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道格拉斯

A. 09年兩位經濟學獎獲得者對經濟學的貢獻

奧利弗·威廉姆森簡介

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威廉姆森對這一新分支的命名。當代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以凡勃侖、康芒斯、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它是以制度經濟學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派所接納的新領域。此分支的啟蒙者高斯本人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簡介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長，制度、人口與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對制度分析理論、集體行動理論、可持續發展、公共資源等領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因而獲得了眾多的榮譽。她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中西部政治學會、公共選擇學會、國際共有財產研究學會等組織的會長，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國家科學院院士，獲得著名的弗蘭克·塞德曼政治經濟學獎和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並被密歇根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荷蘭社會研究院等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她曾任或現任眾多雜志的編委，包括美國政治學評論》、《美國政治學雜志》、《理論政治學雜志》、《制度經濟學雜志》、《社會科學季刊》等。她著述甚豐，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已被譯成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中文等多種文字。

B. 道格拉斯·諾斯的學術貢獻

諾斯的主要貢獻在於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即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新的對象。也就是說，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來研究經濟史問題。在其早期對遠洋運輸和美國國際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與福格爾所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並駕齊驅，將新古典生產理論與經濟史中所發現的數據結合起來。這種新的方法推動經濟史的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諾斯並不滿足於此，他又利用產權理論來解釋美國歷史中制度變革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諾斯的早期著作，諸如《美國從1790年至1860年的經濟增長》、《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等等，對此做了充分的反映。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諾斯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權理論，分析西方世界最近兩個世紀中工業化的更為一般的理論。其目的是探討西方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的互動趨勢、經濟發展對制度的內在要求。諾斯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興起》、《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績效》等等。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諾斯開始總結他30多年研究經濟史的經驗，從中提煉出一些對經濟學尤其是對新制度經濟學有重要貢獻的理論。在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績效與經濟增長》。 概括起來說，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第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諾斯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為經濟學家的諾斯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作為內生變數運用到經濟研究中去，特別是將產權制度、意識形態、國家、倫理道德等作為經濟演進和經濟發展的變數，極大地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諾斯通過對西方市場經濟演變史的審視與分析，升華出制度變遷理論的思想，並以三大理論基石來構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變化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的是，諾斯在闡明上述分析框架的過程中，始終以成本—收益為分析工具，論證產權結構選擇的合理性、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這種分析使得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巨大的說服力。 國家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二大理論支柱。諾斯對國家的看法集中體現在這一悖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對這一悖論的論證，諾斯是從國家與產權的關繫上展開的。如果國家能夠界定一套產權，提供一個經濟地使用資源的框架，它就能促進全社會福利增加，推動經濟增長，這就是國家契約論；如果國家界定一套產權，僅使權力集團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會造成人為的經濟衰退，這就是國家掠奪論。那麼，對國家存在的解釋到底是契約論還是掠奪論呢？諾斯認為「盡管契約論解釋了最初簽訂契約的得利，但未說明不同利益成員的利益最大化行為，而掠奪論忽略了契約最初簽訂的得利而著眼於掌握國家控制權的人從其選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兩種理論統一起來，用「暴力潛能」論解釋國家的存在。 為什麼國家對經濟發展起著雙重作用呢？諾斯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提供服務有兩個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制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事實上，這兩個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個目的實質上指國家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統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國家為使自己的「壟斷租金」最大化，並不關心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創新，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以推動經濟增長。基於上述兩個目的的不一致性，諾斯進一步認為國家在競爭約束與交易約束下會界定一套有利於統治集團而無效率的產權結構。
另外，諾斯認為國家是一種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經濟的力量，因而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並沒有解釋國家存在的原因，而強調了國家的暴力。他以為「理解國家的關鍵在於為實行對資源的控制而盡可能地利用暴力」。 《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
《制度變化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戴維斯合著）
《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與托馬斯合著）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經濟史》
《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的變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理論》
《第一次經濟革命》
《結構與績效：經濟史的任務》。

