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解釋市場缺陷、國家調節機制與經濟法的關系角度,三者的各自類型與相互關聯是什麼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國家干預和參與經濟關系的內涵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從廣義上理解，是指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運用國家權力對經濟關系進行管理、控制和協調的活動。本文所指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從狹義上理解，僅指現代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為實現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目
2. 經濟法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
經濟法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應該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彌補市場不足。
3. 簡述經濟法的產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
市場經濟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國家自覺或被動地承擔起組織,協調經濟的職能，相應的經濟學說形成。
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社會化導致現代國家對經濟生活的介入廣泛而深入，"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協同。
經濟法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綜合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現階段，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要從以下三點把握這個概念：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4. 經濟法制度體系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實踐，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指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特色之經濟法律的典型，重點研究了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進程及其「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路徑依賴」的低效率特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法創新的思路和途徑。
【關鍵詞】經濟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在經濟落後國家的制度變遷中，國家承擔著制度設計、規劃與組織的重要職能。（註：參見（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變遷》一書中有關國家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論述。）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是經濟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國家和政府協調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中國經濟法，在現代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正式制度變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因為制度變遷重要的是實現制度事實的轉變，無論是法律制度還是經濟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實為根本的。制度事實是現實的社會存在，制度事實決定了制度規則，這和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一致的。是社會創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創造了社會，通過大規模的引進外國法律並不能實現法治和經濟的現代化。由此決定了提出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變遷思路，必然包括我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變遷的首要目標應當是促使社會實際經濟生活的轉變。
「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經濟法建立的特點
依據制度變遷的理論，制度變遷包括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稱需求主導型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稱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兩個基本類型。（註：參見林毅夫著《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一文的觀點。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其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徵；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以國家且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徵。據此推論，我們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為主及其「約定大於法定」的規范特徵，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於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及「法定大於約定」的規范特徵，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於強制性制度變遷，從而中國經濟法的制度發展模式要借鑒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模式及其理論，注意發揮該模式在加速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步伐的規模經濟優勢，克服該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義等消極因素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度建設阻礙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和政治基礎條件的制約，以及在長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制度慣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這一制度變遷，應該以體現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經濟法制度建設為近期模式，而以體現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特點的民商法為目標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較之中國民商法，前者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國民商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政治基礎上的羅馬法和德國法理論體系；而中國經濟法制度理論資源，主要來源於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理論體系。