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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園區理論與實踐

發布時間:2021-03-04 14:36:24

A. 文化產業園區的特徵

在這方面,John.Montgomery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他通過對文獻的歸納,並以Temple酒吧,Sheffield文化園區,Hindley Street,Manchester北部園區等為例,分析、總結出成功文化園區的特徵主要體現在活動、形式、意義三方面: John.Montgomery認為最適合一個文化園區活動空間的城市環境應傾向於有一個半徑為400米,建築平均5—8層,在10米范圍有非常少的街道(包括人行道)。
文化園區應該有非常多功能的公共領地。它提供人們聚會交流的空間,也為園區內的交易提供場所,這樣一個區域將具有滲透性。
成功的文化園區傾向於有幾個具有活躍、滲透性強、臨街地帶的街道,或至少有一些活動的結點,便於人們在其間很容易走動。 文化園區要像物質一樣能存在於人們頭腦之中,也就是說人們參觀之後能形成和保留園區的印象,而這些印象的形成取決於文化園區的活動、風格、形象。
成功的文化園區應是革新和創意的地方,在設計和欣賞方面經常是超時代的,並且這些超時代理念被帶入園區的建築設計、內部裝飾、甚至重要街道和空間的照明等方面。
文化園區應刺激新的理念,成為新產品和新機會能得以開拓、努力嘗試的地方。因此,文化園區意義方面的特徵體現在具有歷史和發展意義、園區身份和形象及知識性、環境意識等方面。

B. 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學習過程重理論還是實踐

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培養掌握經濟學、管理學及文化學基本理論與方法,具有寬內闊的文化視容野和現代管理意識,熟悉文化法規及政策,具備較強規劃、決策、組織、策劃、創意以及溝通表達能力,具備較強社會調研和信息處理能力,能夠在文化產業及相關產業、政府文化管理部門及文化事業單位從事文化經營管理、市場營銷與策劃、文化貿易與交流工作的應用型、復合型高級人才。

