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為什麼反對不惜代價發展晶元產業

⑴ 為什麼中國的發動機老是不行那個環節不行

材料學上，差一點，熱處理上差一點，機加工上差很多，裝配上裝很多，再一個中國就根本沒有研發投入和深入研究，就造成中國的發動機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落差

⑵ 城市與農村，發達與貧窮怎麼才可以均等，只有產業平衡化，怎麼才能平衡化

中國社會貧富狀況分析
摘要： 和諧社會的話題成為當今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盡管人們對貧富差距所引發的關於效率與公平、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乃至貧富分化的合理性等問題仍有異議，但在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別等問題上，已民心所向、勢在必行。因此，應該從造成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和原因著手，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引導社會走向穩定，走向和諧。 關鍵詞： 貧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諧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搶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陽市中意房地產公司負責人傅中意與邵陽縣建設局長鄧節生在邵陽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車發生爭執，鄧節生忽然倒地身亡。隨之發生了罕見的大規模「扛屍」事件，4天中死者屍體擺放在傅家中，上萬人進入現場，傅的住宅被砸毀，傅中意的妻子楊麗芳多次請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屬的打砸行為，卻沒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屍」高潮中出逃。那些參與「扛屍」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紅色噴漆在傅家牆壁上寫道：「有錢算什麼！」「為富不仁者殺！」「血仇必報」…… 2、仇富還是仇腐 前年，吳敬璉先生在接受國際管理學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時，對不少民營企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指出應當分清仇富和仇腐兩種心理，針對民營企業的原罪論提法並不適合。應當把憑勤勞、憑努力經營的人和靠權力暴發的人分開。 3、在農民出生到死亡過程的一個個「天價」。 首先是「天價出生費」，有人表示現在「孩子不是生出來的，而是買來的」。根據調查數據表明：與20年前相比，現在生孩子的費用至少上漲了100倍。其次是「天價教育費」，知識最有力量，對於農民，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為了孩子能上學，有些農民砸鍋賣鐵，有些農民惆悵自殺，……再次是「天價交易費用」，農民在城市間、企業間流動，承擔著高額的「交易費用」進城打工，遭遇種種門檻，可謂「城市不是農民的城市，農村才是農民的歸宿地」；農民進入企業後，淪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很多不良老闆拖欠或者賴掉他們的工錢。因為貧窮，農民工請不起律師、上不起法庭、無法舉起法律之劍。還有就是「天價醫療、養老費用」，農民有病沒錢醫，為了能夠讓自己過上比較安寧和舒適的晚年，往往有「養兒為防老」的觀念，不料子女越多負擔越重，因此陷入了一個「貧困——多生——更貧困」的惡性循環。農民不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來臨之後，還有「天價的喪葬費」等著他們 二、三個方面的質疑 1、公平與效率之爭 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使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這實際上縮小了整個中國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當時許多人片面地贊揚農民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念在中國肆虐了20年。而他們所說的「效率」，其實不過是少數人的貨幣收入多而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許多人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閉口不談「共同富裕」。 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也是不可取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簡單地說用社會發展為中心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恰當的。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當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將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 2、機會平等與結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提出了他的個人主義倫理觀：應平等待人而不是試圖使人平等。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兩層含義：一是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對於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場經濟中平等的市場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人實際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別的對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的另一句話是「不試圖使人平等」，強調不要國家或集體的干預，主張放任自由，從而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不試圖使人平等」如果從「不試圖使人的行為結果平等」的角度來考慮,那麼是積極的。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與人的平等是機會平等，但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因而人與人在能否把握機會，對機會的把握程度，主觀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時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結果是不會也不應該平等的。社會給個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條件，均等的機會，然後，任由個人在此基礎上自由發揮，這樣是有利於人的不斷發展的，在競爭體制下，可以優勝劣汰。這種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類自身進步的需要，在競爭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即使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未來社會，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觀能動性上，只要有不同點存在，那麼在人所作用的對象物上就會體現出來。所以在此意義上，的確要反對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從「不使人社會行為的前提，機會平等」角度來考慮的話，就不恰當了。反對使人平等，不應當反對旨在促使機會平等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為什麼會存在這些問題呢？因為，國家所提供的法律，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是不完善的，並不能為每個人保證社會行為前提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而在社會轉型時期，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於種種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種種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體現出來了，如中國的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現象，給各方在經濟中的平等發展造成障礙。需要國家的干預，使之平等，協調發展。平等的過程，也是各方面體制完善的過程。 3、對貧富差距合理性的質疑 據媒體報道，一位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總體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系數一般的標准來看待中國。對於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的國家，基尼系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這種判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於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度同社會應有的回報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經濟結構被強化。為了全力以赴地推進工業化，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而在60年代整個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很難想像沒有農村的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有今天的局面，而農民所直接承受的卻是日益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嚴重地違背了代際之間所應當具有的公正准則。從橫向的角度來看，現行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是在維護甚至是在強化二元經濟結構。比如，戶籍制度是在維護和強化一種社會身份等級制，而諸如有所區別對待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等政策則是在維護和強化城鄉居民之間的隔離。這些，無疑人為助長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一種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現象。 回首20年，一句「翻兩番」就可概括這個偉大的成就。而今後20年的經濟發展就沒這么簡單，經濟總量要翻兩番，但環境污染不能翻兩番，東西部差距不能翻兩番，能源消耗不能翻兩番，貧富差距不能翻兩番，城鄉差別不能翻兩番，如此等等 中國農村受苦受難的老白姓至今對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對改革開放的帶來的經濟的發展無動於衷，因為這種好處於他們無關，至少他們會一直這樣認為，並且抱怨聲到處都是。 三、我國目前貧富分化現狀 1、 比基尼系數 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對此，應當用多個標准綜合來衡量，其中基尼系數屬於綜合性的指標。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階段以來，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有研究表明，表徵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0．3～0．4），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0．4577。到1995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45。這一數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高出16個百分點，比1988年的估計之高出7個百分點。全國的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不斷上升。 根據大多數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458以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來算，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 2、城鄉分化 我國工業布局及社區建設，自1949年以來，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犧牲農業及農村發展為積累，使得持續發展的社區資源集中於城市，並形成了較大的城鄉發展差距及較尖銳的城鄉發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區，於資源配置上，也處於功能單一及權力分配的分割狀態，從而使得城市發展亦出現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資源優勢集中於少數幾個大城市，且為邊界封閉、簡單消費的城市社區功能形態；二是其他中、小城市僅是服務於這幾個大城市的單一功能單位--被中央計劃指令性地要求向這幾個大城市低價、甚至無償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資源，或供應某些特色商品，或輸送大城市發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長者，而他們自身的城市化發展則被置於准計劃甚至計劃外（所謂"自己找米下鍋"）的分配及發展狀態下，且受制於中央計劃中所謂一個個「五年計劃"的政策規定。從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如果扣除農民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費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種福利也計算進來，那麼中國的城鄉差距實際已經達到了5：1或者是6：1。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 3、行業差距 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現在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1年全市86個大類行業中，最高工資行業與最低工資行業相差6.6倍，二者間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占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佔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戶只佔4%左右。從主觀感受方面來看，多數社會成員已認為貧富差距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如何陷入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中。為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辯護的人總是說，這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實單純的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我們今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最近20年來經濟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導下，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現在，中國經濟中的優惠政策幾乎從來都是只給予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2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惡習，這就是只給富者以優惠政策，只給富裕地區和富裕的個人以優惠政策。 