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推進中國文化產業發展
前瞻產業研究院指出：推動我國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對策有以下幾條專
一、適應宏觀經濟形勢發展的要屬求，發揮文化產業對於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和諧社會發展的戰略樞紐作用
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形成新的產業格局和市場格局
三、統一和規范市場，推動文化產業全面發展。
四、關注技術進步，在文化產業結構重組中實現體制和機制創新
五、加強區域協調，尋求產業發展新機遇
六、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發展新局面
希望可以幫到你 望採納謝謝
2. 中國發展文化產業有哪些比較優勢
中國的文化本身博大精深，同時這也是一塊處女地！現如今，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是政客們的迫不及待的共識（如同董仲舒向漢武帝推薦儒家學說時的時代背景）。也是中國解決社會問題，中興的軟實力之關鍵！
3. 我想要關於中國產業結構的SWOT分析.
現在中國的來優勢在於日用源品，生活必須品，家電業，及部分高科技行業！中國的劣勢產業在是汽車，飛機行業，但是不用怕，中國是一個非常團結與勤奮的民族，一旦中國掌握了其技術，將很快會變成中國的優勢，讓一切反對我中華民族崛起的人發抖吧！
4. 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產業中國文化產業存在哪些缺陷
現狀是不用多說的，在世界文化市場到處都有中國的文化產品，但是真正中國產的並且能被人銘記的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沒有。
一直以來，我國就是把文化產業當做娛民手段，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內在的價值。即便是提出文化大發展的今天，我認為中央對文化產業的重視力度還遠遠不夠。樓主，你看看現在指定的所謂的措施，天啊，如果那真的能奏效，三皇五帝就能從地底爬出來。中國中央現在制定的文化策略就是說空話，一方面倡導，一方面有抓的原有的體制緊緊不放，其結果必然是畸形甚至失敗。呵呵，我一直認為，中共中央是完全被他們剛發現的與外國文化產業差距和其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差距打昏了頭腦，根本沒有審時度勢，就一味的跟風。
中國與外國的情況不一樣，大大的不一樣。內在環境我們是先天不足，外在環境是群強壓迫，在這樣嚴峻的情勢下，絕對不是中央喊幾句空話，然後大力倡導就能夠解決的。
另外就是國民思想。我國文化體制落後，文化產業保護力度欠缺，國民的文化意識也不足。國民很少能夠把文化和經濟聯系在一起，不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侵權現象連續不斷，即便是中國存在文化精英，也要黯然遠走他鄉了。
中國文化產業現在很弱，但我可以預言，未來中國的文化產業將會虛假的發展（不是吹出來的，就是劣質出來的），然後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差距將無限的拉大。然後正如歷史上中國漢族將其他少數民族同化為一體一樣，在外在人口基數高於我國，且掌握先進的文化傳播技術的情況下，我國國民將會被同化，國將不國。而且國家還是次要的，中華上下五千年，國家變了不知多少次，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取代不過是時間問題。但這次面臨的可能是民族滅亡，華夏！這兩個震撼人心的字眼可能會永遠成為歷史……
5. 用文化產業理論分析中國當代流行文化
一、從「啟蒙功能」到「市場功能」：中國美學的角色轉換
眾所周知，美學作為來自歐洲的哲學分支學科，在東亞諸國的出場必然經歷「西學東漸」的過程。這便形成了一個歷史過程，亦即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的」美學。
追本溯源，對於中國而言，美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產物，又是中西文化會沖與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據西方的學科分化和學術規范構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質。然而，這種中西互動卻造成這樣的悖論：中國審美主義雖以康德意義上的「審美非功利」為基本理論預設，但又都強調審美之「無用之用」的實用性功能。這種功能具體表現在，美學在中國總是與（外在的）「理想社會」和（內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關聯起來。[1]
這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美學的主潮，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審美主義」思潮。從「審美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美學的主流是一種「泛感性論」的生命哲學，它具有三重意蘊：其一，將「生命」與「審美」貫通；其二，賦予藝術以「宗教式」的救贖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為代表）；其三，以「泛審美」的目光觀照世界。歸根結蒂，「生命的藝術化」是中國審美主義的核心，它要藉審美之途來安頓此岸的生存，現代中國美學家朱光潛的「人生的藝術化」與宗白華的「藝術的人生觀」，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紀的20、30年代與80、90年代，中國的審美主義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並成為社會變革和思想啟蒙的急先鋒。特別是在80年代，出現了全社會皆學美學的「美學熱」，這是一場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達的「感性解放」，當代思想家和美學家李澤厚的「實踐美學」和具有人類學意味的哲學思想在其中占據了主導。這便是美學在中國的「前導性」的問題，它猶如幽靈在漢語思想界內游盪和隱現。實質上，「審美人生」與「理想社會」猶如一張紙的兩面，前者往往為後者提供著內在依託和主體根基，後者則是前者的外在實現和客觀顯現。而華夏古典文化重個體生命的安頓和體貼，則為「生命藝術化」的思想奠定了傳統基源。由此來看，從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人生解脫美學」與梁啟超「社會關懷美學」的二元並置，直到世界末關注生命的美學思潮與審美文化研究的共時性的出現，都是在從內、外不同的角度論述著相同的主題。
然而，中國美學所承擔的「啟蒙功能」，卻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建立之後得到了轉切。這是由於，市場經濟使得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秩序的獲得便主要依賴於政治活動的強力整合作用，經濟活動對此則很少貢獻。於是，政治活動便不可避免地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並使得經濟與文化活動服從於自身，從而使得三大活動領域以政治為中心統合為一個整體，即諸「領域合一」。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經濟活動本身就直接構成了一種保證社會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導出的結果是，各個領域間將不再存在一種直接的從屬關系，而是相互拉開了距離，相對地分離了。此可稱為「領域分離」。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這是從非市場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時「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最為根本性的轉型，它深刻地影響著文化運作方式、文化結構及文化內容的轉變。
