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楊濤

Ⅰ 安康學院校長 是 急。。。。。。。。。。。。。。

黨委書記 楊 濤

院 長 王興林

黨委副書記 王興林

副院長

楊行玉 胡鴻曉 陳 剛 閔小平 向紀明

紀委書記 閔小平

Ⅱ 宏觀經濟問題 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是怎樣確定的

近期，一些經濟學者高呼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數十年來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也將不復存在。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實證分析表明，劉易斯拐點的假說是站不住腳的，」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濤近日在復旦經濟學院舉辦的主題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與展望的政策圓桌會議上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數據顯示，8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城鄉普通工人工資基本上是同步、持續增長的。」

劉易斯拐點是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的一個假說，這個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經濟發展之初，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邊際生產力幾乎為零；農村在制度性工資，普通勞動工資長期不變；拐點到來後，普通勞動工資則會出現普遍上漲。」楊濤教授進一步指出了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所包含的三個假設。

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況符合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假說嗎？楊濤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變化和城鎮與農村普通工人工資的變化兩張圖表，從圖中可以看到，城鄉間這兩項指標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持續的。也就是說，城鄉二元勞動工資收入的實際狀況並不支持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假說。

楊濤教授指出近一段時期內之所以「民工荒」頻發，根源在於農村生活環境的改善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降低了農民進城的熱情，「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農民工不願意出來，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中國經濟的人口紅利仍然存在，「中國仍有勞動力的優勢，舉個例子來說，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僅相當於日韓的7%-10%，和泰國差不多。」

最後，楊教授預測未來幾年中國勞動工資的增幅會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GDP增速的放緩。」

Ⅲ 求經濟學論文 有關城鄉差距方面

論交易效率與中國的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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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交易效率視角考察中國的城鄉差距是一個可取的理論嘗試，它能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城鄉差距提供一個較為統一的解釋。中國的情形具有特殊性，表現為特殊的交易效率結構對城鄉差距的影響。從這一視角考察1949年以來中國的城鄉差距可發現，中國的城鄉差距不同於市場經濟國家，更多地表現為人為的、外生性的城鄉差距。解決的辦法在於取消不利於經濟體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厲行有利於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
[關鍵詞]中國的城鄉差距；交易效率；城鄉二元結構
[作者簡介]趙紅軍（1970-），男，陝西白水人，上海外貿學院講師，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尹伯成（1936-），男，江蘇宜興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獲得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科規劃項目"交易效率、工業化與城市化——中國經濟內生增長的機制與途徑"以及復旦大學"金秋"項目資助。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的城鄉差距已引起很多經濟學家關注（如趙人偉，李實，1997；李實，2002；Ding，2002；蔡，楊濤，2000），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城鄉差距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縮小，相反卻出現了不斷擴大、日益尖銳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的長期跟蹤發現，中國的貨幣性城鄉差距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不斷拉大趨勢，從當時的1.8上升到現在的3.1.如果再考慮城鎮居民所享受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非貨幣性因素，中國的城鄉差距可稱為世界之最[1].
城鄉差距何以形成？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農業上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跟不上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採用完全的分工制度。"[2-p7]這表明，勞動分工程度的差別是導致農業和製造業生產力差別的重要原因。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Lewis ，1954）、蘭尼斯和費景漢（Ranis and Fei ，1961）、喬根森（Jorgenson ，1961）、瑞（Ray ，1998）等認為，農業部門使用的是勞動密集型、工具簡單的生產方式，非農業部門使用的是資本密集型和復雜工具；農業部門以家庭作為組織生產的模式，總產出按家庭成員分配，非農業部門以企業作為主要的生產組織形式，總產出按工資和利潤分配，正是這些特徵和差別造成了城鄉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
庫茲涅茨（Kuznets ，1955）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的研究均表明，城鄉收入差距是經濟發展中的自然現象。一開始趨於擴大，但隨著經濟發展，將進一步縮小，二者之間呈倒U 型關系。楊小凱（1993，2000，2003）、Yang and Rice （1994）等研究也表明，城鄉差距起因於城市和鄉村產業的勞動分工差別，而這種勞動分工的差別則受制於不同的交易效率。農村人們居住分散，與城市距離遠，所以農村的交易效率低，而城市人們居住近，相互間距離近，因而交易效率高，這種不同的交易效率差別將導致城鄉差距自然出現，但隨著交易效率不斷提高，這種差別就會自然消失[3][4].
本文認為，從交易效率視角分析經濟發展和城鄉差距是一個可取的理論嘗試。第一，它能夠綜合考察各國的交通、地理、區位、通信、基礎設施等交易效率硬條件對城鄉差距的影響，也能考察法律制度、社會誠信、開放程度、人文傳統、制度改革等交易效率軟條件對城鄉差距的影響，為研究不同體制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第二，在交易效率框架內，不同經濟體制的差別和經濟發展差別就是它們交易效率軟條件或硬條件的差別，這樣就為如何消除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選擇怎樣的改革政策和目標路徑提供了十分清晰的政策建議[5-p29～60].下面將從這一框架出發，先論述我國交易效率結構的特殊性，接著以此為視角對1949年以來我國交易效率與城鄉差距的關系進行經驗考察，以證明這一框架在分析中國情形時的適用性，並試圖為如何消除我國的城鄉差距給予政策啟示。
二、交易效率分析框架與中國情形的特殊性
（一）交易效率分析框架
按交易效率分析框架，影響一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慢、質量好壞的各種因素可劃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交易效率硬條件，一類可稱為交易效率軟條件。前者主要取決於地理區位好壞、交通、通信、網路技術改進、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等，後者主要取決於一國法律制度、產權制度、誠信傳統、經濟開放程度、銀行體系的競爭性、教育、人力資本水平和貿易體制等，見圖1所示。

