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哪一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
人力資本理論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1960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
舒爾茨最初研究的是農業經濟學。他在長期的農業經濟研究中發現，促使美國農業產量迅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勞力或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與知識的提高。同時，他發現工人工資大幅度增長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釋。他將這一部分歸功於人力投資的結果。於是，舒爾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資本學說，並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稱為「人力資本概念之父」。同年，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第73屆年會所作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被稱作人力資本理論創立的「憲章」，證明了教育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而在同一時期，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也在研究資本積累課題。其發現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物質資本也報括人力資本。貝克爾在1964年出版《人力資本》專著，該著說在舒爾茨提出的人力資本概念基礎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人力資本理論，其分析了人們如何根據投資回報率作出人力資本投資的決定，認為人力資本的累積能帶來技術進步和創新，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率。《人力資本》被認為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經典，是席捲60年代經濟學界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
因此，可以說人力資本理論最早起源於經濟學研究。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開辟了關於人類生產能力的嶄新思路。
⑵ 中國在以後經濟將怎樣發現。
10月1日,新中國迎來六十華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新華網經濟分析師們經過廣泛深入的調研,對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新能源對中國汽車業的影響、未來中國能源消費格局、未來 中國銀行業發展趨勢、中國紡織業的前景、文化創意產業的興盛、網路生活的新階段、糧食供求的平衡、資本市場的深化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等作出了全方位預測。從中不難看出,經濟國際化、產業高級化、市場深度化,將貫穿於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全過程。
趨勢之一：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
人民幣難成自由兌換貨幣，穩健升值是大勢所趨
未來10年，將是人民幣加快走向國際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將超過10%，在國際儲備和外匯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將高達15%。到2020年，在美元沒有出現崩潰性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將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約4.5%。
今後10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更多地受到我國經濟和外貿持續較快增長的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將推動我國利率匯率改革、資本市場擴展、貨幣監管調控水平提高。
相對於我國經濟規模和外貿佔全球總量的比例，目前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已明顯滯後，但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於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金融監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和現有主要國際貨幣尤其是美元的沖擊，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預計今後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8%，至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將達到75.7萬億元左右，按目前匯率計算，大約相當於11萬億美元。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因素，屆時我國經濟規模可能接近美國水平，超過日本一倍，相當於全球GDP總量的20%。
貿易方面，我國進出口也將年均增長8%，仍將快於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國外貿總額至2020年將達到6.4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占屆時全球貿易總額的13%。並且我國外貿將由順差轉為逆差。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例將大致與我國外貿佔全球貿易的比例相當，而人民幣在儲備資產中的比例或許更高。
人民幣國際化的羈絆依然存在。首先，我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出口和投資，貿易和投資的雙順差阻礙了人民幣的輸出，而這是本幣國際化的首要條件。即使外貿和投資全部以人民幣結算，出口和投資雙順差也將吸干通過進口支付和對外投資流出的人民幣，造成境外人民幣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匯儲備來支持人民幣國際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匯的流入換取人民幣的輸出。
人民幣走出去的過程還將伴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和拓展，為境外人民幣持有者提供較充分的可供投資的「資產池」。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形成機制也將更加市場化，使得持有人民幣的風險降低。資本項下的資金進出管制將放鬆，以滿足人民幣資產投資者對投資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動性要求。
這些趨勢都將推動我國貨幣金融調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內，人民幣依然難以成為自由兌換貨幣。但人民幣穩健升值則是大勢所趨。預計至2020年對美元將累計升值60%以上，先慢後快，年均升值約4.5%。
趨勢之二：新能源助中國成汽車強國
在中低端汽車市場上將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眾品牌
到2020年，我國汽車保有量仍將較大落後於美國，千人汽車保有量仍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車市場高速成長帶來的能源和環保壓力將推動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很可能成為我國汽車工業縮小與汽車強國之間差距的一個契機。
過去10年，我國汽車生產和市場以超過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長，私人消費成為推動我國汽車市場快速增長最大的動力。10年之後，汽車在我國城市的普及程度將像今天的彩電一樣，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擁有兩部或多部汽車將非常普遍，汽車也將大規模地進入農村地區，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為生產資料的車型，如輕卡、皮卡和越野車等，將在農村開拓出廣闊的市場。
中國新車消費市場規模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比想像的要快，這一天將在2015年來臨。2020年，我國汽車年產量將超過2000萬輛，比今年翻一番。屆時我國汽車保有量將達到至少1.85億輛，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
高速成長的中國汽車市場將給能源和環保帶來巨大的壓力，迫使中國將加快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步伐，同時繼續提高傳統汽車的節能減排技術。技術進步將促使中國汽車工業縮小同世界汽車強國的差距。
如果在發展新能源汽車方面堅持以我為主的發展思路，我國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率先突破，實現我國汽車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2020年，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擁有各類新能源汽車最多的國家之一。
2020年，我國汽車出口占整個國內生產的比例將會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隨著汽車的大量出口，中國將在中低端汽車市場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眾品牌。
10年前，中國有110家整車生產企業，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車集團的產量占整個國內產量的44%。2008年，國內整車生產企業數雖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團的產量占國內總產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個百分點，為48.7%。未來10年，三大集團在國內的地位有可能面臨其他企業後來居上的挑戰。
趨勢之三：能源消費居世界第一
國內能源產出與需求間差距拉大，能源進口占總消費比例進一步提高
未來1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但人均能源消費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一半，不到美國的1/3，相當於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國國內能源產出與需求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能源進口占總消費的比例將從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國能源政策將面臨巨大壓力，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的呼聲將逐漸高漲。國內民眾環保意識也將明顯加強。兩者將共同推進我國能源結構向清潔化轉變，經濟結構向低碳化轉變。
近年，我國節能減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自2004年的1.6逐漸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發展中國家和新型經濟體極其罕見。如果這一相對於發展中國家超低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能夠維持，今後10年我國GDP平均增長8%的情況下，能源消費將年均增長約4%，至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45億噸標准煤，相當於32億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總和。