歷史地看，20世紀中葉後的中國，隨著社會結構的逐漸分離，中國文化的總體發展格局也經歷了三大階段。就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最先是意識形態的一度空間，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隨著社會轉型的開始，精英文化開始游離出來，形成意識形態與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這是80年代的基本情況；最後則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興起而來的「大眾文化」漫卷之勢，並由之而構成與「意識形態」、「精英文化」並存的另一極。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從90年代開始這種局面基本形成。可見，中國文化的格局變化是一個由「整體統合」到「逐漸裂變」的歷史過程，我們稱之為「復調文化時代」的來臨。
在當代中國歷史的變遷當中，中國美學自覺地介入到社會轉型和文化分化的進程當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階段，美學自覺起到了「思想啟蒙」的功能。這意味著，美學在精英文化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並與之形成二元格局的歷史進程當中，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說充當了一種「分離者」的角色。這充分表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的凸顯、「主體性」思想的彰顯和「文化熱」的浪潮當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階段，美學便自然被賦予了「市場的角色」。在中國，美學研究者們對「大眾文化」和「審美文化」的理論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眾文化的繁榮共步發展的。當大眾文化真正繁榮之後，知識分子又發現了文化背後的經濟要素，於是「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便成為了當代的社會熱點。可以說，在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成為了「文化產業」的前奏，從事文化產業研究的學者也大都具有美學的學術背景。當然，這里必須區分出兩種意義的美學，一種是狹義上的「作為學科」的美學，另一種則是廣義的美學，介入現實和文化的美學，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更多屬於後者。無論怎樣，文化的經濟化、商業化和市場化，已在當代中國成為了既定的事實，盡管知識分子對此所持的立場各異。
二、當代焦點：「日常生活審美化」及文化產業位置
「日常生活審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當代歐美文化研究中的熱點專題，這一觀念主要來源於社會學界，以當代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為代表，常常被視為「後現代文化」中「文化邊界崩潰」的特定內容。 在中國，這種觀念已經被大量地用於描述當代中國文化的某種現狀，並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當然，與歐美主流社會進入後現代階段不同，中國社會仍處於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多元共生和並置的格局裡面。
簡單說來，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 就是直接將「審美的態度」引進現實生活，大眾的日常生活被越來越多的「藝術的品質」所充滿，亦即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把審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觀事物」，或者「將『純粹的』審美原則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當審美消費可以實現在任何時空中，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審美消費物的時候，就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極端狀態。從時裝、首飾的「身體包裝」到工業設計、工藝品和裝飾品的「外在成品」，從室內裝璜、城市建築、都市規劃的「空間結構」到包裝、陳列和編輯圖像的「視覺表象」，都體現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審美關懷。同時，不僅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環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觀，而且，就連人自身，只能屬於每個自己的「身體」，也難逃大眾化審美設計的捕捉。在當代社會裡面，從美發、美容、美甲再到美體，皆為直接面對身體的審美改造。這樣，「消費文化中對身體的維護保養和外表的重視提出了兩個基本范疇：內在的身體與外在的身體」。 當設計的對象轉向主體的時候，就不只包括對人的外觀的物性設計，而且還包括對「靈魂、心智的時尚設計」。這也便是沃爾夫岡•韋爾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們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體的審美完善」，而且，還在冥思課程當中「追求靈魂的審美精神化」。 這兩方面都指向了一種所謂的「美學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這種大眾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審美化當中，隨著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接合，「文化工業」（culture instry）在其中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阿多諾（T. W. Adorno）晚年所寫的《文化工業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認為「大眾並不是衡量文化工業的尺度，而是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10] 實際上，「文化工業」一反康德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題，從而成為「市場所宣告的有目的的無目的性。」[11] 換言之，「文化工業」以其商業的實用目的，用市場的交換價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價值，從而也就收買了無目的性的領域。如此看來，「文化工業」就將——文化的無目的性與市場的目的性——兩種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為一。一方面文化工業是以純然消遣形式出現的個體接受，另一方面卻又是以實用消費形式出現的市場經營，二者在「文化工業」那裡得到了有機的結合。在這種經濟動力的要素的注入後，顯然會進一步推動「大眾對自身與周遭生活越來越趨於美化的裝扮」。於是，文化工業就利用其「有目的的無目的性」驅逐了康德美學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審美化」起碼還可以做出這樣的區分，一種是「表層的審美化」，這是大眾身體與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還有一種「深度的審美化」，這種審美化應該是深入到了人的內心生活世界，因為，外在的文化變遷總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變著大眾的意識、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審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了。
