模式以《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为代表，不对债务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这表明立法机构有意识地将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的破产统一于企业破产法之中。
第三､比照企业破产清偿顺序对行政撤销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顺序做出安排。该模式以《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代表。该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对金融机构撤销后至破产清算阶段期间行政清算债务清偿顺序规定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债务､股东出资。然而金融机构撤销的行政清算实践表明，包括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维护债权等工作都涉及到行政清算费用的开支，需要及时从被撤销机构财产中优先支付。这表明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的不足

第一､企业破产法和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对清偿顺序的规定采取列举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的债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在已被撤销的金融机构破产债务中，有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资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对公性质债务以及违规压票应转出而未转出的单位存款债务等。金融机构的这些债务本身又有其特殊性，具有优先清偿的法理基础。《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均没有对这些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
第二､按照金融机构类别立法不利于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统一。从金融机构立法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均根据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对债务清偿顺序进行规定。但是，随着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同一金融机构可能同时欠有储蓄存款债务和保险金债务。这表明，现有《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将不适应综合经营时代对债务清偿顺序的要求。
第三､各特别法之间在立法理念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协调性方面，立法机构没有对在出现不同部门法律所规定的优先权竞合情形下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在一致性方面，我国《证券法》对客户持有的证券以及客户保证金债务赋予了取回权，从而确保了证券客户保证金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因证券机构的破产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一方面，保险法和银行法并未赋予保险金债务和储蓄存款债务取回权效力，保险金债务和银行储蓄存款债务的优先性远远低于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并未对客户保证金债务做出机构债务和自然人债务的区分，对机构和自然人的保护力度相同。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仅给予储蓄存款债务优先受偿权，非自然人存款不享有优先权。然而相比较具有投资性的证券保证金而言，逻辑上法律给予具有生存保障性质的储蓄债务的保护力度应不小于给予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的保护力度。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存在适用上的不便，但是综合经营时代的来临这种格局将给法律适用带来阻碍。
第四､特别立法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顺序之间缺乏协调性。《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和《企业破产法》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证券法》和《信托法》与《企业破产法》无论在债务总类､还是立法模式上均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特殊规则与《企业破产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理顺，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此外，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新增加了多种优先债务，而立法机构没有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条款，这必然使特别法与《企业破产法》的不协调程度增大。

三､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法律适用实践

自中国首家破产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关闭以来，有大量的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或行政清算程序。这些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考验了金融监管机构处置金融风险的水平能力，而且对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规则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债务清偿顺序立法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进程。以四川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例，在2001年和2002年人民银行对城市信用社的关､停､并､转集中整治活动中，该省有18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撤销。
从这18家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看，在清算实践中，(1)所有的被撤销城市信用社均把清算费用(很多机构将职工安置费用纳入其中)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储蓄存款作为第二顺序清偿。但是，从调查得知，在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过程中，储蓄存款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清偿。由于储蓄存款人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决定储蓄存款的超优先兑付的特点，储蓄存款无法等到清算费用支付后再兑付。因此，在实际的清算工作中，储蓄存款与清算费用的兑付或开支的先后顺序不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顺序，而取决于存款人取款行为发生时间和清算费用开支发生时间。在很多时候，储蓄存款的兑付往往优先于清算费用的开支被先于清偿。(2)抵押担保债权并未完全获得别出权资格。根据调查，在十八家被撤销机构中，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有十二家。其中一家清算组提前归还了人民银行再贷款，有两家机构的清算组承认人民银行抵押债权享有别出权资格，另有两个机构清算组将其抵押担保债务放置于税金之后清偿。其余七家机构将抵押担保债务视为一般债务清偿。(3)各清算组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以此安排债务清偿顺序。在确保金融稳定任务的前提下，政府主导下的清算组将金融机构的政府债务包括诸如政府出面组织的保支付存款､税款､扶贫救灾款等作为优先债务清偿。然而，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特殊债权人的生存是紧密联系的两项任务。当储蓄为存款人的生活资金来源时，维护金融稳定任务与确保债权人生存任务得到了统一。优先支付储蓄存款就是为了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债权人生存的双重价值目标。(4)各清算组对市场退出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同类债务在不同机构清偿顺序中层级不统一。根据调查，十八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中有九家机构清算组将职工安置费用与清算费用放在同级层次清偿，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用放在清算费用和储蓄存款之后清偿，更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放在清算费用､储蓄存款和税款之后清偿。


