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經濟學原理：個人幸福的途徑是什麼國民幸福指數的四層含義是什麼
個人慾望最小化。感恩的心,以自己擁有為足,是幸福 的一個途徑
美國心理學家卡尼曼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艾倫·克魯格從2006年起編制國民幸福指數。由四級指標體系構成：社會健康指數、社會福利指數、社會文明指數、生態環境指數。每一級指標體系中都由若干個指標構成，指數的計算採用加權平均法。國民幸福措數的提出對於轉變發展的觀念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它不能完全表徵和度量經濟發展狀況。
㈡ 快樂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
快樂經濟學（EconomicsofHappiness）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它綜合運用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擴展了傳統經濟學的效用和福利概念，強調了除收入以外給人們帶來快樂的其他因素，進而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給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議主張。了解這一領域的最新發展及其理論觀點對於我國當前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快樂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
可以說，自從人類有了思考能力，便開始了對我們的生存目的以及何為快樂的理性思索。在經濟學產生之前，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就指出，「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用或者別的什麼理由」。在此，他已經暗示了財富不是幸福與快樂的唯一源泉。然而，隨著經濟學逐漸從早期的道德哲學中脫離出來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爾後更逐步發展成為可以用數學來進行量化研究的科學，採用一個更加准確、也毋寧說更加狹隘的概念來定義政治哲學中模糊的、難以衡量的主觀快樂或幸福就成為一種必然。
在早期的邊沁、密爾、斯密，以及後來的馬歇爾、庇古、瓦爾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經濟學家的精心理論澆築下，用貨幣單位（monetarymetric）來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為福利經濟學中快樂與幸福的主要指標，收入和GDP也由此成為比較個人和國家快樂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據，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評價也圍繞於此而展開。盡管這些經濟學家自己也認識到僅用貨幣收入來衡量經濟福利會遺漏其他一些影響快樂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為了理論的嚴謹和邏輯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這種簡化。從此，以收入和財富為基礎的福利和效用不僅支撐著經濟學大廈，引導著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著大多數普通人對於幸福和快樂的理解。
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對主觀快樂進行理論研究的當代經濟學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中提出了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並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首先，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以及長期的動態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樂水平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其次，在收入達到某一點以前，快樂隨收入增長而增長，但超過那一點後，這種關系卻並不明顯。第三，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部，人們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樂之間也沒有明顯的關系，包括文化特徵在內的許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快樂。
快樂經濟學採用了完全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傳統經濟學對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薩繆爾森提出的顯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設上，也就是說，如果在實踐中觀察到某一個理性經濟人在可以選擇B的時候選擇了A，那麼就可以推斷對該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樂）大於B的效用。然而，快樂經濟學認為，存在很多人們無力改變或選擇的宏觀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環境惡化、通貨膨脹、失業等，在這種情況下，顯示偏好假設並不能揭示人們的真正意圖。相反，快樂經濟學採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讓受訪者回答他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以表明他們對快樂的態度。這種假設看似一種退步（因為傳統經濟學認為只有在人們的現實選擇中才能夠發現他們有關偏好和福利評價的真實信息，假設的問題或模擬的場景沒有經濟學意義），然而快樂經濟學爭辯道，在很多情況下，顯示偏好實質上只是在諸多都不令人滿意的方案中勉強進行選擇，它提供的信息同樣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讓人們明確地說出真正導致他們快樂的原因或不快樂的障礙，才能夠發現現實世界同一個理想世界之間的真正距離。
