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高管占总薪酬

1. 每个金融机构高管人事费用支出占整个机构人事费用支出的百分之多少

差不多是员工的5到10倍的待遇吧

2. 高管薪酬为什么高得越来越离谱

【近期，恒大以1500万的年薪聘经济分析师任泽平任首席经济学家，这条消息随后刷爆了朋友圈。尽管人们对金融界高管的高薪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这次，吃瓜群众还是对这个天价薪酬表现得目瞪口呆。那么企业对这个高管薪酬是如何构成的？】

文/行走的帆

其实，对于大量的上市公司而言，无论中外，高管薪酬倒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按照证券法规，上市公司排名最靠前那一小部分高管的年薪是必须在公司财报中公开披露的。

根据美国2015年的一项统计显示，500家美国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平均薪酬，是一名普通美国劳动者的1000倍，这个差距还在持续增大中。

那么，为什么高管的薪酬会高得越来越离谱呢？让我们先从高管薪酬的基本面开始来分析：

（1）高管薪酬的决定方式

薪酬的决定方式无非有两种：内部定价和外部定价。

内部定价就是要确保内部公平性，某人的薪酬跟组织的平均薪酬水平相比，不能特别高或者特别低；外部定价就是要确保薪酬水平在外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对外部市场的人才有吸引力，也能避免自家人才被其他公司挖走。

要同时保持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除了少数财大气粗的土豪企业，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是一件相当有挑战的事情。

首先，企业手头的资源有限，这就决定了只能把有限的资源优先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倘若把有限的薪酬预算像撒胡椒面一样撒给所有员工，内部公平性倒是保证了，但对少数优秀员工就显得不公平了。

那么，在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之间，企业到底应该偏向天平的哪边，通常与企业文化有关。比如，很多国企都实行了限薪令，对国企高管薪酬封顶，对于那些并无这种限制的企业，CEO们当然希望高管薪酬可以和市场对齐，越高越好。

一个企业在核定高管薪酬水平时，通常会小范围界定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公司群体，然后来对标这些公司的岗位薪酬。大部分公司在核定高管薪酬水平时，都会对标50分位或75分位以上，也就是说，比这个群体里50%或75%的人的薪酬水平都要高。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对标在50%以下，因为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在告诉外界，我的公司很烂，连行业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这样的企业自然也很难吸引到高管加入。

如果每个人在制定薪酬的时候，都把自己定位为50分位或以上时，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原始的数据池（data pool）中。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自然拉升了整个数据池的水平，反过来再次拉升其中那些处于50分位以上的高管薪酬。以此循环往复，最后导致高管的薪酬也节节攀升。

（2）高管薪酬的组成方式

高管的薪酬一般包括四大部分：工资、短期激励、长期激励和福利。

工资和短期激励（奖金）属于现金薪酬，其他员工也有这两项。

在很多公司中，区别高管和一般员工的是长期激励，这是企业为了鼓励员工为公司长期绩效和利益做出贡献而设立的一种薪酬形式，最常见的包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相当于赋予员工一个以固定价格购买未来公司股票的权力；限制性股票则相当于直接将公司股份发放给员工，但是要在满足一定服务年限和绩效表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兑现。

另外，很多大企业里还有专门针对高管的特殊福利，比如：高端医疗保险（含家庭成员）、用车、司机、延长休假等。

关于高管薪酬的组合方式，一般而言，长期激励在总体薪酬中占的比例大于50%，工资和奖金加起来不足50%。

下面这幅图来自薪酬顾问公司怡安翰威特的2016薪酬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薪酬平均占到了70%以上，而相对应的是，国有上市企业的股权薪酬只占20%左右。

（3）高管薪酬一定与企业绩效相关吗？

高管薪酬之所以金额高，除了市场对标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企业希望通过高额薪酬，能够激励高管们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绩效回报。

那么，那些拿着高薪的高管们，是否真正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益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短期激励，也就是常说的奖金：奖金的考核指标通常包括企业的短期财务表现，比如利润增长和成本降低等指标。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高管们容易在高额奖金的诱惑下，铤而走险，以牺牲公司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短期财务数字的亮丽，甚至有的不惜在财务数据上造假。

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金融业高管们的高额奖金正是诱发次贷危机的元凶之一，因为这些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语）。

再来看长期激励：一方面，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企业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外部市场波动的原因。另一方面，和奖金一样，高管们同样可能会为了推高自家公司股价而不惜一切手段，通过牺牲企业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

