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產業發展歷史

Ⅰ 西方主要媒介集團形成過程及原因急急!詳細點!

1、兼並、聯合、重組，走集團化道路，是西方媒介集團發展壯大的主要途徑。

2、跨媒體、跨行業、跨區域、跨國界是西方媒介集團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特徵。

西方媒介集團不僅在推行多元化的產業運作方面碩果累累，而且在推進產業的縱向一體化，形成上中下游緊密聯系的產業價值鏈條上，其成功的運作模式也令人折服。信息資源的一次、兩次乃至多次的開發利用在其產業運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與此同時，它們都加緊了跨國經營的步伐，以實現其規模經營的目的。誠如學界所言，「當今西方各國，新聞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純粹是本國的，也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只在本國經營，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3、傳統媒體與網路的結盟，向數字化、網路化的方向發展，是當前西方媒介集團發展的主要潮流。

在多媒體時代，無論是何種形態的信息，一經數字技術的處理，都可以整合為同一的數字化信息，過去不同形態的媒體信息的壁壘已被打破，各種信息在同一個平台上得到了整合，傳媒一體化的趨勢日趨明顯，媒體之間的融合得到了可靠的技術保證。

4、政府主導、政策扶持、法制完善是西方媒介集團發展壯大的制度保障。

西方媒介集團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的一個規模，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集中化變革，與政府隨著社會、產業的發展不斷修正、補充法律，扶持本國傳媒企業擴張，提高市場競爭力有關。歐美發達地區的媒介集團化趨勢是媒介業發展成熟之後的產物。在媒介業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走向規范化和對公眾負責之後，政府方開始對其撤銷管制，使其過渡到市場化，造就了如今風起雲涌的巨型媒介集團擴張格局。

Ⅱ 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的章節目錄

1．1 信息技術與新聞傳播歷史的波浪性
1．2 印刷革命與信息產業
1．3 工業革命與傳播產業
1．4 新信息技術革命與傳播渠道的爆炸性出現
1．5 交通史、媒介史與人類前進的方向 2．1 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
2．2 西方近代媒介市場：「下行」的特徵與軌跡
2．3 資產階級革命與媒介政治經濟地位的確立
2．4 意見市場：為出版自由的理性主義辯護 3．1 政黨政治、民主化與報刊
3．2 大眾化、商業化與報刊
3．3西方社會的多元化與報刊
3．4 高級報紙：對公眾利益的據守
3．5 憲法權利、公共領域與媒介商業化 4．1 報業：登上世紀之巔
4．2 廣播業：在競爭中生存
4．3 「大蕭條」與雜志業
4．4 電視業：一個時代的誕生
4．5 美國無線/有線電視：產業政策的範本
4．6 西歐道路：政府管制政策對公共廣播電視的替代 5．1 西方歷史上的兼並浪潮與壟斷立法
5．2 20世紀前期的報業壟斷化
5．3 20世紀中期美國廣播電視網的連鎖商業運作
5．4 20世紀後期西方媒介產業的放鬆管制與整合
5．5 巨型跨國傳媒集團的並購 6．1 西方媒介行業的特性——以美國為例
6．2 美國的媒介產業
6．3 其他西方五國的媒介產業
6．4 歐洲媒介和文化產業的弱勢及其原因 7．1 信息的全球流動與通訊社事業的成長
7．2 西方媒介業對俄羅斯的沖擊與滲透
7．3 西方媒介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與影響
7．4 世界經濟、信息的一體化與全球化

Ⅲ 西方媒介史

西方媒介史
懸賞分：5 - 離問題結束還有 10 小時
請以美國19世紀30年代——20世紀中葉報刊為例，分回析現代報刊大答眾化進程中新聞理念、媒介構成、新聞作業者及其操作運營等方面的突出表徵，嘗試做出專業性的闡釋
？？？
才5分啊，要求很高啊，回復下了！！

