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祉經濟學黃有光

『壹』 為什麼要研究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價值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規律的理論。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專展階屬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
曼昆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談到三個原因：
一，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二，經濟學的學習會使人更精明地參與經濟活動；
三，經濟學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經濟政策的潛力與局限性。
當然 學習經濟學也有利於個人生活中的理財做一個理性的消費者；
作為商品供給者能更好的把握市場動態。

『貳』 怎樣理解經濟學家黃有光的「良心效應」

如果一個人沒有了良心，，就會發財，，也許還能陞官兒，。人生就是如此的，，安貧樂道的大多數都是弱勢群體，。沒有道德底線了，，沒有良心的人，就是臭豆腐效應，，聞著臭，，吃起來香得很，。

『叄』 哪些壟斷行為的認定需要考慮相關市場,並舉例說明。謝謝

壟斷行為例外與豁免，構成反壟斷法中的適用除外規則。所謂適用除外規則，是指對本來應當適用反壟斷法規定的行為，基於特定原因而被排除適用。除外製度包含例外與豁免兩種情況。所謂「例外」情況，是指這些行為因本身的特殊性而作為反壟斷法的例外，而不適用反壟斷法，如農業生產者及農村經濟組織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運輸、儲存等經營活動中實施的聯合或者協同行為，知識產權法所保護的專利、商標合法壟斷行為等。所謂「豁免」情況，是因為這些行為本身雖然違反了反壟斷法的具體規定，但是基於某一特殊政策的原因，而將其從反壟斷法的規制范圍內予以豁免。
除外規則的實質，是允許一些壟斷行為合法地存在，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這些被允許合法存在的壟斷行為無害而有益，比如符合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增進效率，統一產品規格、標准或者實行專業化分工，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等產業政策和保障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正當利益的貿易政策的壟斷行為。除外規則體現了經濟分析中的壟斷利弊觀。
如果我們將壟斷認定及其適用規則排列，本身違法—合理分析—除外規則，就會發現其中存在的邏輯，從法律角度來看，這種排列反映出法律禁止的程度變化，本身違法是剛性適用，合理規則是彈性適用，除外規則是不予適用。而這種程度變化的理由，則在於背後的經濟政策分析，利弊得失權衡。本身違法規則的經濟邏輯是，屬於此類的行為都是限制競爭並且是沒有效率的；合理原則的經濟邏輯則認為，是否限制競爭與損失效率，需要具體分析，如果行為的好處大於弊端，比如社會福利增加大於限制競爭損失，則不能簡單禁止；除外規則的經濟邏輯需要考慮經濟發展階段及其需要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環境政策等諸多因素，只不過這些因素已經在立法階段就被內化於條文之中。
以壟斷協議為例，是禁止還是豁免，反映了特定國家一定階段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競爭政策取向，而將這種取向通過法律條文方式確定下來，則需要處理好政策靈活性與法律穩定性之間的矛盾。然而究竟是法律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覆蓋了政策的靈活性與易變性，還是政策的靈活易變性消解了法律的明確穩定性，是立法考慮的問題。立法考慮的基本法理，其實是利弊權衡，也就是壟斷協議對競爭秩序的損害與在經濟政策方面帶來的好處的衡量，如果利大於弊，則可以對壟斷協議加以豁免。比如我國《反壟斷法》第15條關於壟斷協議豁免的規定，大致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條件：(1)協議目的具有正當性。(2)協議效果不會嚴重限制競爭。「嚴重」的程度怎樣界定和把握，《反壟斷法》沒有規定。參考歐共體委員會關於縱向協議豁免的規定，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涉及的市場份額如果不超過相關市場的30%，協議可以得到豁免，這里應當考慮協議當事人的市場份額、交易量以及這個交易量在相關市場所佔的份額等。(7)在現有法律規定情況下，「嚴重」的程度判斷只能通過反壟斷執法機構自由裁量。但是從學理來說，應該考慮「相關市場」與「市場份額」兩個因素來判斷「嚴重」程度。(3)協議效果能使消費者分享由此產生的利益。消費者分享利益，包括直接分享和間接分享。比如，消費者可以獲得開發的新產品，可以用較低價格獲得質量更好的產品，可以給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這是直接分享。通過改善環境，提高社會公共利益，克服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利益，這是消費者間接分享。如果從經濟學來看，那就是協議的效果有利於增進消費者福利，可以通過消費者剩餘模型來計算。(註：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將消費者剩餘定義為「他希望擁有某種東西時所願意支付的價格超過他實際支付的價格的部分」，並用需求曲線以下代表消費者實際現金支付，長方形以上的三角形表示消費者剩餘。參見黃有光《福祉經濟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45頁。關於消費者剩餘的應用及其模型，參見保羅·薩繆爾森《微觀經濟學》(第16版)，華夏出版社，1999年，71-73頁。)一般來說，上述三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才能夠獲得豁免。但是對在外貿合作中為保障正當利益而形成的壟斷協議，按照法律規定不需要考慮限制競爭的效果和消費者分享效果而可以豁免。(註：這種豁免僅僅是在中國法律上有效，如果我國的經營者在出口貿易中達成固定價格等壟斷協議，進口國可能會以該行為對其本國市場造成影響而對我國經營者起訴。)這種列舉式、條件化的豁免標准，在實體法設計層面是合理的，在實施確定性方面，還需要積累經驗，以便於在個案中合理協調產業政策與市場競爭機制的關系。

