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文化產業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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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韓國文化產業佔gdp

2007年，佔GDP7%左右，現在肯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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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9年到2001年的3年時間里，幾乎是一夜之間，以韓國大眾流行文化為代表的「韓流」一舉進佔中國文化娛樂市場。「韓流」文化出口主打產品為游戲、電視劇、電影。「韓流」文化產品出口不僅為韓國賺取了大筆外匯，更為國家形象的提升立下汗馬功勞。

重建國家形象

為了推動文化產業，韓國成立文化產業專責機構，將文化資產轉化為創意產業，並以進入國際市場為目標。1998年韓國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方針，並從1999年至2002年先後頒布一系列扶持文化法律保障政策。韓國政府出面設立了文化產業研究生院；加強了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一些大型文化項目進行經濟支援，成立管理投資資金的專門公司，做到專款專用；採取措施保護著作權；為緩解部分國家對「韓流」產生的排斥情緒，決定每年引進並上映部分亞洲國家的優秀影片。

推廣不遺餘力

韓國還設立了許多機構推廣韓國文化，從組織上保證「韓流」的影響力。包括：在首爾建立「韓流發祥園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設「韓流體驗館」；由民間專家學者組建「亞洲文化交流協會」，對出口的文化內容質量把關，防止因出口劣質文化產品而降低外界對「韓流」文化產品的信任度；對「韓流」文化盛行國家和地區的使領館加派文化官員；成立「韓國文化振興院」，在「韓流」影響大的國家和城市設駐外辦事處；在韓國多個城市舉辦過多屆「韓流商品博覽會」等。通過將「韓流」輸出到全世界，韓國不僅提升了本國形象，也使韓國文化在世界風行。而韓國制定的文化立國戰略和一系列文化政策，更是帶動了韓國各行業的發展，為其帶來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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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請問韓國文化在其經濟中所佔比重。

妨比較一下香港的影視業和韓國同業最近幾年的發展情況。八年前，韓國和香港一樣遭到了金融危機的嚴重打擊，韓國政府幾近破產。也就是在一九九八年，韓國開始調整文化發展政策及戰略，政府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確立了「二十一世紀是以文化來建立新時代的時候」（韓國文化觀光部長語）的宗旨，採取一系列策略，使韓國影片的外銷額一下子在幾年內增長了幾十倍。像《大長今》之類在香港引起轟動的韓劇不僅給韓國帶來豐厚收入，而且傳播了韓國文化，使韓國成了亞洲的「文化輸出國」。反觀香港的影視業，八年來步履蹣跚，業內人士抱怨更多的是盜版及非法下載影響影視業發展，其實，看看同在亞洲的韓國，就會受到深刻的啟示。非獨影視業，韓國的經驗值得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認真思考。

韓國人經略海外之踵
作者：趙博淵 來源：《南風窗》雜志 日期：2007-09-13 瀏覽：7802

8月13日，從阿富汗傳來令人欣慰的消息：7月19日被綁架的23名韓國人質中的兩名女性——金智娜和金慶子獲釋。塔利班聲稱，現在發球權轉到了韓國政府手上，希望韓國能夠說服阿富汗當局釋放被囚同夥。

這既是好消息，更是個壞消息。人質獲釋固然是好事，可塔利班眼巴巴地把賭注全押到了韓國政府身上卻讓人難以樂觀起來。至少，這對於仍未獲得自由的19名人質絕非福音。從事發至今的種種跡象來看，韓國並沒有能力對阿富汗當局產生多少有效影響。假如塔利班吊足了胃口卻未見成效，難保不會狗急跳牆。

被魔盒殃及的信徒

當韓國人質事件發生時，筆者一時也難以相信。因為以往阿境內也發生過綁架外國人事件，但被綁人數通常是三兩成群，多半是些戰地記者和援建工程人員。而且，每次綁架事件的間隔期也越來越長，恰恰說明塔利班綁架外國人質正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難以為繼。現在居然一下子有這么多東方面孔的人（多數為女性）在沒有武裝衛護的情況下被綁，一是說明這些人掉以輕心，二隻能說是塔利班進行了精心籌劃，對人質行動路線了如指掌，部署也比以往更嚴密。

更值得說的是韓國人質的身份。與之前的受害者不同，韓國人質都具備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其中，有包括已被殺害的裴亨圭、沈聖珉在內的3名專業神職人員，其餘人員皆為普通信徒兼援阿義工。有人認為，韓國人質被綁架乃至被殺害完全是因為跑到阿富汗策動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緣故，並將之上綱上線到宗教沖突的高度。竊以為這基本上是個偽命題，否則，這些年慘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中國工程人員又該作何解釋呢？在恐怖分子看來，被綁架人質是什麼身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質能為自己帶來什麼現實利益。