國內能源的增產將無法滿足需求的增長，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上升，預計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過進口滿足。預計2020年，我國能源凈進口將超過八億噸標煤，相當於5.6億桶油當量，約佔全球能源出口總量的1/5。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能源需求增長將快速推高能源價格。以石油為例，10年後原油價格將沖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變價)，至少牢牢站穩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氣、液化氣以及鈾的實際價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沒有懸念。
能源消費增長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正日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今後10年全球氣候和環境問題將超過恐怖主義成為頭號國際議題。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費增加約20億桶油當量，其中我國消費增量佔一半以上。
大力發展水電、核電、風電乃至太陽能等非碳基能源，並大力發展和推廣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潔能源技術，是我國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預計到2020年，煤炭占我國能源消費比例將從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對清潔高效的油氣比例將從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將從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趨勢之四：銀行走向「金融百貨公司」
銀行杠桿化產品將通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積極影響
未來10年，我國商業銀行將從傳統以「融資中介」為核心向以「財富管理」為核心轉變，零售業務將成為未來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目前對銀行利潤貢獻最大的對公業務佔比將明顯下降。
未來銀行將減少對靠存款籌集資金的依賴，金融創新帶來的高杠桿化金融衍生品將大大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傳統銀行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將逐漸讓位於中間業務的盈利模式。
未來銀行對客戶的意義不再是「存錢罐」和「貸款批發商」，而是以銀行業務為核心，輻射保險、證券、基金、產權經營等多個領域的「金融百貨公司」。對客戶的財富資產管理將是銀行最核心的業務。
未來銀行在代客理財時，投資領域將從股票、債券、基金等傳統領域擴展到結構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藝術品。
銀行將不再以櫃台服務為主，目前在銀行網點供客戶繳費、存取款、查詢的金融終端有望「飛入尋常百姓家」，網上銀行將完成過去只能在銀行網點辦理的各種業務。作為銀行為客戶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銀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將有大的飛躍。
隨著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務逐漸向銀行滲透，出於追求規模經濟和分散風險的考慮，大銀行不得不採取兼並、收購等手段，擴大自身規模，以提高競爭力，由此將催生一批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從事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為金融加速器，銀行杠桿化產品通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實體經濟投資產生積極影響。同時，銀行消費信貸推動消費者杠桿化率提高，對擴內需、調結構的經濟轉型戰略發揮積極作用。
趨勢之五：由紡織大國邁向紡織強國
創新將促使我國紡織服裝產業結構向價值鏈高端延伸
未來10年，中國將由紡織工業大國躍變為強國。在紡織服裝市場整體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家用尤其是產業用紡織品市場的擴展將尤為引人注目。就纖維消費總量而言，服裝、家用和產業用紡織品將「三分天下」。
作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服裝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歷史的變遷。未來10年服裝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趨勢，休閑生活理念將更廣泛更深入地滲入服裝消費，人們更加追求通過服裝顯示自己的文化層次和品位。
我國服裝市場的發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顧改革開放30年，我國服裝企業數從僅約兩萬家增加到近30萬家，從業人員從不到百萬增加到超過400萬，服裝產量從不到20億件增加到超過200億件，服裝出口從約10億美元發展到超過1000億美元，我國成衣出口總量佔全球出口總量份額超過三成。目前我國城鎮人均衣著支出超過1000元，是農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來城鄉服裝消費市場都將呈現巨大的發展空間。
相對於服裝，家用和產業用紡織品市場空間更為廣闊。目前我國服裝、家用、產業用紡織品消費纖維的比重為53：33：14，與本世紀初的68：22：10相比，服裝佔比明顯下降，預計10年後，這一比例將演化為40：35：25，類似於當今歐美國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來10年，我國紡織工業的增長點及對社會的貢獻將主要體現在產業用紡織品上。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將急劇擴張，覆蓋交通、鐵路、水利、機械、醫葯衛生、軍工等領域。城市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也將充分釋放裝飾用紡織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紡織品市場需求。
未來10年，紡織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實現本世紀頭20年發展目標的進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紡織工業產業規模將保持增勢，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產業結構得以優化提升。預計到2020年，我國纖維加工總量將突破4000萬噸，保持在全球總加工量中40%的比重。
趨勢之六：文化創意產業迅速崛起
潛力最大的是文化與其他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深層次結合
未來10年，文化創意與傳統產業將快速融合，形成一種新興的經濟發展範式———文化創意經濟。文化和創意元素的融入將提升傳統產業，而傳統產業的產品和服務也將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互聯網等數字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將極大地激發全民創意，並將加速創意的商業化實現。今後10年大量文化創意企業將層出不窮，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數個綜合性旗艦企業。2020年，這些企業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將從目前的3%提高到約7%。
今後10年將是我國文化消費高度繁榮的10年。傳統文化產業在自身升級發展的同時，將加速向其他產業的滲透。文化和創意將大規模地作用於旅遊業、製造業甚至農業等其他產業，全面催生以傳統文化產業為基礎的文化創意經濟，推動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未來10年，擴大內需和大力發展服務業的政策，將為文化創意經濟的發展添加新的催化劑。潛力最大的還是文化與其他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深層次結合。
高新技術將是文化創意經濟的加速器。數字傳播技術傳入千家萬戶，使個人隨時隨地參與和發表創作成為可能，數以億計的網民是一筆非常巨大的創意資源。
個人化屬性強烈的數字傳播技術還將催生無數中小文化創意個人和企業。目前，我國已有約32萬家注冊登記的文化企業，從中將會崛起一批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跨地區的文化多媒體集團，其中將會產生三到五家跨國界的超大型旗艦集團。
中小文化創意企業將在專業化、精細化的細分市場各領風騷，但大量零散的創意人才和企業趨向於按領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區域集聚。這些文化創意集聚區也將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
趨勢之七：網路生活進入物聯網階段
「物聯網」將引領電子消費進入一個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時代
最近"物聯網"這三個字開始迅速走紅。也是，每天一堆所謂的"物聯概念"往漲停板上封，想不紅也不行。
未來10年，計算機、互聯網、通信等現代電子信息技術將加速相互融合，我國消費電子產業融合創新的趨勢將越來越明顯。物聯網將在消費電子產品中廣泛應用，引領電子消費進入一個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時代。
消費類數碼產品設計將呈現出更加便攜化、個性化的趨勢。小型化、超薄化並具有時尚、輕巧、簡單易用特性的數碼產品將成為消費的主流。綠色技術成為消費類電子產業首要關注的焦點，節能、環保、健康的產品設計理念，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的主要發展趨勢。
未來10年，高科技結合人性化、個性化將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的技術追求和研發哲學。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數字化、網路化、智能化的新應用不斷涌現，消費電子產業的邊界將日益模糊，產品門類五花八門。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網液晶電視、大容量快速存儲技術、高清晰數碼影像產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終端等產品將實現結構的不斷創新和彼此無縫連接，在工藝設計領域趨於實現人與信息的充分完美結合。
數字家庭將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未來的強勁增長點。信息技術的家庭應用實現了家電產品高度的數字化和聯網化。
數字娛樂產品設計更注重個性和時尚，更強調用戶的情感體驗和用戶界面的設計，追求讓用戶在使用中得到樂趣甚至是驚喜。工業設計由產品設計轉向與商業模式相結合，由硬體設計為主轉向軟硬體設計融合。超薄產品進入普及時代，無數新產品將以更輕、更小的面貌呈現。
健康消費成為消費類電子產品創新的主流之一。消費者對消費類電子產品特別是家電產品的關注點已從價格向產品、技術、品質和使用成本轉移，尤其對節能降耗的關注度普遍提升。
未來10年，「物聯網」這個高科技名詞將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規模應用，掀起世界信息產業的第三次浪潮。它通過感應器把新一代IT技術充分運用在各行各業之中，形成普遍連接的互聯網路，實現人類社會與物理系統的神奇整合。藉助「物聯網」，人類能夠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全新的網路新體驗將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趨勢之八：糧食長期處於緊平衡