因此，從中國國情出發，中國推進市場經濟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資源，就是中國的本土政治資源。所謂本土政治資源，大意是指一國領土范圍的可資利用的政治組織、政權效能及其社會基礎和影響。比如，中國擁有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組織，6100多萬共產黨員集中了中國優秀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下至鄉鎮街道上至中央部門的黨政組織仍然比較有效地治理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級黨政部門具有仍然很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推動能力。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認的事實。對於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優秀，我們自己往往習以為常，甚至對這種優秀的實際存在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存疑慮。其實，放眼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而穩定的政府的存在，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順利進行，對於減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代價與成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可能也是最關鍵的因素。正如亨廷頓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矛盾沖突的過程，有現代化意識的強大政治組織，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性力量。為了維護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主動參與和調控，強制性制度變遷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權威。因為只有保持穩定的制度環境，才能實現經濟制度的良性轉變，而任何一個社會要保持繁榮和經濟發展，都應當保持穩定的社會制度。其中，以調整政府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關系為己任的中國經濟法，在維護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一制度變遷中的權威地位的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舉足輕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是中國本土政治資源的典型法律例證，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否完備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是因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走出「鎖定」狀態：中國經濟法創新的途徑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主要根源於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在制度規范和理論資源方面的先佔優勢，以及由此使中國經濟法採取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合而為一的綜合法律調整模式（「縱橫統一說」是其理論基礎），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為主導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選擇作用下，而陷入被動的「鎖定」狀態。應該強調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確立後，中國經濟法以政府經濟管理法作為經濟法制度模式初始選擇，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經濟法成為強化政府權威和維護部門利益的工具這一「官方優勢」，使中國經濟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報酬遞增和利益集團作用下，雖然它可以在計劃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背景下，逐漸從民法中解放出來；但是經濟法至今仍被鎖定在行政法和經濟政策的雙重困擾狀態之中。據此，我們提出中國經濟法從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鎖定狀態之擺脫出來的以下基本制度創新思路和途徑：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假定經濟法視為一個傳統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興法律部門，那麼公法與私法兼容這一現代法的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在擺脫對傳統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徑依賴」後，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深深紮根於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的中國經濟法，比主要依賴於西方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建立的中國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強大、更有效的制度創新動力。而且，更為現實的意義在於，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占據著重要地位，堅持公有制、保護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監督調控、管理、參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不可少的職能，而中國經濟法正是體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經濟法的建設應當成為重中之重的「基礎工程建設」，需要我們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論和實踐資源進行「投資」，才能確保我國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偉大的跨世紀法制建設工程。
5. 名詞解釋市場退出制度
這是風險投資里的一個概念，就是說對一些高風險的行業，一些人合夥出資開公司，等公司上市後就通過發行股票的形式，將其資本退出公司，再投資到其他的新興行業。
6. 解釋市場缺陷、國家調節機制與經濟法的關系角度,三者的各自類型與相互關聯是什麼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
經濟法產生的社會經濟原因是市場缺陷的存在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國家並不怎麼介入經濟生活，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再加上產業革命的完成，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使社會經濟發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像的變化，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產生，人們發現，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應轉變職能，不能只是充當守護神，應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承擔起監督、管理的職責。具體市場的缺陷表現為三個方面：
