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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張蕾老師

發布時間:2021-01-31 22:35:29

⑴ 匯率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摘要: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和擴大導致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因此也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科學的分析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並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宏觀經濟;影響;政策

匯率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政策,其也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下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需要利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來有效的進行干預與引導,以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有效的監管與調控也可以實現勞動就業、抑制通貨膨脹、拉動內需、穩定人民幣價值、維護國際間的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穩定與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人民幣匯率在外匯市場的波動會抑制宏觀經濟的良性化發展,因此我們要對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分析和論證,以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並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一、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

(一)主動性。人民幣匯率關繫到我國的經濟政策、金融政策、宏觀經濟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過程中,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和經濟環境來有針對性的進行調整,要把握匯率調整的方式、內容、周期,同時匯率調整也要積極主動,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各周期都要主動採取調控措施,以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二)可控性。人民幣匯率調整會引發宏觀經濟指數的各項變化,在宏觀經濟管理上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保證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改革,同時對人民幣匯率加強控制避免金融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三)漸進性。人民幣匯率調整是一項周期性的工作,在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調整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宏觀經濟的長遠發展。從現階段我國經濟的發展態勢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回歸市場的基本需求,從供給側的角度出發,加強浮動匯率的階段性管理,逐步的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

二、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有利影響。1.人民幣匯率有利於降低成本。現階段,我國經濟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原材料的購買量和消耗量巨大,而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能夠極大的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同時也能夠減少進口環節的支付費用。我國進口行業主要包括:天然氣、造紙業、化工業、鋼鐵、航空、電子設備等,在人民幣升值時購買這些材料會大大的減少成本支出,同時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國國內的天然氣用量越來越多,我國政府和我國石油企業開始向土庫曼進口天然氣,2017年土庫曼對我國天然氣日出口量增加了1/3左右,2017年12月27日對我國的輸氣量達1億立方米,比前一時期增加了約3000萬立方米。2.人民幣匯率上升有利於技術引進。發達國家掌握著較為先進的技術,如:計算機技術、污水處理技術、節能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生物醫學技術等,這些技術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助推作用,我國要通過技術引進來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先進技術,這也能夠幫助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產業結構升級,因此需要提升人民幣的匯率,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提升我國貨幣的價值,以此來收購國外附加值高的企業和引進高新技術。3.人民幣匯率有助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的製造業和輕工業已被世界所認同,同時我國出口的產品多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集中型的低附加值產品,由於成本支出少、技術含量低、人工成本便宜,在走向國際市場時主要以價格為優勢取勝,但這種經濟模式只是暫時的,雖然通過競爭的企業也得到了一定的利潤,但資源的過渡消耗、人工成本的增長、產品更新周期限制、技術創新的遲緩等因素也給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因此需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促進產業升級,只有產業升級才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才能夠為我國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二)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1.出口壓力增大。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是投資、消費、出口,在這三個主要力量中出口的力量占經濟增長指數的大部分,並且出口行業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中東歐鐵路的通車與「一帶一路」的發展極大的促進出口行業的發展,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會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上漲,這會制約我國的出口量,同時也會使出口低價格產品的企業倒閉,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上漲會給我國出口行業帶來壓力。2.影響外商投資。我國屬於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上擁有較大的優勢,並且投資環境良好,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對便宜,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商來華投資,並且這個系數還在不斷的增長,如果人民幣匯率提升,會造成外商在華建廠、設備購置、人工勞動成本、稅收成本、運輸成本等費用的增加,這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提高失業率。

