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產業化

1. 西方文化產業對我國有哪些借鑒

1、美國：大型跨國企業為主；自由市場競爭，無為而治。
歐洲：中小文化企業為主；政府政策引導和支持。

2、每個國家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即經濟學常用的「比較優勢」。如美國的版權產業、法國的出版和文化旅遊、英國的創意產業、德國的出版業和會展業等等。

3、文化走出去，要發揮本民族優秀文化，利用本民族優秀民族元素發展文化產業。既可以保證文化安全，又能發揮文化軟實力，還可以獲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收！

等等！還是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東西！

2. 文化產業化的作用

1、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促進人民增加收入
2、促進各地區。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增強文化的影響力
3、有利於文化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4、增強文化的傳播，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

3. 有人說中國的文化產業不敵外國,對此你如何看待

第一，我們要正視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因此發展的水平內確實有限，相對國外文化容產業來說，既不成熟也沒有競爭力。所以，我國的的文化產業發展確實比外國的差，這是現實，也是我們要努力的原因。
第二，我們也要看到自己的潛力和優勢。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處在起步階段，但是取得成績也是越來越多的。中國雖然文化產業發展落後，但是中國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豐富的，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創造了豐富的文化瑰寶，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優秀的民族文化一定會得到迅速發展，進而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面對現實，我們既要正視自己的缺點，更要看到自己的潛力。這就是中國文化產業目前的狀況。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起到一些作用。

4. 中外城市文化產業的差距

中外城市文化產業的幾點比較

上述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是，與一些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第一，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作為聯系城市文化產業和城市居民文化消費橋梁與紐帶的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發育還不夠完善。歷史表明，西方城市市場(包括文化市場)的發展，乃是一個哈耶克所說的「擴展的自然秩序」的過程。按照哈耶克的觀點，沒有人能從某種基本原則出發精心設計出一種理性的秩序。擴展的市場自然秩序是在長期的競爭和交換過程中形成的，而且只有在市場秩序的出現過程中才能說明市場秩序。擴展的市場秩序之所以能夠產生高效率，其重要原因即在於它包含著一套讓人們去自由選擇的制度，它既是人們自主創新的產物，同時又為人們的自主創新活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有了這種擴展的自然秩序，不僅大大小小的比爾·蓋茨們能夠愛財且取之有道，而且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尋找到自己的謀利之徑。另一方面，擴展的市場自然秩序的形成，必然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市場(包括文化市場)的發展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經過幾百年的自然演化過程(擴展的秩序)，一個包括文化市場在內的城市市場已經在西方發育成熟。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城市中，不僅文化產品市場、文化服務市場十分發達，而且文化要素市場如文化資金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藝術人才和勞務市場、文化中介市場、文化產權市場、版權市場等也已十分發達。與此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的孕育和發展還只有20餘年的歷史。正因如此，雖然如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發展十分迅猛，但中國目前的城市文化市場必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文化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要素市場（如文化中介市場、文化資金市場、文化產權市場）雖然已在中國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等)開始逐漸地孕育和生長，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然顯得十分滯後。這種狀況無疑阻礙了文化市場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流通，限制了中國城市文化市場、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雖然，一般來說，市場的發育具有階段性，商品市場的發育和成熟要優先於要素市場，只有在商品市場初步形成之後，要素市場才能發展起來。但實際上，一個完整的、成熟的城市文化市場應當包括文化要素市場。比如，如果沒有允許資金橫向流動的資金市場，城市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文化資源優化配置就難以實現；如果沒有文化產權市場，那麼城市文化企業之間真正的產權交易、兼並和聯合就無從進行。因此，從現狀看，對中國城市文化市場的開發和培育，尤其是對文化資金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藝術人才和勞務市場、文化中介市場、文化產權市場、版權市場等要素市場的開發和培育，已變得刻不容緩。