a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這種製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許多人以為這種特高的薪金來源於外資企業的高效率，其實外資企業的這種巨額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優惠造成的。這種畸形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僅表現在法定的稅率上，表現在外資企業一直享有低於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稅稅收減免上，而且表現在操作層次上的稅收徵收方式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於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 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於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於稅負較輕而樂於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於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b國有企業職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因為國家在政策方面對國有企業的職工待遇不公，切斷了國企長期發展的後路。 首先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另外，從國企的長遠發展而言，自從轉向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業實行大量的財政性投資。國有企業能夠得到的主要「優惠」和「資源」，其實是銀行的貸款。從來就沒有見到過給全體國有企業的一個稅收優惠，而只知道每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的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在實際收稅過程中，由於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維護「稅收紀律」，造成對非國有部門沒有足夠的稅收紀律約束，以致非國有部門逃稅嚴重。這兩方面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使國有部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負擔，國有企業在稅收總額中所佔比例極大地高於它在整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後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於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 c、地區政策不平衡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視。本來東南沿海地區在市場經濟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比內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們卻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內地多得多的優惠。90年代初，東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業基地的貧窮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某些部門給東南沿海特殊政策優惠的惡習仍然沒有終結。這就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一大奇觀：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都給予貧窮困難地區，而中國的特殊優惠政策卻集中地給予最富裕繁榮的地區。結果是老工業基地由於不堪財政重負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絕對貧困化的局面，而東南沿海的個別省份卻富冠全國。這樣造成的地區性貧富分化絕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經濟的後果 20年來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首先，近年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有關，也與大量侵吞公有財產有關。而經濟的「外向化」程度越高，從事這種違規致富行為的人就越大膽越方便，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闆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其次，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範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再次，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也是當今貧富分化如此嚴重的一個原因。按照這種政策，為加工後出口的產品生產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徵關稅和增值稅，甚至還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優惠。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於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最後，「鯰魚效應」的觀念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觀念認為，進口的壓力會使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五、縮小貧富差距，勢在必行 1、貧富分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現象，社會、企業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但是，隨之而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進行調整，使分配嚴重不公，直接導致貧富懸殊直線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來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說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來越高。更為可怕的是，個別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實現了富裕的目的。這就讓大多數人對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麼信服。另外， 社會財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數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數人相對貧困，這就違背了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繼續下去，如果相對貧困人口繼續增加，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最終會引起社會動盪。 貧富差距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於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負面影響。黨和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明確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惠及十幾億人口」。鑒於此，我們不應迴避貧富差距問題，更不能有意掩飾貧富差距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正視這一問題，才談得上全力以赴地解決這一問題。 2、貧富分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沖突 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今年兩會的主題。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學者郎咸平引發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某種意義上宣布了利益時代的到來。人們可以看到，這場爭論與其說是不同觀點和主張的交鋒，不如說是不同利益訴求的對立，特別是如何解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 應當說，在過去20多年中，雖然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得以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2004年中國改革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為建立和諧社會所進行的努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可以說，這意味著社會發展取向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使經濟建設與社會協調同步發展。這種轉變的一個基本背景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因此現實的危險不是有些人擔心的向舊體制的倒退，而是由於種種原因形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並由此斷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景，甚至從根本上敗壞掉市場經濟的名聲。這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階段，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社會矛盾處理得好，國家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使社會陷入倒退。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和諧社會的含義無疑是相當廣泛的。建立和諧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體均衡，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六、如何縮減貧富差距 在社會貧富分化亟待解決的情況下，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太大的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從問題的發因著手。 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企業的稅負特別是名義稅率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另外，在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還未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須加大對於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同時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起點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有就是，我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正當手段富裕起來的，但是，也確實有個別人富裕的並不那麼陽光。特別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時，出現的問題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這批人的「原罪」的觀點。其實，關鍵是看有沒有罪，如果有罪，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對全體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國家財政用於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達機制 可以說，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國總工會的幾個動作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第一，堅定支持工人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第二，支持來自農村的工人加入工會第三，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總工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出台多種解決辦法。應當說，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是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四，國企改革過程中的資產轉移的規范化 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評估國有資產，公開轉讓國有資產，收回的國有資產用於再投資，建立復式財政預算制度。國企改革問題，必須迅速建立國有資產轉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須體現競爭、透明、公開的要求，必須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可能有些人會說，一旦有公眾參與，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可能使問題復雜化，決策的成本會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帶來的是相對公平，後患比較少，從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來看，應該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約束下的機會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於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於效率提高，也有利於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於勞動、善於經營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 最後，加強公款消費的查處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費推動的，中國的政府官員到外國去吃不飽肚子決不是一句笑話，剖析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在國內吃得太飽，以至於撐大了肚皮。必須對公款消費以及借公款消費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進行打擊和制約。