在大眾文化層面上，這種「深度的審美化」更與「擬像」（Simulacrum）文化的興起息息相關，大眾也在通過視覺接受這種文化對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曾創建了一套「擬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論，其主旨就在於要從歷史序列的角度，為這類「後現代文化」設定一個坐標系。他認為，擬象的三個序列與價值規律的突變相匹配，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依次遞進：⑴ 仿造（counterfeit）是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期的主導模式；⑵ 生產（proction）是工業時代的主導模式；⑶ 模擬（simulation）是被代碼所主宰的目前時代的主導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擬象遵循「自然價值規律」；第二階段的擬象遵循「市場價值規律」；第三階段的擬象遵循的則是「結構價值規律」。在鮑德里亞的眼裡，第三階段的「擬象」，主要用以描述後現代社會出現的一種「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視覺文化轉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最突出呈現，就是模擬式「擬像」（Simulacrum）在當代文化內部的爆炸。當代影視、攝影、廣告的圖像泛濫所形成的文化事實，提供給大眾的視覺形象是無限復制的影像產物，從而對大眾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圍。這些復製品由於與原有的摹仿對象發生了疏離，所以就成為了一種失去了摹本的「擬像」。它雖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現實」，但進而又會「掩飾和歪曲基本現實」，最終「掩蓋基本現實的缺場」，不再與任何真實發生關聯。[13] 這種訴諸視覺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著人「心」。於是，「擬像」創造出一種「第二自然」，大眾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只是脫離現實的「擬像」文化。如此一來，「擬像」世界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被銷蝕了。「虛擬真實」與「實存真實」區分的抹平，帶來的正是一種「超現實」（hyperreality）的鏡像。[14]
質言之，後現代審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質在於：「擬象」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得以「內爆」，一切都籠罩在「審美的靈光圈」之下，後現代的文化現實從而成為「超現實」的，不僅真實本身在「超現實」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實與想像之間矛盾亦被消解了。在這里，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stry）與「內容產業」（content instry）便承擔起了其應有的角色。這是由於，作為「文化工業」的當代發展形態，文化「創意產業」成為了一種「以知識和創意為本的新經濟」（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這種「知識經濟」或「創意經濟」已經成為當代「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動力。這同時也意味著，文化產業已經實現了由傳統的「文化工業」向當下的「創意產業」轉向，這亦是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
6. 論中國文化產業的崛起
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的較量。不客氣地說，中國由於難以接受別人的教育思想，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的相比都不是一個等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國慶祝獨立100周年的時候，在費城舉辦國際博覽會，有37個國家參展，當時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覽團。在這次博覽會上，英國展出最新的蒸汽機車，美國展出大功率電動機和發電機，德國展出加工槍炮的精密機床，中國展出的是純銀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腳綉花鞋。
這是就是時代的差距！
一個居安思危的國家才有資格談論誰是第一！
7. 中國文化產業具有哪些特點
1、文化產業具有創新性。它不是歷史文化的還原和再現，是要靠創新內容來提供產品和服務的。這種創新不是個別的創意，而是幾個產業的集合；不是一般的創意，而是以文化娛樂消費為核心的創意集成和融合。
2、文化產業是人才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文化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結合的產業集群。因此，文化產業的大企業必須具備比製造業更強的經營能力，也需要更富於魅力的企業文化。
3、文化產業是內容為王。因而必須重視內容故事，包括節目、活動交流、創意和明星。這個內容需求巨大，因而要求全民參與講故事和各界人士共同出創意，而不是僅僅依靠藝術家講故事，或者文學家講故事。
4、文化產業是娛樂性、體驗性、參與性、時尚性的產業，它的主要消費者是青少年，因而文化產業主要是娛樂性的前沿性的產業。因此，文化產業主要的內容是娛樂和媒體，首先要面向大眾消費的文化。
5、文化產業的外部性強，它是由許多產業構成的，不是一個產業。因此，它要求共享內容資源，並且打造成為產業鏈。它們之間比其它產業更加體現內在性的產業關聯，也更需要通過產業鏈經營來體現規模效益和附加價值的提升。
8.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低水平供求關系與非對稱結構性矛盾
我國的文化市場已有"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迅速改善，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需求正在被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文化產業門類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但是現有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文化產業還處在一種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對稱結構性矛盾的狀況之中。
從絕對值來看，我國居民的文化消費需要與文化產業部門的供給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出入。