C. 用文化產業理論分析中國當代流行文化

一、從「啟蒙功能」到「市場功能」:中國美學的角色轉換
眾所周知,美學作為來自歐洲的哲學分支學科,在東亞諸國的出場必然經歷「西學東漸」的過程。這便形成了一個歷史過程,亦即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的」美學。
追本溯源,對於中國而言,美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產物,又是中西文化會沖與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據西方的學科分化和學術規范構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質。然而,這種中西互動卻造成這樣的悖論:中國審美主義雖以康德意義上的「審美非功利」為基本理論預設,但又都強調審美之「無用之用」的實用性功能。這種功能具體表現在,美學在中國總是與(外在的)「理想社會」和(內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關聯起來。[1]
這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美學的主潮,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審美主義」思潮。從「審美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美學的主流是一種「泛感性論」的生命哲學,它具有三重意蘊:其一,將「生命」與「審美」貫通;其二,賦予藝術以「宗教式」的救贖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為代表);其三,以「泛審美」的目光觀照世界。歸根結蒂,「生命的藝術化」是中國審美主義的核心,它要藉審美之途來安頓此岸的生存,現代中國美學家朱光潛的「人生的藝術化」與宗白華的「藝術的人生觀」,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紀的20、30年代與80、90年代,中國的審美主義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並成為社會變革和思想啟蒙的急先鋒。特別是在80年代,出現了全社會皆學美學的「美學熱」,這是一場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達的「感性解放」,當代思想家和美學家李澤厚的「實踐美學」和具有人類學意味的哲學思想在其中占據了主導。這便是美學在中國的「前導性」的問題,它猶如幽靈在漢語思想界內游盪和隱現。實質上,「審美人生」與「理想社會」猶如一張紙的兩面,前者往往為後者提供著內在依託和主體根基,後者則是前者的外在實現和客觀顯現。而華夏古典文化重個體生命的安頓和體貼,則為「生命藝術化」的思想奠定了傳統基源。由此來看,從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人生解脫美學」與梁啟超「社會關懷美學」的二元並置,直到世界末關注生命的美學思潮與審美文化研究的共時性的出現,都是在從內、外不同的角度論述著相同的主題。
然而,中國美學所承擔的「啟蒙功能」,卻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建立之後得到了轉切。這是由於,市場經濟使得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秩序的獲得便主要依賴於政治活動的強力整合作用,經濟活動對此則很少貢獻。於是,政治活動便不可避免地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中心地位,並使得經濟與文化活動服從於自身,從而使得三大活動領域以政治為中心統合為一個整體,即諸「領域合一」。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經濟活動本身就直接構成了一種保證社會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導出的結果是,各個領域間將不再存在一種直接的從屬關系,而是相互拉開了距離,相對地分離了。此可稱為「領域分離」。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這是從非市場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時「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最為根本性的轉型,它深刻地影響著文化運作方式、文化結構及文化內容的轉變。
歷史地看,20世紀中葉後的中國,隨著社會結構的逐漸分離,中國文化的總體發展格局也經歷了三大階段。就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最先是意識形態的一度空間,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隨著社會轉型的開始,精英文化開始游離出來,形成意識形態與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這是80年代的基本情況;最後則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興起而來的「大眾文化」漫卷之勢,並由之而構成與「意識形態」、「精英文化」並存的另一極。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從90年代開始這種局面基本形成。可見,中國文化的格局變化是一個由「整體統合」到「逐漸裂變」的歷史過程,我們稱之為「復調文化時代」的來臨。
在當代中國歷史的變遷當中,中國美學自覺地介入到社會轉型和文化分化的進程當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階段,美學自覺起到了「思想啟蒙」的功能。這意味著,美學在精英文化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並與之形成二元格局的歷史進程當中,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說充當了一種「分離者」的角色。這充分表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的凸顯、「主體性」思想的彰顯和「文化熱」的浪潮當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階段,美學便自然被賦予了「市場的角色」。在中國,美學研究者們對「大眾文化」和「審美文化」的理論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眾文化的繁榮共步發展的。當大眾文化真正繁榮之後,知識分子又發現了文化背後的經濟要素,於是「文化產業」的理論與實踐便成為了當代的社會熱點。可以說,在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成為了「文化產業」的前奏,從事文化產業研究的學者也大都具有美學的學術背景。當然,這里必須區分出兩種意義的美學,一種是狹義上的「作為學科」的美學,另一種則是廣義的美學,介入現實和文化的美學,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研究更多屬於後者。無論怎樣,文化的經濟化、商業化和市場化,已在當代中國成為了既定的事實,盡管知識分子對此所持的立場各異。
二、當代焦點:「日常生活審美化」及文化產業位置
「日常生活審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當代歐美文化研究中的熱點專題,這一觀念主要來源於社會學界,以當代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為代表,常常被視為「後現代文化」中「文化邊界崩潰」的特定內容。 在中國,這種觀念已經被大量地用於描述當代中國文化的某種現狀,並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當然,與歐美主流社會進入後現代階段不同,中國社會仍處於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多元共生和並置的格局裡面。
