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影響
1、文化是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部分又包括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等非意識形態部分.
2、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對人產生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影響,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強人的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3、經濟、文化是社會生活的是哪個基本領域.其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應.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4、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利於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掌握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促進我國的經濟的發展,提高國際地位,共建和諧社會. 對文化這個慨念,在不同環境、不同對象,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就經濟方面而言,在聯合國世界文化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里,既把文化看成是一系列的活動,如文化產業,又把文化看做是一系列的態度、實踐和信念等.
2.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經濟發展的猜想
近年來，中國四萬億促進內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蓬勃發展、薪資水平上升等等。在這些亂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亂花錢，如果把花在高鐵、高速上的錢發給普通老百姓多好，這這才是實實在在的。然而本人從國家及未來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是個正確的決定。首先從中國從放開商品房開始說起，房地產從此一枝獨秀，一飛沖天，飛漲的房價和穩如泰山的工資形成鮮明對比，老百姓卻怨聲載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資標准來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體現在物價上，物價也一路看漲。房價和物價的上漲又進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資（這個提高當然是緩慢的），不斷反復，可是這僅僅是國內的情勢，從全球考慮，商品價格的提高使「中國製造」優勢削弱，出口疲軟。中國是個製造業大國、出口大國，GDP沒有了出口的拉動就會增長放緩，為了保GDP（其實是保製造業）政府開始大力促進內需，四萬億投資（稍後再說）、家電下鄉等等，家電下鄉確實讓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錢來購買商品，從而促進了內需、延緩了製造業的衰退，但是美國不會讓你這么安生，從中國房地產起飛以來就一直伴隨著美元的升值，在中國製造業開始衰退後更甚。內憂外患的中國製造業「飄搖欲墜」，政府採取的家電下鄉等努力與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匯率上漲相比顯得不夠「給力」，面對利潤不斷減少的企業家們唯有另謀出路——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國家開廠，中國企業的出走必然使國內失業率大大增加，同時也會使國外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環境更加不看好，這樣一來中國經濟發展就會很困難。四萬億投資，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政府為了留住國內企業、吸引外資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亂花錢。下面說個情況，有的企業家也到國外考察過辦廠的可能性，雖然當地勞動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設施、產業鏈都相對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綜合考慮這些因素，還是在國內辦廠更加合適。從而可以看出，在勞動力成本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交通狀況、提高辦廠環境也是留住企業、吸引外資的有效方式。看看現在的中國，高鐵、高速快速建設，可以說四通八達，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與質量，再加上中國產業鏈比較齊全，不用到處尋找原材料，這些才是中國留住企業的優勢。返回開始的話題，中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道路建設雖然耗資巨大，但這是為了能夠留住製造業企業，而對於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留住了製造業企業就相當於挽救了中國經濟。（補充：中國各項政策中的貪污腐敗現象不考慮在內）
希望採納
3. 談談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文化是屬於精神、觀念范疇。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消費品不僅僅再局限於物專質層面屬，而開始追求更高層面的，讓人在精神、觀念上感到滿足的文化產品。由於生活逐漸富足，人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因此，文化產業應運而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產業的定義是：按照工業標准，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早在20世紀，當現代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產業也隨之成熟。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其產值在GDP中所佔比重相當龐大。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在中國社會逐漸成熟，
中國的文化產業正勢不可擋地發展起來。
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較晚，但發展迅速，為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越來越大，而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還存在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們該如何審時度勢，緊抓歷史機遇，做強文化產業，使文化成為引領我國新一輪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已是我國當前的緊迫任務和重要課題。
4. 中國的發展現狀，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多方面的狀況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後，我國提出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專的計劃屬。
第二階段：當下，在「兩個文明」的基礎上又提出應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
可見，我國經濟騰飛的同時精神、政治文明也在發展，並且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提出，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現。
