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的財富觀

㈠ 人類財富觀改變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

文章｜《金融博覽·財富》2019年第9期

從1949到2019年，新中國從成立初期的「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到今天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

受益於經濟的快速增長，百姓生活從普遍貧困邁向了全面小康，居民財富形式也從單一的基本生活資料，擴展到如今的銀行存款、股票、房產、互聯網理財產品等多種多樣形式。

這其中，與財富形式相伴的是，居民財富觀念的不斷演變，並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懵懂到接受、從時髦到普及的過程，而財富觀的核心內容也從「省錢」變成了「掙錢」。

總體上，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們財富觀的變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78年，簡單的公有財富觀

第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主要以集體財富觀、國家財富觀等公有財富觀為主。

在計劃經濟和「大一統」體制下，國家和集體產權佔主導，決定了財富也以集體財富、國家財富為絕對主體，並在人們心目中呈現出固有的理念，也可以說是一種意識形態。家庭和私人財富幾乎沒有，人們在「一大二公」的經濟體系內，在觀念上不僅沒有私人財富的理念，還以擁有非公有財富為恥，甚至很多私人財富擁有者成為了革命和斗爭的對象。

這種公有財富觀有其歷史原因，與我國當時社會主義改造後的經濟體制基本符合，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和復雜嚴峻的國際局勢下，支撐了國家能力和基礎工業體系的建設，而且不會發生財富分配分化的問題。

不過，長時間地追求財富公有化、集體化，容易扼殺勞動者的積極性和要素活力，而且很容易發生「公共地悲劇」的濫用和低效率問題。在意識形態束縛下，「大鍋飯」的資源動員模式缺乏長期激勵，引發監督失效和偷懶及不負責任的無效率行為，帶來了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總之，單一簡單的公有財富觀有其歷史原因，而且也在我國發展初期起到了較大的作用，支撐了舉國體制和國家能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公有財富觀的弊端也開始顯現，迫切需要深層次的改革。

第二階段：1979-1999年，個人和家庭財富觀逐漸形成

第二個階段，大致為改革開放後的20年，是財富積累的初級階段，個人和家庭財富觀逐漸形成。

其主要特徵是以工資性流量財富為主，還沒形成足夠的存量，投資和私人財富意識處於孕育階段，加上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不夠完善，房地產貨幣化改革才剛開始，大家的財富積累水平不高，承載財富的形式比較單一，以銀行儲蓄存款為主。

有些年份，為了支援國家建設，還出現過投資國債的熱潮，但基本上沒有形成較高的個人財富存量。所以，大家的精力主要放在個人和家庭收入的流量上，既沒有足夠的剩餘積累，也沒有豐富的工具來形成財富。但是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斷提高和累積，人們對財富多元化配置和管理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們的財富觀也不僅僅停留在銀行存款和現金的初級層面，需要更豐富的能承載經濟發展成果的財富形式。

第三階段：2000年以來，財富觀開始走向成熟

第三個階段，大約時間是進入21世紀後，改革開放至今的後20年，中國人有了較高的財富存量，人們的財富觀開始走向成熟。尤其是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財產性收入」的概念，標志著中國人開始大步走向「富起來」的道路。

有幾個主要特徵：一是大的制度背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國家承認多種所有制與公有制並存，這在財富觀上進一步解除了意識形態的枷鎖。二是中國經濟增長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入新的高速發展階段，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飛速增長，人們的基本消費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滿足，有足夠的積累來滿足財富的配置，個人和家庭財富觀日益濃厚和成熟。三是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日益完善和快速發展，為承載中國居民巨大的財富存量提供了「諾亞方舟」。

從2002年開始的幾次股票大牛市，土地招拍掛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帶來的持續房價上漲，都大大刺激了人們的財富熱情。黨的十七大對財產性收入的確認，更加深了人們的財富觀和投資意識。

與之相伴隨的，則是中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深化和財富管理行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中國的資管和理財行業發展迅速，為居民財富配置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選擇。但在配置結構上，與發達金融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居民的財富形式主要以房產為主，股票等金融資產的配置相對較低，這說明我國財富結構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當前，我們處於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們正行走在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路上，也行走在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發展的路上。我們的財富觀也應該與時俱進，以滿足美好生活為基本目標，從過去簡單地追求保值增值，過度地將財富配置到房產上，轉變為更加專業化、綜合化和長期性的穩健財富觀。