三、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一)減少誤區。人民幣匯率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但調整人民幣匯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要減少人民幣匯率調整的誤區,不能把人民幣匯率與國家形象、金融體制、宏觀經濟政策相提並論,不能一味要求人民幣升值,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和調整,確保經濟發展與國家實力的增強,過分強調人民幣匯率對經濟發展無益。(二)強化意願結匯制。我國要強化企業的意願結匯制,主要是通過國家允許來出售收入的出口外匯,出口企業在經營中除了專項外匯可保留外,其他外匯主要出售給國家指定的外匯銀行,這種模式下會造成市場匯率的扭曲,因此企業出口意願結匯是人民幣匯率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應改革匯制。同時,意願結匯也有極大的好處,筆者認為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意願結匯有助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出口企業可通過保留外匯來降低匯率的風險;其次,意願結匯可以促進中央銀行的貨幣獨立性,傳統情況下匯率會產生波動,這時中央銀行對匯率市場進行干預與引導,這會使中央銀行對匯率的控制較為被動,強化意願結匯有助於提高中央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三)外匯市場的擴張。我國應加強對外匯市場的擴張,並且要提高外匯市場的容量,這有助於我國國有銀行機構的進場交易,同時能夠使市場的參與主體增多,范圍逐步擴大,有助於金融體系的完善。另外,市場機制是匯率定價的主導,我國應減少中央銀行核定外匯的結算余額,幫助外匯市場進行擴張以提高匯率的市場化管理。(四)改進匯率。匯率的改進主要是指浮動匯率,因浮動匯率是以市場供需關系為導向,形成過程也是復雜多變的,包括:經營主體對外匯的供求關系和銀行交易價格的市場化,如果市場匯率偏離了宏觀經濟發展的要求和中央銀行對匯率的預期值,這時中央銀行會進行有效的干預。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會成為市場價格的決定者和主導者,而經濟價格主體則成了被動的接受者,這類方式和做法不利於經濟市場的良性化發展,因此有必要參照國際通行的做法進行改革。

參考文獻:

[1]莫瑞斯•奧伯斯特弗爾德,肯尼斯•若戈夫.高級國際金融學教程[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2]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3]馮濤,張蕾.宏觀經濟波動與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因素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6(06).

作者:王連鳳 單位:鞍鋼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住房資金管理部

⑵ 大學生寒假作業論文!

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探討

〔摘要〕文獻回顧表明,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目前的研究重心越來越偏向於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等主觀生活質量領域。論文對生活質量等概念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梳理,對生活質量研究中的兩種不同視角、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中生活質量研究的不同重點、生活質量測量指標的全面性與指標的可比性之間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間的借鑒和積累,以及對加強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間關系和聯系機制的綜合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幸福感

隨著社會向現代化方向的不斷發展,世界范圍內的生活質量研究從上世紀中期開始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而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整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在帶來巨大的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同時,引發和促進了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統計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醫學等多個學科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和探索。形成了一個既關繫到中國小康社會建設目標,也關繫到廣大城鄉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狀況的重要研究領域。本文在系統回顧國內近三十年生活質量研究基本狀況的基礎上,對生活質量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談談筆者的思考和認識。

一、近三十年來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回顧

國內的生活質量研究開始於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進入新世紀以後,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發展得非常迅速。據筆者對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中的核心期刊進行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7年10月,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生活質量方面的研究論文就有500篇左右。下面是對歷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的統計結果①(見表1)。

表1的結果向我們展示了國內近三十年來生活質量研究的兩個基本特徵:

1.相對明顯的三個發展階段。從表1最後兩欄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內的生活質量研究(包括生活滿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大體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80年至1990年。這一階段中研究的數量非常少,11年中共發表了論文17篇,平均每年115篇。可以說這11年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起步階段。第二階段從1991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中,研究數量有了一定的發展,10年中共發表了論文118篇,平均每年發表12篇,年均發表論文數是第一階段的8倍。可以說這10年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成型階段。從2001年至2007年是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研究論文的數量急劇上升,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從最低的20多篇直線上升到最高的78篇。在不到7年的時間內,共發表了研究論文364篇,平均每年發表論文52篇,年平均發表論文數分別是第二階段的413倍,是第一階段的3417倍。這一階段不僅發表的論文數量眾多,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也越來越廣,可以說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快速發展階段。