C.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是巴菲特；聽說是個女的、有的說是巴菲特

巴菲特得的是新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諾貝爾不是諾貝爾，它是另一套獎勵體系。

D. 新制度學派的具體表現

新制度學派對舊制度學派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 其具體表現如下： 經濟制度的變遷過程是制度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但在對此問題的理解上，新舊制度學派有其明顯的差異性。凡勃倫把制度歸結為思想和習慣，並用受這種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來代替社會經濟制度。思想和習慣是逐漸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個歷史進化過程，但制度本質是不變的，改變的只是制度的具體形式；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有演進，而無突變。可見，凡勃倫制度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點是：①研究由現有社會動機決定的社會集團的行為和思想；②揭露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考察社會發展條件的更替、經濟技術和社會組織形式（制度）的演變。
新制度學派承襲了凡勃倫的基本思想，但他們不是像舊制度學派那樣僅僅研究由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習慣所決定的制度的演進過程，而是更多的去剖析單一制度結構本身的功能。對比而言，我們覺得，舊制度學派注意從縱向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演變過程，而新制度學派則是從橫的斷面去剖析制度結構的合理性，並通過對經濟中的弊端的揭露，指出制度結構變革的重要性。加爾布雷思深刻地洞察到，對結構本質的研究比對增長率數量的研究更為符合實際。制度方面的目標比經濟增長的目標更為重要。加爾布雷思指責凱恩斯主義所作的量的分析，而推崇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結構分析的方法。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制度只是人類本能和外界客觀因素相互制約所形成和廣泛存在的習慣。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信貸、商業、利潤等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
由此可知，加爾布雷思的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對象，就其基本思想看，沒有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對經濟生活起決定作用的思想，但是就研究對象本身的解釋超出了傳統經濟理論的范圍，接近於社會學。從現象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把研究的重心從量的增減轉移到質的方面分析，這里值得注意的，近年來，注重經濟學中的質的問題研究已經成為經濟學家普遍流行的問題。1993年諾貝爾獎金的得主、制度學派的道格拉斯·諾思就是以其卓越的制度變遷理論而佔了經濟學的上風。當然，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是有一定缺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過高估計了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等的作用。 反對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法，主張制度演進的、整體的方法是制度主義的方法論特徵。但是在這種方法的具體運用上新制度學派比舊制度學派要更為明顯、更為徹底。
新古典經濟學把孤立的個人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這是不科學的。因為，這種方法以其均衡的、靜止的分析去研究社會關系的外表，丟掉了各個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不能正確反映現實。加爾布雷思指出，如果追究其原因，就在於新古典理論脫離了實際的生活，把經濟現實看成是靜止的、不變的。因此，新制度學派主張從根本上刷新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的基礎。他們指出，由於技術不斷變革，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制度是一個因果動態過程，所以經濟學必須研究變化，研究過程，而不是研究靜止的橫斷面。這就是說，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要用演進的方法。
我們應當注意，舊制度經濟學同樣也曾用這種演進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但是他們的特點是把注意力放在考察制度的起因，試圖通過對大量的歷史資料的分析說明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學派在運用這種演進的方法時，他們著重注意研究60年代後某些具體制度的剖析，尋求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改革結構的措施，代替新古典模式的均衡的概念。
由與結構概念本身包含著整體的含義，所以，在對結構演進的分析中，必然會使用整體的方法。所以，新制度學派在經濟研究中，應該把注意力從作為選擇者的個人和企業，轉移到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他們強調說，經濟學所講的整體，要大於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所以研究問題不能循著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個組成部分然後再來加總。例如，加爾布雷思的觀點就是強調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考察，這樣，人們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
舊制度學派也是反對古典學派的孤立個人行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們並沒有從整體概念去闡述制度運行中各個相關因素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注意分析整體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樣，怎麼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整體概念就成為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起點。
新制度學派的所謂整體，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數字來表達，如大公司的權力這個概念，既包括經濟權力，又包括政治權力，就不能用數字來計量。因此，他們反對正統經濟學所採取的數量分析，而強調制度因素的分析。加爾布雷思洞察到主流經濟學忽視了的問題，認識到現實中所發生的問題不是僅用宏觀經濟分析或微觀經濟分析等方法就能說明的。宏觀經濟學只注意總需求水平的調節，微觀經濟學只注意成本和價格的形成，都忽視了社會的制度結構問題，即恰恰遺漏了權力分配問題。新制度學派的這種分析方法，人們通常把它概括為結構分析法或制度分析法。 舊制度學派主張擴大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採用整體性的方法，這是同他們採用的以規范經濟學為特徵的研究方法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也就是說，他們的整體研究是與價值判斷有密切關系的，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一切正統派往往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小或增長快慢作為判斷標准。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就是好事，否則就是不好的。而國民生產總值只是一種經濟價值，它只是各種社會價值中的一種，除了經濟價值以外，價值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平等、生態的平衡、人們對閑暇時間的追求等等。所以，經濟增長只是實現社會價值目標之一，並且實現這一目標是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例如，增加國民生產總值是以犧牲人們的閑暇時間為代價的。加爾布雷思要實現的整體制度目標不僅包括經濟價值以內的目標，而且要實現經濟價值以外的目標，也就是加爾布雷思所說的文化價值。而社會追求的公共目標就是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綜合起來的生活質量。
新制度學派提出的價值判斷標准，事實上也反映了從凡勃倫以來的制度主義的一貫想法。尤其是當20世紀60年代，制度下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和復雜了，社會價值判斷又是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所不可迴避的問題，更何況價值判斷是經濟理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方法。所以制度經濟學中包含著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新制度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他們制度結構的整體分析和價值分析表明了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各制度因素是相互作用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E. 09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姆森對產業經濟學有什麼貢獻