畢竟，中國數量型和速度型發展的時代即將過去，我們面臨更多的是財富如何更好地傳承、如何通過轉化為投資來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能夠支持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技術的金融資產，應該作為我們財富配置的主體。

㈡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應怎樣樹立正確的金錢觀

資產階級金錢觀有兩個特徵，一是「金錢至上」，一切向錢看；版二是「金錢萬能」，信奉權「有錢能使鬼推磨」。
馬克思主義認為，金錢作為物質財富，是人類創造的，並為人類服務，人類應當是金錢的主人，而不是金錢的奴隸。
人們依靠自己的勞動創造財富獲取金錢，是光榮的，而那種用剝削、掠奪欺詐的手段不勞而獲，則是可恥的。
金錢在促進商品交換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金錢並非萬能，世界上有比金錢更重要、更寶貴的東西。
金錢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但金錢並不等於幸福，因為人類不能沒有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虛的人，不會有真正的幸福。

㈢ 國富論中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中財富的定義分別是什麼

人們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對財富給出不同的定義。例如，有人出於個人版的享樂目的，把財富定義為個權人效用，用於研究滿足個人主觀偏好的方法；有人出於分析資源靜態配置的需要，把財富定義為交換決定的價格，把一切暫時不稀缺的資源都不當做財富；有些財產多的人及其理論代表，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遠處於有利地位，把經由人用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創造的勞動產品財富和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財富等同起來，否定勞動產品財富對於人類文明進步的特殊意義；還有些人把自己對金錢財富的追求作為經濟活動的最高目標，把人力只作為和機器原料一樣的為了追求金錢財富必須貶損、別無用處的資本，無視人力對人所具有的直接財富意義。

㈣ 經濟學原理 人有哪六種需求，財富有哪五種形態

人有六種需求：

1、生理需求

2、安全需求

3、社交需求

4、尊重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

6、超越自我的需求

財富有五種形態（其中自然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這三者構成生命資本）：

1、人力資本

2、社會資本

3、自然資本

4、人造資本

5、金融資本

以馬歇爾為核心而形成的新古典學派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在西方經濟學中一直占據著支配地位。馬歇爾經濟學說的核心是均衡價格論，而《經濟學原理》正是對均衡價格論的論證和引申。他認為，市場價格決定於供、需雙方的力量均衡，猶如剪刀的兩翼，是同時起作用的。

(4)經濟學中的財富觀擴展閱讀：

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他認為，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經濟學」 理解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學科，「政治經濟學」也可簡稱為 「經濟學」。

馬歇爾的經濟學說集是19世紀上半葉至19世紀末經濟學之大成，並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馬歇爾是劍橋大學教授，也是英國正統經濟學界無可爭辯的領袖。他於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被看作是與斯密《國富論》、李嘉圖《賦稅原理》齊名的劃時代的著作，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英語國家）替換了古典經濟學體系其供給與需求的概念，以及對個人效用觀念的強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㈤ 孔子有怎樣的財富觀

財富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分。對精神財富，孔子的論述豐富且發人深思。本文只談孔子的物質財富觀。

過去研究孔子的思想論著，對孔子思想做過多方面的分析論述，但對孔子的財富觀似未有足夠的重視。其實，研究作為孔子經濟思想重要組成部分財富觀，不但有助於我們全面認識孔子，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對現實反腐倡廉，規范市場經濟，發展企業文化，促進一批有教養善於經營管理的儒商形成等方面都有著積極意義。

對於物質財富，不同時代其具體內容和含義有不同。孔子生活的時代關於物質財富觀念當然與現代不會完全相同，但有一點基本的不會變，即可滿足人們生活慾望和值得點有珍貴之物，用現代經濟學話說，即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物化勞動才能成為財富。

