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體產業發展

㈠ 中國工業軟體產業發展聯盟是什麼組織

產業聯盟是開展產學研合作的一種組織形式，這兩年國家科技部、工信部都在推動產業聯盟回的發答展。就電子信息領域和軟體行業來說，國內單個企業力量都比較薄弱，大家聯合起來對共性技術和核心關鍵技術進行研發和產業化推廣，可以降低技術創新成本，提高國內該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同時減少內部不必要的競爭內耗。中國工業軟體產業發展聯盟也是這樣一個組織，政府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還是屬於民間組織。

㈡ 軟體工程師就業前景怎樣目前中國軟體行業呈現出什麼形勢

軟體工程師，也就是俗稱寫coding的人，屬於軟體行業最基礎的崗位，根據這些年接觸過的這些人的職業發展經歷，感覺只有那些一心鑽研技術和性格內向的人適合，30歲之前足夠混口飯吃，但以後的發展是個問題，畢竟單純靠技術達到出類拔萃的人太少了，幾乎都是在爭奪獨木橋。

今後的中國軟體業，外包是大趨勢，也就是說少數外包服務商將統領天下，這些外包服務商都會養大量的軟體工程師，但不客氣地說，這些軟體工程師相當於信息世界的農民，是最底層的。如果你對軟體感興趣，要想有長足發展，應該是兩個主要方向，一是在企業中緊隨主營業務，並充分了解軟體知識，成為業務信息化的主導者，二是在軟體公司中靠近售前，充分了解行業知識，成為直接為公司獲取利益的人。總之不要做農民，而要做商人。

具體到你的大學和專業選擇，建議如下：

如果能進入一流大學，那專業並不重要。畢竟是否是重點大學畢業的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競爭能力。
先確定了是幾流的大學，然後專業就很重要了，而且經驗證明，不要盲目追求熱門專業，因為現在的熱門可能是幾年後的負累。越基礎的學科越吃香，例如數學、物理、信息、管理、外語等，別光看著什麼電子商務、軟體開發、生物技術這些華而不實的專業，想想看，越通用的專業越容易找工作的。

㈢ 我國軟體業發展現狀如何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軟體產業的發展非常重視。國務院《關於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國發[2000]18號文），對我國軟體產業發展作出了全面的規劃，有力地指導了軟體產業的發展。為促進我國軟體產業在知識經濟時代實現跨越式發展，當前有必要進一步認清我國軟體產業面臨的嚴峻形勢，把握國際軟體共享運動帶給我國的機遇，充分調動我國擁有的各種資源，提出兼具可行性和理想性的軟體產業發展戰略，走出一條既適合國情又能佔領知識經濟制高點的軟體產業發展道路。

一、我國軟體產業發展的形勢
軟體產業是信息產業的核心和靈魂，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必爭的焦點和戰略制高點。為搶得發展先機，樹立在全球軟體產業鏈中的有利地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制定了立足本國國情的軟體產業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採取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適合本國特點的發展道路。例如，美國走的是「全面主導」的發展道路，占據全球軟體產業鏈的最上游位置，以標准化的產品和服務規范和引導位於中下游的軟體產業門類，瞄準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贏得了巨額的產業利潤。日本和韓國充分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走的是「國內優先」的發展道路，主要針對國內市場，出口在國內整個軟體產業總額中所佔的比重較少。以色列重點強調軟體產業開發，充分發揮俄羅斯移民的智力資源，將全球領先的軍用軟體技術知識轉化為民用，在數據、信息安全和無線通訊領域等軟體細分市場取得了領先地位。愛爾蘭利用其很低的企業所得稅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在愛爾蘭本土建立生產基地，逐漸成為軟體跨國公司在歐洲的運營中心和軟體集散地。印度規避了國內市場狹窄、信息化基礎薄弱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大力發展軟體外包服務和離岸開發業務，大型軟體企業為跨國公司承包價值鏈高端產品和服務，中小型軟體企業提供諸如解碼、編程和測試等價值鏈低端服務，創造了比較龐大的軟體出口額。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明確清晰的軟體產業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在扶持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方面還沒有真正到位，發展環境還沒有實現優化，再加上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國產軟體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還不能為國民經濟提供足夠的支撐，使得我國在軟體產業發展方面，處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未見縮小，反而有日益擴大之勢。長此以往，如果不從根本上加快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國將痛失佔領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大好時機，形勢的緊迫性和嚴峻性可想而知。

（一）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低微，與周邊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
2000年，全球軟體及服務業市場總收入為5960億美元，其中，我國軟體產業銷售額為71.7億美元，佔全球軟體產業總額的1.2%，相當於美國的1/40，日本的1/8，也低於愛爾蘭的1.5%，印度的1.48%，韓國的1.39%（見表1）。
表1 中國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
（單位：億美元）
中國 美國 日本 愛爾蘭 印度 韓國 全球
1999年 53.2 2200 540 84 67.5 59 5274
所佔份額 1.0% 42.0% 10.2% 1.6% 1.3% 1.1% 100%
2000年 71.7 2400 572 89 88.5 83.2 5960
所佔份額 1.2% 40.2% 9.6% 1.5% 1.48% 1.39% 100%

