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經濟學史論文集

❶ 羅伯特福格爾是什麼時候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1926年羅伯特?福格爾出生在美國的紐約市。

福格爾是幸運的。在他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階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的指導。

在哥倫比亞大學喬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對福格爾影響很大，福格爾在寫碩士論文時曾請古德里賜教。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予福格爾的指導最多的老師有微觀經濟理論的阿巴?樓納和弗里茨?馬奇魯，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伊夫賽?多瑪，數理經濟學的劉大中等。

指導他博士論文的西蒙?庫茲涅茨，對福格爾影響最大。在學生們眼中，「他說話和氣，中等身材，人們在他班上不用很長時間就會發現他是一位頂尖的智者，不僅通曉經濟學，而且也在歷史、人口統計、統計學及自然科學方面有廣博的知識。他的經濟增長課程覆蓋現代技術變化史、人口統計和人口理論，以及利用國民收入總量進行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等分布的比較研究」。庫茲涅茨的課程很有價值。他反復指明經濟學的中心統計問題並非隨機誤差而是數據中的系統性偏誤，而且他傳達一些對付那個問題的一些強有力的方法，特別是重視靈敏度分析的作用。

在福格爾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時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後十年的兩個研究方向。第一是測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環境和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道路的影響。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方法以研究經濟史家們集中注視的長期復雜過程。這兩項目標密切相關。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論據是證明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例如鐵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方法比傳統方法優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種方式陳述主要分析問題，使它們便於測量，識別為解決爭議之點所需證據的種類，發展既適合問題又適合現有證據的測量技術，評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福格爾的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得到有關教授的關心和支持，他們給予他盡可能的財力和物力的幫助。甚至當福格爾還是一名未經考驗的新助理教授時，列昂納爾?W?麥克肯齊提供了幾名研究助理，一名計算機程序員和他所需要的所有計算機機時。

福格爾195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執教，但於1959年又轉到羅切斯特大學。1964年他進入芝加哥大學，1965年在那裡任經濟史教授。1965年，他同時兼任羅切斯特大學的教授職位，1975年他把兩個職位都辭去，而到哈佛大學任教授。但是，對他來說，既要任人口經濟學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會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還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學。福格爾1977年曾任經濟學會會長，1980年任社會科學史學會會長，1978年以後又一直任國立經濟研究局的項目理事。

羅伯特?福格爾以他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出色的工作，榮獲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福格爾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計量學」或「新定量經濟史學」的誕生。這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同統計推斷原理相結合的一門新學科，用以考察這樣的反事實性問題：如果鐵路從來就不存在，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會是多少？對那些反對這一問題的人說來答案是：所有歷史研究實際上都是提出反事實性問題，不過是採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罷了。

在圍繞「新經濟」史學的興起而展開的熱烈討論中，福格爾堅定地維護《美國經濟史新釋》和《「科學」史學與傳統史學》中明確制定的方法。不僅如此，對於19世紀美國鐵路的經濟影響，福格爾推翻了不少過去的研究；與恩哲爾曼齊心協力，重新考察了美國奴隸制經濟學。美國史是以其受到熱烈的爭論而著名的課題，而《苦難的時代：美國黑奴制經濟學》要算是迄今在美國史方面出版的一本爭議最大的書。康拉德(A.H.Conrad)和邁耶爾(J.R.Meyer)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1958年4月、10月號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最先與那種認為奴隸制是一種無效益、不贏利的生產方式的正統觀點唱反調。福格爾和恩哲爾曼接受了這篇經典文章的論點，進而嚴加抨擊像種族主義者那樣地死死維護正統觀點的那些人；堅持認為奴隸制具有相當的效益，並且惟有像南北戰爭那樣的超經濟力量才可能導致它解體。他們的書已多次被譯成別種文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對這本書的各種評論文獻就遠遠超過了原書本身。

❷ 世界經濟與政治分析的當代知名人士有哪些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❸ 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說過：「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並而