之前就有多名美國人質在伊拉克境內被殺，但那並不能讓美國回心轉意，放棄反恐戰爭。所以，塔利班改變策略，改而向其他盟國下手。今年3月的義大利人質危機發生後，義大利政府就軟磨硬泡，最終迫使阿富汗政府釋放了5名塔利班重犯。這其中就有塔組織南部區的最高指揮官曼蘇爾·達杜拉，他也正是7·18德國人質事件和7·19韓國人質危機的策劃者。看來，作為當事人的他正是從自身經歷中嘗到了甜頭，獲得了靈感。

可以說，義大利人質事件打開了潘多拉魔盒，23名韓國京畿道泉水教會的信徒不過是因城門失火而被殃及的池魚罷了。在塔利班蓄謀已久、志在必得的綁票陰影下，韓國義工無辜得可比那竇娥還冤。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人質自身就毫無責任。從人質出發前在仁川機場的合影中的一副快樂表情看，他們更像是要前往歐洲度假，這恰恰說明他們的麻痹心理：阿富汗局勢比伊拉克相對安定些，去了估計不會有什麼危險吧？再聯系起在伊拉克曾有7名韓國牧師被綁架後獲釋，阿富汗政府去年夏天曾將1000多名參加和平集會的韓國人驅逐出境一事，與其說人質們不畏艱險，更不如說是無知者無畏。

人質之外，韓國政府、泉水教會以及韓國人的國民性也都要分擔部分責任。首先，人質當中，正規的專業神職人員寥寥3人，基本可歸入民間組織，而對於民間組織的海外活動，韓國外交通商部早在2004年6月金善日事件（金善日在伊拉克為替美軍供應食品的韓國佳納貿易公司當翻譯，業余充當「在阿拉伯服務的傳教士」，被恐怖分子綁架5天後遭斬首）後就有過規定，特別要求普通國民不要前往戰爭地區，那麼現在這么多人置身危險地區，就要追究海關等方面的瀆職責任了。

其次，從23名人質的領隊、已故的裴亨圭牧師生前的日記內容來看，此次趕赴阿富汗屬於半傳教、半援助性質，希圖藉助無私的援助給苦難中的阿富汗民眾帶去上帝的福音。冒險傳播信仰固然精神可嘉，但這是專業神職人員的分內之事，又何苦把普通信徒也捎帶上？教會組織這樣做，是否是為了金錢和榮譽而不擇手段？最後，盡管泉水教會已經公開道歉，韓國媒體也努力淡化人質的宗教色彩，然而，一個殘留的疑問是，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很多，且不乏虔誠者，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本無基督教傳統的東方國家遭遇不測？這跟韓國人的國民性是否也有一定關聯？

大國意識的擴張

因為韓國傳教士並非第一次遇險，而韓國政府也沒有出台更多的限制措施，這當中一定有一種國民輿論在支撐，所以不妨把人質危機放到整個韓國對外交往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從表面上看，傳教只是單純的宗教行為，但實際上，這種宗教復制移植還會帶來一些副產品：傳教國的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和價值判斷。譬如公元7世紀開始的伊斯蘭教在中東、北非、中亞的擴張浪潮不但帶去了宗教，更把異質的阿拉伯文明植根於這些地區。直至今日，阿富汗人的姓名仍舊是典型的阿拉伯風格。而在此之前，阿富汗人信奉的恰恰是溫良平和的佛教。

再轉到基督教上來看，綿延300年的十字軍東征反映了歐洲文明早年的血腥擴張；大航海時代耶穌會士在全球范圍內的遊走背後折射出的是西班牙的全球殖民霸權；19世紀對東方進行滲透的西方傳教士中尤以最強大繁榮的英、德籍人士為主。不知在今天的韓國政商兩界精英眼中，傳教士是否也是韓國人道德感的源泉之一和韓國商品的義務推銷員？

在偏執和不寬容等特點上，中世紀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可謂五十步笑百步。歐洲宗教改革過後，更為世俗的新教統治了歐洲的多數強國，基督教內發的擴張性因世俗化而日漸消退。進入近代，基督教更是逐漸降格為本國世俗政權對外擴張的補充，一般都是搭著大國崛起的便車才重新抬頭，並且，傳教活動規模越大，自發性越強，越能折射出所在國大國意識的膨脹。

韓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儒家社會，初次接觸基督教還是300年前的事。後來，由於頻繁的民族苦難導致信仰缺失，再加上美國傳教士的執著和友善，韓國的基督徒在日據時期和韓戰過後兩次劇增。時至今日，韓國基督教信徒約1800萬人，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達到39%，加上天主教則已突破50%。韓國已繼菲律賓和東帝汶之後成為亞洲第三個以基督教為主導信仰的國家。當然，這並不能抹殺韓國儒家的社會底色。至少，在反映韓國社會日常生活的影視劇里，韓國人的言談舉止還是遵循儒家法度。