財富佔有與私有觀念是同時產生的，而私有觀念的產生又要以勞動生產力的進步提高能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並有剩餘為前提，只有有剩餘的物化勞動才有有可能佔有的財富。孔子生活的時代，達到生產剩餘產品的水平早以為歷史事實。作為思想家的孔子，當然不會沒有關於財富的看法。

不過，從《論語》記孔子言論來看，孔子得到」富」不下十七次之多，且從多角度加以論及，除指言富為財產多而貴重外，還有指事物之豐美和作為動詞
用使之富裕之意者。但讀富時未及財。按古之」富」與」財」在含義上有所不同。富指貨物豐厚充盈，財則言幣帛，其量之多寡不如富那樣明顯，幣帛少也是財。孔子雖然未把財與富並提，但所言之」富」實包含著財與富二者。

孔子雖未把富與財並舉，卻常常把富與貴，富與禮，富與教，富與驕連講。如《論語學而》（以下略《論語》書名）中記他與弟子子貢對話：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後，認為這還不足夠，更上一檔次應該是」富而好禮」。又在《里仁》篇中對弟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quot;按」貴」與」賤」相對，指社會地位尊上者。在孔子心目中，富與之居於同等等級。而禮，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有著重要地位，常與其理論核心仁連講，是孔子的政治和倫理思想最高范疇。在《論語》中提及計七十四處之多，包括禮意，禮儀，禮制，禮法。孔子把」禮」與」仁」結合起來，在《顏回》篇中講」克已復禮為仁」視仁與禮為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數傳致孟子（一般認為孔子之孫子思之門人），把」禮」解釋為」恭敬之心」和辭讓之心」（見《孟子》中《告子上》和《公孫丑上》），這就把《學而》篇中的」溫、良、恭、儉、讓」和《陽貨》篇中的」恭、寬、信、敏、惠」思想精髓概括進來了?quot;禮」成為儒家倫理規范而後與仁義智信同列為」五常」之一。」富而好禮」，就是雖然富起來了，社會地位與貴者一樣了，卻能做到不財大氣盛氣凌人，傲慢無理，頤指氣使，甚至窮奢極欲，作威作福等丑惡言行，一概沒有，相反，卻能做到謙遜敬讓。孔子在提到富與禮時，特別是值得重視的是講」好」，而不是如講與」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無」，相對的」有」，講富而好禮，不但要做到無驕、有禮，還應做到」好」的程度。一個」好」，境界差別大矣，品味高多了。在《憲向》篇中說」富而無驕易」，要做到這一步，也須有一定的言行修養，而要做到富而好禮則更難，須要有更高層次的品德修養。這?quot;好」值得深入體味。

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樂貧，財富觀念淡薄，甚至鄙視，財富，這一觀點大概是想表明孔子人生情趣清高。這實是對孔子的一種誤解。這一觀點可能來源於片面理解《學而》篇中有」貧而樂」，《憲問》篇中有」貧而無怨」和《述面》篇中有」寶貴於我如浮雲」等文。其實孔子說這些話都是在有一定前提條件下講的。說」貧而樂」不是說處在一貧如洗中還作樂，貧到吃不飽，衣不遮體，在凍餒相逼下，樂從何來？東漢鄭玄注」貧而樂」說」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南朝梁經學家皇侃在《論語義疏》中認為」樂」字下佚或略」道」字。鄭、皇觀上是一致的。孔子的意思是，即使處在貧苦中還能樂道。?quot;貧而無怨」是指其弟子顏回家境貧寒，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回卻不改其樂。贊揚顏回做到樂道安貧，即《衛靈公》篇中的」群子憂道不憂貧」。孔子說」富貴於我如浮雲」，也是從倫理道德原則出發，極度鄙夷用不正當手段，鼠竊狗偷取得的高位和財富。