答案A
本小題考查的是聯系。大公司成長起來不僅靠內部也離不開外部，這說明事物的聯系構成事物的變化和發展，B、D與材料無關，C的說法是錯誤的。

❹ 經濟學家貢獻了什麼

定價：20.00 目錄知識的「能」與「不能」（譯者序）作者小傳致謝導言：？/丹尼爾·B.克萊因經濟學家工作的作用和價值 / 弗蘭克·D.格雷厄姆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 / 羅納德·H.科斯經濟學家權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張中的「現實主義」 / 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如何兼顧學術成就與社會貢獻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與經濟學敘事 /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經濟學家知道些什麼？ / 托馬斯·C.謝林經濟學家以及錯誤的糾正 / 伊斯雷爾·M.柯茨納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經濟學職業和經濟學家的推薦書目人名索引譯後小記 導言：？ 丹尼爾·B.克萊因收集在本書中的論文展示了經濟學家們所做的選擇。寫作什麼樣的主題，遵從什麼樣的理論前設，吸引什麼樣的當權者，運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採用什麼樣的論調，預設什麼樣的聽眾，回應什麼樣的挑戰以及想要服務什麼樣的社會目標，每一次在做如上選擇的時候一個經濟學家就扮演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角色。今天的經濟學家們所做的個人選擇能有效地促進人類社會的改善嗎？當前的大多數作者都懷疑經濟學家的諸多選擇並不是為了社會的改善。經濟學家能夠很快發現市場、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們卻極少將這一發現缺陷的本事對准他們自己所在的職業界（即使有，也不是公開的）。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公開態度頗像對待自家孩子的態度：沒有任何批評性質疑的全盤接受。有些經濟學家也會對平常的職業常規和標准懷有一種懷疑，但這種懷疑卻僅限於私下裡的思考和朋友間謹慎的交談。只有少數的幾個經濟學家，比如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大衛·科蘭德（David Colander），托馬斯·邁耶（Thomas Mayer），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開地表達了他們的懷疑。 對這本小冊子而言，其推動力來源於這樣一個看法，即學術機構無法為現實行動提供有效建議，而且他們還懷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夠增進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明智行動。如果是這樣，經濟學家們或許就會發現從事學術工作的壓力使得他們偏離了為社會經濟生活做出貢獻的方面。他們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學術領域作出成就還是應當為現實經濟體制更好的運作作出貢獻？這本匯集了諸多文章的小冊子希望發現一條進入學術經濟學家內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議經濟學家真正面對這一學術成就和現實貢獻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的存在特別體現在弗蘭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寫作的年代，和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樣，顯示了那一時代的經濟學家反對那種僅僅看重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而對社會無所助益的研究風格，這一取向也暗中體現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於樂觀氣息的論文中（寫作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爾·柯茨納（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經濟學家在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觀點，有時這些觀點之間還會有沖突，但是在基本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將這些論文匯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種經濟學作為一門職業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種經濟學家應該有的社會責任的眼光。下面，我將從不同的文章以及他們各自的理論貢獻中提煉出幾個關鍵性的思想供大家參考。 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些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工程學和醫學，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對後面的這些學科而言，人們委託專家做出重大決定，因此這些領域內的決策者很有信心運用基本知識改善人類的狀況。然而，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卻不是經濟學專家而是每一個政府官員和普通選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們是高度忽視和缺乏基本經濟學思想的典型。「結果是……」哈耶克說道：「……你永遠不能一次性地為所有人確立一條經濟學規律，而總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為一個群體的經濟學家們在向公眾持續地反復灌輸那些經濟學基本思想上沒能獲得成功（對於職業經濟學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inframarginal）的東西）。其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種都明顯的是，人類不斷愚蠢地重復自己早已犯過的錯誤」。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使得職業經濟學家陷入了兩難境地：他應當努力教給人們各種經濟學常識，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來開導那些政治經濟領域里的普通決策者嗎？如果這樣做，該工作能獲得職業尊敬並享有職業安全嗎？如果學術界看重那種僅僅寫給學界其他人看的範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麼，那些想證明自己沒有白領薪水的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做呢？他能發現一個值得信賴的信念讓他既能在學術領域取得成功又能為社會福利的增進做出貢獻嗎？ 被拋棄的基本觀點 很多作者在這本書中指出由於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經濟學觀點和簡單的政策結論在公共事務中被拋棄了。