⑶ 農村—城市，到底有多少差距~~

中國社會貧富狀況分析
摘要： 和諧社會的話題成為當今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盡管人們對貧富差距所引發的關於效率與公平、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乃至貧富分化的合理性等問題仍有異議，但在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體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上，在縮減貧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別等問題上，已民心所向、勢在必行。因此，應該從造成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和原因著手，不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引導社會走向穩定，走向和諧。 關鍵詞： 貧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諧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搶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陽市中意房地產公司負責人傅中意與邵陽縣建設局長鄧節生在邵陽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車發生爭執，鄧節生忽然倒地身亡。隨之發生了罕見的大規模「扛屍」事件，4天中死者屍體擺放在傅家中，上萬人進入現場，傅的住宅被砸毀，傅中意的妻子楊麗芳多次請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屬的打砸行為，卻沒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屍」高潮中出逃。那些參與「扛屍」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紅色噴漆在傅家牆壁上寫道：「有錢算什麼！」「為富不仁者殺！」「血仇必報」……【1】 2、仇富還是仇腐 前年，吳敬璉先生在接受國際管理學會頒發的傑出成就獎時，對不少民營企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指出應當分清仇富和仇腐兩種心理，針對民營企業的原罪論提法並不適合。應當把憑勤勞、憑努力經營的人和靠權力暴發的人分開。 3、在農民出生到死亡過程的一個個「天價」。 首先是「天價出生費」，有人表示現在「孩子不是生出來的，而是買來的」。根據調查數據表明：與20年前相比，現在生孩子的費用至少上漲了100倍。其次是「天價教育費」，知識最有力量，對於農民，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為了孩子能上學，有些農民砸鍋賣鐵，有些農民惆悵自殺，……再次是「天價交易費用」，農民在城市間、企業間流動，承擔著高額的「交易費用」進城打工，遭遇種種門檻，可謂「城市不是農民的城市，農村才是農民的歸宿地」；農民進入企業後，淪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很多不良老闆拖欠或者賴掉他們的工錢。因為貧窮，農民工請不起律師、上不起法庭、無法舉起法律之劍。還有就是「天價醫療、養老費用」，農民有病沒錢醫，為了能夠讓自己過上比較安寧和舒適的晚年，往往有「養兒為防老」的觀念，不料子女越多負擔越重，因此陷入了一個「貧困——多生——更貧困」的惡性循環。農民不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來臨之後，還有「天價的喪葬費」等著他們【2】 二、三個方面的質疑 1、公平與效率之爭 中國經濟改革初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是使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這實際上縮小了整個中國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當時許多人片面地贊揚農民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會帶來經濟的繁榮。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觀念在中國肆虐了20年。而他們所說的「效率」，其實不過是少數人的貨幣收入多而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許多人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閉口不談「共同富裕」。 就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言，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困難的抉擇。從一個方面來說，目前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如果社會公平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也是不可取的。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社會公平上來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簡單地說用社會發展為中心取代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恰當的。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當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將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 2、機會平等與結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提出了他的個人主義倫理觀：應平等待人而不是試圖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兩層含義：一是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對於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場經濟中平等的市場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人實際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別的對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個人主義倫理觀的另一句話是「不試圖使人平等」，強調不要國家或集體的干預，主張放任自由，從而促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不試圖使人平等」如果從「不試圖使人的行為結果平等」的角度來考慮,那麼是積極的。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與人的平等是機會平等，但人與人是有差別的，因而人與人在能否把握機會，對機會的把握程度，主觀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時差異是很大的，所以結果是不會也不應該平等的。社會給個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條件，均等的機會，然後，任由個人在此基礎上自由發揮，這樣是有利於人的不斷發展的，在競爭體制下，可以優勝劣汰。這種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類自身進步的需要，在競爭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即使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未來社會，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觀能動性上，只要有不同點存在，那麼在人所作用的對象物上就會體現出來。所以在此意義上，的確要反對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從「不使人社會行為的前提，機會平等」角度來考慮的話，就不恰當了。反對使人平等，不應當反對旨在促使機會平等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為什麼會存在這些問題呢？因為，國家所提供的法律，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是不完善的，並不能為每個人保證社會行為前提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而在社會轉型時期，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於種種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種種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體現出來了，如中國的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現象，給各方在經濟中的平等發展造成障礙。需要國家的干預，使之平等，協調發展。平等的過程，也是各方面體制完善的過程。 3、對貧富差距合理性的質疑 據媒體報道，一位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總體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不能以基尼系數一般的標准來看待中國。對於一個不是二元經濟的國家，基尼系數可能管用，但中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這種判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中國現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強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於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度同社會應有的回報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經濟結構被強化。為了全力以赴地推進工業化，從1952—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而在60年代整個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5】很難想像沒有農村的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會有今天的局面，而農民所直接承受的卻是日益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嚴重地違背了代際之間所應當具有的公正准則。從橫向的角度來看，現行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是在維護甚至是在強化二元經濟結構。比如，戶籍制度是在維護和強化一種社會身份等級制，而諸如有所區別對待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等政策則是在維護和強化城鄉居民之間的隔離。這些，無疑人為助長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一種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現象。 回首20年，一句「翻兩番」就可概括這個偉大的成就。而今後20年的經濟發展就沒這么簡單，經濟總量要翻兩番，但環境污染不能翻兩番，東西部差距不能翻兩番，能源消耗不能翻兩番，貧富差距不能翻兩番，城鄉差別不能翻兩番，如此等等【6】 中國農村受苦受難的老白姓至今對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對改革開放的帶來的經濟的發展無動於衷，因為這種好處於他們無關，至少他們會一直這樣認為，並且抱怨聲到處都是。 三、我國目前貧富分化現狀 1、 比基尼系數 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對此，應當用多個標准綜合來衡量，其中基尼系數屬於綜合性的指標。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階段以來，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有研究表明，表徵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0．3～0．4），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0．4577。到1995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45。這一數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高出16個百分點，比1988年的估計之高出7個百分點。全國的基尼系數平均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不斷上升。【7】 根據大多數相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在0.458以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來算，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8】 2、城鄉分化 我國工業布局及社區建設，自1949年以來，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犧牲農業及農村發展為積累，使得持續發展的社區資源集中於城市，並形成了較大的城鄉發展差距及較尖銳的城鄉發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區，於資源配置上，也處於功能單一及權力分配的分割狀態，從而使得城市發展亦出現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資源優勢集中於少數幾個大城市，且為邊界封閉、簡單消費的城市社區功能形態；二是其他中、小城市僅是服務於這幾個大城市的單一功能單位--被中央計劃指令性地要求向這幾個大城市低價、甚至無償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資源，或供應某些特色商品，或輸送大城市發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長者，而他們自身的城市化發展則被置於准計劃甚至計劃外（所謂"自己找米下鍋"）的分配及發展狀態下，且受制於中央計劃中所謂一個個「五年計劃"的政策規定。【9】從城鄉收入差距方面來看，如果扣除農民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費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種福利也計算進來，那麼中國的城鄉差距實際已經達到了5：1或者是6：1。這個數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 3、行業差距 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現在行業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統計局的調查顯示，2001年全市86個大類行業中，最高工資行業與最低工資行業相差6.6倍，二者間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占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佔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戶只佔4%左右。從主觀感受方面來看，多數社會成員已認為貧富差距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11】 四、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如何陷入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中。為當前的貧富兩極分化辯護的人總是說，這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實單純的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我們今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最近20年來經濟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導下，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現在，中國經濟中的優惠政策幾乎從來都是只給予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2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惡習，這就是只給富者以優惠政策，只給富裕地區和富裕的個人以優惠政策。 a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這種製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許多人以為這種特高的薪金來源於外資企業的高效率，其實外資企業的這種巨額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優惠造成的。