『肆』 黃有光的學術看法

1． 什麼是正統經濟學的核心？
正統經濟學有系統地與嚴謹地（多用數理方法）分析消費者與生產者在約束條件下極大化的理性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所達致的均衡（尤其是有關資源配置方面）及均衡的變化或比較。這包括下述要點：
⒈1 約束條件下極大化
1．2 理性
⒈3 資源配置 （相對於制度、組織）
⒈4 均衡 （相對於非均衡與歷史）
1．5 多數學者強調市場的效率與政府的無效率
一般上，假定消費者極大化的是代表其偏好的效用，而且假定效用只是消費者自己所消費的消費品數量的函數。約束條件則是總支出不能超過消費者的預算或收入。生產者則假定是把利潤極大化，約束條件是受現有技術影響的生產函數。個別消費者與個別生產者都假定不能影響由整個市場的供需均衡所決定的產品與生產要素的價格。
2． 正統經濟學的長處：
經濟學被稱為社會科學中的女皇，自有其長處，包括：
2．1 針對經濟行為的重要方面
2．2 有很嚴謹的分析與很多很有洞察性的結論
2．3 約束條件下極大化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分析非正統的因素；將來也會很重要.
其實，正統經濟學對分析現實經濟以及社會人生的許多問題，都有很大的可用性。對於經濟學者，這是比較不需要重復的。因此，我針對短處多談一些，請不要誤以為我認為正統經濟學一無是處。
3． 短處
3．1 許多經濟學家迷信簡化模式。即使是很不現實的簡化模式也並非沒有用處。例如力學關於沒有摩擦力下的物體運行，對有摩擦力的現實世界也有用處。但我們不可以迷信簡化模式，把簡化模式應用到現實世界時必須考慮現實世界的復雜因素。迷信簡化模式的情形，可由一個例子來說明。多年前，我參加美國經濟學年會。有一位主講者說，例如百分之三的溫和物價上漲是有好處的，因為偏好與技術等變化，不同行業需要調整，包括人力在內的資源必須從萎縮行業轉移到成長行業。要達致這種轉移，萎縮行業的工資必須下降。如果物價不上升，必須減低名目工資。但人們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不如維持名目工資不變，通過物價上漲來使實際工資下降。有一位參會者發問說，「這是不可能的，不論實際工資是通過物價上漲或名目工資下降而下降，其對消費與效用的影響是一樣的。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是不理性的。」 我認為我是理性水平非常高的人，但我也是對名目工資的減低，抗拒力較大。與其說這是不可能的或不理性的，不如說經濟學常用的效用函數，只考慮自己消費品的數量，是忽略了可能影響人們效用的其他因素，包括名目工資的下降會被人們認為更不可接受（相對於實質工資通過物價上升而作同量的下降），不論這是由於面子問題或其他原因。與其說人們不理性，不如說經濟學的簡化模式忽視了現實世界的一些有關因素。
3．2 簡單的經濟分析忽視許多重要因素，如：相互攀比、環保、不完全理性、制度、文化，等。有許多重要因素，得到一些經濟學者的重視，或在某部門被研究，但在經濟學主要部分被忽視。例如，競爭的不完全性在實際經濟中幾乎是無所不在的，例如你問一百家廠商，給定現有價格不變，如果能夠多賣，是否要多賣，至少有九十多家會求之不得，他們都不是完全競爭者。（均衡下的完全競爭者不願意多賣。） 正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尤其是關於產業組織的，是有分析競爭的不完全性。但在全面均衡分析與宏觀經濟學中卻大致忽視競爭的不完全性。我在1980年前後，把競爭的不完全性引入宏觀分析，把微觀、宏觀與簡單的全面均衡分析結合起來，就得出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結論以及其他前此沒有人（包括我自己）想到的情形都是特例的結論。