科斯說道：「如果我們不得不提供的建議被採用的話，雖然它只包括幾條簡單的經濟學規律，但其價值是明顯的——令人泄氣的是這些簡單的規律卻被普遍地忽視了。」格雷厄姆也說過類似的話，即經濟政策的失敗在於非常缺少那些「明顯值得追求的、並能很容易認識到的目標。」哈耶克指出：「曾經獲得和廣泛傳播的知識不是被證實或證偽而是被簡單地丟棄和遺忘了。」科斯甚至還引證了弗蘭克·奈特，埃德溫·坎南和亞當·斯密的相似的評論，這些文章指出在經濟學內部，其實有一個處理該決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並使得經濟學基本觀點在公共領域內充滿活力的傳統。如果這些作者認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簡單結論被拋棄了，那麼他們心中肯定擁有一些特定的觀點和結論。大多數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應當以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為鵠的；我們還能確定幾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謝林，也許還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國政府應當立即減少或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花銷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卻不依靠那種自由論者的政策觀點，而僅僅依靠一種信念，即如果經濟學家們更多關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就會更好地傳達給普通公眾，而不管他們相信這些觀念是什麼。盡管作者們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說他們在何為經濟學「簡單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卻是值得懷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會援引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講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共同目標，勞動分工，機會成本，邊際效用，激勵，競爭，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確定所有作者都會偏愛這個故事——在產權制度下，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人的慾望能為人們創造獲得它們的機會；當然也能確定他們都喜歡市場行為的有效分散化協調。但奧地利傳統的學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納，可能認為這個清單上還應該包括機會發現，企業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識；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許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諸多要素中還應該包括政府激勵分析；邁克洛斯基可能還會強調經濟行動中論說方式的重要；謝林會強調經濟體系中會計恆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應當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觀點應當被強調並作為證據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們的觀點卻有所不同。 經濟學家能夠影響公共事務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說過，盡管其早期對經濟學家作為政策建議者能夠影響社會表現出明顯的樂觀態度的這樣一句話被柯茨納引用：「經濟學家們對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僅僅施加了一種微弱的幾乎不能察覺到的的影響。」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不要企圖勸誡普通人，他甚至宣稱經濟學家不要對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興趣，因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並能使信息的尋找盡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他們的努力或許最好應該集中在學術追求上。相比較而言，本書的作者們（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卻力勸經濟學家們更多地參與公共討論（public discourse）。他們確定經濟學家們對公共事務施加了影響。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車業、航空業和銀行業的政府管制和降低關稅方面，經濟學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邁克洛斯基說道：「是觀念，而不是美元，擊敗了管制機構。」；菲爾布魯克表達了「觀念力量」（idea force）的觀點，「然而一種觀念會進入一個人的頭腦。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進一步地，一種觀念的表達在更多人的心裡播下了種子，然後，潛在地，這股力量會以一種天文數字般的速度增長。」或許作者們的信心部分來源於對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的一種直覺。如果知識僅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經常想要指出的那樣），經濟學無助於現實生活的改善（一種「宿命論」）就是一個不錯的判斷。人們會有足夠的激勵去尋找一些他所沒有的信息，比如一個電話號碼，而經濟學家們強塞給他的很多信息卻不太可能會影響他的行動。但是，知識並不僅僅只是信息，它還是一種解釋和判斷。普通人有時會習慣於從國會議員那裡獲得一些相關的信息，但是他們對與社會相關的經濟解釋和經濟觀點卻有一種即使有限卻很穩定的需求。這種需求往往是由工會領導人，商業發言人，環境活動家，所謂的消費者權利提倡者，律師，利益集團，權威媒體，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經濟學家提供的。通過提供強有力的解釋和嚴謹周密的判斷，經濟學家能夠在公共討論中起到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眾如果知道卡特爾協議的經濟學解釋，他們一定會自始至終地反對民用航空委員會（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簡稱 CAB）；邁克洛斯基認為那些運動式隱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國對日本（U.S.-versus-Japan），損害了經濟學理解，而共同目標、比較優勢等替代性解釋卻能增進這種理解；科斯引用了一個思想試驗的例子——想像一個食品和葯品管理局的官員在決定是否批准一種新葯時所面對的激勵——一個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解釋。