㈥ 我們需要一種什麼樣的財富觀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經濟增長，但是，這並不應當成為中國人驕傲的理由，因為至少從兩個角度來看，我們沒有能夠實現我們原本可以達到的目標：第一，我們從來沒有達到過經濟起飛國家曾經經歷過的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而中國的經濟目前正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第二，在GDP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的同時，我們的就業和實際產出、以及生活質量卻沒有出現相應的增長與改善。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文化顯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文化角度對以上這些問題加以檢討，我們就會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社會財富觀的扭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財富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迄今為止，人們對於財富的認識並不正確，這可以從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下述行為得到證實：忽視財富的創造，而看重財富的集中；輕視實業投資，而強調所謂的資本運作；富人忙於斂財，而不願承擔社會責任；更有一些為富不仁之徒，藉助於各種有損於社會與他人利益的方法來增加個人的財富，特別是這種為富不仁的行為正在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向歧路。針對這些有礙於社會健康發展的嚴重問題，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社會正在形成中的各種扭曲的財富觀加以批判。
人類正確的財富觀源於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認為貨幣並不是財富，財富是土地和勞動的數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財富並非由金或銀帶來，其實全世界的財富最初都是通過勞動得到的，……財富的價值精確地等於獲得或支配這些產品所需耗費的勞動數量。」亞當·斯密進一步發現，國民財富的增加主要取決於以下兩個基本因素：（1）不斷提高的生產專業化程度，這導致了分工以及新知識和新技能的發展；（2）伴隨著資本積累和新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對新機器的投資。從古典經濟學關於財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第一，財富歸根結底是人類勞動的創造物；第二，人類勞動創造財富的效率可以因為實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生產而大幅度提高；第三，資本積累只有轉化為實際的投資、並與較高素質的勞動和新的機器（也就是新的技術）結合在一起時才能導致財富的增長。
馬克思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財富）理論，強調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並且對資本積累和集中，以及財富創造和財富的分配作了科學的區分。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積累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資本積累過程是一個將前一個生產周期中產生的剩餘不斷地轉化成為下一個生產周期中的增量投資的過程，因而資本積累是具有生產性的，它可以帶來國民財富的增加。但是，資本集中就有所不同，它是一個把分散在不同的資本所有者手中的資本集中為一個數量更大的資本的過程，資本集中可能帶來生產技術的改進和下一個生產周期的產出數量的增加，因為集中起來的資本可以導致廠商規模的擴大或投資於價值更高、生產率也更高的機器，然而，就當期生產而言，資本集中並沒有直接導致社會生產能力的擴張。
馬克思在科學地揭示了剩餘價值的源泉之後，發現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剩餘價值的分配（也就是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在一個完整的資本再生產的循環過程中（G－W－P－W＇－G＇），社會價值的增殖和財富的增加是在由P所代表的生產過程中實現的，產業資本由於承擔了實際的生產職能而有權獲得利潤，商業資本由於降低了產業資本的市場交易費用而有權分享產業資本組織財富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利潤，但是，為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提供資金來源的貨幣資本（G）並沒有承擔任何具有生產性的功能，所以它就只能獲得作為事先合約的利息。正因為貨幣資本不具有生產性的功能，所以馬克思有時也把它定義為生息資本或虛擬資本。
從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啟示：第一，在虛擬經濟領域、即金融領域中的純粹資本運作，與進入實際產業部門的實業投資相比永遠是第二位的；第二，由於貨幣（生息）資本本身並不創造價值和財富，所以當它們不能為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提供有效的融資服務時，也就是脫離實際的產業和商業活動時，純粹的資本運作就會產生金融泡沫，其結果是金融領域中的資本運作不僅會吞噬掉大量的現金流量，而且還會對產業與商業活動造成巨大的沖擊。
自從進入科技迅速發展的當代社會以後，新古典經濟學家發現了經濟內生性增長的原理，這一原理表明，經濟增長和財富的創造不僅取決於人類勞動和實業投資，而且更加依賴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或產品更新的技術創新。這一發現是如此重要，以致於可以這樣說，在今天社會，財富創造首先將取決於能夠推動技術進步的研發活動。研發活動盡管具有很高的風險，但它決不是一種虛擬的經濟活動，而且每一次失敗的研發活動都在為下一次成功的研發活動積累知識基礎。
重商主義財富觀產生的社會經濟環境
對照一下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財富觀，就可以發現，目前流行在中國社會的財富觀是極不可取的，因為這種財富觀大致上是一種屬於重商主義性質的財富觀。比如：人們普遍認為有錢的人才是富人，這與重商主義貨幣就是財富的觀點如出一轍；投資者關心的是資金的回報率，而從來不過問產生現金流的投資項目究竟能否增加全社會的福利；「企業家」們關心的是企業的規模擴張，並且是那種藉助於金融運作、而非實際投資或技術創新的虛擬擴張，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如此等等，無不具有重商主義的特徵。