他獲獎是因為對制度經濟學的貢獻
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命名者，被譽容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威廉姆森對這一新分支的命名。當代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以凡勃侖、康芒斯、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它是以制度經濟學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派所接納的新領域。此分支的啟蒙者高斯本人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

F. 道格拉斯諾思在經濟學上有哪些成就

1920年，道格拉斯?諾思出生在美國麻省劍橋市。

諾思的小學及中學教育不斷被轉學打斷。他先在渥太華讀小學和中學。1933年全家遷回美國時，他又進了紐約的私立學校，然後是長島，然後在康涅狄克，最後在華林福城的朝特學校完成了高中教育。這時他的愛好是照相，並且在一次大學和高中學生的國際競賽中贏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獎。

諾思考上了哈佛大學，但由於他父親被聘為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領導，而舉家遷往舊金山。諾思受其影響轉而進了伯克萊的加州大學。在那裡，他成為一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參加許多學生活動。他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他反對希特勒侵略蘇聯。

在加州大學，他主修三門課：政治科學、哲學和經濟學。他的成績平平，平均「C」以上。戰爭期間，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讀書的機會，並且在讀書的過程中產生了做一名經濟學家的願望。

在經濟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諾思認識了所羅門?法布利堪，那時他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為一名副研究員在該所度過一年。諾思說：「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極重要的一年。我不僅熟悉了來往於該所的大多數主要經濟學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爾的西蒙?庫茲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導致我對美國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進行研究。」

1966—1967年，諾思去日內瓦作研究員時，他主要研究美國經濟史中的問題。《1790至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是此項研究的成果，也是諾思出版的第一本書。

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的結構和變革》中他放棄了制度有效的觀念，並且嘗試解釋「無效的」規則為何存在和繼續。這聯繫到一個很簡單而仍是新古典的國家理論，它可以解釋為什麼國家能產生不鼓勵經濟增長的規則。諾思對此仍不滿意，並且開始尋找有志於發展政治經濟模型的同事們。於是，1983年諾思離開了他待了33年的華盛頓，而遷往聖路易斯，那裡有一群優秀的青年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在嘗試發展政治經濟學的新模型。在那裡諾思創設了政治經濟學中心。

諾思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變革和經濟成績》。在那本書里他開始認真懷疑理性公設。「顯然我們必須能解釋為什麼人民做出他們所做的選擇，為什麼共產主義或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選擇並且指導長時期經濟發展道路。人們不深入挖掘認知科學，設法理解心靈得到學問和做出選擇的方式，就無法了解意識形態。」從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選擇，在什麼條件下理性公設是一個有用工具，在不確定性和模糊的條件下個人如何做出選擇是我們必須對付的基本問題，以便社會科學能向前進展。」

諾思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劃時代貢獻，得益於他在經濟史學領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教授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並將之運用於經濟史的分析，從而一舉獲得了兩個方面的顯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變遷理論的傑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執牛耳者。諾思及以其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的興起使經濟史學本身徹底改觀，引發了經濟史學領域的一場革命。他的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這場革命的一個突出成果。因此，探討諾思的經濟增長理論，必須從他在經濟史學領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發表的《1790—1860年美國經濟的增長》一書中，諾思就集中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因素。雖然當時他採用的還主要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方法，但他並沒有去著力完善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型，而是另闢蹊徑，大膽運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制度因素解釋經濟增長。在1968年10月發表於《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對海洋運輸成本進行了多方面的統計分析後發現，盡管這一時期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大的變化，但由於海洋運輸變得更安全和市場變得更完全，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因此發生變化的情形下，通過制度變遷也能促進生產率提高和實現經濟增長。