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雖然在高速發展，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並不發達。
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時「投資拉動式」，十分不健康。
社會主義民主有待進一步發展。
「先經濟後環境」，的思想也在作祟。
正如溫總理所說：十三億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多麼小的問題乘以十三億，都會變得很大；多麼大的經濟總量，除以十三億，都會變得很小。
但你也看到了，2008奧運、2010世博，中國日益興盛。
資本主義三百年，社會主義六十年，需要我們走的路還很長，醫療、社保等許許多多的問題亟待解決，但要相信中國崛起就在這個世紀，讓我們為建設祖國而奮斗！！！
5. 怎樣看待文化產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可以說是比較滯後的。雖然近年來我國文化事業有較大發展，但由於文化事業，新聞事業具有意識形態性，因此，在我國，文化事業方面的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導致我國文化產業嚴重滯後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在國際上更是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與我國國家實力和經濟實力嚴重不相稱。這種差距有多大，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讓大家去想像:中國電視觀眾數量世界第一，中國電視台數量世界第一，中國電視頻道數量世界第一，但是全中國3000多家電視台的年廣告總產出還不到美國時代華納公司一家媒介公司的電視領域年收入的60%。年產出百億人民幣的中國中央電視台被譽為中國傳媒產業的超強「航母」，暫且不與大國和強國的電視公司來比，就是與歐洲小國盧森堡的盧森堡電視台比較也相形見絀。盧森堡電視台年產出早已近30億美元，相當於人民幣近兩百億。而盧森堡面積為2586.3平方公里，人口49萬多。湖南省面積21.18萬平方公里，6465萬人，湘潭市總面積5016平方公里，人口270多萬，盧森堡無論是從人口還是面積只相當中國的一個中等縣。在國際市場上，我們至今還是電視產業小國，這與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三的地位極不相稱。美國文化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27%，日本為18%，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但據統計，2004年，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已達4140億元，僅佔GDP的3%。
從總體上講，文化產業是新的經濟增長驅動輪。著名學者米切爾・J・沃爾夫曾在《娛樂經濟》(<The Entertainment Economy>)一書中指出:「文化、娛樂——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實在的汽車製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經濟以製造業為中心；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經濟以服務業和知識為基礎；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今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是以知識產權為基礎的內容產業經濟。文化產業在經濟上非常重要，文化產業是投入少、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文化產業范圍內的各產業相互聯結，其「波及效果」會帶動其他類別的產業。文化上的強國將成為經濟強國。目前美國的文化產業的收入已經占據美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25%-28%，高達每年4000-4800億美元。按照美國某些專家的估計，到2010年，在全球范圍內，文化產業會出現巨大的變化和發展。有的學者估計，到2010年，全世界文化產業的總產值將是2005年的三到四倍，將達到12000-15000多億美元，其中美國預計佔有60%左右。 在我國，文化產業也是一個經濟新的增長點。我國近幾年的文化產業增長很快，文化產業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比如我們湖南，2008年，湖南文化產業增加值530億元，近5年年均增幅超過18%，高於GDP增幅6個多百分點。但是我國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和影響低於發達國家，且不和美國比，就是在亞洲，我國的文化產業總值遠遠落後於印度和日本。因此，我國的文化產業必須大力發展。況且我國每年對文化的消費需求遠遠大於其生產能力，中國每年需要進口大量的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等文化產品及其衍生產品。中國的文化產業存在嚴重的貿易逆差，粗略估算進口和出口的比例是10:1，甚至更大。
文化產業發展關繫到國家的綜合競爭力和文化安全。如果說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的硬實力的話，文化就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在當今時代，不但需要硬實力，而且需要軟實力。如果說硬實力讓人敬畏的話，軟實力則讓人信服；硬實力讓人敬而遠之，軟實力則讓人「信而來之」。在這種意義上，軟實力更重要。因為軟實力可以轉化為硬實力，軟實力也可以成為制約硬實力或推動硬實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或民族是否強大，不僅取決於經濟實力，同時更取決於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文化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強力推動作用已越來越突出。從國際形勢看，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都把文化產業作為提高軟實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支柱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猛，但近年來，在世界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來越艱難，甚至一些產品在一些國家受到圍堵，一些企業在世界上受到一些國家抵制。而文化的影響則可以轉化和改善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因為文化產品並不等同於物質產品，它帶有意識形態性，說白了，它帶有宣傳性，它可以傳播特定的價值觀、世界觀，可以宣傳一個國家，大大改善其它國家民眾對一個國家的看法、態度，有利於樹立一個國家的良好形象，改善一個國家的外部發展環境。 而且，』一個國家的媒介產業的發展水平、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決定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話語權。一個國家的媒介在世界上沒有影響，它在世界上就沒有多少話語權，在牽涉自己利益的新聞報道上就沒有多少主導權，就可能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當今世界，由於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新聞媒體實力強大，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幾大通訊社基本上壟斷了世界新聞報道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因此，在涉藏、涉疆、涉台等問題的報道上，我國政府受到西方媒體的無端攻擊，惡意詆毀，但常常無能為力，導致我國在世界上的輿論環境難以得到實質性的改變，應該說與我國新聞媒介在世界上沒有競爭力和影響力有很大關系。正因為如此，痛定思痛，2008年，當金融危機影響的范圍和深度還在擴大，當世界上許多媒體都在裁減員工，節約開支時，我國政府卻宣布將花450億元支持傳媒業發展，擴大媒體的全球影響力，目的是改善我國的外部環境，改善我國在世界上的輿論環境。