資料來源：中國軟體行業協會編：《2000年度中國軟體產業研究報告》，2001年4月。
從總量以及所佔比例來看，2000年，我國軟體產業佔全球市場的份額雖然與周邊國家如印度、韓國所佔的份額相差不多，比愛爾蘭略低0.3個百分點，似乎差別不大，但是考慮到軟體產品質量、軟體開發的規范程度、軟體出口或滿足國內市場的程度等方面，我國與這些周邊國家以及愛爾蘭相比則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單從出口來看，2000年我國軟體出口約4億美元，僅是印度的1/15。我國軟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以及與周邊國家的差距，與我國作為21世紀最具潛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很不相稱。

（二）軟體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較低，發展速度不能適應國家信息化的要求
2001年，我國軟體產業總額佔GDP的比重為0.78%，遠低於發達國家6%的平均水平，也低於韓國的1.96%，印度的16.7%，與國家信息化對軟體產業的需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1996～2001年，我國軟體產業國內市場增長速度分別為46.8%、31%、26.4%、27%、33%、34%，年均增長率約為30%，雖然高於世界軟體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但比印度軟體產業起飛時期低20個百分點，比愛爾蘭低50個百分點，難以滿足國家信息化建設對軟體產業的要求。

（三）軟體產業的發展空間巨大，但國產軟體的市場份額十分有限
我國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建設，這無疑為軟體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軟體產業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是，信息化的迅猛發展並沒有形成對國產軟體有效的需求，反而有助於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發展。如微軟公司的在華業務，兩年內增長了2.5倍，是微軟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最快的部分，而國產軟體的市場佔有率僅維持在30%左右的水平，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國軟體產業幾乎全面處於全球軟體產業鏈的中下游地位，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發展方面受制於人，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的大環境中處於非常被動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采購從盡量節約財政資金方面考慮得多，而在通過啟動政府采購為國產軟體創造市場空間方面考慮不夠，未能給國產軟體以有力的實質性扶持。

（四）缺乏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核心競爭力薄弱
為了保障安全，有些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在軍事部門中完全使用自己獨立研製的操作系統。但是，在我國，國外軟體產品占據了2/3的國內市場，其中在系統軟體方面幾乎沒有我國自主版權軟體的立足之地，國產支撐軟體只是鳳毛麟角，應用軟體同樣面臨劇烈競爭。缺乏基礎和核心技術以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產品，自主創新能力弱，不僅使得大量利潤流入外國企業，嚴重影響我國軟體產業的積累和再循環能力，而且還嚴重威脅著我國的信息安全。一個國家的信息產業在別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長此以往，對於國家利益、國防安全都是非常危險的。

（五）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無力與跨國公司抗衡
據CCID（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統計，至2000年底，我國從事軟體開發、研製、銷售、維護和服務的軟體企業有3,000家左右，加上兼營軟體的企業，總數大約有5,000家。
我國軟體產業規模結構的特點是以中、小企業為主，50人以下的企業佔55%左右，50～200人的企業佔42%左右，1,000人以上的僅有中軟總公司、東大軟體、用友軟體、北大方正等十幾家公司。2000年，我國軟體產業人均產值平均不到15萬元人民幣，而微軟每年人均產值高達62萬美元，這表明我國軟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處於較低水平，市場競爭力不強。
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是導致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軟體技術人員約有19萬人左右，此外，還有30萬人在從事計算機應用、科研與教育工作。但是，我國軟體技術人員中絕大多數是從事程序開發、技術支持和服務的人員，軟體產業發展所急需的系統分析師、架構設計師、高級工程師、項目經理和技術工人的數量非常匱乏，無法滿足軟體產業發展對各層次人才的需求。在典型的知識型產業中缺乏急需的專業知識型人才，再加上「一低兩高」（勞動生產率低，人力成本高，開發成本高）的現狀，發展速度之慢也就不足為怪了。

