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怎樣實施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關於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問題
所謂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就是對全民所有制企業資產在計劃經濟時形成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因為所謂國企實質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因而所謂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本質是不能改革全民所有制資產性質，而只能改革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既改革全民所有制資產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這里全民所有制資產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是在計劃經濟時形成的。所以改革計劃經濟時形成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務。因此，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質，是對國家所有制這個全民所有制資產的具體實現形式的改革。也就是說，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是在保證全民所有制資產性質不變條件下，對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的改革。這就是說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已不適應全民所有制資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客觀要求。因而全民所有制資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採取什麼具體實現形式，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就是我們改革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所要達到的目的或目標。
一、現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思路
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由於認識的原因並不是按照這樣的基本思路進行的。我們現在進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不是對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的改革；而是對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這里的區別在於，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的改革，是以全民所有制資產保持不變為前提的改革；而對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是以國家所有制資產保持不變為前提的改革。因而對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必然是以「兩權分離」理論為基礎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所以我們說，現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是按照「兩權分離」理論，對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這里改革企業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並不是改革國家所有制。因而現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並不是改革企業的國家所有制性質，而是改革企業的國家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也就是說現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實質是在不改變國家所有制的條件下，對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進行的改革。這就是我們現在進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二、現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問題
多年來，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實際上一直都是圍繞著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問題進行的。因為我們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在計劃經濟時形成的國家所有制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唯一實現形式。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所以，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必然是要按照「兩權分離」理論進行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在計劃經濟時形成的國家所有制形式，也必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繼續實行。但是，從我國生產社會化程度上講，我國大多數企業生產社會化程度事實上還沒有達到高度社會化程度。由於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行國家所有制形式的客觀條件並不具備。因而，建立以生產高度社會化為基礎的，以國家為企業所有權總代表的國家所有制經濟管理體制的客觀條件並不成熟。所以「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要求全體社會成員結成覆蓋整個社會生產的經濟聯合，從而作為一個整體佔有生產資料，實行對社會生產統一支配和調節」的國家所有制經濟體制，實質是我們歷史上不成熟的主觀做法。這是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了的事實。從市場經濟角度講，全民所有制企業繼續實行國家所有制，由國家掌握最終所有權，事實上已不適應市場經濟對市場主體的基本要求。因為，市場經濟是市場主體平等和競爭的經濟。國家作為市場主體與其他市場主體之間具有客觀的不平等性，市場競爭必然是不公平的。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管理者，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員，裁判員就不能當運動員，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國家作為市場主體必然造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這就是說按照「兩權分離」理論，我們已難以解釋市場經濟條件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主體虛置問題。所以，我們雖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進行了國企改革。但是我們的國企改革由於認識上的限制，我們沒有抓住國企改革的本質，導致我們20多年的國企改革，自身成效並不理想、改革成果並不顯著。
三、市場經濟體制下繼續實行國家所有制原因分析
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全民所有制企業繼續實行國家所有制。從認識上講，主要是我們對全民所有制的認識理解比較教條、抽象；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就必須實行國家所有制。我們在認識上還不能擺脫「兩權分離」理論的束縛，我們教條的認為企業放棄國家所有制，就是不堅持公有制，因而，我們必須堅持國家所有制。為此，我國理論界為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為了解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中的「政企分離」「產權明晰」問題。在堅持「兩權分離」理論基礎上，把產權概念做出「新解」。提出所謂現代產權概念，指出現代產權是可以不包括所有權的產權。其基本原理主要是抽象的把產權中的具體權能分開行使，即把所有權與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分開行使。使國家掌握企業最終所有權，企業掌握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既所謂「最大的兩權分離」改革。這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理論，並主觀的把產權定義為財產的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於似乎企業有了這四項權能，就具有了國有資產的產權。就成為了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就具有了現代企業制度中公司制企業的法人資格。