這種畸形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僅表現在法定的稅率上，表現在外資企業一直享有低於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稅稅收減免上，而且表現在操作層次上的稅收徵收方式上。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於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 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於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於稅負較輕而樂於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於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b國有企業職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幾年中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這主要因為國家在政策方面對國有企業的職工待遇不公，切斷了國企長期發展的後路。 首先國有企業剝離了幾千萬員工。對國有企業員工的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同時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僅僅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將來有可能得不到任何養老金。另外，從國企的長遠發展而言，自從轉向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業實行大量的財政性投資。國有企業能夠得到的主要「優惠」和「資源」，其實是銀行的貸款。從來就沒有見到過給全體國有企業的一個稅收優惠，而只知道每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的方式來增加對國有企業的稅收。在實際收稅過程中，由於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維護「稅收紀律」，造成對非國有部門沒有足夠的稅收紀律約束，以致非國有部門逃稅嚴重。【12】這兩方面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使國有部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負擔，國有企業在稅收總額中所佔比例極大地高於它在整個經濟總產出中的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我們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就偏離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它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在這以後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於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就是10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13】 c、地區政策不平衡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視。本來東南沿海地區在市場經濟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長期保持比內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們卻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內地多得多的優惠。90年代初，東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業基地的貧窮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某些部門給東南沿海特殊政策優惠的惡習仍然沒有終結。這就造成了經濟政策上的一大奇觀：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優惠政策都給予貧窮困難地區，而中國的特殊優惠政策卻集中地給予最富裕繁榮的地區。結果是老工業基地由於不堪財政重負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絕對貧困化的局面，而東南沿海的個別省份卻富冠全國。這樣造成的地區性貧富分化絕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經濟的後果 20年來的指導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劇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首先，近年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違法違規行為有關，也與大量侵吞公有財產有關。而經濟的「外向化」程度越高，從事這種違規致富行為的人就越大膽越方便，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闆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其次，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範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再次，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也是當今貧富分化如此嚴重的一個原因。按照這種政策，為加工後出口的產品生產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徵關稅和增值稅，甚至還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優惠。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於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最後，「鯰魚效應」的觀念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觀念認為，進口的壓力會使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五、縮小貧富差距，勢在必行 1、貧富分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那種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現象，社會、企業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但是，隨之而來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進行調整，使分配嚴重不公，直接導致貧富懸殊直線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來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說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來越高。更為可怕的是，個別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富裕起來的，而是通過一些不正當、不公平的手段實現了富裕的目的。這就讓大多數人對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麼信服。【14】另外， 社會財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數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數人相對貧困，這就違背了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這種貧富懸殊繼續下去，如果相對貧困人口繼續增加，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最終會引起社會動盪。 貧富差距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於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負面影響。黨和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明確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惠及十幾億人口」。鑒於此，我們不應迴避貧富差距問題，更不能有意掩飾貧富差距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正視這一問題，才談得上全力以赴地解決這一問題。 2、貧富分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沖突 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今年兩會的主題。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學者郎咸平引發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某種意義上宣布了利益時代的到來。人們可以看到，這場爭論與其說是不同觀點和主張的交鋒，不如說是不同利益訴求的對立，特別是如何解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 應當說，在過去20多年中，雖然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得以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2004年中國改革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為建立和諧社會所進行的努力。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可以說，這意味著社會發展取向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使經濟建設與社會協調同步發展。這種轉變的一個基本背景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因此現實的危險不是有些人擔心的向舊體制的倒退，而是由於種種原因形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並由此斷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景，甚至從根本上敗壞掉市場經濟的名聲。這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階段，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社會矛盾處理得好，國家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使社會陷入倒退。【15】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問題擺在了人們的面前。和諧社會的含義無疑是相當廣泛的。建立和諧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將對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體均衡，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六、如何縮減貧富差距 在社會貧富分化亟待解決的情況下，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太大的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從問題的發因著手。 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企業的稅負特別是名義稅率是不輕的。但問題是，稅收效率不高，企業偷稅逃稅現象嚴重；另外，在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個稅還未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須加大對於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同時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起點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有就是，我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正當手段富裕起來的，但是，也確實有個別人富裕的並不那麼陽光。特別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時，出現的問題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這批人的「原罪」的觀點。其實，關鍵是看有沒有罪，如果有罪，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對全體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國家財政用於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兩年中，國家再分配有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的跡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達機制 可以說，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國總工會的幾個動作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第一，堅定支持工人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第二，支持來自農村的工人加入工會第三，對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全國總工會向政府提出建議：出台多種解決辦法。應當說，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是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四，國企改革過程中的資產轉移的規范化 在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出售國有資產過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以保證國有資產不發生量變，不發生國有資產流失，堵住國有企業改制和戰略重組中可能發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評估國有資產，公開轉讓國有資產，收回的國有資產用於再投資，建立復式財政預算制度。國企改革問題，必須迅速建立國有資產轉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須體現競爭、透明、公開的要求，必須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可能有些人會說，一旦有公眾參與，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可能使問題復雜化，決策的成本會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帶來的是相對公平，後患比較少，從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來看，應該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約束下的機會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助於抑制這種活動和實現機會平等，因此既有利於效率提高，也有利於收入平等的實現。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要激勵那些勤於勞動、善於經營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才能，在市場活動中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這樣，不是去推進我國的法治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而是讓少數人憑借行政權力進行尋租活動，甚至靠鯨吞國有資產和掠奪大眾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狀況都會惡化。所以，以分配狀況惡化為由來反對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沒有道理的。我們應當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進一步鏟除尋租的土壤，既推進平等，又促進效率的提高。 最後，加強公款消費的查處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費推動的，中國的政府官員到外國去吃不飽肚子決不是一句笑話，剖析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在國內吃得太飽，以至於撐大了肚皮。必須對公款消費以及借公款消費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行為進行打擊和制約。