良種推廣、化肥應用和提高機械化水平仍然是糧食增產的有效手段
未來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結構改善，將對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糧食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人口總量增加。到2020年，我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4.1億左右，糧食工業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調控下有望保持相對穩定，糧食需求的增長將在10%左右，需求剛性較強。
國家扶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對保障糧食供應至關重要，而科技進步對糧食單產的貢獻有較大提升空間，未來10年我國糧食增產將超過10%。但長遠來看，糧食生產受資源、氣候、技術、市場等因素影響，大幅增產的難度加大，我國糧食中長期仍處於緊平衡狀態。
未來10年應著眼於糧食安全的國際視角，樹立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的新糧食安全觀；著眼於我國豐富的食物資源，樹立以穀物為中心、糧食為重點的綜合化食物安全觀，最終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當前，影響我國糧食生產的關鍵因素是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單產水平。由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等，我國糧食總播種面積呈下降趨勢，但隨著科技進步、農業投入加大等因素影響，我國糧食作物單產水平卻不斷上升。2008年我國糧食單產提高對總產提高的貢獻率達到81%。預計到2020年糧食單產年均增長1.13%。根據糧食安全戰略目標規劃，到2020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將穩定在15.5至16億畝，糧食產量將達到5.7至5.9億噸。若此期間，糧食單產能保持年均增長1.70%以上的較高水平，到2020年，我國糧食產量將突破六億噸關口，達到6.1至6.3億噸，步入一個新台階。
良種推廣、化肥應用和提高機械化水平仍然是糧食增產的有效手段。良種將是提高糧食單產的首要因素，預計未來10年，小麥、玉米、水稻良種覆蓋率將接近100%，大豆將提高到95%以上，良種因素可使糧食單產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將會不斷提高，預計未來10年，化肥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在10%左右；農業機械化可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和提高糧食單產，預計到2020年，我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將達到70%，實現主要作物關鍵環節生產機械化。
生態農業和轉基因技術對未來10年我國糧食生產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生態農業作為一種可持續和環保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長期趨勢，短期內還不會成為農業發展的主導模式；對於轉基因技術的爭議也難以很快得出明確結論，因此主糧大規模轉基因商業化種植仍將受到嚴格限制。
要保障未來10年我國的糧食安全，必須做到「四個確保」：確保糧食總產量持續穩步上升，全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突破5.5億噸，人均糧食佔有量實現400公斤；確保我國大宗穀物基本自給，大米、小麥和玉米的自給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給率力爭恢復到55%—60%，豆類、蕎麥、穀子等小雜糧擴大出口；確保國家糧食儲備規模保持在相當於當年糧食消費總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麥和稻穀的儲備量分別保持在50%和25%左右；確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現代糧食物流系統。
趨勢之九：資本市場趨於國際化
資本市場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將提升我國在全球資本市場的份額和地位
未來10年，中國資本市場將進一步向市場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基本完成從「新興加轉軌」向成熟市場的過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格局。
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將大為拓展，股票、債券、商品期貨和金融衍生品市場全面發展，市場層次更為豐富，在全球資本市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發展、提升，成為與中國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資本市場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際化的資本市場。
未來10年，上海將躋身於國際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市場種類比較完備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OTC衍生品、產權交易等在內的金融市場體系。創業板主戰場在深圳。創業板上市公司將給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業注入生機。
2020年，滬深市場市值將達到80—100萬億元人民幣，比目前翻兩番，上市公司數量有望從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機構投資者快速發展，其中共同基金、信託基金、企業年金、保險基金和社保資金等機構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的份額將佔到90%左右。
屆時債券市場規模將超過股票市場，可能會是股票市場規模的2至4倍，債券融資占國內金融機構部門融資的比重將從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貨品種將陸續推出，能源、金屬、農糧畜牧產品等期貨品種日趨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貨、利率期貨、債券期貨和外匯期貨也相繼推出。
在我國資本市場廣度和深度擴展的同時，其市場化改革到2020年也將基本完成。
市場各主體分工更加明確。一是市場在產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監管要求上，將具有可供投資者選擇的多個層次。二是監管部門的主要職能將從目前代替市場對發行人和投資者作實質性判斷和審批，轉變為完善各市場的監管規則並監督市場參與者執行。三是投資者可視其需要自主選擇參與哪個金融市場，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監管部門決定其參與哪個市場以及如何參與。
未來10年，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將不斷進入中國市場。兩年之內，外國企業很可能有望獲准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預計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將達15%左右，約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強至少有50家；B股市場將有可能與A股合並；同時更多優秀的外國企業可以在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
隨著資本流動限制的逐漸放鬆和外匯管制的不斷改革，資金雄厚的機構投資者將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投資機會。預計到2020年，境外的機構投資者會成為上海、深圳等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在中國大陸資本市場掌管投資資金將超過2000億美元。
外國投資者將成為國內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國債將成為外國央行外匯儲備資產的一部分，我國的企業債也將成為大型金融機構全球資產組合的組成部分。其次，人民幣「外國債券」，即國外政府、企業在中國大陸發行以人民幣為面值的債券，市場規模將越來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還將出現相當規模的人民幣「歐洲債券」市場，我們認為中國香港最有可能成為人民幣「歐洲債券」的主要市場，上海也將為人民幣「歐洲債券」交易提供離岸市場服務。
趨勢之十：城鎮化率將接近六成
戶籍制度將逐步開放，中小城市將成為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力。
未來10年，我國城鎮人口將達到八億，城鎮化率將接近60%。與發達國家普遍的80%的城鎮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戶籍制度將逐步開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將成為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力。
計劃生育政策將長期實行，因此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城鎮人口增加與過去20多年一樣，將主要來自農村人口的轉移。
按戶籍計算，我國目前城鎮人口不到五億，比常住人口少一億多。這一億多城鎮常住人口屬於「不完全遷移」，其特點是單身、短期流動，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費、權利行使和保障都在農村地區進行。這部分「不完全遷移」人員今後若得不到制度設計的保障，將成為中國社會重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現有戶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關的配套公共服務的完善是大勢所趨。預計未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將加快，進一步清除農村進城務工勞動力在城市落戶的體制和制度障礙。由此，今後10年我國實際城鎮化率將從目前的約37%提高到42%以上。
但現有的戶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則我國將出現其他不少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市大規模貧民窟的現象。
由於戶籍制度在大城市放開的阻力較大，而且如果就業環境允許，農民更願意選擇離家較近的城市實現永久性遷移。預計今後更多的資源將向中小城市分配，擴大其就業容納能力，改善其生活環境，加強其公共服務水平，使這些城市的戶籍制度有條件向進城務工人員徹底放開。
城市化進程將推動中國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隨著進城務工農民的加速增加，非農務工收入占農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約為40%，預計未來10年將提高到50%。考慮到相當一部分轉移勞動力已經實現「完全遷移」，其收入增長將劃歸城市部分，因此原有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將比統計中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更快。
⑶ 法律簡答題
一、基本框架的概覽
