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

（1）①財政具有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政府減輕企業稅負，可以減輕中小企業負擔，有助於企業解決經營難的困境。2分
②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還需要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有效利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深化金融管理體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多層次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2分
③根本上中小企業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和管理創新轉變，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2分
④還需要加強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採用上市、股權、等多種方式融資。1分
（2）①堅持對人民負責的原則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創造財富 2分 ② 切實履行政府組織經濟建設和公共服務職能以及維護國家長治久安職能，依法打擊非法炒作行為，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生改善 2分③依法行政，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完善實體經濟產業發展政策，提供實體經濟對資本的吸引力，抑制投機炒作行為 2分
（3）①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正確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作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2分 溫州金融改革經驗經得起實踐檢驗，對其他地區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泉州可以借鑒。1分
②但真理是具體的，有條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的適用范圍和條件以及特定過程，任何真理是主觀和客觀的具體歷史統一。2分因此認為泉州可以照章採用是不合理，泉州在結合本地實際的基礎上，借鑒溫州地區的經驗，堅持理論與實踐具體歷史的統一。1分

『柒』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為什麼放鬆監管

收益

『捌』 宏觀審慎監管主要強調什麼監管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了嚴重沖擊，同時也暴露了單單強調微觀審慎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在許多情況下，微觀審慎監管難以確保金融機構有足夠的資本和流動性以應付金融危機中的沖擊{1}。這場危機加速了各國金融當局改革監管機制的步伐。其中，國際組織和各國的改革突出表現在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出台有關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法規，以及成立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組織{2}，旨在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重要目標。總結歸納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對於危機之後改革金融監管的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作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基本原則的產生背景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在2012年12月的《宏觀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實施（Operationalis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Instruments）》報告{3}中，明確提出了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7個普遍性原則。具體而言，這7個普遍性原則可以歸納為幾下幾項：第一，系統性風險的判斷應整合監管信息、市場情報和總指標數據；第二，金融機構和市場之間的相互聯系，包括跨境風險和相關的對沖市場，必須得到監視和分析；第三，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該注意金融基礎設施的工具開發和政策制定，旨在應對特定的風險或失衡的判斷，這些工具可以基於固定或可變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可以與傳統的微觀審慎工具相似，也可以限制為特定類型的風險識別和新的工具；第四，強化國際信息共享；第五，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應該由一個獨立的中央機構、正式的委員會或類似的制度框架來負責，它應該由央行的部門或者由央行作為核心角色來執行；第六，宏觀審慎監管主體應當具有明確的任務和目標，應當獲得足夠的權力，並承擔足夠的責任；第七，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交流機制需要清晰地傳達金融穩定評估和滿足公眾關於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成果的期望。這7個原則是現有的文獻資料中歸納較為全面的內容，不僅涵蓋了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和范圍，也兼顧了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因此是現階段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基本原則的參考範本之一。
（一）在國際層面重視建立合作協調制度