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識主要不是信息——某種事實和數據——而是一種解釋：故事，歷史，思想試驗以及隱喻。鑒於斯蒂格勒（由於懷有那種知識僅僅是信息的看法）極力想消除社會事務中錯誤難免的觀念，柯茨納堅持認為在經濟過程中錯誤無所不在，並且一如既往地將這一觀念應用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之中。在他看來，當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解釋的時候，錯誤可能就能被糾正，因為知識不僅僅是信息，它還是一種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對一種新的、更好的解釋的發現。柯茨納批評斯蒂格勒沒有把這種錯誤觀吸納到他的經濟學和公共哲學之中。本書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納這邊，認為經濟學家能幫助人們發現他們的錯誤。菲爾布魯克指出作為政策建議者的經濟學家能夠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錯誤態度」；謝林認為有了經濟學家們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費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著被人發現的命了。那種認為知識僅僅是信息的觀點還遮蔽了知識的第三個面向：判斷。當存在多種解釋而人們不得不在幾種備選解釋中作出決定時，就需要進行判斷。判斷是知識的這樣一個面向，在其中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觀念，更要相信觀念和運用觀念。判斷在行動中展現並經常在這樣的只言片語中被清楚地表達：「我認為我們應當做什麼……」。如同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釋的，判斷中有一種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覺一個人的信念會部分決定他如何思考、從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成為什麼樣的人。它是知識的道德維度，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主張和行動。因此，經濟學家能以兩種方式影響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實和解釋，幫助人們發現何處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導，告訴人們他們的利益應當是什麼。從亞當·斯密到邁克洛斯基，雄辯滔滔的經濟學家們都認識到了說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言說者自身的精神氣質。當一個經濟學家反對許可限制時，勸說的理由不僅在於這個觀點是有說服力的而且事實上是被人們支持的，更在於它是真誠的，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經濟學家需要留意察看一個經濟體系周圍以及隱藏在該體系背後的事物，需要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作出相關的描述。」一個經濟學家會強烈要求取消對商業活動的管制，他會勸說公眾他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因為他站在企業的立場說話而是為著整個社會的考慮著想。因為這個原因，和經濟學家的一次認真的交談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邁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員會的「道德權威」被經濟學家們摧毀（infiltruated）了；菲爾布魯克也說過經濟學家可以通過確立「一種價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來施加他們的影響。經濟學家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解釋和判斷。一種對知識性質的全面判斷和了解能夠使得經濟學家們拒絕那種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效率的「宿命論」思想。他們或許會採納一種艾倫·懷爾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達過的態度：「這種對知識的全面理解會獲得一種能夠消除損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卻沒有經濟學常識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僅僅是好人會帶來決策的失誤，而經濟學家卻能糾正這些錯誤。而且即使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大，這些影響也是有價值的。如同科斯敘述過的，「一個經濟學家通過他的努力能夠將一個一年浪費一億美元的方案推遲一個星期（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他的這一行為就已經掙得了他畢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勵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不是因為他相信他們的影響會有多大，而是因為「即使一個小小的成功也不應該被輕視」。 非主流、悲傷以及對絕望的斗爭 盡管作者們表達了經濟學家們將會影響公共事務的希望，有好幾位作者卻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希望是困難的和難以達成的。經濟學家們的大作很少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社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們的建議似乎也被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且當人們拒絕一個良好的建議時，其拒絕也是粗魯無理的。甚至在那些極少的、經濟學家的建議能在社會中生根發芽的情況下，智者的影響也是長久地被忽視而且他也不會獲得任何聲譽。在大多數時候，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就好象在教導一個壞脾氣的、被寵壞了的孩子。經濟學家必須為獲得注意進行爭辯和論證，而一旦獲得了注意，他就會認真地和煞費苦心地將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觀點的方案不斷進行「預演」（reheared），盡量用一些想像的故事和案例來論證它的合理性；而當他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已經將他的觀點牢記在心的時候，他們卻突然拋棄了他的建議而且不給任何恰當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繼續希望和懇求，這整個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或許還使一個人看起來有點荒唐可笑。這種挫敗，甚至絕望的感覺尤其體現在寫作於20世紀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個年代，正是中央集權制（statism）不僅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力量還是一種智識力量都快速增進和發展的時候。