簡單說來,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 就是直接將「審美的態度」引進現實生活,大眾的日常生活被越來越多的「藝術的品質」所充滿,亦即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把審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觀事物」,或者「將『純粹的』審美原則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
當審美消費可以實現在任何時空中,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審美消費物的時候,就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極端狀態。從時裝、首飾的「身體包裝」到工業設計、工藝品和裝飾品的「外在成品」,從室內裝璜、城市建築、都市規劃的「空間結構」到包裝、陳列和編輯圖像的「視覺表象」,都體現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審美關懷。同時,不僅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環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觀,而且,就連人自身,只能屬於每個自己的「身體」,也難逃大眾化審美設計的捕捉。在當代社會裡面,從美發、美容、美甲再到美體,皆為直接面對身體的審美改造。這樣,「消費文化中對身體的維護保養和外表的重視提出了兩個基本范疇:內在的身體與外在的身體」。 當設計的對象轉向主體的時候,就不只包括對人的外觀的物性設計,而且還包括對「靈魂、心智的時尚設計」。這也便是沃爾夫岡•韋爾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們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體的審美完善」,而且,還在冥思課程當中「追求靈魂的審美精神化」。 這兩方面都指向了一種所謂的「美學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這種大眾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審美化當中,隨著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接合,「文化工業」(culture instry)在其中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阿多諾(T. W. Adorno)晚年所寫的《文化工業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認為「大眾並不是衡量文化工業的尺度,而是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10] 實際上,「文化工業」一反康德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題,從而成為「市場所宣告的有目的的無目的性。」[11] 換言之,「文化工業」以其商業的實用目的,用市場的交換價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價值,從而也就收買了無目的性的領域。如此看來,「文化工業」就將——文化的無目的性與市場的目的性——兩種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為一。一方面文化工業是以純然消遣形式出現的個體接受,另一方面卻又是以實用消費形式出現的市場經營,二者在「文化工業」那裡得到了有機的結合。在這種經濟動力的要素的注入後,顯然會進一步推動「大眾對自身與周遭生活越來越趨於美化的裝扮」。於是,文化工業就利用其「有目的的無目的性」驅逐了康德美學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審美化」起碼還可以做出這樣的區分,一種是「表層的審美化」,這是大眾身體與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還有一種「深度的審美化」,這種審美化應該是深入到了人的內心生活世界,因為,外在的文化變遷總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變著大眾的意識、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審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了。
在大眾文化層面上,這種「深度的審美化」更與「擬像」(Simulacrum)文化的興起息息相關,大眾也在通過視覺接受這種文化對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曾創建了一套「擬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論,其主旨就在於要從歷史序列的角度,為這類「後現代文化」設定一個坐標系。他認為,擬象的三個序列與價值規律的突變相匹配,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依次遞進:⑴ 仿造(counterfeit)是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期的主導模式;⑵ 生產(proction)是工業時代的主導模式;⑶ 模擬(simulation)是被代碼所主宰的目前時代的主導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擬象遵循「自然價值規律」;第二階段的擬象遵循「市場價值規律」;第三階段的擬象遵循的則是「結構價值規律」。在鮑德里亞的眼裡,第三階段的「擬象」,主要用以描述後現代社會出現的一種「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視覺文化轉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最突出呈現,就是模擬式「擬像」(Simulacrum)在當代文化內部的爆炸。當代影視、攝影、廣告的圖像泛濫所形成的文化事實,提供給大眾的視覺形象是無限復制的影像產物,從而對大眾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圍。這些復製品由於與原有的摹仿對象發生了疏離,所以就成為了一種失去了摹本的「擬像」。它雖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現實」,但進而又會「掩飾和歪曲基本現實」,最終「掩蓋基本現實的缺場」,不再與任何真實發生關聯。[13] 這種訴諸視覺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著人「心」。於是,「擬像」創造出一種「第二自然」,大眾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只是脫離現實的「擬像」文化。如此一來,「擬像」世界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被銷蝕了。「虛擬真實」與「實存真實」區分的抹平,帶來的正是一種「超現實」(hyperreality)的鏡像。[14]
質言之,後現代審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質在於:「擬象」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得以「內爆」,一切都籠罩在「審美的靈光圈」之下,後現代的文化現實從而成為「超現實」的,不僅真實本身在「超現實」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實與想像之間矛盾亦被消解了。在這里,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stry)與「內容產業」(content instry)便承擔起了其應有的角色。這是由於,作為「文化工業」的當代發展形態,文化「創意產業」成為了一種「以知識和創意為本的新經濟」(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這種「知識經濟」或「創意經濟」已經成為當代「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動力。這同時也意味著,文化產業已經實現了由傳統的「文化工業」向當下的「創意產業」轉向,這亦是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