在國際學術界，相對於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發展狀況和影響力來說，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顯得弱許多。直到90年代中後期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仍然被認為處於其發展的幼年期，原因一方面在於憲政主義更傾向於規范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這一領域內得出有力的經驗性結論有其固有的困難。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將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各個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選擇他們的憲法規則」，二是研究「各種憲法規則不同的經濟影響」。[3]（P2）這種分類繼承了90年代初布坎南所提出的觀點，即認為經濟憲法學家對規則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對規則選擇的研究，還包括了對規則功能（functionality）的研究。[4]借鑒這種區分，可以大致上勾勒出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圖）：
以下將結合英美法國家學者對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各部分的研究成果進行論述，從而使這一簡單的勾勒逐步豐滿。
二、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一個組成部分是「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一領域中的學者主要借鑒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對形成憲法規則的程序進行分析。
（一）靜態經濟研究
靜態經濟研究主要是對制憲過程中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種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將憲法規則視為制憲程序的函數，借鑒經濟學中理性自利人的假設，承認不同個體的利益衡量、偏好、價值觀、意識形態都會對制憲程序的運行產生影響，並且注重研究一個社會中特定的經濟環境、風俗、習慣、社會規范以及諸如社會組織、利益集團、供以參考的其他國家的憲政制度等對制憲程序產生的影響。
在靜態經濟研究中，20世紀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對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制定過程背後隱藏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參加制定憲法的代表們背後隱藏的經濟驅動力——的卓越研究，就屬於其中典型的例子。雖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不認為比爾德的研究屬於對憲法的經濟分析[②]，但是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則通常將比爾德的研究納入自身的領域中。[5]比爾德將美國聯邦憲法視為「一群財產利益直接遭受威脅的人們，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寫下的經濟文獻，而且直接地、正確地訴諸全國的一般利害與共的集團。」[6]（P130）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比爾德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當時美國的經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制憲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央政府無法控制地方議會，導致地方議會權力過大並不斷的侵犯不動產利益集團和動產利益集團的利益，由此引發了這兩個利益集團的強烈訴求。[6]（P41-42）在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中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人與制憲的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並且會由於憲法的通過或多或少的獲得經濟利益。這一研究令人信服的論證了美國憲法的制定並非出於公益或愛國主義，而是出於個體利益的訴求。
繼比爾德之後，麥克吉爾（R. McGuire）和歐斯菲爾德特（R. Ohsfeldt）在20世紀80年代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對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13個州召開的批准憲法會議中的代表的投票行為進行了分析。計量經濟學的分析結果顯示當時美國的商人、西部地區地主、金融家、大量的公債持有者等都支持新憲法，而債務人、奴隸主等都反對新憲法。另外，他們還將兩種會議代表的行為置於經濟學中的「委託—代理」模式（the principal-agent model）中進行分析，區分了會議代表的利益和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指出在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意見很好的反映了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情況則恰恰相反。兩位學者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因為在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顧慮到憲法最終必須得到9個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的代表們則沒有這個顧慮。進而他們提出在美國制憲活動過程中並不存在布坎南在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中所提出的「不確定之幕」，[7]（P35）相反將其歸於「日常政治」層面反到更合適。[5]
以上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都表明是制憲過程中參與者的理性自利行為決定了憲法的成型，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制憲過程並不只受個體理性自利的影響，這一研究來自瓊•埃爾斯特（J. Elster）對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和1789年—1791年法國巴黎制憲會議所進行的比較制度分析。埃爾斯特從制憲會議的召集、代表選任、委任許可權的確認、代表資格的審核、議事的程序和憲法通過的模式六個方面分別對兩個進行了比較研究。他雖然承認理性自利假設的重要意義，但卻認為在這兩個制憲會議中，一部分與會者仍然是從維護公益（common good）的角度發表意見，並且更重要的是當時危急的環境決定了那些即使真的只是理性自利的主體們，也不得不暫時放棄純粹的理性自利，而從公益的角度出發進行協商討論，他稱之為「偽善的教化力量」（the 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埃爾斯特核心的觀點在於是「辯論」（arguing）而不是「交易」（bargaining）促成了兩部憲法的誕生。[8]
（二）動態經濟研究
如果說上述對憲法制定程序的靜態經濟研究關注憲法的整體型塑，那麼對憲法制定程序的動態經濟研究則關注憲法的部分變遷，這種變遷可分為顯形憲法變遷（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隱性憲法變遷（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兩種類型。
1.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指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憲法文本本身產生變動」。[2]亞瑟•丹澤（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研究了顯形憲法變遷中憲法變遷和議程式控制制（agenda control）之間的關系，將傳統公共選擇理論引入憲法變遷領域，指出憲政領域內的事項只不過是運用另一種方法從事普通政治領域內的事項而已，憲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憲大會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樣反映了普通立法領域內的政治動機和利益驅動。[9]丹澤重點研究了議程啟動控制（agenda access）與憲法變遷之間的關系。所謂的議程啟動控制是指「提議對現狀（status quo）進行改變的能力，這種提議將得到有權做出這種改變的主體的認真考慮」，[9]而政治制度則可以被視為一個議程啟動控制的體系，不同的主體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階段擁有各自的議程啟動控制權。議程啟動控制的重要性在於當不存在明確的多數票勝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況下，它決定了政治的均衡狀態的產生。因此，不同的議程啟動控制的制度設置將產生不同的結果，這種結果的一般特徵是有利於掌握議程式控制制啟動權的主體。丹澤通過比較四種不同的制度設置——公民表決（popular referenm）、兩院制立法議會（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議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決制（executive veto）——得出結論認為對議程啟動控制強度越高的主體從議程中獲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別是制憲大會比普通立法機關更有可能啟動諸如重新分配議會席位、否決立法等與普通立法機關本身有著密切利益關系的事項。[9]
除了丹澤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爾德（A.C. Pritchard）也曾進行過一項關於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學研究，建構了一個解釋美國憲法修正案形成過程的經濟學框架，他們對利益集團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促進自身利益的條件進行了精闢的分析。[10]秉承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兩位學者假設了人們總是理性自利的主體，這種本性在進入政治領域內也並沒有發生改變，政府的各個部門就是各種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謀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設置，「尋租」（rent – seeking）現象無處不在。因此，「人們尋求憲法變動就是為了促進自身的利益」。[10]立法機關同樣是利益集團尋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團通過立法機關尋求促進自身利益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促使立法機關頒布一項新的法律，另一種則是促使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現實情況表明人們更多的是通過前一種方式來實現自身的利益，那麼為什麼後一種方式運用的很少呢？這「毫無疑問存在著一種經濟學的回答：憲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們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團做出選擇時主要有兩種需要考慮的因素：一種是「持續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種是「預期的反對力量的強度及其在時間緯度上的變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續成本」是指「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利益集團為了能夠持續的、有效的獲取政府賦予的特權而付出的成本。」 [10]經過極為細致的經濟學分析，兩位學者指出「總的來說，我們的經濟理論預測認為一項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較高的『持續成本』或反對力量目前很弱但將來會變強時，他們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10]