可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私有制中的公司制企業而言，資本產權雖然從形式上可以分離出各種形式。但都只不過是所有權的表現形式，企業本身是具有所有權的，企業權能也是統一的。我們的產權制度改革，雖然也是按照公司制模式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但是我們的企業產權主體卻是缺少所有權的產權主體。是沒有所有權、主體虛置的法人。國企這樣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實質是不合格的。因為按照這樣的理論進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並沒有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問題，因而這樣的產權制度改革，實踐上造成國企資產大量流失是必然的。例如，在中小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中，根據「抓大放小」的精神，一些政府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在政府官員的直接操作下，一些中小國企盲目進行產權交易，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且極大的傷害了廣大國企職工這個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的切身利益。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國企資產主體虛置造成的。然而，緊接著的大中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一些政府卻依然「如法炮製」，又進一步加劇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為此2003年國務院在簡政的大趨勢下，卻成立了國資委，設立了龐大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強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可是，一些大中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後的企業實踐證明，這些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遠不能補償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同時大批國企職工失業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及不穩定因素，增加了國家負擔，給各級政府帶來了長期沉重的包袱，而且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和腐敗，弱化了國有經濟基礎，造成了大量工薪階層相對貧困，基尼系數偏大，社會平均購買力明顯下降，市場經濟內部運行乏力，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被動、困難，致使國家為調整宏觀經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代價。同時引發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極大關注和激烈爭論。事實證明，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如果繼續像一些中小國企那樣盲目進入產權市場，那麼不僅將危機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且將影響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所以，盡管很多大中型國企經濟效益相對較差，發展速度緩慢，急需進行產權制度改革，但是，產權制度改革按照現行改革思路卻矛盾重重、難以實行。因為，按照「兩權分離」理論，進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必然繼續遵循這樣的改革路線：即從國家所有制出發，由國資委以出資人的身份對國有資產行使所有權。而國資委作為政府行政機構，它必然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國有資產，必然是由政府官員具體行使資產所有權。而政府官員並不是資產所有者，他不可能向資產所有者那樣關心企業資產，因為他不是企業資產的切身利益主體。這就不可避免的要像過去的各級政府一樣，重蹈國有資產流失的覆轍。成立國資委3年來的實踐證明，國資委並沒有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高管腐敗還是不時發生。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問題還是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同時國資委作為行政機關，也沒有能力直接管理6萬億巨大的國有資產。因而，在國家所有制條件下，國企改革要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主體虛置問題，最有效的選擇自然就是找到責任主體，落實責任主體。因為大家都清楚的知道只有真正找到利益主體，責任才能落實。因而MBO、職工持股、資產出賣等等措施也就應孕而生。可是，這些措施事實上都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了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這就使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
我們知道，國企資產的本質就是全民所有制，我們從國家所有制出發，進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並不能否定國企資產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如果我們否定了國企資產的全民所有制性質，那就不叫國企改革，而是「國企改制」。國企改制可以改變全民所有制性質。如一些中小型國企就是實行了國企改制。但是「國企改制」就是不堅持全民所有制或者說就是不堅持公有制。我們要進行大中型國旗改革，就是要堅持全民所有制，就是要堅持公有制，所以就要反對那些單純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措施。實際上全民所有制資產問題，從來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單純用經濟手段解決全民所有制資產問題，簡單按照資本管理方式解決全民所有制資產管理問題，實踐證明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科學的，都是難以取得成效的。我們要堅持大中型國企改革，就是要堅持全民所有制，因為堅持全民所有制，就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這是我們共產黨的原則，也是我們共產黨的宗旨。這就是說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問題，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因此，作為執政黨制定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制度、措施，必須堅持發展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原則。這是我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
四、堅持國家所有制與堅持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問題
堅持國家所有制與堅持全民所有制是有區別的，因為，國家所有制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在計劃經濟時實行的所有制具體實現形式。我們現在是在搞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不具備全體社會成員結成覆蓋整個社會生產的經濟聯合的客觀條件，因而也就沒有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佔有生產資料，實行對社會生產統一支配和調節的客觀必要。同時我們知道不僅僅實行國家所有制就能消除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的矛盾。企業集體所有制以及企業合作制等也能消除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的矛盾。因此，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堅持全民所有制並不等於就必須堅持國家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只是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時的產物。而堅持全民所有制，就是堅持公有制。因為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究竟應該是從國家所有制出發，還是從全民所有制出發的問題。很顯然我們按照「兩權分離」理論，必然要從國家所有制出發。也就必然出現上述措施。而實踐證明這些措施是違背公有制原則的，同時改革的效果也是很不理想的。因為這些做法不但沒有給國家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嚴重傷害了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我們共產黨進行公有制實踐的目的，就是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社會共同富裕。這就是說按照「兩權分離」理論，從國家所有制出發。解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問題，不僅理論上是不科學的，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實踐上也是不成功的。
那麼，我們如何進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才能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實現共同富裕呢？那就是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從全民所有制出發，考慮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問題。我們現在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之所以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主要就是我們對國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質認識不足。我們不懂得堅持全民所有制的重要性，我們不明白大中型企業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對於建立科學合理的物質利益結構的重要意義，我們不懂得這是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們不懂得利益和諧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根本條件。我們陷入了「兩權分離」理論的認識誤區。我們長期沒有擺脫「兩權分離」理論的束縛。實際上我們距離正確的認識真理僅剩一步之遙。我們認識的錯誤就在於我們對國企的性質認識不足，我們極大的忽略了國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質的重大意義，導致我們有很多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已持懷疑態度，甚至竟然有人提出今後不要在提什麼全民所有制的問題，使我們長期沒有真正找到解決全民所有制資產管理的科學方式。
