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

Ⅰ 中國省市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在哪裡可以找到

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4-2018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前景預測與基地建設研究報告 前瞻》分析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的預期目標為2.4萬億元左右，約占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為達到此目標，「十二五」期間文化產業的年均增長速度要達到19%，高於GDP年均增長率(10%)9個百分點，因此各省市均在大力上馬文化產業項目。

第1章：中國文化產業定義及發展環境分析 17
1.1 文化產業定義 17
1.1.1 文化產業的定義及統計范圍 17
（1）文化產業的定義 17
（2）文化產業的統計范圍 17
1.1.2 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17
1.2 文化產業政策環境分析 19
1.2.1 文化產業管理體制 19
（1）主管部門 19
（2）監管體制 20
1.2.2 文化產業主要政策及規劃 20
1.2.3 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分析 26
1.3 文化產業經濟環境分析 27
1.3.1 宏觀經濟發展分析 27
（1）宏觀經濟運行情況 27
（2）宏觀經濟走勢預測 28
1.3.2 宏觀經濟與文化產業相關性 29
1.4 文化產業社會環境分析 30
1.4.1 居民收入分析 30
1.4.2 居民文化娛樂支出分析 32
1.4.3 居民文化消費理念分析 33
1.5 文化產業發展機遇與威脅分析 33

Ⅱ 北京資源知多少

北京資源知多少
「計劃經濟時代的早期格局沒有打破，國家高度壟斷的情況下，導致北京的資源高度聚集，成為一個『城市黑洞』。北京資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領域不是多和少的問題，而是有與無的問題。」

●張恆 王曉 方澍晨 / 文

每一天都有人從外地來到北京。

在過去的十年裡，北京增加了472.9萬外來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佔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總數達到2114.8萬?人。

這讓北京的政府官員感到頭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目標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但幾年後，1988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北京目前執行的2004版人口規劃要求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但這一數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說，按照目前這個速度發展，意味著10年後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住房1.3億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萬人次；每年要增加6億立方米水；天然氣需要增加50億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噸；要增加中學167所，增加小學208所。

到目前為止，沒有有效的辦法阻止這些外地人的腳步。靠戶籍？沒有用，最近四年，進京落戶指標都沒有超過1萬。

為什麼要去北京？

這倒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北京有其他地方沒有的東西。

愛電影去北京

這個春節，有約900萬人離開北京又回到了北京，這裡面大部分是外地人。

為什麼不呆在自己故鄉，卻要去大城市打拚？這在春節期間成了熱點話題。緣起知乎（一個網路問答社區）上的一個問答，一位署名「王遠成」的網友用很長的文字，回溯了自己2008年隻身到上海打拚，直到2013年因為母親患病返回家鄉的過程。文中關於大城市與家鄉三線城市的對比，激起無數人的共鳴，一時傳遍網路。

「如果不來北京，我和電影之間的距離永遠無法縮短到現在的距離。我也永遠不知道我可以在夢想的道路上走這么遠。」2月6日（大年初七）下午，張小北剛剛結束四五個小時的編劇寫作，看到這組問答，在知乎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除了編劇，張小北還是一家預告片工作室的創始人之一。短短兩年時間，這家工作室從兩三個人發展到二十多人，2013年一共給40多部國產片做過預告片和製作特輯，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時代》。「中國電影這兩年隨著整體市場的發展，工業化程度的進步，越來越多全新的崗位正在被創造出來，而且這些全新的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張小北說，預告片這個行業2011年之前是沒有的，對於公司員工來說，如果不是在北京便沒有機會爭取到這個崗位。

1997年，張小北由北京廣播學院畢業之後回到家鄉安徽合肥，做了一名電視台記者，2002年再次北上。因為在合肥，當時只有兩個電影院三塊銀幕，「想看電影的話除了買盜版碟幾乎沒別的辦法」。