1.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所造成的對商品和貨幣的盲目崇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大部分商品是計劃配給的，並且市場交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因此，貨幣並不重要。但是，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市場逐漸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交易因此而變得越來越重要，貨幣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而受到人們的青睞，並隨著交換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貨幣拜物教。
2.經濟改革缺乏相應的財富觀。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會產生商品貨幣拜物教呢？我們的回答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缺乏相應的財富觀。財富觀之所以會在中國發生扭曲，就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從來就沒有對財富問題進行過認真的、並且是非常深入的討論，從而導致了錯誤的財富觀的形成和蔓延。
3.缺乏產權邊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權制度。財富首先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某種「物」，但是財富除了具有獨立的「物」的性質之外，事實上還包含著隱含在財富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財富的所有權。所有權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提供了人們擁有財富的安全性，從而使得財富的激勵和積累得以實現。假如一個社會缺乏有效的所有權制度，那麼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就必然會被財富的掠奪和攫取所取代。我們可以用公共物品要比私人物品更加容易損壞或遭人盜竊來解釋這種現象，因為公共物品的產權歸屬是不清楚的。中國目前的所有權制度改革並沒有最後完成，大量的財富所有權仍然只是一種像約翰·洛克所說的單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種相互承認的「社會契約」，因此，社會就不能為人們的所有權提供有效的保護。不僅如此，我們還存在著大量的公私不分的產權領域，在這些領域，財富的佔有和分配是很難通過所有權來處置的，更多的是依靠權力來處置的，這樣，以權謀私、依靠權力來佔有甚至巧取豪奪公共財富與他人財富的現象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奪取和佔有公共財富或他人財富當然要比創造財富省力得多，因此，在沒有所有權的保護與約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打著所謂「資本經營」或「資本運作」的幌子來侵吞社會財富（包括公共和他人財富）的行為必然會滋長，而創造財富的努力反倒會遭到「譏諷」，並經常被認為是無能的表現。
4.對國際金融創新的認識有誤。時下在中國金融界頗為流行的金融意識形態大都源於西方國家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金融創新。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金融創新其實是具有兩面性的，其積極的一面在於為財富創造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來源，比如在最近30年中迅速成長起來的各種風險投資基金就為新經濟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來源。但是，始於1970年代的金融創新也具有消極的一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金融創新並不是為創造財富的企業家提供資金來源的，而僅僅是為投資者提供流動性服務乃至投機性服務的，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虛擬的金融活動越來越脫離實際的產業活動，它們與財富的創造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反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實業資本進入虛擬金融領域參與投機和套利，結果，就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金融投機替代了實業投資，虛擬的金融財富增長了，但是實際的就業和產出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於是經濟泡沫形成了，金融危機產生了。由此可見，技術創新和實業投資是「本」，而金融創新不過是「末」，過分強調金融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就必然會犯本末倒置的錯誤。然而，最近20年來，中國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所形成的金融意識形態，更多強調的恰好是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裡金融創新的消極面，從而助長了彌漫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金融投機行為，而實業投資與財富創造卻遭到了鄙視。
5.誤把GDP增長當作人類進步的引擎。眾所周知，衡量一國經濟（財富）增長的最常用的指標是GDP（國內生產總值），它是一年內商品和服務產出的總值。GDP增長不僅對經濟學家，而且對政治家同樣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既然GDP是考核政治家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那麼一切可以導致GDP增長的經濟活動理所當然地都會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不管這種經濟活動是創造財富的，還是不創造財富的。比如，發生在虛擬金融領域中的許多活動僅僅只是一種交易行為，就像購並和證券買賣等，它們並不創造財富，但是它們卻會被記入GDP。正是GDP的這種內在局限性，將真實的財富創造與虛假的財富增加混淆在一起，使得政府對於控制金融領域中過度的投機和泡沫失去了警覺。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要糾正中國社會目前這種已經被相當多的人所接受的錯誤的財富觀，鼓勵人們積極地從事各種創造財富的經濟活動，我們首先需要的就是文化的葯方，這是因為文化往往壓倒經濟。戴維·蘭德斯在《國家的窮與富》一書中斷言，如果說經濟發展給了我們什麼啟示，那就是文化乃舉足輕重之因素。西方從傳統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類似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樣的文化變革所促成的。沒有這樣的文化變革，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和工業化社會的發展。