Ⅳ 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的書評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評支庭榮著《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廣播電視新聞系主任譚天 黑格爾說過，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這部26萬字的《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史論結合，史為今用。當今中國傳媒，可謂進入媒介產業化的「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競起，烽火連天。報業集團、廣電集團一次次整合，又一輪輪競爭，都想把媒體做大做強。但是，如何脫離計劃經濟的慣性，突破舊有體制的重圍？如何在堅持意識形態控制的同時，提高新聞傳媒的產業化程度？是擺在學界和業界面前最緊迫最重要的課題，這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子。可否以史為鑒？可否洋為中用？支庭榮適時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並拿出了很有現實意義的成果，這對於促進我國新聞改革和媒體產業經營是極具參考價值的。
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無疑是驅動西方媒介產業化的兩個輪子。在本書一開始，支庭榮就用先進的信息技術作為主線串起西方媒介產業演化過程。他巧妙地把「宇宙年歷」轉換成「歲月時鍾」，把筆鋒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迅速地伸向人類傳播史上的四次信息革命。
第一次信息革命：文字的發明；
第二次信息革命：手抄圖書的發明；
第三次信息革命：印刷機和印刷術；
第四次信息革命：目前正在進行的以數據為中心，著重於數據的收集、存儲、傳播、分析和提供的技術革新。
印刷革命推動信息產業的發展，工業革命推動傳播產業的建立，而戰後50多年的信息革命發展又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系統為中心，IBM占據計算機主機市場的70%以上；
第二階段以個人電腦為中心；
第三階段以網路為中心，始於20世紀90年代，預計2010－2015年進入高峰；
第四階段：以內容服務為中心，目前正在起步，預計2020－2030年進入高峰。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信息技術支持下西方媒介產業成長的軌跡。
在第二章「市場：媒介產業的試金石」里，支庭榮描述了西方媒介產業是如何伴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而成長的。自由市場－－訊息市場－－意見市場，構成了一段當代西方報業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支庭榮寫道：「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新聞出版自由口號的提出，吹響了西方報刊媒介向政治和經濟領域進軍的號角。」 當今中國的新聞改革已到了艱苦的攻堅階段，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呼聲此起彼伏，難題就在於怎麼改？比如說體制，支庭榮在第三章「體制：商業利益的擴張與公眾利益的堅守」，我國與西方雖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截然不同，但都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用我們的話就是說：宣傳與經營，喉舌功能與產業功能的矛盾與統一。其實在西方也有兩種價值取向，支庭榮從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媒介的法律保護講到德國法西斯到新聞傳播的控制，分析了西方媒介的法制建設、公共領域與媒介商業化，闡述了他們的對財產權、人身權和知情權的認識和捍衛。他寫道：「即使在美國，也不可能使市場完全透明，但有了自由的新聞媒體，總可使信息更透明些，因而可以更好地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這對於我國新聞媒體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設是頗有啟發的。
在第四章「西方媒介產業的門類、聚集與競爭」中，支庭榮分門別類回顧了西方各國報業、雜志業、廣播業與電視業的發展歷史，接著介紹了美國與西歐對媒介採取的政策。他最後總結道；「透過美國20世紀電視產業管制的歷史，人們可以看到，FCC的操作是一種政治、經濟利益高於『公眾利益』的操作。FCC假定，如果電視業是一種商業，當商業表現良好時它才能夠為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因而經濟因素，同時也就意味著政治因素歷史性地成了FCC管制政策的一部分。」這引起了我們的思索：在我們的媒體體制改革和媒介產業政策中，該如何正確處理大眾利益與媒介利益的關系。
面對我國媒體改革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開放和如何開放，如何把媒體逐步地推向市場？民營傳媒機構能否進入？支庭榮在「西歐道路：政府管制政策對公共廣播電視的替代」一節中寫道：「公共機構並不是實現重要社會目標的唯一方式。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有效管制措施也可能達到由非公共機構來實現的社會目標，而且，實施效果可能更好，可以避免過多公共機構的存在而產生的副作用。從理論上說，只要（並且只有）公共政策和管制措施有效，公共機構數量的減少有可能實現更高的市場績效。」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把理論變為現實。接著，支庭榮把美國與西歐進行了對比；「同樣在20世紀20、30年代，美國廣播電視業能順利地走上商業化道路，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一批大企業的全面介入，而相比之下，西歐的廣播電視業當時只能依賴政府的投入。」這就為我國民營企業進入傳媒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他最後寫道：「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歐各國在確保社會目標的前提下，在廣播電視業中有條件有能力允許非公共機構或非國有資本的進入。其公共機構本身也在逐步企業化，直至成為真正的企業。相應地，政府對傳播產業的管制明顯區分出產業政策和內容政策，在產業政策上逐步走向了開放競爭之路。」這正是我們的改革所希望看到的。 在當前我國以行政整合為主導的媒體集團化浪潮中，讓我們看看「西方媒介產業的整合與集團化」一節，一定不無裨益。支庭榮首先介紹了美國歷史上五次並購浪潮，接著介紹西方各國的報業壟斷化，以及20世紀後期西方媒介產業放鬆管制與整合，下面我們看看支庭榮對幾個巨型跨國傳媒集團並購史的精彩描述：
美國在線/時代華納
1990年，時代公司以140億美元收購華納公司，合並為時代華納公司，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娛樂及媒介公司。
1996年，時代華納以76億美元收購特納傳播公司，從迪斯尼公司手中奪回了世界傳播及娛樂業的頭把交椅。
2001年1月，全球最大的互聯網服務商美國在線公司（AOL）與時代華納公司合並，並購交易總值高達1062億美元，涉資3500億美元。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公司一舉成為傳媒巨無霸。它擁有六大業務：美國在線、電視和廣播業務、有線電視業務、出版業務、影視娛樂業務和音樂業務。
迪斯尼
1923年，沃爾特.迪斯尼以3200美元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動畫製作公司。1927年，他的頭腦中萌發了一個卡通主角的靈感－－一隻活潑可愛的小老鼠，他的夫人莉莉蓮恩給它取了個響亮的名字Mickey Mouse（米老鼠）。
1955年，迪斯尼樂園在洛杉磯開放，使沃爾特.迪斯尼的娛樂帝國在夢幻與現實中找到結合點，創造了一個時代的輝煌。
1995年迪斯尼花費196億美元收購ABC。合並使迪斯尼公司的動畫片以及電視節目製作與ABC廣播電視網路的傳播能力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但它沒有收購有線或衛星公司，以確保其傳播渠道，為新世紀初迪斯尼的困境埋下了隱患。爾後迪斯尼進軍互聯網業也遭失敗。迪斯尼公司目前擁有四大業務：媒體網路、主題公園和度假村、音像娛樂部分、消費產品部門。
維亞康姆
1967年，薩默．雷石東出任一個家族電影院企業－－國家娛樂公司CEO．其後，他不斷地收購維亞康姆公司的股份，後者當時是美國第10大有線網路運營商。
1986年，維亞康姆收購了MTV全球電視網，1987年3月，雷石東以34億美元收購了維亞康姆公司。
1994年，維亞康姆以84億美元收購了全美最大的錄像帶出租店布洛克巴斯特，以100億美元收購了派拉蒙電影公司，成為世界頂級娛樂公司。
1999年，維亞康姆收購了CBS，並購金額高達23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娛樂公司之一。目前維亞康姆主營電視、有線電視、電影、出版等業務。
新聞集團
1964年，魯伯特．默多克出版了澳大利亞第一份全國性日報《澳大利亞人》，使這個歷史不長、地域遼闊的國家真正從意識上統一起來。
1969年，默多克控制了他的第一家英國報紙－－《世界新聞》。爾後他收購了《每日先驅報》，並把它改造成為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太陽報》。接著他又進入美國。
1981年，默多克花了2800萬美元收購了享有盛譽的《泰晤士報》和它的姐妹報《星期日泰晤士報》。1985年，默多克買下了20世紀福克斯影業公司。
1983年起，默多克涉足衛星領域。近年來，默多克把媒體未來的希望寄託在衛星電視市場上。他把集團在西歐、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衛星平台和相關資產重組，整合為天空環球網路集團，進一步勾勒出全球衛星電視王國的輪廓。新聞集團目前主營業務有：電視、廣播和衛星電視業務，報刊出版業務，電影娛樂業務，IT業務和其他業務。
其他傳媒大鱷維旺迪環球（法）和貝塔斯曼（德）相比美國那幾家就遜色得多了。