比如，高管可以操纵公司花大价钱去做股票回购，在短期之内推高股价，而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对产品的研发方面，本来可以对公司带来更加长远和巨大的利益。

历史上著名的安然和环球电讯公司事件就是前车之鉴：高管层为了从公司股票的升值中获利，采用包括财务造假在内的各种方法，短期内抬高股价，然后卖出股票从中获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并最终导致公司破产。

（4）如何让高管薪酬设计更合理？

如何让高管薪酬设计更合理，企业可以考虑的做法包括以下：

1.增加长期激励比例

长期激励的时限通常都在一年以上、十年以内。通过期权、股票等工具提高高管整体薪酬中的长期激励比例，最明显的好处是将管理人员和企业的长期利益捆绑在一起。

不但在期限上拉长，企业还可以在股票期权的兑现上设定绩效条件。比如，某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条款就这样制订：有效期5年，从授予日满12个月起，激励对象可以在之后的4年分4期行权，每期行权比例分别为25%。

通过这种设计，获得股票期权的高管必须力保企业在长达5年的时间周期内保持良好增长的绩效，才能最终兑现全部的股票期权。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短期采取冒进措施，而牺牲了企业的长期利益。

2.激励考核与行业增长系数挂钩

企业的业绩好不好，除了纵向的和自己历史同期对比，还有必要横向地与行业表现对比。比如，某企业今年业绩和去年相比增长了10%，看似一个不错的结果。但是，再考虑到该企业所在行业当年的增长是20%，便知道10%的成绩其实并不理想。

比如，我曾经看到过一家公司这样来设计高管的限制性股票，其计算公式为：限制性股票实际发放系数= 100%+ （公司股东回报- 行业指数的平均股东回报）X 2。

按照这种计算，这家公司尽管股票涨得再高，但是假如低于当年的行业平均股东回报50%以上，最终公司高管能够拿到的股票数依然可以为0。

3.完善薪酬监管体系

上市公司一般会设立薪酬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于人力资源部的部门，直接向公司董事会汇报，专门负责高管薪酬政策的制订。

薪酬委员会成员通常有来自公司外部的有经验的独立人士或者公司的独立董事担任，和公司高管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这样来保证薪酬委员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4.递延奖金

递延奖金就是为了确保公司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内有一个令人满意、可持续发展的绩效，从而将本该短期内发放的奖金递延到一个更加靠后的时间点发放，这是除股票期权外，另一种将高管和公司的中长期利益相结合的方式。

以上措施的实施，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高管薪酬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至少在较大程度上能保证将高管和公司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这对一家公司的健康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要写毕业论文，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国泰安数据库，金融业高管的薪酬，金融业高管的持股比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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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我厂