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從全民所有制出發。這即是全體中國人民對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客觀要求，也是廣大國企職工對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客觀要求。長期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證明，隨著市場經濟日趨成熟，我們不能教條認為國企產權主體是抽象的，而是要科學認識國企產權主體是具體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條件下繼續實行國家所有制這種抽象認識，實踐證明是不切實際的主觀主義做法，這是造成國企主體虛置的理論原因。我們為什麼搞不好國企，原因是我們的認識違背了客觀規律。事實上全民所有制企業產權主體原本就是具體的。只是過去我們由於認識的原因把原本是具體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產權主體抽象化了。這即不符合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也不符合全體職工根本利益的要求。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由於這種抽象認識，造成我們不能從全民所有制出發去認識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本質，致使國企產權制度改革陷入困境。同時，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也不能狹隘的僅從有形資本角度認識全民所有制資本產權，而更重要的是要從「無形資本」角度深刻認識企業職工具有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這個「無形資本」產權。這是我們正確認識全民所有制企業資本產權的關鍵。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迷信資本已逐步轉向承認狹義知識技術產權，而且把狹義知識技術產權已作為重要的企業資本。而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原本就是以職工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為根本的企業，由於認識的原因卻不承認職工具有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產權。結果形成干好乾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不幹一個樣。致使企業缺乏最基本的核心動力機制。最終導致國企職工素質低，企業匱乏人才，經營管理落後，經濟效益較差的後果。
五、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實踐效果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企經濟效益普遍較差，發展速度緩慢，長期滯後於國民經濟整體發展，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長期以來，一方面只承認國家是國企所有權主體，不真正承認國企的獨立產權主體地位；另一方面，只承認「有形資本」的國家產權，不承認「無形資本」的職工產權。導致國企經營長期處於實質上沒有具體的產權主體負責的狀態。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條件下，企業不具有產權主體地位，公有制企業職工不具有廣義知識技術產權，而企業和職工卻掌握著國企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利，承擔著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義務和責任，這就必然形成企業與國家的產權矛盾，必然導致產生國家與企業和企業與職工之間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國企經濟效益差。事實上正是由於我國國企的產權主體地位長期得不到明確，職工具有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不能作為廣義知識、技術產權，轉化為企業的有形資本，從而使全民所有制企業職工這個原本的責任主體，失去了責任主體的地位，進而造成了我國國企長期無具體的責任主體負責。即主體虛置問題。大家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既便是具體責任主體十分明確的私企也不一定就必然搞好，更何況我們這個產權不明晰，具體責任主體十分不明確的國企。所以國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行這樣的產權制度改革，勢必造成國企政企不分、以政代企、政企矛盾，導致政府利益與企業利益和職工利益不一致的矛盾激化，企業腐敗現象頻頻發生。由於企業責、權、利長期不統一，企業經營自主性、自覺性很差，職工整體素質提高沒有動力機制，致使國企職工整體素質水平逐步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競爭對企業發展的客觀要求，盡管一些大中型國企具有比較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壟斷地位，最終還是導致國企經濟效益提高困難，使人們對搞好國企近乎失去信心。從而嚴重製約我國全民所有制經濟整體發展。
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在「兩權分離」理論指導下，長期對國企性質認識理解的教條、片面，我們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產權的認識，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形成的國家所有制觀念中，我們教條的認為國家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唯一的所有權主體，所以，我們事實上是不承認國企的獨立產權主體地位，只承認國企的所謂「國家資本金」所有權，不客觀承認企業具有資本所有權。同時又不客觀承認職工具有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資本產權，從而導致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中理論根據質疑叢生、實際問題難以解釋，具體操作困難重重，政府與企業和職工之間利益相互矛盾。導致國企改革的實踐者們說不清究竟改什麼，為什麼改革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致使各級政府為了眼前利益盲目實踐，還美其名曰是踐行小平同志的「摸著石頭過河」。結果造成全民所有制資產大量流失，官員和高管腐敗不斷發生，難以制止。已達到越該問題越嚴重的程度。我國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現實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現行的國企產權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急需進行真正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
二十多年來，我國的國企改革從國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改革開始，到現在實行「最大的兩權分離」，實質都是圍繞產權制度所進行的改革，隨著我們對國企所有權認識和實踐的不斷進步，我們按照「兩權分離」理論已走到了極限，但是，我們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國企產權問題。我們也一直沒有能正確的回答出誰是國企改革的主體、什麼是國企改革的客體，為什麼國企改革以及怎樣進行國企改革等一系列國企改革的重大理論問題。同時，我們也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內在核心動力機制問題。主要原因是我們在國企產權認識上存在主觀主義片面性，實踐上存在教條主義盲目性。由於我們一直不能真正客觀地承認企業具有的獨立產權主體地位，從而我們始終沒有處理好全民所有制企業與國家的經濟法律關系問題。導致我們也不能真正客觀承認國企職工具有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技術產權，不懂得職工對國企生產、經營、管理具有的決定作用，不客觀承認這是國企中巨大的無形資本。從而使我們解決不了企業與職工的經濟法律關系問題，客觀的限制了國企和職工作為企業主人的生產、經營、管理積極性。由於國企缺少最基本的最關鍵的核心動力機制，造成我國國企經濟效益不能良性循環。長期以來，我國國企在「兩權分離」理論指導下，一直是只承認國家「資本金」所有權，國家作為國有經濟的所有者，實際上主要是以政府的名義從形式上抽象的掌管著國企所有權。國企本身事實上始終並不具有真正意義的產權主體地位。職工僅作為國企名義上的主人。國企和職工雖然從內容上具體的承擔著國企生產、經營、管理的全部職責，但是，在經濟法律意義上，實質並不具有真正意義的產權。一面政府掌管國企所有權，而又不承擔國企生產、經營、管理的職責；另一面國企和職工承擔國企生產、經營、管理的職責，卻又不具有經濟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結果造成國企長期無具體的責任主體，造成政府不能負責、企業無法負責、職工不負責任；造成政企難分，以政代企，政企矛盾。因為名義上的所有者是「有權無責」，而名義上的主人卻是「有責無權」。這就必然造成政企責權不一致，而責權不一致必然產生政企利益不一致。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責、權、利必須是一致的，責、權、利不一致，勢必造成國企無人負責、無法負責、不負責任；也勢必造成政企不分、政企矛盾；勢必導致企業與國家利益矛盾。造成政府為了國家利益，利用行政權力限制國企，出台政策性措施，制止國企成本提高，以維護國家利益；而國企為了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李金華審計報告中提出的企業違反國家規定之類的問題。在這種產權制度下，制度成本必然是居高難下；最終這種利益不一致的矛盾，必然導致國企經濟效益差。一些國企長期嚴重虧損，資本金利潤率極低，資本無法保值增殖就成為必然現象。同時，由於這樣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不僅解決不了企業與職工的利益矛盾問題，而且使企業內部利益矛盾不斷激化和突出。利益差別越改越大。國企中職工往往不是憑能力掙錢，而是憑權利掙錢。導致國企留不住人才，排斥人才，缺少人才。造成企業技術落後、管理落後、發展落後，使我國大中型國企已處於整體落後狀態。