（六）國家軟體產業政策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問題
國務院《關於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在促進我國軟體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將近兩年的時間過去了，該文件規定的政策並沒有完全得到落實，同時還有一些問題在落實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
例如，在投融資方面，該文件規定的由國家扶持的軟體產業風險投資公司和投資基金至今尚未組建。由於軟體企業固定資產少、無形資產比重大，缺少可供抵押或質押的資產，很難爭取到銀行貸款。在軟體企業上市方面，國家各部門制訂的政策法規相互矛盾，現行的政策法規阻礙了軟體企業的上市融資之路。同時，由於軟體企業的規模較小，前期研發投入過大，而且研發費用很難轉化為固定資產，與傳統製造業的盈利模式有所不同，同時發行股票的規模也無法放大，因而，在目前實行股票發行核准制的情況下，證券公司在推薦軟體企業發行股票方面積極性不高，軟體企業上市存在實際的困難。另外，國務院18號文件中關於軟體企業在資產評估中無形資產占凈資產的比例，以及軟體企業境外上市融資等規定缺少實施細則。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現有的軟體產業政策是從軟體產品銷售收入比例和自產軟體產品銷售收入比例等方面來界定軟體企業，而將軟體服務業、軟體產業孵化器、軟體企業的分支機構以及國產軟體的代理和分銷商排除在外，實際上使軟體產業鏈條上各環節、各要素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導致有些環節發展滯後，成為整個軟體產業發展的「掣肘」。
關於軟體采購方面，目前政府采購主要是從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設計，對通過政府采購為國產軟體發展創造市場空間的政策目標考慮不夠，缺乏指導政府采購的標准規范和產品、服務目錄。
關於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目前版權法的執行仍未取得預期效果。據美國SIIA（軟體與工業信息協會）的調查報告顯示，越南和中國是世界上盜版率最高的兩個國家，1994年兩國的盜版率分別為100%和97%。隨著政府對知識產權的重視，近幾年兩國的盜版率已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98%和91%左右。據統計，1999年，中國軟體業因盜版而損失的金額高達6億多美元。盜版率居高不下，不僅嚴重製約了國內軟體企業的發展，損害國家形象，也嚴重影響了跨國公司和風險投資進入中國的積極性。

二、我國軟體產業發展面臨的機遇
我國軟體產業處於軟體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在軟體產業這個國際競爭的前沿領域將無所作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印度在相對貧瘠的國內經濟基礎上實現了軟體產業的騰飛，在高科技產業和知識經濟的核心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印度在不具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尚且實現了軟體產業的跳躍式發展，而我國呢？擁有印度無法比擬的國民經濟信息化程度、信息產業規模、國內市場潛力以及綜合經濟實力，這無疑增強了我國在發展軟體產業方面的決心和信心。

考察軟體產業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以色列、愛爾蘭等國家成功的發展道路，我們可以發現軟體產業具有與一般製造業不同的規律。很多以資金密集型為特徵的製造業，如機電、汽車等，在世界各國之間的轉移基本上呈現「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規律。但是，軟體產業完全有可能同時在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推動軟體產業和傳統製造業成功的關鍵資源不一樣，傳統製造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資金，而軟體產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知識型的人力資源。所以，發展中國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再加上政府推動和政策支持，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一爭高下。
同時，以Linux為代表的開放源代碼運動的興起以及網路計算機(NC)的推廣，為軟體產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Linux是一種將源代碼完全開放的UNIX類操作系統，由於它的開放性和技術的先進性，並宣布遵循自由軟體聯盟(CNU)的GPL協議，贏得了一批富有市場經驗的軟體開發廠商的支持，從而使Linux能快速傳播和發展，開始對微軟造成直接威脅。目前Linux在全球已有約1,000萬用戶，在網際網路伺服器上所用的操作系統(OS)上已居首位，佔有率達28%。IDC（國際數據公司）預計，五年後Linux將躍居全球操作系統市場的第二位。
以Linux為代表的源程序公開軟體，給現有的軟體產業體系帶來了巨大沖擊，其必將影響世界軟體產業的發展。例如：開放源碼可能成為軟體發展的重要模式；以網路為核心的開放式的嶄新開發模式逐漸形成；改變軟體產業的「游戲規則」。
隨著網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NC（網路計算機）已成為計算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具備大力推廣的條件。目前NC已從單一的瘦客戶機擴展到便攜、移動、無線的網路訪問終端，其用戶群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推廣NC的條件已逐漸成熟。NC對CPU的性能要求不高，我們可以大力推動基於Linux的CPU晶元的開發，努力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CPU設計產業。
另外，軟體已成為各行各業企業管理、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式控制制的核心，是技術創新、商業競爭的有力工具。軟體行業也不再僅局限於計算機行業之內，而已滲透和分布在其他行業之中，軟體的產品形態呈多樣化。嵌入式軟體市場正在升溫，一種是面向消費者的市場，如行動電話、手持設備和信息家電；另一種是面向工業應用的市場，如工業自動化設備和智能化儀器。這是一個相當分散的市場，由於嵌入式軟體往往在專用微處理晶元上運行，因而不易形成統一的獨占性市場。
因此，我國要改變在全球軟體產業鏈中的地位，尤其是改變在系統軟體市場中的被動局面，存在很多難得的機遇。重要的是我國要抓緊時間，不能再沉湎於於事無補的過多的爭論。目前，最緊迫的事情是，盡快確定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戰略，充分調動發揮我國擁有的優勢，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唯其如此，我國軟體產才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跨越式發展，達到國務院18號文件中規定的目標，躋身於世界軟體大國之林。