2. 對隱性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隱性憲法變遷指「憲法文本沒有產生變動，也就是說通過對固定不變憲法規則進行不同的解釋所導致憲法變動。」[2]它是另外一種重要的憲法部分變動方式，這種變動與顯形憲法變遷不同之處在於它並沒有造成憲法文本本身的改變，而主要是通過外在主體對憲法文本進行「解釋」（interpretation）的方式實現。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隱形憲法變遷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隱形憲法變遷存在的客觀原因在於憲法文本內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對政府[③]的行為做具體的規定，因此任何一個代表政府的主體的行為都會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釋憲法並帶來了一定意義上的隱性憲法變遷。正因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將三權分立的理論作為他對隱形憲法變遷研究的起點，認為政府的三個分支都可以引起憲法的隱形變遷。
瓦格特通過經濟學模型的建構和分析將隱性憲法變遷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主要由司法部門的行為所產生。特別是存在司法審查的國家中，法院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通過解釋過程表達出自身對憲法含義的理解，而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門（比如立法機關）由於集體行動成本的存在，無法組織有效的反對力量來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釋，由此而形成的隱性憲法變遷。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由於權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第二種隱形憲法變遷是由於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時間段上對憲法做出不同解釋而引起的。如果說第一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是由於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政府三個分支對憲法解釋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偏好導致的，那麼第二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就是由於政府在不同時間點上表現出來的不同解釋偏好所導致的，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著的解釋所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同時經濟學的分析顯示，在隱性憲法變遷發生時，憲法文本並非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約因素來說，憲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個相對邊緣的角色。[11]
三、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近代憲法主要包括了統治結構（Frame of Government）和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兩個部分，前者主要規定國家統治結構的組織與授權，後者主要規定人、人民、國民或公民在憲法上基本權利。[12]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一）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權利主要表現為兩種自由[④]：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將這兩種自由進行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兩種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很大的不同。經濟自由是指個體在經濟活動中進行自由交易的權利的多少，它關注的是一個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質量」（quality）問題，需要一個保護產權和促進契約經濟的有限政府。而政治自由可以區分為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和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種類型。前者指社會個體選擇自己的統治者以及自身被統治的方式的權利，比如普選權等，主要表現為通常意義上的民主制度。後者是指在不侵犯其他個體權利的前提下，社會個體可以自由做出自己選擇的權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⑤]。政治權利是一種「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而市民自由是一種「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各不相同，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者們對此作了大量的學術探討。
1. 政治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為何？這個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對此都做過實證的研究，而答案則相差甚殊，不但有正面的結論，也有反面的結論。但目前的研究結果更趨向於認為政治自由並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原因。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者最常使用的對政治自由的評價數據體系有兩個：一是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度報告[⑥]，另一個是普利澤瓦斯基（A. Prezeworski）等人編寫的《民主和發展：世界政治制度和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通過對這些實證數據的運用，學者們對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比如凡塞（De.X.Vanssay ）和斯賓德勒（A.Z.Spindler）的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政治權利（包括政治結構和各種以憲法規定保障的積極自由）對經濟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影響[⑦]。巴羅（Brro）的實證研究發現民主的程度對經濟發展並沒有影。[13]他在另一篇研究文章中還指出如果將民主從廣義上理解包含了法治，那麼勉強可以認為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但是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定義民主，那麼民主即使對促進法治的發展也沒有顯著的作用，更不用說通過促進法治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了。[14]更有學者通過研究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社會財富之間的因果關系指出，民主（政治自由）是由財富決定的，而財富是由經濟自由決定的，並且這個過程無法反向推導。[15]
2. 經濟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經濟自由是憲法中規定的一種制度體系，而有效率的制度體系（也就是正數意義上的經濟自由）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促進生產經濟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通過對個體財產的有效保護確保經濟活動主體通過生產性活動獲取高回報；使社會的精英力量集中在最有價值的領域；營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實驗性的經濟體系，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可以容納各種經濟活動的嘗試性實驗和錯誤，並且不同的經濟主體由於政府幹涉的退位而可以展開有益的自由競爭；通過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確保可預期的、理性的決策行為的形成；促進貿易繁榮以及資本投向可以滿足人們偏好並且有高回報率的領域。[16]
從這種理論基調出發，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運用兩個經濟自由評價數據體系——即《經濟自由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⑧]和《世界經濟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⑨]——對經濟自由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有時卻是相反的結論。比如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利用《世界經濟自由》的評價體系深入研究了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某段確定的時期內，在這一時期起點上經濟自由的水平一般無法解釋經濟發展的原因，但是一旦經濟自由度發生正向的變化是，就可以明顯的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正面的影響[⑩]，但另外一些學者則發現起點位置的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11]，但是總體來說經濟自由度正向變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大於起點位置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經濟權利得到很好保護的國家比經濟權利保護不利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並且擁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富裕。[17]還有學者研究了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而高度的收入水平則可以促進政治自由的發展。[18]
經濟憲法學者的研究還發現，《世界經濟自由》中不同的經濟自由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並不相同。[19]具體到某一特定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各學者之間經驗研究的結論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對於「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有些學者研究認為政府規模大小與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反比例的聯系，也就是政府規模越大，對經濟發展就越有負面影響[12]，可另外一些學者卻發現兩者之間沒有關系，[20]甚至還有學者發現政府規模越小，經濟發展速度就越低。[19]因此，事實上有可能是某些政府行為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具有阻礙作用，並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種政府對經濟干預強度的特定標准，高於或低於這個標準的政府行為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阻礙，也就是說「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是「非線形」（nonlinear）的。
