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公共管理在中國興起的體制背景簡答
(一)新公共管理興起的時代背景 新公共管理運動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全球化對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計算機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的信息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將人類帶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的、地域的、地方的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空前增強。在全球化環境中,一個國家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的關聯度不斷趨向復雜化,信息、知識以無與倫比的速度擴展開來,社會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多樣化,且變化的周期日益縮短,決策的隨機性、時效性大大增強,處於政治系統核心和敏感部位的政府公共行政,少不了要受全球化大潮的沖擊和影響。這要求政府必須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准確的辨別力、判斷力,具備隨時捕捉客觀環境發生變化的信息的能力,並據此迅速調整管理戰略,制定相關對策。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按部就班的政府將導致國家失去競爭力,並最終使政府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思潮、文化相互碰撞,也使社會利益和價值目標日益多元化,人們在思想上的共識逐步喪失,統一的、普遍認可的標准不斷模糊,每一種主張、理論、主義、意識形態都可以自成體系,自行其事,自己就5是裁判,而不再仰仗傳統意義上的『真理』和作為『真理』的載體的那種權威。①工業化時期形成的大多數統一意志的民主,已經被日益凸顯的個性化特徵所取代,各種社會利益、價值取向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會分化為各種亞文化群各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各自看電視中不同的節目,各自在不同類型的店鋪買東西,各自駕駛不同類型的汽車,我們已經由具有涵蓋廣泛而相當劃一的中產階級組成的大眾社會轉變為甚至在中產階級內部也有很大文化差異的『馬賽克社會』。②這種多元化社會必然要求政府具有整合多元利益的能力,以維持既有秩序和社會穩定。
2、信息技術革命對政府管理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衛星通訊、計算機和互聯網等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步入一個以信息化為特徵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規定世界上權力與財富性質的游戲規則已經改變。權力不再以諸如某個辦公室或某個組織的權威之類的傳統標准為基礎,財富的含義正在從諸如黃金、貨幣和土地之類有形的東西轉移開去。一個比黃金、貨幣和土地更靈活的無形財富和權力基礎正在形成。這個新基礎以思想、技術和通訊占優勢為標志,一句話,以『信息』為標志。③信息化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也不可避免地對公共行政的各個層面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打破了長期以來政府對公共信息的壟斷,普通百姓取得信息的速度幾乎和政府領導者一樣迅速,長期以來蒙在政府臉上的面紗被揭開了,民眾對政府的神秘感便隨之消失。政府不再是公眾行為的單向控制者,公眾也不再是政府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公民和社會團體更容易參與公共管理活動,並對公共行政的回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公共行政趨向靈活、高效提供了技術支持。藉助於信息技術,政府辦公趨向於自動化、電子化、網路化,使信息共享更為便捷,為在信息處理和傳遞過程中減少中間環節提供了可能。正如奈斯比特所評價的,電腦將粉碎金字塔:我們過去創造出等級制、金字塔式管理制度,現在由電腦來記錄,我們可以把機構改組成扁平式。④此外,信息技術的運用大大提高收集與處理信息的效率,相應地提高了決策速度,為政府快速了解掌握公眾的需求並及時作出回應提供了條件。
B. 求公共經濟學經典文獻推薦
以精讀和泛讀相結合的方式,閱讀和瀏覽了一些公共經濟學方面的著作。由於時間有限不可能深入的對每個細節問題進行理解和分析,所以本階段閱讀的主要任務是了解公共經濟學的一般性理論框架體系,考察公共經濟學學科所涵蓋的主要領域和內容,以及比較各種類型公共經濟學方面教材或著作的異同之處,目的是對公共經濟學這一理論學科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期對以後深入研究學習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一、對公共經濟學一般性框架的理解
公共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與私人經濟相對應的,政府機構、非營利部門等公共部門經濟活動、行為及其績效的學科。通過閱讀眾多教材和專著,我試圖尋找一條公共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線索。雖然眾多教材都各自有自己的體系和側重(尤其是國外教材),但我感覺還是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線索可以把握。即:市場萬能(亞當·斯密的思想、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市場失靈(公共產品、外部性、不對稱信息、自然壟斷、公平、穩定等問題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增加(凱恩斯主義、公共選擇理論、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規制)→政府失靈(對第二定理的懷疑、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加強預決算管理、政府采購制度和國庫集中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場邊界技術劃定問題。其中公共經濟學學科誕生於政府大幅干預經濟時期,即20世紀50年代凱恩斯主義盛行時期,並且現代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是公共經濟學誕生、發展前提基礎。
此外,在公共產品范圍界定問題上還引出了對政府間財政分權和財政關系的探討;對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的否定,引出了對公共經濟效率問題的關注,因此公共經濟主要方面的效率也進行了深入地展開研究:在公共支出方面引出了對各種支出項目的深入研究和預決算體制管理的研究;在公共收入方面引出了稅收原則、稅收負擔、稅收轉嫁、公債以及最優稅制問題和稅收結構問題的深入研究;在公共規制方面引入了基於效率和社會福利的經濟規制和社會規制問題的研究。