三、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道路
前面我們考察了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以色列和愛爾蘭等國的軟體產業發展道路，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國軟體產業今後應該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一個明顯的結論是，我國絕對不可能照搬別國的模式。我們自有我們的國情，自有我們獨特的優勢資源，因而，在發展軟體產業的道路選擇問題上，我們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

（一）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互動
這里的「國家行為」並不僅僅是指國家要制定合理的軟體產業扶持政策，主要是指要通過國家投入、組織和引導來推動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國的信息產業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平台上，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而，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使之產業化，並為之提供市場空間，這是我國在國家層面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不能把發展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希望寄託在軟體企業的身上。這是因為，第一，發展具有自主版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不像軟體服務業那樣，單靠優秀的人才資源就可以做得很好。操作系統和支撐軟體等系統軟體產品，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資金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行業門類，只有國家才能集中大量的資金資源和人才資源，以國家為主導，統一組織和協調，才能有可能取得成功，指望單個的企業或企業之間的聯盟就可以解決軟體的核心問題是不現實的。第二，目前我國軟體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資金不雄厚，根本無力解決發展系統軟體所需要的龐大資金和面對巨大風險，同時，資本的逐利性也不可能要求軟體企業主動站在國家的角度上為國家「排憂解難」。第三，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形勢逼人，只有動用國家的力量，集中國家的資源，像我國當年研製「兩彈一星」那樣，採取非常規的運作方式，迅速縮短我國軟體產業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方面與軟體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才能擺脫長期以來我國在國際軟體產業鏈中的被動地位和尷尬局面。
當然，在發展軟體產業方面要體現國家行為，並不意味著國家直接用行政手段來干預，而是以國家為主導，採取市場運作和商業化的形式，比較可行的操作辦法是：國家投入巨資，以國家為主導，同時吸收社會各界包括軟體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投資機構，甚至跨國公司的資金，直接組建實體，從事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研製、開發、生產和銷售，在該實體內容形成從研發到產業化的「一條龍」，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研發和產業化脫節的「痼疾」。

（二）軟體產品和軟體服務並重
有人認為，目前我國應側重發展軟體產品，提高我國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地位，而讓軟體服務業保持自然增長狀態。又有人認為，目前我國軟體產品與軟體強國相比落後一大截，無法在短時間內超越，與其在系統軟體領域內從事沒有多少成功幾率的拼搏，還不如側重發展服務業，這既可以鍛煉人才，又可以創造就業，還可以為將來側重發展軟體產品奠定基礎，同時還順應了目前出現的軟體服務業領先的發展趨勢。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均有失偏頗，沒有全面地考察問題的實質。筆者之所以提出「軟體產品和軟體服務並重」的觀點，是與「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互動」的看法一脈相承的。國家與企業在發展軟體產業的道路上既有分工，又是互動的。國家可以運用國家的意志，集中投入，採取實體經營的形式，將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優勢資源整合在一起，集中攻克軟體產業中的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建立自己獨立的產品體系。同時，國家在信息化建設中，給軟體企業創造市場機會，推動軟體服務業的成熟壯大。而企業呢？主要集中於軟體服務領域，大力發展信息系統集成、ASP、信息系統運行與維護、數據中心與資源外包、數據加工與處理、軟體測試、信息系統咨詢與評估、信息系統工程監理、軟體與信息系統管理人才工程化培訓等業務，為軟體產品的產業化和規模化應用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積累專門知識和軟體人才。國家要通過政策引導，鼓勵有條件的軟體企業大力發展軟體服務業，以此來提升企業素質。同時，鼓勵有條件、有意願的軟體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定製軟體和服務市場，學習和掌握國家軟體市場運行規則和業務流程，積極參加CMM認證，完善質量保障體系，促使軟體企業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化素質。

（三）重在開發國內市場
毫無疑問，我國軟體產業的國內市場空間是非常巨大的。我國應當以電子政務、電子金融、企業信息化、社會保障為重點，大力開發和推廣應用我國自主版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行業應用軟體、信息安全軟體等產品，通過巨大的內需來拉動軟體產業的快速發展。
電子政務涉及到信息技術的各種產品和技術，推動行業企業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所採用的技術和產品對社會具有廣泛的示範性和引導性。由於我國電子政務具有的安全性、個性要求、本地化等特點，國產軟體企業將在該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盡快制訂統一的電子政務標准規范，提出推薦政府采購的產品或服務目錄，避免各級和各地政府部門在電子政務的實施方面「一哄而上」，各自為戰，削弱電子政務對國產軟體的拉動作用。
我國金融電子化發展迅速，截至2000年底，銀行系統已擁有大中型計算機700多台套，小型機6,000多台套，PC及伺服器50多萬台，自動櫃員機(ATM)近3萬台，銷售終端(POS)22萬台，電子化營業網點覆蓋率達到95%以上，金融電子化的硬體建設將帶動金融領域應用軟體的大發展。數字化電子貨幣、網上支付、安全認證等電子金融的功能將直接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
目前，我國擁有15,000家大中型企業和1,100多萬家小企業，這些企業提高管理水平的需求急迫，同時，對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實施的需求將日益旺盛，企業信息化潛在市場規模日益龐大，同時，加入WTO也將要求我國企業按照國際規則開展商務活動，這必將加大對企業管理軟體的需求。現在管理軟體開發出來的有效用戶只有中小企業總數的5%左右。企業信息化將直接帶動ERP（企業資源計劃）、CRM（客戶關系管理）、SCM（供應鏈管理）等軟體的發展。