四､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司法实践

第一､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机制破坏了债务清偿顺序法律的统一性。在实践中，所有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均需取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对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首选行政撤销性的政策性破产方式，而对没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则采取直接的司法破产方式，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债务清偿的二元机制。尽管政策性破产是我国在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采取的权益之计，但是多年来一直被相关部门所推崇，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长期呈现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格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法律权威的树立。例如，按法律规定，在证券公司破产时，对个人债务和自然人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只能作为一般的普通债务清偿。但是为了维护稳定，在实际清偿中，政府或人民银行按照政策性文件《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的规定收购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确保个人不至受到太大损失。事实上，我国对破产金融机构储蓄债务所采取收购并按比例清偿的方式类似于美国做法。在美国，由于有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金融机构破产，美国存款保险公司通过置换的方式首先支付存款人债务，并以此取得原存款人法律地位。在此种制度下，原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存款人的权利几乎不会受损失。
第二､法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企业破产法赋予法院的司法破产功能不匹配。在金融机构破产实践中，法院只不过是破产的宣告者。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着破产清算职责;政府财政与中央银行一道共同扮演着存款保险机构的角色。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在政府基本完成储蓄存款兑付､职工安置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正式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最艰巨的任务已经被监管部门和政府完成了。金融机构的司法破产实质上是处理非储蓄存款债务的清偿问题。毫无疑问，对于司法清算工作，法院如何给自己定位，直接影响到清算费用开支的大小，影响到破产金融机构对各类债务清偿比例的高低以及市场退出的进程。
第三､公平清偿原则贯彻不足。但是，如果债务清偿顺序的安排总导致破产金融机构对其一般债务的清偿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则必然出现特例普遍化，平等成为特例的非正常现象。
清偿储蓄存款和安置职工是破产金融机构清算组重头工作。为了完成这两项工作，清算组可以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土地和其他任何财产。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均明确要求在金融机构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职工安置和储蓄存款兑付工作，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清算分配方案中往往不反映职工安置费用。我国金融机构清算实践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凸显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压下不得不与债权人进行博弈的无奈，债权人被迫承受社会变革的成本。
第四､行政清算往往成为破产清算的必要前置程序，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程序启动的人为迟延。一方面，金融机构一般是在金融监管机关组织协调下完成储蓄存款兑付后才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程序的。然而，与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熟悉金融实践活动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比，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对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经验和知识都比较欠缺，加之法院人力物力的限制，时常导致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四川18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自2002年行政撤销关闭以来，时至四年迟迟没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在金融机构被宣布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后，监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在实际上主导着破产清算进程，法院与行政清算人员之间潜在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延迟破产终结时间，人为增加费用，影响债权人利益。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在金融机构破产司法实践或行政撤销实践中，破产清偿规则从来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法院不得不变通适用相关条款。
显然，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实践表明，我国应当制订一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统一性法规，并抓紧出台《存款保险法》，完善和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最大限度防范道德风险，以应付经济周期波动所潜伏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⑷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不是人大颁布的，合法吗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是为了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制定的条例。经2001年11月14日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12月15日起施行。

⑸ 维护保险的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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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关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政出多门，不仅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多难选择，而且直接延缓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因此，我国应当制订一部统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规。
关键词:金融机构;破产;债务;顺序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65-03

一､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分析

现有金融法律有关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企业破产法》模式。该立法模式以《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为代表，比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破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所欠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力图在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和企业破产法的一般适用性之间求得一致，将特殊性镶嵌于企业破产清偿顺序中。从《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看，立法机构有意将特殊性债务“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镶嵌于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中，体现储蓄存款优先受保护的程度，而其他债务完全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安排。按照该思路，商业银行破产时债务的清偿顺序依次定位为: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税款､一般债务。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与企业破产法基本相同的四个层级清偿顺序。与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相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法第三层级的清偿债务是“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而商业银行法第三层级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可见，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四个层级的清偿顺序表明两部法律完全贯彻了企业破产法债务清偿原则，体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需要完全遵循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的立法目的。
第二､不对破产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该模式以《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为代表，不对债务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这表明立法机构有意识地将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的破产统一于企业破产法之中。
第三､比照企业破产清偿顺序对行政撤销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顺序做出安排。该模式以《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代表。该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对金融机构撤销后至破产清算阶段期间行政清算债务清偿顺序规定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债务､股东出资。然而金融机构撤销的行政清算实践表明，包括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维护债权等工作都涉及到行政清算费用的开支，需要及时从被撤销机构财产中优先支付。这表明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的不足