這個趨勢體現在各個重要國際組織的行動中。國際清算銀行將強化國際信息共享作為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普遍性原則之一。就具體措施而言，評估全球性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是應對系統性風險的重要部分之一。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開發一個評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s)的機制。不過，雖然國際合作協調機制已經得到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但是其相關的實踐還剛剛起步，還存在大量的現實問題。在金融穩定理事會2013年4月的報告{4}中指出，對於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有效可行的處置機製取決於有效的跨境合作框架；有效的處置計劃需要最新的信息，這些都需要在母國和東道國當局之間建立起更加明確和有效的信息交換機制。
（二）在國家層面重視建立統一的監管機構
總結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缺乏宏觀的協調決策能力，是此次危機的教訓之一。
第一，金融監管機構的分散監管容易造成監管重疊或真空。一方面，在功能型監管模式下，一個金融機構會同時受到多個監管機構的監管，每個機構的監管標准不一致，容易產生監管權力的沖突，延誤最佳監管時機；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權力的分散在監管許可權不清晰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監管漏洞，缺乏宏觀目標的監管不利於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第二，缺乏宏觀監管的領導部門，無法進行統一協調決策。分散監管的缺陷，使得在系統性風險蔓延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機構擁有足夠的監管許可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最佳的監管時機可能因各金融監管機構長時間的協調而錯失。
以美國為例，其金融監管改革重要成果之一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該法第112條明確了委員會在宏觀協調中的14項職責。其中，第5項規定了在國內金融服務政策的完善、規則制定、檢查報告要求以及採取執法行動中，該委員會負責促進各成員機構和其他聯邦機構的信息共享和協調；第7項明確指出委員會負責識別監管中的漏洞和具有影響金融穩定的風險。
筆者認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是制定和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時需要遵行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原則，它反映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本質和特徵，與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密不可分。根據現有的國際和國內實踐，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納為逆周期監管原則、協調監管原則和全局監管原則。
二、逆周期監管原則
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目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就作用范圍而言，宏觀審慎監管旨在解決金融系統中兩個維度的風險：一是時間維度的風險，即隨宏觀經濟周期變化而累積的風險，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二是跨行業維度的風險，即在給定時點上，風險在金融體系中的分布，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集中{5}。應對危機的出發點是減少順周期性，增加逆周期性{6}。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在其2011年的一份報告中{7}指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要針對財務周期，積極地限制金融風險的積聚，旨在減少金融蕭條的概率或幅度。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如今的一項重要監管任務，就是針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降低順周期性的效應。
2003年《巴塞爾協議II 》所確立的三大支柱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並沒有很好地起到降低銀行業風險及保證國際金融體系安全的作用，使金融機構順周期性問題更加明顯。為此，2010年的《巴塞爾協議III》在總結和反思國際金融危機的基礎上對相關制度進行了修訂，除了要求進一步加強微觀審慎監管之外，更加註重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視角設計相關監管思路和政策工具，尤其是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成為了後危機時代規范和監管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依據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參考。
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G20）倫敦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研究提出緩解順周期問題的政策工具，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周期計提資本緩沖，以滿足下行周期吸收損失的需要{8}。為此，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成立了宏觀變數工作組（Macro-variable Task Force），負責逆周期資本緩沖框架的研究和規則制定工作。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報告指出，解決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是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9}。