不過，古往今來的例子說明，一個民族最容易對它新接受的更高級的信仰或文明著迷，並且不遺餘力地要外族來分享它成長的秘密和喜悅。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走西方傳統的擴張道路是一例，如今擺脫蘇聯近半個世紀鐵幕統治，改習美式民主政治的東歐國家對美國以推廣自由民主為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之戮力支持，也是顯例。像大韓民族這樣的經歷了慘重的戰爭和分裂創傷，一半國民以為經濟奇跡是建立在耶穌信仰之上的民族，他們中的佼佼者成為傳教的急先鋒，也就不難理解了。

經略海外之踵

在韓國60年當代史上，除了貿易，其對外輸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樣：1960年代派往越南的韓國軍隊，1970年代遠赴中東的建築工人，以及1990年代開始風靡的文化商品，即中國人俗稱的「韓流」。再加上近年來興起的宗教輸出，其演進趨勢經歷了一個由有形到無形，從物質到精神，從硬實力到軟實力的轉變。這幾乎是任何大國對外擴張所遵循的三部曲。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所言，羅馬曾征服世界三次，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英國和美國的成功崛起也大致佐證了這一定律，為什麼當韓國重走這段老路時，還剛剛邁出第二步，就遭受到國人異樣的眼光呢？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對韓國的現狀做個全面掃描。

還在5年以前，韓國的確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國家，尤其是它在1997年金融風暴後的迅速恢復更體現了一個大國應有的作為。也就是從那時起，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國成為了韓國由朝到野的共同心聲。然而，在盧武鉉執政期間，韓國卻迎來了「失去的5年」。

韓國《朝鮮日報》每年歲末都會組織國民用四字短語來概括一年當中韓國的種種得失，從這5年的總結語來看，似乎都昭示韓國正處於低迷壓抑的狀態中：由於近年來朝鮮核危機的升級和韓國在半島日益邊緣化，再加上盧武鉉執政失當導致內政陷於空轉，韓國的政治外交角色正逐漸被朝鮮取代；由於本國經濟結構失調以及勞動力價格居高難下，國內投資持續低迷，資本外流到中、越等新興經濟體，這反過來又造成國內失業率增加，韓國經濟也在遭受台灣人所說的「空洞化危機」；在文化上韓國曾一度創造了《大長今》的收視奇跡，日本女性甚至把擇偶標准概括為「首爾男人」。

然而好景不長，自2006年開始，作為韓國文化輸出最重要載體的韓流也遭遇了寒流——首先，韓流本身屬於流行文化，缺乏底蘊，時間一長，難免發生審美疲勞；其次，現實當中韓國的種種做法惹人反感，令人進而對韓國文化產生抗拒情緒；最後，韓國文化屬於中華文化圈，輻射地帶也限於東亞，很難想像一個阿富汗人能夠深刻理解韓劇中的前輩可以對晚輩動輒打罵竟也合乎社會倫理的事實。毫不誇張地說，韓國的低迷狀態充斥於各個領域，漢江神話正在逐漸泡沫化。

一個國家的擴張所依託的無外乎硬實力和軟實力。論硬實力，韓國近年來呈現衰退跡象，更因朝鮮核武器出現而貶值。論軟實力，韓國既不能向周邊樹立其制度範本，在文化上也後勁不足，乏善可陳。試問，一個在文化上先進而充滿自信的國家又哪裡用得著到處刨人祖墳，把端午節等鄰人之物冒認為己有？更哪裡犯得著用刀筆對本國歷史實施跳躍式的延長和粉飾呢？這恰恰是一個文化弱者自卑心理的體現。

既然文不足以折服友邦，武不足以威懾強鄰，除了祭出低成本的宗教旗幟，韓國似乎也沒有可用之物了。有趣的是，即便是傳教士肩上扛的十字架也非身土不二的「Made in Korea」，而是大洋彼岸的舶來品。然而，比起那些始終局限半島之內，難得其門而出的國貨，基督教好歹還具備更為廣泛的普世價值，而價值的普世性恰恰正是大國擴張得以兼容於異國的必要條件。問題是，這個並不正宗的基督教傳播者，居然因為政府外交路線的錯配，而得不到基督教人口最多的美國的外交支持。美國答應可以武力解救人質，但就是不允許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進行「換囚」交易，這顯示在美國的反恐天平上，傳教不過是次要的事。而韓國人在阿富汗這個敏感地點被綁，與美國的利益發生間接沖突，就難免要舉國痛悼了。

看來，韓國來做傳教這吃力不討好的事，固然是其經略海外的捷徑，可基督教底子並不深厚的韓國民眾還真捨不得他們的孩子犧牲在異國他鄉，而韓國的外交資源也還投送不到阿富汗那麼偏遠的地方。於是，既貪其名，又慮其害，轉而怪責美國薄情寡義，實在是他們走不出也躲不掉的鬼打牆宿命。這樣的阿喀琉斯之踵，對於自詡「擁有9200年文明史」、整天魂牽夢縈「大國戰略」的大韓民族來說，實在是個不小的反諷與善意的提醒。

⑺ 材料一 中國 美國 日本 韓國 在全球文化產業中所佔比重（%） 3 43 10 6 文化產業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