基於以上分析,公共經濟學的一般分析框架可描述為:先以市場效率(帕雷托效率)和福利經濟學基礎入手;再分析市場失靈問題,包括公共產品、外部性、不對稱信息、自然壟斷、公平、穩定等問題;隨後重點分析公共產品理論(公共產品提供的局部和一般均衡模型等各種公共產品提供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直接民主:各種投票理論和規則、間接民主:利益集團和尋租問題);隨後針對公共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各具體項目的考察以及支出成本收益和支出政策的研究)、公共收入(稅收原則、稅收負擔、稅收轉嫁、公債以及最有稅制問題和稅收結構問題)和公共規制等問題進行展開分析;最後涉及公債、財政分權、預決算管理等問題。這是我理解的公共經濟學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由於公共經濟學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其學科內容還很難清楚地界定,因此以上框架只能基本涵蓋主要或主流公共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而對某些深入具體的公共經濟問題可能有所疏漏。
二、對各類型公共經濟學教材或專著的比較和認識
現在中國出現的公共經學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兩大類、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國外編著的公共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其中又分為有中譯本的和英文原版的兩種類型。一般而言,有中譯本的國外教材或專著是比較經典的、主流的、名家所著的或國外普遍流行的教材或專著,如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加雷斯·邁爾斯的《公共經濟學》、布朗和傑克遜的《公共部門經濟學》等;而我國發行的英文原版的教材或專著則一般是以作為輔助性或擴展性的閱讀材料來使用的,如約翰·利奇的《公共經濟學教程》等。
第二類是國內編著的公共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其中也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國外主流教材的邏輯體系框架為基礎,將經典理論以中國的語言方式表達出來,重點在於對西方主流思想的引進,較少的涉及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公共經濟實踐,較注重一般理論的介紹,如大多數國內編著的公共經濟教材;另一類是立足於中國實踐和具體國情,結合國外的經典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公共經濟的現狀和發展問題,在體系和內容上都與國外教材有很大不同,有很大的原創性,如呂煒教授所著的《我們離公共財政有多遠?》和王延傑所著的《中國公共經濟理論與實踐》等。
下面分別以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約翰·利奇的《公共經濟學教程》、楊志勇、張馨的《公共經濟學》和呂煒教授的《我們離公共財政有多遠?》為例來介紹四種不同類型的公共經濟學方面的著作。
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是一本較正統的公共經濟學方面的教材,遵循了一般性的分析體系框架,對大多數公共經濟所涉及的內容進行了詳細、深入的闡述。同樣從福利經濟學入手,引出市場失靈和公共經濟存在的必要;然後著重對公共收支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用了很多章節對許多具體的支出和收入項目進行了展開分析,使這一部分成為了全書的重點;最後以深層次問題為名對財政聯邦制、財政分權和赤字財政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沒有對公共規制方面的內容加以分析論述。在分析的體制背景上,本書完全以美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政治民主體制為基礎,進行分析研究,是一部市場化和民主化背景下的公共經濟學著作。在分析方法上,本書也是深入淺出,運用了大量的圖表和專欄案例等方式對問題進行了闡述,較少的運用數理推導的方式。因此本書體系完整、內容翔實全面、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公共經濟學方面的教材。
約翰·利奇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在體系框架和內容側重上與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有一定的差別,側重於由福利經濟學兩條定理的局限出發來分析公共經濟問題,用較多篇幅分析了市場交換和市場失靈問題,如公共產品、外部性、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等問題都以整篇多章的形式來展開論述。同時對稅收和再分配問題也有較多論述,也涉及了公共規制問題,但基本沒有系統的論述公共支出問題。在分析方法上較多的運用了數理分析和代數的方法,但難度相對較低,不需要許多數理知識就能看懂。這本書在內容和體系框架上與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有很大的互補性,對某些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沒有涉及或較少涉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地分析,是一本深入擴展和輔助閱讀的好教材。
楊志勇、張馨的《公共經濟學》基本以國外正統公共經濟學框架為基礎,體系較完備、內容幾乎涵蓋了現階段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所有領域,內容多是介紹性的,比較通俗易懂,但某些問題過於簡單,沒能深入展開把問題講清楚。分析方法上,多以論述為主,數理推導證明較少,或有一些也不規范、嚴謹,看起來比較費勁。在所關注的實踐對象上,多以中國實踐為例,使讀者能更易理解,但所關注的只是從西方理論框架下中國相應問題的一些方面,沒有系統深入地分析中國公共經濟問題的現狀和發展問題,沒有過多地考慮中國體制上的特點和差異。總體上看,更像是一本西方公共經濟理論的理論綜述。但對於初學者而言,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教材,對許多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進行了簡單介紹。
呂煒教授的《我們離公共財政有多遠?》是一本以全新視角研究和探討中國公共財政和中國公共經濟問題的著作。本書取名雖為公共財政,但所涉及的內容與眾多公共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幾無差異。這本書以西方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為基礎,立足中國經濟轉軌實踐的宏觀背景,在探討了不同體制、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水平情況下的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問題的基礎上,對中國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書在內容和體系框架上以一種循序展開的分析框架論述了中國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問題的定位、結合公共財政發展的一般規律考察了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轉軌國家,以及中國的公共財政的發展歷程與現狀,並且緊扣中國經濟轉軌實踐探討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與財政體制公共化兩個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問題,最終以大量的實踐數據比較分析了國際間的公共財政實踐問題。在分析方法上,運用了大量的實證與規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公共經濟問題的歷史、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了詳細分析論述。