2.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主觀生活質量的內容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2002年以前的生活質量研究,無論是探討客觀生活質量(社會指標)的內容,還是探討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採用「生活質量」的概念。只是到了2002年以後,才出現了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以及(主觀)幸福感三個方面的研究並存,並且三者份量相當的局面(實際上,許多以「生活質量」為標題的研究,探討的同樣是「生活滿意度」的內容)。特別是直接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在最近的兩三年中更是超過了以「生活質量」為題的研究。這一狀況表明,在第三階段,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研究者開始將對(客觀)生活質量的關注和研究,轉向了對明顯帶有主觀特徵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關注和研究上。

除了論文數量上的變化,近三十年國內生活質量研究在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上,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不斷完善的成熟過程。我國生活質量研究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對社會指標的研究。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起草的社會統計指標草案、1986年北京社科院的《首都社會發展指標及其評估方法》,直到1988至1992年中國社科院在「社會發展與社會指標」課題中,明確將「生活質量」納入我國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所進行的系統研究。〔1〕即使到了2000年以後,在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學者以及政府部門的研究中,這種社會指標意義上的生活質量研究傾向依然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與國內學者合作進行的兩項生活質量研究,又將西方、特別是美國生活質量研究中那種關注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主觀評價、關注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的傳統引入國內,〔2〕形成了兩種不同視角、不同內涵的生活質量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盧淑華教授等人以及筆者在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中,又將上述兩種視角結合起來,集中探討了生活質量的主、客觀指標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探討了參考框架對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進一步促進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3〕本世紀以來,沿著上述三種方向的研究都在進一步發展。同時,最早由國外心理學家在上世紀中期所提出和推動的「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簡稱SWB)研究也開始被我國學者所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也匯入到對生活質量研究的領域中來,並很快成為近期研究中的一大焦點。

從大的方面看,國內有關客觀生活質量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指標體系的建構以及運用上。比較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構建一套在維度、指標,以及合成方式、權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標體系。同時,研究者採用自己的指標體系來對所關注的不同群體、不同地區進行生活質量的比較和排序。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這些研究所建構的指標體系互不相同,因而它們的研究結果相互之間難以做出合適的比較;另一方面則由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多地是採用相對宏觀的、非個體的指標,因而往往只能用來進行樣本狀況的描述和比較,很少運用經驗數據去探討和分析影響這種客觀生活質量的各種因素。在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方面,則出現了以「生活滿意度」為研究對象和以「幸福感」為研究對象的兩大分支領域。由於這兩個分支領域的內容都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也比較接近,加上一些研究者對二者的內涵、二者之間的聯系和異同,以及它們與主觀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認識還不夠清晰,導致具體研究中同樣存在一些不確切、不清晰、不一致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對生活質量研究中幾個重要問題的探討

1.生活質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亞概念的建構

對於學術研究來說,分清概念是起碼的前提。它可以保證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討的是同一件事。在生活質量研究中,無論研究者關注的是構建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和測量方法,還是關注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各種因素,都只有在清楚界定了大家所說的生活質量指的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種現象時,這種探討才有意義。

對於「生活質量」這個最基本的概念,國內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對生活質量的測量和評估上,也相應存在三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理解是把生活質量定義為社會中人們客觀生活條件的綜合反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謂生活質量,就是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口生活條件的綜合狀況。換言之,生活質量就是生活條件的綜合反映。」〔4〕這種看法主要從影響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觀條件方面來理解生活質量,將其作為反映人們生活狀況、生活條件、生活水平,同時也反映社會發展程度的社會指標;研究者在測量和評估這種意義上的生活質量時,主要運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們生活條件的客觀指標。第二種理解是把生活質量定義為人們對於生活總體水平和各種客觀生活條件的主觀評價,看作人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以及對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等人在其論文的第一句話中開門見山指出的:生活質量的定義是「對於生活及其各個方面的評價和總結」〔5〕。這種看法是從人們的主觀感受方面來理解生活質量。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採用反映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主觀指標來測量和評估生活質量。第三種理解是將上面兩種理解結合起來進行考慮,認為生活質量是由反映人們生活狀況的客觀條件和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兩部分組成的。生活質量中既包含客觀條件,又包含主觀評價,因而,在對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和評估時,應該既有反映生活條件的客觀指標,又有反映人們滿意程度的主觀指標。「客觀指標是從產生生活質量的'成因'方面來進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質量的'投入';而主觀指標是從生活質量的'結果'方面來進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質量的'產出'。」〔6〕