4. 高管薪酬过高吗

首席执行官们不但实际收入数额很大，而且比起高管圈子以外的人来，他们的相对收入也很高。一项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来，与普通员工的薪金相比，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从1970年的30比1，大幅飙升到了2000年的120比1。此外，某个部门也就是金融服务业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又超过了非金融公司领导者的薪酬水平。有人对一个特别选定组税级（tax bracket）最高的1%群体中位居前十分之一的人群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这个层次的人群中，非金融公司的高管占3.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银行领导者占5.2%，基金经理占4.8%。
在过去一两年中，关于华尔街高管的薪酬和奖金数额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对这些人薪酬水平的争论也一直没有降温的迹象。对很多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监管金融服务部门高管的薪酬。
沃顿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约翰•科尔（John Core）和韦恩•盖伊（Wayne Guay）刚刚就这一问题完成了一篇题为《监管金融服务业的薪酬恰当吗？》（Is There a Case for Regulating Executive Pay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stry?）的论文。尽管科尔无法接受我们的访谈，不过，沃顿知识在线有幸请到了盖伊和同事克里斯•阿姆斯特朗（Chris Armstrong）来讨论今天的商业环境中的高管薪酬问题。
韦恩•盖伊：
很高兴来到这里接受访谈。这是我为沃顿商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写作的论文，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崩毁之后的金融业未来》（After the Crash, the Future of Finance）。
就像很多人都知道的，在去年的一段时间里，围绕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监管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并不仅限于金融服务领域，而是涵盖了更大的范围。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试图在某种背景下来观照高管薪酬的问题，并将金融服务业的状况与其他行业的状况进行比较。为此，我们逐点研究了一系列针对薪酬监管的各种提案，并讨论了这些提案的优点和欠缺。
你们在这篇论文中总结说，人们没有理由监管金融服务业的高管薪酬，得出这个结论有两个理由，第一，监管者主张的那些总体原则已经在很多这类公司实施了；第二，因为监管者和其他人提出的提案，可能无法取得他们预期的目标。韦恩，你能就此谈谈吗？盖伊：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篇论文是我和会计学教授约翰•科尔合作的，他也在沃顿商学院教学。我们当然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高管薪酬根本就无需监管，金融服务业的高管薪酬根本就不需要监管。我们的观点是：就高管薪酬而言，监管者和其他人极力主张的那些总体原则，大多数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在遵照执行了。我想，这些总体原则还有改进的空间，它们永远都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人们提出的某些提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在我们看来，有些提案似乎不愿意进行重大的改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行动需要非常谨慎，要认识到，数十年来，薪酬实践在很多行业和很多企业中一直在不断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某些提案表示赞同。我想，那种应该抛弃所有的东西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保留那些好的东西并进行某些改革，但是，不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扔掉。
克里斯•阿姆斯特朗：
是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论文作者提出了很好的论据，他们逐一查看了那些提案。我从总体上同意他们的大部分结论。
韦恩，你们在论文中谈到，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 Geithner）提出了五点建议，他谈到，要将薪酬实务与股东的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此外，薪酬实务还要促进各个金融机构的稳定，要促进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我想谈谈其中的两点：第一点是，薪酬计划应该能正确衡量绩效表现，并能对绩效表现给予奖惩；第二点是，薪酬计划应该与健全的风险管理统一起来。我们就只谈谈这两个方面吧。你们认为，大部分金融机构，华尔街的大部分机构，现在是这么做的吗？盖伊：是的。我想，人们普遍存在这种一种观念，那就是这些企业根本没有执行按绩效付酬（pay for performance），这些企业大都没有将薪酬与绩效表现捆绑在一起。可是，如果你看看数据，以客观的眼光来看看数据，你就能发现，这些数据证明，大量企业都在实践按绩效付酬，事实上，如果你将美国的薪酬体系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管薪酬计划比较一下，你就能发现，美国的薪酬计划与绩效表现的联系比其他国家要紧密的多。
具体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状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与其他行业最高行政官的薪酬比较起来，银行业的薪酬状况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吗？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别。所以，如果人们想利用某个论据来反对为金融服务业中的银行高管支付薪酬的方式是说不通的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行业的薪酬实践有什么特殊性。
阿姆斯特朗：
我简单说两句，我认为，按绩效付酬这个术语会误导人们。这篇论文的作者指出，我们应该关注财富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奖励措施的根据，同时应该关注年收入也就是首席执行官得到的薪金。这些薪金对企业的绩效表现可能并不敏感，但是，他们的整个股票投资组合则对企业绩效非常敏感。投资组合价值的变化才代表着首席执行官财富的真正变化。
阿姆斯特朗：
是的，他的投资组合价值也会降低。
这就是他或她遭受的打击。
盖伊：我同意克里斯的观点。这也是人们对按绩效付酬最严重的误解之一。人们会时常注意首席执行官的年度奖金或者他们的薪金，之后惊呼，伙计，公司今年的表现可不怎么样啊，我觉得他们的奖金不应该减少这么少，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按绩效付酬的。但是，人们在做出这种判断时没有注意到的是，首席执行官手里可能持有组织要求他持有的价值达数千万美元的股票和期权。如果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了30%或者50%甚至更多，那么，他的个人财富也会大幅缩水。这才是他遭受重挫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按绩效付酬的重点在于激励企业高管，我想，人们对按绩效付酬有些感情用事。看到按绩效付酬，脑子里马上就会想到奖励和惩罚我们确实应该按绩效奖励或者惩罚他们。但是，除非这些奖励和惩罚能激励企业高管更出色地工作，否则，企业的股东并不怎么关心这些奖惩措施。所以，要想全面把握按绩效付酬和奖惩实务的内涵，应该仔细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企业高管有为股东的最佳利益而工作的动机吗？激发这一动机的正是企业的股票和期权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高管积累的所有股权收入。