從需求方面說，2000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49美元，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水準的恩格爾系數也降至50%以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280元，人均消費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統計的，與文化相關的旅遊、娛樂和耐用消費品、教育、文化服務、通訊等項消費總計949元，佔到可支配收入約19%。按照我國目前大約有4億城鎮人口計算，我國目前城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大約有3796億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253元，人均消費支出中通訊和文教娛樂類支出280元，總計達到2520億元。這樣算下來，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消費需求應該在6000至6500億之間（6314億元）。
從供給方面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匯總，我們的文化產業各行業近年來（1998或1999年）進入統計的產值大約是6000多億（1998年6240億），其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1812.9億元（1998年），國內旅遊收入2831.92億，圖書報刊355億元，郵電通訊是1235.1億元（1998年），音像製品12.7億。（廣告業等尚未計入。
以上兩個大致相符的數字不過是分別從供需兩個方面描繪了我國文化市場的規模，卻還無法得出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可以令人滿意的結論。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場的現狀只是一種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況，由於還存在著各種體制性問題，所以它還只是一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非對稱性的平衡。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時，消費支出中吃穿用類比重大大下降，住房類基本不變，而文化精神消費類支出開始大大上升；第三產業應該佔到GDP總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類產品的產值所佔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國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產業的比例（33.2%）低於這個標准達6個百分點，其總量大約是5000億人民幣。盡管我們可以去除由於消費習慣和體制因素而出現的誤差，並去除可能用於非文化類消費的支出（如醫療等），餘量也應該有3000至4000億人民幣。
對於這3000至4000億人民幣的市場空缺應該做如何理解？
一種解釋是，我國居民文化消費能力被大大壓抑了，因此制約了文化產業的成長。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說，根據我國文化產業部門各種散見的數字，我國的電影業、電視業存在大量的經營不善和虧損，許多作品出版後無人問津，庫存積壓嚴重；而一些作品卻不明原因地驟然獲利。有統計表明，電影的生產近年來在走下坡路。1992年我國共生產了170部故事片，為近10年來之最，此後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我們本應不斷增加的觀眾都上哪裡去了呢？近年來，火爆一時的傳統文化娛樂業如歌廳舞廳等經濟效益迅速下滑，成為虧損行業。這些現象說明，我國文化產業部門所提供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著的文化消費需要。
還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即我國居民事實上已經實現的文化消費有相當一個部分沒有被列入統計。目前音像界有一個被公認的市場容量計算方法，即根據居民的消費類視聽技術設備的擁有量估算音像製品的市場容量。根據這種方法，我國居民目前大概擁有：電視3.5億台、CD機1000多萬台、VCD機3000多萬台、LD影碟機500多萬台、多媒體電腦1500多萬台，等等。如果按照每個硬體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製品統計，據信每年音像產品的總銷售額應有超過1000億元的規模，但根據有關部門1996年的統計，我國的音像製品只有不足20億元的正版收入，占總量的2-3%；根據1999年的統計，正版收入約有50億元 ，即使由於政府加大"掃黃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據信實際市場規模也應該在1500億至2000億左右。這方面的事實說明，有相當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正在流失。我們的文化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結構性缺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文化市場巨大的供求差別已經成為國家文化和經濟安全問題的隱憂。目前我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已經達到9萬億元左右，銀行存款約7萬億元，隨著我國在住房、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各項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們對文化、教育和娛樂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進一步釋放。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甚至已經形成了一個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無法填補的真空。加入WTO後，國外文化產業集團將可能以技術與內容的多重優勢大舉進入，迅速佔領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市場"有限開放"的政策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遭遇嚴峻挑戰。
近年來，人們頻繁地看到這樣的數字：英國文化產業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佔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並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了40%以上的份額。根據媒體的報道，我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允許一些國際知名傳媒集團進入我國媒體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說明文化產業國際化的進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國文化市場已經暴露在國際文化資本的強大壓力之下，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積累的經濟和文化之果已經成為國際文化資本垂涎的目標。
