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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政治經濟學

發布時間:2020-11-25 13:47:55

『壹』 傳播學四大流派及其觀點

一、傳播學的起源、形成和發展

傳播學形成於20世紀初至40年代的美國,它的形成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
第一,從傳播媒介的發展情況來說,媒介的增加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使得許多社
會科學家越來越關注信息與傳播的問題,並開始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來研究這些問題。
第二,從歷史和社會環境來說,信息心理戰在戰爭進程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第三,與傳播學有著許多銜接點的一些社會科學都已經有了充分發展,為傳播學?供了 理論和研 究方法的基礎。

1.傳播學的早期學術思想源流
(1)歐洲源流
A. 加布里埃爾·塔爾德(Jean Gabriel Tarde)
a) 原為一名法官,因出版《模仿的法則》而成為模仿理論的創始人。
b) 塔爾德認為,一切社會事物「不是發明就是模仿」,而模仿是最常見的,純粹的發明極少見。模仿是通過人的接觸和傳播發生,是「最基本的社會現象」。它分為有意識模仿和無意識模仿,人在集合行為中的模仿是一種無意識模仿,而在社會化過程中的模仿即有意識模仿。其中傳播是最基本的互動渠道。
B. 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
a)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 形式社會學的創始人。
b) 他最早提出「傳播網路」理論:社會上的個人都由各種信息渠道相互連接。要解釋人的行為,最根本的是搞清個人在傳播鏈中的位置。齊美爾將傳播網路描述為「輿論的廚房」,其觀點對帕克關於「報紙對輿論的作用」研究有所影響。
(2)美國源流
A. 約翰·杜威(John Dewey)
a)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實證主義哲學家。他構建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大廈,也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支持者。
b) 他強調教育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認為大眾傳播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在改造社會方面潛力巨大。
c) 他主張:「社會不僅由於傳播而存在,並且在傳播中存在著。」他與帕克等人合作創辦《思想新聞報》,以改良社會為宗旨,報道社會科學最新成果,但最終失敗。
B. 查爾斯·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a)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美國社會學家。他提出鏡中我理論(自我發展理論)、初級群體,並與米德共同創立符號互動論。他在《社會組織》一書中專設《傳播》一章,對傳播定義等許多問題作了論述。
b) 「鏡中我」理論認為,個人行為取決於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或態度是反映「自我」的鏡子。「鏡中我」形成的主要機制是傳播。傳播不僅是個人社會化的途徑,而且是社會聯結成一個整體的紐帶。「鏡中我」概念後被米德發展成為「自我」概念。
c) 「初級群體」是指具有親密的、面對面交往與合作的群體。初級群體是個人社會化的基礎,也是人們「自我」觀念發展的搖籃。
C. 羅伯特·帕克(Robert Allan Ridley Parker)
a) 芝加哥學派的領袖,美國社會學家,被稱為「大眾傳播的第一個理論家」。早年曾從事新聞報道工作,與杜威等人合作創辦《思想新聞報》以改良社會為宗旨,卻最終失敗。
b) 帕克發表《移民報刊及其控制》,反對壓抑或控制外文報刊,強調其有助於維護種族文化,且有助於讀者通過家鄉語言傳遞美國文化,從而融入美國社會。
c) 作為「大眾傳播的第一個理論家」,帕克將傳播定義為:所謂傳播,即在某種意義、某種程度上,個人由此得以推測他人態度和看法的社會心理學過程。
D. 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a) 芝加哥學派中影響僅次於帕克的二號領袖人物,也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互動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b) 曾提出「自我」概念;「主我-客我」理論;自我覺醒(內省式思考);並和庫利共同創立「符號互動論」,經由布魯默總結提出。他去世後,其作品整理成《心靈、自我與社會》等著作。
E.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a) 在《自由與新聞》、《輿論》等論著中,李普曼不僅對新聞的性質及其選擇加工過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兩個重要概念:「擬態環境」和「刻板成見」。
b) 「擬態環境」闡述了現代社會「環境的雙重性」和大眾傳播對現代人行為的影響。
c) 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