為了防範和應對流動性風險，《巴塞爾協議》中很重要的一個資本緩沖規則，包括了基本資本要求、留存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其中,逆周期資本緩沖是《巴塞爾協議III》的重要成果。逆周期資本緩沖是指經濟上行情況下計提一部分逆周期資本緩沖，以便在信貸增長過激而導致經濟下滑的時候，有充足的緩沖資金可以運用，屬於未雨綢繆型的手段。
資本緩沖規則在應對周期性的系統性風險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本輪改革中，撥備規則也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性質。撥備是進行財政預算時，估計出現虧損時所預留的准備資金。撥備是用來應對風險資產可能引致的損失。撥備包括前瞻性撥備、動態撥備等，主要是考慮經濟周期的變化。在經濟景氣周期上升階段，可以多計提撥備，以便於在景氣周期下降階段可以消耗這些撥備，這也是逆周期調節的體現之一{10}。
時間維度的系統性風險與經濟周期相關，而金融體系自身帶有十分明顯的順周期性，金融創新也放大金融周期，順周期性也受經濟周期等其他因素的推動而不斷得到強化。實施逆周期的措施，使內在順周期性得以緩解，以達到控制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逆周期監管十分必要。
三、協調監管原則
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對單一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上的不足，防範系統性風險是當今金融風險防範的重要目標。系統性風險在橫向的角度，表現為跨行業的結構性風險。如何解決多個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國際金融服務的交流和合作程度不斷加深，與之相適應，金融監管也需要更加重視國際間的協調。
（一）跨行業的協調監管
從跨行業的維度來講，宏觀審慎監管重在防範金融體系的結構性風險。市場結構同樣也是系統性風險的來源。在風險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沖擊產生的後果取決於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構性特徵。市場結構會受到金融體系內風險分散或聚集程度的影響，即使在金融體系內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交易時間、條件固定的前提下，它也會影響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缺乏或不充分的透明度，將加大對金融機構及其金融產品風險判定的難度和復雜性{11}。為了防範和應對金融體系跨行業傳遞的系統風險，各國在金融改革中完善原有監管機構的職能或新設監管機構，必須強調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
以英國近幾年的改革為例，在《2009年銀行法（Banking Act 2009）》的第一部分特別處置機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SRR）就規定了財政部、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和英國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信息共享的內容，規定金融服務局可獲得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在金融穩定方面的監管信息，同時要求在特別處理機制中加強與存款保險機構的協作{12}，以此作為銀行監管和處置的守則。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英國逐步打破了1997年建立起來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業務逐步被新設立的機構所取代，其中在英格蘭銀行內部設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於2013年4月1日正式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13}，並由其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負責監測系統性風險{14}。金融政策委員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向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和金融行為局(Financial Conct Authority)提出關於金融穩定的指導和建議{15}。金融政策委員會做出的指引，同時也需要以副本的形式知會財政部{16}。縱觀之，《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的修訂，十分重視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明確了各個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方式；英格蘭銀行將取代金融服務局成為宏觀審慎監管的唯一機構，由下屬的金融政策委員會作出宏觀審慎的指導和建議，並與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局配合與協調。
與英國的模式不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成立了統一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

『玖』 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究竟有何區別

金融監管的雙峰理論起源於英國，由澳大利亞於 1998 年率先開始實踐並良好運行至今，而英國在金融危機後的監管體系改革中也轉向了雙峰監管模式，可見雙峰監管模式有著獨特的魅力與實踐意義。通過對比兩國雙峰監管模式在機構設置、監管思路、雙峰機構獨立性等方面的不同，分析雙峰監管模式的內涵與特點，以期為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提供一種模式選擇。