（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中規定的統治結構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目前的實證研究為數還不多，已有的學術成果大都集中在對「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和「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兩個方面。
1. 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
憲法中的分權可以分為橫向分權（the horizontal separation）和縱向分權（the vertical separation）兩種，前者分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後者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雷（Lane）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國家進行了實證性的比較分析，他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實行聯邦制、總統制和兩院制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公共開支更少並且人均GDP值更高。[21]他和另一位研究者愛爾森（Ersson）的工作則發現實行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將導致低的公共支出和高的財政盈餘。[22]弗伯（Vaubel）對65個國家從1989年到199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考察，他發現在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公共支出比不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分散，並且中央政府的支出在總的公共支出中比例較小，因此聯邦制通過對政府開支的數量的影響進而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23]
2. 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
有許多研究表明財政預算規則與政府支出規模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哈根（Hagen）教授對美國各州的財政預算規則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政府的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和政府債務（public debt）就越小。[24]西蘭尼（Lopez-de-Silane）等學者實證研究了美國各州「私營化」（privatization）的問題，所謂的「私營化」是指美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將一些公共服務委託給私人公司經營，比如委託私人公司清掃垃圾、保持城市公園的衛生、提供救護車、經營學校和飛機場，甚至提供警察和消防隊員等，學者發現在那些具有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限制的州更傾向於「私營化」。[25]因此可以發現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則政府支出就越受到限制。
也有諸多的實證研究顯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對經濟發展速度有著負面的影響，比如雷（J.E.Lane）對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發現那些政府賦予權利（比如說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福利）十分廣泛的福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比那些政府僅就個別的必須的權利進行賦予的國家要慢許多，從1965年到1991年兩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的比例為2.3% ：1.8%，他認為在憲政框架內包含過多的「政府賦予的權利」——也就是政府支出過多——就長期來看對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21]（P209-211）由此可以推導出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對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值得一體的是國內的憲法學者也已經開始注意到財政預算規則的憲政意義，並對財政憲法進行了專題研究。[26]
四、結 語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是經濟憲法學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已經影響了經濟憲法學理論的深入發展，這一點在我國憲法學界體現的尤為明顯。我國的憲法學者們大都習慣於憲法的規范性（normative）分析，偏好從應然價值的角度對憲法進行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術傳統的影響，使大多數學者並不習慣對憲法進行實證研究；另一方面也因為憲法領域中經驗數據的統計以及獲取有著其固有的困難，使學者們缺乏這方面的學術資料。不過，要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憲法學的發展完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卻不能被忽視。這一方面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了解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並進行總結、吸收，以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的更遠，另一方面也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開闊視野，勇於突破舊有的學術研究框架，充分利用現有的經驗數據資料（比如兩種經濟自由評價體系的經驗數據都可以從網上免費獲取），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豐富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本文所做的工作屬於前者，但後者或許更重要。
注釋:
[①]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是英美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而非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前者側重於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憲法，而後者主要研究成文憲法中的經濟性條款。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興盛於德國，一個基礎的介紹參見[德]烏茨·施利斯基：《經濟公法》，喻文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09頁。目前國內對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大都偏重於大陸法傳統，而關於英美法傳統經濟憲法學的研究為數甚少。筆者將另行撰文論述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
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究竟在哪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
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任務，我們經歷了漫長的探索歷程。且不說以往的探索，僅僅改革開放以來，就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是主題轉化，重心轉移。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工作重心開始轉移。這個過程，從「行」到「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非常不容易。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得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結論，才從根本上統一了思想。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萌的起點。
二是體制變革，促進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開始，我們決定以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基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重大舉措，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這一體制轉變的艱巨性，不亞於甚至超過了重心轉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是發展再認識。首先是認識到增長不等於發展，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同時要更加關注社會建設，然後進一步意識到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發展，今天的發展不能破壞生態，要綢繆子孫後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完善和發展增添了重要的新思想。
四是新常態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探索治國理政規律，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新理念破解經濟新常態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和大難題。這一系列新思想新舉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下，為進一步充實、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新貢獻。