Ⅳ 中國傳播媒介的發展史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獸祱栮浴?????????
、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獸祱栮浴?????????
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獸祱栮浴?????????
，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① 張桂珍《國際傳播與國際關系》見劉繼南主編的國際傳播：現代傳播文集[C]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③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④ 蔣曉麗《全球化語境下的華文傳媒言述方式的嬗變》西南民族學院學報[J]2000（10）第104頁

⑤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10頁

⑥ 徐寶璜《新聞學》自序[M]，見《新聞文存》第281頁，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Ⅵ 傳媒產業的西方傳媒產業

傳媒業是文化產業的高端產業。西方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後進入政黨報紙時期，內傳媒業作為一種容產業發展的標志是後來廉價報紙的出現。隨著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19世紀末出現了報業集團。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先後出現了廣播和電視，西方大部分國家一開始建立的是廣播公營體質，而美國一開始就實行民營體制，廣播電視業作為產業在美國迅速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起，廣播電視民營化的呼聲越來越高，1953年和1961年英國分開開放電視和廣播，允許民營，西方其他國家也陸續開放民營廣播電視。大約從20世紀60年代起，傳媒產業化的進程中出現了混合傳媒集團，報業集團大多擁有了一定的廣播電視產業，廣電集團也擁有不少紙質傳媒，綜合性的傳媒集團成為傳媒產業的主要存在形式。1996年，美國修訂電信法，新聞傳媒產業掀起了與其他相關產業大合並的浪潮。迪斯尼娛樂公司兼並美國廣播公司（ABC），將娛樂業、電影製作業余廣播電視業融為一個新的集團，該集團稱為美國，也是世界第二大媒介集團，年收入接近200億美元。歐洲同樣出現了其他產業與新聞傳播業的並購浪潮。