⑷ 為什麼吳敬璉反對中國研製晶元

因為他來不懂。他是經濟源思維。這個不是什麼產業不產業的，人類科技發展絕對離不開晶元，也是強國的標志之一。在未來這個世界不會製造先進的晶元的國家永遠是二流。永遠被會製造的晶元的國家卡脖子，任何國家項目都要去找對方賣晶元，不賣，國家一些項目運作不了。

⑸ 為什麼近代中國重工業得不到發展

中國的重工業發展的較晚，我可以說點你參考一下：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分析與判斷
2004年始，有關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的言論不絕於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斷言——「中國工業進入重化工業時期，中國工業經濟進入新的經濟增長平台。」此後陸續有相關分析出現，一些省市也紛紛發表本地區已經「挺進重化工時代」的宣言。對此，我們該如何判斷和應對？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
2004年第4期《中國科技財富》刊載封面文章「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文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1984年，是我國經濟從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中得到恢復，農村改革全面展開的時期。第二階段從1985年-1992年，是我國非農產業較快發展的時期。第三階段從1993年-1999年，是我國重化工時代前導時期。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我國進入重化工時代。
文章認為，肇始於2000年，而爆發於2003年的這輪經濟增長明顯地具有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特徵。電力、鋼鐵、機械設備、汽車、造船、化工、電子、建材等工業成為國民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究其內在原因，在我國，長期存在著能源、交通、通信等產業「瓶頸」對國民經濟產生制約的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經過十幾年的迅速發展，我國具備了解決上述矛盾的實力。隨著能源、交通、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的進展，電力、運輸車輛、建築材料、鋼鐵、有色、石油化工和機械電子等產品和建築業的需求被帶動了起來，並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
文章指出，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大幅度升級是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的主要動力；中國正在邁向世界製造業中心，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新技術革命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提供了技術支撐。而這個階段目前還遠未結束，從其它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來看，這一發展過程預計還將持續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證券報》登載李佐軍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們說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不是一種「應該怎樣」的倡導（即規范分析），而是一種「是什麼」的判斷（即實證分析）。重化工業階段的到來既給我們帶來一些機遇，也給我們帶來許多挑戰。不管喜歡不喜歡，重化工業大發展是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的一般規律，既阻擋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確的態度是面對它，因勢利導，及時抓住其中的機遇，積極應對帶來的挑戰。
作者認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業有以下理由：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即進入重化工業（或資本品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階段。第二，我國的消費結構正在升級，部分居民已進入「大額消費階段」，對重化工業產品產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製造業關注的目標，開始向世界製造業中心邁進，這就為重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場機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民營資本開始進入重化工業，為重化工業的大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為重化工業發展提供了空間聚集條件。第六，基礎設施建設和新技術革命對重化工業發展形成了支撐。第七，農業生產的進步和糧食問題的基本解決，也為重化工業重新大發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幾年，大量外資和民營企業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以前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重化工業投資領域，將大量資金注入中國的鋼鐵、電解鋁、石油、化學等產業當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國重工業化步伐變得更加急促。能源緊張等問題突然顯現，煤、電、油、運供應全面緊張，資源約束「瓶頸」日益凸顯，在2004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資料，隨著汽車、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升溫，2004年前11個月在39個工業大類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實現利潤16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3.7%；鋼鐵行業911億元，增長66.3%；建材行業345億元，增長48.7%；有色金屬行業利潤246億元，增長71%。新增利潤前五大行業分別是石油開采、鋼鐵、化工、電子通信、煤炭，占整個工業新增利潤的56.7%。
2004年中央進行的宏觀調控一方面使人們認識到了「局部過熱」和「盲目投資」的嚴重性，也從另一個角度使人們更深程度地認識到了「能源危機」背後所隱藏的深層經濟原因——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型化」特徵，從而促使人們認真考慮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
吳敬璉：警惕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國研網》發表題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的文章，他警告說：中國經濟片面重型化有危險，將導致中國能源危機。該文在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他認為，自「十五」計劃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是在向重型方面轉化，但這種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創造就業的能力有限，相反，會引起全國性的能源短缺。他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依靠高投入，而應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東亞經濟危機就是過於依靠高投入發展的後果。小企業的發展、第三產業、IT產業的發展，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極大的作用，並且能吸引大量勞動力。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德國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經濟學家的理論，主張工業化的中後期應該發展重化工業，並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符合客觀規律，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長期的刺激作用。這一理論是根據西方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總結的。但吳敬璉認為，霍夫曼的理論「還未被證實」，而「我們一些地方依據霍夫曼等人的理論進行結構升級的結果是很快出現資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協十屆六次常委會上，吳敬璉也指出，「我們這樣資源緊缺的國家，不能沿著別人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
吳敬璉還指出，出現「重化工熱」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是各地政府調節的結果。一是因為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二是因為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
在2004年12月16日舉行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敬璉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目前經濟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政績考核辦法、財政體制和扭曲的要素價格上，與舊發展模式相適應的體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資、拼資源、損環境的粗放增長方式。
然而，這種「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相對貧瘠的自然資源無法支撐高資源浪費的重化工業發展。2003年，中國GDP佔世界的4%，然而，這一GDP的實現所消耗的石油佔世界的7.4%，原煤則為31%。其次，十分緊缺的資本資源無法支持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增長。此外，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並且加重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吳敬璉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就應該走出一條提高效率的新型發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話來說，就是「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結構升級是要實現資源配置最優，而不是多數人所認為的發展重化工業。」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國情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應吳敬璉的觀點，在2004年12月23日的《經濟參考報》上，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近兩年來加速重工業化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產業升級自然帶來的結果。產業結構當然會不斷升級，但這一輪重工業化應該講還是有點走進了岔路。他說，目前這一輪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現在的情況卻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得到政府銀行支持，許多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卻無法取得銀行貸款。據統計，重工業每1億人民幣的投資可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輕工業同樣的投入卻能創造出三倍的就業崗位。而且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他指出，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便宜，資本昂貴，現階段大力發展沒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很可能是銀行壞賬大量增加。而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容易取得貸款也說明，目前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不利於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中國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銀行給這些中小企業服務。