（二）我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但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面對巨量的市場需求，以及國際傳媒文化集團大兵壓境，我國的文化產業在總體上缺乏競爭力，難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這一點足令我們憂慮。我國的傳統文化產業誕生於計劃體制之下，長期以來既被行政體制分割又被各種政策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總體格局，表現出經營單位眾多，產業集約化程度不高，資源極度分散和不講經濟效益的突出特點。在文化市場迅速成型的今天，這些特點全部轉化為弱點。
從人員規模看，僅以文化部所屬文化產業機構為例。截至1999年，我國文化部下屬的企事業機構共33.07萬個，這里包括了藝術演出團體、影劇院、圖書館、群藝館和文物保護單位，從業人員共166.15萬人；當年國內演出場次是42.3萬場；國內觀眾達4.69億人次。文化娛樂業有機構17.47萬個，90.3萬人；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9.7萬個，23萬人 。這些單位的特點是大多機構較小，如文化部下屬每單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從經營規模看，音像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國音像製品的生產、復制單位近600家，每年生產正版音像製品（盒帶、VCD、CD和DVD）兩萬種約2億件（盤），平均每家企業年生產34萬件，月生產不足3萬；而銷售單位約有7萬個，每年全部正版音像製品銷售2億件，平均每個銷售點一年不過賣3000來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圖書批發零售業是另一個例子。1999年文化部所屬圖書批發零售機構有13056個，2.3萬人，營業收入只有5.45億元，人均2萬3千元左右，每天營業額為60來元。
資源分散和集約化程度低的問題在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業中表現得極充分。我國新聞出版體制與傳統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有共同特點：新聞出版單位必須是以一定級別的行政機構為"上級單位"，並且建立在其財政撥款的基礎上。這些新聞出版單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組；新的需求一般產生於新的行政機構，通過新的撥款來建立，同樣先天不足。長此以往，新聞出版機構就隨著行政機構的膨脹而膨脹起來。這些新聞出版機構大都規模狹小、重復建設、效益低下，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近2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各有關方面一直在嘗試對文化管理體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實驗，但是基本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變。
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報紙有2038種、期刊8178種、出版社500餘家，電台電視台3000餘座。這是一筆經數十年積累形成的巨大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們自己不迅速對其加以整合、優化，轉變其經營模式，增強其競爭實力，必然成為國際性傳媒巨頭的獵取對象。
（三）我國文化產業的傳統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正在形成尖銳矛盾。
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開始進入"快車道"。 1998年，我國政府職能部門不再直接辦刊辦報，退出出版經營領域，切斷了新聞出版單位與各個政府機構的傳統依附關系；2000餘家報紙和8000餘家刊物被"逼"上產業化運行的軌道。1999年，開始了傳媒集團和多傳媒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2000年，"傳媒概念"走紅股市，開始嘗試傳媒集團與資本市場的結合。文化產業的體制改革後浪推前浪，從分行業的、局部的改革，逐步進入整體性改革的階段。
但是，資源配置機制混亂，條塊分割和行業壁壘與市場化要求之間的矛盾仍然困擾著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的基礎是市場，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反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和壟斷；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是按"條塊"（地方和行業一縱一橫）分割的方式設立的，目前盡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實行"專業歸口管理"，但是，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利用與行政機構的傳統聯系，利用企業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和意識形態功能，壟斷資源，操縱市場，謀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業在做大以後，要做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重組甚至兼並，卻往往遇到阻力。在加入WTO的形勢下，在國際性"傳媒匯流"趨勢的影響下，一些廣電、報刊、出版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集團公司，實現了"強強聯合"和"資產重組"甚至在當地從事了一些跨行業、跨媒體經營。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也注意到，"媒體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則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將結構調整與體制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是個問題。
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就與深層次改革問題相遇了：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既具有一般的行業屬性，又具有社會公益性質。其中的核心產業門類如傳媒產業，既具有大眾傳媒的特點，又是黨和國家的宣傳渠道。如何基於這些特點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康發展，又保證先進文化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以創新的精神大膽開拓。