D. 文化產業園規劃或設計,有沒有做得好的公司

看你需要什樣規劃,一般設計院大學教授做的規劃無法操作無法落地,廣東有一家中投顧問公司,他們的規劃聚焦招商能操作,但就是他們做規劃前期調研太細,調研周期相對長。他們的成功案例也很多,具體可以登錄他們的官方網站了解一下他們做過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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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文化產業園區的類型

從不同的角度,文化產業園區有不同的劃分方法。
Hans.Mommaas在分析荷蘭5個文化產業園區時提出,文化產業園區類型的區分有7個核心尺度可以參考:園區內活動的橫向組合及其協作和一體化水平;園區內文化功能的垂直組合一設計、生產、交換和消費活動具體的混合,以及與此相關的園區內融合水平;涉及到園區管理的不同參與者的園區組織框架;金融制度和相關的公私部門的參與種類;空間和文化節目開放或封閉的程度;園區具體的發展途徑;園區的位置 」。
Walter Santagata根據功能將文化產業園區分為四種類型:產業型、機構型、博物館型、都市型。
1.產業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園區主要是以積極的外形、地方文化、藝術和工藝傳統為基礎而建立的。此類園區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工作室效應」和「創意產品的差異」。
2.機構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園區主要是以產權轉讓和象徵價值為基礎而建立。其基本特徵是有正規機構,並將產權和商標分配給受限制的生產地區。
3.博物館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園區主要是以網路外形和最佳尺寸搜尋為基礎而建立。園區通常是圍繞博物館網路而建,位於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市區。其本身的密度能造成系統性效應,吸引旅遊觀光者。
4.都市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園區主要是以信息技術、表演藝術、休閑產業和電子商務為基礎而建立。通過使用藝術和文化服務,賦予社區新生命以吸引市民,抵抗工業經濟的衰落,並為城市塑造新的形象。 由於文化產業園區在我國的發展還處於胚胎期,因而對其的分類很少。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本文主要從區位依附、園區性質等方面對文化產業園區的類型進行劃分。
1.按區位依附劃分為4種類型:
(1)以舊廠房和倉庫為區位依附。城市中被廢棄的舊廠房和倉庫,因其寬敞明亮的空間及廉價的租金,或面臨閑置空間再改造的境遇,往往成為文化產業園區的又一滋生之地。國外許多成功的文化園區就是以舊廠房和倉庫為區位依附的。我國較早出現的大山子藝術區依託於北京朝陽區酒仙橋路798工廠的老廠房。上海近些年成長起來的創意產業園區絕大部分也是由舊廠房和倉庫改造而成。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創意產業園區,位於上海20世紀3O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廠群;建國中路l0號的「八號橋」創意產業園區,位於上海汽車制動器公司的老廠房。這些創意產業集聚區,利用現有建築創造了創意產業發展的平台,又保護了歷史文化財產,是文化產業與工業歷史建築保護、文化旅遊相結合,建築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相結合的良好典範。
(2)以大學為區位依託。大學作為技術的發生器,可以不斷開發新的科技;同時它又是各類人才的聚集地,不但培養人才也吸引著各領域最優秀的人才;大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區,是一個提供多元文化的場所,大學往往成為創意的中。
因此,依託大學發展文化產業園區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途徑。
如上海的楊浦區赤峰路建築設計一條街依託的就是中國著名高等學府一同濟大學,上海長寧區天山路時尚產業園依託的是東華大學和上海市服裝研究所,正在建設中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園及TCL(廣州)文化產業基地都是以大學為區位依託的。
(3)以開發區為區位依附。這類文化產業園區主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區位依附。因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高新技術產業發達,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聚集,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的智力型人才眾多,最適宜發展文化與科技結合的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區都有著大量的信息產業,這些產業跟文化產業能夠實現很好的融合。屬於此類型的有位於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位於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位於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等等」。
(4)以傳統特色文化社區、藝術家村為區位依附。屬於這種類型的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依託一些傳統的文化區域,在這些區域文化底蘊深厚,文化氛圍濃郁,利於開發特色文化產業產業園區。如四川德陽三星堆文化產業園、北京高碑店傳統民俗文化產業園區等等。第二種是依託位於城鄉結合部的一些藝術家村,有些是屬於創作型的園區,如北京的幾個畫家村;有的則已形成產業化運作,如位於深圳特區郊邊龍崗區布吉鎮的大芬油畫村等。
2.按園區性質劃分為5種類型:
(1)產業型。一是獨立型的。園區內,產業集群發展相對比較成熟,有很強的原創能力,產業鏈相對完整,形成了規模效應。如深圳大芬村,以繪畫藝術為主,也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鏈條,及規模效應,但原創能力不強,而且這是我國此類文化產業園區普遍存在的問題。
二是依託型的。依託高校發展,也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鏈條。如上海虹漕南路創意產業園,同濟大學周邊的現代設計產業園區等等。
(2)混合型。這種類型的文化產業園區往往依託科技園區,並結合園區內的優勢產業同步發展文化產業,但園區內並未形成文化產業鏈條。如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香港數碼港等。
(3)藝術型。這種類型的園區也是創作型園區,原創能力強,但藝術產業化程度還較弱。目前國內最有名的藝術園區有北京大山子藝術園區、青島達尼畫家村等。
(4)休閑娛樂性。這類文化園區主要滿足當地居民及外來遊客的文化消費需求。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新天地、北京長安街文化演藝集聚區等。
(5)地方特色。如北京高碑店傳統民俗文化產業園區、潘家園古玩藝術品交易區等。
此外,按照影響范圍來分又有國際型、國內型和地區型;還可按園區最初的形成分為自發形成和政府運作形成的文化產業園區。由於文化產業園區在我國還是一新生事物,發展變化快,園區類型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很明晰,在這進行的類型劃分僅是根據當前的一些情況進行的劃分,今後隨著城市文化產業園區發展逐漸成熟,園區類型的劃分將會進一步完善。

F. 熱心的兄弟姐妹們幫忙找一下十六大報告中有關發展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論述

在上個世紀末,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快,知識經濟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文化產業作為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具體實踐中,都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文化產業更是受到空前重視。2001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十五」計劃綱要都明確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這是「文化產業」首次寫入中央文件。2002年3月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為了「進一步解決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應該「大力發展旅遊業和文化產業」。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為兩個概念提出來,這在文化產業的理論認識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以上這些都反映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一種國家意志和政府的政策措施,這為我國的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可以預計,未來幾年必定是我國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時期。

在此背景下,各級政府或出於認識到發展文化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或已不滿足於經濟大省的形象和定位而力爭向文化大省的定位邁進,也都積極行動起來,集中專家和社會各界力量集思廣益,結合本地的文化資源形勢和發展趨勢,制定了各個地區和區域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從各地已經出台的區域文化產業規劃情況來看,它們為各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勾畫了美好的藍圖,也將會帶動當地其它相關產業的共同發展。綜合這個區域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情況,認真研究這些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內容,將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多樣性的思考,而這些思考無疑是有益的。



在對文化產業發展的認識上,觀念的問題依然是人們要討論的問題。目前在國內,對觀念和理論認識的進步,與實踐的體驗和發展是同步的。認識不一、觀念眾多、實踐多元,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觀念等理論問題的認識無疑是重要的,它既可以啟迪人們的認識,也可以為政府的決策提供依據,還可以為具體的實踐提供智慧。