第二，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的文化經濟體制還存在著與城市文化產業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在西方，經過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有利於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文化體制。如英國廣播公司(BBC)本身既是業務部門，又是管理機構，它的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由12位社會上有名望的、有代表性的人士組成。理事會有權決定廣播電視的方針，任命管理日常事務的總經理。1996年BBC實施了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機構調整，以期解決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問題。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ission，FCC)由7名成員組成，其任務是「以適當收費向國民提供恰當的設施，使其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利用國內外有線和無線通信及廣播業務」。它不僅具有監督權，還有規則制定權和裁決權，如頻帶確定、頻道分配、許可證授予以及廣播時間、電力、呼號分配等等。不僅如此，西方發達國家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比較完善的文化經濟政策。如前所述，法國規定，所有的企業都要交18．6％的增值稅，而文化企業僅交7％的增值稅。在義大利，經濟企業(除食品部門之外)增值稅率均為19％，而文化企業的增值稅率僅有9％。英國對書報刊實行零增值稅，將其作為與食品和兒童用品並列的不多的免徵增值稅的商品之一。在法國，征繳電視台營業總額5％和電影錄像出版版權轉讓費2％的稅收，用於專項補貼電影生產。在義大利，雖然對於電視採取免稅政策，但規定收費電視台要撥出10％的收入用於電影拍攝，同時規定收費電視台投拍電影的金額不能低於影片費用的20％。

西方發達國家正是依靠不斷的文化體制改革以及一整套稅收政策、法律法規、優惠政策等，有力地促進了城市文化產業的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文化體制和文化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仍然存在著一些較大的問題。如，目前社會上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城市文化產業支持和配合政策；還沒有建立與產業政策配套的保障體系；有關經營主體的市場准入、市場競爭、市場退出的規則尚未形成；文化稅收政策也不夠完善；文化市場管理往往由於受執法職權的限制，而不能及時有效地查處、制止已經發現的違法經營活動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從計劃體制沿襲下來的諸如政企不分、政出多頭、各自為政等中國城市文化體制上的深層次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毋庸置疑，這些都將成為中國城市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第三，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產業的規模顯得十分弱小。正如前面所述，在西方的一些城市，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城市的支柱產業，並且出現了一些全球性的文化企業集團。如當今世界全球性商業傳媒企業由9大傳媒巨頭把持，俗稱「第一板塊」(first tier)，其中最大的傳媒集團時代華納1年的銷售額為排名第50位傳媒公司的50倍。更重要的是，9大傳媒巨頭擁有全球性的分銷網路，比如，9大傳媒巨頭所控制的5家音樂公司佔有世界音樂市場80％的份額，主導好萊塢票房收入的所有製片商都與這些傳媒巨頭有關。與之相比，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市全市1998年文化產業的銷售額僅為100多億元人民幣，不僅與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貝塔斯曼等巨型文化產業集團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還不如好萊塢一部大片的票房收入(如《泰坦尼克號》的全球票房收入是20億美元)。再如，中西城市廣告業、圖書印刷業等規模上的差距也非常明顯。1998年美國廣告投入高達793億美元，而1998年中國廣告的營業額是537．84億元人民幣；德國的貝塔斯曼出版集團的資本總額為500多億美元，而中國當今最大的出版集團——世紀出版集團的注冊資金則僅為1億人民幣；早在80年代美國的城市印刷業營業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而1995年中國城市印刷業的總銷售額僅為43．66億人民幣。中國和歐美城市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第四，與一些發達國家城市相比較，中國城市文化產業提供的文化產品還不能完全地滿足城市居民多樣化的文化消費需求。比如，在韓國，20世紀80年代每個城市居民看演出1．5場，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5％的人口集中在漢城，加上大力發展旅遊業，吸引海外遊客，1995年到1998年穩定在每年人均看演出2．6場。其主要的對策之一就是根據不同觀眾對流行音樂、西洋古典音樂、傳統戲劇、馬戲魔術、韓國民間音樂、韓國宮廷音樂舞蹈等的不同愛好，調整檔期、院線、票價和宣傳手法。比如韓國人喜愛的傳統舞蹈《四物游戲》，就是根據20世紀90年代觀眾的興趣，演化出不同的種類，有專門招待外國遊客觀看的古典型舞蹈，有適應青年人的現代型舞蹈，也有適應中老年人觀看的且歌且舞型節目，至今久演不衰。在歐美城市，廣播電視業、報刊業、圖書業等的一個重大發展趨勢，就是根據不同受眾的特點、興趣和需要，確定一種特定的對象，瞄準更加細分的受眾。正如Eric Zom所說，「由於目標縮小，廣告資本的投入會有效地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們正在靠近所有廣播節目人不言自明的目標：創立一個電台。目標如此明確，以至於聽眾再也不需要被迫等待他希望聽到的歌曲。」在中國城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民在階層、職業和收入上的差距逐漸拉開，文化趣味上的差異也日漸明顯，但是城市文化產業的市場細分還不能與之同步。據調查，北京市觀眾有31．8％表示基本同意、9．2％表示同意在北京電視台播出的節目中存在嚴重的節目內容和形式彼此重復和雷同的問題；30．1％和8．5％分別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電視台在節目編排上重點不夠突出；31．8％和14．8％分別基本同意和同意北京電視台的幾個頻道之間缺乏必要的分工，頻道特色不鮮明。另據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越是收入在中等以上的家庭，越是對目前休閑娛樂生活的質量表示強烈的不滿意，認為家庭休閑活動的質量大大落後於物質消費、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質量，觀看演出和參加文化娛樂的機會也非常少，特別是消費比較前衛的都市白領群體，更覺得適合它們的演出太少。因此，如何適應都市不同市民的文化趣味，推出新的文化消費樣式，以吸引不同的文化消費群體，無疑是中國城市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5. 通信文化產業，西方有對應的概念嗎如果沒有，國內的學者又是怎樣提出這樣的概念呢