筆者認為,這種客觀存在的對生活質量概念多種不同理解的現實,是人們對生活質量這一特定領域中的現象在認識上逐步深化、逐步發展過程的一種反映。同時,它也是不同研究者關注這一領域現象中的不同方面的一種反映。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去評判孰是孰非,而是要在理解這種現實的同時,盡可能梳理出內涵明確、界定清楚的亞概念及其基本內容,使之能既關照到對生活質量現象的不同理解,也有利於不同的研究者明確自己所研究現象的內涵和重點究竟是什麼。

2.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概念及其關系

在英文文獻中,與「生活質量」、「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概念相對應的詞語分別是qualityoflife,subjectivewell-being,lifesatisfaction。與國內情況有所不同的是,國外文獻中相對較少使用「主觀生活質量」(subjectivequalityoflife)和「客觀生活質量」(objectivequalityoflife)的概念。換句話說,「主觀生活質量」和「客觀生活質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使用的概念。從目前情況看,似乎存在著這樣一種狀況:國外的「生活質量」概念在內涵上,主要對應於國內的「主觀生活質量」概念,即指的是人們對自身生活條件和狀況的評價。對它的測量指標也主要是處於「認知」層面的「生活滿意度」的測量。而國外對應於國內「客觀生活質量」意義的「生活質量」概念,則早已演變成「社會指標」(socialindicator)的內容,並且越來越淡出生活質量研究的領域,成為人類發展研究領域的一種指標了。

至於「幸福感」的研究,則主要是從心理學視角出發來探討幸福、測量幸福所形成的一個相對專門的心理學領域。應該看到,幸福感雖然與人們的生活質量有關,但它與生活質量卻並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國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學家E.Diener指出,「作為心理學的專門術語,主觀幸福感專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准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SWB由三個不同維度組成: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是SWB的關鍵指標,作為認知因素,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標准,是獨立於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另一個因素。」〔7〕按E.Diener的定義,幸福感(SWB)中包含了生活滿意度。這樣,生活滿意度又成了幸福感的測量指標。因此,國內有的研究者將生活滿意度歸為「生活質量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並且認為,「一般將主觀幸福感界定為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研究者們選取的主觀幸福感維度主要包括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領域滿意感。」〔8〕

綜上所述,源自於社會學的生活質量研究和源自於心理學的幸福感研究,都將「生活滿意度」作為自己的內涵和測量指標,正是在「生活滿意度」上二者形成了交叉、發生了聯系。但盡管如此,二者鮮明的學科背景所體現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特別是二者探討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屬點,則仍然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別。這也是我們在理解這幾個概念之間關系時應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從研究的角度看,生活滿意度的測量相對直接一些、相對容易一些。研究者主要採用問卷中李克特形式的評價問題來測量;而幸福感的測量則相對間接一些、相對困難一些,研究者多採用心理測驗量表來測量。在應用上,生活滿意度的測量更多地用於生活質量的研究中,而幸福感的測量則可能更偏向於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另外,由於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所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們對理想中的狀況與現實中的狀況之間差距的主觀認知和評價,因此,應該充分認識到參考框架在這種評價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無論是人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還是他們對生活各個具體方面的滿意度,都是一種既與客觀物質生活條件本身有關,同時也與三種主觀的參考框架有關的事物。這或許是生活滿意度研究中的一個突出特徵。這三種參考框架分別是:(1)以人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為比較對象的基本參考框架;(2)以身邊的、周圍的人們為比較對象的橫向參考框架;(3)以過去的、以前的狀況為比較對象的縱向參考框架。任何一種現實狀況一定是在一種或多種參考框架中才能被評價成「滿意」或者「不滿意」的。