從文化的角度來討論財富觀問題，我們就會發現，財富與價值的創造基本上是一種道德行為，這是因為，任何在市場上獲得認同的產品或者服務，同時也必須在道德上獲得人們的認同。人們為什麼會憎恨毒品交易和走私這類經濟活動，就是因為它們是不道德的。一個企業為什麼會有市場競爭力，歸根到底就是因為它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是有用的，而向社會提供有用的產品或服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需要生產這些產品或服務的企業、特別是領導這些企業的企業家必須具有非常高尚的品質。
不僅如此，假如在市場經濟中相互競爭的行為主體都能夠道德一點的話，就連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由此可見，財富的創造和分配確實受到作為文化的道德因素的巨大影響。難怪亞當·斯密不僅撰寫了具有經濟學網路全書性質的《國富論》，而且還以同樣的熱情寫下了被許多經濟學家所忽略的《道德情操論》。如果我們把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結合在一起來思考問題，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財富的創造不僅取決於分工、資本積累和對外貿易，而且還取決於人們高尚的道德和倫理。
現在我們來討論所有權對人們樹立正確財富觀的重要性。對於社會來說，市場交換是分配財富的最為有效的機制，但是要使它運轉起來，交易者還必須對所要交換的物品擁有明確的、專一的和可以自由轉讓的所有權，否則，為分配財富進行的交易費用將是很高的。這也就是說，所有權首先具有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的功能。隨著市場交易費用的降低，人們就可以把更多的資源用於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中清晰地看到，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如果能夠明確地規定每個人的專有權，並為這種專有權提供有效的保護，進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進行各種創新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在獲取創新收益方面所存在的不確定性，如由盜版等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所造成的創新者收益的減少等，那麼這個社會就會更加富於創新精神。這也就是說，所有權還具有激勵社會個人與組織進行創新的功能。
最後，所有權還有助於促進社會財富的積累，因為產權邊界明確的所有權可以保證人們的財產權利免遭別人的侵犯，這里所說的對他人財產權利的侵犯包括市場交易中的侵犯和不交易狀態下的侵犯。前者是由於市場存在壟斷勢力而造成的，因為在市場存在壟斷勢力的情況下，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後者則通常發生在沒有所有權，或者是雖有所有權、但是所有權的邊界是很不清晰的、或者是國家的保護非常無效的。如果有了邊界清晰、保護有效的所有權，那麼以上兩種侵犯他人所有權的現象就很難發生了。就發生在市場交易中的侵犯來說，由於所有權賦予人們以自由選擇的權力，因此，人們在面對不公平的市場交易時就可以選擇退出交易的方式來保證自己財產免遭他人的侵犯。就不交易情況下的侵犯來說，當所有權體系覆蓋整個社會，並且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同時，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制度環境。就所有權制度導致社會每個成員都不可能通過侵犯或掠奪他人財富來增加自己的財富、只能通過自己的勤勞來增加財富而言，所有權不僅有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而且還是對於財富創造的一種有效的激勵。
法國經濟學家亨利·勒帕日曾經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中對法國為何會在世界第一次產業革命中失去機會，沒有走在英國前頭成為世界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策源地之原因做過比較深入的探究，他的主要結論是：與議會制的英國不同，當時的法國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君主政體國家，這種區別使得法國政府有自己的獨特利益，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政府自己的收入，結果當時的法國政府從來不關心其預算和稅收方法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也沒有認真地去界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所有權，而只是拚命地增加政府的財富，結果，在政府高額稅賦的壓力之下和產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的情況下，社會失去了創造財富和發明創造的激勵，可以看到的只是上層社會的腐化與墮落。
為了實現政府職能的這種革命性轉變，政府首先需要樹立正確的財富觀。為此，政府必須放棄對GDP的偏好和對政府稅收收入的片面追求，而更多地去關心社會的公平和人民的富有。對於一個社會來說，GDP的增加並不一定意味著這個社會是富有的和幸福的，至於更多的社會財富以國家稅收的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也並不一定是件好事，它極有可能導致政府機構的膨脹和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進而影響社會長期的經濟增長，而且還有可能在此基礎上產生國家資本主義，重蹈巴西和印度的覆轍。巴西和印度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雖然有助於建立強大的工業基礎和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它們同時也造就了一個與政府部門有著緊密聯系的資產階級，而且，更加嚴重的問題是，個人的積極性往往不受重視，大部分群眾都被排除在了建立在資本而不是勞動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以外，其結果只能是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分化。所以，為了避免在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情，實現讓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我們就必須盡快推進政府部門的改革，而這樣的改革首先就應當從政府部門樹立一種什麼樣的財富觀著手。只有當政府有了正確的財富觀，並且開始大力弘揚這種正確的財富觀的時候，整個社會才有可能樹立起正確的財富觀。