我認為西方著名學者的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學教材和著作多是以西方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為背景來研究公共經濟問題,其對公共經濟問題研究的框架體系主要是涉及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經濟問題,而較少的涉及不同體制、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水平情況下的公共經濟問題。因此,西方學者對於公共經濟問題分析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可以借鑒,但在具體的內容和所應關注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更加以中國經濟轉軌的宏觀背景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當前大多中國學者所編著的關於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方面的著作多是直接以西方學者研究分析的理論框架為基礎,簡單的以案例或小結的形式涉及一些中國的類似問題,但沒有真正立足中國經濟轉軌實踐,從中國背景去研究考察中國的公共財政和公共經濟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上述各種類型的公共經濟方面著作的代表的特點作出以下的一些判斷:
特點
著作
難度
體制背景
分析方法
內容、體系
著作性質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門經濟學》
較易、較少數理證明 成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社會 規范分析,多圖表和專欄,較少數理推導 正統,側重公共收支的分析
主教材
約翰·利奇:《公共經濟學教程》 有數理推導、但不需太多數理知識 成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社會 規范分析,多數理、代數和圖形 與主流互補,側重對市場失靈問題的分析
輔助教材
楊志勇、張馨:《公共經濟學》 通俗易懂、但部分章節介紹過於簡單,難以理解 成熟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社會,但引入一些中國案例 規范分析,多引用國外數理推導,多專欄、圖表 較為全面、按主流框架展開,但沒有深入分析
入門教材
呂煒教授:《我們離公共財政有多遠?》
有學術論文性質,需認真體會 以不同體制為背景,著重強調了中國的轉軌體制 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較多數據與圖表 不同於一般體系,側重不同體制比較分析,立足中國實踐
學術專著
擴展閱讀
對其他教材特點的一些看法:
加雷斯·邁爾斯的《公共經濟學》:較多數理證明和推倒,屬於中級難度,涉及內容和問題較深,需較強的數理和微觀經濟學基礎。
布朗和傑克遜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內容介於中級與初級之間,需一定的數理和微觀經濟學基礎,涉及內容較為正統,但偏重於稅收問題。
拉本德拉·賈的《現代公共經濟學》:屬於中級教程,有較多的數理推導和證明,內容正統和主流。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公共經濟學》:屬於中級教程,版本較老,內容主要關注了稅收問題而忽視了公共支出問題。
但上述四部教材都不涉及公共規制問題。
C. 全球化興起的歷史背景是什麼啊
經濟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經濟全球化是指在新科技革命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更高水平的推動下,社會在生產 相關圖書
的各個環節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和各種資本形態(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的運動超出國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關系國際化發展的客觀趨勢。經濟全球化是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更高水平、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程度大為增強、阻礙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種壁壘不斷削弱,經濟運行的國際規則逐步形成並不斷完善的條件下產生的。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到」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加速擴大,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大大超過歷代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現已發展成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涵蓋了生產、貿易、金融和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世界經濟和與世界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其主要表現為:國際分工從過去以垂直分工為主發展到以水平分工為主的一個新階段;世界貿易增長迅猛和多邊貿易體制開始形成;國際資本流動達到空前規模,金融國際化的進程加快;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增;國際經濟協調的作用日益加強。 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 第一,新科技革命和生產的高度社會化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條件; 第二,國際貿易的高度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現實基礎; 第三,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 第四,國際間相互投資的發展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D. 理學興起的主要背景是什麼
1.宋明理學興起的背景:三教合一 社會的動盪不安,使得魏晉南北朝以來,儒學信仰出現危機感,而道教的修煉丹葯長生不老,佛教的因果報應輪回來世的思想在社會迅速傳播。隨著政治穩定三教相互滲透,彼此調和逐漸趨向合一。儒家強調人世,根本目標就是強國。個人的精力應該奉獻給國家。道家強調自由,目標就是超脫塵世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佛家強調解脫。儒家思想在三教中多側重於人世間的事。而儒家思想是佛道二家的基礎。科舉產生的士大夫們,注重道德文化修養,注重氣節,對儒家經典大義的不斷探究成為時尚。
E. (新)公共管理學產生的背景是什麼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場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圍內掀起。在西方,這場行政改革運動被看作一場「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門」的「新公共管理運動」。