厲以寧：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厲以寧最近在呼應吳敬璉的觀點時表示：「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他總結說，「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時候，小國可以跳過重化工發展階段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為主，但是大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因此重化工階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認為，厲以寧的觀點與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傳出的經濟發展思路暗合。首先，厲以寧說，作為大國的中國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這正是國家要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潛台詞」。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此前解讀「穩健財政政策」時指出，中央財政和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將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支持力度。雖然重化工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耗問題不容忽視，但厲以寧認為，「重化工的階段雖然不可避免，但技術的跳躍性發展仍可實現。」他建言，在重化工的發展過程中加強技術創新，減少能源消耗。而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旨在節約能源的「循環經濟」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國經濟戰略上。
此外，厲以寧也對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工業現狀提出警告：「目前我國工業發展的問題是，外資使用了國內廉價的勞動力，消耗了中國的能源，最後賺取利潤離開。」他表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產品，完成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
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
匯豐銀行中國研究部經理趙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報》上撰文指出，中國不應躲避經濟重型化。他認為，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認為，吳、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後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場主導的，故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並構成了當前的國情。換言之反對的思路不符市場導向及國情。從發展角度看，回顧二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軌跡，可見最初是以勞力密集加工業起家，隨後在90年代中後期開展高科技產品加工，到新世紀又開始了重工業化的新發展階段。新階段可說是上兩階段的順勢伸延，項目大都是為加工業提供原材料及設備的上游產業，由此亦有助擴大中國的產業基礎及生產增值鏈。重工業本身雖未必能創造很多就業，但如能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發展基礎，則可間接推動就業增長，並因而有助減低貧富差距。
經濟重型化既符合供給方面的發展規律，也順應了需求方面的轉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車及電氣化消費模式擴散，對重工產品特別是能源、小車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動了重工發展。經濟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難以滿足人們改善生活的要求。從長遠看中國不可能不造車、不煉鋼而能令13億人民出有車、住有屋，因絕不可能單靠進口滿足所需。
趙令彬認為，經濟重型化是由市場主導的。許多大型化工及汽車製造等項目都是由跨國企業投資，規模每以十億美元計。當然也有大型國企提升競爭力後作出的業務擴張：不少大項目正是國企與外商實行強強聯合的結晶。這批有水平、有市場的投資很難說是「粗放型」增長。至於中小企業轉向重型化發展也是受市場驅動：為追求高需求帶來的高利潤而轉向，正反映靈活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絕不應橫加指責。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尋商機，投入不少包括電、煤、冶煉等重工項目，對開發西部及支持東部加工業發展作出了貢獻。一些中小民企轉搞摩托、汽車亦已卓然有成，為發展民族產業另樹新幟。顯然，絕無中小企業不可搞重工之理。無疑一切要依法規辦事，投資亦須注意風險。民企轉向將有成有敗，但汰弱留強是市場機制運作結果，而不能由學者扮演中央計劃者來妄下定論。另一方面，相對各類企業的靈敏，政府顯然反應遲緩，根本未能預計經濟重型化的到來，兩年前還基於經濟過剩的設想忙於控制鋼鐵、煤炭及電力等行業的生產及投資。所以這一輪重型化發展是市場糾正規劃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優勢論」有很大片面性，因為：（一）如中國真的沒有發展重工優勢，那麼到來投資重工的眾多跨國大企業都錯了？市場也都錯了？（二）優勢是可變的，不能只用靜態模式看待，更要採用動態分析。中國經多年迅速發展已累積一定的資金及技術能力；足可推動一些資本及技術密集項目上馬。事實上目前中國已有本、外幣資金同時過剩而勞力局部不足的情況；民工荒對勞力密集加工業打擊頗大。幾年前當外商台商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高科技的晶圓加工項目時，林便聲稱這不符中國優勢。但中芯等大型項目進展良佳，更多投資亦接踵而來。看來市場正與林的理論背馳，日後其中一方須作調整。
趙令彬提出，重化工業中的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場經濟常見現象：發展每非循直線而是波浪或梯級型軌跡前進。問題可由調控措施緩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國便採取了必要的調節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導致經濟過熱。無論如何，不應因暫時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長遠發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遠景的不同目標。對於目前的資源瓶頸，短期只能靠擠下部分重工項目以作緩解，但從長遠看這種發展中的問題只能由持續發展，特別是重型化發展來作根治：重型化帶來的問題同時也是這種發展不足的體現。
趙令彬指出，總之，實際情況顯示重型化確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繞過的階段。故當局應為其適度及深化發展創造更佳條件，並盡力紓緩其負面影響，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這要求有更細致的結構調整措施，而絕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進行經濟分析時，亦要更緊貼和尊重市場趨向，否則難以把握新發展形勢。
部分學者對「重化工時代」的判斷
2004年12月29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了該報對部分經濟學者的采訪，對於「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時代」的說法如何判斷，又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問題呢？學者們表達了如下的看法：
盧中原：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
中國目前新一輪的重化工業加速拉動經濟高速成長非常明顯。重工業占經濟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預計超過65%，應該說，現在是以重化工業加速成長、比重迅速提高為特徵的一種經濟上升期。但是不要簡單的概括為「重化工業時代」，包括吳敬璉老師在內，很多人都覺得不妥，反對意見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的，一種說法是容易導致地方的盲目擴張，經濟增長進一步的粗放。
張曙光：重化工業的趨勢是明顯的。
政府現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動，而是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去做文章，使這個趨勢能夠走得穩妥一些。比如說，在這個過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減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發布一些有關的信息，這對於整個過程更有利。
彭志龍：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帶動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重化工業發展這么快，從需求方面看是投資帶來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我國投資之所以會這么快，除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有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規模搞得太大了。現在很多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區都在大搞城市建設，超常規發展。由於這類基礎設施搞得太多，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帶動了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
魏加寧：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戰略是對的，也並不是每個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對於國外經驗也有誤讀的一面。日本、韓國戰後的確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時，還搞了一個「一村一品」運動。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幾個大的鋼鐵廠，並不是全國各地都搞重化工。這是我們與國外的一個重要區別。今年（2004年）我們到地方調研的時候發現，到處都在上重化工項目。四川、內蒙不用說，就連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項目。這除了所謂「政績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與目前的財稅體制有關。地方財政困難，轉移支付又沒跟上，因此想方設法培養與地稅相關的稅基。搞房地產、上汽車項目都與此有關。
王大用：通過調節市場行為防止產業結構過分重型化和過分消耗資源。
我國正進入國民財富的快速積累時期，這是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必然經歷的一個發展階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消費更容易波動，而且波動幅度通常也比較大。長期的高投資形成對重化工業產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場調節下，帶動重化工業高速增長，對能源、礦產資源的消耗過大，也帶來對環境的污染

