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經濟面臨三大陷阱
以毛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開創和建立的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是成功應對中國面臨的民族危亡歷史性挑戰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果。這個制度不可動搖,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由鄧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道路,是成功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功,這條道路是我國的強國之路,我們將永遠走下去。而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新情況與新問題,面臨著全新的歷史性挑戰。這些挑戰概括起來講就是「三大陷阱」:一是國際關繫上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國內經濟發展上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在政治與文化領域面臨的「話語霸權陷阱」。成功地應對這「三大陷阱」的挑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當下中國人民新的偉大歷史任務。
一、弄清「三大陷阱」的歷史由來
1. 「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是美國的全球霸權遭遇到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必然表現。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復雜的關系。美國離不開中國,因為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壟斷資本必須依靠吸收全球剩餘價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全球剩餘價值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國希望將中國永遠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通過其貿易保護政策限制中國的發展,同時迫使中國永遠接受美元霸權的盤剝,永遠受到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嚴格限制。在滿足這些條件的前提下,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
但是,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正在通過實行自由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型,通過「一帶一路」打破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亞投行與人民幣離岸結算部分地擺脫美元霸權,在這種情況下,代表美國財閥利益的美國鷹派人士必然要千方百計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圍堵中國,造成中國周邊環境緊張與動盪,從而誘導中國資本流出,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實力增強。這是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美國壟斷資本的本性使然。美國實現圍堵中國的手段,一是靠其「軟實力」,即以所謂「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話語權。二是靠其「硬實力」,主要包括美國的軍事實力、高科技實力及其知識產權。 軟硬實力的相互配合,對中國形成巨大壓力,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克服這一陷阱,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嚴峻而復雜的歷史性挑戰。
2. 「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後發展國家特有的經濟發展現象,即經過一段高速發展,收入水平達到國際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後,經濟發展潛力逐步喪失,從而陷入生態危機、經濟停滯、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之中。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表現形態。
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國際資本迅速發展起來,國際資本通過生產佔有最大化的剩餘價值,然後將剩餘價值轉化為新增資本,新增資本又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由此不斷進行循環。為了使這種循環不斷進行下去,發展中國家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壓低成本,以在發達國家佔主導地位的國際市場上取得低價格的競爭優勢。這一方面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推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另一方面卻付出了三低(低工資、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的代價,並且由此產生出整個國民經濟對低端產業資本高投入的依賴性,使社會生產力長期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不可持續。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改變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最後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話語權陷阱」。
這是在政治領域與思想文化領域我國面臨著的嚴峻挑戰。話語陷阱一個主要的內容就是所謂「普世價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得到的個體價值觀,上升為源於天生的「人類本性」,而這個「本性」則被認為來自於某種宇宙的「普遍法則」。由此產生的所謂「普世價值」被賦予至高無上的地位,凌駕於一切社會和一切人之上。
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一旦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結合,便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放大器。因為人們利用這種「平等權利」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機會,與其擁有的資本和貨幣數量成正比。這種「普世價值」被國際資本力量以鋪天蓋地的國際傳媒體系與教育體系為管道,以遍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國際評價標准」為其具體形式,占據著所謂「人類道德的制高點」,壟斷著全球政治與思想文化的話語權。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普世價值」,便必須遵從按照這種「普世價值」制定的各種「國際標准」,由此我們的行為便陷入西方國家話語霸權的陷阱,喪失了自己的話語主權。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標准就是落後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要麼就是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要麼就是只有挨罵的份」。
二、應對新的歷史性挑戰,跨越「三大陷阱」
應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中國的「強國夢」。
以習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熟練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一方面強化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一面,努力建立中國、美國與全世界人民的「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堅決而妥善地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建立中美之間「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同時,沉著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把美國圍堵中國的壓力轉化為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建設國家的強大動力;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堅持「永不稱霸」的政治承諾,不惹事,也不怕事,用一切手段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並增強國際話語權 「軟實力」與科技、軍事 「硬實力」建設。可以相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美國一些鷹派人士圍堵中國的錯誤戰略圖謀必將破產,必然要回到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正確軌道上來。因為這才是符合人類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
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中國的「富民夢」。
以習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挑戰稱為「新常態」,既看到這種新常態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上的積極因素。以「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是應對這種挑戰的重要方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可以看作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
更要看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能夠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習同志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要求,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優勢的體現,這對我國應對「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
應對「話語權陷阱」的歷史性挑戰,其實質是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之夢」。
中華民族自近代受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之後,產生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強不息的民族夢。經歷了革命與建國時代,中華民族結束了「挨打」的歷史,在政治上平等地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經過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結束了「挨餓」的歷史,在經濟上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應對當下的「話語權陷阱」,則是要使中華民族結束「挨罵」的歷史,在文化上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不會像某些西方大國那樣,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其他國家與民族的頭上,而是力圖建立各個民族相互尊重的世界大家庭。面對西方話語權的挑戰,習同志提出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間平等互利、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了西方國家對國際話語權的壟斷。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所奉行的「親誠惠容」的國際關系價值觀得到實實在在的體現。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誠哉斯言!