基於這些理論假設，快樂經濟學採用了問卷、訪談等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藉助於計量統計和大樣本處理等技術，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年代、不同行業、不同文化的人們的快樂調查（happinesssurvey）來了解他們快樂的水平和影響快樂的因素。其中最為一般的問題是：「一般而言，你快樂嗎？」「哪些因素導致你快樂或不快樂？」研究者發現，絕大多數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響快樂的多重因素
快樂經濟學並不是要完全放棄或取代傳統經濟學以收入和財富為基礎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強調了給人們帶來快樂的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個人特徵，如期望值、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身體的健康狀況、經歷與背景等；二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宏觀制度安排，如通貨膨脹、失業、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數量與質量、環境等。在這些方面，近10年來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研究文獻。例如，阿萊西那等學者（Alesina,etc.,2004）發現在不同國家公平和快樂之間都具有密切的正向關系。布蘭切伏勞等學者（Blanchflower,etc.,2004）對20年來美國和英國不同人群的快樂水平進行研究，發現總的快樂水平下降，黑人的快樂上升，白人婦女的快樂下降，快樂隨年齡的增長呈現U型曲線，並且，他們試圖確定快樂或痛苦的價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給人們帶來的快樂價值大約為100,000美元/年，而失業給人們帶來的損失價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學者（Clark,ect.,2004）發現失業會導致嚴重的不快樂，即使存在足夠的失業救濟，人們也不會如傳統經濟學理論顯示的那樣主動地選擇失業，摩擦性失業並不像經濟學家假設的那樣無害。艾格斯等學者（Eggers,etc.,2005）探討了俄羅斯近年來的經濟蕭條和失業給人們的快樂造成的負面影響。格拉漢姆等學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和不穩定同快樂之間的關系。維恩霍夫等學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快樂資料庫，對各國的快樂水平進行比較。他們的數據顯示，由於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中國的快樂水平高於同等收入的其他國家。
這些經驗研究對快樂的理解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首先，相對於傳統經濟學而言，快樂經濟學更加傾向於主觀效用論，它們認為人們的快樂更多的是一種主觀評價，這種觀點盡管在歷史上也受到客觀效用論的挑戰（以收入為基礎的傳統快樂理論就是建立在客觀效用論的基礎上，因為收入更加客觀和容易衡量），但由於當代的快樂研究採用了實證的大樣本統計和計量經濟學工具，因此相對於歷史上的純粹理論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說服力。
其次，快樂經濟學承認收入確實是帶來快樂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滿足以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開始凸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羅加斯（Rojas,2004）發現，有很多高收入者認為自己不快樂，也有很多低於貧困線的人認為自己很快樂，原因就在於他們有著不同的預期。這類似於心理學中的「拐點」理論，也就是說，收入的增加會抬高人們的期望，反過來又導致快樂水平下降。這意味著，要想在長期提高人們的快樂水平是非常困難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和歐洲等富裕國家人們的快樂水平也並不像我們預想中那樣高的原因。
再次，人們對不同來源的快樂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收入和財富帶來的快樂比較短暫，而非財富帶來的快樂則較為持久。同樣，相對於非金錢的損失而言，人們更容易適應金錢損失帶來的痛苦。然而，現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質獎勵和懲罰的基礎上，在快樂經濟學看來，這顯然降低了獎勵和懲罰的長期力度。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納曼（Kahneman,etc.,1999）則發現，同樣數量的損失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要大於同樣數量的獲得給人們帶來的快樂，因此，至少不要讓人們變得更差對於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後，快樂對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發現，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會極大地降低人們的工作動力和收入，導致一種惡性循環；相反，快樂的人在工作中的業績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收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顯示了不論在社會還是在企業中營造快樂的氛圍的重要性。