3．3 過分的數理形式主義。數理分析肯定對經濟學的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若有需要，我自己也用了不少數理經濟分析，並往往除了證明原來的想法，也得出原來沒有想到的結論。中國的經濟學者，尤其是研究生，絕對應該加強數理與計量的訓練。不過，我也非常支持剛才吳敬璉老師強調的，很多人盲目追求前沿，但卻沒有把基本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搞好。我的經驗支持吳敬璉老師的觀點。我在國內外，包括美國名校，問研究生或研究生候選人基本微觀經濟學的東西，絕大部分不會回答。基本微、宏觀經濟學的東西，是在分析、討論現實經濟問題與作經濟政策建議最重要的工具，比高深數理理論重要得多。像建一間屋子，如果地基都爛掉了，把門窗裝修得金光閃閃，又有什麼用呢？
我在《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中譯本於2003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引言與附錄B中舉例說明，很多用復雜高深的數理分析得出的結論，實際上用一個簡單的圖形，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而且其原因更加一目瞭然。但原文如果沒有用高深數理分析，幾乎完全沒有可能在第一流期刊發表。對此，編者與審稿者們，應該有所反思。
關於過分的數理形式主義，我還有一個故事。多年前，我到牛津大學訪問期間，在一個聚會上，問另一位經濟學者，「你是研究什麼方面的？」 他說，「我研究SP－SPACE。」 我問，「什麼是SP－SPACE？」 他說，「你不知道什麼是SP－SPACE？」，好像每個經濟學者都應該知道什麼是SP－SPACE。我說，「我只用歐氏空間。」 「Euclidean space is OK. 」 言外之意，好像歐氏空間是太簡單了。過後，我也沒有去查什麼是SP－SPACE，SP是否是***y and pedantic? 因為我肯定，用歐氏空間已經足夠了。其次，作為經濟學者，即使需要用到什麼特殊數理方法，這應該只是一種工具，不應該是研究課題。
另外有一次，我批評一位知名經濟學者的模式不現實，他的辯護竟然是：「我不認為我的模式與現實世界有什麼關系。」 這不是把經濟學變成數學游戲嗎？但是，作為數學，他們的分析既不高深，也不是很有趣。
4． 將來應該如何拓展？
4．1 現實重要性比嚴謹性重要。提高分析的嚴謹性，當然是學者的追求。不過，我寧可對重要問題有一些大致甚至是模糊的答案，不要有對無關痛癢的問題有非常精確的答案。對人們的銀行戶口的最後五個號碼與他們的體高或體重或身份證號碼的相關性，可以進行非常精確的分析，但有什麼意義呢？
4．2 吸納非正統研究的成果：制度、文化、行為與試驗經濟學、快樂研究等。實際上，經濟學及經濟學者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不過教科書與其他經濟學者沒有趕上。例如，教科書與許多經濟學教授還在教導學生，效用只有序數性，沒有基數性，也不能進行人際比較。對消費或需求理論以及全面均衡分析，序數效用已經足夠，不必假定效用的基數性。根據Occam 剃刀的原理，應該把基數效用的假設剃除。但是，在社會選擇上，非有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不可。大師級的經濟學者，包括諾獎得主如Harsanyi,Mirrlees,Sen 等，幾十年前就用了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分析，例如Mirrlees 1971 年關於最優收入分配的得獎作品。在應該應用人際可比的基數效用分析的領域堅持剃除效用的基數性，就像有人留胡須，你堅持他必須把胡須剃掉，因為吃飯不必用胡須。但他留胡須，未必是用來吃飯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