愛電影的人只能來北京。「浙江橫店是個很大的拍攝基地，很多群眾演員聚集在那裡，但如果你想真正成為演員，或者想成為一個明星，還是要來北京。尤其是電影行業，最上游資源的最關鍵環節都在北京，你在這里的時間成本是最低的，機會相對來說是最大的。」張小北歷數道，「從劇作、製作、投資，到電影的營銷、宣傳、發行，不管你想從電影行業哪個環節進入電影行業，在北京都是機會最多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2012年北京生產了故事片243部，佔全國27.2%；電視劇98部，佔全國19.4%。而在上海交大發布的2013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中，北京以指數值82.75占據榜首，遠遠高於第二名廣東省的48.52。2009年，上海曾與北京同居第一梯隊，但從2010年起至今，上海排名下滑，與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組成了第二梯隊。絕大多數西部地區得分均低於20分，排到了12名之後。

北京病人

北京還是一座病人的城市。2012年整整一年，9974家衛生機構接待了1.85億人次的門診，比內蒙古、吉林兩省門診人數的總和還要多。

這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頂級的醫院，協和、301、兒童醫院、積水潭……等等，同時也吸引了全國最多的病人。一個患兒由父母帶著來到北京大學婦幼門診，周四下午去掛周五僅有五個的專家號，放號前，僅僅因為一個人插隊，就前功盡棄。一個14元的專家號，在號販子手裡被炒到了上百甚至上千元。

王航的妻子懷孕了，為了檢查，他要凌晨五點去排號。好容易等到上班放號，卻被告知該醫生當天停診。這位專業學醫並在互聯網企業工作過的年輕人，由此想到能否藉由互聯網做一些事情。「上學時我們就知道，大量的專家集中在北京。」王航說，「北京是首都，長久以來學術水平高，北京的院校和項目更容易得到支持。而醫學上的人才也更願意留在北京，這樣積累下來，北京的醫療資源就越積累越多。」

最終，他和幾個朋友一起創辦了「好大夫在線」，患者可查詢到全國3000多家醫院的診療信息並在線預約門診，專家可以在線解答釋疑，並進行醫療知識科普。網站收錄的醫院中，北京地區的占總數的5%，在30萬的醫生庫里，北京佔了10%，但是從患者咨詢的問題中，有30%是北京的專家回復的。王航說，「從網站上回答問題的情況看，能夠處理重大疾病，尤其是疑難雜症的醫生中，北京的醫生更多，也更有發言權。」

但是「好大夫在線」解決不了醫療資源緊張的問題，張妍放棄那些技術精湛的三甲醫院了，她更偏好高端私立醫院。大多數時候，錢總是能解決問題的。

金錢永不眠

張妍是天津人，英國某名校畢業後，為了離父母近些，放棄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機會，進入北京一家外資投資公司工作，地點在北京CBD。

這里是北京外企最為集中的區域，在三萬多家企業中，世界500強就有兩百多家。70家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設在張妍周邊的區域，這佔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資企業有兩萬六千多家，同為直轄市的天津的數量不到北京的一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業生產總值接近50億元，其中有6.95億元是包括張妍在內的30萬金融行業從業者製造出來的。不過北京金融業的重鎮不在CBD，而在金融街——被長安街、阜成門內大街、太平橋大街、南禮士路四條街道圍起來的近150萬平方米的區域，是北京乃至全國金融資源最集中的地方。

2012年4月13日，中國北京金融街，一個店員裝扮成財神爺在派發優惠券（IC / 圖）

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這里辦公，三分之一的全國商業性銀行和60%的保險集團把總部設在此處，每天有10萬人到1400多家金融機構里上班——這些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了65萬億元，佔全國比例接近一半。

這里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國的房地產及資本管理公司仲量聯行發布報告稱，全球最貴的辦公地點中，金融街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聖詹姆斯與香港中環。但就這樣，大量的企業還在想辦法進駐這里，千合資本的老總王亞偉就正在作此打算。