浙江省的學術界、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團體,就曾為將該省建設成為文化大省的問題舉行過專題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探討了當前發展文化產業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研討會從文化的定義問題,到建設文化大省與發展文化產業的關系問題,認識到發展文化產業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觀念革命。在報道所列的研討會所討論的十四個問題中,有純粹理論的探討,有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探討,有對傳統文化與文化現代化設計關系的探討,有對文化發展與法制關系的探討。筆者認為,最為重要的是,研討會也認識到了通過文化產業的發展如何重塑「浙江精神」的問題,這應該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最高境界和最終歸宿。類似的問題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鑒。文化精神問題與文化經濟是互動的關系,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髦的概念。

可貴的是,學者們注意並肯定了從口號「建設文化大省,發展文化產業」到「發展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大省」的轉變。這一認識具有積極的意義。它克服了在發展文化產業中的本末倒置的極端功利主義的傾向,也克服了人們潛意識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錯誤認識,而這一傾向顯然是從過去一段時期內「文化搭台,經濟唱戲」而來的,帶有舊時的痕跡。



一個普遍認識到的問題是體制改革問題。體制是關鍵。有了好的體制,沒有人才可以有效地培養和吸引人才,沒有資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有效地進行融資和吸引投資,更會走向良性的循環之路。

隨著上個世紀最後十年文化產業的實踐和理論認識的發展,要發展文化產業首先要解決的、而且應該盡快解決的是體制問題,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就體制問題而言,又是以「人」為核心。如今年年初湖北省委有關領導在一次與著名藝術家座談時提到:文化體制改革要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觀念,為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現在不但要靠感情留人,還要靠體制留人。這顯然是根據歷來工作經驗的總結,並使之提高到了體制的層面,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實際。

文化體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系統。首先要與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相適應。其次是文化體制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環境。因此在改革過程中,應始終不可忘記世界趨勢、全國形勢、本地實際,以及與各地差異,甚至包括本地不同文化行業個體之間的差異。可見,有一系列問題,深入進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變「養人」為「養事」、變「辦文化」為「管文化」、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區別對待和協調發展等,都是目前已經認識到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問題。總之,只要體制為人們的發展創造了空間,很多的方法人們都在嘗試。如文化產業商會,就是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出現的新事物。2003年8月13日武漢市工商聯(總商會)文化產業商會成立。該商會成立後,即以此為龍頭,帶動社會上的大企業投資文化產業,好的項目將到沿海地區招商。商會還籌劃了文化一條街項目,並與北京收藏界老字型大小榮寶齋開展合作。效果如何不好妄下評論,但這種努力卻是很有意義的,反映的是體制的進步帶來的變化。

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有很多省市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較大成功。如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市,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有「總體方案」,對體制改革中的「若干問題」還進行了很多的理論探討,並且能夠把當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置於WTO的背景下去思考,而其工作又是結合具體的文化企業實際的。



另一個應被重視的是區域文化產業的特色問題。特色不僅是形象,有時更是生命。目前有關的區域文化規劃中,大打特色牌,是一種值得關注、研究和贊賞的做法。強調特色、營造特色、突出特色,顯然是對以往在自發狀態下的發展成功的總結。現在在有關決策部門的規劃下,必然為當地文化產業發展特色,提供了廣闊前景。

在強調特色發展方面,雲南等地做得比較好,其成功經驗值得人們借鑒。雲南將發展文化產業定位在「民族文化」,這是根據其當地實際而確立的准確定位。眾所周知,雲南的少數民族種類之多在全國是少見的,其奇山異水也多為他處所不及,因此該省的文化產業都是以此優勢和資源而展開的。無論是具體項目還是品牌,都大打民族文化的牌,強調其獨一無二性,「人無我有」,甚至可以將其帶有這一特色的項目和品牌展延到其他地區。政府將其當作貫徹當地政府意圖發展經濟的重要任務來抓,措施得力。克服了雲南平均人口文化水平低下、資金有限、交通不便等等弊端,其實踐說明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文化產業不僅可以獲得長足發展,甚至可以成為當地發展經濟的最亮點。

對於這一系統工程,雲南當地也是分頭落實、逐步推進的。近年來,為了推動民族文化工程向前發展,他們在全省開展了「三個一」活動,即在全省25個少數民族中,要創作生產出代表本民族藝術水準的一歌、一舞、一曲。並且取得了可喜的進步。僅以麗江為例,就先後推出納西古樂、歌舞劇《麗水金沙》等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種多樣性的嘗試,還體現在楊麗萍的《雲南映象》中,這種原生態歌舞劇經過市場化的包裝運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給人以很多啟示。這些雖是在政府規劃之外所取得的成功,但無疑打的也是特色牌。