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實踐說明，按照「兩權分離」理論，從國家所有制出發，進行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已不能有效的解決國家與企業和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它必然導致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因而要科學的解決國家與企業和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必須落實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地位，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問題，而要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主體虛置問題，必須從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和特徵出發，深刻認識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就是改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國家所有制這個具體實現形式，實現政企分離，建立產權明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制度。使全民所有制企業像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可是，多年來國企改革由於實行國家所有制，給各級政府帶來了直接可控制和使用的巨大經濟利益，使各級政府具有了直接掌握企業命運和經濟利益的權利。所以當人們逐步認識到國企改革必須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才能最終解決國企改革的本質問題的時候，理論界推出以「兩權分離」理論為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理論，為政府意志提供理論支持。如「權能分離說」等。雖然理論根據並不充分，但是它符合各級政府利益的需要，有利於各級政府官員突顯政績，有利於各級政府操縱地區經濟。所以，以「兩權分離」理論為基礎的產權制度改革理論才得以長期持續。現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不徹底的根本原因就是各級政府利益所致。這也是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理論難以突破的關鍵所在。因此，要徹底的解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問題，需要各級政府沖破自身利益局限，站在全局和整體利益的層面上，以黨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深刻思考和認識我們踐行「三個代表」的重大意義。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要切實反省自己，戰勝自己，從而保證共產黨的政治基礎和執政地位。
B. 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哪些過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1978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於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後頒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並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於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後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後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並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後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後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並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於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後建立了股票櫃台交易市場。其後，兩地先後於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於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徵，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並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製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湧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佔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採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後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不搞一刀切，採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於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並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後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採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後，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後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佔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佔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佔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佔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於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託，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採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餘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並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製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後顧之憂；企業富餘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製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後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於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於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後，理論界關於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後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佔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並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於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後，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台。此外，資本市場有利於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製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於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後，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台，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並購有了可能。這對於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准。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並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於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