3.生活質量研究的兩種視角

生活質量研究可以說有兩個不同的起源:一個是關注人們客觀生活狀況的社會指標研究,另一個是關注人們主觀感受的生活滿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這兩種不同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形成了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兩種不同中心、不同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一種是以社會為中心,以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為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另一種則是以社會中的人為中心,以衡量人們的生活水平、生活狀況、生活滿意程度為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

從目前研究來看,政府部門以及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相對更看重社會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由於統計學界研究生活質量的目的在於確定社會發展統計指標和小康生活標准,而當時吃、穿、用、住等物質方面的消費是絕對的主導追求,因此統計學界幾乎都採用消費、收入、吃、穿、用、住、行、社會文化、社會環境、社會服務、身體健康狀況等方面反映客觀物質條件的社會指標來測量居民生活質量。」〔9〕與此同時,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地將生活質量看作衡量社會發展、社會變遷的指標,也常常將這種意義上的生活質量與社會發展、社會政策放在一起進行討論。而社會學、人口學、心理學等學科則相對看重個人層面以及群體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他們更關心社會中的人們具體的生活條件、人們對具體的生活條件的主觀感受和評價,以及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的各種影響因素。只有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生活質量研究中,才會有反映人們主觀感受和評價的主觀性指標。而這種視角的生活質量研究,其目標既包括不斷改善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同時也包括努力促進人們的這種主觀感受和評價朝著積極的、滿意的方向發展。

4.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與生活質量研究的不同重點

5.測量指標的全面性、完備性與指標的可比性、資料的可得性之間的矛盾

在生活質量的研究中,一個基本的任務是要建立合適的生活質量測量指標。然而,這一任務也正是研究者需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大難點。這種困難主要體現在概念測量的全面性、完備性與測量指標的可比性、指標所涉及數據的可得性上。比如,為了對反映人們物質生活條件和水平的(客觀)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國內外研究者設計出了許多不同的指標體系。「在國外文獻中,頗負盛名的綜合指數應首推莫里斯建立的'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QLI)。」「'物質生活質量指數'由於具有簡明、綜合的特點,業已為許多人所接受,用來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或生活質量變化,甚至被推為全球估價模式。」〔10〕但由於這一指數僅包含三個指標,即識字率、嬰兒死亡率和平均預期壽命,因而只反映了健康和教育兩個方面的最基本內容,同時也沒有用權重來區分指標的不同重要性。所以,國內學者一般認為,用這樣的指標來衡量生活質量顯得過於簡單。通常研究者會結合國內情況和自己的分析,選擇更多方面和更多具體的指標。比如,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5大方面、共8個指標的生活質量指數,其中涉及到教育(識字率、入學率)、健康(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兒童死亡率)、營養(熱量供給)、平等(收入分配)、環境(安全用水人口比例)等;〔11〕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就業、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貧困、消費、健康、教育、環境和城市化等9個方面的34個指標作為生活質量的評價標准;〔12〕還有的研究者則建立了包括收入、教育、消費、文娛休閑、健康、居住、生活設施、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等9個大的方面、共36項指標的指標體系來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整體狀況。〔13〕

在這種看起來是追求測量指標全面性、完善性的過程中,研究者必然會遇到不同指標體系之間的可比性,以及不斷擴大的指標體系與資料可得性之間的矛盾。一般來說,研究者對全面性、完善性的追求,往往會限制和損害研究結果的可比性以及研究資料和數據的可得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生活質量還應當包括住房、交通、生活服務、社會秩序和精神風尚等方面的內容。但是,由於筆者試圖從全球出發來構築生活質量指數,而從全球出發構築指數時又限於指標的可比性和資料的可得性,因而難以選擇合適的指標來表示這些方面,只能暫付厥如。」〔14〕如果只用莫里斯「物質生活質量指數」中的三個指標,那麼,無論是中外社會中的生活質量比較,還是不同時期中的生活質量比較,都會十分容易;這樣的三個指標所需要的數據在各個國家的統計中都是可以得到的。然而,隨著研究者指標體系的不斷擴大,具體測量指標不斷增多,不同研究之間的可比性也隨之減小,許多情況下一些指標所需要的數據也無法獲得。