文化產業的發展關繫到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當今世界，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世界的巨無霸。美國的電影生產總量只佔世界電影產量的6%-7%，卻占據了世界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全球正在放映的電影有85%來自美國好萊塢。好萊塢大片，特別是那些投資巨大的娛樂影片，搶佔了全球大部分的票房。好萊塢影視業在海外市場的年收入達30多億美元。美國控制了世界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與製作，每年向別國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量達30萬個小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中，美國的節目高達60%-80%，成了美國電視節目的轉播站。而美國自己的電視節目中，外國節目僅佔1%-2%。目前，美國的影視產品已經占據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偏僻的市場。甚至在非洲貧民區里，人們每晚都在爭相觀看美國電視劇《豪門恩怨》，以窮人的視角去感受其中的美國富人的氣息。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總數的5%，但目前世界60%以上的廣播節目的生產與製作由美國控制，傳播於世界大部分地區的80%-90%的新聞，都是由美國和西方的通訊社壟斷。美國的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NN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ABC(美國廣播公司)等媒體所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國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是不結盟國家集團發布信息量的1000倍。 自我國加入WTO以後，我國將逐步放寬外國文化產品及企業進入我國的限制。試想，當美國的文化產品可以在我國暢通無阻時，將對我國的文化產業造成怎樣的後果?如果我們的文化產業仍然是現在這個樣子，將無力與美國的文化產業抗衡，我們的媒介將可能破產倒閉或者被吞並。如果我們的電視台播放的是美國的電視劇，我們的電影院放映的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我們的書店出售的是美國出版的圖書，我們的報紙是在美國老闆領導下報道新聞，那我們的民族文化如何保持和發揚，我們還有什麼文化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可言?要知道，帝國主義在當今世界的最主要表現形式是文化帝國主義，當今世界的侵略，很少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而是一種溫柔的文化侵略，而要抵禦和防範文化侵略，只有做大做強自己的文化產業。
國家政府應該大力扶持文化產業的發展。其次，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走市場化的改革之路。理論和實踐證明，只有走市場化道路，文化產業才能真正貼近市場，貼近受眾，才能打破行政區劃限制，才能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才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創造力。文化產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投入大，產出也大。我國並不缺資金，但缺乏吸引資金的政策，文化產業也是人才密集型產業，但我國並不缺人才，但缺乏吸納人才，調動人才積極性的政策。這次，國務院出台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不但將文化產業振興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而且在政策上有一些重大突破，如規劃提出「推動跨地區、跨行業聯合或重組、培育骨幹文化企業。」對於長期受到行政區劃限制，使之不能做大做強的媒介企業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遇。全國文化產業單位，特別是我們湖南，我們湘潭的媒介企業、文化企業，一定要抓住這難得的機遇，加快發展，走出去，做大做強。
6.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7. 目前中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我們有哪些優勢和不足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推進文化創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增強文化發展活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充分發揮文化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的功能，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這次全會進一步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明確了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第一次將文化產業列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加以推動，為我們制定了發展文化產業的宏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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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現實需要
黨的十七大對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精神實質和基本要求做出了精闢的論述，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
文化產業相對於一般產業所獨有的特點和優勢，使其成為最符合科學發展觀內在要求的產業之一，發展文化產業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
文化產業以創意為動力、以內容為核心，其發展主要依靠精神成果、智力和科技投入，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低，是典型的綠色產業、低碳產業，具有很好的可持續發展特性。同時，文化產業屬於高附加值、高回報產業，一個故事、一個人物形象可以轉化為出版物、影視作品、動漫遊戲、舞台演出等系列衍生品，只要消費者認可，就能在經濟收益上產生疊加效應，實現一次投入、多次轉化、持續回報。