但是，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黨和國家確保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領導權的基礎。應該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在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傳統傳媒制度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方式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從以國家行政機制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轉向以市場為中介的自主選擇方式。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揮傳統政治優勢的新辦法。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研究調控文化市場發展的新體制、引導精神產品流通的新機制，以及活躍文化生產的新組織形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文化的發展。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出現了全球性的"傳媒匯流"和"放鬆管制"之後，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重新考慮如何以新的產業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對待文化內容產業的問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確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面對全球化的共同戰略主題，將會出現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我們的政策制訂人員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四）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先進性要求與文化原創能力不足之間形成戰略矛盾，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實力
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還是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首先是中國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世界上使用華語的人口為世界之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除在中國境內，還在東南亞、北美及歐洲的華人區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應該說是中國的文化企業進行市場開拓的最有利條件，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中的最大消極因素。在經濟學的壟斷競爭理論中，保持產品差異被認為是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壟斷力量的關鍵。文化產品的差異首先是來自價值觀及表達手段的獨特性的；文化差異也是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和在趕超發達國家時可以依賴的比較優勢。
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異常豐富，舉世公認。幾千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文明發展，幅員遼闊的國土上還留存著許許多多的歷史文化遺址、遺跡，還有各種類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觀；圖書館、博物館里保藏著數以百萬計的藝術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國人的言談舉止、風情習俗、節日慶典中保留著大量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不間斷的研究和播傳。凡此種種，都為中國文化產品乃至其他可以負載文化符號的耐用消費品的設計、生產、創新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
但是僅僅滿足於此顯然落後於時代。當今世界，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得益於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兩駕馬車拉動，才有了前所未見的高速度，才將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和財富。我國正是在上述兩個方面都顯得被動和遲鈍。
比如，文化旅遊是將民族文化資源潛力化為產業實力的重要方式，旅遊業在我國文化產業各門類中還是產業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是，在該領域將文化遺產轉化為產業的成功案例至今還極為鮮見。從多年前全國各地災難性的"人造景觀熱"，到近年來有關部門關於文化遺產所有權和管理權能否分離，市場機制如何引入問題上的多次爭論，許多問題還沒有進行徹底討論，並轉化為合理的政策法規。事實已經證明，憑空建造的主題公園永遠不會有信譽，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則無異於破壞，正確的道路顯然應該在這二者之間。但是，在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遊，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並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准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繫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佔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鍾：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遊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於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藉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築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並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於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並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准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於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准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於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並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並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於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並未出現，於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於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