（四）建立產業自主體系
大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體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建立產業自主體系，需要從國家層面上來加以組織、協調和引導。目前，Linux在全球的興起為我國逐步打破WINTEL體系，建立基於Linux的系統軟體產業體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國軟體產業自己的標准體系，占據全球軟體產業鏈的最上端，最終發展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軟體強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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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中國軟體與印度軟體的發展優勢各是什麼

當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閃電般的速度起飛，並且成為全球經濟強國時，全世界從最初對中國的不信任逐漸轉為由衷的欽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主要以製造業拉動，增長率在2002年達到8%後，又在2003年增至9%。中國依靠巨大的國內儲備資金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吸收大量外資在中國建立工廠，引進所需的國外專業技術。僅2003年度，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資金就達到530億美元，占整個世界總投資額的8.2%(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UNCTAD)資料庫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為當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經濟起步落後於中國大約10年，最近才為世人矚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崗位的地域性轉移。同時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所屬行業包括軟體業、IT業和制葯業。這些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資助，卻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2003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為8.3%，而2002年僅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為47億美元，2002年則為30億美元。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零頭。

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政府深思熟慮後決策的結果，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則多少有點順其自然。中印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孰優孰劣？哪種發展模式會造就強國？

中印產業：一硬一軟

中印兩種發展模式的不同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國政府更願意培育和指導整個經濟活動。中國政府大力投資硬體基礎設施，有權決定哪家企業能夠得到政府資源、哪家企業可在A股市場掛牌(即使該企業不一定是最好的)。與此相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越來越少干預經濟活動。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資上，中國樂於接受外資，而印度始終對此保持謹慎態度。

上述區別影響到哪類企業會成功。在中國，那些需要「硬體」基礎建設(如公路、港口、電力)的企業遠遠領先印度。並且在不久的將來仍將保持這一優勢。而印度的企業則在「軟體」基礎建設領域，即無形資產佔主導地位的行業中更勝一籌，如軟體業、生化業或廣告業等創新性行業。

生產流程快的製造類企業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網路，因此這類企業在印度發展緩慢，但是那些不受發電機短缺及公路發展限制的企業卻發展迅速。軟性資產甚至支撐起了印度的汽車產業。與中國不同，印度汽車產業的成功並非依賴於跨國集團大量的資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設計開發出造價低廉的本土化車型。事實上，印度已經將許多高附加值的機械和電子元件輸出到中國。這些元件的生產更多靠的是專門技術而非基礎設施。

更重要的是，中國許多硬體資產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政府注入了資金。政府能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干預國內資本市場，在印度則沒有這樣的政府幹預，因此其成功企業主要集中在受資本限制較小的行業。設立一家軟體公司不需要大量資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鋼鐵廠卻相反。

印度政府對資本市場的較少干涉和不對缺乏有形資產的行業(如軟體業、生化業、媒體業)採取管制的政策，為創業者提供了空間。創業活動的推動依靠傳統企業(主要是家族企業)和新進入市場的企業。雖然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並不完美，但在總體上能夠支持私營企業的發展。

良好的硬性基礎建設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熱誠歡迎，有利於跨國集團在中國開展經營活動。但是由於這些跨國公司同時帶來了他們自己的資本和高層人才，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大量依賴當地資源。中國不乏優秀的土生土長的創業者。然而，很多本土企業卻由於資本市場效率低下、銀行系統壞賬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員(而不是市場力量)決定融資對象的殘酷現實而舉步維艱。

中國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將目前的發展勢頭再保持數十年。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涉，包括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印度社會所沒有的。也許這兩個國家都選擇了各自特定歷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當大家對這兩個國家進行比較時，很容易忘記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國晚了十多年。隨著印度進一步放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我們很可能會發現印度更加自由的經濟環境更有利於長期的經濟繁榮和企業發展。