4．3 由於影響經濟變數的因素很多，常理與綜合的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策上。十多年前，當北大教授王建國博士還是我的博士生時，他做了數理分析，得出某外生變數對某內生變數的影響是負的。我從常理或直觀上看，認為應該是正的，對他說，你可能漏掉一個負號，回去查查。幾天後，他回來說，查過了，沒有錯。我說一定是錯的，回去再查。第三次他回來說，查了很多次了，沒有錯。我又堅持說一定錯。那次他大發脾氣。（我後來說起這事，說他拍桌子。王建國否認有拍桌子，只承認發脾氣，大聲說話。）他說，「你又沒有計算，這樣硬硬說我錯，那裡可以這樣打壓我。我最多回湖南農村種田，不要這個博士學位，也不能受你這種無理欺負。」 我大吃一驚，完全沒有想到他會這么激烈反應。我也完全沒有打壓他的意思，就對他說，「你不要太激動，不需要回湖南。錯肯定有錯，慢慢查。」 他見我口氣溫和，也就不再發脾氣。第四次，他說終於查到漏掉一個負號，結論應該是反過來的。
關於漏掉負號，還有一個故事。有一位諾獎得主，多年前未得獎時，在牛津大學主講研討會，說，「我證明過很多法西斯（極端右傾）定理，今天很高興能證明一個左傾定理。」 結果John Flemming發現他漏掉一個負號，改正後，又是一個極端右傾定理。
關於王建國，為公平或平衡起見，應該指出，以我所知，他是唯一能擋我的殺手鐧，又令我對其詩詞甘拜下風的人。我的所謂殺手鐧，其實並不可怕，只是幾個本科生一二年級基本經濟學的問題，但是由於絕大多數研究生不會回答，包括多數一流大學的一流研究生，所以才叫做殺手鐧。但王建國能回答。我原來自以為詩詞寫得不錯，但看了王建國的詩詞，自知相去甚遠，甘拜下下風。有兩個顯然的候選人，可能可以使王建國的唯一性被推翻。一個是歷以寧教授；另一個是張五常教授。歷以寧教授雖然沒有出國留學，卻對現代經濟學有很深廣的認識與論述，又在思想上對中國經濟改革起了重大貢獻，其詩詞集也令我甘拜下風。張五常在佃農理論等領域有重要論述，對產權與市場的重要性，結合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寫了許多深入淺出的文章，令人拍案叫絕，雖然有些觀點可能有些偏激。我沒有看過張五常的詩詞，但他的書法和攝影都令我甘拜下下風。像歷以寧和張五常這樣的天才，擋我的殺手鐧 應該是游刃有餘。不過，我雖然同他們兩人有過多次交往，卻沒有機會，或者沒有膽量向他們拋出殺手鐧。因此，我只能說，我相信他們能擋，卻不能說，我知道他們能擋。因此，王建國的唯一性，依然成立。
另一個可能候選人是楊小凱。他在經典的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有系統的分析上，建立了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新框架，對中國改革的深層問題，也有許多獨到的洞見，雖然有些觀點也顯然非常偏激，甚至有很大的盲點。不過，和王建國與張五常等多多少少有些『不務正業』 的學者不同，楊小凱把所有非閑遐時間以及原來應該是閑遐的時間都從事正業，我不知道他在文藝上有什麼興趣。另外，像林毅夫、劉遵義、錢穎一、田國強、張維迎、周林、鄒至庄等大師或後起之秀，雖然和我相識，但我對他們在經濟學以外的興趣，還沒有足夠認識，未能評論。
關於綜合各種有關因素在政策上的重要，可以考慮汽車的例子。多數經濟學家只考慮擁擠，得出新加坡對汽車的控制過嚴。但還應該考慮污染、炫耀性消費（部分導致鑽石性物品的作用），人們由於天生累積的本能與商業廣告的影響而有的過渡的物質主義。新加坡對汽車的控制未必過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應該向新加坡學習。對汽油與汽車抽重稅，而發展公共交通，避免走上像曼谷的騎虎難下的情形。