Ⅶ 世界新聞傳播發展歷程分析

信息的傳播，是流經人類全部歷史的水流，不斷延伸著人類的感覺。簡單回顧現代新聞傳播之前的傳播史，對於現代新聞傳播業史來說，在歷史與觀念的銜接上都是必要的。
一， 遠古時代的信息傳播
從猿到人，經歷了數百萬年。語言僅出現於約10萬年前。此前人類的祖先能夠用於傳播信息的符號，不過以下幾種：
1，觸覺和嗅覺。2，視覺符號。3，聽覺符號。
二，基本的傳播媒介----語言
要了解人類信息傳播的歷史，就要了解語言的發生和發展，語言中所蘊含的聲形實體以外的豐富信息。這里有個線索，便是世界語言的譜系。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都可以被編排到十大語系中，「語系」之下是「語族」，語族之下是「語支」，語支下才是具體的語言。從具體的語言往上推，語言→語支→語族→語系，可以看到現在各種具體語言之間在遠古時代關系的遠近，當然這也相當程度涉及到講各種語言的民族（種族）之間血緣關系的遠近，以及交往的疏密程度。
當今世界上分布的十大語系，實際上表達著人類社會流動和語言傳播的軌跡。其中分布較廣大的六大語系，反映了公元以來人們傳播的信息流動和分布。特別是印歐語系從歐洲向世界的傳播，則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1，分布最廣的印歐語系2，擁有最多講話人口的漢藏語系。3，阿爾泰語系。4，閃含語系。5，班圖語系。6，南島（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
三，傳播的文字媒介
文字與語言的不同在於，它基本是一種改變了的語言形式，使聽覺符號轉變為視覺符號，使語言有形和得以保存。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文字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它的功能體現在歷時性上，即使時過境遷，以文字表現的世界可以較長久地明確記錄或報道歷史上的信息。傳播的文字作為一種媒介，由於帶有更為明確的傳播目的，因而相對語言的使用，要認真和嚴肅得多。歷史上的文字種類很多，經過數千年的演變、交融、創新和衰退，現在世界上跨國使用的文字體系，只有七種，除漢文外，均是字母文字。
1，遍及全球的拉丁文字體系。2，使用人口最多的漢文字體系。3，阿拉伯文字體系。4，斯拉夫文字體系。5，梵文字體系。6，希臘文字體系。7，回鶻文字體系。
四，走近現代新聞傳播的先導----印刷術的發明
能夠規模化地復制文字的技術，最早出現於中國，即6世紀的雕版印刷術，這種對工藝要求過於專業化的發明，可以適應宗教教義的傳播，但難於在時效上適應真正的新聞傳播。11世紀中國人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適當改進，應當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對於規模化的信息傳播，其重要意義大於雕版印刷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需要，中國在幾百年內沒有將其用於新聞傳播。當15世紀中葉德國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重新發明出金屬活字印刷術，歐洲印刷新聞紙流行之後，直到17世紀中葉，中國才將活字印刷用於邸報。古登堡發明歐式印刷術不久，恰好遇上世界地理大發現，於是伴隨著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商人向全球的擴張，印刷術和最初簡單的新聞公報式的新聞紙傳到了全世界。
五，現代報刊得以在歐洲起源的五個相互依存的條件
現代報刊是現代新聞傳播的第一種載體，最早出現於歐洲，然後緩慢地推向全世界。
恩格斯在分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攻陷後歐洲形勢時的一些要點，對於我們綜合分析現代報刊的起源很是有借鑒意義。根據恩格斯的分析，考察15世紀末歐洲與世界的狀況，現代報刊在歐洲得以產生的原因，在於以下五個相互依存的條件：
1，世界地理大發現使得歐洲的商業和工業從地中海貿易轉向全球貿易，因此造成對新聞傳播的規模化需求。市場經濟向全球的拓展，要求規模化的新聞傳播。1566年義大利的威尼斯城出現定期手抄新聞，這是衰退中的地中海貿易對新聞需求的最高反應。義大利的貿易很快衰落，發生了城市人口向鄉村倒流的現象，使得義大利這個文藝復興的搖籃，此後300年才出現象樣的現代報刊。嚴格地說，威尼斯不是現代新聞傳播的開端，而是歐洲中世紀新聞信傳播發展的頂點，到了頂點，接下去就是急遽的衰落。
2，此時，歐洲地理上正在形成連成一片的文明地區，地理上進行貿易的關卡減少，傳遞信息的障礙也隨之減少。15-16世紀，正是歐洲大陸王權削減諸侯勢力的高漲時期（特別在法國），平民為了自身貿易的利益，大多站在王權一邊。相對統一的國家，提供了商品（包括信息）相對自由流通的空間條件。盡管這一過程是漸進發生的，但割據減少的趨勢，對於現代報刊來說，無論如何是一個必要的生存條件。
3，六個主要的歐洲民族（意、西、葡、德、法、英）經過文藝復興運動，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標准語言和文字，奠定了規模化新聞傳播的語言文字基礎。報刊的規模化傳播，至少需要在一國或一種民族語言的使用區域內，採用通行的標准語言和文字，而這種文字又要以存在通行的標准語作為前提。當這些條件具備時，規模化的報刊生產和傳播才成為可能。
4，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規模新聞傳播的新技術條件。這個發明恰好遇上德國宗教改革，隨後遇上了世界地理大發現，於是它先是成為大量傳播德譯聖經的技術條件，接著成為全球性新聞傳播的必要技術條件。
5，文藝復興後，文化從僧侶階層的壟斷下逐步解放出來，轉向世俗社會，為規模化新聞傳播提供了一定的讀者群。