『貳』 傳播經濟學的問題急求啊啊啊啊啊啊啊

1、現在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的產業經濟當中「短板」之一就是管理。同樣,長期處於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傳媒產業最弱的環節也還是管理。改革開放以來,傳媒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已經遭遇到了重宣傳管理輕運營管理的規模化發展「瓶頸」,或者說「瓶頸」尚在突破過程中。僅僅從運營結構上看,確實很多的平面或電視媒體,這里包括不少地方性媒體以及一些中央媒體單位,通過資源整合(包括平面媒體與廣播電視媒體的跨媒體整合,另外包括區域內頻道資源、子報系列整合等),實現了集團化、規模化的「媒體再造」。但從實際的運作來看,一是還遺留著不少機械簡單的「體制內」觀念,二是整合往往成為流於形式的合並和「掛牌子」。其實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以往的管理運行模式,當然也不可能實現按產業化思路進行資產優化配置之類的管理創新。不破不立,管理不創新,集團化、規模化不過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已。
中國的傳媒產業的競爭力究竟如何?制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瓶頸」是什麼?在發展中我們怎樣才能同時兼顧社會效益?中國傳媒業距離全球化還有多遠?這些都需要我們從媒介管理學中尋找謎底,需要從事媒介管理學的中國學者認真思考並體現研究的價值。
有些問題是從事媒介管理學研究的學者們必須關注的:比如一談到傳媒的產業化,似乎就只剩下了追求商業價值;一說到管理創新,眼裡就只有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一說到規模化發展,就是不顧實際情況,盲目投資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以上種種問題現象,都是傳媒業在改革過程中一直難以解決的頑疾。
所以,我們對媒介管理研究的理解應該是:除了探討傳媒如何實現產業化、市場化的問題,除了資本運作、風險管理的問題,媒介管理還必須首先思考傳媒產業的戰略定位到底是什麼?既要解決引進管理人才與制度性創新這樣的微觀基礎性建設問題,還必須運籌如何參與國際競爭、進行文化價值輸出等這樣的宏觀話題。
誰都知道,媒介管理學即不等同於傳播學也非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概念。主要原因就在於傳媒作為信息傳播工具,其媒介的意識形態屬性、公共屬性是其他資本產業及其產品所沒有的。所以,媒介管理即要遵守管理學的操作流程,又不能滑落到泛商品化的俗套里;既要尊重其文化屬性的特殊性,又不能脫離所生存的社會結構必須的資本和市場。因此,從維護和促進傳媒產業發展的立場看,媒介管理學不僅應該受到重視,更需要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不斷突破、不斷發展。
隨著全球化、信息技術、網路普及的突飛猛進,網路新媒體的長尾理論已經顛覆了傳統經濟學上的帕累托效應。這意味著傳媒產業以往的經營理念必須進行觀念革命,也正因為媒介管理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或是理論突破,或是技術突破,更或者是產業實踐突破,都將對傳媒自身的發展、甚至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從媒介管理學的特殊性出發,如何協調傳媒產品屬性與社會屬性的關系?產業發展與整體戰略如何銜接?如何促進經濟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與媒介經營改革的互動?確實是值得進行深度理論研究與探討的緊迫話題。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加劇,媒介管理研究已經成為了支撐傳媒業持續做大、做強,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基礎性學科。由於它的前沿性、復合性,要求研究者必須搭建現代企業管理的多重知識架構,較為立體地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踐。而從國情出發是媒介管理研究的本源,站在國際視野高度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
我個人認為,抓住媒體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比如媒體經營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如何互動發展是很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的課題。具體來說,在社會轉型期過程中,媒介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哪些可以依靠政策支持來突破?哪些應該允許試點先行?進行資本性嫁接的傳媒產業應該如何設置擴張周期?擴張周期與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如何銜接等。
中國的問題歷來有自己的特殊性,要想在媒介管理研究上取得一點點成績就必須首先尊重傳媒業的歷史與現實處境,不能脫離具體情況做「純粹」的學術探索。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媒介管理只有通過與現實媒體的操作化嫁接,直接參與媒體的實踐活動,才能讓研究更具有針對性,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為學術而學術。總之,研究必須要與實踐互動。
有些問題必須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
一、對國家針對媒體產業以及相關的文化產業政策進行梳理並結合案例分析,求證政策出台、執行、效果等實際利弊,以此為基點判斷政策走勢和產業趨勢;
二、結合宏觀經濟政策及產業生存環境包括國際媒介生存環境,求證傳媒業改革的壓力與動力的來源、困境及解決對策的參考模式;
三、選擇代表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媒體進行現時點縱向和橫向聚像比較研究,求證媒體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互動效應;
四、對轉型期社會與媒體改革突破點的研究,結合現實成功與失敗案例;
五、預測媒介發展與資本性嫁接的限度以及對政策環境的調整周期的適應及推動作用;
六、媒介生存環境總結及政策調整建議。
追求利潤,僅僅是對企業管理決策有效性的檢驗,而要回答企業的目的,必須在企業之外去尋找,因為企業是社會的一個器官。加拿大學者莫斯在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強調:「傳播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十分強大的商品,因為它除了能生產剩餘價值外,還製造了符號和形象,其意義能夠塑造人們的意識。」《基業長青》的作者認為那些高瞻遠矚公司的「核心價值觀經歷百餘年而一成不變」。
媒介經營與管理是一個社會課題,值得我們為之探索。不僅僅因為流程再造或企業重建,也不因為資本的力量和追逐利潤的動力。
傳媒改革中最緊迫的問題該如何解決,說到底是傳媒業如何發展的問題。
這緣於我們的責任,中國傳媒業的責任。
4,「中國的文化產品貿易遠遠不像商品貿易是出超,而是嚴重入超。多年來,我們的圖書版權貿易一直在10:1左右的逆差水平上徘徊」。「兩會」期間,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政協委員趙啟正在接受中國網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是政治、經濟、文化三強的國家,因此,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特別加強文化的振興,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