⑹ 李慧：吳敬璉憑什麼發怒 改革真的沒有失誤嗎

李慧 在人們眼裡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溫文爾雅學者形象的吳敬璉先生，終於在人們面前也有怒容滿面的時候了，起因是國內某雜志披露了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幾位知名經濟學家，擔任中石油、中國聯通等公司的獨立董事，文章由此懷疑並得出結論，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關系也考驗了經濟學家的公信力。吳敬璉先生憤憤不平地說：「我請你 指出，這四個公司都是國有股公司，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其實，吳敬璉先生憤怒的不是地方，因為「利益集團」一詞恰恰是出自於吳敬璉先生之口，這實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吳敬璉先生可能忘記了自己最近的高論：「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確切地講，多數人過去對吳老先生一直很尊重，從來沒有懷疑過，吳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來，或是有新的觀點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對照吳老先生的理論，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卻總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吳敬璉先生可謂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響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吳市場」的稱號。但是，特別奇怪的是，一直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先生最近卻一直在主張要反思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確的，怎麼又忽然會跑出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來，貧困群體是哪些，這個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團是哪些，這個大家都不知道的問題，卻感興趣的問題，吳先生卻不再繼續說下去。吳敬璉先生不告訴大家既得利益集團究竟是哪些，卻要讓人告訴他「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這實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吳先生卻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場化改革是吳老先生最先從理論上提出來的，但是，市場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卻出現了這么多的問題，那這樣看來，吳老先生「有人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的觀點就有問題了，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從邏輯思維的角度，就叫做把人來回「忽悠」。 哲學的「終結者」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邏輯哲學論》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夠說的，都應當說清楚；凡不能夠說的，就應當保持沉默。」 能說清楚的您就明說，說不清楚的就不要誤導別人，但吳敬璉先生卻危言聳聽地製造出一個驚人的噱頭，並故作高深地擺弄玄機，這怎麼能是嚴肅的「一流經濟學者」的做法呢？既然吳先生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吳先生又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麼，我們懷疑別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人懷疑您與利益集團有瓜葛，您就受傷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確地說出來——國有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為什麼就不明說出來，非要讓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說吳敬璉先生確實是中國少有敢說真話的學者，也確實是為改革作過貢獻的專家，吳敬璉先生每一次關於改革的大論，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我非常系統地研究了吳敬璉先生的改革理論，可就像著名學者何新呼籲的那樣「經濟學家搞垮中國！——驚醒！」因為我得出了一個令我非常吃驚的觀點，最後，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樣，驚出了一身冷汗！當我把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前後梳理到一起的時候，卻看到了自相矛盾、語言混亂、沒有邏輯的一面，特別是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駁斥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時候，沒有看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和有明確邏輯思維的觀點。 比如吳敬璉先生一會兒說改革是成功的，一會兒有說改革是失敗的；一會兒說改革是對的，一會兒卻呼籲要對改革進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對的、沒有問題的還要反思什麼呢？那一反思還不就是說改革有問題的了唄！所以，吳敬璉先生馬上就拋出來第二個觀點，警惕有人反對改革。不過，吳先生有時說話是很懇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後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轉眼又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反思，我們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而不是去問持有這些態度的人的動機，如果凡事都問動機，就復雜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的嗎？錯了，因為改革是社會利益的大調整，。每一次社會的變革就意味著一次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就標志著社會平衡新的調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著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來說，認識是不同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現象早就不新鮮了。特別是那種盲目提倡市場化，卻忽視了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忽視了市場風險的防範，忽視了市場化進程中，國家體制市場化的同步改革，出現的那種嚴重的「偽市場化傾向」，或者打著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卻做著與市場經濟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當，這樣的「改革」能是正確的嗎？吳敬璉先生自己不是也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實際問題根本不是「改革是對的，但要對改革反思」的問題，而是要正確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旗幟鮮明地反對假改革，堅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來捍衛真正的改革，而這種假改革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最大的危險。此外，市場化體系並不是把發達國家的模式照抄照搬過來就行了，市場化的推進還與文化傳統有著莫大的淵源，否則為什麼現代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東方出現？ 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我們探討，並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的本質的。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計劃經濟，哪些是市場經濟卻沒有明確的指出來，相反，大家倒是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市場中的計劃手段不是減少了，而是越來越強了，而有些該開放的市場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針對市場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吳老先生也說了，市場經濟么，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敢情這樣的話您早說呀！我們特別想讓您明確地說出來，究竟應該怎樣認識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場經濟，那些是壞的市場經濟，這事情不就簡單了么？可是，吳敬璉先生至今也沒有說出來。應當說，翻開吳敬璉先生的煌煌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著實是令人欣慰的，因為在中國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後，不管是人們對改革的爭論也好，不管是理論家們對改革的探討也好，迄今為止，尚沒有專家、學者對改革給出一個清晰和比較系統的回答。盡管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熱鬧，但是，每每當我們想要從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大多要麼是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要麼是對過程做一個簡單回顧，很難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吳敬璉先生這本題目很大的著作，與以前那些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結構上看起來非常完美，理論上也似乎無可挑剔，但關於改革的定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論、改革的路徑依賴竟無一涉及。既然是談改革，為什麼這些關鍵的問題不談呢？為什麼不能給改革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呢？特別是對改革為什麼會「攻而尤堅」？改革為什麼會出成績？改革為什麼會出問題？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區別在哪裡？為什麼會有人對改革喝「倒彩」？為什麼改革這么一個大課題，迄今卻沒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這些過去我們大家都經常談論的問題，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清晰的回答。雖然吳敬璉先生可謂是改革巨擘，此書的題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說，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告訴人們什麼呢？充其量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為政策做「注腳」，或是套上一個冠冕堂皇的經濟學「帽子」，這是否也說明「主流經濟學家」那套虛偽、虛無、虛誇的研究方法過時了呢？ 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怎樣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須提醒吳敬璉先生和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的研究不是在書齋里能夠得出的產物，那些憑著東拼西湊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抄照賣，而不去根據中國的現實進行深入的實踐，卻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靈的。那些到處掛名、見好處就要，只知道為了職稱而研究卻不能專心做學問，只知道緊跟政策而沒有自己理論的學者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借著考察為名到處觀光游覽、到處讓人簇擁著宣講指點改革的領導們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改革的探討必須能有細致入微的敏銳觀察，並能就每一個問題都抓住緊緊不放，堅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終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長期地深入到實踐中去，親自參與並廣博地涉獵，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說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為己任，不懼付出者，才能挑起對改革認識的這個重任。 改革不僅是一門高深的理論，更是一門豐富的社會實踐學，你必須親自去遍嘗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讓下崗的經濟學家研究失業問題，讓住過醫院的病人討論醫療改革的問題，讓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教育改革的設計，讓開過煤礦的老闆解決煤礦的安全問題，讓民營企業的老闆討論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讓政府的官員體驗一下打工的感覺，讓教育部門的官員當一段時間小學生，這樣才能對改革有更深的體會和認識，就能提出更多的問題。吳敬璉先生呼籲不要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聯系在一起。但是，這里我要明確地告訴吳敬璉先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會改革問題的。因為我至今沒有聽說過「主流經濟學家」中，有誰這樣做過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懷疑，你們那些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課題，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市場經濟已經走了一半，但是，本應當是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和改革的理論問題，卻竟沒有人能說清楚？因為大多理論解釋僅僅是從原始交易行為的角度來分析，可分析到最後還是又把問題歸為到了開始的結論，結果是使之成為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症結。為什麼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了，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場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鄲學步」里那個燕國壽陵人了，「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所以，「堅持改革不動搖，市場化的方向不能變」，給人們的感覺就好像是經濟學家跟在政策後面「喊口號」，而沒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實水平。所以，我們就想讓您老說清楚，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市場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都沒有，我們究竟如何繼續地改革走下去。 我還特別想問一問您老：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場經濟？哪些是壞的市場經濟？因為在中國的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的時候，對改革的本質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這一點，改革就無法深入地進行下去，特別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現的四個重大缺陷問題究竟該咋解決。您呼籲對改革進行系統的總結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有看到對中國的改革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出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理論是要有預見性和對現實的指導作用的，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正確的理論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不是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了嗎？ 我們過去總是認為經濟學家是對的，但現在我們不應當這樣想了。沒有拿到實踐中檢驗的理論是不能稱之為理論的。 有人也講了，改革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對改革的執行是有錯誤的，學者是左右不了現實的，所以，有人說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影響不大。比如吳老先生就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這我們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請問，你說一個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個在世時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論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維護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嗎？如果沒有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禁錮，中國文化又何至於後來衰落了呢？雖然，經濟學家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卻足以用來堵住群眾的嘴，讓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況哪有不考慮現實環境的理論呢？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為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市場化改革怎麼能搞起來呢？而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卻與經濟學家的理論毫無瓜葛，這樣的說法是難以服眾的，而經濟學家也是難辭其咎的。所以，不是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就是經濟學家本身出了問題。 為什麼人們都在談論改革，但卻往往浮於表面，而未能對改革有比較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呢？一個現象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發，在中國經濟學家爭相攀比學歷，卻忽視社會實踐的方面，他們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為孔子不僅終生恪守並倡導「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他甚至更早於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無知」的命題。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不僅承認自己的無知，還舉例說對農夫的提問都不知所以然。這種思想開放的態度是中國經濟學家所不能及的。所以，為什麼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竟然得到比較一致的同意？因為，認為自己無所不能，而不承認自己的無知的人才是真的無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麼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所以，人們早就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驚天語錄，以及他們關於改革的「高論」中看到了他們自相矛盾、不學無術、投機鑽營、利慾熏心的面目了。這些「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什麼真實的水平？是只能跟著政策製造所謂的空洞理論，還是只能生吞活剝地搞一些西方已經淘汰的乏味「先進」理論呢？今天人們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詰問，與當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試圖將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樣的。 事實上，在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問題上，就郎咸平先生的個人力量來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闡述的事實卻極具沖擊力量的。所以，我們看到網友對郎咸平先生理論的熱烈追捧，而不是對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這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回歸，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向開放變革的新標志。有一位自稱自己是「主流經濟學家」陣營里的李肅先生，曾公開挑戰郎咸平先生，他要與郎先生叫陣辯論的五大問題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國改革歷史和產業大勢的無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國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壞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創新大事的阻擾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經理人股權激勵機制的扼殺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業家群體的惡意攻擊者？」在此，我只是想把這五個問題前面的名字換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換成「吳敬璉」，不知吳敬璉先生將做何回答？