二、「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的理論和現實根源
傳統公共行政模式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因此,自其產生以來,它逐步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公共管理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切都為「新公共管理運動」在20世紀末的興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1、傳統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現的內在理論缺陷。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與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論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建立在兩個全新的理論基礎之上:一個是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並由古德諾系統化的「政治與行政二分」理論;另一個是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論。建構在這兩大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治與行政是可以分開的,在「二分」的情況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有效地執行既定政策或達成既定目標。有關政治、政策的問題,屬於政治學范疇,政治不要干擾行政,行政是科學的問題,可以也應該保持價值中立,而以追求經濟和效率為目標。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他們的任務僅僅是忠實和有效地執行被政治官員制定的政策。據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學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則。公共員系統依據這些組織原則運作,剔除任何個人感情因素,像驢一樣受賞罰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達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果。其實,早在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形成後不久,其賴以立足的二大理論基礎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學行為主義和人際關系學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學者羅伯特·達爾和沃爾多都曾指出,威爾遜提出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傳統行政模式的不切實際之處就在於,政治與行政必然是相互關聯的,一個不含任何價值判斷的公共行政只是一個神話而已。行政學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與政策並非呈現出互不相關的離散現象,而是相互關聯的。無論是通過主觀方式還是通過客觀方式,行政體系的屬性都會影響到政治體系的政策產出。」時至今日,大多數的學者對這個問題已經達成共識。盡管實際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執地堅持兩分法的觀點,但傳統的行政模式必須依賴於一個無法成立且長久被認為是不能實現的理論,至少說明這個模式肯定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面對於韋伯的「官僚制」理論。學者們也認為,由於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組織僵化以及等級制的特點,使得它不可避免地會與民主制發生沖突。實際上,韋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當作一種理想狀態。在他看來,官僚組織的完善,必然使人們進入「鐵的牢籠」。「哪裡徹底實現了行政的官僚化,哪裡所確立的權力關系的類型實際上是不可摧毀的。」要對付發達的官僚機器,一般個人、官僚機構中的官員甚至掌握最高權力的統治者實際上都是無能為力的。顯然,這一切並不是現代人所嚮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實踐中的應用也與韋伯的設想有些出入,特別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實踐所產生的僵化、形式主義較之韋伯的設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其精英主義的特徵又遠不能達到韋伯的設想,這直接導致了該體系效率的降低。這些理論都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公共行政賴以立足的理論基礎。
2、傳統公共行政模式在實踐中正在遭受日益廣泛的抨擊。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就出現了對公共部門的規模和能力進行的抨擊。人們普遍認為,政府「規模」過於龐大,浪費了過多的緊缺資源。目前,削減政府經費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如在西班牙、義大利、德國、瑞典等國家,其公共服務傳統上是規模較大的,但是現在公共部門的作用已經下降了。其次,關於政府的「范圍」也引發了爭議。有人認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動過多,其中許多活動可以有其他可選擇的備用方法。作為這種觀點的反應,許多先前由政府從事的活動開始轉向私營部門。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擊。人們越來越認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會造成工作的沒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須由政府從事某種活動,也需要尋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組織方法。對公共部門的規模、范圍和方法進行抨擊所產生的明顯結果就是削減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經濟理論的變革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二戰後,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採用了凱恩斯主義的主張,對社會生活實行全面干預。當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並獲得巨大成功時,與「市場失靈」相伴隨的「政府失靈」也表現得同樣明顯。一方面,政府對社會、市場所承擔的管理任務越來越多,成為「萬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內部官僚機構膨脹,效率低下,財政支出日益擴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自由主義和市場取向的公共選擇理論異軍突起。正如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指出的,「公共選擇理論用經濟學的行為假設和方法,研究了當國家干預不能提高經濟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時所產生的政府失靈問題」。