我們是世界第一的電視機輸出國,卻不是一個能夠輸出電視內容的國家

趙啟正委員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為全世界的文明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還曾經有四大發明,對推動人類進步起了巨大作用。但這都是祖先的貢獻和祖先的光榮,四大發明之後幾百年來我們沒有更重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後,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我國文化事業有了很大發展,對世界文化貢獻作用開始加強,但必須冷靜地看到,如今中國對外的文化影響遠不如外界對中國的文化影響。

『叄』 傳播學考研那些教材很經典

《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 [美]賽弗林·坦卡德等 華夏出版社 2000年
《人類傳播理論》 [美]斯蒂芬·李特約翰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年第7版
《傳播理論》 [美]斯蒂文·小約翰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 [美]洛厄里、德弗勒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年
《傳播學教程》 郭慶光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年
《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 [美]埃弗里特·羅傑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2年
《傳播學概論》 [美]施拉姆、波特 新華出版社 1984年
《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和未來》 [美]斯坦利·巴蘭、丹尼斯·戴維斯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年
《大眾傳播模式論》 [英]麥奎爾、溫德爾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年
《二十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 張國良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
《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 [美]費斯克等 新華出版社 2004年

《大眾傳播學——影響研究範式》 常昌富、李依倩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論》 陳力丹 開明出版社 2002年再版
《傳播的觀念》 陳衛星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符號透視: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 李彬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
《公眾輿論》 [美]李普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 [美]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 中國廣播學院出版社 2000年
《傳播形態變化:認識新媒介》 [美]羅傑·菲德勒 華夏出版社 2000年
《理解媒介》 [加]麥克盧漢 商務印書館 2000年
《媒體等同》
[美]巴倫·李維斯、克利夫·納斯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
《文化帝國主義》 [英]湯林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理解通俗文化》 [美]約翰·費斯克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年
《通俗文化理論導論》 [美]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 商務印書館 2001年
《認識媒介文化》 [英]尼克·斯蒂文森 商務印書館 2001年
《至關重要的新聞――電視與美國民意》 [美]艾英戈、金德著 新華出版社 2004年
《獲取信息:新聞、真相和權力》 [英]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 新華出版社 2004年
《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
張巨岩 三聯書店 2004年
《新聞:政治的幻象》 [美]W·蘭斯·班尼特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5年
傳播政治經濟學》
[加]文森特·莫斯可 華夏出版社 2000年
《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 [法]阿芒·馬特拉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年
《媒介論爭:19個重大問題的正反方辯論》 [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約翰·C·梅里爾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2004年
《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 [美]彼得斯 華夏出版社 2003年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德]哈貝馬斯 學林出版社 1999年
《作為話語的新聞》 [荷]梵·迪克 華夏出版社 2003年
《媒介·人·現代化》 陳崇山、孫五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年
《傳播統計學》 柯惠新、祝建華、孫江華著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2003年
《大眾傳播研究:現代方法與應用》 [美]邁克爾·辛格爾特里 華夏出版社 2002年