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蘭斯?戴維斯合著)一書中，諾思成功地運用了產權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在該書中，他明確地指出了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不考慮制度因素的狹隘性，認為有必要沖破這種狹隘性去研究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思認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有相似性，即推動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是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於促進或推遲制度變遷起關鍵的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的前提下，行為主體才會推動直到最終實現制度變遷，反之則相反，這就是制度變遷的原則。他指出，在美國經濟史上，金融業、商業和勞動力市場方面的制度變遷都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里，諾思還只是比較籠統地看到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還沒有深入到制度內部對制度結構進行更加精闢的分析，因此他的經濟增長理論還只是一個雛形。諾思發表比較完整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出版為標志的。

完整的諾思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產權為基本概念，以制度變遷為核心，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嚴密理論體系。這一完整理論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制度變遷的主要參數即產權制度來解釋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基本上都一致認為技術變革是近代西方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諾思異常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對經濟增長的見解，這就是：「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而他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才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經濟組織的效率，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並確立產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因此，諾思經濟增長模式的基本命題是：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諾思的上述有關經濟增長的見解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也招致了一些批評意見。諾思反思了自己的觀點並對原來的論點了進一步的修改補充。諾思以產權為核心，給他的經濟增長模式補充了以下內容。

首先，是關於國家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理論。諾思認為，國家是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單位，因而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基本正式規則(特別是有效的產權界定)是由國家或政府制定、變更或維持的，因此國家最終要對造成經濟的增長、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其次，是關於意識形態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理論。諾思指出，任何經濟中的正式規則或產權都是由國家制定和維持的，可是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制度結構？為什麼有的制度結構並不能為其社會成員提供有效的激勵以有助於經濟增長呢？答案在於社會成員或公眾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問題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眾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差異必將引起公共政策的差異以及在勞動態度等價值觀念上的廣泛差異。所有這些必將構成經濟增長當中最為困難，也最無從下手解決的精神制約。

值得一提的是，諾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費用、制度和經濟績效》一書中特別指出：任何經濟的增長都是由該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組織以及它們中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他還指出：也許我們從來不會找到制約經濟增長的「真實」源泉，但是我們越是在主要問題上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們制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諾思以此給自己的經濟增長理論插上了無盡探索的路標。

G. 09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什麼研究成果.

奧利弗·威廉森，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

有關評價認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

該學派的啟蒙者高斯曾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

1932年，奧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蘇必利爾鎮。1998年以來，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愛德華·F·凱澤」名譽企業管理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曾任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3年)；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1977年)。

奧利弗·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為的經濟學》(1964)，《公司控制與企業行為》(1970)，《市場與等級制》(1975)，《資本主義經濟制度》(1985)，《治理機制》(1996)等。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獲得者

2009年10月12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女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獲得者。

奧斯特羅姆是公共資源研究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學者。她的研究，強調人類和生態系統如何相互影響，從而提供可持續的長期使用資源的方式。奧斯特羅姆的研究顯示了幾千年以來人類如何創立不同的組織機構來管理自然資源，以防止生態系統崩潰。不過，奧斯特羅姆還表示，雖然人類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人類也應為無數個生態系統的崩潰負責。

奧斯特羅姆的當前研究認為，人類和生態體系的相互影響是多層面的，不能用一概的方式來解決個別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問題。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生於1933年，她是印地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聯席所長。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組織理論、政治學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寫了多本著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政策透視》、《規則、游戲與公共資源》、《理解制度多樣性》和論文《制度的語法》、《美國政治學評論》、《集體行動理性選擇理論的行為分析：1997年總統演說與美國政治學學會》等。

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制度應當成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姆·威廉森獲獎，實際上是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制度經濟學」。前者論證了除政府和市場以外的其他的創新組織，包括集體組織，可以更好地管理資源，並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後者對科斯的交易成本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企業的邊界給予了論證。

制度經濟學不同於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包括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它們假定製度是既定的，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來研究。