哈耶克指出經濟理性可能導致一種普遍的人類直覺與過分簡單化的幸福社會之構想的沖突。實際上，從收錄在本書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講辭中，我們就能夠看到那種傳統社會價值與現代社會理想規則之間相互緊張的觀念，而在隨後的四十年間，哈耶克又不斷發展和完善了這些觀念中的要點。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學生，「對一種觀點堅定不移的追求肯定會使你陷入一種差不多是孤立無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狀態，」而經濟學家「不必為他的努力去尋求公眾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樣令人心灰意冷。他說自由主義導向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一種極度無助的感覺經常會周期性的再現」：「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認為他看到了存在一種對什麼影響人類福利狀況的情形既無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無論做什麼和說什麼都無法對那些累積起來的錯誤思想以及由此導致的荒謬政策的改變產生最微弱的影響。他認識到在那些被錯誤思想影響的政策和行動的領域，眼下的他註定了只能閉口不言。他不試圖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發出反對的聲音，因為經驗和歷史告訴他這種反對沒有任何益處而只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他認識到對他所在時代主流的錯誤觀念的持續反對只會使他聲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視為一個古怪的人。」對那些參與公共討論的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挫敗和絕望的感覺最為強烈，讀一下赫特文章中的這樣一句話：「作為一種對現實時局的批評，經濟學家最能認識到自己最沒有什麼用。」盡管在最近幾十年，中央集權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寫作的時代那樣繼續擴展，盡管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眾的交流沒有什麼明顯的困難就贏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闡述過的基本問題對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當的。 偉大的逃離：從公共討論到學術職業 赫特繼續闡述為了應對這種挫敗感，經濟學家怎樣開展他們的工作：「因此，在實踐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寫作一些僅僅給其他經濟學家們閱讀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個教師，他還會嘗試將一種對經濟學的理解傳授（disseminate）給那些會聚在他的影響下的下一代的學生們。」赫特搭起了一座從公共討論中經濟學家經歷的基本困難到經濟學內部作為一個職業學術人的困難之間的橋梁。這一橋梁在本書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過對作為一個學術職業的經濟學的失敗，很多文章倒是表達了一種深深的憂慮。因此，這些文章指出了一個經濟學家在面對兩個不同領域——公共討論領域和學術追求領域——時的問題和困難，赫特建議用一種社會學理論來連接這兩個領域，而在另外的幾篇文章中，相關理論卻是不太清晰的。作為一種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挫敗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確地承認了這種「向內的轉變」（the turn inward），即轉向學術，轉向一種嚴格的經濟學家與經濟學家之間的對話（坎南，赫特的老師，其實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種更尖銳的論調表達過這一主題）。和這種「逃避」相關的赫特承認的那種學術追求就是「純理論」（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構」（model building）：「經濟學家可以投入到『純理論』——一個他可以逃避挫敗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經濟學家們的這種「邏輯體操」視為從一種幻想破滅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來的一種智識撤退。這種逃避的理由是「一個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內的『純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這一「科學」的假定必然帶來一套和「價值自由」、「客觀性」、「實證分析」和「科學方法」等被確定的理想准則相連的職業規范和標准，但是，正如韋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這種種准則的匯聚不能使人們單獨地以某種准則為依據，而反倒使得它們相互依賴共同起作用。科學和已被接受的科學方法相一致，科學也是科學家說它是什麼的東西，而科學家就是那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被贊許的職業制度和職業實踐中，科學語言就等於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也許是有價值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經常沒有認識到這種科學式的語言是一套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信念體系，也沒有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批評性地檢驗它。如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關於個人的諸多假定被檢驗，然後對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個預先假定的團體所分享；另一方面，這種集體忠誠卻沒有被檢驗，而且這些信奉變動的過程也大大不同於包含了上述假設的演化過程。」因此，那些轉向學術領域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認為這種轉向是一種「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以科學（換言之，一種學術上的）有它自身的進度和力量來為這種轉向辯護。而且他們相信，從長期來看，發展了的科學將比和公眾直接接觸和交鋒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好處，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為「向內的轉變」所作的正當化解釋。