韦恩，在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你们谈到了针对高管薪酬展开的论争，这些争论不但针对金融机构，而且也针对美国所有的公司，这样的论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是，我们都知道，只是到了最近的18个月到24个月，因为华尔街遭受的灾难以及公众对首席执行官薪资和奖金的抗议，这种论争才冲到了前台。在我看来，纳税人、政治家和其他人之所以对他们的薪酬水平存在异议，用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说，是因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者险些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虽然他们卷入了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为什么他们每年依然能挣5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美元呢？你认为，人们提出的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吗？盖伊：我想，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毫无疑问，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之所以让人们如此关注，是因为那是很大一笔钱，这一点无需回避，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的确挣到了很多钱，薪金数额确实巨大。不过，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是否过高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薪酬都很高。比如，医生、律师、对冲基金经理、演员和音乐家的薪金收入都很高。所以，要想正确看待他们的薪酬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基准。你认为，一位首席执行官恰当收入水平的基准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试图提出几个比照的基准。
我们提出的一点，也是很多论文作者都谈到的一点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会随着他们运作的组织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因为企业的规模一直在增大，所以，企业高管的薪酬也在水涨船高，这是因为运作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性大组织是个困难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也试图将他们的薪酬水平置于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经理薪酬水平的背景下来考察，后者的薪酬实务处于监管之外，而且股东不会介入确定他们薪酬的过程。另外，我们还试图以全世界的薪酬水平以及其他国家的薪酬水平为基准，来考察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在这篇论文中，就为什么说薪酬水平是否完全失控尚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各种论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回避高管薪酬确实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的事实。收入最高的人群与普通工人之间收入水平的悬殊差异一直在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很多关注。或许，人们确实应该对此表示关注。不过，我们希望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以常识判断，首席执行官薪酬的数额是否太大了呢？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在这篇论文中，你们关注的重点是金融机构，但是，非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们每年的收入有时也会高达5，000万甚至6，000万美元。这些数字一直盘桓在普通人的脑子里，他们觉得，即使单从表面来看，这么大的数字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你刚才谈到的，近年来，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工人收入相比的倍数在大幅飙涨。克里斯，你能简单谈谈这个问题吗？
阿姆斯特朗：
初看起来，他们的薪酬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如果你静下来客观地想一想，同时，想一想这些高管做出的决策，你会发现，这些决策会给股东带来数千万、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薪酬只是他们可能创造的价值的一小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他们破坏的价值的一小部分。薪酬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的比例确实很小。
薪酬实务在近年来的改变，是不是反映出了人们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已经过高了的关切呢？盖伊：毋庸置疑，最近二十年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没有下降。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论文中谈到的，他们的薪酬水平上升了。在最近两年中，他们的薪酬水平有所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企业既包括金融服务机构，也包括其他行业的企业糟糕的绩效表现。但是，这段时间薪酬变化的程度，并没有薪酬结构、薪酬透明度以及薪酬确定程序的变化更为显著如果我们认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过高了，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普遍提出的一个理由是，公司董事会确定薪酬的程序有缺陷，董事会没有独立于首席执行官的影响之外，首席执行官在董事会中的地位不可撼动，他们操纵董事会，首席执行官为自己确定薪酬水平，所以，这个程序并不是个独立运作的程序。
但是，我认为，薪酬确定程序恰恰是在过去10年或者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环节。从很大程度上而言，董事会是独立的，它们现在的独立性要远远高于20年以前。薪酬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董事会从外部顾问和其他地方获取建议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基准评价也更加普遍了，此外，董事会工作内容的披露和透明度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出现下降。所以，我对这一结果的解读是，实际上，薪酬确定的程序，并不是造成薪酬问题的原因，虽然这个程序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可我们并没有看到薪酬水平下降的结果。所以，在我看来，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有缺陷的程序。