快樂經濟學的公共政策內涵
快樂經濟學促使我們對如何促進人類發展和公民福利的傳統觀點進行反思。首先，幸福快樂，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既然收入和GDP並不能顯著增加人們的幸福水平，那麼，我們個人、乃至人類社會冒著過渡競爭、環境惡化、損人利己、爾虞我詐，最終耗盡地球的風險，去追求自己的、本國的收入和GDP無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義。人是一種經濟動物，具有一種積累財富的本能，然而，我們在這樣做時，卻往往並沒有思考這樣做的意義。
其次，衡量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財富更加全面的指標。快樂經濟學認為，我們應該採用一個更加廣泛的指標體系來代替GDP，以反映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的變化。阿馬蒂亞·森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已經被聯合國的年度發展報告採用，丹尼爾·卡納曼更提出應當建立國民快樂賬戶（NationalWell-beingAccount）來取代傳統的GDP，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經開始進行一些嘗試，我國各級政府也已經開始考慮用類似於HDI的指數來衡量地方官員的業績。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應當從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轉到追求建立並維系一個健康公平正義的宏觀制度安排上來，經濟總量的增長應該是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結果，並且這種增長將更加穩健和可持續。如果僅僅以總量的增加作為目標，就有可能導致更大的不公平，會降低弱者的幸福，而這種降低是無法如功利主義秉持的加總原則那樣，通過強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彌補的。除非這種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義的宏觀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並因此得到全體社會成員的一致認可。效率並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標，公平不需要通過增加效率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價值。著名的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黃有光在其《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擴大公共支出勢在必行》中指出，由於擴大公共開支可以增進公平，改善宏觀制度安排，並增進人們的幸福感，因此擴大公共開支勢在必行。
最後，政府負有對公民進行教育的義務，告訴他們什麼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經濟學家密爾在對邊沁的功利主義進行修正時說，應當區分兩種類型的快樂，一種是高尚的快樂，另一種是低級的享樂。因此，在發展市場經濟、尊重個人選擇的同時，政府不是消極無為的。它負有引導並教育人們追求高尚快樂，拒絕低級享樂的責任。教育是改變理性經濟人效用函數的根本途徑，是對抗自由主義及個人選擇的有力武器。當然，這種教育應當是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義與教育》中闡釋的非功利、無目的的教育、將人變為真正的人的教育。
幸福經濟學是研究單個的決策主體對其人生（包括愛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與休閑等）的選擇（權衡）的學問。幸福經濟學是經濟學的子集，而不是心理學，或其他；既然把它劃定為經濟學的分支，就必須遵循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經濟學與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在於分析方法，特別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即"理性"——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所有的幸福經濟學理論都是由這個基本假設導出來。
㈢ 如何感覺幸福—幸福公式及其經濟學解釋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慾望」(也有提法「幸福=滿足/慾望。」）
影響感覺幸福的要素，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慾望和效用，可以認為幸福是"單位慾望所實現的效用"。幸福與慾望與反比，與效用成正比。從幸福公式來看，提高幸福的感覺度有二個方法：第一是要降低慾望；第二是要提高效用。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適時調整慾望以使效用最大化。就可以增進幸福感覺。
慾望"Desire"或"Appetite"，效用"Utility"，它是一個經濟學詞彙，經濟學家在研究需求和消費者行為時，將它定義為"效用表示滿足。更准確地說，效用是指消費者如何在不同的物品和服務之間進行排序。（註：薩繆爾森〈微觀經濟學〉第十六版P63）。經濟學中的效用可解釋為消費者在消費一種物品和服務中主觀上的有用性，經濟學家常用它來解釋理性的消費者如何將他們有限的資源分配在能給他們帶來滿足的各種商品上。我認為，對於"幸福"這個心理學范疇的概念，其"效用"也可定義為滿足，是慾望實現了的滿足，可等同於可觀測的或可衡量的心理功效的感覺。
在經濟學中的"選擇和效用"理論用於解釋消費行為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假定，即人們傾向於選擇在他們看來具有最高價值的那些物品和服務。人們所說的"感覺幸福就是幸福"，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運用了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就是人們傾向於選擇在他們看來具有最高價值的幸福感覺。在解釋幸福時，可以認為人們在最大化他（她）的幸福的效用，也就是說人們總是選擇自己物質和精神的效用最大化的組合。