⑺ 1：當今世界存在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社會發展必然伴隨財富分化，但貧富差距擴大之快確實到了驚人的地步。除了公益內性托容底、國防軍工、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行業之外，一般絕大多數民用、民生行業都必須對財富優勢群體設定一個最大獲利上限。因為對於某些超級富豪來說，限制一下他的最大獲利金額也不會影響到他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說一個老闆或優勢能人或企業賺多少錢必須和其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比例，不能說老闆或優勢能人只知道自己賺大錢而不帶動其它能力一般的人共同致富，那絕對不行。因為人性的慾望是無窮的，但衡量社會財富的貨幣量是一個有限的數值。所以就必須用制度的方式來平衡某些重大風險。現在貧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對（非公益性托底、國防軍工、非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行業）獲利設定一個上限，有些富人擁有十多億以上的財富，按正常生活標准他的下一代都能養活一輩子了。這些富豪還想積累更多的財富而不承擔社會責任也不帶動其它人一起致富，這就太不合理了。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採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漸進推進。否則一遇到經濟增長瓶頸，國家就只有靠發行貨幣、增加基建投入來刺激，這樣永遠治不了本。

⑻ 為什麼要定位創新，如何才能實現創新

吳敬璉在論壇中作了主題演講。 首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定位創新，我們企業為什麼要一心一意的創新，它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持續連續60年，原來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現在我們面臨的各種微觀的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問題，它的症結、它的根源都在於我們這60年來所用的增長模式，它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問題已經積累起來，使我們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難。經濟增長模式，最早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那時候叫「增長方式」，後來又叫做「經濟發展方式」，在學術上把它叫做「增長模式」。這個增長方式也好，增長模式也好，經濟發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依靠投資來驅動增長，來支持增長。我們在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了這么一種增長模式，它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可是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東西。我們大致上在60年代開始就想實現這種模式的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能成功。改革開放以後，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講到了我們今後的經濟發展方針，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依靠投資來實現的增長，要轉到一個依靠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去。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這個轉變非常的緩慢。 那麼到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用了另外一個辦法來彌補它的缺陷，這個辦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來彌補由於這種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內需不足、消費需求不足。這樣一種辦法在一段時間裡面取得了效果，特別是在1994年的外匯改革以後，用出口導向政策彌補由投資來拉動增長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紀的初期，這個起彌補作用的出口導向政策所造成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其實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負面的作用在積累，於是在近年來這個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了，不管從微觀經濟方面，還是在宏觀經濟方面，所積累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強大的阻力，比如資源的耗盡，生態環境的破壞，一直到投資率不斷的上升，不僅是我們國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沒有這么高投資率的，反過來說是投資率不斷下降，內需不足。 而我們用來矯正這種問題或者彌補這種缺陷的出口導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負面影響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它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們出口導向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外匯存底就越來越多。外匯存底越來越多了，它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影響就是貨幣超發。現在我們有3.2萬億的國家外匯儲備，這是用了25萬億的中央銀行貨幣買來的。而中央銀行貨幣是一種高能貨幣，在中國中央銀行貨幣的貨幣乘數大概是4左右，這就意味著為了3.5萬億的外匯儲備創造的貨幣購買力大概是100萬億左右。這個100萬億開始的時期表現在我們資金充裕，可是它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後期以後，它就表現為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飛漲，持續一段時間以後就表現為通貨膨脹顯現。所以所有這些問題都使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採取有力的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我們在「六五」提出來的，以後不斷的重復，到「九五」計劃就正式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十五」計劃，「十一五」計劃，現在是「十二五」計劃，「十二五」計劃仍然是我們的一個主線。看起來它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對它的解釋越來越復雜了，可是它到底從哪裡變到哪裡，往往變得模糊起來。現在從報刊來說，從課堂上，在我們的幹部會議上，大家都在說轉變，那麼轉變到底是從哪裡轉到哪裡呢？要轉什麼呢？現在說法太五花八門了。 我想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應該是比較簡單的，就是用一個生產函數，特別是索洛改寫過的一個生產函數，很容易解釋清楚。這是一個生產函數總產出，實現比較明顯的是勞動、資本。在過去的解釋，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的解釋是產出是由於資本和勞動的增加，但是在我們現代經濟學來看是索洛改寫過的生產函數，索洛研究發現，在美國20世紀的經濟增長中有一個因素是勞動和資本不能解釋的。這個因素就叫做「索洛餘量A」，Solow Resial。索洛給它的定義是技術進步，而我們在實際的經濟計算工作中，這個「索洛餘量A」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指TFB。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的來源不是來自投資，而是來自效率的提高，這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 所以我們要轉變，從舊的增長模式，這個舊的增長模式是依靠投資，要轉到什麼地方呢？轉到依靠效率提高。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樣呢？在改革以前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所以就會出現大躍進以後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後確實有了新的變化，一個新的變化是還靠投資，靠勞動力，它是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的資源投入，我們有一個增長因素是原來的城鄉隔絕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資源、大量的勞動資源是閑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這些年有大量的資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為我們在市場化過程中貨幣的需求量就會大量的增加，發行大量的貨幣不會引起通脹。政府就可以發行大量的貨幣，過去30年我們可以看到，特別是政府手裡擁有的資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裡有大量的錢，大量的土地，就像我們這樣的建築，應該說我們是中等收入國家，怎麼到處都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都像這樣的概念，這是因為我們有大量的資源可以用。但是現在幾乎是到了盡頭，像我們這個地方土地就緊張得不得了，去年國際創新特等獎的獲得者師昌緒院士說在深圳有一個很好的企業，需要20幾畝地都拿不出來，可見這個浮財已經挖盡了。 錢、資金也是這樣，2009年政府手裡的錢好像是無限的，4萬億投資、10萬億的貸款，一個高鐵建設就砸進去了3萬多億，現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財」了。所以必須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不能靠浮財了，到政府去拿一塊地，到政府去拿幾千萬、上億的補貼。不是說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完全是靠資源的投入，改革開放以來跟改革開放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的增長里效率提高的貢獻有了很大的增長。 但是我們去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效率提高是怎麼來的呢？不是靠原創性的創新，是靠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還有從我們開放中間使得我們的技術水平迅速靠引進設備、引進別人現成的技術，很快的把我們很落後的製造業的技術水平提高到一個發達國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這個技術水平差距是幾百年積累起來的，但是我們在30年的改革裡面的靠開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們要注意，剛才說效率的提高一個是因為結構，一個是因為引進，結構的提高一個是農村低效的勞動力變成了城市工商業、非農產業效率比較高的勞動，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來的閑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變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這兩個因素，一個是因為資源利用的結構性的變化，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引進。這種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盡頭。比如技術引進，當我們的技術水平接近於發達國家的普通的技術水平的時候，這時候靠引進就不太行了，要靠創新。 所以今後要靠原創性的創新，原創性的創新並不是說所有的都要我們從基點、零點開始進行創新。但你總是要有所發明，否則你很難在技術上能夠得到由於技術進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所以從上面的就是我們要強調創新，今後我們不能說是領跑世界的技術進步，但是我們已經變成第一梯隊的一員了，我們如果不能夠有原創性的改進，那麼很難在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因為人家的技術是在不斷進步的。 前年以來從中央領導到各級黨政領導都強調了創新，但是也發現出現了一些誤解或誤導，就是不要一提到創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術發明，或者說用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去取代我們所有原來的製造業。在制定「十一五」的時候曾經考慮過，提高效率、轉變增長模式有幾個方面的路徑，其中有一些東西被大眾所接受，但是有一些東西被忽略了，比如當時提出來的和後來一直強調的，要依靠服務業的發展，要提高服務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比例。 另外是要發展戰略性的新興產業。但是這時候常常忘記了本質的東西在於提高效率，在於依靠「索洛餘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所以當時在「十一五」的時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時候其實都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產業結構中最大的一塊，就是製造業。我們的加工製造業是要被取代還是應該提升？這個創新是不是也要體現在我們原有的製造業裡面呢？應該體現，因為只要是能夠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個行業都是實現我們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所以現代製造業跟傳統的製造業有什麼特點呢？就是現代製造業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來自於哪裡呢？是來自台灣的施正榮先生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前端就是研發RND、設計等一些活動，後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包括消費性的售後服務，也包括金融的售後服務等等，這兩端都是服務活動，只不過在統計上所統計的僅僅是獨立的服務業企業，在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性活動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統計不進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績為目標，它就會忽視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活動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們這個地區加工製造業是產業份額中最大的一部分，我們怎麼能夠讓我們現在的加工製造業能夠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關鍵是按照另外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說法，他把「索洛餘量A」叫做人力資本，也就是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曾經前一段時間在廣東調研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怎麼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水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任務。 我看到汪洋書記在今年的廣東幹部會議上，他給廣東的幹部也強調了陳清泰同志講的意見對於我們這個地區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也是重要的創新。只要能夠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我們的增長模式的轉變。所以我們的企業應該把握住這一點，不管你在什麼領域的企業，這兩天的座談會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總統時候，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波什教授的一句話，不管是硅晶元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 我們無疑政府在改革和發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手中還是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從最近這一年多來，政府加強了自己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這里有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會所定下來的指導思想，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不是主體。我們許多幹部也說企業是主體，但是政府是企業的主導，這樣就會有問題。 我認為政府主要的職責是為企業搭建一個好的舞台，創造好的經營條件，這個經營條件有三個基本的內容，第一就是為創新提供壓力，第二就是為創新提供動力，第三是為創新提供能力。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叫做「慈父主義」。其實這是害了企業，第一是害了這個企業，第二是它對一個企業給予傾斜，其實就打擊了其他的企業，也許你扶起來一個企業，但是你扼殺了成千上百個企業。第二是動力，動力來自何處呢？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諾斯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精闢，他說對於激勵的要點在哪裡？要點就是要讓一個個體或者一個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它取得的回報相一致，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企業或者個人就會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裡有資源，這樣就會破壞了激勵機制。第三是要讓他有能力，他自己負責能夠取得資源。所有這些基本上要由市場來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這個來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最後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話貢獻給政府官員，廣東省委為了准備這次黨代會，他提出中心的口號叫做「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實現轉型升級」。省委為了准備這個黨代會開了很多座談會，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參加過兩次。有一次我就聽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給汪洋書記提了一點意見，我覺得這個話說得非常精闢，而且非常通俗。他說：為什麼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們在探索未知，政府沒有這個能力知道未來會向什麼方向發展，絕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個產業發展方向，指定一個技術路線，失敗的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手讓千家萬戶的企業，讓千百萬人去探索。

⑼ 有人說「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是危險的，為什麼會危險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是危險的。

最後，他呼籲，「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於我們這個國家、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