然而，在經濟學學術界，這一正當化卻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檢驗的的信念上（我把這一信念稱之為「偉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爾布魯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納以及麥克洛斯基以他們不同的方式提到過的，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意味著這個領域必然和自然科學領域有著根本的區別。經濟學職業界往往從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設開始推論，但是那些假設卻基本上是錯誤的。格雷厄姆寫到：「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總是處在懷疑之中；雖然那些『科學』的支持者強行將他們的理論套進僵硬的科學形式中，這種為經濟學「科學性」辯護的結果卻使得這種理論對現實生活的分析和應用極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術和大多數學術產品都沒有獲到預期的效果，其原因在於要想獲得學術承認就必須依靠那種很少考慮最終目標的精緻的傳統分析技術或者勤勉的對資料的收集。對手段的重視超過了對目標的考慮。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術精通程度的經濟學新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學會喜愛和運用這些技術了。」 不同的範式主義 這一「偉大的信念」依賴一套很強的已經成為「真科學」之標志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實踐。換句話說，該信念是一種在學術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形式化風格，或者一種範式。但是「範式」概念只能表明學術話語中的一種形式化風格，我們還需要一個足以表達對該範式強烈地堅定擁護的術語。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討厭的歧義，我選擇「範式主義」（paradigmaticism）這個詞（一個可能的備選術語是「形式主義（formalism）」，但是該術語不足以表達對那種不需要數學化的範式的擁護）。在經濟學職業界，範式主義是本書中的很多作者發現是錯誤的那種主張，因為，在經濟學內部，他們看到了範式主義和以公共事務為導向的經濟學之間的沖突。不管表達的是否清楚，本書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對經濟學界的範式主義，因為他們認為該傾向使得經濟學家們無法有效幫助政治經濟領域的真正決策者。範式主義最主要的類型就是那種被本書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爾布魯克明確反對的對正式模型建構的過分強調，在他們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納，特別是麥克洛斯基，也同樣表達了這種反對。本書中的科斯和菲爾布魯克反對的另一種範式主義就是那種因偏愛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歸分析）而導致的對經驗研究的過分偏愛。最後一種範式主義的類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種過分熱衷於收集各種事實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m）。 範式主義與相關主題的沖突 普通人不會思考或者談論「範式」這個詞。因此，要想使範式話語的傳授有任何價值的話，就必須以一種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傳播。盡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納和哈耶克表達過對範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賞，大多數的作者還是認為範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強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發現還不值得介紹給公眾。這種反對是不太明確的；同時也存在一種經濟學家在範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遠的爭論。那種「偉大的信念」堅持認為範式主義能最好地為社會服務，在學術職業界取得成就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但是本書的作者們指出了範式主義和經濟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間的沖突。對於定量分析範式，科斯寫到：「但是這一領域的發展成本極為高昂，它占據了本該全力投入到發展傳統理論的資源，也占據了對經濟系統中非計量性部分的經驗研究的資源。經濟系統中難以測量的那部分習慣性地被忽視了，這導致注意力從經濟系統本身轉移到了測量的技術問題。」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對正式的模型建構範式發表了更辛辣的評論（想想這些評論寫作於1942年！）：「最後，理論變得如此」科學「和抽象，以至於激起了數學家們的興趣使得他們樂於在一個復雜的永遠正在呈現的均衡中發展一種千變萬化的概念和一種原子單位的沒有摩擦力的游戲。均衡的概念使人聯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種數學模型的「多產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這一模型建構的游戲會一直繼續，直到越來越讓人難以明白的經濟學雜志中的某一頁變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碼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發深奧的模型建構者把所有不方便「運送」（freight）的事實都給拋棄了，直到「科學」達到一種境界，進入到了一個只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來越忽視理論的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的純粹抽象的領域。」以一種相似的風格，赫特抨擊道：「我們的觀點是，盡管過去四十年目擊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邏輯結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對豐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但是，對於有些最多產的方法論發明家而言，他們的研究方式已經使得他們趨向於嚴重忽視一直存在著的作為科學之基礎（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實用性。」赫特的批評性評論確鑿無疑地針對由魯賓斯坦（Joan Robinson）開創的那種研究方式，他還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未言明的、並且未被辯護過的對「偉大的信念」的確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構中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科學（true science）。這種確信正當化了對其他不那麼形式化