這五個條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沒有第一個大背景條件，單獨的其他條件都不可能造成新聞傳播的規模化；而其他四個條件，缺少任何一項，都可能使新聞傳播的規模化難以為繼。
六，現代報刊遍及全球的三個環節
現代報刊的起源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點」，不如說是一個在全球的歷史發展的過程。因為現代報刊從歐洲傳播到全球，歷經數百年，只有當全世界主要國家都出現現代報刊，這個起源的過程方可說結束。考證起源的「點」，重要的是從宏觀上把握和理解「過程」。從這個角度看，現代報刊的起源表現為三個發展的環節：
1，15世紀中葉德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出現印刷新聞紙。就傳播內容和簡陋的程度而言，印刷新聞紙應看作是中世紀的新聞傳播類型。但是，由於恰好趕上了不久後世界新航路的發現和開通，於是原本屬於中世紀的新聞傳播與未來的現代報刊直接聯系了起來，成為現代報刊起源的第一個環節。
2，整個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商業民族在全球的經商中，無意中傳播了歐式印刷術和簡單的公報式的報紙，構成了現代報刊起源的第二個環節。
3，從17世紀開始，英國作為工業民族逐步替代了西、葡、荷等國，有目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發展工商業，傳播西方文化，將報刊移植到世界各地。只是在這個時候，新聞傳播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哈貝馬斯（J.Habermas）所說，直到17世紀末社會才具備讓大眾知曉信息的條件，「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18-19世紀，現代報刊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完成了起源的全過程。
在這里，德國中世紀的印刷新聞紙是最初的源頭，16世紀三個歐洲商業民族在全球的貿易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歷史過渡，最後才發生以英國為主的將現代新聞傳播業移植到世界各個角落的文化傳播過程。
七，西方報刊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
西方國家的新聞傳播史雖然各有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發展特點，但是多數國家報刊發展的歷史，都經歷了較為明顯的依次發展的三個階段。特別是對後兩個階段轉換的考察，尤為重要。
1，封建集權制下的「官報時期」。現代報刊出現於歐洲中世紀末期，因而在報刊誕生的時候，便受到王權的直接控制，或直接由政府部門創辦報刊（例如1665年時的英國、1702年時的俄國），或者特許少數王權信任的出版商出版報刊（例如1631年時的法國），對報刊內容實行書報檢查；同時嚴格查禁其他非官方的出版物。在殖民地，則由殖民當局代錶王權行使書報檢查。這個時期封建王朝對報刊內容的檢查，主要是禁止報道和討論與本國政治相關的問題，禁止對官員的批評（任何批評，即使的是真實的，均被視為誹謗），禁止一些當時宗教道德不允許報道的內容，而對於外國政治新聞，只要不涉及本國政治，一般允許報道。
2，新聞自由條件下的「黨報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包括臨近革命前夕的短暫時間）和革命成功以後的一段或長或短的時期，由於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許多具體政策尚未確定，各階級和各利益群體都要為自身贏得更多的革命果實而進行宣傳活動。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條件下，人們的熱情集中在政治問題上，政黨活動極為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政黨報刊成為報刊的主體，即使是商業性的報刊，也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投入到各自選擇的政治宣傳和討論中。這種情況的典型國家是美國（獨立戰爭至19世紀中葉，大約60年），其他西方國家的黨報時期與商業報刊時期，有時存在一個較為長久的並存期。
3，「商業報刊時期」（又稱自由報刊時期）。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大規模地出現廉價的大眾化的報刊，是商業報刊時期到來的標志。此前的報刊屬於黨報時期，此後或者很快進入商業報刊時期（例如美國），或者從黨報時期的發展頂點走下來，逐漸轉向商業報刊時期。此前，報刊主要被看作一種事業；此後，報刊主要被看作一種產業。現在，西方國家的大眾媒介（包括後來出現的廣播和電視）業已經成為僅次於金融業的高回報產業，新聞傳播業的跨國性經營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八，電子媒介以幾何級數的發展
1844年5月24日，華盛頓－巴爾的摩之間的電報線路開通，創造了令人自身感到驚異的東西，在較長的距離之間，信息可以瞬間傳遞。1847年底，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將電報的發明列入資產階級創造的巨大生產力之內。19世紀中葉，歐洲與美洲（包括南美）間鋪設了海底電纜。通訊社開始利用電報傳遞重要新聞。1862年，電報首次用於戰時隨身的新聞傳遞。
1876年，電話首先在美國出現。僅僅由於英國郵政部門的總工程師認為他們有的是郵差，不需要電話，認識的差距使得英國十年後才開始發展電話。