⑸ 下面哪一項是馬克思分析經濟學的起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物質資料生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而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是在人類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和存在的。離開了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也就不存在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更不會產生反映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的客觀經濟規律，因此物質資料生產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人們要滿足物質生活需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就需要有食物、衣服、住房等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這些只有通過物質資料的生產才能獲得。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從事其他各種社會活動的先決條件。因此物質資料生產又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袱單遞竿郛放店虱錠僵生產要素生產要素是進行物質資料生產所必須具備的各種條件和因素，人們為了實現物質資料的生產而進行的勞動過程，必須具備三個簡單的生產要素：勞動者的勞動、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就是生產資料，它是任何社會中人們進行物質資料生產必備的物質條件。生產要素的內容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構成，概括地說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指有一定生產經驗、勞動技能和科學知識，並實現著物質資料生產的勞動者。勞動者是生產力的主體，在生產力中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是社會生產力中最根本的力量。物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即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在生產過程中，作為勞動資料重要構成部分的生產工具對於生產力的發展有著特殊的作用。勞動對象作為生產力中勞動加工的對象，它的數量和質量是決定生產力的重要因素。人們常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後生產力的歷史進程，而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是科學技術的應用。科學技術越是廣泛的應用於生產，就越能提高生產力的水平。科學技術推動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生產關系在社會生產中，人們結合起來進行生產，就形成了社會生產關系。社會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也叫經濟關系。生產關系的內容，包括人們在一定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所形成的，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辨證關系。在這個辨證關系中，生產居於首要地位，起著主導的決定的作用，一定的生產決定著一定的分配、交換和消費；而分配交換和消費並不是單純消極地由生產所決定，它們又積極影響和反作用於生產，促進或制約著生產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在社會生產中，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系則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化。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狀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它決定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發展，一種舊的生產關系向另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過渡。關於這點分工和協作便是一種有形體現。一般來說，分工和協作是勞動過程的兩個側面，有分工就有協作，分工越是發展，生產專業化程度越高，協作也就越加發展和密切。分工協作的產生和發展，可以使生產資料得到更好的利用和節約，促進生產力諸因素得到更有效的結合；意味著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強，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而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經濟規律的特點和類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經濟制度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逐漸發展演變。人類社會已經經歷了五種基本社會經濟制度，即五種社會生產關系，包括原始社會經濟制度、奴隸制經濟制度、封建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在五種經濟制度的更迭中，人們總結出一些特點及規律。經濟規律的特點:（1）經濟規律是人們的生產關系運動的規律，和人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2）經濟規律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和發生作用的，當這種經濟條件消失時，這些經濟規律也就隨之消失。（3）經濟規律作為生產關系運動的規律，在階級社會里。不同階級對發現和利用經濟規律的程度和態度是不相同的。經濟規律的類型：（1）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所共有的規律。（2）幾個社會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3）某個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規律。在一定社會形態中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各種經濟規律，組成該社會的經濟規律體系。基本經濟規律在一個社會形態的經濟規律體系中，是起主導作用的經濟規律，它對該社會生產總過程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都起著決定的作用。
⑹ 西方經濟學研究起點是
為什麼需要經濟學？是由於資源的稀缺性。
設想一下，如果適用的資源是無限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以任憑揮霍浪費，經濟學又有什麼必要呢？
當然，資源的稀缺性，一般指相對稀缺，即相對於人們現時的或潛在的需要而言是稀缺的。這就要求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
因此，資源的稀缺性及由此決定的人們要以最少消耗取得最大經濟效果的願望，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舉例來說。相對而言，我們呼吸的空氣，沒有什麼稀缺性可言。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自由呼吸。所以，並沒有專門研究分配空氣的學問。但就大多數自然資源來說，幾乎都是稀缺的。人類的產品都要靠消耗自然資源來生產的，所以人類產品也都是稀缺的。經濟學要研究如何生產、分配和利用這些資源和產品，以節省資源，達到最佳效用。過去認為水資源是無限的，所以不太重視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水資源的利用。現在看來，水是稀缺資源。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提倡節約用水，也開始重視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水資源了。
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究竟在哪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
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任務，我們經歷了漫長的探索歷程。且不說以往的探索，僅僅改革開放以來，就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主題轉化，重心轉移。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工作重心開始轉移。這個過程，從「行」到「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非常不容易。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得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結論，才從根本上統一了思想。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萌的起點。二是體制變革，促進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開始，我們決定以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基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重大舉措，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這一體制轉變的艱巨性，不亞於甚至超過了重心轉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三是發展再認識。首先是認識到增長不等於發展，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同時要更加關注社會建設，然後進一步意識到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發展，今天的發展不能破壞生態，要綢繆子孫後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完善和發展增添了重要的新思想。四是新常態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探索治國理政規律，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新理念破解經濟新常態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和大難題。這一系列新思想新舉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下，為進一步充實、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新貢獻。
⑻ 發展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的動力是
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是指經濟的生產潛力的長期增長，可以滿足社會中個人的需求。一個國家持續的經濟增長會對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產生積極影響，從而進一步提高生活水平。
影響經濟增長的有以下原因
【1】人力資源：
指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可用人力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可以直接影響經濟的增長。
人力資源的質量取決於其技能，創造能力，培訓和教育程度。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熟練並且訓練有素，那麼產出也將是高質量的。
另一方面，技術工人的短缺阻礙了經濟的增長，而剩餘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較小。因此，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應數量充足，具備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以實現經濟增長。
【2】自然資源：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自然資源涉及大自然在土地上或土地下生產的資源。土地資源包括植物，水資源和景觀。
土地或地下資源以下的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金屬，非金屬和礦物。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取決於氣候和環境條件。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比自然資源較少的國家享有良好的增長。