5. 金融高管的工资大约是多少

企业和企业不同，最差也要3w。

6. 谁提出高管薪酬分为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在职消费

1、金来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自心地位，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它的运行表现为价值流导向实物流，货币资金运动导向物质资源运动。金融运行得正常有效，则货币资金的筹集、融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效，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合理，对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所起的作用也就明显。2、金融是现代经济中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现代经济是由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宏观调控的间接化。而金融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金融业是联结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纽带，它能够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成千上万个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同时，利率、汇率、信贷、结算等金融手段又对微观经济主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国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通过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运用各种金融调控手段，适时地调控货币供应的数量、结构和利率，从而调节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

7.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如何计算

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数处于激励适度的区间，而市场化程度较低、进入壁垒较高、政府管制力度较大的行业的上市公司则存在较为严重的激励不适现象，包括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两种情况。就ST公司而言，激励过度公司所占比例要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激励不足公司所占比重则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结论说明对于ST公司的高管薪酬而言，激励过度是主要问题。

就行业薪酬结构而言，交通运输仓储业、电子行业由于开放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比较合理，而采掘业，水电煤气业，金融保险业等则由于受到国家政策保护，其高管薪酬结构不太合理。

通过从基本特征、治理特征和公司绩效三个方面对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进行分析，该报告得出一个令众多经济学人士都吃惊的结果：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大部分企业的业绩出现下滑，反映公司绩效的一系列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大幅下跌。但由于工资刚性，高管薪酬水平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个别企业有“零报酬”现象，但是大部分高管的薪酬并没有随公司绩效的下降而下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管薪酬水平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变得并不显著。

“业绩与薪酬无联系是很可怕的结论”，国务院发展中心企业研究所原副所长李兆熙表示，薪酬指数研究结果说明了公司治理结构失效、高管道德等方面的失效。

8. 上市银行十大高管平均年薪是多少

民生银行高管

薪酬7039万居首

14家上市银行年报收官，备受关注的高管薪酬也全部浮出水面。民生银行以7039万元的高管总薪酬再次位列榜首，行长洪崎也以627万元的年薪夺得行长高薪桂冠;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则以1740万元的天价年薪拔得董事长薪酬头筹。http://www.lqz.cn/

中信银行6.50-0.04-0.61%兴业银行17.26-0.16-0.92%招商银行25.54-0.31-1.20%民生银行8.37-0.19-2.22%平安银行10.73-0.32-2.90%制银行不同，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则呈现另一番风景，普遍“腰斩”，国有行中最高薪酬行长张建国年薪只有88万元，最高薪酬董事长姜建清年薪是91万元。市场人士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行业市场化发展与监管层难以对激励制度完全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银行十大高管

平均年薪560万

银行高管领高薪似乎已成趋势，根据披露年报中的高管薪酬表，2009年14家上市银行行长、董事长薪酬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1740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655万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627万元，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530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496万元，深发展行长肖遂宁486万元，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279万元，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270万元，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269万元，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267万元。

可以看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高管薪酬呈现稳步上涨状态的同时，“外脑高管”继续以绝对优势与本土高管拉开薪酬距离。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对此解释称，海外金融业高管薪酬水平普遍比国内高，而国内银行为了招募和留住外籍高管，通常根据国际市场银行同业的薪酬水平为所引进的外籍高管支付薪酬，因此出现外籍高管薪酬明显拉高的状况。事实上，深发展大多数高管都获得了8%-40%幅度不等的加薪。法兰克纽曼2009年薪酬比上年增加143万元，增幅为8.9%;行长肖遂宁薪酬则增长16%，为486万元;两位副行长胡跃飞、刘宝瑞分别收获351万元和327万元的薪酬;首席财务官王博民的薪酬为331万元。

国有银行薪酬，

较之上年遭“腰斩”

而自去年国有企业限薪令出台后，国有大银行高管年薪与上年相比均呈现“腰斩”状况，2009年均未超出100万元，其中董事长薪酬最高的是工行姜建清，年薪91.1万元，比上年的161万元缩水43%;最高薪酬行长是建设银行张建国，年薪是88.2万元。

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原因就在于2009年2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类国企年薪以280万元封顶。不过国有大行并未具体公布薪酬构成，且不约而同在年报中出现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最后总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后再行披露”的字样。

对此有报道称，建设银行投资者关系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年报已经披露了应付薪酬，其余部分将按监管部门相关薪酬办法来支付，这个要等最终结果出来才知道具体额度为多少。至于已支付薪酬部分的结构组成该人士称并不清楚。

同样在玩文字游戏的还有2008年曾以员工平均高薪引发众议的浦发银行，其在新的年报里只公布了6位独立董事的薪酬，其余均以“发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尚处有关部门审核确认过程中，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为由，空白以对。

9. 财政部为什么有权力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进行薪酬分配的规定

央行或银监会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机构设立等情况进行监管版。而金融机构还包括证权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
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和工资标准均由财政部制定，因此由财政部制定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规则是合适的。