❺ 喬治·斯蒂格勒的信息經濟學創始人

斯蒂格勒也來是一個頗受尊源敬的經濟學史家，1977年任美國經濟學史學會(HistoryofEconomicsSociety)會長。
在芝加哥經濟學派中，斯蒂格勒的實證性格為學派帶來了理性討論的氣氛。他繼承了恩師法蘭克·奈特將經濟學視為科學的強烈求真慾望，身為一個新古典經濟學者斯蒂格勒卻能夠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本位主義。當經濟學的研究者將弗里德曼與斯蒂格勒這兩位芝加哥經濟學派第二代人物做比較時，多會注意到弗里德曼的好辯、爭勝跟辯才無礙，相較之下斯蒂格勒則顯得幽默、溫和與實事求是。因此斯蒂格勒偶爾會贏得來自不同陣營者的賞識。

❻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❼ 國富論中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中財富的定義分別是什麼

人們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對財富給出不同的定義。例如，有人出於個人版的享樂目的，把財富定義為個權人效用，用於研究滿足個人主觀偏好的方法；有人出於分析資源靜態配置的需要，把財富定義為交換決定的價格，把一切暫時不稀缺的資源都不當做財富；有些財產多的人及其理論代表，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遠處於有利地位，把經由人用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創造的勞動產品財富和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財富等同起來，否定勞動產品財富對於人類文明進步的特殊意義；還有些人把自己對金錢財富的追求作為經濟活動的最高目標，把人力只作為和機器原料一樣的為了追求金錢財富必須貶損、別無用處的資本，無視人力對人所具有的直接財富意義。

❽ 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主張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以亨利·西蒙、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為版主要代表的一群經濟學家權。
1.相信沒有政府幹預的競爭市場能使經濟最有效地運行。
2.在控制貨幣供應的前提下，這一派經濟學家還堅信市場有力量解決經濟問題，讓公司、消費者在政府有限制管制下作出自由決定。

另外：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成就，除了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學說，還有斯蒂格勒的產業經濟學、貝克爾的家庭論、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和科斯的產權經濟。

❾ 斯蒂格勒的人物生平

1911年1月17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雷登的西雅圖郊區。在斯蒂格勒的早期學術生涯中，他對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都感興趣。在1938年，他著手於價格理論方面的研究並發表著作。當時，他剛剛定居於艾姆斯，在那兒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於193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時，他已在依阿華州立大學任教兩年。這時，弗雷德里克·加弗邀請他去明尼蘇達州大學任職，他接受了。在這里，他與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馬吉特共事 。
1947年，斯蒂格勒開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長達11年之久的教學生涯。1958年，斯蒂格勒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美國制度查爾·R?沃爾格林講座的教授。這樣，他就開始了在這所大學的長期任職生涯。在此期間，他與米爾頓·弗里德曼一道，領導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這個學派以重視貨幣主義和降低政府作用而聞名於世 。
1957～1958年，斯蒂格勒離開了芝加哥大學赴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與肯尼斯·阿羅、梅爾文·里德、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伯特·索洛一起度過了他在回憶中所稱的「輝煌的一年」。這些人中除里德外，後來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斯蒂格勒在1971～1974年擔任安全投資保護委員會副主席，1969～1970年擔任尼克松總統的法規管理改革顧問，這使他有機會將他在法規管理上的學術成果應用於公共政策 。
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系列重要的學術任命和職務頭銜接踵而來，這是由於他的成就被世人賞識。
1977年後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和政府研究中心負責人。自1947年開始，一直兼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高級研究員。在70歲的這一年，斯蒂格勒進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擁有了較多的時間從事他所喜歡的業余愛好：收集書籍、攝影、木刻和打高爾夫球。他放棄了大學的領導崗位，被命名為查爾斯·W?沃爾格林傑出榮譽退休教授。
斯蒂格勒是芝加哥學派在微觀學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消費者在獲得商品質量、價格和購買時機的信息成本過大，使得購買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從而造成了同一種商品存在著不同價格。斯蒂格勒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場現象，並不需要人為的干預。斯蒂格勒的觀點更新了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理論中關於一種商品只存在一種價格的假定。在研究過程中，斯蒂格勒還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勞動市場。這些研究開創了一個被稱「信息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斯蒂格勒的另一貢獻是對社會管制政策的精闢批評，他力圖論證「看不見的手」在當代仍可獲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則常常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他主張實行自由市場制度，反對壟斷和國家干預。他是被稱為「管制經濟學」的新的重要研究領域的主要創始人。弗里德曼贊譽斯蒂格勒是「以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與政治問題的開山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