類似的強調特色,浙江省在認識上就強調大打文化名人牌。因為在這片土地上,曾先後養育過漢代王充、宋代沈括、陳亮、葉適,更有過王陽明、劉宗周、王士禎、黃宗羲、全祖望、章學誠、龔自珍、章太炎、魯迅、秋瑾、蔡元培等等,這些人所代表的學派、思想和文化成就,不僅是留給現代浙江人的一種現實遺產和資源,更是一種精神財富。而對這樣的背景,凡是可以發揚的他們會繼續發揚,凡是相對落後的地方也可以給他們以激奮的力量。浙東的一些地區如紹興,在此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宏觀文化的基礎建設,起到的是示範效應,營造的是一種文化的社會氛圍,為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創造條件。

實際上,就各地的文化特色而言,大多都是可以追尋的。筆者認為,特色資源即是優勢資源,而優勢資源也同樣可以變為特色資源。只要注意發現和培育,打特色牌並不難。關鍵的是要善於發現,若把不是特色的當作特色來宣揚,只能落得自己鼓吹、自己欣賞的結局。



看來與觀念變化同時要注意的觀念變化本身所出現的問題。在認識到文化產業的認識發展有上述可喜的進展時,我們也要清楚地看到所出現的與之相關的有些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大多是伴隨文化產業的發展而產生的,而有的則是與我們歷史上一貫的思維相聯系。我們這里主要結合目前一些省份的文化(產業)發展綱要,看看其中出現的若干傾向性的問題。

1、面面俱到,有千篇一律之虞。這方面主要體現在從綱要的格式到語言,從口號到目標要求,都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有的方面認識較為深刻,而這方面是大家的共識;有的方面認識片面狹隘,顯然又是與當前的發展趨勢相違背的。舉一個例子,在這些規劃制定者的眼中,納入其視野的只是一些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營單位,而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情況的急劇、多樣化的變化情況,並且沒有為將來未知的發展預留下足夠的空間。

此外,文化產業的發展本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有些問題通過當地政府部門的努力是可以實現的,有些則不行,還必須以國際和全國的情況為前提。這也是要預留足夠發展空間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這個系統工程還涉及到投融資、文化中介、文化市場方方面面,而在一些文化(產業)的發展綱要中,我們看到的主要是政府所能夠顧及到的方面,而政府顧及不到的方面顯然存在著很大漏洞。

2.貪大求全。這也是一些論證報告和文化產業發展規劃中的通病。文化產業具體要落實到文化企業的努力,而對一個地區、一個文化企業或一個文化企業群來說,最根本的是產業特色。美國洛杉磯地區的文化產業最著名的是電影業而不是其他,就是明證。求大求全,多頭出擊,不僅僅是軍事戰略上的大忌,同樣也是文化經濟發展戰略上的大忌。必須要有「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理性,才能做好區域文化產業。現代國際上的文化產業集團,很多都是超級「航空母艦」,要參予和它們的競爭,必須盡最大可能地集中優勢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突出特色。若是四面出擊,必遭「十面埋伏」。以省為單位制定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要建立「文化大省」,以市為單位制定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要建立「文化大市」,當然也不乏要建立「文化大縣」呼聲,一時間「文化」被吵得漫天價響。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了我們一些學者和部門的浮躁傾向。

一些地方在總結本地文化產業的發展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之一是,甚至將本地的文化產業發展門類不全也當作一件莫大的憾事,缺了某一項就要對某一項進行「大力扶持」,非要將其「做大做強」不可。孰不知這樣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尤其是對中小規模的縣市來說,危害就更大。在此思想的指導下,產業規模小、產業鏈不長、產品檔次低、產品沒特色這些弊病,就是命定了的。

再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市縣,在制定規劃時也強調要發展本地的現代廣電傳媒產業,並且決心似乎很大。這種觀點使人聽起來彷彿有隔世之感。孰不知廣電傳媒業講求的是規模效應,而當地的廣電業還屬於單純的事業單位性質,幾乎是在沒有競爭的狀態下生存的。

過於強調人無我有,人有我全,完全忽視了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這些在報告中好看的口號和豪言壯語,在實際工作中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規劃落空的問題,還會給當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可見規劃對於實際發展的重要性。

3.缺乏廣泛論證。一些發展規劃是在少數學者研究和論證中產生的,沒有經過廣泛的討論和論證,而少數學者的論證本身就有偏頗,是很不完善的,所以雖經政府部門發布,但其權威性仍不是很高,在社會上和業界的影響力仍是十分有限的,其實施的可行性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些學者在論證和分析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本地的優勢,雖然在全國范圍內這些所謂的優勢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當地的小環境下看就極容易被放大,而問題是文化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對象是全國性的乃至世界性的。