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導致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並直接導致了"傳媒匯流"現象的出現。"傳媒匯流"的意思是，數字通信技術已經成為一切信息傳媒形態的技術基礎，它為與信息有關的一切產業提供一個統一的平台，大眾傳媒（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音像等）、通信（電話與無線通信）以及信息業（計算機與網路）因此而匯合為一，通過統一的寬頻系統，為"用戶"提供服務。

隨著"傳媒匯流"的出現，"傳媒業"、"通信業"與"信息業"3個稱呼實際上成為可以互換的名稱。我們可以按照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宣布的說法，將"網際網路"這一信息產業主體稱為繼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後新興的"第四媒體"。我們也可以按照1997年頒布的"北美行業分類系統"，將4種媒體統統歸入"信息業"。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經過這次開發，在"高新技術產業"內部，人文知識含量高的部門正受到更多的重視。許多以往不被認為具有經濟意義的文化資源將進入經濟學家和投資人的視野，以往被認為處於經濟生活"邊緣"的文化事業機構，特別是一向依賴於公共資助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將可能進入經濟開發的中心地帶。一個國家的文化生態可能從根本上發生變化。日本和光經濟研究所所長吉田春樹將此視為"信息文化產業"，他在《東洋經濟》周刊上發表題為《5年後日本經濟狀況--信息革命開創的新時代》一文中指出："5年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由研究開發型工業和新型信息文化產業所共同支撐的經濟。"

由於傳媒、電信、信息業的匯合產生了一個空前巨大的通信文化產業部門，並在這個產業領域里，誕生了一批空前絕後的"巨無霸"式的企業。有資料顯示，當今世界上95%的文化市場，被號稱為世界9大媒體巨頭領導下的全球50家媒體娛樂公司占據。這些媒體產業的巨頭們擅長於充分利用這些已經掌握了製造、傳播、消費文化產品的渠道，對某一文化資源進行全方位的開發。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為世人提供了全新的娛樂概念，指出全球娛樂業在21世紀的發展方向。他說，未來微軟要涵蓋的不僅僅是消費者的電腦，還包括他們的家庭。微軟娛樂戰略的中心概念是：創建一個安全的網路，直接使用網路向消費者發送娛樂節目，如電影、電視和數以千計的音樂錄像等。按照這個發展計劃，以後微軟研製的視窗軟體將會使電腦徹底地從桌面上解放出來，變成類似於手機、CD機的迷你裝置。在蓋茨眼中，21世紀的娛樂業是由可編輯錄像、互動電視、數字化音樂和"精明汽車電台"等組成的。"娛樂業網路化"--這樣巨大的變革在蓋茨看來不過是小事一樁："提供工具給每一個人，我們要做的這樁生意並不是太糟。"

傳媒大亨默多克早就認為，世界上有5種最有前途的工業：電腦、通信、娛樂電子產品、娛樂用品和新聞傳播，它們正在合成"一個有活力的整體"，而他的目標就是要建立起融5種工業為一體的媒體帝國。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張曉明與章建剛共同認為，"傳媒匯流"導致的一個重要後果是使許多以前各自為政的企業產生了"跨產業"、"跨平台"甚至"跨部門"的合作動機。這對傳統媒體起到了一種"解放"作用：破除了不同傳媒間的傳統壁壘，實現了信息資源共享。這引發了傳媒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整合和競爭。

