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緊急求救：土地改革不久，為什麼要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把過渡時期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改變農村十分落後的狀況。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一方面，工業所需的商品糧食和相當一部分工業原料，依靠農業提供；另一方面，個體農業的分散性和經濟力量的薄弱，妨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農民普遍較低的購買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業品的市場。另外，農村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和兩極分化現象，在土改基本完成後越來越明顯。通過農村合作化，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將農民個體私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成為一項迫切任務。糧、棉、油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和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事業的開展，為全面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堅持自願互利原則和穩步前進方針，採取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辦法，並在實踐中摸索出互助組（全稱「農業生產互助組」，中國勞動農民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組織的、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集體勞動組織。是中國農村由個體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過渡的初級形式。其特點是，由幾戶或十幾戶農民，按照自願互利原則組織起來，共同勞動，換工互助，以解決組員間缺少勞力、耕畜和農具的困難。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仍歸農民私有。互助組通常分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兩類——① 初級社（全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國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建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是中國農村經濟由個體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形式。初級社一般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特點是：按照自願互利原則，社員將私有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交社統一經營和使用，由社按照質量和數量給予適當的土地分紅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報酬；初級社在社員分工和協作的基礎上統一組織集體勞動；產品由社統一分配，社員除土地分紅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報酬外，主要是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勞動報酬。初級社部分地改變了私有制。② 高級社（全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初級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其特點是：取消了土地報酬，將社員私有的土地無代價地轉歸集體所有；耕畜、大型農具按照自願互利原則折價歸社；實現了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化。高級社在計劃分工和協作的基礎上組織社員集體勞動。勞動產品由社統一分配，除交納農業稅，完成國家統購任務，扣除生產費、公積金、公益金以外，所余部分根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採取勞動分工的形式進行分配。③ 等由低級到高級的合作社形式。整個改造過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起，到1956年底結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辦互助組為主，同時試辦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社。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於12月15日頒布執行。決議草案規定，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必須貫徹自願互利原則，採取典型示範、逐步推廣的辦法；規定農民互助合作的三種主要形式，即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初級社）。到1952年底，全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發展到800萬余個，參加農戶4536萬戶，佔全國總農戶的40％。各地試辦初級社3600餘個。
1953年4月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闡述 「穩步前進」的方針。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確定積極領導、穩步前進方針。決議進一步指明了引導農民經過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正確道路。此後，農業合作社從試辦進入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1954年至1955年底，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展。
《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公布後，到1954年春，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9萬個，比原來增長近7倍。同年秋，初級社已經發展到10萬個。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決定1955年將合作社發展到60萬個。到1955年1月，合作社就達到了48萬個，已大大超過原定全年發展計劃。為此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發展，集中力量進行鞏固，在少數地區進行收縮。3月上旬，毛澤東提出 「停、縮、發」的三字方針，即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停止發展、實行收縮和適當發展。但合作社數量仍在急劇增長，到4月，合作社發展到67萬個。
農村工作部4月下旬召開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會後各地進行合作社整頓和鞏固工作。結果，全國原有67萬個合作社，經過整頓，縮掉2萬個，剩下65萬個。
當年夏季，由於對農業合作化形勢的看法不同，在黨的內部引發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的一場爭論。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系統闡述了農業合作化的理論、方針和原則，並對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但在報告中，錯誤地指責由鄧子恢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站在群眾運動後面指手畫腳的「小腳女人」，將正常的黨內爭論說成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此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加速發展，出現了高潮。
10月4日至11日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級社，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到1955年底，全國初級社已發展109.5萬個，入社農戶7545萬戶；高級社也在1955年下半年由500個猛增到1.7萬個。
第三階段：1956年初至1956年底，高級社迅猛發展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1956年1月，在初級社基本普及的形勢下，全國開始由辦初級社為主轉入辦高級社為主的階段。高級社迅猛發展，6月底發展到30萬個，加入高級社農戶達7600萬戶。到1956年底，高級社達到54萬個，入高級社農戶達10742.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87.8％。至此，全國提前實現了農業合作化，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總體上是成功的。它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為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鞏固了工農聯盟。從1953年到195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改造過程出現要求過急、改變太快、工作過粗和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的問題，畢竟是屬於實際工作中的偏差。我國農業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方向是正確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功績必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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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走集體化道路
無論走到哪裡都要合群 現在是團隊作戰 不是之前的單打獨斗的年代啦
Ⅲ 為什麼中國最富裕，最和諧農村都走集體化道路
不富裕的農村，正是因為一盤散沙，沒有好的為村民利益著想的帶頭人
Ⅳ 五十年代的農村集體化道路是否准確
個人認為五十年代的農村集體生活是正確的.
雖然它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當時舊中國的經專濟發展,但是以當時的屬國情看來,舊中國的農村只能走集體的生活道路,如果硬是要個體戶制,只是拔苗助長而已.
當代的農村應該以快節奏的方式走上新農村道路;引進科學的養殖技術,大肆發展養殖業.提高農村人的積極性,有一個新農村的新風貌.