佛教所言，"慾望是一切人類痛苦的根源。"
"感覺幸福就是幸福"這個簡單的道理中蘊含著豐富的知識，很多不具備經濟學理論的人，也許他不會這樣分析問題，就象一個乞討者，他一定有自己的幸福，一樣可以感覺幸福，這是因為不同的人對幸福的需求和慾望不同，對幸福的感覺也不同。很多平凡的人都是哲人，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條件選擇對幸福的需求和慾望。有的時候幸福是一碗白米飯，一勺南瓜湯；有時候幸福是升大官、發大財；也有時候幸福是精神上的愉悅和對智慧的追求。所以，幸福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是一條小狗，幸福就是那個"狗尾巴"，當我們不停地追逐他，並不斷地靠近他的時候，一定感覺幸福。而這個"狗尾巴"可以比喻成我們每個人心中的理想。
這是個很有意義的公式，效用指一件物品的使用價值，這個使用價值給你帶來的快樂，而且是已知的價值，比如，手機的效用，一開始是打電話，發信息，拍照，這是你知道的效用，這時你會感到快樂，感到這些功能使你便捷，所以你以擁有手機享受快樂感到幸福，但是當你慢慢習慣這種效用時，你幸福感就大大降低了，實際上，這個公式是滿足於人的好奇心建立起來了。最後，你感覺手機可有可無了，這時，幸福成為一個穩定的系數，但忽然有一天，你的手機可以不開機撥打急救電話，這時你所知道的效用又增加了一項，你的幸福感指數會上升，所以效用是你指能夠了解的效用，或者是你願意了解的效用。
看看慾望，慾望是指人想要得到的預期願望的心理渴求（我總結的觀點），這種渴求愈大，你的幸福感就愈小，因為，一件商品的效用在一定時期內是一定的，比如手機的效用，就那幾種，你了解以後，效用便成為定值了，所以最大的因素是慾望，比如，你想僅僅依靠手機去追一個男孩子，那麼這種期望值就很高了，如果僅僅是為了跟媽媽聯系，一周一次，那麼這種慾望很容易達到，這兩種態度對幸福的影響是不同的，因為你的期望是找到男朋友，那麼手機的任務會很重，你要注意發簡訊時措辭，你要注意打電話時因為聲音透露的信息，這時很困難的，手機在承擔這項任務時，變得很重要，一旦男友認知的能力不能確定你傳遞信息的真實意思，就容易導致誤會，繼而使你的預期願望落空，這樣，你會埋怨手機不爭氣或者時他不理解你，但事實上，他的效用有限，你的慾望太高，手機無法承載你的願望，所以你感到不幸福。
同理，如果你想通過電視看電影，你只希望看到星空衛視和中央六台，這是你的願望（慾望），但是隨著時間發現，你發現中央四台的國際新聞竟然如此大開眼界，而鳳凰衛視的節目那麼有風格，你的幸福指數會大大上升，因為此時，你的慾望很低，又開發了很多的效用。這是幸福的徵兆。
結論：一個人想要幸福，就要時常的降低自己的慾望，尤其降低是對商品的期待和了解。
㈣ 經濟學幸福方法與傳統經濟學在效用方面的不同
成本-效益：付出成本帶來的利益。用利益與成本比就知道成本的效益好壞。
成本-效果：付出成本帶來的有利影響。可以對其他方面或關聯產生好影響。
成本-效用：成本的利用率。成本付出越少，使用價值越高，就越好。
以上三個經濟學名詞具體解釋就是他們分析方法與區別。
這三個經濟學名詞是成本展開的，好處在於：讓成本發揮更大價值、有具體的依據、判斷出獲得利益的大小。他們讓經濟學成本的環境，變得立體和全面，讓人可進行有效的操作。
㈤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幸福是什麼
這個是經濟學抄基礎問題，打個比方，你現在肚子餓，那麼你吃一個饅頭會感覺好受一點，這就相當於你感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滿足，這在經濟學里叫做效用，但是等到你吃第十個甚至更多的時候，你不會覺得讓你感到某種滿足，因為你吃不下了，這個時候效用就是負值，不能給你帶來滿足，那就是不幸福。
㈥ 簡述幸福經濟學「伊斯特林悖論」現象及其產生的原因
幸福經濟學伊斯特林的駁論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伊斯伯倫等，他對這個現象是出現了一些的看法。
㈦ 用經濟學幸福定律談幸福
什麼「經濟學幸福定律」，這是大忽悠
㈧ 幸福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哪幾個方面
幸福經濟學是以人的幸福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標准、目的的經濟學；幸福經濟學範式，就是以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和價值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為理論出發點、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以對稱思維方式和整體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徵、擅長五度空間分析的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對稱性、具體性、全面性，是幸福經濟學範式的基本特徵。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就是價值經濟學範式。從所滲透的思維方式特徵來看，幸福經濟學範式本質上也就是中國經濟學範式。西方經濟學範式被對稱的、系統的、五度空間理論模式的幸福經濟學範式或中國經濟學範式所代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㈨ 什麼是幸福經濟學
快樂經濟學（Economics of Happiness） 傳統經濟學出於衡量的方便而以客觀的財富和收入作為主觀快樂的近回 似等價物。這種替代答一方面使得經濟學獲得了極大的理論成功， 另一方面也使它受到了部分學者和民眾的批評。近年來， 一個專門以主觀快樂和幸福作為研究對象的新興經濟學領域―― 快樂經濟學（Economics of Happiness）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它綜合運用經濟學、 心理學和 社會學 的研究方法，擴展了傳統經濟學的 效用 和福利概念， 強調了除收入以外給人們帶來快樂的其他因素， 進而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給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議主張。 了解這一領域的最新發展及其理論觀點對於我國當前建立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