中國模式：低效但強勁

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找問題並不難：周期性產能過剩、政府幹預資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都只是眾多缺點的冰山一角。但是人們很難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強勁地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政府從推動經濟增長的角度對企業發展進行管理。在中國，你可以成為一個小企業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須從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資。從根本上講，政府官員有權決定哪個企業能得以發展。

這樣的政策對於實現企業成長的目標是十分成功的。中國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動經濟發展的大型企業。以作為製造行業支柱的汽車業為例。20年前，中國沒有真正的汽車產業，中國政府決定，必須引進像大眾汽車那樣的國外成熟企業教給國內生產廠商如何製造汽車。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國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需要發展。我們沒有能夠達到這樣目標的企業，所以想盡一切方法創造這樣的企業。」

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機制是促進各省、市之間的競爭。在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沒有一家全國性企業，所有的企業都是地方性企業。隨著國內貿易壁壘的解除，地方創業者和支持他們的政府官員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努力打入鄰近市場。確實，這會造成產量過剩和價格戰，但是經過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生產的周期性會導致行業內企業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存活下來。存活下來的企業憑借具有的全國性規模和真實的競爭優勢，不再依賴當地政府提供融資，從而能夠在國內外市場上長期參與競爭。

另外，我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或銀行體制的改革與外商直接投資並無聯系。跨國企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僅佔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5%，所以他們對推動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國必須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來支持經濟增長，所以，中國的資本市場正在發展之中。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銀行問題，包括提高儲備金利率，改革分行業績和激勵機制以及採用更靈活的、以風險為基礎的定價政策。

中國發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會超過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我們認為不會。政府仍然控制著絕大部分金融資源，並且基本能夠合理分配——這就是中國經濟能如此快速發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場上的私營經濟相比，政府無疑對於分配資金不甚在行。中國並不是一個高效的市場，而融資金額較少(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國模式那樣實現中國目前的增長。印度模式對於印度經濟而言可能同樣存在問題：家族式企業和其他個人投資者也許長於合理判定哪些投資對自己有益，但他們的投資金額不足以帶動中國那樣高速的發展。當印度國內外投資者看到印度的發展潛力後，印度吸引外資能力必將急速增長，這一點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業層面的比較

「究竟哪一種模式更有利於經濟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在國家層面找到，必須深入到行業層次。中國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於管制嚴格、缺乏競爭而導致發展緩慢、效率低下的行業。但兩個國家也都存在由於管制較松而蓬勃發展的企業。

麥肯錫全球研究學院一直認為高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生產率，阻礙提高生產率的主要障礙是政府微觀層面阻礙競爭的層層管制。印度就是這一觀點最好的注釋。

印度生產率較高的行業包括IT業、軟體業和業務流程外包行業。這些行業成功創造了數十萬就業機會和幾十億美元的出口額。這些具有潛力的新興行業躲過了政府的管制，避開了被扼殺的可能。IT、軟體和外包服務企業不受其它行業在工作時間和加班等相關勞動法規的管制，同時政府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而這在零售業等行業是不允許的。如果沒有這些國外資金的注入，這些行業是否會在印度起飛，就值得懷疑。到2002年為止，這些行業吸收的外資占整個印度吸收外資總額的15%。

生產率居中的是汽車行業。這個行業自從20世紀80年代政府放鬆管制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92年為止，多數針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製得以解除，這使得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得到很大提高。車輛價格也隨之下跌。即使發生了行業整合，但由於需求強勁，行業的就業狀況依然保持穩定。盡管如此，由於整車的關稅居高不下，國內的汽車製造商仍沒有直接參與國際競爭。這意味著該行業的效率尚未達到其應達到的水平。

處於生產率發展最低端的是消費電子行業。雖然該行業的外資投資限制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解除，但是整個行業仍處於各類進出口關稅、國內稅賦和相關法規的層層束縛中，導致了印度的消費電子產品不僅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即使在國內價格也是一般消費者所無法承受的。食品零售業的情況則更糟，部分原因是國家完全禁止外資進入。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6%。

再看一下中國。中國已擁有一些相對較為自由而富有競爭力的行業，如消費電子。它的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兩倍。在過去20年間，該行業由於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內同業的競爭壓力已具有國際競爭力。該行業的成功與政府對此行業採取的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密切相關。當然，這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政府並沒有意識到該行業的發展潛力。現在，中國每年生產的消費電子產品總值為 600億美元。

中國汽車行業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將該行業定位於戰略性產業，加以嚴格管制，只希望通過開放獲得國外的資金和技術。市場已經對國外汽車製造商開放，消費需求得到很大提高，價格也降下來。然而，汽車行業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幹預對遏制潛在國外投資的負面作用。國外汽車製造商只能通過建立合資企業進行投資，汽車配件必須從當地供應商采購，並且關稅之高使得進口車無法參與市場競爭。當然，隨著私營企業的壯大，競爭也在逐漸加劇。但中國合資企業的生產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國低——而且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更低，這很讓人吃驚。