公共選擇理論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領域,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的學者們採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研究政府官僚系統的行為。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一個是政治市場。在這兩個市場上活動的是同一個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說,政府公職人員與普通市民一樣,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至於政府,由於人民對其所有權分散且不可讓渡,故缺乏加以監督的誘因,再加上沒有市場競爭的機制予以有效制約,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顧社會公益,專注於追求個人的權力、名望和利益,最終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於這一認識,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失敗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場,要解決公共管理的危機,應減少政府的職能,盡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場來調控貨品和服務的供應,以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他們還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強調的統一規制和監控,極大地抑制了公職機構和文官的創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國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務,忽視公共保障和服務的多樣性,對市場信號和消費者需求的反應不靈敏,已經不再適應當今世界的需要,是「工業社會的政府組織模式」、「十九世紀的行政技術」。由此,他們認為市場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為管治社會的主導機制,只有將「經濟效率」奉為最高標准,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才能使眾多自利的個體走到一起,增加社會福祉。總之,公共選擇理論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4、知識經濟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臨更加嚴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競爭。9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的興起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並將全球經濟一體化水平不斷推向更高的新台階。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橫向競爭的時代成為現實。政府績效與政府合法性的單一縱向參考的時代已經結束,不同社會下的公眾像選擇職業與工作單位那樣選擇政府的時代已悄然來臨。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競爭,猶如不同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樣,已經並將於21世紀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規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間迅速展開。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命運都將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的競爭能力和其處理具有全球性特徵的問題的能力所決定;各國政府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國際互振系統中不遺餘力地尋求到保護和促進本國在全球競爭中利益的方略和戰術,並有效地促進本國福利的實際提高,才能獲得本國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政府效能與合法性已不再能從本國歷史的縱向比較中獲得令人信服的認同,歷史原因已不再成為人們認可的社會福利不及他國的托辭。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競爭的結果,必然使那些對社會的要求與願望反應遲鈍或不願作出反應的政府面臨權威危機、信任危機和合法性危機。全球經濟一體化,特別是知識經濟的興起,對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迎接這一挑戰,對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進行結構性調整與重塑,無疑將成為各國政府明智的選擇。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理論的發展,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經在理論和實踐的質疑聲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傳統的行政模式已無法反映出現代公共服務所需承擔的廣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消極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於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勵,而是著力於怎樣避免犯錯誤。正是在這樣的理論和現實背景下,以經濟學和私營管理理論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歷史舞台,並引發了公共管理領域一場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的理論意蘊及其前景
對「新公共管理運動」本身進行全面、綜合的評價,現在還為時過早,因為,它還處在探索和發展的復雜進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實踐,已經體現出了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異,如更注重管理績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場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彈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門運行於其中的相關的政治環境,更注重私營部門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門的應用等等。「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特別是它業已表現出的新特徵及其發展趨勢,都明確地提醒世人:一個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經在公共管理領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實踐中,盡管出於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現出政府繼續承擔運動主體的角色,但從這場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來看,無疑包含著對近代以來的傳統公共行政模式進行全面檢討的意蘊。