2013 年 12 月 20 日，澳大利亞財政部公布了新一輪政府金融體系調查的最終調查范圍，同時任命了由David Murray AO 領導的四人調查團，標志著 2014 年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的正式啟動。此前的金融體系調查都成為澳大利亞經濟改革的主要催化劑，特別是前一次的 1997 年沃利斯調查（ Wallis Inquiry ），直接引致了澳大利亞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澳大利亞審慎監管機構（ APRA ）的建立及當前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 ASIC ）的形成。這些改革都促進了澳大利亞經濟的穩定與增長，是金融監管機構的重塑，建立雙峰監管模式更被認為是澳大利亞經受住全球金融危機考驗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澳大利亞政府新一輪金融體系調查實施之際，本文再次聚焦澳大利亞的成功金融監管經驗，探究雙峰監管模式的特點。實際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就開始聚焦澳大利亞雙峰監管模式，很多國家正在考慮乃至已經採納這種雙峰監管理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國2012 年開始的金融監管雙峰模式改革。因此，本文將對比澳、 英兩國雙峰監管模式的異同，以便深入理解雙峰監管模式的特點和制度設計理念，為我國金融監管改革提供一種模式選擇。
一、 澳大利亞與英國金融監管制度概況
（一）澳大利亞的雙峰監管制度
在澳大利亞的金融監管框架中，監管和監督澳大利亞金融體系的職責被分別授予四個機構：澳大利亞審慎監 管 局 （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 ）、 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 ）、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和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 the Australian Treasury ）。以上四者又共同組成金融監管理事會（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CFR）。 雖然有多個主要監管機構，但對金融體系監管承擔更多職責的是 APRA 與 ASIC，且這兩個機構的權利配置正體現了雙峰監管理念，故一般認為澳大利亞是 「雙峰」 監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7 年，澳大利亞政府對本國金融體系進行了全面調查，該調查由著名的墨爾本商界領袖斯坦·沃利斯（ Stan Wallis）領導的委員會進行，故也稱沃利斯調查，該調查對澳大利亞的金融體系改革影響重大。根據沃利斯委員會調查報告的建議，澳大利亞政府在 1998 年 7 月1 日成立了獨立的審慎監管機構—— 「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 （ APRA ），開始了 「雙峰」 金融監管模式的實踐。「雙峰」中的另一峰——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 ASIC ），其前身是澳大利亞證券委員會（ Australia Securities Commission），根據《2011 年澳大利亞證券與投資委員會法案》 設立並履職，由此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亞特色的經典「雙峰」 模式，該基本組織結構運行至今。
（二）英國的雙峰監管制度
2007 年的金融危機使英國遭受重大損失，英國政府在完成了監管機構對金融危機所作反應的檢討後，開始了 「雙峰」 監管模式的改革。英國財政部認為，過去幾年的反思表明，三方金融監管模式（「tripartite」mode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的缺陷是英國未能預測，或者說充分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英國政府致力於引入一套新的金融監管機制——該套機制有著明確目標和責任，並且以專業監管者的判斷為監管核心。根據英國 《2012 年金融服務法案》 ，英國於 2013 年 4 月 1日開始了一套新的金融監管制度。
以 《2012 年金融服務法》 為標志，英國再次實現了金融監管改革的重大創新，建立起以英格蘭銀行為主導，宏、 微觀審慎監管機制相協調、 微觀監管機制相平衡的監管體制，確立了新的中央銀行監管機制和雙峰監管機制。從市場主體的角度來說，新監管模式意味著存款機構、 保險機構和主要投資公司都將有兩類監管者，一類著眼於審慎性（即 PRA ），另一類著眼於行為（即 FCA ）。而其他公司（如那些非 「al regulated」 的公司）都將單獨由 FCA監管。
二、 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的對比
（一）差異之一：機構設置不同
雙峰監管模式起源於英國，卻由澳大利亞率先踐行。根據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ylor 的闡述，金融監管的目標應當是 「雙峰」 的：一是實施審慎監管，旨在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實施行為監管，旨在糾正金融機構的機會主義行為、 防止欺詐和不公正交易、 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利益。澳大利亞與英國的雙峰監管模式都是基於這一理念構建起來的，基本框架都是設立機構分別負責審慎監管與金融消費者保護，但在具體的監管架構設計上又有許多不同。
1.澳大利亞經典雙峰模式
根據 「雙峰」 理念，澳大利亞設立了兩個監管機構負責主要金融監管，即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通過實施審慎監管保證金融系統穩定，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通過實施行為監管保護消費者利益。這套機構設置與權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雙峰理論的要求，一般稱之為經典雙峰。這套模式對澳大利亞來說行之有效，2008 年金融危機中澳大利亞抵禦沖擊的優秀表現就是有力證據，自1998 年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實施雙峰模式以來一直沒有做大的改變。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亞金融體系調查最終報告中，以 Murray 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同樣認為，澳大利亞的監管架構無需做大的變動。
2.英國內雙峰模式
英國在 2012 年的金融監管改革中，也採納了 「雙峰」監管理念，但其最終確定的監管機構設置與權力配置方式有別於澳大利亞。英國設立了 FPC、 PRA 兩個機構負責以維護金融系統穩定為目標的審慎監管，明確區分了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即在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的 FPC 下，再單獨成立負責微觀審慎監管的 PRA。