Ⅳ 當年引導中國農民走合作化道路和今天構建社會主義新農
從1951年12月開抄始，黨中央頒發了一系列的決議，規定了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通過合作化道路，把農民個體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理論和實踐。1953年春，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獲得土地的農民有著極大的生產積極性，但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中國共產黨當時認為只有組織起來互助合作，才能發展生產，共同富裕。
1953年，先後發布了《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和《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中國農村開始了互助合作運動引導他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走集體化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到1956年底，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Ⅵ 河南省有個村堅持不分田走集體化道路是什麼村
那是河南省的柳庄村
Ⅶ 如何認識集體化下的鄉村社會
通過改革前後六十年的反思，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即改革前和改革後都有農民滿意的一面和不滿的一面。人們贊嘆改革後農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同時又贊嘆改革前凝聚的集體力量；人們不滿現實的最大問題是貧富懸殊、兩級分化，而對過去不滿的最大問題是溫飽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仔細分析，我們還會發現一個不同點，改革前的不滿主要是工作中的失誤，而不是集體化沒有優越性，改革後的不滿主要是家庭經營固有的弊端，而並非幹部工作所能改變。顯然，只要我們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不斷糾正以往工作中的錯誤，集體化的優越性便能充分發揮，中國農村就會進入持續的發展。事實上，華西、劉庄等明星村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當全國普遍實行家庭經營後，華西、劉庄等部分農村沒有隨大流，而是繼續堅定集體化發展的道路，同時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避免了以往工作中的失誤，從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實現了共同富裕和兩個文明的同步促進。這一發展與小崗村的發展形成巨大的反差。此時，中央提出鼓勵和支持廣大農民二次走集體化道路，完全合情合理。可是有人擔心離開家庭經營就會餓肚子。其實，這種認識過高估計了家庭經營的作用，忽視了集體化發展的潛力。改革前出現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確讓人難忘，但畢竟是一個特殊時期，當集體化發展到改革前夕，多數農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或基本解決，小崗村的情況只代表部分農村，並不代表多數農村。改革後農民溫飽問題普遍得以解決，除了家庭經營使農民迸發出短暫的熱情外，還有以下因素：
（一）國家工作重點由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改革前三十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三）改革前的種子革命起了作用，尤其是雜交水稻的成功推廣；
（四）工業積累完成以後開始返哺農業，農業機械，電器，化肥等生產資料由過去的供不應求到滿足供應；
（五）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中國處在和平發展的環境，對內不再備戰備荒，對外不再用大量的物資援助別國；
（六）對外開放引進了國外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國外農產品在中國市場廣泛出售；
（七）勞動強度減弱，飲食結構改善，農民口糧需求減少近半；
（八）計劃生育收到顯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顯降低，人口素質明顯提高；
（九）三農問題引起中央重視，農民負擔大大減輕。
基於以上因素，盡管1985年之後，農民種地積極性一直減退，但中國仍然沒有出現糧食危機，否則，早出問題了。此外，家庭經營後統計的糧食產量，完全來自於鄉村幹部的估計，各地為顯示政績，所估產量往往高於實際產量。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對家庭經營持有樂觀態度，更不可以因為溫飽問題的解決來否認甚至掩蓋家庭經營固有的弊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農村現在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已不是從前的溫飽問題，而是從政策上考慮：如何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級分化，使人民安居樂業；如何讓閑置的大型農業機械動起來，提高生產效率，實現農業產業化；如何讓有識之士在農村創業有用武之地，使農村成為大學生創業的廣闊天地。這些問題，華西、劉庄等部分農村的實踐為我們找到了很好的答案。凡是去過華西、劉庄村的人們，都會看到那裡的富裕是共同富裕，人民安居樂業；那裡的生產效率極大提高，具備現代化標准；那裡的人才聚集，科技成果不低於城市化水平。總之，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村設施現代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科學化，科學決策民主化，在這些村已成為現實，看了這些村，中國的農村才像進入盛世時代。人們嚮往這樣的村，期待這樣的村出現更多，有的村已自發地放棄家庭經營，再次走向集體化，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南街村就是最好的說明。對此，站在對廣大人民負責，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著想的角度，我們再沒有理由懷疑集體化的優越性，再不能採取消極等待、觀望迴避的態度，只有肯定他們的實踐，指出未來農村的發展走向仍是集體化，而不是愚昧落後封閉的家庭經營。
綜上所述，中國農村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農村的差距，早在中國近代史上就已形成，並非集體化造成，恰恰是集體化縮短了這一歷史差距，繼續過去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最終使我們更加落後，沿用別國的生產方式，只能跟在別國後面爬行。實踐證明，只有集體化才能體現廣大農民的利益，集中廣大農民的智慧，凝聚廣大農民的力量；也只有集體化才能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保持穩定發展。實踐將進一步證明，農村集體化是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而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和完善，則是農村集體化歷史發展的必然。農村改革前的最大失誤在於我們的工作沒有因地制宜，沒有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而改革後的最大失誤在於變集體經營為家庭經營方面搞了一刀切，慶幸的是華西、劉庄、南街等部分農村的改革是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改革，因而找到了正確的出路，完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越性。當然，現階段，華西、劉庄、南街等部分農村的實踐不能代表中國所有的農村，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家庭經營的存在。應當承認，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很長時間，家庭經營仍將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會脫離實際，就會犯改革前的錯誤，但我們必須看到農村未來的發展主流是集體化。因此，普遍把家庭經營長期作為農村發展的單一形式的政策是不合理的。我以為，凡是人口較多，且自然條件可以進行機械化作業的村，都要引導他們並在他們自願的基礎上逐步走向集體化，只要中央政策推動，各級領導重視，加上典型帶動，堅信一定會有更多的村走向集體化。而走向集體化的村能否像華西、劉庄、南街那樣發展，關鍵要看我們的幹部、並且首先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否則，群眾不會跟著干，集體化的優越性是發揮不好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培養和造就一批無私奉獻的優秀幹部，當然，這又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這項工作做好了，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許許多多的華西、劉庄、南街村出現，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真正進入盛世時代。
Ⅷ 集體化道路對於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農民有何意義
一是避免農村生產資料不足，以人力方式解決牛馬和水利設施的使用，保證不誤農時不誤工； 二是避免農村農民在分配到土地之後， 由於無力種或其它原因又出賣農田，重新成為貧佃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