三、中國戰勝新的歷史性挑戰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三大歷史性挑戰相互關聯,應對這些挑戰必須從全局上進行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強軍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等等,都是從整體上應對歷史性挑戰的強國富民方略。而這些強國方略能夠提出和執行,最根本的還在於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歷史能量積蓄,具有自身發展的獨特優勢。綜觀習近平同志的講話,這些歷史能量與獨特優勢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個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第二個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第三個優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國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第四個優勢是中華民族是各民族多元一體。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國的重要優勢。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四大優勢匯集到一起,形成了合乎世界歷史與中華民族歷史發展潮流的強大力量,從而為克服 「三大陷阱」的歷史性挑戰提供了基礎條件。
應對這三大歷史性挑戰所要完成的偉大歷史任務,正是作為「強國夢」「富民夢」和「民族文化復興之夢」三者有機統一的「中國夢」。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追求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但是真正實現和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時代,正是當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習近平同志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中國夢能否順利實現,關鍵是看我們能不能成功應對 「三大陷阱」的歷史性挑戰,而應對這種歷史性挑戰的過程,正是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過程。
② 請問;中國有哪四大政策性銀行
沒有四個,只有三個政策性銀行。
1994年中國政府設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均直屬國務院領導。
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於1994年3月成立,直屬國務院領導。目前在全國設有32家分行和4家代表處。成立以來,開行始終認真貫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發揮宏觀調控職能,支持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在關系國家經濟發展命脈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重大項目及配套工程建設中,發揮長期融資領域主力銀行作用。
中國進出口銀行(以下簡稱進出口銀行)成立於1994年,是直屬國務院領導的、政府全資擁有的政策性銀行,其國際信用評級與國家主權評級一致。進出口銀行是我國外經貿支持體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機電產品、成套設備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及對外承包工程及各類境外投資的政策性融資主渠道、外國政府貸款的主要轉貸行和中國政府援外優惠貸款的承貸行。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是直屬國務院領導的中國唯一的一家農業政策性銀行,[1]1994年11月掛牌成立。主要職責是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籌集資金,承擔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代理財政支農資金的撥付,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
政策性銀行是指由政府創立,以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為目標,在特定領域開展金融業務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專業性金融機構。實行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組建政策性銀行,承擔嚴格界定的政策性業務,同時實現專業銀行商業化,發展商業銀行,大力發展商業金融服務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③ 日本經濟崛起的原因
主要因為美國的扶持與日本自身的全面發展戰略。具體原因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的經濟文化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在短短幾十年內日本的政治經濟實現了全方位的發展,並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大國。執著於現實情況出現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最主要的有兩方面原因:
1、美國為了實現自己的強大,實現其自身的霸權戰略,由最初想佔領日本,並且扶植日本發展,從而輻射整個亞洲,所以那個時候日本就作為了美國在亞洲的代言人。並且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發展,美國認識到日本的經濟文化的恢復有助於自己在亞洲勢力的擴張。
2、二戰之後日本制定了相對全面的發展戰略,主動地參與國際競爭,重視科學與教育,國內的企業也制定出符合國家國情的發展策略,日本人獨有的民族心理幫助他們在二戰之後短時間內將日本的經濟迅速的崛起。
(3)中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擴展閱讀:
二戰後的日本工業基礎設施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在其後20年間,日本的經濟年均增長率達8%,第一個從戰後的「發展中國家」一躍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1968年,日本經濟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60年代,日本工業競爭力穩步提高,年均出口增長率高達18.4%。在60年代中期之後,除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2年,日本的經常項目每年均為順差。
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後,日元迅速升值,由此引發的出口產品的價格增長削弱了日本出口產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1998年的日本經濟出現負增長。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日本經濟再次遭遇重創,除2010年外,其餘年份名義GDP 增長率都小於1%,並且GDP增長率多年出現負增長。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日本出現近2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名義GDP增長率為-4.6%。
日本經濟高度發達,國民擁有很高的生活水平。201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9731美元,是世界第17位。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3位(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世界第23位。
④ 中國民族樂器常按什麼分類
中國民族樂器常按演奏方式分類,分別是:吹奏樂器、彈撥樂器、拉弦樂器、打擊樂器四類。
1、吹管樂類
排簫、笙或竽、塤、箎、簫、曲笛、梆笛、嗩吶、管子、巴烏、葫蘆絲等。
2、彈撥樂類
古琴、古瑟、箏、箜篌、阮 (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低音阮)、月琴、琵琶、柳琴、三弦、秦琴等。
3、拉弦樂器、
京胡、高胡、板胡、二胡 (南胡)、中胡、大胡、革胡、墜胡、擂琴、二弦、大筒、四胡、椰胡等。
4、打擊樂器
編鍾或特鍾、編磬或特磬、鼓(小堂鼓、扁鼓、大鼓、缸鼓、戰鼓、排鼓、板鼓等等)、柷、缶、揚琴(敲打弦線)(亦有樂團將之歸納為撥弦類)、鈸(大鈸、小鈸等等)、鑼(京鑼、大鑼、小鑼、雲鑼等等)、木魚、沙的、梆子、板(以木為主的體鳴樂器)、鈴等。
(4)中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擴展閱讀:
中國的「吹、打、彈、拉」四大類樂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新中國成立後,對傳承樂器的音質不純、音律不統一、音量不平衡、轉調不方便、固定音高樂器之間的音高標准不統一、在綜合樂隊中缺少中低音樂器等不足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並涌現了許多成果。