就以對本地文化資源的分析為例。對本地文化資源的分析無疑是對的,但在我們所看到的有關研究報告和文化產業規劃中所看到的都是過份強調本地的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這實際上仍是傳統的「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思維和修方誌中的強湊地方「八景」的做法。孰不知「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同樣是這種文化資源和條件,由於觀念和體制沒有轉變,多年來捧著金飯碗沒飯吃的情況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相互聯系的,很多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只要我們注意把握,就會在相互的學習和促進中共同進步,使我國的文化產業健康發展。(作者系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G. 什麼是文化產業園區

找不到現成的定義,學了四年文化產業,就根據我自己的理解來寫寫看吧。
文化產業園區,版就是根據某一個定位集中起來的從事文化產業的企業在某一個地區的集合。
例如首批15家上海市文化產業園區中,定位於發展與網路、數字多媒體等新興技術相關文化產業的園區至少有7家,佔到近一半;「民族、民俗、民間」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園區有2家,若算上定位「以民俗文化為主要表現打造國際文化社區」的田子坊,一共3家;文化藝術原創和藝術品經營的園區有3家;另2家分別致力於發展演藝產業和影視產業。
不過有的時候一個文化產業園區里的企業並不一定都是一個行業的,也有可能集合了幾個行業。比如上海的張江園區。
上海市文化產業園區認定過程中,特別關注園區定位,要求園區的產業特色能體現區域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趨勢兩方面的結合。文權化產業園區能夠成為產業發展的「助推劑」,與定位明晰密不可分,也是本市文化產業園區區別於一般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重要特點之一。

H.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旅遊開發的必要性有哪些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旅遊開發的必要性有哪些?北京綠維創景規劃設計院旅遊策劃專家指出,通過幾年的發展積淀,以《文化產業振興計劃》為信號,中國的文化產業進入發展的黃金期。旅遊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支撐,是文化產業中極為活躍的組成部分。文化旅遊產業是文化產業中最具生命力、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業態,同時也是一種符合現代需求、具有都市特徵的新型業態,是對現有文化產業的重要補充。 最近幾年中國各地文化旅遊產業園區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如西安曲江臨潼、洛陽漢魏故城、隋唐城遺址等,許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設「文化旅遊產業園區」的目標。2010年7月,中國文化部出台了《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管理辦法(試行)》,對文化產業園區的申報、命名和監督管理提出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什麼樣的園區算得上是文化旅遊產業園區?文化旅遊產業園區與我們經常提到的文化產業園區相比有什麼獨特的特徵?如何打造或者創意構建文化旅遊產業園區的獨特價值?綠維創景通過系統的理論分析,並結合成功案例,對文化旅遊產業園區的構建和成功開發做了初步的系統研究,試圖提煉出文化旅遊產業園區的構建要素,並提出打造的重要方法,以為各地的旅遊開發管理者提供參考。 綠維創景認為,文化旅遊產業園區的內涵至少應包括以下四方面內容:(1)以某種歷史文化集合和時尚文化資源稟賦為依託,以旅遊為主導,以文化旅遊產業作為園區的核心和支柱產業,開發相關的系列文化產品;(2)目的是滿足當地居民及外來旅遊者特定的文化和休閑需求;(3)反映的是地域特殊的文化、社會與經濟需求;(4)有其特有的運行機制,園區的組織管理是通過專門的管理協調機構來進行的。 同時,我們提出了文化產業園區構建的七大要素:1、文化主線的選擇與定位 2、園區產業驅動力的塑造3、旅遊產業聚集要素完備、4、遊憩體驗方式的創新、5、創意構建文化旅遊產品、6、創新管理融資機制、7、強化整合營銷策略。【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規劃設計:綠維創景】

I. 什麼產業與多業態融合是體現文化產業園區復合功能的保障

隨著產業環境的變化,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和基地也在不斷地升級換代。有些順應市場和時代的需求,發展勢頭良好;有些卻經營不善,落寞離場。企業對園區的需求有什麼變化?應怎樣促進產業園區和基地的良性發展?

從外源推動轉向內源驅動

與國外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在探索政府政策與文化創意市場機制協同的作用方式時,由於原有的產業基礎和市場基礎比較薄弱,從而在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更大程度上必須通過土地、資金、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加以扶持,表現在直接介入文創園區、街區等集聚區的建設與運營管理上。

具體到地方的文創產業及其園區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的定位乃至發展動力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地方政府的政策效應。從現實來看,近些年各地建設的大大小小上千家「文化創意產業園」就是基於這種推動模式下的跨越式邁進,這些園區反映出來的泡沫現象也主要是基於這種外在的推動模式,導致動力不可持續性、擴張發展盲目性和運行機制低效性等問題。

因此,一些區域特別是先行發展地區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在積極推進政府職能定位和政策導向的轉換,進一步培育和強化市場機制及市場主體的作用,著眼於更大程度上激發市場活力和主體動力,從而逐步探索文創園區以內生動力為主的政府與市場協同驅動模式。