4．4 折中主義，例如：兼顧資源配置與分工、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不可以說資源配置的問題很重要，就認為分工的問題不重要；反之亦然。再如；兼顧市場經濟的重要與局限（尤其對環保）。中國走向市場經濟肯定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非常支持中國的改革。不過，產權與市場雖然非常重要，卻非萬能。例如生產與消費上的外部作用，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必須用政府的稅收等政策來補救。有些極端右傾的經濟學者，完全否認外部作用的存在。當我舉事實來反駁時，他們說，即使外部作用存在，還是假定不存在好，因為讓政府來處理往往把事情搞得更糟。這對某些外部作用來說，可能是對的。不過，對於已經威脅人們健康與人類生存的環保問題，非有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可。
也許有人認為中國應該重視經濟發展，將來有錢了，才來環保. 當然，用於環保的投資，受到經濟水平的限制. 不過，有幾點必須強調. 第一，有很多情形，對環境的破壞是不可補救的，或者將來必須用許多倍的資源才能補救. 第二，有些情形，對環境的破壞不但影響人們今後的福祉，也影響經濟生產. 第三，環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資，也可以通過對破壞環境的活動加以課稅（或收費)或限制來實現.但這也依賴於一個有效與貪污程度不是太高的政府.
4．5 在把經濟學應用到政策上時，要考慮到人們的福祉或快樂的終極目標。當然，經濟學本身是一門實證科學，但它經常被用來作政策建議。當涉及政策時，必然牽涉價值觀。價值觀的問題雖然和科學問題不一樣，不過也不是完全不能討論。我認為人們的終極目標是快樂。因此，當不涉及他國與動物的時候，政府的政策應該把人民的長期福祉（即快樂）極大化。不過，多數經濟學者只談偏好（或效用）而不談快樂，這是不夠終極的。多數經濟學者也懷疑快樂的可衡量性與人際可比較性。當然，這有困難，但並非不可能。經濟學者也應該看看自己的後院。國民或國內總產值是用了成百年的最主要的經濟變數，但一考慮購買力水平，中國的國內總產值必須增加四倍，印度必須增加六倍。快樂的衡量，雖然不很准確，但我想不必調整四倍！
⒋6 在中國的情形，這一二十年來，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更開始爭取進入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這當然是可喜的。百年樹人，即使要到幾十年後才趕上前沿，也有必要早日開始。不過，除了要注意上述各點，還要認識到，現在中國經濟學研究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把正統經濟學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分析出適用於中國的現狀的結論。關於中國的現狀的一些特點，包括文化與制度上的，例如東西文化差異、守法程度的差異、黨政主導經濟的程度等；也包括中國轉型期的一些特點，例如國企以及與之有關的金融問題，前此的城鄉隔離政策所造成的巨大城鄉差異等。當然，研究上也有分工的問題，這主要任務也不排除一些人從事純理論的工作，一些人從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維森教授所主張的『為學問而學問』 的工作(但作為所有學者的方向，我則不能同意）。知識的累積，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用處。