我們通常稱計算機和通信設備行業為IT業即信息產業。然而，在發達國家，計算機和通信設備製造業早被"逐出"信息產業領域，歸入傳統製造業范疇。1997年，美國沿用多年的"標准產業分類SIC"被新的"北美產業分類標准NAICS"所代替。新分類系統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設立了一個新的二級產業--信息業。這個信息業沒有設立我們通常會想到的計算機製造業等，而是包含了出版業（包括軟體出版）、電影和錄音業、廣播和傳播業、信息服務和數據處理業等。這個代碼為"51"的產業群，就是內容產業（Content Instry）。這個新的名詞，預示著一場新的產業組合的浪潮正在到來。在歐盟的計劃中，對內容產業的定義是：那些製造、開發、包裝和銷售信息產品及其服務的企業，其中包括在各種媒介上的印刷品（報紙、雜志、書籍等）、電子出版物（聯機資料庫、音像製品服務以及傳真和光碟為基礎的服務和電子游戲等）、音像傳播（電視、錄像、廣播和電影院等），還有一些定義把課程軟體也包括進去了。現在雖然還不能給內容產業一個非常明晰的界定，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個正在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內容產業，正是在數字化和網際網路的時代文化產業的新的組合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之一。

6. 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研究的介紹

支庭榮這部專著源自他碩士論文中的一章，內容是對西方意見市場理論的探索。他敏感內地感覺到我國新聞媒介容在大力推進產業化的進程，需要借鑒和學習西方的經驗，需要了解西方媒介產業化歷史。於是他及時地擴大這一研究范圍，把研究方向定為學界尚未涉足的西方媒介產業發展這一領域。支庭榮是用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科技、文化、意識形態等多個視角來審視這部專門史的。他認為：「西方媒介產業化的歷史，並不是一部單純的產業經濟史，而技術史、事業史、實踐史、制度史、學術史和國際交流史的綜合。」故此，這也是一部綜合史。