『肆』 默多克和戈爾丁 傳播政治經濟學

萊斯特學派與批判政治經濟學
章戈浩
萊斯特學派,與伯明翰學派(文化學派)在媒體、文化研究中雙峰並立,加上格拉斯哥媒體研究小組則分別代表了傳播學中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三支不同力量。他們甚至一度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派,而被當作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的代表。
然而,作為萊斯特學派的主要人物,無論是默多克還是戈爾丁,他們都不願以萊斯特學派自居,而傾向於自稱批判政治經濟學。從莫斯可對萊斯特學派主要人物所做的訪談中可以看出:「當初研究中心成立 的宗旨只是為了回應1961年內政部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關心,協助評估電視對此問題的影響。雖然他(指哈洛倫)承認政治經濟研究的重要性,但其主要興趣仍在批判社會學的研究上。」 「戈爾丁總結說,比起理查德霍爾所領導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實在談不上有所謂的萊斯特政治經濟學派,它甚至比不上傑伊 布盧姆勒和丹尼斯 麥奎爾在里茲大學所形成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學派。為建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模型,一群個體研究者結合在一起制定了一個制度化的研究計劃,他們包括默多克、戈爾丁、菲力普 艾略特以及一些零散加入的學者。」 。在日後克蘭對萊斯特學派作出的批評時,默多克與戈爾丁也藉此得以加以反駁。
戈爾丁曾在曼徹斯特學習社會學並獲倫敦大學校外學位,此後他也在埃塞克斯大學求學。戈爾丁於1990年被拉夫堡大學任命為社會系主任。默多克早年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過經濟學與社會學。他於60年代曾在蘇塞克斯撰寫過一篇關於精英藝術市場在紐約崛起與在巴黎衰落的論文。此後,由於研究興趣轉向大眾文化與青年文化,他轉入了萊斯特大學,並在該校從事了近二十年的文化與傳播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研究。默多克現任教拉夫堡大學。他的主要學術興趣包括文化社會學與文化政治經濟學。他也是挪威伯格大學大眾傳播學院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包括,媒體工業機制。
默多克與戈爾丁如果不是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設定了其研究的議題,至少也是為歐洲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開拓的研究領域。他們幾乎涉及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同時也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代表隊」參與了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傳播研究學派的論爭。在1973年,默多克與戈爾丁在《社會主義文摘》上發表《呼喚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 一文,此文後來被認為歐洲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宣言性與綱領性文字。戈爾丁的主要作品包括《稅收與再現》 、《超越文化帝國主義》 、《問題中的文化研究》 兩人合作編撰了《媒體政治經濟學》 、《研究傳播》
1970年,哈洛倫與默多克就英國媒體對1968年倫敦反對越戰大遊行所做的「歪曲」報道做了一項專題研究,出版了批判學派的經曲之作——《示威遊行與傳播:一個個案研究》 。哈洛倫等人針對此事的報道展開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結論。比如,他們指出,在傳媒日趨壟斷的時代,所謂民主社會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趨向非民主化。「事實上,商業競爭非但沒有給媒體內容帶來繁榮和多樣,反而經常使它們呈現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標新立異的也只能在類似的媒體詮釋和觀眾預期的框架中進行。……極其不公正的報道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在缺乏其他說法的情況下,觀眾根本無法判斷其真實性和全面性。」
哈洛倫與默多克的研究認為,「自18世紀後期開始,英國出現了以贏利為目的的廉價商業報紙,並逐步取代了過去的政黨報紙。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商業報紙為了贏利而必須取悅盡可能多的讀者,因此故意避免鮮明的政治立場,標榜價值中立和客觀報道。久而久之,所謂的不加任何主觀價值判斷的事實報道,即缺乏背景介紹的硬新聞便成了報紙的主角。電視新聞不但繼承報紙新聞這一實踐規范,更將它推到極致,與電視作為視覺聽覺媒體的技術特點相適應。突發事件成了新聞報道的主要對象,事實的過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遊行而言,記者們等待的突發事件就是這一過程中為數極少的暴力沖突事件,是視覺上刺激和精彩的鏡頭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過程及其社會意義。」
《示威遊行與傳播:一個個案研究》無論是對於媒體研究與文化研究還是默多克以及萊斯特學派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作品。這一研究採用了傳統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通過量化和非量化的取樣途徑,剖析了英國的報刊和電視因受其行業自身利益和邏輯的局限而對學生反對越戰遊行示威報道的失實和歪曲。這項研究使得萊斯特大學傳媒研究中心聲名鵲起,成為英國媒體與文化研究繼伯明翰大學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後的又一理論重鎮。此後,該中心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關於媒體的研究,包括傳媒與教育、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以及自然環境保護等之間的關系。萊斯特學派對70年代初興起的青少年大眾文化(popular youth culture)的調查,與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一道成為了早期文化研究的經典。與以往經驗主義的傳媒效果研究不同,此研究把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學生以及他們與傳媒的關系置於大的社會語境和過程中,進行經驗調查和分析。
默多克和戈爾丁力圖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式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用於傳播和媒體的研究。他們理論的一個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沒有解決大眾媒體的作用,沒有認識到大眾媒體在使得財富、權力的不平等對於被剝削者顯得是必然的。統治階級獲取了對知識、信息和社會形象傳播的控制權,因此他們要通過大眾媒體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帶來這種利益的社會制度。因此默多克和戈爾丁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媒體在傳播知識、信息是從研究大眾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著手的。默多克和戈爾丁一直堅持,大眾傳媒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它是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自然遵循20世紀資本的運作規律,即集中和壟斷。他們通過追蹤記錄傳媒公司之間的吞並聯合,分析傳播媒體的壟斷趨勢。同時,默多克和戈爾丁也強調,傳媒產品,包括各類信息、文化娛樂和意識形態,與一般性生產與生活用品相比,具有其特殊性。這些軟性產品,對消費者及受眾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能夠產生深刻和廣泛的影響,更可以形成公眾輿論,干預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過程。