第一､企业破产法和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对清偿顺序的规定采取列举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的债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在已被撤销的金融机构破产债务中，有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资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对公性质债务以及违规压票应转出而未转出的单位存款债务等。金融机构的这些债务本身又有其特殊性，具有优先清偿的法理基础。《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均没有对这些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
第二､按照金融机构类别立法不利于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统一。从金融机构立法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均根据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对债务清偿顺序进行规定。但是，随着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同一金融机构可能同时欠有储蓄存款债务和保险金债务。这表明，现有《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将不适应综合经营时代对债务清偿顺序的要求。
第三､各特别法之间在立法理念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协调性方面，立法机构没有对在出现不同部门法律所规定的优先权竞合情形下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在一致性方面，我国《证券法》对客户持有的证券以及客户保证金债务赋予了取回权，从而确保了证券客户保证金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因证券机构的破产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一方面，保险法和银行法并未赋予保险金债务和储蓄存款债务取回权效力，保险金债务和银行储蓄存款债务的优先性远远低于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并未对客户保证金债务做出机构债务和自然人债务的区分，对机构和自然人的保护力度相同。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仅给予储蓄存款债务优先受偿权，非自然人存款不享有优先权。然而相比较具有投资性的证券保证金而言，逻辑上法律给予具有生存保障性质的储蓄债务的保护力度应不小于给予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的保护力度。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存在适用上的不便，但是综合经营时代的来临这种格局将给法律适用带来阻碍。
第四､特别立法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顺序之间缺乏协调性。《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和《企业破产法》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证券法》和《信托法》与《企业破产法》无论在债务总类､还是立法模式上均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特殊规则与《企业破产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理顺，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此外，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新增加了多种优先债务，而立法机构没有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条款，这必然使特别法与《企业破产法》的不协调程度增大。

三､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法律适用实践

自中国首家破产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关闭以来，有大量的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或行政清算程序。这些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考验了金融监管机构处置金融风险的水平能力，而且对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规则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债务清偿顺序立法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进程。以四川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例，在2001年和2002年人民银行对城市信用社的关､停､并､转集中整治活动中，该省有18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撤销。
从这18家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看，在清算实践中，(1)所有的被撤销城市信用社均把清算费用(很多机构将职工安置费用纳入其中)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储蓄存款作为第二顺序清偿。但是，从调查得知，在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过程中，储蓄存款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清偿。由于储蓄存款人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决定储蓄存款的超优先兑付的特点，储蓄存款无法等到清算费用支付后再兑付。因此，在实际的清算工作中，储蓄存款与清算费用的兑付或开支的先后顺序不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顺序，而取决于存款人取款行为发生时间和清算费用开支发生时间。在很多时候，储蓄存款的兑付往往优先于清算费用的开支被先于清偿。(2)抵押担保债权并未完全获得别出权资格。根据调查，在十八家被撤销机构中，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有十二家。其中一家清算组提前归还了人民银行再贷款，有两家机构的清算组承认人民银行抵押债权享有别出权资格，另有两个机构清算组将其抵押担保债务放置于税金之后清偿。其余七家机构将抵押担保债务视为一般债务清偿。(3)各清算组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以此安排债务清偿顺序。在确保金融稳定任务的前提下，政府主导下的清算组将金融机构的政府债务包括诸如政府出面组织的保支付存款､税款､扶贫救灾款等作为优先债务清偿。然而，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特殊债权人的生存是紧密联系的两项任务。当储蓄为存款人的生活资金来源时，维护金融稳定任务与确保债权人生存任务得到了统一。优先支付储蓄存款就是为了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债权人生存的双重价值目标。(4)各清算组对市场退出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同类债务在不同机构清偿顺序中层级不统一。根据调查，十八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中有九家机构清算组将职工安置费用与清算费用放在同级层次清偿，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用放在清算费用和储蓄存款之后清偿，更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放在清算费用､储蓄存款和税款之后清偿。