6.研究回顧與不同研究之間的借鑒和積累

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是,許多研究者在進行自己的研究前,不太注意回顧以往研究的已有結果,特別是已有的理論觀點。因而,研究的起點不高,很少有與以往研究的理論對話。例如,關於幸福感(SWB)的研究,西方學者Wilson在近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提出了個體差異的兩點理論假設,並且西方後續研究也已經表明「外在、客觀的變數對SWB的影響相當小,人口統計項目(性別、收入、智力水平等)只能解釋SWB不足20%的變化,外在環境只能解釋SWB變化的15%。由於外部因素影響較小,研究者們轉向研究內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點假設來解釋SWB的變異性:個人內部建構決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從而影響幸福體驗」〔15〕。但國內一些學者在探討SWB的問題時,較常見的做法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思路,對特定對象的幸福感現狀進行描述,同時,依舊用自己的數據去分析外在環境變數、人口背景變數對幸福感的影響,而完全不管前人已有的研究結論,不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從而去努力回答與前人研究成果相關的理論問題。

不注意進行研究回顧的另一個表現是,眾多相同主題的研究在具體測量指標的選擇上互不相同,由此導致研究結果相互之間無法比較。比如,同樣是對「主觀生活質量」進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用「生活滿意度」來測量,〔16〕而有的研究者則用「幸福感」來測量。〔17〕至於為什麼選用某一種指標,研究者則很少討論。同樣的,對於不同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結果,研究者也不去展開探討,使得不同研究的研究結果在幫助人們提高對問題的認識方面作用不大。比如,「近年來,我國出現了許多關於幸福感的討論。由於在幸福感測度、樣本選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異,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曾慧超、袁岳(2005),羅楚亮(2006)採用顯變數測度幸福感,調查的問題是'總的看來,您現在幸福嗎?'得出了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邢占軍(2006)採用潛變數測度幸福感,調查了10個方面的內容,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心態平衡、社會信心、成長進步、目標價值、人際關系和家庭氛圍等體驗,得出了城鎮居民幸福感強於農村居民。」〔18〕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城鄉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個客觀的事物、一種客觀的現實,那麼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結論來說,自然就有一個誰的研究方法相對科學、誰的結論更接近這種客觀現實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既沒有引起進行了研究、但持有不同結論的研究者之間的認真探討,也沒有引起該領域中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導致了一種「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互不相干、互不討論」的局面。

7.加強對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間關系及其聯系機制的綜合研究

總體上看,近三十年來國內客觀生活質量的研究與主觀生活質量(包括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研究在所涉及的范圍上都有了明顯的拓展,特別是對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更是朝著專門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前面表1的結果顯示,在2000年以來的短短幾年中,專門探討「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研究論文超過了200篇,佔到了近三十年國內全部生活質量研究論文總數的40%左右。這是一種非常快的發展勢頭。但是,相比之下,生活質量研究中的第三個方向,即將客觀生活質量與主觀生活質量結合起來進行的研究,則尚無大的進展。

我們知道,專業領域的不斷分化和整合,是推動科學研究不斷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相對比較繁榮和比較深入的主、客觀生活質量專門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將客觀生活質量和主觀生活質量結合起來的綜合性研究,將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下一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和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綜合性研究的開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將會對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提供重要幫助,同時也將會大大提升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整體水平。

〔參考文獻〕

〔1〕詹天庠,等.關於生活質量評估的指標與方法〔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7,(6);潘祖光.「生活質量」研究的進展和趨勢〔J〕.浙江社會科學,1994,(6).