㈦ 經濟學家都怎麼看待「財富」這個詞

每個人都在追求財富，但是很多人搞不懂什麼是財富。

我們通常所說的具有價值的東西就稱之為財富，實際上說到財富一般都會想到的是銀行的存款，個人的房產，口袋的現金，擁有的土地。

但是，你也會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知識就是資本，健康就是財富，信用就是本錢。其實，不論我們有沒有意識到，我們也會把很多無形的資源當做財富。

那到底什麼樣的資源才算是財富，什麼樣的又不是呢？陽光是財富嗎？畢竟有的人是見不到陽光的。美貌的財富嗎？畢竟任何時代美女都是有競爭力的。

再進一步問，如果在城市的一套房產是財富，那麼在農村的一套宅院是財富嗎？而在深山之中唯一的一個茅草屋是財富嗎？

同樣，美貌也是財富，只不過這種財富很容易耗散。就是前面所說的，資源永遠是稀缺的。拋開道德因素不談，美女不論是在就業市場還是婚姻市場都有更高的議價能力。美女有更高的機會成本，所以對於收入和另一半要求自然較高。

財富是能夠帶來未來收入的資產，這當然會受到時代的影響，受到其他人的影響。一塊土地在農村，可以用來種植作物或者飼養牲畜，這時候的機會成本是比較小的。但如果城市化到來，土地被徵收，財富的價值會猛然增加。因為這種資源，未來的現金流會隨城市化加快而劇增。

㈧ 經濟學家是如何看待財富的：貨幣等於財富嗎

公元前四五世紀，古希臘有位歷史學家叫色諾芬，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以記錄希臘歷史和蘇格拉底語錄著稱於世。

1928年，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就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科學與統計學分部主席一職發表的就職演說《報收遞增與經濟進步》中，對斯密定理做了深入發展，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

楊格的觀點是「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這就是著名的「斯密－楊格定理」。

楊格的結論簡單又符合事實：如果市場只需要一輛車，定然不值得新建一個輪胎廠、玻璃廠、塑料廠、木材廠、皮革廠、組裝廠等分工生產，然而如果是100萬輛汽車，分工生產更具效率和福利。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斯密-楊格定理似乎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反復論證之中。其實不然，楊格引入了報酬遞增的邏輯，解釋分工經濟中出現報酬遞增導致規模經濟。他認為，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這個因果累積的過程體現出的就是報酬遞增機制。

實際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章《論分工》中就已經提出了報酬遞增的邏輯，「其中技術變遷以分工加速知識積累的形成，成為報酬遞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不過，古典經濟學家發現，亞當?斯密強調分工加速知識積累引發的報酬遞增，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這一動態理論與靜態的自由競爭均衡自相矛盾。簡而言之，就是自由競爭導致壟斷。這就是著名的「馬歇爾悖論」。

現實中，存在知識積累引發報酬遞增和規模效應的行業，都容易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例如鐵路、電信、自來水、石油、操作系統、互聯網、飛機製造等都具有規模效應，也稱網路效應，最終走向壟斷。