在經濟發展中，這些交易效率硬條件和軟條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原因在於它們是"經濟人"進行生產、經營和交易活動的重要社會基礎設施，不僅影響"經濟人"生產、經營和交易活動的成本和收益，而且也影響整個社會生產、交易活動的效率高低、投資人投資積極性是否充分發揮等，見圖2所示。
從第一個層次看，一國經濟體的綜合交易效率不僅會影響其產品、要素交換頻率和速度快慢，而且也影響其勞動力的流動性。如果一開始沒有一個較為高效的交易效率，產品市場、要素市場與勞動市場就可能難以為繼，或者根本不會存在，而這必將影響此後的經濟發展。比如，我國明清時期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城鎮中生產最終消費品的活動和商業活動中的分工水平己得到發展，但當時落後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允許製造機器和工具行業的參與，也沒有在發明和機器製造領域得到發展，十分低下的交易效率軟、硬條件致使這種原始資本主義最終夭折。
從第二個層次看，如果產品、要素和勞動力的流動、交易難以進行，毫無疑問，這將阻礙生產的規模經濟以及相應的勞動分工，延緩工業化進程，城市化可能便無從談起。比如，1900年到193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發展加速，城鄉之間移民基本自由。當時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總人口為2730萬，佔5億人口的5-8%.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奉行的自由移民政策使城市在改進交易效率方面的優勢充分發揮，從而也是勞動分工水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6-IV].