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中,談到所有權與控制權時通常是以「所有權分散論」與「管理革命論」來為媒體控制者作出解脫。特別是70年代中期以來,傳媒研究中對媒體製作(media proction)的關注逐漸增加,不少研究將焦點放在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實踐過程,強調他們相對獨立的實際操作權。在1982出版的《大企業與傳播產業的控制》 一文中,默多克通過對英國八家主要私營電視台所作的所有權及控制現狀的調查,針對「所有權分散權」與「管理革命論」作了分析。他認為,所有權分散論不過是用表面現象掩蔽了問題的實質。當今包括傳播媒體在內的資本主義企業幾乎都採用了股份制,這種情況造成了企業所有權分散。事實上,小股東所持的股票只是零星少數,他們在股東大會上並無發言權,真正控制企業的還是少數擁有大宗股票的大股東。大股東憑借自己的勢力支配著多數的小股東。所有權的表面分散並沒有減弱資本家對企業的控制權,反而強化了這種權力。對於管理革命論,默多克借用了馬克思早年對股份公司中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趨勢的預見。馬克思實際上在著作中談到了在股份公司的發展中,不擁有股份的管理階層將取代資本家走上管理崗位,資本家會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但這並不表示資本家同時失去了有效控制權。通過董事會等機構,資本家緊緊地控制著企業,雖然他們不再從事企業的日常管理。默多克指出,資方的擁有權與媒體從業人員相對獨立的操作權,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中,都應該加以區分對待。因此他將這兩種權力分別稱為allocative power與operational power。默多克與戈爾丁的這種思路被有學者稱為「行動/權力」理論,他們不同於同樣對所有權關注的「結構/決定」,後者「著重於分析檢視企業主在機會受限的情況下,文化與經濟環境的影響力有多大。」 而默多克與戈爾丁的研究則側重於企業是什麼人控制的問題上,不論個人團休是控制管理該組織的權力中心。他們旨在說明權力中心的管理者的意志來管理企業的未來走向。
默多克還通過對美國電視連續劇的考察,談到了廣告對傳播內容的影響。他通過對美國電視連續劇歷史的考察發現,在二戰後曾出現了不少描寫下層人民和工人階級生活的電視劇。這種節目深受觀眾歡迎,卻觸怒了廣告商。廣告商認為這種電視威脅了他們追求的社會形式。因而,廣告大力扶助以上流社會生活為主的電視劇以及娛樂性的充滿色情兇殺內容。因此,他認為媒體的收入大部分來自廣告商而不是一般觀眾,因而對傳播內容起決定作用的是廣告商而不是受眾,資本以廣告的形式有力而且有效地對傳播內容進行了干涉。這些思想顯然與後文將提及的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戈爾丁也在他1979的研究中指出,經濟資源的分配對報紙產業在意識形態上的多樣性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英國受到右翼報刊的控制,其原因就是為了打入國內和國際市場而付了昂貴的代價,面缺少換成別的刊物就會有能力獲得的廣告收入。 所有制的諸種形式與組織之、報刊內容與右翼政治派別的控制之間存在著聯系。
他們認為,如果能表明大眾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集中在一個統治階級手中,那麼也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媒體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們正是通過他們的經驗研究證實這一點,大眾傳播產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集中在相對較小的經濟和金融強勢集團手中,因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的經典論斷「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被他們加以論證。
盡管默多克與戈爾丁與法蘭克福學派同屬批判陣營,但是默多克和戈爾丁對法蘭克福學派的部分觀點和方法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過分誇大了文化形式的自律性,而沒有充分認識到大眾文化的物質生產與生產在各種包含著生產的經濟關系的影響。雖然他們對於文化產業持著和阿爾多諾等法蘭克福學派池者類似的想法:大眾媒體所傳播的意識形態把資本主義社會結合起來,保證統治階級的主導地位。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大眾媒體完全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傳達工具和發泄渠道,成為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洗腦」的工具。他們將大眾媒體產品和大眾媒體所有權、控制權的關系,大眾媒體與階級權力的關系當作經過協調的間接的關系。他們指出機構確實在使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合法化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但它們同那一秩序的關系卻是復雜和多變的。
在發表於1973年的《意識形態與大眾媒體》一文中默多克即提出要認識和理解散這一新的消費制度----包括形象和符號體系,「我們不能只把它當成一種人們可以隨意控制和掌握的象徵體系,我們還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物質的工業體系。一時我們把文化工業看成實實在在的工業, 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文化形式主義多樣性的日益削弱。在受眾和消費者展示創造性的同時, 我們看到的是媒體所有權的晶趨壟斷、文化生產的日益商業化,以及公共領域的逐漸削弱。」
「我們在認識到期大眾和消費者富有創造力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他們的的創造力所受的制約他們只能在文化工業提供素材的前提下顯示和表達自己的創造力。這樣,關鍵的總是就成了誰來規定象徵領域的議事日程?在什麼樣的先決條件下開展這引起議事日程?回答諸如此類總是我們就不得不將看作是一個工業休系,受到某些特殊形式的權力的制約。」
如果我們想認識和了解人們為什麼會有各式各樣的文化生活和進行這樣那親的文化消費,我們應該從一些赤裸裸的物質事實出發,例如他們擁有多少財產和金錢,他們從事的職業是什麼,有多少可支配的閑暇時間,家裡的活動空間有多大工,等等。我們可以把所有這些都看成決定文化消費的物質因素,在此之後,我們才需要引入其他種種因素。實際上,經濟地位和物質狀況只能人們的消費規定一個邊界線,而不能界線以內具體如何從事文化活動和文化消費。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戈爾丁與默多克開始從事的一系列關於媒體效果的研究。這組研究受到了另一位政治經濟學者克蘭的批評。克蘭認為他們兩人從原有的立場向後退縮。
戈爾丁的研究著重在於英國小報對津貼領取者的態度 。戈爾丁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英國媒體發現,在一個福利國家中存在著事實上的貧實問題,而媒體在報導這些時,從對貧窮問題的報導轉向了窮人犯罪問題的報導。這種被戈爾丁稱為scrougerphobia在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時開始消退。
1991年, 戈爾丁與默多克在<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一文中,還曾引用奧本海默的資料以分析 階級分化對傳播的影響。他們證實,英國的收入差距在加大,收入最高的男性從業者收長增長幅度比最低的高出42%。戈爾丁還指出一個頗有意味的事實,收入與是否擁有電話、電視、家用電腦等現代傳播硬體息息相關,而收入是界定階級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
近年來,默多克與戈爾丁十分關注數字技術對傳播業的影響,並就數字鴻溝等問題進行了嚴肅的討探。

