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現需要了解我國綠色經濟發展受哪些因素的影響,請根據所學的計量經濟學知識設
在我國，經過30 年的發展，計量經濟學模型已經成為經濟理論研究和實際經濟分析一種主流的實證方法。與此同時，人們對於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產生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評價，究其原因部分來自於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本身，更多地來自於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應用研究( 李子奈和齊良書，2010a) 。一部分研究者由於不了解計量模型方法具體的應用背景和適用條件，陷入一種濫用和錯用的誤區，一項實證研究從計量經濟模型的設定開始，一直到模型的估計、檢驗、評價和解釋，隨意性和錯誤隨處可見。針對這一現象，洪永淼(2007) 、李子奈( 2007，2008) 以及李子奈和齊良書( 2010a，2010b) 聯系我國實際，從計量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以及其哲學基礎、經濟學基礎、模型設定問題等角度對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進行了奠基性的研究。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區別於其他相關學科的本質特徵是什麼? 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如何保證? 這些問題引發了國際計量經濟學界三次集中的大討論，一場經驗研究的「可信性革命」( Angrist and Pischke，2010) 蔚然成風。第一次大討論始於著名的「凱恩斯—丁伯根之爭」( Keynes，1939，1940; Tinbergen，1940) ，凱恩斯認為丁伯根所用的多元回歸分析是一種「巫術」，計量經濟學作為「統計煉金術」的分支還遠未成熟到足以成為科學的分支。凱恩斯反對使用概率論，而丁伯根使用的「回歸」卻未能利用概率論的原理很好地解釋估計結果，當時的經濟學經驗研究陷入困難叢生的境地。最後這場爭論以Haavelmo( 1944) 《計量經濟學中的概率論方法》一文的發表而告結束，該文為經濟學中的概率論思想正名，在概率論的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計量經濟學基本框架。自此，計量經濟學不僅改變了人們關於客觀經濟世界知識的形成方式，而且逐漸成為經濟學主流的經驗研究方法。
1980 年代初，眾多學者的反思掀起了有關經驗研究可信性問題的第二次大討論。Sims( 1980)對當時的大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所施加的外部約束條件的可靠性提出質疑，認為這些不現實的約束條件將導致不可靠的政策分析結論，進而建議使用更少約束條件的VAR 建模策略。該模型已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廣泛採用，主要用於分析經濟如何受到經濟政策臨時性變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Sims 也因此獲得201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Hendry( 1980) 就計量經濟學的應用淪為煉金術問題展開尖銳的批判，提出讓經驗研究走向科學的一條金科玉律就是「檢驗、檢驗、再檢驗」。Leamer( 1983) 一文則指出回歸分析中模型假定以及控制變數選擇的隨意性導致的結果脆弱性，由此提倡應該進行回歸模型的敏感性分析。Black( 1982) 以及Pratt ＆Schlaifer( 1984) 對應用研究者將回歸模型中的相關關系錯誤推廣至因果關系提出批判，同時對兩者的區別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㈡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說明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使發展方式轉變的正確性。
貌似是高中的題目。。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傳統的發展思維和模式, 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資源永續利用、環境不斷改善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協調統一, 決不能走人口增長失控、過度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舊路。要堅持開源與節流並重, 預防與治理結合, 減輕資源環境壓力,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轉變。要大力發展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生態工業, 以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農產品為主體的生態農業, 以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綠色消費」和「綠色服務」為標志的生態服務業。只有這樣, 才能達到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 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 建成低投入、少污染、可循環的國民經濟和節約型社會, 既保證當代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又為子孫後代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真正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根本上看, 我國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由於增長方式粗放,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 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從而加劇了能源、資源短缺的壓力, 致使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矛盾與形勢相當突出和嚴峻。
㈢ 結合材料,運用經濟生活知識回答:我國實現綠色發展的經濟學依據是什麼
我國的能源及資源不僅人均佔有量很低，而且利用率一直不高，近年來資源約束問題凸顯，資源供給和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些都決定了我國必須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要不斷地解決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達到綠色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最終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戰略目標。