四､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司法实践

第一､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机制破坏了债务清偿顺序法律的统一性。在实践中，所有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均需取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对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首选行政撤销性的政策性破产方式，而对没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则采取直接的司法破产方式，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债务清偿的二元机制。尽管政策性破产是我国在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采取的权益之计，但是多年来一直被相关部门所推崇，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长期呈现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格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法律权威的树立。例如，按法律规定，在证券公司破产时，对个人债务和自然人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只能作为一般的普通债务清偿。但是为了维护稳定，在实际清偿中，政府或人民银行按照政策性文件《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的规定收购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确保个人不至受到太大损失。事实上，我国对破产金融机构储蓄债务所采取收购并按比例清偿的方式类似于美国做法。在美国，由于有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金融机构破产，美国存款保险公司通过置换的方式首先支付存款人债务，并以此取得原存款人法律地位。在此种制度下，原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存款人的权利几乎不会受损失。
第二､法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企业破产法赋予法院的司法破产功能不匹配。在金融机构破产实践中，法院只不过是破产的宣告者。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着破产清算职责;政府财政与中央银行一道共同扮演着存款保险机构的角色。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在政府基本完成储蓄存款兑付､职工安置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正式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最艰巨的任务已经被监管部门和政府完成了。金融机构的司法破产实质上是处理非储蓄存款债务的清偿问题。毫无疑问，对于司法清算工作，法院如何给自己定位，直接影响到清算费用开支的大小，影响到破产金融机构对各类债务清偿比例的高低以及市场退出的进程。
第三､公平清偿原则贯彻不足。但是，如果债务清偿顺序的安排总导致破产金融机构对其一般债务的清偿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则必然出现特例普遍化，平等成为特例的非正常现象。
清偿储蓄存款和安置职工是破产金融机构清算组重头工作。为了完成这两项工作，清算组可以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土地和其他任何财产。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均明确要求在金融机构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职工安置和储蓄存款兑付工作，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清算分配方案中往往不反映职工安置费用。我国金融机构清算实践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凸显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压下不得不与债权人进行博弈的无奈，债权人被迫承受社会变革的成本。
第四､行政清算往往成为破产清算的必要前置程序，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程序启动的人为迟延。一方面，金融机构一般是在金融监管机关组织协调下完成储蓄存款兑付后才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程序的。然而，与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熟悉金融实践活动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比，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对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经验和知识都比较欠缺，加之法院人力物力的限制，时常导致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四川18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自2002年行政撤销关闭以来，时至四年迟迟没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在金融机构被宣布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后，监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在实际上主导着破产清算进程，法院与行政清算人员之间潜在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延迟破产终结时间，人为增加费用，影响债权人利益。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在金融机构破产司法实践或行政撤销实践中，破产清偿规则从来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法院不得不变通适用相关条款。
显然，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实践表明，我国应当制订一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统一性法规，并抓紧出台《存款保险法》，完善和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最大限度防范道德风险，以应付经济周期波动所潜伏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⑹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金融法律主要有：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金融法规主要有：

《储蓄管理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人民币管理条例》、《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

(6)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扩展阅读：

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国际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双线多头监管体制、一线多头监管体制和单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产物。确立监管体制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过分的职责交叉和相互掣肘，又要注意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在监管权力相对集中于一个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必须实行科学合理的内部权力划分和职责分工，以保证监管权力的正确行使。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业内简称“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禁止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主要政策标准的确立将推动资管行业发展重回本源，以稳健投资策略为主的持牌机构将迎来重大战略利好。

国家想发展经济，首先就是钱的问题，有了钱，政府机关就能给公务员发工资，国家各项政策能够落实，跟钱有关系的国家机构分为两类——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

1、金融机构

在金融机构，国务院是大boss，他手下有三个金融机构——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1）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她的日常工作是印发钞票、对货币流通进行调控、指导银行业务。其中，指导银行业务很重要，因为各大银行都是直接碰到钱的，银行本身也分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非盈利机构，国家想搞建设就要找它贷款；

商业银行——盈利机构，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比如四大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以上机构的主要管理币种是人民币,外币也是央行管，不过她把这份工作交给了外汇管理局，专门管外汇。

（2）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靠给银行派活儿调控经济，那监管银行的机构就要提到银保监会了，他主要管银行日常运营，比如银行想开分行、银行内部高管人员变动等等。银保监会还管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