從園區建設轉向園區運營

集聚或集群化發展是文創產業發展的基本空間形式和組織形態,而在產業集聚發展的路徑上不同國家或地區具有各自特色,大致可歸為兩種模式:一是市場機製作用下各類經濟主體自發集聚形成的產業群落,二是地方政府主導下通過園區建設形成的文創類產業園區,而後者是當今中國各地大力推進文創產業集聚發展的主要模式。

近幾年,各地規劃建設的園區雖然規模和層次都不盡相同,但一般都具有明確的空間地理邊界、企業組織范圍、產權邊界、管理機構主體等。

空間、組織的有界性以及園區行為的主體性是這類園區的基本特性。在「政府政策+市場機制+園區機構+企業主體」共同構成的運行體系中,園區組織成為文創產業體系運行中的重要行為主體,而且在從園區建設進入園區運營優化發展階段後,園區組織將成為集成產業群系統資源更為關鍵的因素,並在文創產業園區的潛在功能發揮和可持續發展中具有推動作用。

一些文創產業先行發展地區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導向的著眼點上已在推進從園區建設向園區資源的整合、質量和功效的提升、市場化運營組織的培育等方面的轉化,並且對園區運營機制模式的優化進行了有益探索和創新,這種創新和探索的成效也已初步顯現,涌現了一批典型的園區運營模式,如北京「尚8模式」、上海「德必模式」、深圳「靈獅模式」等。

從單一產業振興轉向融合發展

隨著國內外文創產業融合發展的實踐,文創產業顯現出更深層次的潛在功能,由此也促使人們對其融合發展方式及其功能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即文創產業的融合特性已使得它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產業現象,而是一種與新時代相適應的新生發展範式。特別是由於它與科技融合而相得益彰,與傳統產業融合而促使其新生活力和價值倍增,與新興產業融合而促使其業態更放異彩,由此衍生出了文化科技類園區如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非遺文化產業類園區如深圳羅湖區梧桐山藝術小鎮等。

此外,我國發達地區在先行發展文創產業的基礎上,已在進一步強化創意經濟時代融合發展的理念,特別是2014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促進了文創產業與旅遊休閑、時尚服務、建築裝潢、工業製造、農業生產等特色經濟領域的融合發展。這些趨勢在文創園區內消化得更加明顯,比如,梧桐山藝術小鎮不僅積極發展非遺項目的研究與研發、展覽展示、體驗和交易的「政、產、學、研、銷」專業平台,而且整合資源,將發展文化產業與城市更新結合起來,積極倡導「非遺+科技」「非遺+旅遊」的經營理念,立志打造成為深圳非遺產業開發的文化標桿。再如,2013年5月開園的深圳鹽田國際創意港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成立之初就以「文化+電商」「學院+園區」融合為發展定位,開創了全國首個「文化創意+電子商務+工業設計教育培訓」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

從多部門分業管理轉向機構協同

文創產業日益顯現出國民經濟支柱和國家或區域軟實力的重要地位,但由於文創產業與傳統產業有很大不同,它實質是融合性的產業經濟形態,除了文化、創意、科技等因素緊密融合外,幾乎所有產業也都需要融入「創意」元素,從而「創意」生產也就成為各產業鏈的重要環節。

在文創產業園區建設發展中,各地主管文化、傳媒、出版等部門的黨委宣傳部已成為地方領導和推動文創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包括部分地方政府的相關行政或經濟部門也對園區「齊抓共管」。

隨著產業的發展和園區的成型,外延式擴張及外源式驅動的作用實效開始遞減,這就需要培育形成系統協同機制激發內源性驅動的作用模式,以取代原有外源力量主導和簡單疊加作用的體制機制模式。

因此,根據文創產業的融合發展特性,我國在文創產業不斷探索發展的進程中,先期發展的許多地方已意識到以往傳統的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如今創意經濟時代融合發展的範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為克服原有體制的弊端,在整體的管理體制機制上積極進行創新探索,正在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管理協調體制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

它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成立了由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負責、相關職能管理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或協調領導小組,並下設辦公室或類似機構負責承擔日常統一管理協調工作。所不同的是,各地主要責任部門的任務分工及協調機制存在差異。

(前瞻產業研究院,專業產業園區規劃機構。)

J. 《中國產業新城運營理論與實踐》一書是哪個機構深入研究後形成的,歷時幾年完成

中國指數研究院通過深入研究產業新城運營相關理論、調研產業新城實踐案例,最終形成《中國內產業新城運容營理論與實踐》專著。
此處提到的深入研究,主要也是藉助於華夏幸福、張江高科等優秀運營商提供數據及國外相關著作進行案例等情況分析,談不上用了多少年。
畢竟該類作品時效性是比較強的, 研究就用了十幾、幾十年,國情早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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