從第三個層次看，如果工業化和城市化受到阻礙，那麼一國的經濟發展、收入差距、人民的生活狀況等也會受其影響。從交易效率框架出發，可以發現，計劃經濟體效率低、市場經濟體效率高的根本差別並不在於兩種不同經濟體的微觀主體有什麼不同，而在於其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條件綜合而成的交易效率存在差別。這種不同的交易效率差別必然通過影響居民和企業的自利活動而影響整個經濟發展。結果，計劃經濟體和市場經濟體的發展績效自然不同[7].
（二）中國特殊的交易效率結構與城鄉差距
從這一基本點出發可發現，中國的城鄉差距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與中國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制度息息相關。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帶來的結果是中國形成了特殊的交易效率結構，這種特殊的交易效率結構必然影響經濟體的生產活動、交易活動和整個社會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水平，從而也就影響了中國的城鄉差距。
在市場經濟國家，由於經濟體或公民擁有選擇自己活動的行業、領域和地理區位的自由，因此，交易效率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交易效率硬條件——主要是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地理區位等——對人們經濟活動的限制。隨著科學技術進步，交通條件改善，人們在商業化程度、勞動分工程度和生產力上的差別將趨於消亡。比如工業革命前，美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馬車。由於馬車能耗量大，運載量有限，所以人們的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地理范圍之內。美國東部由於河流密布、交通條件好，因而比較發達，內部勞動分工細密，商業化程度高；而西部則河流稀少，道路狀況惡劣，從而顯得十分落後。當時美國的城鄉差距主要表現為東、西差距。隨著蒸汽機的發明以及在運輸行業的廣泛應用，人們進行遠距離運輸的條件已經成熟。由於蒸汽火車運量大，平均運價低，使人們可以在更廣闊的地理范圍進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因而其東、西差距大大縮小。Mohammed and Williamson（2004）也發現，1869-1950年英國的運輸效率提高與運費率下降之間呈負相關關系。North（1981）則發現了1750-1913年北美和西歐的經濟發展與海洋運費率下降之間呈負相關關系的經驗證據[8].海洋運費的下降，擴大了西方世界的原料供應范圍，允許他們在更廣闊的地理范圍內進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這無疑將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發展。這意味著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活動更主要地受交易效率硬條件的限制。隨著科學技術進步，這些交易效率硬條件將會改進，城鄉差距也會趨於消失。因此，市場經濟國家的城鄉差距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生性差距。
相反，在中國，對經濟活動的限制則不僅來自交易效率硬條件，而且也來自於交易效率軟條件。
原因在於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奉行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內外政策，加之1840年以來西方的掠奪、頻繁的國內外戰事等致使中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交通工具、交易效率硬條件也遠遠落後於西方。更為甚者，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重農抑商和封建統治，企業沒有區位選擇自由，人民較少擁有職業選擇和遷徙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為了對付西方列強制裁，又在很長時間內實行國家主導的"重工業化"發展戰略，實施強制性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人為拉大工農產品"剪刀差"，強制性地為工業化發展進行資金積累。在勞動就業制度上，則嚴格限制農民向城市遷移，阻止人們自由擇業和選擇居住地等。這些人為的制度安排，加大了人們和企業自由進行經濟選擇的成本，降低了經濟體的交易效率，也限制了經濟中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導致了生產效率的極大損失和城市化的滯後。有人估計，僅1978年以來的城市化滯後帶來的就業損失就達7500萬，GDP 損失為10.4%，約8000-9000億元[9].所以，從本質上說，中國的城鄉差距具有外生性、人為性。由於中國情形的特殊性，因此中國城鄉差距與交易效率關系的表現也就不同於西方。這可分別從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後兩種情形來印證。
三、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鄉差距與交易效率
先看圖3，該圖給出了1952-1977年用人均消費代理變數（proxy ）描繪的城鄉差距圖，其中數據運用當時的現價計算，所有數據來自蔡，楊濤（2000）[10].由於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大多數消費品實行政府定價且在長期內保持不變，所以這樣計算的結果與實際水平之間幾乎沒有多大差別。