2018年，两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银保监会，因为我国的金融模式已经改变，步入混业经营的发展时代，各个业务间的交叉经营极为频繁，监管重叠、监管真空等问题严重，部分新式金融机构，如财富公司，需要两个监管主体的协调，不然就会产生监管盲区。

央行和银保监会有很多业务交集，平常经常配合，但是具体的活儿还是不同，央行是业务指导，银保监会是监管运营。

（3）证监会

股票、基金、期货这些词汇对于投资人恐怕再熟悉不过，能够主营这些业务的机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简称“精中英”。管不好这些机构，金融市场稳定将受到空前影响。管理他们的，就是证监会。

举个例子：如果某企业想上市，他需要到证监会审批，只有得到证监会审批，证券交易所才会做好准备，企业才能发行股票。

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各司其职、各管一摊，都是平级关系。他们，就是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2、政府机构

政府也得有自己管钱的部门，不然收上来的税怎么处理？公务员工资怎么发放？管它的叫财政部，主要职责是：定税收政策、发国债、管政府收支。

财政部因为是国家机构，结构具有典型的政府特征——省会设立财政厅，地方市级设立财政局。

他们的工作模式也很简单：财政部定政策，财政厅执行，财政局贯彻落实。

3、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

央行和财政部都受国务院领导，央行管货币政策，财政部管财政政策。

当国家想管理经济的时候，需要两个机构配合，比如近年来的“去杠杆”,央行让银行”收紧”,就是少借钱给企业,财政部也要跟进”收紧”,就是让政府也要少花钱。

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法律法规汇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5年7月28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

目前我国合法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

除传统各项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和政策外，专门针对新型业态的监管规定主要是从2010年的人民银行2号文(《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开始的(一般认为，支付业务的发展及监管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标志性事件)。

2015年十部委发布的221号文(《指导意见》)既是对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全面总结、梳理和确认，同时也是未来监管政策落地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1、P2P网络小额信贷法规

2011年8月2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该通知指出在当前银行信贷偏紧情况下，人人贷（PeertoPeer，简称P2P）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这类中介公司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如房产、汽车、设备等，然后进行配对，并收取中介服务费。

有关媒体对这类中介公司的运作及影响作了大量报道，引起多方关注。对此，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专门调研，发现大量潜在风险并予以提示。

由此可见，该通知只是对人人贷的一个风险提示文件。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央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主要包括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

2、第三方支付法规

2010年6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010〕第2号），该办法第一条规定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该办法第二条明确了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

（一）网络支付；

（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

（三）银行卡收单；

（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该办法所称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

本办法所称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

该办法所称银行卡收单，是指通过销售点（POS）终端等为银行卡特约商户代收货币资金的行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是第三方支付的重要监管法规。

3、虚拟货币法规

2009年6月4日，文化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20号），该通知规定要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主体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提供主体的管理。

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业务须符合商务主管部门关于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有关规定。除利用法定货币购买之外，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不得采用其它任何方式向用户提供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2009年7月20日，文化部发布《“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申报指南》为开展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服务”业务的申报和审批工作提供可操作性指导规则。

2008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买卖虚拟货币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818号），明确了虚拟货币的税务处理。

即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总之，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台使得虚拟货币的监管得到进一步明确，但是监管措施还仅仅局限于游戏里的虚拟货币。

4、众筹融资法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期批准了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草案，面向公众的众筹融资在2012年年初得到《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简称JOBS法案）的认可。

即在互联网上为各种项目、事业甚至公司筹集资金得到法律确认。这是美国政府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重要措施。

2013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通报了淘宝网上部分公司涉嫌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并予以叫停。

叫停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规定，“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

至此，被称为中国式“众筹”，即利用网络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行为被首次界定为“非法证券活动”。

虽然众筹模式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顽疾，但考虑到现行法律框架，国内的众筹网站不能简单复制美国模式，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众筹之路才更具现实意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众筹模式在形式上几乎很容易压着违法的红线。

即未经许可、通过网站公开推荐、承诺一定的回报、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

美国为众筹立法，我们可借鉴美国的JOBS法案对众筹模式进行规范，但还须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5、互联网保险法规

2011年9月20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11〕53号）》。

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2012年5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保监公告[2012]7号），对互联网保险业进行了向广大投保人进行了风险提示。

此外，2011年4月15日，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保险监管规定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意味着新的金融模式的出现，也意味着需要新的监管法规。