C. 國有企業改革按照產權清晰的要求企業應擁有什麼權
國企改革核心仍然是產權改革、建立治理結構、加快股改步伐、保護股東利益、減輕政策性負擔。 工業革命以來近代經濟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我們所稱的「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過程。當今西方的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由中世紀的封建經濟制度逐步過渡到近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不同的國家由於歷史背景不同呈現出過渡的差異，例如，由於國家介入程度的差別而有所謂的「美國式道路」和「德國式道路」的區分，但在總體上，自由企業制度和主張自由競爭、抵制國家過多干預的意識形態佔主流地位，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具有「自然發育」的特點。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二戰以後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批國家，在其初期則採取了計劃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國家，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此前資本主義經濟曾經獲得過一定程度的發展，另一些國家如中國，整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只是在局部地區有所發展，更大范圍內則處在萌芽狀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和中期，這些國家曾有過工業和經濟的高度增長，但體制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終促使這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自然發育」的國家，市場的擴展顯示了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為生產服務的金融制度雖然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則直接受到大量融資和企業間購並需求的刺激。而我們屬於「轉型」國家，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工業基礎，建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很高的、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的水平，工廠制度不僅確立，而且具有較為系統的管理制度。與「自然發育」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主要依賴於政府的計劃安排。所以，它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轉型」中依據何種順序和邏輯，就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 不論理論和政策上採取了何種「說法」，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從開始實際上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之初，企業對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按什麼價格出售無法自主決定，國家計劃「管得過多，統得過死」，被當成是企業體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變，因而要求企業「面對市場組織生產」。企業首先進入的是商品市場，在商品市場中則首先進入的是消費品市場。決非偶然的是，價格改革構成了80年代經濟改革的重點，首先得以放開的是大多數消費品價格，爾後通過「雙軌制」的調放結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開了大多數投資品價格。中國國有企業首先經受了商品市場的競爭洗禮，產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確並初步學會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 2、刺激了供給增加和買方市場的形成。 3、產品和企業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脫穎而出。 4、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企業家。 總之，商品市場的一個時期的發展，使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生了某些實質性變化，那種完全指靠國家吃飯過日子的企業已少見了（盡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對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商品市場所帶來的變化給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場發展的順序問題。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於商品市場發展，或者二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者很快將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不知道那些企業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獲利，並成為優勢企業，不知道企業重組中誰去兼並誰，也不知道哪些企業領導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麼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場取得重要進展、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則越來越顯而易見。這些問題有些是根源於傳統體制的老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趨於明朗和尖銳，有些是隨著商品市場發展而引出的新問題。概括地說，它們集中表現為幾個重要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置」不是說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於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後果便會有大的差別。這一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等現象。分析近年來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存在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很深的懷疑。這是一方面的情況。 在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以及其他公有企業的治理結構、經營者的行為呈現出復雜狀態。在企業擴權的背景下，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從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的「新國企」，高層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餘控制權和部分剩餘索取權。這些人已不同於改革前的企業經理人員，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老一代企業家打下江山後僱傭的支薪經理，他們不同程度上具有創業者的性質，對他們掌握的剩餘控制權和索取權，人們似乎多少持一種默認態度，認為「人家搞起來的企業，應該有一份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營者已是某種程度上的「風險承擔者」。但現有的正式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並不全部承認並保護他們這種事實上的權利。與此同時，市場化過程使企業經營者損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如職工）的利益，有了比計劃經濟時期大得多的空間，從在職消費到轉移資產都可能發生。於是，合理的不承認，非法的管不住，經營者行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狀態，確實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權可能落不到實處，經營者作為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從來都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認、不保護它，它就會以與既有制度相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近年來一些知名企業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窮廟富和尚」現象，僅僅用個人品質顯然是無法解釋的。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應有更切合實際的說明。無論如何，我們面臨著一個能否創造出有利於企業家穩定、長期發展的制度環境的問題。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產經營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大、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所有」至少又帶來了兩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條條」和「塊塊」越來越難以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直接融資的支持，同時對在競爭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勢力范圍內予以消化。