〔2〕林南,等.生活質量的結構與指標〔J〕.社會學研究,1987,(6);林南,等.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結構模型探討〔J〕.中國社會科學,1989,(4).

〔3〕盧淑華,等.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作用機制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1992,(1);風笑天,等.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指標及其結構〔J〕.社會學研究,2000,(4).

〔4〕〔10〕〔11〕〔14〕馮立天主編.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4,64-65,64-66,66.

〔5〕林南,等.1987.

〔6〕盧淑華,等.1992.

〔7〕〔15〕吳明霞.30年來西方關於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發展〔J〕.心理學動態,2000,(4).

〔8〕邢占軍.測量幸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

〔9〕蔣青.城鎮居民生活質量及其影響因素〔J〕.財經科學,2004,(1).

〔12〕趙彥雲,等.中國生活質量評價、分析和預測〔J〕.管理世界,2006,(3).

〔13〕上海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課題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上海統計,2002,(12).

〔16〕李瑩.天津青年的主觀生活質量調查分析〔J〕.青年研究,2003,(3);張蕾.認知自我與體驗社會---城市青年主觀生活質量研究〔J〕.青年研究,2006,(4);殷燕敏.西部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比較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2006,(2).

〔17〕邢占軍.城鄉居民主觀生活質量比較研究初探〔J〕.社會,2006,(1).

〔18〕孫鳳.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J〕.經濟科學,2007,(1).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⑶ 誰有張蕾講的宏觀經濟學解壓縮碼