現在這家公司的辦公地點位於北京海淀區北京國際大廈，距離金融街8公里，若交通順暢，半小時即達。但對王亞偉來說，這仍太遠了。這位被業界稱為「中國股神」的大佬，感覺現在與行業交流太少，也難以忍受距離監管層較遠——在他看來，這會一定程度影響自己信息的獲取。

在這塊彈丸之地，一天有上百億的資金流進流出，一年政府能從這里收走2482.8億元的稅收。靠著這個金融大戶，西城區也一躍成為北京稅收最多的區域。2012年，西城區的稅收總額為3074.2億元，而內蒙古自治區一年的稅收才2746.8億元，安徽省一年稅收3065.1億元也不過和西城區相當。

中關村帝國

2013年12月，金融街上的決策者們對比特幣支付下達了管制令，這令創業者李林大為緊張。

一年前，他剛剛在上地創辦了一家比特幣交易網站火幣網，准備在這個行業大展身手，現在央行的政策很可能掐斷自己的活路。焦慮之中，他聽說央行支付與清算司司長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兼職教授，便很快通過清華大學聯繫到了這位司長。在向司長打聽政策導向後，李林得出結論「未必那麼悲觀」。考慮到銀監會還沒作出類似限制，他們找到了幾家銀行，建立了用銀行匯款充值的渠道。正是在那以後，火幣網一躍成為國內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人們願意留在北京，一個原因是在這里常常能找到你需要的人。

李林是湖南衡陽人，曾在甲骨文公司工作兩年，辭職出來後就一頭扎進中關村的創業圈。這里原本也是一條范圍有限的街道，以賣電子產品為主。現在，這里光上市公司就有了224家，包括人們熟悉的騰訊、網路、谷歌、微軟、聯想等巨頭。

早先的區域，早已經容納不下政府和企業擴張的胃口，中關村開始在北京各個區縣開疆拓土，在西城、朝陽、昌平、通州、密雲、延慶……幾乎所有北京區縣，都有了「中關村」的名頭。2012年，國務院批復中關村的區域范圍達到了十六個園區。

在這個龐大如聯邦帝國一般的園區里，聚集了中國最為密集的科教、智力人才。超過1.5萬名像李林一樣的創業者，在民居里揮汗如雨、在寫字樓里通宵熬夜。還有幾個年輕人曾在中關村街頭漫無目的逢人便問對方是否願意在網上把錢借給別人，他們打算做一個互聯網理財產品，但收集了200份調查，只有三四個人願意，不過沒關系，做起來再說。而另一個80後，則半開玩笑地說，自己的願望是五年內滿足員工的所有願望——女員工想結婚，男員工希望管理一個全是女孩的團隊……各式各樣的創業者，在3W咖啡、車庫咖啡等創業者最喜歡的聚集地相遇、交流、碰撞。最終，在中關村裡創造了6000家企業。

全國各個城市都在用同樣的方式、甚至給出更大的力度扶持創業者，但許多懷抱夢想的年輕人、希望最後再搏一搏的中年人，似乎除了中關村誰都不認。中關村官方不無炫耀地對外宣稱，每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投資案例，有三分之一出自中關村。

當李林需要為公司招人時，相對容易就找到合適的。「北京叫得上名的互聯網大公司有幾十個，人才流動大。」 這位年輕的老闆設想過，如果在杭州或者深圳，他就只能高薪從阿里巴巴、騰訊去挖人了。「保持行業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最濃的氛圍就在這里，李林說，「上海那些同行每月都要固定來北京幾次。」

學術與政治

中關村的勢力范圍內，有41所高校坐落其間，不乏北大、清華這類名校。李林就常去這些學校參加關於比特幣的學術討論。

教育，是這座城市最為優質的資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這個的數字在全國范圍內並無優勢，但這些學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國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雖然在同時位列211和985名單的中山大學已經做到了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的職位，但任劍濤仍然決定離職北上。2009年起，他進入人民大學擔任政治學系的教授。