也是在19世紀，真實圖象的記錄和傳播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1822年，法國拍出了第一張靜物照片，1839年照相術公之於世，得到不斷的改進，推廣速度較快，於1853年用於戰地新聞采訪。1895年法國首次出現真實再現活動影像的技術電影，並很快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
以上19世紀的發明，為20世紀電子媒介的快速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提供了觀念准備。
1920年11月，美國匹茨堡的KDKA電台的播音，標志著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新的面向社會的大眾媒介----無線廣播電台。幾年內，廣播技術遍及世界各主要國家。既然聲音可以跨越空間傳播，圖象可不可以？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世界主要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蘇聯，都在研究無線電視。1936年德國的實驗電視部分轉播了柏林奧運會。現在一般把英國BBC電視台1936年11月播出節目，視為世界電視廣播的開端。具體哪個算第一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20世紀30年代，在廣播電台出現十幾年內，電視技術就被推向社會了。只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電視的發展，使之在50年代初從新開始。然而，又是僅過了十幾年，蘇聯和美國於1962年將通訊衛星送上天空，並成功地進行了衛星信號的洲際傳播。
計算機技術從60年代起，很快被運用於發展大眾傳播媒介，先是報刊和通訊社業務（編務和印務）的自動化控制，接著是數字化技術武裝衛星廣播和電視。如果將現代新聞傳播的歷史做一簡單的年代分析，不難看出，20世紀之前的發展處於相當緩慢的算術級數，而20世紀內的電子大眾傳播媒介，其發展則是幾何級數。
1457年第一張印刷新聞紙（紐倫堡）
1615年第一張「真正的報紙」（法蘭克福）
1650年第一張日報（萊比錫）
1835年第一家通訊社（巴黎）
1920年第一家廣播電台（匹茨堡）
1936年第一家電視台（倫敦）
1962年第一次衛星傳播（歐美之間）
顯然，早期報刊的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其實，19世紀以前報刊對社會的影響力，除了政治動盪時期起些煽動作用外，遠不及文學、哲學、自然科學那樣巨大而深遠，報刊在社會中處於文途末路地位。但是在20世紀，廣播電視的出現和發展，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由於無處不在、深入到家庭所有成員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近4億份報紙在傳播，全社會擁有20億多架收音機和8億多台電視機。21世紀世界新聞傳播面臨的情形是：無止境的傳播技術創新、高度的商業化操作、全面的全球化趨勢。
九，發展迅速但不成熟的網路新聞傳播
互聯網被視為報紙、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媒體」。這種媒體有一個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地方，即它並不是一種提供某種信息的媒體，而只是一種信息平台。個人、團體、傳統大眾媒介、權力組織，只要擁有一定的設備和技術，就可以上這個平台，看到別人的信息和發出自己的信息。它沒有提供不同於其他媒體的內容，但是具備了將各種信息形態（圖文、聲音和活動圖象）相互轉換的能力（盡管目前這種能力是有限的），具有強大的同步交互傳播的能力，以及全球性高時效的傳播能力。然而，一種不能具備產業特徵的交往手段，即使科技含量很高，在沒有市場的支持下是難以發揮作用的。至少在當前，網路傳播處於兩難的境地：最先進的傳播科技，但是不擁有規模化的市場。
網路新聞傳播具有相當的市場發展的可能性，世界上數千家傳統媒介都上了「網」，但是除了個別上網媒介的體育部分外，多數只有投入，很少產出，無法形成商業規模。網際網路是為了商業目而開發的，它的火爆也是由於指望得到巨額回報，現在形成用戶群後卻難以建立起消費市場。迫於競爭壓力，上網媒介又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資金和人力，維護系統，升級換代。投資網路是否有出路，利潤何在？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問題。然而日益龐大的網路用戶群（它的特點又是游移的，難以全面控制）卻永遠是一個誘惑，不斷驅動著人們要解決這方面的困難，對此炒作得很熱鬧，尚沒有看到成功的地平線。一個以免費吸引用戶的傳播平台，能夠成為21世紀新聞傳播業的新的形式嗎？這需要持續的誘人動力，以保證新聞源長久地與網路結緣。
基於歷史經驗，在法律確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實行某種形式的新聞政策是否符合時代的要求，需要綜合考察其政治歷史傳統、經濟形態、公眾和領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養等等。歷史上一些發展中國家新聞傳播業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了些；現實中似乎滯後的多一些。從最近數百年新聞政策發展變化的歷史看，實現自由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轉的。也許會有不同看法，那麼我們共同研究世界新聞傳播史，更多地領會這個世界已經須臾不可缺少的行業走過的歷程，討論中一定會有更好的理解。