『伍』 福利經濟學等於福祉經濟學嗎

答案很明確 不等於

『陸』 福祉是什麼意思

台灣那邊的用語，其實就是「福利」。這邊的「福利經濟學」，在台灣就叫做「福祉經濟學」。

『柒』 黃有光的主要著作

專著包括：
Welfare Economics,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4（中譯《福祉經濟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 Analysis. London: Harvester,1986 （中譯《綜觀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sterdam: North Holland，1993（與楊小凱；中譯《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ed.,London: Macmillan,1998 [與 Kenneth Arrow（諾獎得主）和Xiaokai Yang合編];Efficiency,Equality,and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中譯《效率、平等與經濟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Palgrave/Macmillan,U.K. 2009；
Common Mistakes in Economics《常見經濟學錯誤》，作家出版社，1993；
《經濟與快樂》，東北財大出版社，2000；
《金錢能買快樂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社會福祉與經濟政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黃有光看世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高級微觀經濟學》（與張定勝），2008；
《黃有光自選集》，2008 ；
《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宇宙是怎樣來的？》，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根據互聯網上一份未經證實的統計資料，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黃有光教授是在世界頂級經濟學雜志 (Top 10） 發表論文最多、 且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華裔經濟學家。
斯坦福大學教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約瑟夫 ·阿羅（Kennet h J . Ar row) 對黃有光教授及其新著 《效率、 公平與公共政策》 的下述評論，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黃有光是當代極少數對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作出貢獻、 並被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承認的華裔經濟學家之一：「黃有光教授是研究經濟政策分析基礎理論的許多學者當中，最具原創性想法的學者之一。本書總結了他的研究成果，將他的許多想法紛然並陳，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及其豐富的成果。他的分析結合了哲學基礎與實證經濟分析，為公共政策的好壞判准指明了方向。對任何一位讀者，都將獲得前所未聞的看法。」

『捌』 專家黃有光提出「一妻多夫」想法，你怎麼看

在我看來這種“一妻多夫”的想法簡直是荒謬之極，甚至可以說就是胡說八道。

經過幾千年的探索和發展，人類在家庭成員組成這一塊好不容易摸索出了一條適合人類長久發展下去的道路，那就是實行一夫一妻制，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走到這一步是非常艱難的，有太多的人為此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事實證明一夫一妻制就是解決人類配偶問題的最好辦法，它不僅在公平上實現了最大化，而且有助於社會穩定，不至於因為配偶問題引發社會混亂，而一旦實行“一妻多夫”制，社會結構必然會崩塌，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情，並且這種後果是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

不可否認人類在某一時期確實有過一妻多夫制的先例，但要知道這個時候人類還未完全開化，在那個吃飯都是難題的時代，女人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她們在那個時候就有著一定的話語權，可是如今時代不一樣了，男人憑借著先天的優勢，重新奪回了社會的主導權，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穩固地朝前發展。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再退回到之前的母系社會，這是違反人類發展的規律的。

『玖』 經濟學中國化最難掌握的是什麼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簡單點講，就是研究勞動、商品、貨幣的產生、發展、滅亡的歷史過程的發生學方法。

這是「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中提出的理論構想，核心概念是「經濟形態社會」，用以研究全歷史領域的經濟形態發展史。

經濟學中國化，同時，這是正確理解《保衛資本論》副標題的要求。

該著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專論。書名取歷史理論之義。價值（形式）——貨幣（形式）——市場價值（形式），剩餘價值（形式）——資本（形式）——生產價格（形式），是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理論形態范疇。即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者說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餘價值分析。另外，就唯物史觀而言，產品經濟形態社會和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相生相剋」。由此產生「共同體——自由聯合」的發展。這個理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總的來說，這是一部中國方法論著作。

關於經濟形態社會史的勾勒。

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論貨幣銀行股份資本

這才是真正的理論耶。榷經濟學，如能成為理論，就是把商榷的材料作為工作附件。

全書主線是研究貨幣的發生學，銀行的發生學，股份資本的發生學，此合成，就是唯物主義辯證法作品了。

最新版知識詞條：

保衛《資本論》_網路

這些都說明：歷史從來是主角，邏輯才是真正的配角！！

以致有了如下的判詞：

世人怎道阿賴耶？真理亦比邏各斯！堪憐。曲曲彎彎史不通，彎彎曲曲行不通。誰人識得主義面？俱往矣，物不語，心不指。毋意乎？毋必乎？毋固乎？毋我乎？嗚呼哀哉，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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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人讀，催人奮進。《保衛資本論》的要義是引導中國人如何讀《資本論》和確實運用好具有民族工作內涵和中國化的《資本論》。

新世紀迎來保衛資本論時代！

總之，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地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同時，還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就是對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升華，是對推動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總結。我們必須用這些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

發展理念的新拓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實踐的總結，是對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升華，是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的重要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