「當時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劍濤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北京，一是看重其專業內部的競爭和優勢，「北京聚集著更多優秀的人才，學術交流的平台更高。二是社會反響。北京集中著優秀的報刊和新媒體，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關注和傳播。三是權力反應。我們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關注，我們也更容易成為中央領導的『座上賓』。」這位以政治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以前在廣州的感覺是，再怎麼努力，也不過是在學術圈子裡引起關注，「在中央看來，你就是一個地方機構。現在就不一樣了。北京的優勢是擺在桌面上的『權力優勢』」 。

北京資源知多少(2)

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然支持任劍濤的判斷。2012年國家項目的課題數共有79343項，而北京的研究機構就承擔了48100個國家項目的課題——這些課題經費支出達到455億元，幾乎是全國課題經費總支出1078億元的一半。即便不考慮錢的問題，查資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單計算北京市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北京人均擁有圖書數量為1.01本，很多沿海發達省份與此差距並不大，但加上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後，北京的人均數量則達到了2.69本。

唯一的長安街

北京的道路總里程5萬多公里，其中有38公里極為特殊。2010年，它決定再向西延長6.46公里，就迅速吸引來了1350億元的投資項目。它是長安街，它被定位為「中央主要領導機關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機關都在這條街?上。

馮楚軍是北京公意智庫咨詢中心的研究員， 1987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業之後，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現在開始做起了長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一些中央部委有不少關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學有在體制內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夠服務於中央部委。」馮楚軍說，他們後來承接了發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許多課題。

而這些經歷轉而又成為馮楚軍他們拓展業務的資本，「我們現在做的大量課題是地方政府的……因為中國社會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會認為『北京的和尚好念經』。由於我們給中央部委做過咨詢的經歷， 也比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國，與長安街發生聯系，意味著一種不言而喻的認證。

而對北京來說，長安街則是上述一切的源頭。「計劃經濟時代的早期格局沒有打破，國家高度壟斷的情況下，導致北京的資源高度聚集，成為一個『城市黑洞』。北京資源和其他城市相比，某些領域不是多和少的問題，而是有與無的問題，於是很多人只能在有與無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任劍濤說，北京之於自己，不是認同關系，而是交易關系，這幾年，每到放假，自己就會馬上回到廣州。

但只要有資源，離開的人就會回來。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里，即便有的人既不知道北京是否需要他，也不知道北京能給他什麼，你也不能說這是盲目的選擇。

現在去知乎上打開前面提到的那條問答，不知道什麼原因，「王遠成」刪掉了那條感動過很多人的回復，目前點贊最多是「柏邦妮」的回復，她也講述了一個很長很長的自己的北京故事，結尾說：

「為什麼我們忍受北京，無論如何，不忍離去？我想，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我永遠記得，每年都有那麼幾個瞬間，我走出地鐵站，覺得這是一座希望之城。」

本文刊發於《Vista看天下》269期特稿

Ⅲ 中國文化產業十年

《中國文化產業十年》

——了解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最佳讀本

十年風雨兼程，中國文化產業逐步從萌芽走向成熟，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出台，標志著發展文化產業已經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

《中國文化產業十年》一書【1】的作者【2】盤點了從1999年到2009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從政府、企業、學界三個不同的角度記錄了十年間的點點滴滴，全方位詮釋和分析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現狀、問題及發展趨勢，使讀者不僅能夠把握中國文化產業的成長歷程，更能對當前中國文化產業的現狀有深刻認識。

鑒於文化產業的獨特性，使得多數人對它都缺乏統一的認識。因此，本書在前言中首先對文化產業的某些學理基礎做了一些深入的考察，特別是對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概念和提法做出了解釋，使讀者能很好地把握文化及文化產業的本質特性。

全書主要內容分為十個章節，全方位、多角度介紹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脈絡，例如，在「十年征程」一章，作者主要從四個階段介紹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

在「政策導向」和「體制改革」兩章，作者主要以政府為主體的國家層面來分析我國文化產業領域內的政策及體制改革相關情況；

人力資源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起到決定作用，因此「學科建設」一章著重介紹了以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為首的教育學術機構十年來的努力及其成果；