Ⅷ 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的介紹

支庭榮這部專著源自他碩士論文中的一章，內容是對西方意見市場理論的探索。他敏感內地感覺到我國新聞媒介容在大力推進產業化的進程，需要借鑒和學習西方的經驗，需要了解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於是他及時地擴大這一研究范圍，把研究方向定為學界尚未涉足的西方媒介產業發展這一領域。支庭榮是用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意識形態等多個視角來審視這部專門史的。他認為：「西方媒介產業化的歷史，並不是一部單純的產業經濟史，而技術史、事業史、實踐史、制度史、學術史和國際交流史的綜合。」故此，這也是一部綜合史。

Ⅸ 西方近代報業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近代報業在競爭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中，無不與國際傳播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所謂國際傳播，表現更多的是利用大眾傳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會集團通過印刷傳播（報紙、書刊）或者電子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面向受眾的社會范圍最廣的傳播。」[1] 而信息的國際傳播交流地位，往往與一國的國力興衰有關。近代的中國，被動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話語，西方傳教士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面紗，攜媒介經營理念以虛偽面孔出現，但內質卻是赤裸裸的文化滲透；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媒介資本規模及其強勢話語霸權的沖擊，我國近代報業幡然醒悟，改良派與革命資產階級報業紛紛出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運作模式與近代國際接軌。而國際傳播並非現代媒介外部生存環境的專有詞，它和近代的「西學東漸」一脈相承，在中國報紙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它一直為媒介提供了豐富的時代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報業匯入世界傳媒潮流的進程。

中國近代報業時間范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盪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捲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採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一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合法干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一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准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一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里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一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准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一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一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採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餘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一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盪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一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一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餘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台，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一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裡。」[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一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注重經營管理；另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僱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託，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志》、《法蘭西志》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一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一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一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採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一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僱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採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里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Ⅹ 人類新聞發展的媒介的歷史進程 外國 新聞史