沒有 這個可以網路找下

⑷ 馮濤的論文、著作及教材

Income Distribution vs.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998-2009, Daotian,Chen, Tao Feng, 2010;
《金融中介、信息生產與金融風險膨脹新解》,苗文龍、馮濤,金融評論,2010/01;
《中國基金的價格發現問題》,王良、馮濤,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0/03;
《後股權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經理層股權激勵的決定因素研究》,馮濤,楊瑾,劉湘勤,統計與資訊理論壇,2010/03;
《交易成本對市場波動性的影響:來自中國股市傭金改革的證據》,楊元澤,童菲,馮濤,生產力研究,2010/01;
《林權改革:如何使「雙重屬性產權」並行不悖》,李瑞娥,馮濤,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1;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效率改進的數量分析》,馮濤,李湛,統計與資訊理論壇,2010/01;
《多投資項目組合條件下的資金分配策略研究》,王良,馮濤,計算機工程與應用,2009/31;
《我國銀行業改革中的商業銀行效率演進:基於M指數法的實證分析》,馮濤,馮陽,劉湘勤,財經論叢,2009/06;
《地方政府競爭視角下的中國經濟增長》,馮濤,趙會玉,學術交流,2009/09;
《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困境及紓解》,馮濤,魏金明,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3;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效率變遷的數量分析——基於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的研究》,馮濤,李湛,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4;
《財產權利由物權關繫到行為權利關系的演變》,馮濤,苑書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02;
《國家、市場、產權關系重構與經濟增長——基於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新解釋》,馮濤,李英東,陝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2;
《中國證券市場IPO定價模型及其實證研究》,馮濤,王永明,統計與資訊理論壇,2009/01;
匯率形成機制中的政府因素分析》,馮濤,史恩義,社會科學輯刊,2008/05;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區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實證研究》,馮濤,趙會玉,杜苗苗,經濟學(季刊),2008/02;
《「政府產權」範式的理論內涵及其對政府改革的意義》,馮濤,苑為,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03;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園創新企業融資模式研究》,馮濤,劉小芳,價值工程,2008/01;
《市場結構、R&D投資與經濟績效關系的經驗研究——以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為例》,張國強,馮濤,科技管理研究,2007/12;
《不確定性情況下的居民資產組合行為與中國金融結構變遷》,馮濤,劉湘勤,經濟經緯,2007/06;
《我國農戶信貸市場中的有效信貸模式選擇》,馮濤,王元,西部金融,2007/10;
《我國金融風險與政府投資行為》:理論與實證分析,馮濤,崔光慶,金融研究,2007/10;
《財政分權、地方政府行為與區域金融發展》,馮濤,宋艷偉,路燕,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5;
《政府間競爭、市場功能擴張性政策與中國經濟增長》,張國強,馮濤,經濟體制改革,2007/05;
《宏觀經濟波動與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因素分析》,馮濤,張蕾,當代經濟科學,2006/06;
《和諧制度理論分析模型與後改革時期的制度調整》,馮濤,朱旭光,2006/04;
《雙重調控下的貨幣政策績效研究》,馮濤,喬笙,苑為,金融研究,2006/02;
《現代市場制度結構中的政府角色再探討——基於西部落後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考》,馮濤,2006/01;
《通貨膨脹中的地方政府金融行為分析》,馮濤,喬笙,財貿經濟,2006/02;
《信息對波動性的影響:基於上海股市的實證檢驗》,童菲,馮濤,經濟管理,2005/20;
《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淵源與動力機制芻議》,張恆,馮濤,科學.經濟.社會,2005/03;
《寡頭壟斷市場結構與寡頭壟斷企業的效率性分析》,魯政委,馮濤,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5/04;
《西部金融市場組織結構及其成長困境分析》,馮濤,《經濟學家》2005年第2期。
《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淵源與動力機制芻議》,張恆,馮濤,《經濟科學社會》2005年第3期。
《信息對波動性的影響:基於上海股市的實證性檢驗》,童菲,馮濤,《經濟管理-新管理》 2005年第20期。
《轉軌時期金融組織成長與經濟績效的關聯性》,李江,馮濤,《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
《貨幣政策效力非對稱性理論研究綜述》,丁文麗,馮濤,《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8期。
《路徑依賴作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與演進》,馮濤,蘭虹,《當代經濟科學》2002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文轉載.
《市場組織的層級結構及其成長》,2003.7《當代經濟科學》
《社會治理、社會發展與財產權制度安排》,馮濤,魯政委,2003.6《福建論壇》
《高技術企業人力資本產權化對企業產權結構和績效的影響分析》,2001年第4期《當代經濟科學》,人大報刊資料全文復印轉載。
《中國封建領主制度的起源與演進的制度經濟分析》, 馮濤,蘭虹,2001年第4期《福建論壇》, 人大報刊資料復印全文轉載。
《內陸省份的農業比較優勢戰略選擇》,1998/7/25《當代經濟科學》
《虛擬企業的契約特徵及其治理》,馮濤,魯政委,2003/9/25《財經理論與實踐》
《論現代產權制度對中國後改革時代的支持》,張恆,馮濤,2004/3/5《財經科學》 教材:
面向21世紀高校經濟類統編教材宏觀經濟學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5月
面向21世紀高校經濟類統編教材微觀經濟學 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
宏觀經濟學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
微觀經濟學主編 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8年10月
科研項目:
參與決策組織西安市政府課題:《WTO與西安發展》,1999年,本人為學術總顧問。
主持省教委課題:《面向二十一世紀國際經濟與貿易課程體系研究》,1998-2000年,經費4.2萬元(含學校配套經費)。
主持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陝西省股權證市場研究》,2000年,經費0.6萬元(含學校配套經費)。
面向21世紀振興教育行動計劃重大課題,項目小組負責人,子課題主持人《證券網路與模擬交易理論與實踐研究》,經費115萬元。
主持世界銀行委託招標項目:《入世後中國金融組織結構調整分析》,2000年,經費2000美元。
主持陝西省決策咨詢課題《如何調動陝西民間投資》中的一項子課題,該課題成果經省委書記和省長批示已進入政策研究階段,並獲得陝西省2003年優秀咨詢成果二等獎。
主持西安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西安市國際勞務輸出研究》,2005年6月,經費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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