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是改革實踐領域最重要的陣地和平台，作者對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總結了四種發展模式，鑒於篇幅，在「區域發展」一章中，只針對每一發展模式選取一個典型城市或省，著重加以說明；

「產業集群」一章中的產業園區和基地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平台，作者根據園區的特點和功能，進行了若干分類，其發展程度也代表了當今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企業是文化產業發展的落腳點，在「企業風雲」一章中，作者著重分析了文化企業的商業模式，並開創性的、第一次對中國文化企業的商業模式進行分類和梳理，總結出了25個文化企業商業模式，以饗讀者；

文化軟實力的提出對中國文化對外競爭提出了新的課題，「對外競爭」一章，分析了十年來中國文化出口及文化軟實力的成長過程及值得借鑒的方法；

十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不斷加速度，以陳少峰教授為代表的眾多學者的思想結晶，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寶貴財富，但這些思想多散見於著述、報告、文章、調研、會議中，作者把它們總結出來，呈現給讀者，是「思想指引」一章的初衷。

本書印刷出版之時，正逢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出台，較之目前文化產業發展速度、產業格局、發展趨勢，可以預見未來十年將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把握未來趨勢與商機便顯得尤為重要，「走向未來」一章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最後，作者總結了十年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大事記，不僅方便讀者檢索、查閱，更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記錄著歷史。

縱觀本書，其資料豐富，內容詳實，實為了解中國文化產業第一書。本書不是文化產業的歷史教科書，而更是一種總結和特點分析的專論，或者說，它是作者眼中呈現的一些值得關注的特點、熱點、經驗和智慧的梳理。因此，不論是在校學生，還是在正在實踐著的文化產業人士，閱讀本書，都會對中國文化產業有全方位認識，有助於本職工作，希望此書能作為從事文化產業研究和實際工作者參考或可資借鑒的讀本。

【1】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

【2】陳少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國文化產業30人論壇召集人。1964年出生於福建省漳浦縣。1980年起先後在福建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大學學習。1991年獲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1至1993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1993年起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2000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倫理學、管理哲學和文化產業。著述包括《中國倫理學史》、《倫理學的意蘊》、《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文化產業戰略與商業模式》、《企業家的管理哲學》、《學而優則商》、《企業文化與企業倫理》、《文化產業讀本》、《正義的公平》等專著。

朱嘉，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助理。

Ⅳ 簡述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

1、1978—1999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預熱期。

這一階段，我國政界、學界和企業界對文化產業展開了熱烈討論，討論的焦點是文化可不可以產業化、文化能不能夠產業化、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文化是否構成生產力等問題。

2、2000—2005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初創期。

在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黨的十六大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為相互關聯的兩個重要概念提了出來，強調：「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

3、2006—2011年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體制改革攻堅期。

這一階段，我國基本完成了出版、影視製作、發行、廣電傳輸、一般國有文藝院團、首批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等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政企、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逐步推進。

(4)2013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擴展閱讀：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的未來趨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對於我國文化產業來說，新時代意味著我國文化產業將從粗放的鋪攤子式的發展模式向高質量、高層次、精細化發展模式轉變。

這就要求文化產業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好未來發展藍圖；突出創新、創意、創造性發明和原創知識產權掌控，堅持內容為王；推動互聯網、數字技術、人工智慧等與文化、審美、藝術的高度融合，大力培育文化創意產業新業態；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進一步跨界運行，創造出一批適應市場化運行的新形式；注重以文化產業新業態、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費新模式。

Ⅳ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Ⅵ 文化產業統計主要關注哪些經濟指標

既然你做「文化產業統計」，我想一定是統計系統下發有這方面的文件，那其中一定有統計口徑和統計范圍的說明，「關注哪些經濟指標」就在這裡面找。我想一般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從業人員數，相關單位個數，營業收入，創造產值，擁有資產等等。

Ⅶ 《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12）》顯示，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總產值超3.9萬億元，佔GDP比重首次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