况且，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法规尚不完善，有些互联网金融模式已经出现，但是相关监管规定还处于滞后状态，即监管空白。期待监管机关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相关领域的监管。

6、互联网银行法规

2001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是2007年被废止2006年1月26日，中国银监会颁布《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06年第5号）。

该办法所称电子银行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

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电话银行业务）。

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和网络，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互联网银行的重要监管法规。

⑺ 2000年至今出台和金融相关的政策 都有哪些

（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政策措施：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汇报》，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覆盖我国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最高50万元的有限赔付，以低费率起步，将保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意义与效果：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利益和完善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50万元的保护限额，能够为全部金融机构99.6%和城市商业银行99.5%、农村金融机构99.7%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能够确保绝大多数存款人的信心和稳定。

（十）建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政策措施：2013年6月26日，国务院第14次常务会议明确，发挥好开发银行对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支持作用问题。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的方案，推动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意义与效果：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有利于将政府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为大规模棚改开辟成本更低、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工具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1万亿元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额度，资金利率较市场利率低约1个百分点。截至10月末，使用PSL资金发放的棚户区改造贷款3127亿元。

（十一）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政策措施：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明确了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

意义与效果：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界定业务范围，妥善解决政策性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明确资本补充计划，建立科学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有利于其逐步建设成为定位明确、功能突出、业务清晰、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真正发挥主体和骨干作用。

（十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政策措施：发起自担风险民营银行试点工作，已批准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筹建。

意义与效果：开展民营银行试点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玻璃门”的一大步，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进一步优化银行业结构，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提升微观金融效率，加大对薄弱领域和环节的金融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十三）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政策措施：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方案，新增3000亿试点规模。

意义与效果：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源的有效措施，有利于腾挪信贷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14年8-10月，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24单、914.5亿元，比2014年上半年多121.3亿元。

（十四）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范围。稳妥推进优先股试点工作。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有序扩大至全国，并推出做市商交易机制。截至12月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1434家，总市值3994.47亿元，累计实现融资151.16亿元。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行为。进一步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创新，规范私募基金发展。

意义与效果：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杠杆率，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发家数为35家，募集资金136.3亿元，分别较二季度多增26家、86.7亿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03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4%，较上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

（十五）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政策措施：2014年7月14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汇报。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化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意义与效果：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有利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带动扩大社会就业，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保障社会稳定运行。一是2014年1-10月，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17301.5亿元，同比增长18.25%。二是保险公司加大了保单质押贷款的服务力度。9月末，保单质押贷款1692亿元，比年初增加357亿元。三是逐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的范围，放开创业板股票投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截至10月末累计投资金额约6660亿元。

（十六）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

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拓展多元化投资，为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创新服务方式，充实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成立总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支持中俄管道供油250亿美元。中俄原油增供673亿美元。向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提供外汇资金3848亿美元。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促进亚洲基础建设互联互通、加强地区贸易投资合作创建平台。

意义与效果：完善外汇储备运用和管理，有利于支持我企业“走出去”，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和劳务输出，扩大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服务实体经济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治外交战略。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十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政策措施：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金融管理部门沟通，形成监管合力，防范金融风险。

意义与效果：目前，我国实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协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以来，加强金融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已就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规范同业业务等达成共识，并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八）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政策措施：2014年，印发《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意义与效果：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体系，明确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健康发展。

（十九）防范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3日，国务院第67次常务会议听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情况汇报，并提请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

意义与效果：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包括货币总量不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部分影子银行扩张过快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一是动态排查风险隐患，把握趋势，前瞻性掌握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和“引爆点”，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妥善应对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有关部门发布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调整房贷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三是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总量风险控制，优化贷款结构，逐步化解存量风险。截至2014年9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为0.06%，比2011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四是妥善处置信托、理财等金融产品可能引发的兑付风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落实责任分工，完善监管制度，做好风险防控。五是妥善应对退保风险。六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三次启动应对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出和流入的政策预案。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二十）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沪港通交易试点正式启动。

意义与效果：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使内地与香港投资者能够互相买卖股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沪港通交易试点启动以来，总体运行平稳，交易结算、额度控制等各个环节运行正常，为境外长期资金投资A股市场提供了便利。截至12月9日，沪股通总额度使用594.42亿元人民币，余额2405.58亿元人民币，总额度使用效率19.81%。截至12月8日，通过港股通从内地流向香港的人民币资金累计65.88亿元。