英國同樣設立了 FCA 負責以消費者保護為目的的行為監管，但從整個監管框架來看，該機構的層級、 地位低於澳大利亞的 ASIC。而基於 FPC 的宏觀審慎監管職權，FPC 可以向 PRA 與 FCA 發布指示（ Directions）和建議（ Recommendations），同時也可以先跟其他主體提出建議。由於 FPC 是英格蘭銀行的內設委員會，可以理解為英國金融監管雙峰——PRA 與 FCA，是在英格蘭銀行的指導下運作，即雙峰的機構層級低於英格蘭銀行。此外，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只負責銀行、 保險公司和大部分養老金的審慎監管，而擬設立的英國審慎監管局還可以對符合特定標準的證券公司進行審慎監管，從而保留了綜合監管的某些特徵。 因此，相較於澳大利亞來說，英格蘭的金融監管框架被稱為內雙峰或者准雙峰模式。
3.機構設置不同的原因
相對澳大利亞而言，英國在雙峰模式下的機構設置更為細致復雜，筆者認為這種差異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
一是設立雙峰監管模式的背景不同。澳大利亞於1998 年設立澳大利亞金融監管局，其改革更多的是出於金融業發展所引出的監管變革需要，是以溫和的方式自發地重新安排金融監管框架。因此在雙峰機構設置上，基本就是依循了 「雙峰理論」 的設想，分別設立兩個獨立的機構負責主要金融監管活動。相比之下，英國的監管改革是迫於金融危機的壓力而為，其改革基礎也已形成定式的三方監管，改革的指導依據在於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因而最終的監管機構設置較為復雜且更強調宏觀審慎監管。
二是從金融監管傳統來看。英國的雙峰機構更需要一個統一協調機構——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英國的審慎監管局和金融行為局主要是通過繼承金融服務局（ FSA ）的原有職能而來，故兩機構從金融監管傳統上看需要一個統一協調機構（或者說是一套專門的協調安排機制），以實現信息的交換與共享，減少監管重疊的同時也避免監管真空，保證兩機構能從 「在同一機構下運行」的狀態，順利過渡到 「分拆並各自獨立運行」 的狀態，保持金融監管的穩定與連貫，而澳大利亞則不存在這種傳統慣勢。
三是兩國央行在金融監管中的傳統地位不同。澳大利亞中央銀行一開始擁有強大職能，不僅行使中央銀行職權，同時還作為商業銀行從事商業運作。審慎監管局成立之初就是為了分拆央行權利，在機構設置上自然形成了雙峰機構與央行並立的局面。與此相反，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自 1694 年成立以來不斷擴大職權，逐步成為金融系統的穩定器，在整個英國金融監管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英國改革前，英格蘭銀行就是金融監管的核心監管力量之一。在新的監管框架中，分別負責金融監管兩大目標的 PRA 與 FCA，在履行監管職責時自然離不開央行的督導與監控。
（二）差異之二：審慎監管的思路不同
1.澳大利亞——以風險為基礎（ risk- based approach）
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一直強調，要通過有力的且有前瞻性的監管來完成其法定職責。APRA 認為，只有當監管以風險為基礎（risk- based），同時又關注結果（outcomes- focused）的時候，才能發揮出更大的效用，相應的也有助於促進整個審慎監管框架下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根據 APRA 的解釋，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思路，就是要 「以識別、 評定受 APRA 監管機構或金融體系領域中存在的最大風險為核心，然後引入監管資源和監管注意。」
其設計初衷就是為了提升監管領域內的效率和效果，即在最高風險領域實施最高強度的監管，而在低風險領域實施較低強度的監管。
2.英國——以判斷為基礎（ judgment- based approach）
英國在 1997 年成立金融服務局（ FSA ）的時候採取的思路是基於原則的監管。而在 2012 年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中英國財政部強調，雙峰模式下，審慎監管局PRA 將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基 於 判 斷 的 監 管 思 路（ Forward- looking, judgment- based approach），並加速移除舊的應對式的監管觀念。這一監管思路具體來說衍生出如下特點：（ 1）主要以判斷為基礎，即 PRA 要主動判斷，一家金融機構是否安全且穩定、 保險機構是否為投保人提供了合適保障以及公司是否能持續符合基本監管門檻；（ 2）具有前瞻性，PRA 對公司的評估不僅基於當前的風險，還基於那些將來極有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而判斷是否要提早進行干預；（ 3）專注性，PRA 的監管特別專注於那些會對英國金融體系造成巨大風險的問題或公司。PRA正是將以上判斷作為監管基礎，據以識別公司內部缺陷，從而並輔以合適的干預手段。 FCA 在對其他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時，同樣也採納了前瞻性的、 以判斷為基礎的監管思路。
3.監管思路不同的原因
澳大利亞提出 「以風險為基礎」 ，是從監管對象角度設置監管活動的原則，即在制定監管規則、 確定監管措施時，都以監管對象的風險、 監管對象對金融系統施加的風險為依據。英國提出 「以判斷為基礎」 ，是從監管者角度設置監管活動的原則，即強調監管者在實施監管活動時要進行主動判斷，判斷的依據為監管對象的風險，判斷的結果為是否應採取提前干預措施。
兩國在審慎監管思路上的表述不同，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英國對以前 「原則監管」 理念的反思和變革。英國在之前的原則監管思路下，強調的是被監管對象主動判斷自身行為是否符合監管要求並自主採取其認為最經濟合理的措施以符合監管要求，相對地，監管者就是被動地開展監管活動，較少對金融機構及其行為進行干預。這種 「低干預」 模式使得監管者對許多金融機構的風險視而不見，鬧出北岩銀行破產風波，也導致未能及時察覺單個機構風險積聚給整個金融系統穩定帶來風險，使得英國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故而在新的雙峰監管模式下，英國特別提出了 「以判斷為基礎」 的審慎監管思路，提高監管者的主動性和干預程度。
（三）差異之三：雙峰機構的獨立性不同
兩國機構設置上存在差異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雙峰機構的獨立性存在差異。雙峰機構獨立性的不同，使得各主要監管機構監管權力的配置存在多少、 大小之別，這必然使得兩國的監管協調機制存在差別。這種獨立性差異直接表現在雙峰機構與本國央行的關繫上。
1.澳大利亞：雙峰機構獨立於央行