通過該圖可見：1952-1977年，中國的城鄉差距總體上來說處於一個比較高的狀態，平均值為2.66左右，1958-1963年曾發生了較大波動，差距系數一度超過3.0.與其他亞洲低收入國家相比，這一差距比較大，幾乎要比後者高出1.1-1.5[11].但從1952年到1977年的變化趨勢來看，這一差距基本穩定在2.5左右的水平上。最高值與最低值之間的差距為0.9.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絕對值比較大但相對差距小的狀況，與當時我國奉行的特殊的經濟社會政策、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緩慢的交易效率改進難以分開。
第一，社會主義制度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根本特徵的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均屬公有，人人具有平等的勞動權和收益分配權，城鄉居民幾乎沒有什麼財產收入。第二，建國初期，我國新生的社會主義面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裁和封鎖，國家出於政治目的加緊了"三線"建設，在大西南、大西北等比較邊遠的地區建立了若干軍事工業項目，這一方面鞏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也在客觀上帶動了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鄉的相對平衡發展。第三，為了實施這種帶有政府導向性的"重工業"發展戰略，國家於1953年開始實行了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由政府低價壟斷農產品收購，又以票證控制食品和農產品銷售。該項政策限制了農產品價格的市場調節，壓制了農民的消費，也壓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為重工業化發展積累了可觀的發展資金。1955-1957年，國家又在各部門先後實行"統包統配"的勞動用工和調配製度，將農民嚴格限制在土地上，阻止農民自由擇業，而城鎮崗位則天然屬於城市居民。1958年又正式在全國推行戶籍制度，開始限制居民向城市遷移。資本也多集中在城市使用。文革期間，為了加強城市的社會控制，消除"不安定因素"，國家先後將1600萬城市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又從農村招工1000多萬，實行了一次歷史上罕見的勞動力大轉換。
這一系列特殊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政策措施帶來的一個惡果是整個經濟體交易效率十分低下，內部發展極不均等的狀況。在農村，人們被束縛在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幾乎成了土地的附屬。
他們沒有擇業自由，只能聽從國家安排，面對黃土背朝天，終生勞作。由於農村交通不便，加之國家對農民遷移的嚴格管制，致使農村交易效率劣勢被人為拉大。在城市，由於人口集中帶來的天然交易效率優勢，因而比較便於內部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協作。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城鄉差距之所以比其他國家大，原因主要在於國家實行的特殊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帶來的十分低下的交易效率所致，而並不完全是經濟體自身發展所內生出的二元結構帶來的結果。事實上，如果能將交易效率劃分為由地理環境、交通技術等引起的交易效率硬條件和由制度和政策等引起的交易效率軟條件，那便會發現，前者主要依賴於自然或科技水平，在此交易效率下衍發出來的城鄉差距更多地表現為經濟系統內生出來的城鄉收入差距，而後者則主要依賴於人為的制度因素。人為的制度改革可能促進經濟發展，也可能阻礙經濟發展。若這種制度改革阻礙了經濟發展，那麼在此交易效率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城鄉差距則更多地表現為外生性城鄉差距。在此假設下可發現，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這兩個條件均十分低下，又相互交織，從而使我國的交易效率陷於十分低下的狀態，使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內生性城鄉差距與外生性城鄉差距相互強化，陷於難以自拔的境地。
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鄉差距與交易效率
根據庫茲涅茨、威廉姆森兩人的說法，中國的城鄉差距將隨著經濟發展而趨於縮小。但目前數據顯示，中國的情形似乎有些異常，見圖4（其中城鄉人均消費來自蔡，楊濤（2000）[10]，城鄉人均收入來自1999年和2001《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作者計算）.