所謂市場障礙是指市場調節機製作用的障礙。主要指競爭秩序的問題。競爭是市場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競爭市場就沒有動力，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便不能啟動。但競爭必然伴隨著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這兩件副產品。因為競爭的過程加快了部分經營者擴大其資本與經營規模的進程，以致形成對市場的支配地位和壟斷，導致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驅使某些競爭者採取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兩種行為的後果是使某些競爭者獲得超額利潤；正當競爭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市場調節機制不能充分有效的發揮作用。
市場的惟利性是指投資經營者所關注的是經濟利益，並往往表現為眼前可實現的利益；對於當前贏利率低或無利可圖甚至虧本或者投資期限長、風險大的行業或產品，人們往往不願投資。而在這些領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業、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或可能制約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和總體效益的行業，即使不能盈利或虧損，也應當進行適度投資。而這顯然是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
國家干預和參與經濟關系的內涵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從廣義上理解，是指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運用國家權力對經濟關系進行管理、控制和協調的活動。本文所指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從狹義上理解，僅指現代國家基於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為實現社會整體經濟發展目
7. 金融監管方面市場退出機制的含義及內容
市場退出是指金融機構作為法人退出金融業，不再存續經營。其核心是金融機構法人資格的消滅，即該機構的民事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被剝奪或喪失。從退出的原動力來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可以分為主動式退出和被動式退出兩種形式。主動式退出也稱為自願式退出，其主要特點是「主動要求離市」。被動式退出也稱為強制性退出，是指由於法定的理由如資不抵債、嚴重違規經營、客戶利益嚴重受損等，依據相關法律或行業制度，取消其經營金融業務的資格，其主要特點為「被迫退市」。
8. 市場經濟有哪些弊端 經濟法是如何克服這些弊端的
1、第一個弊端是市場失靈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和低效率。其主要表現是壟斷、市場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市場的盲目性和收入的不公平。解決壟斷的方法主要有：管制、國有化和反壟斷立法三種。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是市場失靈的第二個表現形式，因此，政府應該利用財政收入來為社會提供這些公共物品，市場失靈的第三種表現形式是市場的外部性。市場的外部性是指某種經濟活動給這項經濟活動以外的第三方或者社會的影響。國家需要安排和調節好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對各種資源實行有效的管制。收入不平等是市場失靈的最後一種表現形式。為了防止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種現象的發生，也需要國家來進行調控。法律方法中主要有反壟斷法、計劃法、產業政策法、固定行政方法和招標投標法、國有資產管理法、可持續發展法和促進科技進步法等。
2、市場經濟的第二個弊端是經濟不穩定。極端的表現是幾年一次的經濟危機。整體經濟穩定是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就國內而言，經濟穩定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減緩經濟周期以及經濟增長。在經濟繁榮時，國家應該進行調控不使繁榮成為過熱。在經濟衰退時期，國家應該設法盡快結束衰退，啟動增長。國家經濟調節的工具就應該是需求調控和供給調控。需求調控的工具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表現在法律領域就是財政法和金融法。如上所述，經濟穩定維護法作為宏觀調控法的組成部分，不但具有維護經濟穩定的功能，而且也有維護市場秩序、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
3市場經濟的第三個弊端是社會的不公平。經典的表現就是兩極分化。如果沒有國家的調控，富人、窮人就必然發生沖突，正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因為貧富差距矛盾的激化而造成的。更有甚者導致整個社會同歸於盡，使得市場機制不復存在。通常國家是採用收入分配政策和法律來實現收入分配的平等化，縮小收入差距的。國家通過「削富濟貧」，努力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平等化，以緩和社會矛盾的沖突。
9. 什麼是市場化退出機制
論我國股市退出機制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
我國股市的封閉型特徵嚴重製約了證券市場的規范成熟，建立健全退出機制已成為股市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雖然，PT水仙已開退市先河，但這並不能說明退市機制就此啟動，首家退市企業更多的是出於市場義憤。人們常常認為企業退市的困難在於股市本身不規范，法規不健全，證監部門難下決心等等，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要真正建立股市的退出機制，還必須解決好以下幾個深層次的重要問題。
一、建立股市退出機制必須解決企業退市的成本機制問題
我國股市退出機制建設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建立企業退市的成本。成本是指個人或組織為獲得所需要的資源而付出的代價，它相對於收益而定義。上市企業的退市不是無代價的，正是這種代價的大小及其與收益的關系決定了股市能否形成有效的退出機制。如果企業、股市和社會為一個企業的退市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出了它們為之所獲得的收益，退市就會中止；反之，則得到施行。確切地說，上市企業退市與否，取決於退市成本與退市收益的比例，用公式表示：TI》TC或TC≤TI，式中，TI表示退市收益，TC表示退市成本。這一關系式表達了企業退市成本機制的核心。正是這一機制從根本上制約了股市退出機制的建立。
(一)退市成本與收益因素考察
企業退市會對企業、股市和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成本和收益兩個方面。