澳大利亞的雙峰——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 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兩個機構擁有法定的獨立地位，直接對政府和議會負責，相互之間，與其他主要監管機構之間，都無隸屬關系。所以說，澳大利亞雙峰機構與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是並行的、同級別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的運作資金主要來自於它的監管對象，這也說明其在金融監管中具有很強的獨立地位，不會受制於其他監管機構。
2.英國：PRA 為央行子公司
英國的雙峰機構之一——審慎監管局是英格蘭銀行的子公司。一方面，基於股權控制關系，審慎監管局根據 《公司法》 受到母公司英格蘭銀行的直接控制與監督；另一方面，根據 《2012 年金融服務法》 還要受到英格蘭銀行內新設的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的指導和建議。英國的雙峰機構之一——行為監管局，其作為 FSA 的繼承機構，在法律地位上雖然獨立於英格蘭銀行，但根據 《2012年金融服務法》 的規定同樣需要接受英格蘭銀行內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 ）的指導和建議。由此可見，英國的雙峰機構與本國央行聯系緊密，在英格蘭銀行的監督與指導下履行金融監管職責，二者的獨立性小於澳大利亞的雙峰機構。
三、 結語：雙峰監管模式對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有借鑒意義
當前我國的金融監管仍固守機構監管模式，實施 「分業經營、 分業監管」 ，由中國人民銀行、 銀監會、 保監會、 證監會共同承擔金融市場的主要監管職能。但隨著監管者監管態度的放鬆以及實踐中混業經營現象的出現，分業監管制度已經不能適應金融創新態勢和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金融監管制度的變革勢在必行。世界上並不存在最優的監管模式，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各國對於監管模式的選擇更多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平衡結果，這就決定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絕對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監管改革的成功也不會是簡單變換一種模式就能夠實現的。 但是，不管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如何選擇，雙峰監管理念都可以為之所用，因為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保護消費者是金融監管不可繞過的兩大目標。因此，澳大利亞與英國雙峰監管模式的制度設計對我國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在監管機構的設置上更多地考慮監管目標。雙峰監管的基本理念就是：基於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保護消費者的兩大目標，將金融監管機構整合成兩個，一個通過審慎監管實現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的目標，另一個則通過行為監管實現保護消費者的目標。對此，澳大利亞的實踐是：這兩個機構（ APRA 與 ASIC ）承擔主要金融監管職能，獨立運作，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形成並行的金融監管格局。而英國的實踐是：這兩個機構（ PRA 與 FCA ）承擔主要金融監管職能，都接受宏觀審慎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內設的金融政策委員會的建議與指導，且PRA 為央行子公司，形成兩機構在央行的監督指導下運作的監管格局。可見，同樣是雙峰監管模式，具體機構設置上完全可以根據本國情況做出不同安排。有鑒於此，我國在未來的監管機構整合中，也可以考慮採用雙峰模式，設立獨立的審慎監管機構和行為監管機構，通過兩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層級設計和職能配置，特別是考慮兩機構與我國央行的關系，進行符合我國實際的監管機構設置改革。
第二，在監管思路上注重風險指標和監管者的主動判斷。在監管思路上，澳大利亞表述為 「以風險為基礎」 ，英國表述為 「以判斷為基礎」 ，雖然表述不同，但都反映了雙峰監管模式下監管者實施監管的指導原則——注重風險，主動判斷。我國在進行監管改革時，不管模式選擇和機構設置為何，其實都可以借鑒這種監管思路，依據風險評估和判斷實施監管活動，既保證監管的有效性，又不致抑制金融市場的創新和發展。
第三，在監管機構的協調上強調信息交流與共享。從澳大利亞的監管協調機制，特別是各主要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中可以看出，監管者協調的關鍵就是信息交流與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避免雙峰機構之間、 雙峰機構與其他監管機構之間的監管重復和真空，保證監管者行動的協調與統一。當然，我國當前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也包含了金融信息交流與共享的要求，相比來說不夠明確和細致，沒有解決交流什麼信息、如何實現及時有效交流等關鍵問題。所以，在以後的監管制度改革中，可以參考澳大利亞雙峰模式下的成熟經驗，設計合適的監管協調機制，特別強調信息的交流與共享

『拾』 在金融方面如何強化行為監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建議：一是推進立法建設，完善頂層設計。從國際經驗來看，《2012年金融服務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是英美兩國實施行為監管及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依據，法案中對於行為監管當局的法定職責、工作開展等事項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而目前我國實施行為監管及金融消費者保護在法律上並無明確的依據。

四是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監管能力。應盡快建立標准化的行為監管流程，對於擾亂市場秩序或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市場亂象，加大行政處罰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