馬歇爾認為，內部經濟的差異瓦解競爭均衡導致壟斷，但是外部經濟決定了整個產業的規模。因此，外部經濟的自然增長成為報酬遞增的唯一源泉。

楊格藉助了馬歇爾關於內外部經濟的分析，認為「某一產業的增長率是以其他產業的增長率為條件的」。外部經濟哪裡來的？什麼因素導致報酬遞增？楊格認為，「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資源及其應用的發現，科學知識的增加」。所以，斯密－楊格定理揭示了一個經濟增長的規律，即是一個報酬遞增的動態累積過程。

在經濟學歷史上，楊格這篇文章價值非常之大，楊格自己將其視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是最有闡述力並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這篇文章被埋沒了50年之久，無人問津。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也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楊格精闢的文章之後，經濟學界競對這個問題長期保持沉默。」

這里應該有兩個原因：馬歇爾對「斯密定律」的兩難解釋不夠充分，報酬遞增導致的壟斷問題是新舊古典主義的禁區。還有一個原因是，強大的邊際主義長期占據經濟學主流地位。

邊際主義和新古典主義這兩個學派都擅長數學分析，以經濟模式來論述經濟運行的完美均衡。雖然新古典主義也構建了資本、勞動、土地、技術在內的經濟要素模型，但是出於對均衡性的絕對崇拜，經濟學家很難接受包括來自資本、技術沖擊帶來的生產力變革這一理念。實際上，邊際主義的「邊際」概念更好解釋報酬遞增和規模效應，但是邊際主義對邊際遞減規律的教條式推崇，邊際遞減規律與斯密－楊格定理的報酬遞增格格不入，斷然不會接受規模遞增的經濟增長邏輯。

期間，雖有楊格、馬歇爾零星的閃光，但是經濟增長這一主題被埋沒在兩大學派強大的學術論證之下長達一百多年。如此，人類浪費了發現經濟增長密碼的機會，當「知識累積」、「技術變遷」再次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時，已經是《國富論》發表200年以後的事情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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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現在中國人的財富觀有問題嗎

滿意答案國富論》出版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前，全回書總結了近代答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亞當 ·斯密因此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創立者"的稱號。從大約1790年起，亞當·斯密就成了專業人員特別是教授們的導師。18世紀結束以前，《國富論》就已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國富論》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斯密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他因此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斯密的弟子"為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們常常徵引《國富論》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國富論》發表之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國富論》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㈩ 經濟學中財富的五種形態是什麼

在發達的商品經濟中，貨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五種職能。其中最基本的職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價值尺度是用來衡量和表現商品價值的一種職能，是貨幣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職能。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貨幣的兩種基本職能。價值尺度是指以貨幣作為尺度來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的大小。貨幣本身有價值決定了它能成為衡量商品價值大小的尺度。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就是把商品的價值表現為「價格」。此時其形態只是觀念中的貨幣。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就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此時應是現實的貨幣。此外，貨幣還有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等職能。1、價值尺度，是指貨幣充當衡量商品所包含價值量大小的社會尺度。貨幣之所以能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是因為貨幣本身也具有價值，因而能以自身價值作為尺度來衡量其他商品所包含的價值量。2、流通手段，流通手段的職能是貨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即購買手段的職能。其主要特點是在商品買賣中，商品的讓渡和貨幣的讓渡在同一時間內完成，通俗地說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3、貯藏手段，貨幣退出流通領域作為社會財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來的職能。貨幣作為貯藏手段能夠自發地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當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減少時，多餘的貨幣就退出流通；當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增加時，部分被貯存的貨幣就進入流通。4、支付手段，支付手段是隨著商品賒賬買賣的產生而出現的。在賒銷賒購中，貨幣被用來支付債務。後來，它又被用來支付地租、利息、稅款、貨款、工資等。5、世界貨幣，世界貨幣是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當商品交換超出國家界限而發展為國際貿易時，商品在世界范圍內普遍自己的價值，作為它的價值表現形態的貨幣，也就成為世界范圍的商品的一般等價物，即世界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