傳播政治經濟學
一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消費)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學科。它強調政治及經濟力量對傳播活動的影響。

二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起源背景
1 報業,電子媒介及電信業從家族企業向20世紀產業界的主要產業的轉變。這種轉變導致全球媒介的深層集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使傳媒的市場化運作成為一種不可阻止的潮流。於是一些政治經濟學家便開始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這個領域,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 大眾消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政治經濟學家研究價值認識的整個過程.因為在這種大眾消費經濟的強烈刺激下,媒介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受眾的需求,滿足受眾的口味,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商品有著廣闊的市場場景,在激烈的媒介市場的競爭中有自己的位置。
3 國家通過角色的擴張,成為傳播的生產者,行銷者,消費者以及監控者,於是,國家制度與傳播制度之間是什麼關系也開始成為了政治經濟學者開始關心的問題。
4 商業與國家力量的壯大,引發了政治經濟研究對媒介帝國主義的議題進行辯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後面的分析模式當中做更具體的闡述)

三 學術代表人物
(加拿大)達拉斯 .斯密塞:受眾商品論
作為這個領域的開創人,斯密塞以「受眾商品論」著名於傳播學界。

(美國)赫伯特.席勒:傳播:信息與政治經濟
他被譽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他的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在世界上反響甚大,在這本書中,他建立了傳播、信息與政治經濟的理論聯系。

(英國)格雷厄姆。默多克與戈爾丁:媒體所有權和控制權
默多克和戈爾丁力圖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式與經驗研究相結合,用於傳播和媒體的研究。因此默多克和戈爾丁是從研究大眾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著手的。

四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本身也暗示著政治經濟學者對傳播研究的兩大邏輯:政治的與經濟的。政治邏輯即權力邏輯,就是讓經濟決策的權力逐漸落入少數集團和個人的手中。而經濟邏輯即生產的邏輯,它不可避免地支配全球的經濟活動。依照這種政治和經濟的思路,莫斯可就提出了研究傳播的三個切入點: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這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最為核心的內容。
商品化:商品化是把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
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商品化就是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那麼,在傳播領域當中,商品化也就是指媒介通過提供文化產品獲得廣告從而得到利潤的過程。比如說新聞咨訊,影視劇,電視記錄片,娛樂節目,這些產品首先是具有一種使用價值吧,受眾可以從中獲得信息,收獲知識,滿足感官刺激等等,但政治經濟學者認為,這並不是媒介的最終目標,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受眾收看或者閱讀這些產品來獲得廣告尋求利潤。這就是傳播的商品化過程,而針對這個過程,不同的學者又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商品形式。
媒體內容的商品化:套用經典的馬克思式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來進行分析,那麼媒體內容的商品化過程是這樣的:比如說一家報社,它的傳播內容就是這樣商品化的:報紙記者作為賺取工資的被僱傭者,他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他們的撰稿能力)。而資本控制了印刷機、辦公室之類的生產工具,將若干個記者的勞動力轉化成為新聞稿組合成一整套的產品,也就是一份報紙,拿到市場上銷售。銷售成功後,資本家得到利潤,並將部分利潤用於支付工資,擴大再生產。最後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媒體內容就成功的實現了商品化的過程。但這還只是媒體內容商品化的一個方向,還有一個方向就是媒體運用廣告來完成整個傳播活動的商品化過程.這是著名的傳播學者加漢姆和斯密塞所提出來的一個研究方向,他們認為在研究媒體內容商品化的時候,不能僅僅強調產品的意義,因為強調產品的意義就是強調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媒介產品本身生產的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產品嘛,如果只是看到這個方面的話,就沒有充分的將大眾媒介當成經濟實體來研究,所以必須看到媒體內容的商品化也包括了廣告媒介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由此,斯密塞又提出了受眾商品的概念。
受眾的商品化: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斯密塞提出來的「受眾商品論」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另具一格。他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將這種情況比作提供免費午餐的小酒店.20世紀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採用的方法是「免費午餐」,而這種「免費午餐」是用以吸引顧客登門飲酒的。而大眾媒體就像免費午餐一樣,比如說電視台,它提供的「免費午餐」是喜劇、音樂、新聞、游戲和戲劇,目的是引誘受眾來到生產現場——電視機前收看廣告,我們看廣告是要付出時間的吧,而電視台正是將受眾的這種時間或者稱勞動賣給了廣告商來獲得價值,所以按照斯密塞的這個觀點,受眾實際上就是媒介的勞工,受眾將自己的時間交給了媒介公司,媒介公司將免費的節目作為受眾的報酬,同時受眾又為媒介公司創造了剩餘價值。因此斯密塞將受眾勞動作為大眾媒體的主要商品。毫無疑問,這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具體運用。
控制論的商品化:另一種對商品化的考察被稱為控制論的商品化。這種由米漢提出的觀點,雖然相對於受眾商品的討論並不是研究的熱門。但是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實際上在現在的電子媒介日益發達的情況下,應該還是有它的理論價值的,而且加拿大學者莫斯可對此評價很高。這個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媒介生產的商品不是信息,也不是受眾,而是收視率。米漢指出,廣播電視生產的商品,並不是實際的受眾(所謂受眾的人頭數),而只是關於受眾的信息(觀眾的多少、類別的構成、使用媒介的形態)。媒介與廣告客戶之間的交易,是通過收聽收視率行業進行的商品交換,而由這種交換過程產生的商品,是收聽收視率這種信息性、資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
傳播勞動的商品化:勞動商品化,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哲學觀點,政治經濟學者利用這個觀點發現了兩種與傳播研究有關的過程:第一,傳播系統和傳播技術的應用擴展了所有的勞動商品化的過程,其中包括傳播產業的勞動商品化,第二,就象政治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雙重的過程,勞動是在生產貨物商品和勞務商品的過程中被商品化的。
商品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切入點,但不是唯一的切入點,莫斯可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是空間化,也就是說傳播領域正在朝著空間化的趨勢發展,那麼什麼是空間化呢?