僅從已出土的文物可證實:遠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多種多樣的樂器。如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河南舞陽縣的賈湖骨笛(最早的笛子距今8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遺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塤,河南安陽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等。這些古樂器向人們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
⑤ 為什麼當年中國要提出五年規劃,五年規劃的由來是什麼
五年規劃的由來:五年規劃作為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形式最早並非源於中國,也非中國所獨有。20世紀30年代,蘇聯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領導蘇聯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問題時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是按計劃進行的」,其後在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制定並通過了1928-1932年國民經濟計劃,標志著五年計劃在蘇聯的誕生。
蘇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通過五年計劃取得了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到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已經實現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工業總產值迅速躍升至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戰後,隨著歐亞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五年計劃被社會主義陣營中很大一部分國家所借鑒,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五年計劃不僅深刻影響了蘇聯的經濟發展,還對戰後所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深遠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中國從1953年開始制定並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2015年結束已經完成總共十二個五年計劃/規劃。五年計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體現出了鮮明的階段性特徵。
從1953年開始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從「十一五」起,「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
(5)中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擴展閱讀
2006—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中國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6年3月,全國人大十屆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十一五」是為後十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關鍵時期,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克服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帶來的嚴重困難,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高,社會事業顯著進步,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為「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11—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中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是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單行本,書中包括了轉變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轉型升級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等十六篇。
2016—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中國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⑥ 中國有哪些經濟發達的內陸城市
很多人一直都自己家鄉GDP的情況,據有關機構研究,2019年中國大陸城市GDP排名已經出爐了。關於2019年度中國大陸城市GDP二十強相對於2018年的排名變化,明顯的可以看出城市間的「明爭暗鬥」,排名靠前的城市幾乎位置很難替換,主要是排面在中間的城市,總有種「你追我趕」的感覺,變化很大!
今天我們來看看,排名前五的這些省會城市的情況,本文的數據都不包含港澳台城市。
第五、江蘇省南京市
班服定製:伴隨成長的印記,除了青春還有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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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服定製:伴隨成長的印記,除了青春還有班服!
南京市在中國大陸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4030.15億元排名第十一位。
南京古稱金陵、建康,是江蘇省會、副省級市、特大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南京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長期是中國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國家物流樞紐,長江國際航運物流中心 ,長三角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國家重要門戶城市,也是東部沿海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戰略交匯的重要節點城市。
第四、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市在中國大陸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5373.05億元排名第九位。
杭州古稱臨安、錢塘,是浙江省省會、副省級市、杭州都市圈核心城市,杭州人文古跡眾多,西湖及其周邊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觀遺跡,具代表性的有西湖文化、良渚文化、絲綢文化、茶文化,以及流傳下來的許多故事傳說。新世紀以來,隨著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企業的帶動,互聯網經濟成為杭州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三、湖北省武漢市
武漢市在中國大陸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6000億元排名第八位。
武漢別稱江城,是湖北省省會,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級市,特大城市,全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作為中國經濟地理中心,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和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其高鐵網輻射大半個中國,是華中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開啟武漢現代化進程,使其成為近代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被譽為「東方芝加哥」。
第二、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市在中國大陸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中,以17012.65億元排名第七位。
成都別稱蓉城、錦城,是四川省省會、副省級市、特大城市、成都都市圈核心城市。地處中國西南地區、四川盆地西部,境內地勢平坦、河網縱橫、物產豐富、農業發達,自古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