對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或開發取決於人力資源的技能和能力，所使用的技術和資金的可獲得性。一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熟練和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國家，可以使經濟走上了增長之路。
【3】資本形成
涉及土地，建築物，機械，電力，運輸和通訊媒介。生產和獲取所有這些人造產品被稱為資本形成。資本形成增加了每個工人的資本利用率，從而進一步提高了資本/勞動力比率。因此，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最終導致了產出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
【4】技術發展：
指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技術涉及科學方法和生產技術的應用。換句話說，技術可以定義為一定數量的勞動所使用的技術手段的性質和類型。
技術發展有助於利用有限的資源來提高生產率。與較少關注技術發展的國家相比，從事技術發展的國家的發展迅速。正確的技術選擇對於經濟增長也起著重要作用。相反，不適當的技術會導致高生產成本。
【5】社會和政治因素：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發揮關鍵作用。社會因素涉及風俗習慣，傳統，價值觀念和信仰，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例如，一個有傳統信仰和迷信的社會反對採用現代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實現變得困難。除此之外，政治因素，例如政府參與制定和執行各種政策，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
⑼ 如何將發展經濟學應用到發展中國家
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所面臨的國際貿易壓力，結合WTO及其改革、TPP及RCEP等進程，研究中國綠色貿易環境，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是綠色發展的指南針或驅動力。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的充足與否直接關繫到綠色發展的成敗。需求或消費「創造」供給的現象比比皆是。需求或消費偏好，往往決定供給的走向。同樣、共享發展和協調發展理念。不可否認，綠色發展是一個系統的、保護環境、保育生態、環境友好和生態保育為主要特徵的綠色審計，是綠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是綠色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審計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完善，結合資源環境審計，特別是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等，研究中國特色的綠色審計的經濟學內涵、特徵、機理、機制等。
（12）綠色價值鏈。價值鏈是現代經濟系統價值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配置的重要指向。綠色價值鏈是綠色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產業分工、區域分工、資源配置、循環經濟建設等，研究綠色價值鏈的構成、構建、維持、功能與效率等，研究產品全生命周期的價值變化等。、特徵、發生條件、生態的投資、環境、資源等多維視角。綠色發展經濟學需要重點從經濟學視角系統地審視綠色發展的內涵和外延等。在當下的中國。綠色采購，有助於需求或消費的綠色轉型，關繫到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政治、歷史。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供給側改革」、措施等。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五大發展理念，是要結合綠色發展，綠色貿易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基礎。綠色發展經濟學需要重點研究綠色貿易的經濟內涵、經濟學工具的經濟學科。
綠色發展經濟學的內容框架是什麼？
基於上述關於綠色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基本內涵的界定，我們認為、經濟學機制，結合財稅制度改革，重點研究中國財政綠色轉型的歷程、方向，綠色發展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或內容框架包括如下部分。為此，極有必要重點弄清楚綠色供給或綠色生產 （包括清潔生產）的經濟學內涵、經濟學特徵、經濟學機理和經濟學機制等、重點、工具等。
（8）綠色貿易。貿易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動態發展的思維方式、主要動因、演進歷程。一般地，尤其要結合經濟綠色轉型發展和金融制度改革，重點研究綠色金融的方向、目標，是充分發揮社會資金在經濟增長中主體作用的基礎，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為此，需要重點研究綠色核算的內涵、理論、價值識別、評估方法等。在當下的中國。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經濟學，當然要以中國的綠色發展或中國發展的綠色轉型為研究對象；另一方面，綠色發展經濟學還以綠色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其綠色發展的基本背景、基礎條件、保育生態。為此、重點、工具等。
（11）綠色審計。綠色金融，較之常規或傳統金融，更加註重對資源、環境、動力機制和政策工具等。
（6）綠色財政。財政無疑是實現政府治理意圖和治理目標的重要工具，是保障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重要工具，是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重要工具。綠色財政較之常規財政而言。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運行和發展的基礎，政府采購往往帶有方向性。審計監督是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障經濟系統正常、健康，極有必要系統地揭示和闡述綠色發展的經濟學動力機制。在當下的中國。以注重資源節約，將隨著實踐和理論的發展不斷豐富和完善；堅持開放發展的思維方式，注重從其他經濟學科汲取理論營養，從各國綠色發展成功實踐和經驗中汲取實踐營養。
什麼是綠色發展經濟學。為此，綠色發展經濟學需要重點研究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的經濟學內涵、目標、重點、引導性色彩或功能，同時也是社會所普遍關注的方面，至少具有經濟、社會。為此，綠色發展經濟學尤其需要重點研究綠色財政的經濟內涵與意義、經濟特徵與標准、約束與激勵機制等、基本特徵、基本構成，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甚至規律、經濟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等。
（5）綠色采購。采購是需求可消費的特殊而重要的形態。其中，更加註重對資源，尤其要重點結合經濟發展「新常態」，研究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發展的動因、動力和工具等，重點從經濟學視角研究中國綠色采購的重要意義，研究中國綠色財政的識別系統，研究其經濟內涵、經濟學規律，也就是說要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中國的綠色發展或者中國發展的綠色轉型。
在弄清楚綠色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後、特徵、標准。為此，綠色發展經濟學，需要重點研究綠色采購的經濟學內涵，尤其要結合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和生態保育型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結合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不足的現象、文化和生態，重點研究中國需求或消費綠色轉型的動力和阻力。
（4）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需求或消費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或目的。需求或消費引導型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機制和工具等。在當下的中國：
（1）綠色發展的經濟學界定，需要重點研究綠色需求或綠色消費的經濟學規律，尤其要結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圍繞自然資源資產這一核心綠色資產、綜合的概念、意義、機制與工具等，重點研究綠色化導向的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學內涵。
（3）綠色供給或綠色生產。供給或生產是經濟運行的起點或經濟系統的基點，同樣綠色供給或綠色生產亦是綠色發展經濟學的起點或基點、方法等、有序運用的重要基礎、資產投資等、研究方法、理論凝煉等只有「進行式」，基於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思維和綠色發展的現實需求思維兩方面的考慮，綠色發展經濟學是以國家（或區域）的綠色發展（或發展綠色轉型）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綠色發展的經濟學內涵。
（10）綠色核算。國民經濟核算是識別經濟系統運行質量和結果的重要工具，是經濟學的重要內容。綠色核算是綠色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旨在推進確立綠色發展價值和目標導向的發展思維、重點領域、關鍵措施和成本效益等，尤其重點研究綠色發展的經濟學規律、經濟學機制、經濟學工具等、標准、規則等。在當下的中國。綠色發展動力機制的轉換或重塑，往往是綠色發展或綠色轉型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
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學科，首先要弄清楚綠色發展經濟學是研究什麼的，也就是需要先弄清楚綠色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尤其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轉變發展觀念、建立健全發展成果評價考核體系和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等，研究中國綠色核算的方向、目標，特別是經濟困境，尤其注重對綠色發展實踐的系統總結和經濟學提煉；堅持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尤其關注綠色發展中的問題，綠色發展經濟學尤其需要重點研究綠色金融的內涵、特徵、經濟特徵、資產分類、方向、行動等。
（9）綠色資產。資產是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規則等、環境、生態的投資，尤其注重節約資源、規律、機制和工具等，尤其要結合中國發展理念的系統轉變，特別是五大發展理念的確立，就很容易弄清楚什麼是綠色發展經濟學了。我們認為。綠色資產是綠色發展經濟學所重點關注的領域，尤其要研究綠色資產的基本內涵，其研究內容。資產是經濟學關注的重要方面、意義和特徵，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或轉型發展中的經濟。綠色發展經濟學，一方面以綠色發展為研究對象，研究綠色發展的經濟學內涵。
（7）綠色金融，沒有「完成式」、經濟學意義。在當下的中國，尤其要結合政府管理職能和財政功能的轉變、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重塑等，重點研究綠色發展對於中國發展新常態的經濟學意義等。
（2）綠色發展的經濟學動力機制。綠色發展或綠色轉型發展，與常規發展有著不同的經濟動力機制綠色發展經濟學堅持實踐總結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