二是「條條」和「塊塊」在自己的行政范圍內越來越難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稱職的企業家人才。撇開其他問題不論，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原有的所有者在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上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說西方國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夥人資本佔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的話，我們的經濟中目前也出現了明顯的「條塊所有」與生產和資本經營日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兩種情況雖然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差別，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和狹隘性上卻有類似之處。在西方國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社會化」，即通過對外擴股包括企業上市加以緩解的。我們所面臨的「條塊所有」所帶來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得到解決。 股權結構的這種變化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即為政企分開問題的解決提供必要條件。對此依然可以從比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國家的所有者職能與部分經營者職能的分離，雖然不排除股權依然封閉狀態下僱傭職業經理的情況，但多數是在股權「公開化」以後出現的。「公開化」一方面使企業的股權不再等同於（一般應大於）原有所有者的股權，另一方面由於有了多個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資者）能夠相互競爭和流動，形成了資本市場，以及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便於所有者了解企業經營狀況的基本信息。這些變化都使所有者和經營者職能的分離成為可能。對我們所面對的政企分開問題而言，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為事實上的所有者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尋找其他國有所有者是徒勞的。但是，如果一個企業只有一個作為所有者的政府部門，而且這種隸屬關系有著很長的「歷史性」，要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分離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將是很難的。積極的變化只有當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備了流動性，並且能夠以某種方式提供關於企業經營狀況信息時才能開始。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准確地說，在改革前和改革
D. 為什麼要進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
在馬克思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資本家式的企業看做資本主義的特徵和基礎，但在今天，即使在如美國這樣資產階級色彩最為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決定意義的也不是資本家式的私營企業，而是股份制企業。
不把國有企業轉變為以股份制為主方向的新型企業，只是教條和機械地把馬克思在另一種背景下設計的企業形式照搬到我們的這種背景下，從而阻礙、否定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工作，那就很有可能犯下時代性的錯誤、歷史性的錯誤。
賈華強最近一段時期，由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首先對國內一些上市公司在產權改革中的具體做法提出質疑，繼而引發了國內經濟學界的一場大爭論。這場爭論，剛開始還主要是對國有企業改革中一些具體做法合理性與否進行探討的話，現在已經演變成了對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對錯的爭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深入探討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的一些帶有方向性的重大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需要說明，筆者這里所使用的「產權」一詞，是把它視作馬克思的「所有權」概念的不同表達，是「所有權」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就是僅指財產的「所有權」。大家都知道，「產權」這個詞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固有的，而是西方經濟學中的詞彙。但就筆者的理解，在西方經濟學中，比如在科斯定理中，產權並不是在所有權的涵義上來使用的，或者說，它是與所有權無關的。這是因為，產權這個詞的研究對象，是企業經營權中當形成外部性效應時的法律介入或經濟學效率，是指經營權的外化行為及其解決。因此，在西方國家中，盡管是以私有制為基本理論前提的，但西方經濟學仍然認為在他們那裡存在著產權問題。這樣，究其本意來說，它只是馬克思所闡述過的各種權能中的經營權的一部分（還不是經營權的全部）而已。
然而，當這個概念被引進國內時，情況就復雜了。有的學者把它理解為部分經營權，有的學者把它理解為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包含著使用、經營、收益等各項權利的總和（這種理解，筆者認為是對馬克思已經細化了的概念進行粗化、合並處理，因而在理論上是一種倒退），有的學者則根據它的中文字面，直接理解為所有權。這種南橘北枳式的收獲並不奇怪，畢竟我們不是生活在這一概念的提出者所生活的那樣一種經濟制度中，畢竟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理解能力，因而新的理解只要能夠說明我們所要說明的事情，它就是一種合理的存在、合理的理解。在今天，應該說，包括著我們黨的文件在內，絕大多數人都是在「所有權」的意義上來理解和運用這一概念的。相對於「所有權」范疇，「產權」范疇的優越性，就在於它在表達上既簡短，又明了，盡管它並不是更精確。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也使用「產權」這一范疇，但是是在它和「所有權」概念相等價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我國的國有企業為什麼要進行這種「所有權」意義上的改革呢？這就首先牽涉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國有企業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企業？它是一種什麼性質的企業呢？我們過去給它有一個定位，這就是：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對此我們過去一直稱呼它一個很傳神的名稱：國營企業）。這是因為它的人財物、產供銷，它的運作方式，它所追求的社會效益驅動，都是完全按照政府的模式來翻制的。這樣的一種「企業」，在我們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行得通的，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是一種「大工廠」性質的經濟，因而各個國營企業只不過是相當於這個大工廠中的不同車間罷了。但是，問題在於，隨著社會主義的實踐，人們愈益認識到，在現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建立起馬克思所設計的那樣一種計劃經濟體制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對象，是以上規模的業主制企業（即資本家企業，或我們今天所講的私營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關系，他通過對這種市場經濟關系中物統治人、物慾橫流、人的形式下的平等所隱藏的實質上的不平等的揭示，推導出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必然是人統治物、人從形式平等走向內容平等的結論。但應該說，這種走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曲折的過程，社會財富能夠極大涌流的過程，是一個需要我們奮斗多少代才有可能基本實現的過程。這樣，盡管我們不情願，我們今天也不得不在物慾的泥塘中爬滾。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要從試圖想要建立的那種馬克思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中退回來，走上一條馬克思從未設計過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這種發展路徑的改變，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一種必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同樣是一種必然。在馬克思時代，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把資本家式的企業看做資本主義的特徵和基礎，但在今天，即使在如美國這樣資產階級色彩最為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決定意義的也不是資本家式的私營企業，而是股份制企業。1999年底，筆者在日本短期考察期間，就已驚異於株式會社在日本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深感我們還停留在馬克思時代所認識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因此必須要對資本主義有一個全新的思維。正因為這樣，筆者認為不但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所設計的那種社會主義，現在的資本主義也不是馬克思所作為研究對象的那種資本主義了，盡管這種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觀念的形成，應該說，是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史上的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對此，我們應該永遠銘記鄧小平同志的功勞。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它所要求的微觀經濟主體就不再是政府附屬物了，而是具有自主性的真正的企業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附屬物的非企業轉變為自主性的真企業，把以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非企業轉變為以追求資本增殖最大化的真企業，就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了。不看到這一點，不把國有企業轉變為以股份制為主方向的新型企業，只是教條和機械地把馬克思在另一種背景下設計的企業形式照搬到我們的這種背景下，從而阻礙、否定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那就很有可能犯下時代性的錯誤、歷史性的錯誤。