（二十一）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政策措施：有关部门先后出台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共计54条，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

意义与效果：在上海自贸区试点有关金融政策，推动资金正常流动、市场化定价及其相关管理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经营，鼓励开展特色业务、针对性建立相对独立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深化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将为金融改革开放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

（二十二）推动双边本币互换

政策措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主要是维护金融稳定，便利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和投资。2013年3月以来，人民银行与巴西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涉及资金人民币12970亿元。

⑻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2007）和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2002）的改动具体在那些方面

老办法条目 删除内容
第十四条第二款 经营外汇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其注册资本中应包括不少于等值1500万美元的外汇。
第十九条 信托投资公司设立、变更、终止的审批程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六） （六）代理财产的管理、运用与处分。
第二十五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办理同业拆借。
第二十六条 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第三十一条（五） 将信托资金投资于自己或者关系人发行的有价证券；
第三十一条（六） 将信托资金贷放给自己或者关系人；
第三十一条（七） 将不同信托账户下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第三十一条（八） 以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第四十六条 信托投资公司接受由其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信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二）单笔信托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可以规定由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确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资金的管理办法。
第四十九条 信托投资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和信托资金从事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对本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审计和监督。信托投资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半年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内部审计报告,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上述报告的副本。
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报送营业报告书、信托业务及非信托业务的财务会计报表和信托账户目录等有关资料。

新办法新增：完善性条目

新办法条目 新增内容
第十六条（四） 有价证券信托；
第二十五条 信托公司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应当避免利益冲突，在无法避免时，应向委托人、受益人予以充分的信息披露，或拒绝从事该项业务。
第四十三条 信托公司应当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划分，保证相互之间独立运行、有效制衡，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四十四条 信托公司应当按照职责分离的原则设立相应的工作岗位，保证公司对风险能够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形成健全的内部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第四十八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信托公司实行净资本管理。具体办法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六十四条 信托公司处理信托事务不履行亲自管理职责，即不承担投资管理人职责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对该类信托公司的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新办法新增：限制性性条目

新办法条目 新增内容
第十一条 未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信托公司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分支机构。
第十九条第二款 信托公司不得以卖出回购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
第二十条第二款 信托公司不得以固有财产进行实业投资，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信托公司开展固有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向关联方融出资金或转移财产；
（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三）以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作为质押进行融资。
第五十四条 信托公司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信托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区别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暂停业务、限制股东权利等监管措施。

新老办法调整：内容实质性调整的条目

对应条目 内容调整
老办法 新办法
第八条、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四条 “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改为“维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
第九条 第二十一条 “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改为“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除同业拆入业务以外的其他负债业务”。
第十三条（四） 第八条（四） “高级管理人员”改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三条第九款 第九条 “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信托市场的状况”改为“依照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原则”，新增“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第十条 “不得低于人民币3亿元”改为“最低限额为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十四条第三款 第十条第二款 新增“申请经营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承销、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
第十五条（七） 第十二条（七） “10%”改为“5%”。
第十八条 第十四条 新增“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出对该信托公司进行重整或破产清算的申请”。
第二十条（五） 第十六条（八） “国债、政策性银行债权、企业债券等债券的承销业务”改为“证券承销业务”。
第二十条（八） 第十六条（九） “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业务”改为“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第二十条（七） 第十六条（十） 新增“保管箱业务”。
第二十条（十） 第十六条（十一） 新增“法律法规规定或”。
第二十二条 第十九条 新增“存放同业、买入返售”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删除“同业拆放”。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条 新增“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公司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固定资产投资”，删除“但自用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余额总和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80%”，“存放于银行”改为“存放同业”。
第九条、第三十条 第二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不得以经营资金信托或者其他业务的名义吸收存款”修改为“不得开展除同业拆入业务以外的其他负债业务”。
第四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 拆入资金上限由“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金”降为“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20%”。
第四十八条 第二十二条 对外担保余额上限由“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金”降为“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
第三十三条 第二十六条 新增“但信托公司应尽足够的监督义务，并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第十一款 第三十五条 新增“逐笔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事前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六条 新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收取报酬的标准,除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外,可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改为“应当向受益人公开，并向受益人说明收费的具体标准”。
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八条 但应在信托合同中列明或明确告知委托人中“委托人”改为“受益人”。
第四十条 第三十九条 “委托人有权”改为“委托人或受益人有权”。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条 新增“新受托人未产生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指定临时受托人”。
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三条 发现问题质询高管改为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与董事、高管进行监管谈话。
第六十条 第五十五条 重组、接管的实施条件由“管理混乱,经营陷入困境的”改为“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取消了整顿和撤销高管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第五十八条 取消了“擅自经营信托业务”的处罚事项；“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予以取缔,并予以处罚”改为“依法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 第五十九条 变相吸存改为开展拆借以外的负债业务，违反信托业务禁则改为违反信托业务、固有业务、超比例拆入、担保，且处罚标准具体化。
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条 违反其他规定的处罚依据由“《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及有关规定”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二条 涉及高管的处罚事项由变相吸存扩大到“信托公司违规”；处罚措施由纪律处分、取消高管任职资格和信托从业资格、追究刑事责任改为罚款、取消任职资格或从业资格。