從行業層面比較，在IT和業務流程外包服務行業，中國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趕上印度；而在消費電子行業，中國則在整個市場上居於主導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對中國構成嚴重的威脅。

汽車行業的勝負則難以定奪。印度市場中的競爭要素帶來了許多技術創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不採用耗資巨大的自動化生產。當地的工程師已經開發出 Scorpio等新型產品，這是一種SUV車型，其零售價僅為美國的一個零頭。在中國，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將該行業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卻限制了該行業的競爭潛力。

現在就判斷究竟是哪種經濟發展模式更好還為時尚早。實現強勁持久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較高的生產率，而且要著眼於行業的發展。而要實現較高的生產率，則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機制，同時掃除一切阻礙競爭壁壘，為發展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中國和印度都有機會使企業和國家經濟實現繁榮發展

㈤ 中國軟體產業的發展機遇

1、擴大內需政策將為軟體產業提供巨大市場空間
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成立了工業和信息化部推進這項工作，將為軟體產業發展提供巨大的歷史舞台。
2008年底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出台了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決定從中央財政資金中拿出150億元用 於工業行業的技術改造。軟體作為提升經濟質量和促進兩化融合的「助推器」，面臨巨大的市場機會，特別在農村信息化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系統方案和網路設計維 護、傳統行業信息化改造等方面對軟體的需求巨大。近期，國務院又同意發放3G牌照，2009年通信網路建設新增投資2,000億元以上，將有力拉動通信嵌 入式軟體和網路系統解決方案的增長。
2、產業政策環境不斷改善
國務院18號文件即將到期，為避免政策斷檔，新的政策正在研究並將出台，將為軟體產業提供更大的政 策支持。電子信息產業振興規劃已編制完成並即將實施，軟體作為電子信息產業的關鍵領域，將是產業振興政策措施支持的重要方面。近年來，國家大力發展服務 業，出台了包括財政、稅收、金融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軟體及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代表，將得到政策的傾斜。
3、行業整合推動資源優化配置
2008年以來，金融、製造、軟體等多個領域的跨國公司紛紛加強中國市場布局，一些全球性的軟體服 務中心陸續設立，不僅增強中國軟體產業力量，也增加國內軟體企業的市場機會。面臨金融危機的不利形勢，國內軟體企業紛紛加快修煉內功，推進行業資源優化配 置，將逐步緩解中國軟體企業小而散的問題。目前，國內外包企業超過3,000家，隨著國外市場萎縮，企業破產合並現象增多，部分研究機構預測，到2010 年，軟體外包企業數量將減少1/3，平均規模將提高20%以上。近年來，東軟、浪潮、博彥科技、海輝等企業通過收購實現規模擴張，入選了國際外包專業協會 公布的「2008年全球外包100強」。
4、技術發展將提供新的機會
IT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新技術應用正在不斷改變軟體產業的格局，帶來軟體產業發展的新機會。 2009 年，虛擬化技術、雲計算等重要技術都將帶來軟體產業格局的新變化。虛擬化技術可以提高伺服器資源的利用效率，帶來數據中心、伺服器平台的整合，大大提高軟 件研發的效率和能力；雲計算，可以提供基於互聯網的海量計算服務，不僅可以作為軟體服務的平台，也可以作為存儲空間的提供者，甚至還可以作為信息和商業處 理的平台，由此將帶來軟體評論此篇文章 (0)其它評論發起話題 (0)相關資訊財訊社區(0)產業商業模式的多樣化。隨著網路融合加快，移動互聯網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將帶來很多新的業務，對軟體技術及應用提出新的要 求。
綜上所述，2009年中國軟體產業面臨形勢十分復雜，挑戰前所未有，機遇同樣巨大，要密切跟蹤技術 與市場形勢變化及行業整合趨向，加強宏觀指導和政策引導，才能確保產業保持平穩較快增長態勢。預計隨著國際金融危機負面影響加劇，一季度產業增速可能出現 較大回落，但隨著國家擴大內需和技術改造政策落實，下半年後增速將逐步回升。預計全年增速為22%至25%。

㈥ 中國軟體產業發展的途徑有哪些

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軟體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指出，軟體業的「微笑曲線」上，位於曲線左上端的是軟體產品的研發，這是整個軟體業技術最集中的部分，也是軟體創新的根本。這個可以概括成產品模式，代表企業有微軟和IBM。

「微笑曲線」的底部，是軟體外包產業，這部分工作屬於低層次、重復性勞動，所以創新的成分較低，也就是代工模式，代表企業有國內的東軟集團等。

「微笑曲線」的右上端屬於軟體服務，它包括管理咨詢、二次開發等內容，即服務模式，代表企業有埃森哲等。

前瞻產業研究院軟體行業研究小組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軟體市場，既重視發展面向國內市場的軟體應用，也積極發展以軟體外包為代表的國外市場。