經濟學不是哲學，它必須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對當前的經濟難題提供合理的解釋甚至解決的路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關於資產組合和資產定價等方面的復雜的經濟學理論，也曾經獲得過諾獎，但是它們被一些投資機構用來創造復雜的金融產品，而普通人對其學習的成本又很高，政府與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監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導致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此次將諾獎頒給上述學者與他們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經濟學獎勵方向的調整。

從新制度經濟學廣泛的意義講，在投資人與復雜的基金產品之間信息不對稱，並且投資人學習成本很高的情況下，如何設計一種監督管理風險的制度供給，來滿足金融機構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眾監管，而減少信息了解及其學習成本，並有效防止金融機構及其高管們的道德行為最終變成金融災難的制度需要。

本次諾獎經濟理論，對於中國的實踐指導，也是有普遍的參考和啟示意義。比如，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第三方組織，對於生態環境、淡水、礦產等這樣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對種植和養殖等生產領域，其組織形式應當如何確定，其組織的規模多大，其經營體的邊界在哪裡？它們需要結構較為復雜的大公司來管理嗎，它們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組織方式嗎……如果組織的復雜性和成本大於其簡單的生產和收益時，組織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個簡單和小規模的組織方式，去應付復雜的生產經營局面時，如一個家庭組織去管理和經營一個或者多個特大型和現代化的鋼鐵廠時，企業內部組織的規模太小，太簡單，其也無法運行和生存。這就是企業的邊界。

H. 2009年諾貝爾獎的經濟學獎

北京時間2009年10月12日下午7時,諾貝爾基金會宣布200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印第安納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奧利姆·E·威廉森,以表彰他們對經濟管理行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奧斯特羅姆對公共經濟管理行為的貢獻和威廉森對公司治理邊界行為的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TheNobelEconomicsPrize)並非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是由瑞典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全稱應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通常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稱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其評選標准與其它獎項是相同的,獲獎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1969年(該銀行的300周年慶典)第一次頒獎,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蘭人丁伯根共同獲得,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等人均獲得過此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
與去年相同，今年諾貝爾獎每項獎金仍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0萬美元)。按照傳統，2009年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依然將在今年12月10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舉行。除和平獎頒獎儀式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以外，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文學獎和經濟學獎都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
資料：
奧利弗·威廉姆森簡介
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威廉姆森對這一新分支的命名。當代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已完全不同於傳統的以凡勃侖、康芒斯、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它是以制度經濟學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派所接納的新領域。此分支的啟蒙者高斯本人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簡介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是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長，制度、人口與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對制度分析理論、集體行動理論、可持續發展、公共資源等領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因而獲得了眾多的榮譽。她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中西部政治學會、公共選擇學會、國際共有財產研究學會等組織的會長，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國家科學院院士，獲得著名的弗蘭克·塞德曼政治經濟學獎和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並被密歇根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荷蘭社會研究院等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她曾任或現任眾多雜志的編委，包括美國政治學評論》、《美國政治學雜志》、《理論政治學雜志》、《制度經濟學雜志》、《社會科學季刊》等。她著述甚豐，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已被譯成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中文等多種文字。

I. 今年的若貝爾獎，是什麼獎項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Ostrom)1933年出生於美國，中文名為歐玲，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政治經濟學家、行政學家和政策分析學家，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歐玲在上世紀80年代出任美國公共選擇學會主席，1997年度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現在是印第安那大學政治學系阿瑟·本特利講座教授，該校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長，制度、人口與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已被譯成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中文等多種文字。 其他重要著作有《美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在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行政學、公共政策、發展研究等諸多領域享受很高的學術聲譽，其首創的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已經被公認為美國公共選擇的三大學派之一。目前主要集中於公共服務尤其是公共資源與發展的多中心制度基礎研究，為發展中世界進行政策咨詢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奧利弗·威廉森 奧利弗·威廉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1932年，奧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蘇必利爾鎮。自1998年以來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愛德華·F·凱澤」名譽企業管理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曾任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3年)；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1977年)。 奧利弗·威廉森被譽為重新發現「高斯定理(又譯科斯)」的人，至少是由於他的宣傳功勞，才使高斯的交易費用學說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的一派，並匯聚了包括組織理論、法學、經濟學在內的大量學科交叉和學術創新，逐步發展成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此分支的啟蒙者高斯本人榮獲1991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繼他之後；道格拉斯·諾思也戴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不僅肯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而且顯示了當代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強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