新老办法调整：文字性调整的条目（含未调整）

对应条目 文字调整
老办法 新办法
第一条 第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促进信托投资公司健康发展”改为“促进信托业健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改为“法规”。
第二条 第二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四条 第二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五条第二款 第三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自有财产”改为“固有财产”。
第七条 第四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法律、行政法规”改为“法律法规”。
第十条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业务”改为“业务活动”，删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
第十一条 第六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十二条 第七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必须”改为“应当”，“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机构法人许可证》改为“金融许可证”。
第十二条第二款 第七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投资”改为“信托公司”，“法律、行政法规”改为“法律法规”。
第十三条 第八条 “信托投资公司的设立”改为“设立信托公司”。
（一） （一）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二）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七） （七）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十五条 第十二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二） “注册资本金”改为“注册资本”。
（三） （三） “公司所在地”改为“公司住所”。
（六） （六） “高级管理人员”改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十） （十）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变更事项”改为“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十七条 第六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因违法违规经营”改为“有违法经营”，删除“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改为“依法”。
第二十条 第十六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一） （一） “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改为“资金信托”，删除“即委托人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信托投资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二） （二）（三）（五） “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改为“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删除“即委托人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财产权,委托信托投资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三） （六） 删除“受托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
（四） （七） “中介业务”改为“业务”。
第二十一条 第十七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的有关规定”改为“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接受为了下列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公益信托”改为“开展公益信托活动”，删除“（一）救济贫困；（二）救助灾民；（三）扶助残疾人；（四）发展教育、科技、体育、文化、艺术事业；（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六）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七）发展其他有利于社会的公共事业。”
第二十三条 第十八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四十七条 第二十三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三十四条 第二十七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保密”改为“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法律、法规或者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改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信托文件另有约定”。
第三十六条 第二十八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删除“至少每年”。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三十五条 第二十九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五十二条 第三十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删除“具体财务会计制度应当遵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四条 第三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删除“在业务上”，“具体业务信息”改为“业务信息”。
第二十八条（九） 第三十二条（九）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十六） （十六） “委托人和受托人”改为“信托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十八款 第三十二条十八款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改为“法律法规规定”。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四条 “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改为“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
（九） （五）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改为“法律法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七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在未予补偿、赔偿或恢复原状前”改为“在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前”。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二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新增“依照信托文件的约定”，“权力”改为“权利”。
第五十一条 第四十五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第四十六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相应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改为“良好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
第五十五条 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删除“中国人民银行认为”，“责令信托投资公司聘请具有相应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其业务、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改为“要求信托公司提供由具有良好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五十条 第四十九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境内中资商业银行或者购买国债”改为“境内商业银行，或者用于购买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证券品种”。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第五十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考核不合格的”改为“审查不合格的”，新增董事。
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未经”改为“经”，“进行任职资格认定前”改为“核准任职资格前”，新增董事。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考试合格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改为“符合条件的”，“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的”改为“未取得信托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的”，删除“具体考试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二条 “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增“董事”。
第六十一条 第五十七条 “信托投资公司可以成立同业协会”改为“信托公司可以加入中国信托业协会”。
第六十一条 第五十七条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信托投资公司同业协会”改为“中国信托业协会”，“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十三条 第五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止”改为“终止”。
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三条 删除“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十九条 第六十六条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改为“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1月10 颁布的”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5号”，“同时废止”改为“不再适用”。

⑼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的介绍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是为了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制定的条例。经2001年11月14日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12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