空間化:傳播業中企業權力的制度延伸
相信大家都知道默多克新聞集團吧,今年的4月9日,他實現了其長達20年之久的衛星電視網覆蓋全球的夢想。標志事件就是美國休斯電子公司同意以66億美元的股票及現金價格將其麾下的直接電視公司出售給了默多克的新聞集團。而我們都知道,實際上最開始魯伯特.默多克只是澳大利亞一份發行不到10萬份的報業公司的老闆,現在一躍成為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綜合性傳媒公司之一,集團資產市值超過310億美元,那麼,他是怎樣由一家報業公司擴張成為一家綜合性傳媒公司的呢?實際上它的發展過程就是空間化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比如1985年收購美國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這就是空間化的一種形式,我們把它叫做橫向集中,就是指一家媒體公司購買另一家媒體公司的主要股份,這其中既有傳統媒體行業購買新媒體,就象當年的默多克作為一家報業公司收購電影公司那樣,也包括媒體企業涉足非媒體行業,象美國無線電公司購買一家出租汽車公司一樣。
而除了橫向集中,還有縱向集中. 縱向集中則是指相同產業生產線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打個最本土化的比方,例如湖南電視台最初作為一家電視台發展到今天的湖南廣電集團,就是旗下合並了多家媒體和相關產業的公司,總資產達30幾個億。
這種企業規模與企業集中的空間化發展趨勢已經成為了現當代媒體行業發展的主要特徵。除此之外,跨國經營企業與全球化是另一種新型的空間化的趨勢,尤其是全球化,已經成為了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者關注的重要話題。我們可以看到少數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控制和壟斷著當今世界的信息生產和流通,他們通過贏得技術上的優勢,今天已經成為了地球上最發達的信息社會,美國控制著世界上的電影和電視節目,還有象西方國家擁有世界上最權威的新聞機構,象BBC這些電視台,還有各大通訊社,很多關於世界新聞都是從這里傳播出去的,包括我們經常看到的一些國際新聞,很多也都是購買的他們的新聞資源,而這樣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它意味著在信息和傳播上處於劣勢地位的國家將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意味著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地位。因此,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有學者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新世界傳播秩序」的強烈呼聲。