媒介演變與人類社會進步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關系。其中，人類社會的進步（突出表現為生產力的進步）是主導原因，媒介的進步受人類社會的程度決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作用於人類的進步。打個比方來說，二者的關系就像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人類使用傳播媒介的歷史，也是媒介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歷史。人類通過使用、控制傳播媒介，使文化得以延存下去；而傳播媒介又以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對傳播的信息加以縮減或擴大。」1
首先，人類出現。語言（或其他早期媒介）的出現時間是否與人類出現時間大體相當，則是眾說風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語言對人類的進化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從各種壁畫、圖騰或是其他的一些早期「美術品」到口語的產生，這些媒介無一例外地被人類用來「將聲音和所指對象分離開來，可以更加方便的記憶、傳遞、接受和理解信息；能在觀察環境時，把各類事物更准確地區分開來，把社會有效地組織起來，人類的經驗、習俗文化等也能夠籍此傳遞給後代。 」2可以想像，如果沒有語言，人類的社會將根本無法發展，或發展地非常緩慢。同時，人類不斷的進化也給了這些媒介不斷的發展的源泉。人類生產力的進步，是人類可以做出越來越多、越來越精細的藝術品，或是我們所認定的文化媒介。例如，人類最先運用壁畫，後來可以在獸骨上進行雕刻，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
文字的出現和人類的發展也是密切相關的。語言媒介非常重要，但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由於口語直接依靠人體自身的發聲功能，由此人類的傳播活動便在空間距離上受到限制；由於說話在時間上呈線性流逝，除了依靠人們的記憶再無跡可尋，由此人們的傳播活動又在時間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外，口口之間的多次傳播，非常容易造成信息的走樣失真和丟失。」3這些，在原始社會，在小國寡民的時代，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信息系統的日趨復雜，僅僅依靠以個體傳播為特徵的語言媒介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了，能夠滿足對群體進行傳播的媒介——文字出現了。同時，一種包含文字的語言的確定，使「文化獲得高度的穩定性和靈活性」，「使人可以記錄更多信息」，「使共享這些思想的范圍大大擴大」4，從而「大大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 」5，同時也為國家與民族的產生打下了基礎。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出，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的古代帝國，之所以能夠建立自己的統治，原因就在於擁有以文字為核心的、輕便易攜的所謂「空間媒介」。6
最初的文字刻在竹簡、獸骨、青銅器、或布、帛上。文字載體的笨重、昂貴等缺陷，使得文字的傳播受到了很大局限性。後來，當文字載體成本高昂、笨重的問題解決後，通過手抄復制文字的緩慢與社會群體對對知識的巨大需求又形成了矛盾。7以上諸多的不便，給以印刷為主要手段的新型媒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作用。由於媒介的水平長期停滯不前，使得印刷媒介成為當時社會統治階級用於統治的工具。「王公貴族、宗教統領、文人學者壟斷著社會主要的話語權。」8但是，自從造紙術和活字印刷的大力推廣，出版物漸漸增多，人類（准確地說，是歐洲和北美）進入了一個「啟蒙時代」。 9人類的思想空前解放，生產力飛速發展，近代世界逐漸形成。在此之後，以「自由」為主要標志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一場「媒介爆炸」。彷彿一夜之間，大量的書籍、報紙、雜志等被印刷出來。通過書籍、刊物、公報等對群體傳播的媒介物，知識與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普通民眾中傳播開來，人類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升。信息與知識最大限度的保存，對人類文明的積奠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信息和知識在群體范圍的傳播，又極大地滿足了社會工農業生產和貿易的需要，推動了社會生產力加速度前進。10我們可以這么說，是近代媒介帶領人類進入近代文明，而近代文明有促進了近代媒介的偉大繁榮。
媒介在縱向發展的同時，其種類也在不斷變多。通過科技發展帶來的推動力，媒介也在向高科技、專一性等方面轉變。（註：專一性指的是各種媒介的功能逐漸單一，例如《人民日報》是黨報，而《金陵晚報》注重娛樂和花邊新聞。這里的單一不是指整個媒介范圍內的單一。）同時，時代賦予了媒介新的模式和新的任務。信息（計算機）技術成為這個時代媒介的主流。同時，「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它的活躍，使得我們幾乎能夠同步地獲知發生在這個星球上的所有大事，哪怕那件事發生在天涯海角。」11網路因為其信息發布的自由性和平等性而備受青睞，它的出現滿足了人們尋找一種載體發布自己觀點的願望；手機簡訊業務自誕生之日起就呈現出「爆炸」式發展的趨勢。我相信，網路和手機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標志，而現代社會很多的新興行業和相關領域的革命都將圍繞這兩個主題。所以，現代社會，媒介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