從成本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退市企業的會計成本。這是會計師在帳薄上記錄下來的成本，它反映使用資源的實際貨幣支出。企業退市，首先碰到的是從會計帳目上要支付多少代價的問題。如果一個企業因退市而破產，那麼清償過程中償債額便是退市的企業會計成本。第二，退市企業的機會成本。企業退市，失去上市特權和融資資格，等於企業放棄了在股市低廉籌措資本的機會，構成了退市的機會成本。第三，企業退市的社會相關成本。相關成本是作出決策過程中使用和發生的費用支付。它的核心在於與決策緊密相關，不發生決策就可能是隱含的。一個企業退市，在股市買賣該企業股票的投資者因不能再有機會在市場交易該股票，可能造成持有股票的價格縮水。這種股票的縮水部分屬於社會付費，因為交易市場的活動與企業自身的運行是分離的，股市的責任由社會承擔。可見，社會相關成本是由退市決策引發的。第四，企業退市的社會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因作出某一特定決策而引起的全部成本的變化，與相關成本具有同一屬性，但它發生於特定決策的情況下。第五，企業退市的社會軟成本。這主要包括企業退市乃至破產需要社會各方為之付出的各種難以直接用貨幣衡量的費用。如社會的穩定，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出台有關退市的優惠政策、社會的責任等等。
從收益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會計收益。企業退市破產如發生會計成本，則社會就產生會計收益，兩者均為清償額。第二，機會收益。它等同於退市的企業機會成本。因為一個企業退市付出的機會成本也同時為另一個企業的上市提供了機會，使其產生機會收益。第三，社會收益。這主要是企業退市給股市和社會經濟運行的規范發展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它屬於一種軟體收益，很難進行量化。但它又是退市收益的真正價值所在。
(二)現行體制下的退市成本機制考察
在退市成本的構成要素中，企業會計成本和機會成本可以概括為私人成本，屬於企業本身的付費；社會相關成本和增量成本及軟成本可以概括為社會成本，屬於社會的付費。這兩大成本的大小及其相互關系從根本上決定著退市成本機制的形成和運行。在現行體制下，它們呈現出量增價高的擴張態勢。第一，私人成本畸高。一是股市的長期封閉運行，積淀了一批劣質企業，資不抵債成為這類企業的共性，如令其退市，破產便成為唯一選擇，由此產生了債務清償中的會計成本，過度負債又使得企業清償後一無所有。譬如ST鄭百文2000年中報每股凈資產-9．31元，負債率216．95％。有效資產6億元，其退市破產，企業的會計成本為6億元。二是股市的高度行政壟斷和股市容量的狹小造成了上市公司殼資源價值與價格的嚴重背離，從而大大提高了企業退市的機會成本。在鄭百文重組案中，三聯公司為什麼要花5．5億元的巨資重組鄭百文?其中隱含的主要因素就是鄭百文退市的機會成本。因為政府控制的股市為上市企業創造了特殊權利，退市則失去了這種權利。第二，社會成本龐大。一是企業對國有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和國有銀行商業化程度不高造成了企業退市的相關成本龐大。其來源是企業退市破產時。資不抵債形成大量的貸款懸空，最終不得不由國家承擔相應的損失。如ST鄭百文退市破產造成19億元銀行貸款懸空。二是國有資本的絕對控股使上市公司未能獲得根本的制度變革，國家依然扮演著無限責任股東的角色，造成了企業退市的大量增量成本。主要是企業退市破產時，政府不得大包大攬，包括安置職工，承擔虧損等等。如果鄭百文退市破產，其20億元的累計虧損和2000名職工的安置將成為社會責任。三是國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這一最現代的企業組織形式失去了本來意義，阻礙了企業通過股權流動進行自我更新的機制，國家和政府作為企業老闆形象被固化，進一步肯定了國家承擔社會增量成本包括軟體費用的責任。四是通過退市企業股票縮水體現出來的社會相關成本不可輕視，其數額可通過股市市值的減少計算出來。從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退市的成本不僅是巨大的，而且其中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存在著懸殊差距：社會成本遠遠超過了私人成本。面對如此龐大的退市成本，企業和社會是否獲得與之匹配的退市收益呢?顯然，企業的私人成本可以等額轉換成社會收益，但社會成本卻並不能完成這種轉換，於是有：TI<TC或TC，TI，退市成本機制難以啟動運行。如果啟動這一機制，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巨大差距將使企業退市產生嚴重的外部性問題，社會因此而遭受巨大損失。這一原理正好說明了：一旦某上市公司涉及退市會遭到社會特別是企業從屬的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強大幹預。
(三)推動退市成本機制啟動運行的途徑
股市退出機制的確立有待於退市成本機制發揮作用；成本機制的形成必須滿足退市收益大於退市成本的條件；啟動這一機制的關鍵是尋求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徑。第一，建立企業質量評估制下的及時退市制度，消除退市即破產的現象。前面已提及我國股市的封閉運行造成了大量劣質企業的囤積，令其退市便是宣告破產，因此，企業和社會都不得不為之大量付出。股市應在法規建設上堅決避免產生這種現象，建立一套上市企業的質量評估，體系，讓不符合相應條件與標準的企業及時退出，使其退市後仍能正常存續營運。這樣，退市引起的成本被限制於一個很小的范圍內。因為，一個企業的正常退市不必為之進行清償，原有的債權債務、虧損和職工等都可以在企業續存，社會不必為此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改造國有控股公司的股權結構，變國有資本絕對控股為相對控股，推動企業實現有限責任制度，使國有股東為企業承擔有限責任，降低企業退市的間接社會成本。在目前股市存在大量財務狀況惡化企業的條件下，退市即破產的現象不可避免。為了將退市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須落實企業的有限責任制度。在國有股東占據企業股權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國有控股公司蛻變為事實國企，國家因此成為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承擔起企業退市破產的全部社會成本。如果國有股在企業進行相對控股(控股比例可在25％左右)，多元產權同時在企業發揮作用，可從機制上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有效確立，各種股權所有者便可按有限責任獲得上市收益和承擔退市成本，這無疑會大大降低退市的社會成本，減少政府對建立退市機制的顧慮。第三，徹底解決國有股、法人股流通問題，消除企業退市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外部性。企業退市困難症結在於企業退市的私人成本大大低於其社會成本，政府只好採取封閉股市的措施。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除了國有資本的絕對控股之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在產生作用，即國有股的不能流通使持股人凝固，阻礙了股權機制的功能，使企業的實體運動受到終極主體的永恆性控制。這樣，即使國有股只相對控股，也同樣不能使其他產權發揮應有的功能，國有股仍難逃避承擔無限責任的命運。要降低企業退市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距，必須實現國有股、法人股的全額流通。理由是：第一，國有股流通可規范企業的產權機制，這將從根本上降低退市的社會成本。如果國有股流通，則要求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須委託若干國有股持有機構作為國有股的實際委託人，這些機構在持有或買賣國有股的過程中實現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分離，並以股權控制為核心?惺苟怨
10. 市場失靈與現代經濟法產生是什麼關系
現代經濟追求的市場自由競爭，但是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生產規模發展專壯大，屬壟斷出現，導致市場不能在自主調節，也就是市場失靈。這時候要想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就要有外部的力量對其干預，這個力量就是經濟法。也就是說，市場失靈是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市場失靈學說就是經濟法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