這里遇到的首要一個理論問題是：既然國有企業能夠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很好地生存，難道經過改造，它就不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很好地生存嗎？的確，在現代發達國家，確實有一些和市場經濟比較完美結合的國有主導的企業。即使我們拋開新加坡的特例不談，筆者所了解的日本城鐵（東日本鐵路公司等）、法國電力公司等，在百分之百國家股的情況下仍然創造出了私營企業所無法匹敵的效率。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就微觀的意義上來說，企業效率也是與所有制本身無關的。但是，我們頭腦中要清醒的是：這些企業並不是在該國市場經濟關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企業形式，而且，這些國家中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也和我們有著完全的不同。這些不同主要體現在：
首先，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即使在改制後的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資本的管理方式也往往是過去那種的「政府附屬物」式的管理，即把實物管理、直接管理看做是高於價值管理、間接管理的方式。而我們大家都知道，價值管理、間接管理，正是作為出資人對股份制企業的基本管理方式。由於違反所有權規律，占據控股地位的國有資本甚至連它應起的作用都起不了。例如，經濟學家們已觀察到，在股份制企業中，必須有一個超脫於小股民分光吃凈狹隘眼界的戰略投資方，這樣企業才能有長遠、持久的發展。國有資本就它的功能講應該起這樣的作用，但它偏偏就起不了這樣的作用，以至於我國南方的一些股份制企業，要用引入外資的方法來引入戰略投資者，以促進企業能有一個長遠發展的能力。這表明，在實際上，國有資本在這些股份制企業的發展中，並不是一種促進的力量。這種情況，在國外的政府控股企業甚至國有企業中，都是看不到的。
第二，我們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本身的效率是比較低下的。曾有國外學者說過，國有企業的效率就是政府的效率。這話放在我國也是合適的，因為國有資本的效率，確實是我國政府效率的影子。為什麼就具體的單位來講，會有較為低下的效率呢？我認為，對於微觀單位效率而言，重要的不是它屬於誰，姓什麼（公還是私），重要的是權力與責任之間的關系處理。對此我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概念是權責清晰度，一個概念是權責對稱率。什麼是權責清晰度呢？就是指當事人的權力與責任的邊界是否清晰，以及清晰的程度。例如，在勞動過程中，他是否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能做的，哪些工作是自己不能做的；能做的工作在做好了會有什麼樣的激勵結果，在個人收入及人際關系、社會尊重等方面會有哪些改進；不能做的工作在做了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懲罰結果，在個人收入及人際關系、社會尊重等方面會有哪些損失等等。只有在這些方面都有了明確的規定和了解，並嚴格貫徹執行，當事人才能有效地權衡自己的相關經濟行為。應該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權責清晰度方面是有著很大差距的，這從具體事務中規章制定得細致與否、嚴謹與否、遵守與否等方面，就可以直接觀察出來。越是在這方面大而化之的地區和部門，經濟的效率便越低。正因為如此，我歸納了這樣的一條經濟學基本規律：權責清晰度與經濟效率成正比。權責清晰度越高，經濟效率也會越高；權責清晰度越低，經濟效率也會越低；在權責清晰度為零的地方，是不可能有穩定的經濟效率的。
但是，僅僅實現了權責清晰度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有權責對稱率與之相配合。什麼是權責對稱率呢？我把它定義為在權責清晰度問題已經解決的基礎上，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對稱關系。很明顯，有權力而無責任，這種權力就會是一種沒有制約的權力，從而也會是一種沒有責任的權力、無限的權力；有責任而無權力，這種責任就不會是一種能夠得到保證的責任，從而也便是無法承擔結果的責任、不能負責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把權力與責任有機地統一起來、對稱起來，權力才能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力量。正因為這樣，我給出了另一條經濟學基本規律，這就是：權責對稱率越高，經濟的效率便會越高；權責越不對稱，經濟的效率也會越低；權責對稱率與經濟效益之間，是沿著同一方向變動的。
可見，就整體而言，我們既不會從資本的角度來進行管理，管理的本身又缺乏效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國外是一種比較有效率的企業形式，在我們國內卻完全有可能成為一種沒有效率的企業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們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改制，是一件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事情。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
E. 「雙百行動」下，競爭性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的途徑有哪些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下，國有企業產權結構改革仍是重中之重。而對於競爭性的國有企業，國家政策允許其投資主體多元化，任何投資主體都可以在競爭性國企占據股權。一般來說，競爭性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有以下途徑，如吸引非國有企業法人投資主體，包括個體、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外來投資主體的加入有助於國有企業引進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成果，盤活國有資產；管理層收購，即有本企業管理收購企業的股票，從而轉變成國有企業的股東，這種方式有利於激勵管理層工作積極性，起到留住人才，改善管理的作用。此外，還有另一種途徑就是吸引個人投資，通常是由國有企業內部職工或外來人員以個人的身份購買企業股票，這將進一步增加大眾對國有企業的監督。以上是我了解到的關於國企產權改革的一點內容，不過如果需要了解該領域更前沿更真實的信息，還是找專業的咨詢公司做進一步了解靠譜些，中大咨詢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做過的國企項目也不少。
F. 論述國企產權改革與公司治理改革的區別並簡要分析
兩權分離導致公司治理問題。公司治理問題與國企改革密切相連。狹義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廣義的公司治理,則既包括治理結構,也包括治理機制。公司治理是一種合同關系,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權、責、利。股東與股東大會、董事與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和員工組成了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會監督、大股東和機構投資者、敵意接管、經理市場、經理持股、經理報酬計劃、負債杠桿和股利政策、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組成了公司治理機制。資本結構是公司治理的基礎和依據。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效率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誰擁有股權上,還表現在股權集中度上。股權結構特點決定公司治理模式。英美市場主導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點主要有：股權高度分散、股權的流動性強、較為嚴格的外部市場控制、以獨立董事為主的董事會結構。德日股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點主要有：商業銀行是股份公司的主要股東、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嚴密的股東監控機制。公司治理模式的發展變革給我們的啟示：公司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礎。一國的國情、特別是法律制度對股東權利的保護程度,對該國的公司股權結構會產生決定性影響,並對可以選擇採用的公司治理模式起著制約作用。我國國有企業治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1）所有者虛置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是重塑國有股權主體、建立健全國有股權行使機制。