首先，無論是從人均消費來看，還是從人均收入來看，城鄉差距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縮小，相反卻表現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動，甚至上漲趨勢。1978-1985年間，城鄉差距表現為逐步縮小，此後到1994年左右一直上升，然後再次轉入下降，在1998年以後再次持續上升。這與Yang and Zhou （1999）、蔡，楊濤（2000）、趙人偉，李實（1997）、Johnson（2001）等人的發現基本一致[12].其次，從總趨勢看，城鄉收入或消費差距在逐步拉大，最高值不斷攀升，均值也不斷提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奇特現象呢？
在本文的交易效率框架中，這可以得到清楚解釋。原因在於197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帶有很大的階段性和地域性，這種階段性和地域性造成了交易效率改進在不同時間和地區有不同表現，因而城鄉差距和二元結構的表現也就很不相同。
具體而言，1978-1985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在農業和農村領域進行。1978年底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使農民成為"准經濟人"，①[所謂准經濟人（quasi -economicman），是指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自主參與並選擇經濟活動、選擇職業和居住地的自由，但這種自由選擇權並不完全，還要受制於很多的制度壁壘限制，比如，農民盡管可以遷居大中城市，但仍然很難獲得合法的市民身份，而只能作為暫住者或短期流動人口對待，甚至無權選擇很多城市職業。]成為能夠獲取自己勞動剩餘索取權的"經濟人"，這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主性，帶來生產效率提升；與此同時，政府也開始進行價格改革，逐步取消了對很多物品的國家定價，開始實行"國家指導、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價格改革。
農產品市場開始放開，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也逐步放開。這些市場化改革措施將農民從土地的附屬變成了土地的主人，使他們獲得了生產和在一定程度上選擇職業和居住地的自由，使生產要素、資本能夠在自由價格作用下實行有效配置；也使農村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大大提升，很多人由此成為各種各樣的農業專業戶，一部分富餘的勞力開始從農業生產活動中游離出來，專門從事其他商業和流通活動。很多人的工作范圍逐步縮小，社會上的職業也開始多樣化；整個社會的商業化程度、專業化水平大大提升。其結果是：相對於稍後進行改革的城市而言，農村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比後者提高得更快，因而生產力也比後者提高得更快，因此城鄉差距縮小應在情理之中。從實際效果來看，城鄉差距大幅度下降，實際城鄉收入和消費比分別從1978年的3.4和2.9下降為1985年的1.93和1.9，達到了整個時期的最低點。
1985年以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暫告結束，隨之城市改革開始加快。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戰場由農村轉向城市。首先國企改革在前幾年試點的基礎上開始進入了以放權讓利為中心的階段。各種形式的承包制開始實行"，利改稅""、撥改貸"等改革也在實質上展開。在此基礎上，銀行和信貸體制改革也大幅度向國有企業和沿海地區傾斜。每逢通貨膨脹，財政渠道幾乎成為向城市職工發放價格補貼的專門機構。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後期，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也拉開序幕，但該次住房制度改革並未對原有住房分配中的不平等因素進行認真考慮，結果這次住房改革也成了將原先體制中城市居民隱性收入顯性化的過程[13].
1985年以後，中央政府逐漸實施了對東部地區進行優惠和鼓勵的發展政策，經濟改革的重心也由西部移往東部。其間，具有深厚歷史傳統和增長潛力的沿海地區鄉鎮企業開始"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緊接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也開始在城市加快進行。城市居民享受著"天然的"優惠條件，擁有住房、教育補貼、醫療保障、養老保險等福利，而廣大農村不僅教育投資自籌，而且各種社會福利自保。國家實行的戶籍制度並未真正放鬆，只是在小范圍內開放，並且限制流向，不能進入大中城市。農村本來人才奇缺，在這種扭曲的戶籍制度下，大量人才通過"跳龍門"跳出農村。1985年後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轉移，各種投資、信貸、企業改革、社會福利改革的"城市偏向"，以及戶籍制度的僵化等均在客觀上強化了城市區位的優越性，使剛有好轉的城鄉收入差距再次反彈。1993年時，城鄉收入和消費比再次恢復到2.6和2.7的水平[14].
1993年後，城鄉收入和消費的短暫下降也是這種"城市偏向性"政策的一種暫時松動。其政策上的表現是政府開始倡導地區平衡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惡化的城鄉差距，但並未真正改變這種政策本身。戶籍制度依然如故，農村社會福利改革仍沒有進展，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仍然受阻。總之，中國經濟改革所具有的暫時性、短期性和地理區域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意志推動，不僅體現了原有體制下的"政策慣性"，而且阻礙了經濟體整個交易效率的持續提高，成為1994年以來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
2000年以後，國家加大了西部開發的力度，不僅在中西部地區新建和擴建了一系列交通、通信、網路等基礎設施項目，而且還加大了中西部經濟改革的步伐，比如允許外資企業優先投資西部、鼓勵大學生去西部就業。2005年的"兩會"又將民營資本進入法律允許的所有產業領域等提上了改革的議事日程，很多地方的人口政策也開始出現松動，這些均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辦法。但由於長期以來西部惡劣的自然、地理條件以及落後的觀念、管理水平和政府治理措施等慣性，因而這些政策的效果也許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後才能顯現出來。盡管如此，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各種有利於"經濟人"進行生產、經營和交易活動的交易效率軟、硬條件不斷改善，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城鄉差距將會保持在一個合理而有效率的水平上。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按交易效率分析框架，城鄉差距與一國經濟體的交易效率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有什麼樣的交易效率便會有什麼樣的城鄉差距。中國的情形表明，計劃經濟時代和轉軌初期階段，中國十分低下的交易效率不僅與科技落後、地理復雜、氣候惡劣存在關聯，而且也與一系列帶有暫時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動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關聯。這種低下的交易效率和特殊的交易效率結構必然阻礙經濟體中生產要素的自由配置，阻礙經濟體中不同個體或組織中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協作，進而妨礙生產效率提高和交易效率更進一步提高。由此，整個社會的商業化程度、專業化程度、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便出現了城鄉兩分、不斷強化、積習難改的惡性陷阱。
市場經濟條件下，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辦法何在？別無他法，只有對症下葯，不斷提高我國整體的交易效率，才能跳出這種惡性陷阱。
首先，可以繼續改善貫通城鄉的交通、通信、郵電等基礎設施，推動這方面的技術進步，從而不斷提高城鄉居民參與生產、交易活動的效率。因為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改善，可降低"經濟人"進行生產和交易活動的運輸和通信成本，增加交易活動次數，從而使經濟體中的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上升，市場地理范圍擴大。另外，這種方法也簡單易行，可主要依靠國家或地方財政，或者民間投資渠道解決，也容易得到政治經濟上的支持，並且也能在短期內收到較好效果。與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相關的投融資體制也急需改革。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不實行基礎設施投融資、運作機制的改革，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將十分艱難。
其次，一系列有利於經濟體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應大力推行，而那些阻礙交易效率提高的舊的制度安排也應破除。比如，應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讓農民享受到更多的自由選擇權、經濟活動參與權和自由遷徙權，消除城鄉之間的人為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發揮市場和競爭在這些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作用，高效而合理地刺激經濟發展，救濟窮人，搞好覆蓋整個社會的社會保障體制等，這些也是縮小城鄉差距有效而必要的途徑。
最後，一個厲行創新、不懈追求高效制度改革的政府也至關重要。因為一國的交易效率高低、人們之間的勞動分工程度，在很大程度取決於政府制定和實施的政策措施以及政府自身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程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在快速實現工業化，保持國家穩定、抵禦敵對國家制裁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重新思考過去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調整不利於經濟發展和交易效率提高的規章制度，這對於消除中國的城鄉差距，推動中國的城市化，保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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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 ].經濟研究，1994（12）.