中國軟體業的發展一方面是國內自身市場需求比較大，在信息化推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國策指導下，信息產業的一大支柱軟體業被列為國家重點產業。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外向型軟體產業成為振興中國軟體的戰略之一。面對全球軟體業的又一次大規模變遷的機遇，中國找到了切入市場的最佳時機，積極參與全球軟體外包的競爭。作為全球軟體業的新興力量，在日本和美國市場的突破，促使了中國軟體外包業的崛起。

㈦ 工業軟體細分市場及重點應用領域發展分析

2020年6月，著名的工業軟體公司Mathwork已經停止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等在實體清單上的公司提供技術以及客戶支持服務，2020年8月國務院發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明確表示支持軟體領域的骨幹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創新主體，優化配置技術、裝備、資本、市場等創新資源，按照市場機制提供軟體領域的專業化服務，實現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工業軟體是中國互聯網的基礎工具，工業軟體的國產替代勢在必行。

中國工業軟體「短板」明顯

工業軟體貫穿研發設計、生產控制、組裝測試等各環節。在諸多工業軟體中，電子設計自動化EDA、CAD研發設計軟體CAD，和以CAE為代表的模擬軟體應用程度深、價值較高。業內人士表示，恰恰在這些領域，我國基礎較為薄弱。

過去我國的信息化、數字化建設客觀上有「重硬輕軟」的問題，在工業軟體領域的投入力度存在不足。根據Gartner的數據，2019年全球3.8萬億美元的IT支出中有4310億美元為軟體支出，佔比約為11%;而中國2019年2.9萬億元的IT支出中有878億元為軟體支出，佔比僅為3%，遠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而具體到製造業上，我國作為製造大國，工業軟體發展和應用水平卻與地位不符，上一階段的工業自動化建設也偏向於硬體設備端，工業軟體的發展落後於整體產業升級的進度。因此為了自主實現我國製造業向智能製造的升級，就必須要盡快彌補在工業軟體層面的「短板」。

—— 以上數據及分析均來自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工業軟體行業前景預測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㈧ 我國現階段軟體產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是全球市場競爭加劇，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國際軟體外包市場的爭奪，各國政府紛紛出台對本國軟體產業的支持政策，據科爾尼公司調查，全球已經有70多個國家出台了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這些都對中國的軟體和信息服務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重大的影響，二是傳統的比較優勢面臨挑戰，由於我們的產業集中度不高，企業實力不強，規模比較小等等原因，國內領先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還不具備足夠的競爭力。隨著接包國家和地區的迅猛發展，中國所面臨的競爭壓力將越來越大，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將得到削弱，這些都對中國的軟體出口和服務外包帶來巨大的挑戰，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沖擊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從長遠來看，全球軟體和信息服務產業鏈的國際分工已經是大勢所趨，新一輪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必將為中國的軟體和信息服務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一是發展戰略性的新興產業為軟體和信息服務業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發達國家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重拾實體經濟發展思路，重新把發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網路、節能材料、環保、低碳技術、綠色經濟等戰略性產業作為新一輪發展的重點，積極搶占未來的戰略制高點，這在客觀上為中國的軟體和信息服務業的應用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二是金融危機加快了全球軟體產業的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軟體外包市場多元化的趨勢，出於自身經濟安全和分散風險以及降低成本等多方面的考慮，跨國公司一方面會把盡可能多的業務外包出去，另一方面在擴大外包的范圍，跨國公司特別是歐美公司將把軟體外包分散到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由於垂直並購、規模擴張型並購，以及軟硬體企業相互並購等加速，引發了信息技術產業體系的重新洗牌，這些為中國軟體業的發展都提供了新的機遇。

㈨ 中國軟體產業正在迅速發展嗎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據中國工信部負責人在會上透露，2017年中國軟體產業規模已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軟體產業能力顯著提升。未來將強化創新，推動新時代軟體產業高質量發展。

最新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軟體業百強企業的門檻由2000年的不足1億元提高到超過13億元，軟體從業人員達到580多萬，且供不應求，行業薪酬水平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位列第一。

中國工信部信息化和軟體服務業司司長謝少鋒在年會上評價說，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軟體產業發展邁上了新的台階：「2000年整個軟體產業規模是586億元，增長到2017年突破5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了14.5%。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占電子信息產業的比重從2000年的5.8%增至28.8%，2017年將超過30%，大概達到電子信息產業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國軟體產業能力也不斷提高，集聚效應明顯。謝少鋒說：「2017年中國的軟體自主版權登記量突破七十萬件，去年同比增長超過85%，軟體研發的投入和全球軟體五百強企業平均研發投入水平在逐漸縮小。產業集聚發展的態勢非常明顯，東部軟體業務收入佔全國總收入比重是80%左右，八個中國軟體名城的整個的業務收入佔全國比重超過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