結構化:強調社會能動力量和社會變革
結構化應該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最難理解的內容,莫斯可是從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社會運動和霸權這幾個方面來分析結構化的。他強調的主要是一種社會變革對於傳播活動的影響。
首先,從階級而言,傳播政治經濟學家的社會階級研究主要揭示的是階級權力的重要意義.階級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中形成的,可以由他們的財產和收入來衡量其經濟地位,進而判斷社會地位,比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劃分.而在社會中處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就可以通過他們的強大力量改變傳播活動。比如他們可以改變傳播政策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家還討論了傳播資源享用權的分配關系。他們指出,傳播資源在不同的階級其享用權是不一樣的。如網路傳播就需要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參與,而經濟地位低的人在這一方面獲得的資源就較少,於是形成差距,一種傳播等級的差異。
而就性別而言,傳播政治經濟學強調的主要是一種女性被忽視的結構轉變,這個在我們身邊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如長沙電視女性頻道的誕生.在媒體傳播過程中,女性往往被忽視,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女權主義運動的出現等等一些因素的作用,人們發現女性其實也是傳播領域當中一個需要重視的群體,所以女性頻道的開辟便是對原有的女性不被關注的一種舊結構舊傳統的顛覆。另外性別對於結構化的影響還表現在女性在媒介組織中的權力掌握問題和政策決定過程的參與權問題等等這些方面。
另外種族分化在傳播業中也造成了享有權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國黑人和白人享有傳播資源的不平等。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共同構成了整個傳播結構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要了解結構化過程,還必須關注到社會運動這個因素,因為有些社會運動正推動著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發生著社會變革,從而影響到傳播活動。如女權主義運動,黑人權利運動等等,而有些社會運動則圍繞著媒介生產與媒介政策本身進行,他們也影響著傳播活動。例如,錄象帶的盜版,電腦黑客,他們就是向傳播工具控制權的集中化發起的挑戰,還有圍繞我們前面提到的"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而組織的運動,就是直接針對傳媒生產與分配的不平等狀況所做出的國際性的努力。這些都表明社會運動正在影響著人類的傳播活動。
我們最後再來看霸權,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霸權不是一種強制意義上的霸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礎上,具體表現在人們廣泛接受的一系列實際觀念當中,比如:市場是生產型經濟的支柱,投票選舉是實行民主的主要手段,喝牛奶可以補鈣等等,這就是一種霸權,霸權(包括話語權)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他深刻的影響著傳播活動的內容同時又通過傳播在社會中製造霸權,但霸權不是不可攻克的,就象我們剛說的喝牛奶可以補鈣這個已經被大部分人們認可的觀念現在不是也正在被我們的林博士所否定嗎?而且正在通過傳播媒介逐漸的影響到更多的人。建立新的霸權可以把"非主流"的東西變成"主流",從而實現一種傳播領域的新秩序和新結構。
總之,我們可以看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結構化其實是對舊結構的顛覆和一種新結構的建立,實現傳播資源享用權的合理分配和平衡。

『伍』 有人斷言傳播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談談你的理解。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資本家和商人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他們靠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進行資本積累。當今發達國家的工人有高收入、高工資,是因為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高,單位時間勞動生產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發達國家一天創造的經濟效益也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資本家即便是付給工人高工資,仍然可以在刨去生產成本後獲得可觀的利益。而給付工人高工資,可以刺激工人消費,活躍市場,刺激生產。從而在市場上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陸』 學傳播學是一種什麼體驗

本、碩傳播學資深體驗戶前來湊答。就我目前五年的傳播學學習體驗而言,我覺得傳播學就=啥都學=啥都學不深

本科的時候,在新聞傳播學這一級學科下吧,不學點新聞采寫中外新聞史簡直說不過去,學了新聞采寫又不能不學學攝影和錄視頻吧,紙媒和電視媒體都得平衡嘛,不然厚此薄彼多說不過去。然後還有公關關系、作為與社會學嚴重交叉的學科還要學社會學,然後是專業課:傳播學教程、人際傳播、國際雙語傳播、新聞傳播法律與法規、健康傳播、發展傳播……哦對,突然想起來還有西方文化概論

總的來說本科階段的傳播學就是一個大而化之的籠統學科,非常尷尬,新聞采寫比不過新聞學,攝影實操比不過廣播電視新聞學,只有理論深一點,但問題是,本科階段學那麼多理論有啥用呢,又不搞學術。

研究生階段的傳播學學習才讓我覺得有一種在學點東西的感覺。我覺得學傳播學的話,只有對它的發展歷程、三大範式、幾大學派有了一個系統的了解了之後,才能算是入門了。(想要對傳播學的範式有所了解的話此處薦書劉海龍的《大眾傳播:範式與流派》

以上 祝好~

『柒』 什麼是傳播政治經濟學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作用的一門科學,它強調以一種「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

『捌』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內容簡介

現代傳播譯叢。來
本書拒絕將源一個人、一種關系、一次歷史事件所具有的明顯復雜性簡化成一個核心本質或核心概括。
盡管大森媒介及傳播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取向在時下極具建設性和啟發性,但是本書作者文森特·莫斯可只是將其視為解釋社會過程的一家之言。他堅持認為,他所全力投入的這個學科並不因為它的來由而具有了天然權威性的一系列意義。因為,從本質上說,溝通和傳播的價值不在於貢獻出問題的答案,而在於不時展現人類意識格外銳利的一面。

『玖』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有何異同

法蘭克福學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貢獻是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概念,「單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機械復制」理論。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一支。他們最大的特色,在於建立所謂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相較於傳統社會科學要以科學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會經濟等等的法則規律,他們則更進一步要探討歷史的發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諾提出的文化工業、哈貝馬斯提出的溝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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