Ⅳ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經濟學怎麼樣

本人目前在社科大讀金融學碩，路過答一下~

首先，值不值得讀，要看你考的分數。現實經常是分數是有限的，慾望是無窮的，才令人苦惱。

以碩士研究生為例。

如果你能考400分，社科大不太值得讀，因為有太多好學學校可以選擇了，清北復交都沒問題。如果你選擇了社科大，可能就會像我的小室友一樣，抱怨連篇。

如果你能考370、380，也是比較高分了，這是你的選擇也比較多，可以選擇985學校或者財經類的211學校，社科大也是選擇之一。有人會說我考350就可以讀社科大的，考380選社科大虧了。這話說的不全對，社科大招生名額非常少，有的專業只錄取兩個人，如果你覺得自己是350的水平，只要有兩個人考的比你高，你就沒學上。而且分數越高，就能選擇更好的導師，好的導師很多人都會選，一般是分數低的會調劑導師。

如果你能考350、360，社科大當然很值得選擇。正常情況下這個分數只能上一些普通985或者211財經院校不那麼熱門的專業，如果選擇社科大，性價比還是比較高的。

學校有不少好老師，經濟學方面有——經濟所的張宇燕，李琦老師，工經所的吳利學老師，金融所的楊濤老師、王曾武老師，數經所的萬老師、張濤和沈利生老師等。

Ⅳ 楊濤的人物經歷

楊濤，1995年畢業於南京理工大學，獲工學學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財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Ⅵ 楊濤老師：經濟學考研教材不同，如何復習

復習方法:
1.在課本里把該背下來的背下來，找一些題來做。
2.准備考試的時候老師都會發測試卷下來的，也就是以前考過的試卷。你就好好看看錯的地方，最好把錯的重新抄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