（2）內部人控制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是改革產權制度,實現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完善所有者治理結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市場體系和法制建設,完善外部治理機制。（3）「一股獨大」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是：引進機構投資者;加強董事會尤其是獨立董事的監督作用;健全對股東權益保護的法律制度;建立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4）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健全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是：建立良好的經營者選擇機制;建立「薪酬包」概念,注重對高管人員長期激勵;積極探索實行股票期權激勵制度。在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中,1978年至1992年為第一階段,主導思路是放權讓利。1992年之後為第二階段,主導思路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企業治理問題。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企業的方向是實行公司制,大力發展股份制,實現股權多元化,重要的企業國家控股,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堅持抓大放小、有進有退的方針,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
G. 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結果是不是就是公家原有的資源被以很低的價格轉到私人名下，廣大工人只獲很少補償
國企改制，很多途徑，並非你說的那種辦法，
國企改制的幾種方式國有企業改制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在實際中，通常被採用的方式有如下幾種。
1．出售給外商；
2．出售給民企；
3．管理層收購（MBO）；
4．員工持股；
5．外部戰略投資者與管理層聯合收購；
6．出售給其他國有企業 ，
根據具體情況分別改制，出售要進行評估的，也不是低價轉讓，這裡面和職工本人的利益並無太大關系，只是企業改制，是不給職工補償的，職工該怎麼上班還怎麼上班，有的要求職工買斷的，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
H. 如何看待國有產權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
一 理論視角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對於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否要進行，理論界有巨大爭議，而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對此，主張產權改革的學者和反對產權改革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
主張產權改革的學者傾向於產權改革後國有資產流失的現狀得到改善了，至少沒有惡化；或者說當期會有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但是長遠來看改革後的經濟、社會效益改善所帶來的收益要大於國有資產流失的成本。如周其仁，張維迎等人認為在產權改革前，由於所有人缺失問題，國有資產早已在流失。因為國有企業的所有人是全體人民，政府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人權利，政府又委託任命經理管理企業，即國有企業的管理存在各層代理。而各層的委託代理關系由於其利益並不總是一致，存在道德風險，即政府官員與全體人民的利益可能並不一致，企業經理和政府官員的利益並不一致，那麼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理有偏離全體人民利益最大化德動機。相比於所有人清晰的私有企業，當所有人利益受到侵害時，國有企業發現和制止這種侵害都更為不易，再考慮到由於舊有體制因素使得價格信號無法正常釋放而帶來的資產賤賣，因此如果不進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國有資產會像雪糕一樣流失。即使不考慮「所有人缺失」帶來的委託代理問題，國有資產流失的評判也是個大問題。蕭灼基認為國有資產有部分高估，因為原有國有資產存在著大量無法償清的壞賬，這些資產從會計角度來看已經沒什麼價值了，而且如果不及時處理，制度性的精神磨損要比物質磨損更嚴重。樊綱承認產權改革帶來了國有資產流失，但不嚴重。他認為產權改革只是國有資產從經營性項目（國企為代表）向非經營性項目（社保，基礎建設等公共產品）轉變，而這種轉變恰恰又促使國有資產的實際掌控人——政府的職能由全能型向服務型轉變。無疑，政府職能的轉變對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起到關鍵性作用，因此這種產權改革由資產形態轉變造成的損失要遠小於它當期和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反對產權改革的學者，認為改革後國有資產流失現象更嚴重了，或者盡管產權改革減緩了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但是它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這個代價或許比它帶來的收益更大。顯然，反對派的前一種邏輯和改革派的前一種邏輯針鋒相對。林毅夫質疑產權改革對促進國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性，他認為國企的「政策性負擔」過重是造成國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國企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需要投資於我國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或產業區段而形成戰略性政策負擔以及承擔過多的冗員和工人福利等社會性政策的負擔，這些無疑加重了企業的運行成本。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些成本有隱性變成了顯性，使得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表象更為明顯。但是如果我們對國企剝離了「政策性負擔」，那麼國企的效益就可以改善，即產權改革不是國企提高效率的必要條件，從而也可以消除因產權從全體人民到私人的變更而帶來的國有資產流失。郎咸平從實證角度認為國企效率要比私企高，並且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存在著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廣大職工的利益，是「民企瓜分國有資產的一場盛宴」。而反對派的後一種邏輯認為，產權改革對減輕國有資產流失有幫助，但是不恰當的所有人變更造成了更大的公平問題。如秦暉認為國企產權私有化無可厚非，但是前提是在轉變過程中需要公平公正，不然就會引發俄羅斯私有化式的「權貴私有化」悲劇，他認為捷克的「民主私有化」雖然損失了變更過程中的部分效率，但是贏得了「起點的公平」，這對消除「權家通贏進而贏家通吃」的「尺蠖效應」無疑是具有巨大作用的，而產權改革後進行的管理人收購方式（MBO）更像是一種「權貴私有化」，因此，在沒有「起點的公平」的前提下，盡管以MBO等方式快速推進國企產權改革可以減少交易成本，但很可能將催生一大批「權貴資本」，這或許會影響到更為重要的社會層面的穩定問題。 由上可知，改革派的前一種邏輯與反對派的前一種邏輯相對，而改革派和反對派的後一種邏輯更多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間的權衡，因此爭論焦點主要在於前者。評判前者觀點對錯的核心在於國企和私企的效率孰低孰高。如果私企的效率要比國企高，那麼反對派的前一種邏輯就不再存在，那麼他們就要在公平問題與之對抗了。如果國企的效率要比私企高，那麼改革派的前一種邏輯就「陣亡」了。由於效率問題是他們的必爭之地，但是一百個經濟學家有一百零一種說法，而且每種都有一定的道理，在選擇方法和變數具有差異性的基礎上，兩者的實證研究誰也不輸誰，看來我們對他們觀點的評判似乎遇到了困難。因此，下文筆者擬以政策視角對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
二．政策視角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分析 由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政治總體穩定，經濟水平顯著提高且國有企業發展越來越好，我們可以推斷政府的政策大體上是合理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決策者通過權衡各方觀點，綜合考慮各種變數，所作出的政策應該是對當今經濟現象的最接近的反映，故政策的實施與理論的適用具有一致性。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政府有關國有企業的政策以此來推斷那個邏輯更合適。
I. 利用外部性原理談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思路和理由
經濟利潤最大化的產權改革肯定是壟斷，及當前的局面不打破。
那從外部性理論著手，必然是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改革，我們知道，壟斷的社會效益是最小的，而完全競爭競爭是最大的。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使產權改革的方向盡快的促進完全競爭競爭格局的形成。
比如消除國有企業的特權，將國有企業的一些優勢技術進行公開，還可以將壟斷的國企驚醒拆分成相互獨立的公司，消除他的天然壟斷條件等等。
J. 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內容和意義
這是個很大很有爭議的話題喲。
在這個網站有國企改革專題，可以自己查查看：
http://www.smartplan.com.cn/propertyreform.htm
下面這個網站有國企改革大討論：
http://finance.sina.com.cn/nz/langvs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