當然,任何的變革過程都會有得益者和受損者。從信奉市場力量和現代企業「消費者導向」中吸取營養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一些大規模實踐中雖然顯示出了生機和活力,但也積淀著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沖突。例如,從「企業家政府」和「企業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異同比較;在政治家與高級文官簽訂業績合同及其評估過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價值觀的影響;在以「三E」---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為政府績效的評估標准時,如何協調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它對照以公平(Equity)替換經濟的政策評估的「三E」標准孰優孰劣等等。這些矛盾和問題都將是「新公共管理運動」在未來需要認真面對並切實加以解決的。
但無論如何,盡管「新公共管理運動」尚處在艱辛的探索之中,還沒有形成一種固定統一的模式,盡管「新公共管理運動」本身還遠非完美,還存在著不少批評和毋庸置疑的問題,但20世紀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傳統公共行政模式卻無疑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新公共管理運動」及其引發的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必將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F. 公共經濟學的公共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
公共經濟學理論以凱恩斯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始點,按發展順序劃分,主要有凱恩斯學派、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
1、 凱恩斯主義的財政理論。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核心是有效總需求理論,它們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及「貨幣的流動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
2、供應學派的財政理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國家出現了經濟「滯脹」的局面,凱恩斯學派需求管理政策受到嚴重挑戰。由於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勞動、儲蓄、投資、生產等供應的因素,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率的降低。以供應學派為代表的的經濟理論應運而生,他們認為要醫治「滯脹」的經濟頑症,就要重新肯定薩伊定律,重視供給管理政策,降低稅率以刺激經濟增長,減少國家干預經濟,提高私人經濟的效率。表現在稅收上,就要強調稅收的中性原則,即征稅結果不要影響納稅人在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行為。供應學派反對赤字財政政策,主張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恢復預算平衡。在具體政策措施上,主張減稅政策,以鼓勵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刺激投資,增加供應。他們提出了「拉弗曲線」,以此來描述稅收和生產之間的關系。
3、貨幣學派的財政觀點。
貨幣學派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興起於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們反對凱恩斯的理論及政策主張,主張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以調節經濟。貨幣學派認為推行凱恩斯擴大財政支出政策造成貨幣供應的增加,導致持續的通貨膨脹。因此,他們反對赤字財政政策,主張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在稅收方面,貨幣學派提出了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減征投資收入稅、土地開發稅和公司利潤稅,實行「負所得稅」的設想。
4、其他觀點。
除了上述一些主要流派的財政思想和觀點外,在當代西方公共財政學理論中、引人注目的還有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說和公共選擇學派的財政學說。
馬斯格雷夫,在《財政理論和實踐》一書中提出稅收六原則:
(1)稅負分布應該是公平的,應使每個人都支付合理的份額。
(2)稅收的選擇應盡量不幹預有效的市場決策,也就是說要使稅收的「額外負擔」極小化。
(3)如果稅收政策被用於實現刺激投資等其他目標,必須使之對稅制公平性的干擾達到最小。
(4)稅收結構應有助於以經濟穩定增長為目標的財政政策的實現。
(5)稅收制度應明晰而無行政爭議,並且要便於納稅人理解。
(6)稅收的管理和徵收費用應在考慮其他目標的基礎上盡量降低。
總之,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要求人們從更廣泛的范圍,更深的層次上研究政府的經濟活動。研究方法的進步,更推動了財政學基礎上的公共經濟學的誕生。為了沿襲歷史上財政學的發展,人們往往把財政學叫做舊公共經濟學,而把擴大了的財政學叫做公共經濟學。
G. 現代大學在中國興起的背景是什麼
現代大學掀起的背景基本上就到時在東校學校,當時歐洲國家在中國建立在那些學校
H. 經濟法和社會法作為後起的法律,興起的時代背景是什麼
(1)市場經濟發抄展到社會化大生襲產階段,國家被動地或者自:覺地承擔起對經濟加以組織協調的職能。(2)社會經濟及國家對經濟的調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並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法學說。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這些基礎和條件尚未出現時,經濟法是不可能產生。
I. 公共經濟學誕生的社會背景是什麼
公共經濟學是從研究抄公共產品襲如何提供的問題作為發端而逐漸發展形成的,基本形成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其起源的標志是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的發表。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財政學理論:公共經濟研究出版,標志著公共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誕生。1964年,法國人科姆寫了第一本以公共經濟學命名的著作《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導論》。隨後,公共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以公共經濟學命名的著作也逐漸增多。
大背景二戰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