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和朝陽產業，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利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產業升級、促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當前文化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非常明顯，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相互滲透與融合日益加深，普通的物質產品融入特色的文化元素，其內在價值就會得到顯著提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即商品的文化價值、符號價值逐漸超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成為主導價值，人們購買一件商品不僅要得到它的使用價值，而且要得到藝術、文化價值，得到精神享受。文化產業中創意設計等領域與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的結合尤為密切，對傳統產業文化內涵和內在品質的提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產業涉及近百個行業，跨度很大，這些行業對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的要求各不相同，差異也很大，因而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適合各種類型的企業、人群和資本的進入，既可以發展擁有高新技術裝備的現代化大型企業集團，也可以接納個體式的工作室或家庭式的生產作坊，既可以吸納掌握高新科技的高端人才，也能滿足具有一技之長的普通勞動者的就業要求。在經濟結構調整時期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對於吸納勞動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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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維護我國文化安全、提升綜合國力的緊迫需要
按照世界銀行的評估准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是指政治、經濟、文化協調發展的整體水平。當今世界向多極化格局發展，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迎接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劃分的12類服務項目中，有4類與文化產業相關。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傳播優勢，將大量精神文化產品、社會政治理念、價值觀念等輸入我國，並力圖佔領我們的文化市場。以美國為例，從電影、運動服裝、飲食等傳統的文化載體，到電腦軟體、網路、衛星傳送等高科技的文化載體，他們的文化標志無處不在，人們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無不感到美國文化的存在，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文化滲透主要是通過文化產業這個渠道來實現的，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提高綜合國力必不可少的發展因素，因此要保持中國文化主權的獨立，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影響，特別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蝕，就必須大力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市場佔有率。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文化市場進一步開放，外國的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會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國，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更加活躍，不同文化的相互滲透和碰撞更加激烈，我們的傳統文化面臨著嚴峻挑戰。我們在看到中國文化巨大優勢的同時，還需適應時代潮流，通過發展文化產業搭建我們的文化「防火牆」，讓社會主義價值觀牢牢佔領思想文化陣地。因此文化產業的發展擔負著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獨立和安全的歷史使命。
從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來看，我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與我國國際地位不相適應，與我國五千年文明積淀的豐厚文化資源不相適應。據有關資料介紹，美國生產全世界75%的電視節目、60%的廣告節目，發展中國家75%以上的文化產品來自美國，而美國市場上的外來文化產品只佔1%—2%，這種強大的文化實力是美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必須加快文化發展步伐，使我國盡快從文化資源大國轉變為文化發展強國，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文化產業的發展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渠道，我們要把中國豐富的、獨特的、珍貴的文化資源加以開發利用，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國文化內涵、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符合國際審美需求和欣賞習慣的優秀文化產品，推動中國文化產品順利、持續地進入國際主流市場，讓境外受眾在消費過程中加深對中國文化內涵的理解，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的崛起，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8. 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相比,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後,其原因是什麼
1、社會傳統觀復念限制制，對文化娛樂方面的歧視，如視看漫畫為一種不學無術（日本動漫為三大產業之一）。
2、經濟發展方向與文化發展方向投資不協調。文化產業實際上是一種經濟行為，國家現在重視的是製造業，比如鋼鐵、汽車、機械等工業，而文化產業屬於第三產業，國家側重點不在文化上。
3、教育體制的限制，人才缺乏。在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集科學界、藝術家、畫家等為一體，國外如迪斯尼動畫後期製作都是些由物理專家、力學專家、影視分析師各種科學團體做，中國是由技校畢業的學動畫的做，思想和技術都達不到，造成文化產業發展質量差。
4、文化氛圍缺乏。現在中國處於一種嚴重拜金主義時期（當然國外這一階段已經過去），對文化的尊重度嚴重不足，學者、教授往往不如一個小老闆，到國外購物（特別是奢侈品）像買白菜似的，很沒文化品位，造成國際性歧視華人等等。
5、制度的不完善。很多企業借口發展文化產業，如華僑集團借發展主題公園圈地，嚴重影響業界信譽，造成文化行業內外的信任危機。
6、文化挖掘力不足，內涵太淺。這個差距太大了，建議對比下大耳朵圖圖和火影，就知道了……很無語^
9.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華文化有什麼關系
以下內容供你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演講人：林毅夫時間：11月4日地點：北京大學·北京論壇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裡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台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台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台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記載了范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准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准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裡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干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希望能幫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