從內涵看，綠色發展是在傳統發展基礎上的一種模式創新，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將環境保護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支柱的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要點:一是要將環境資源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二是要把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綠色發展的目標；三是要把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生態化」作為綠色發展的主要內容和途徑。
只有大力發展綠色經濟，才能有效突破資源環境瓶頸制約，在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中占據主動和有利位置
伴隨著對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所存在問題的不斷質疑，綠色理念的提出已經有五十多年。這是人類對自身生產、生活方式的反省。
1962年，美國人卡遜發表了《寂靜的春天》，對傳統工業文明造成環境破壞作了反思，引起各界對環境保護的重視。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對西方工業化國家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提出了嚴重質疑。
但在當時，綠色理念主要集中在污染的末端治理方面。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強調通過新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降低污染排放；1989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皮爾斯等人在《綠色經濟藍圖》中首次提出了綠色經濟的概念，強調通過對資源環境產品和服務進行適當的估價，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統一，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近兩年，在實現經濟復甦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雙重壓力下，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紛紛提出了綠色發展戰略，實施「綠色新政」，綠色經濟發展迅速，代表著國際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我國同樣在作出發展戰略抉擇
綠色經濟以傳統產業升級改造為支撐，以發展綠色新興產業為導向，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促進技術創新，創造就業機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能源的消耗及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一是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加強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技術的研發和引進消化，對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項目以及重點工藝流程進行技術改造，提高資源生產效率，控制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安全、能耗、水耗、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標准，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業規模。依法關閉一批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不具備安全生產的落後產能。採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二是節能產業。據測算，我國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節能潛力超過4億噸標准煤，可帶動上萬億元投資。推動節能產業發展，一要加大節能關鍵和共性技術、裝備與部件研發和攻關力度，重點攻克低品位余熱發電、高效節能電機、高性能隔熱材料、中低濃度瓦斯利用等量大面廣的節能技術和裝備。二要採取財政、稅收等措施，促進成熟的技術、裝備和產品的推廣應用，繼續實施「十大重點節能工程」、「節能產品惠民工程」等。三要創新機制，大力發展節能服務產業。
三是資源綜合利用產業。我國累計堆存工業固體廢棄物近70億噸，大量的廢舊資源沒有得到回收利用，隨著蓄積量的不斷增加，產業發展空間很大。一要組織開展共伴生礦產資源和大宗固體廢物綜合利用、「城市礦產」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秸稈綜合利用等循環經濟重點工程。二要大力推動再製造產業發展。三要加強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盡快建設完善以城市社區和鄉村分類回收站和專業回收為基礎、集散市場為核心、分類加工為目的的「三位一體」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四要推動再生資源國際大循環，增強國際再生資源的獲取能力。
四是新能源產業。新能源具有低碳清潔的特點，目前幾乎供應著世界電力的1/5。其中風能發電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太陽能增速超過40%，有關機構預計，到2050年清潔能源佔一次能源結構的比重將達到32.2%。我國新能源發展潛力巨大，每年可再生能源資源可獲得量達73億噸標准煤，而現在開發量不足5000萬噸標准煤，提升空間巨大。近年來，我國新能源快速發展。太陽能集熱面積居世界首位；2009年風電裝機容量突破2000萬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在建規模達到1000萬千瓦；在建百萬千瓦級的核電機組已達19台；國內第一個兆瓦級大型太陽能光伏發電示範項目已經開展。生物質能利用也得到了較快發展。
五是環保產業。研究表明，環保投資對GDP的投資乘數約為1.4，預計「十二五」期間環保投資約為3.1萬億元，增加GDP約為4.34萬億元。一要加強水環境保護。加快城鎮污水處理廠及配套管網建設，推進重點領域水污染防治，推動嚴重缺水城鎮污水再生利用設施建設；二要加強大氣環境保護。深入推進燃煤電廠脫硫設施建設，加快推進重點耗能行業二氧化硫綜合整治；加快實施燃煤電廠和機動車氮氧化物控制示範工程；實施城市空氣清潔行動計劃；三要加強固體廢棄物處理設施建設。加快城鎮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推動垃圾焚燒發電場建設，大力推進污泥無害化處置和醫療廢物及危險廢物處理設施建設，加強重金屬污染綜合治理。
此外，綠色經濟還包括大力發展電子技術、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