7. 外國文化產業事例

美國百老匯2008年的票房收入幾乎未受影響、倫敦西區音樂劇的預售票房比2007年高了13.5%，以戲劇和劇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對一個城市，尤其是國際化的大都市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究竟有多大？
吳丹
金融危機一周年之際，當人們在驚濤駭浪之後開始盤點時，驚訝地發現，美國百老匯在整個2008年的票房收入幾乎未受影響。跟過去一樣，百老匯的劇院產業依舊為紐約市帶來51億美元的經濟效益。而在倫敦西區，戲票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賣，當地音樂劇的預售票房甚至比2007年還高13.5%。
在這場風暴面前，文化的重要性越發凸顯，並獨立堅挺地呈現出一種反周期態勢。這也使人們再次思考：以戲劇和劇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對一個城市，尤其是國際化的大都市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究竟有多大？
今年，由上海靜安區政府主導的「靜安現代戲劇谷」正式啟動，這一野心勃勃的項目正是追著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輝煌而去。近日，國內外學術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齊聚上海「2009福布斯•靜安南京路論壇」，試圖探討文化的商業價值，以及中國上海能否以「靜安現代戲劇谷」為坐標締造出下一個世界戲劇商業街區。
文化如何推動城市經濟
在現代戲劇史上，美國百老匯和英國的倫敦西區堪稱無可挑剔的獨特樣本。戲劇文化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在這兩座大都市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早在1870年代，紐約市的劇院就紛紛聚集到時代廣場附近，這些劇院每晚燈火通明熠熠生輝，所謂「偉大的熒光帶」，就是指百老匯從那個年代開始的繁榮景象。這一景象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在黃金(228,-1.64,-0.72%)時期，百老匯的42街道布滿劇院，夜夜歌舞昇平。不幸的是，隨著經濟的蕭條，百老匯在20世紀60年代陷入低谷，許多劇院倒閉，色情場所和犯罪活動長驅直入，到了80年代，遊客和紐約市民都不敢再踏足時代廣場。
在百老匯，歷經百年滄桑的家族企業有不少，美國倪德倫環球娛樂公司是其中之一。倪德倫家族的年輕傳人小羅伯特•倪德倫曾多次來過上海，當他看到政府對「靜安現代戲劇谷」所投注的人力物力，立即聯想起紐約政府當年對百老匯的力挽狂瀾。
「紐約新政府上台後，意識到『一個充滿生機的時代廣場和百老匯產業將促進城市的發展』。於是，政府進行了一系列干預，打擊犯罪、清理色情場所，讓人們恢復安全感。此外，政府收購了7家劇院，建立『時代廣場聯盟』的非營利機構，每年在時代廣場慶祝新年拉攏人氣。百老匯的戲劇慢慢回歸，時代廣場又成為紐約市的文化娛樂中心。」小羅伯特•倪德倫提供了一組數據，從1991年至1992年，百老匯有7159場演出，獲得740萬美元票房，時隔15年，2006年至2007年的演出達到11923場，票房收入達1230萬美元，增幅近60%。令人意外的是，83.5%的百老匯門票都是由非紐約的遊客購買的，這些專門沖著戲劇演出而來的遊客，僅在2006年就為紐約市帶來4.15億美元的消費額。
小羅伯特•倪德倫認為，百老匯對紐約經濟的影響不僅在於票房創造的價值，還包括解決無數就業機會，「百老匯為紐約人提供了4400個全職工作機會，14000人的工作和演出與百老匯直接相關。而其他輔助產業的工作崗位，有3萬多個。最重要的是，藝術提升了紐約市民的生活質量和文化水準，讓他們以生活在紐約而自豪。」
同樣，居住在倫敦的英國人也會以這座城市而倍感驕傲。大衛•萊特博帝是英國麥金托什公司全球商業負責人，在他看來，戲劇是倫敦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沒有西區，倫敦的經濟和文化都是面目全非的。沒有西區就沒有倫敦。如果倫敦只有銀行家，只有女王，就不會有遊客，倫敦就不是現在的倫敦。」
倫敦西區對城市的經濟影響，同樣是一組驚人的數據——2007年，這里的5家劇院一共上演了153部劇目，創造了4.69億英鎊的票房收入，對倫敦經濟的影響超過15億英鎊。
「倫敦西[FS:PAGE]區的戲院並沒有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很多英國人確實取消了歐洲旅行的計劃，但他們紛紛來到倫敦看戲。對他們來說，倫敦西區提供了很強的文化資源，一種巨大的吸引力。這也就是城市的性格，使得我們能在經濟衰退中得到一個抗衰退的保護。」大衛•萊特博帝說。
上海能否成功？
什麼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在余秋雨看來：「文化性格就是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的一個長久閱歷，時間比較長的閱歷就變成了性格。」
在美國百老匯和倫敦西區的啟示下，上海能否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創造自己的商業奇跡？
回顧中國歷史，余秋雨能看到許多文化與商業珠聯璧合的輝煌例子——公元8世紀，長安的西市是貿易集中地區，商業極其繁榮，甚至通用波斯金幣。東市裡一家最熱鬧的酒家叫胡姬，常聚集大量詩人吟詩作賦；公元13世紀至14世紀，開封的商業活動與民間藝術活動非常發達，宋朝的首都從開封搬到杭州以後，杭州的文化活動也大量存在；公元16世紀到17世紀，蘇州和南京因為崑曲的繁榮完全被文化的熱潮所包圍，甚至有幾萬人在山上唱歌的盛況。他認為，「靜安現代戲劇谷」一定是一個創新的產業：「我們一定在這會出現讓今天的80後、90後，而且是今天各種各樣階層的人能夠全身心投入的戲劇活動。」
「靜安現代戲劇谷」在台灣戲劇導演賴聲川看來，「是一張充滿潛力的圖像」。通過倫敦與紐約的經驗，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戲劇本身：「只要你有好戲，就有人來看戲。看戲的人多了，才可以養劇場。我們能不能享受到靜安區有10個劇場每天晚上爆滿的1萬多個觀眾？我當然說是有可能，但是關鍵是演什麼戲。」
大衛•萊特博帝提出疑問：為什麼那麼多年來，世界上只有百老匯和倫敦西區，沒有第三個城市照抄成功的案例？「任何戰略的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被模仿，但舞台藝術是一個例外，它的質量不是那麼好模仿的。倫敦戲劇區的繁榮，主要是由卓越的專業藝術家們所驅動的。」
當高檔商場、寫字樓、奢侈品牌旗艦店、五星級酒店不斷入駐上海市靜安區之後，如何在這塊繁華區域探尋更深層次的文化訴求，成為「靜安現代戲劇谷」的重任。上海能否成為下一個戲劇產業基地，這是尚難以回答的問題。
賴聲川解答得簡單而朴實：「必須要創造一個環境讓更多的藝術家有機會把他們最想寫的東西發揮出來，那麼市場自然就會產生。究竟是拿文化賺錢，還是把文化做出來？我覺得，把文化做好了，錢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