10. 金融高管薪酬标准怎样制定 从何而来、多少合适

金融高管在金融危机中仍拿高薪的行为引发了全球声讨。在中国，最近的新闻是，财政部下发了国有金融行业高管最高年薪不得高于人民币280万元的规定。
规定背后还有更详细的注解，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在清算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指税前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社会保险、各项福利等)时，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的原则确定；2008年度业绩下降的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再下调10%；2008年经营业绩降幅较大的，高管人员薪酬降幅还应增加；2007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的，应主动加大调整力度，逐步缩小与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
高薪是否合理
2008年，国有控股银行中，中国银行行长年收入为154.4万元，工商银行行长年收入153.5万元；股份制银行中，交通银行行长年收入175.08万元。股份制合资银行中，深发展行长年收入418万元。
当然，在金融界高管高薪现象不仅仅局限于银行业，在证券行业、投资领域和保险领域也存在这一现象。如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高国富2007年度年薪为295.21万元，2008年度年薪虽然同比降低了将近4成，但仍有177.1万元。
对于我国金融高管高薪现象，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要有严格的限制。他认为，我国的金融业是有严格的市场准入的，是国家管制并参与其中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的业绩并不是他们做得好坏的结果，很多是由行业的垄断性和特殊性以及国家占有的基础所决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则认为，金融高管的高薪也有合理之处：金融业本身属于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行业，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行业，他的薪酬相对会高一些，高管的薪酬也会相对比较高。但他也指出，企业的盈利与高管的努力有多大关系其实是很卜昌难衡量的。他认为在这方面是应该有一个界限的，企业盈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和高管的努力有关系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盈利，则更多的可能是市场和政策的原因。
高薪从何而来
在我国，薪金的制定标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历程。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期间，一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与外企负责人薪酬差距甚大，卖册为了留住人才，经济理论界推崇国有企业应提高管理层薪酬，即放权给企业自定薪酬。
中央财经大学的张苏教授称，我国以前采用的是固定工资制度，这限制了企业高管充分发挥管理才能来创造财富。在80年代，管理学研究领域引入了西方的契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对企业家根据其业绩进行排名，“就像运动会一样，谁跑得快就拿得多”。我国国有企业引进了西方这一模式，叫做“锦标赛”制度。
2000年前后，我国金融行业盛行给管理层发股票、长期股权，将高管收入和企业业绩挂钩，以此来鼓励高管努力提高企业业绩。但是后来发现，由于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管的能力与企业的业绩相关不大，所以对这一制度也就进行了调整。现在各金融企业的薪金制定原则，一般是根据净利润，按职位高低进行分成。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收入是有中弊宏明确规定的。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被规定不能超过员工平均水平的6倍；2002年，当时确定的国企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
安平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关安平说，通常金融业高管定薪是根据前一年的经营状况制定下一年的奖金，再预测本年的经营状况，就定下了一年的薪金标准。但以他的实际经验看，落实到操作层面由于缺乏监管，相当一部分高管定薪就是“拍脑门”。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说，“他们这是自己给自己定，自己给自己拿高薪。这都是从华尔街学的，自称是华尔街文化，所谓的经理人阶层的利益集团，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制造的世界特殊利益集团。”
年薪多少合适
对于金融高管的年薪，国家财政部制定了280万元的封顶标准。其依据是：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收益构成，基本年薪的最大值为70万元人民币，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由此得出，金融企业负责人总薪酬不应大于其对应的基本年薪的4倍即280万元人民币。
从现实看，很多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年薪，距这一“最高标准”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对于国家的限薪政策，张苏教授认为“这种导向是对的”，金融高管的年薪应该和相应级别的国有实体经济企业高管年薪趋同，不应“虚高”。“毕竟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刘昕认为，在我国金融高管属于中组部干部，经常被调动，高管属于一个岗位，如果按市场定薪酬，其长期股票激励收益在调动后的将会变得混乱而无法管理。他认为对金融高管薪酬与利益挂钩不应当采取类似“销售佣金制”，利润每增涨一个百分点工资就相应的涨多少。“毕竟很多情况下盈利是因为是市场整体原因或是政策原因，而不仅仅是高管个人的努力”。
在刘昕看来，应该采取基本年薪加浮动年薪奖励，即参考国外市场化体制下金融高管的薪金水平，结合国内银行业职工的平均水平和我国普通民众及公务员的薪酬水平，取一个多方都能接受的折衷值。高管将会根据其企业的盈利幅度获得浮动年薪，既能够激励高管，也能限制其薪酬。
而关安平建议，不但要考察财务业绩，还要综合考虑企业整体经营水平，让他们给企业、社会创造大量财富之后“再拿到自己的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