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理解政府失效理論
政府失效理論的主要內容：政府失效也稱政府失靈，是指由於政府主體和機制等方面存在專本質上的缺陷，屬而無法使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佳的情景。這一理論對人的假設，包括政府公務員，都是經濟人假設。由此，這一理論認為在政治決策過程中，人的一切行為都可以看成是經濟行為。政府行政過程中的目的肯定是增進公共利益的判斷得到質疑。政府失效主要表現在公共政策的失效;公共物品供給的低效率；政府的內部性和政府的擴張性；政府腐敗。政府失效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1）單純依靠市場和過多依靠政府幹預都是行不通的，必須兩者互相制約、協調，才能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
（2）既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需要政府的管理和干預，就必須明確界定政府管理的范圍、許可權，同時積極培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自身而不是靠政府去發揮作用。
（3）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經濟體制的改革的順利進行。
（4）加強各項法律、法規的建設，使政府的決策過程和管理過程都能納入正常的監督系統或機制之中。
❷ 從財政學角度講，如何解決政府失靈
補救政府失靈的政策性主張
在現行的民主制度下，沒有一種選擇機制可以稱得上是最優選擇機制或有效率的選擇機制。既然政治市場上現行的選擇機制是失靈的，那麼出路何在？為此提出了兩條思路：其一是市場化改革，其二，憲法制度改革。
所謂市場化改革是試圖通過把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引入政治市場來提高後者的運行效率。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資源——的產權，飢餓此消除在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車」和掠奪性消費。
(2)在公共部門之間引入競爭機制，重構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按照市場經濟原則來組織公共物品的生產。
(3)重新設計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機制，使投票人盡可能真實地顯示其偏好。
所謂憲法改革，是試圖通過建立一套經濟和政治活動的憲法規則來對政府權力施加憲法約束，通過改革決策規則來改善政治。要克服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靈，最關鍵的是要在憲制上做文章，要改進政府的行政過程，首先必須改革規則，因此，「公共選擇的觀點直接導致人們注意和重視規則、憲法、憲法選擇和對規則的選擇。」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規則和約束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規則或限制條件，即他們並不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政策制定者選擇，而是為立憲改革提供一種指導或規范建議，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規則和程序，從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減少或避免決策失誤。
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
「政府失靈」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由於行為能力和其他客觀因素制約，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
（2）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到了預期目標，但效率低下，或者說成本昂貴，導致資源並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3）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到了預期目標，也有較高的效率，但都帶來不利的事先未曾預料到的副作用；
（4）某些外部性問題或國際性經濟貿易問題，一國政府無能為力加以解決，如核利用中的污染問題，國際貿易糾紛問題等。
❸ 如何理解政府失效理論
應當說，政府失靈問題的研究及其理論成就，改變了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在研究政府與市場關繫上，把分析重點放在市場缺陷的研究而忽視政府失靈的局面，使政府失靈問題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一、政府失靈的類型與成因如同市場缺陷及市場失靈有不同的類型及成因一樣，政府失靈也有不同的表現、類型及其成因，這是政府失靈理論所要探討的最基本的問題。政府失靈有種種表現，可以歸納為公共決策失誤、官僚機構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和浪費、內部性與政府擴張、尋租及腐敗等基本類型。1．公共政策失效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以政策、法規及行政手段來彌補市場的缺陷，糾正市場的失靈。公共決策則是國家或政府部門為公共物品的生產與供應，為干預社會經濟的運行而作出的決策。公共政策是一個更復雜的過程。由於存在著種種困難、障礙和制約因素，使得政府難以制定並執行好的合理的公共政策，導致公共政策失效。公共決策失誤或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公共過程本身的復雜性和困難以及現有公共決策體制和方式的缺陷。具體來說：（1）社會實際並不存在作為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目標的所謂公共利益。將個人偏好或利益加總為集體偏好或利益(
❹ 政府失靈理論的主要內容
政府失效也稱政府失靈，指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對經濟、社會生活進行專干預的過程中，由屬於政府行為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觀因素的制約而產生的新的缺陷，進而無法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達到最佳的情景。
關於政府失效，薩繆爾森將其定義為：「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採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效便產生了。」查爾斯·沃爾夫從非市場缺陷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失效，他認為由政府組織的內在缺陷及政府供給與需要的特點所決定的政府活動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分配不公平，就是政府失效。
詳見http://wiki.mbalib.com/wiki/%E6%94%BF%E5%BA%9C%E5%A4%B1%E7%81%B5
❺ 如何認識市場失靈與政府經濟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機制在有些領域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達不到資版源權有效配置的目的，也就是達不到經濟學所講的「帕累托效率」。從各國市場經濟實踐分析，市場失靈有各種各樣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市場處於不完全競爭狀態；（2）公共物品；
（3）外部效應；（4）信息的不對稱性；（5）市場的不完整性；（6）收入公平分配；（7）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增長。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市場失靈的存在和有效配置資源的需要，是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合理性的依據。既然這些領域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為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就需要政府幹預。
❻ 政府失靈是分析什麼的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
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回很好的滿足，公答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活動的結果未必能校正市場失靈，政府活動本身也許就有問題，甚至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主要原因包括政府決策的無效率、政府機構運轉的無效率和政府幹預的無效率。
現行的選擇機制是失靈的，那麼出路何在？公共選擇理論為此提出了兩條思路：其一是市場化改革，其二，憲法制度改革。前一種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芝加哥學派提出，後一種思路主要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弗吉尼亞學派提出。
❼ 政府失效是西方經濟學中哪個學派的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派
❽ 公共經濟學角度 如何解決政府失靈問題
一 公共選擇理論與政府失靈論
正統經濟學家給公共選擇理論的定義是：公共選擇理論是一種研究政府決策方式的經濟學和政治學。公共選擇理論考察了不同選舉機制運作的方式，指出了沒有一種理想的機制能夠將所有的個人偏好總和為社會選擇；研究了當國家干預不能提高經濟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時所產生的政府失靈；還研究了國會議員的短視，缺乏嚴格預算，為競選提供資金所導致的政府失靈等問題。
公共選擇理論的淵源可追溯至19世紀末瑞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他提出了政治的資源較易學說和一致性原則。真正產生於20世紀4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初形成一種學術思潮。，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理論選舉規則，黨派經濟學，利益集團理論，尋租理論，政府失靈論和憲法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經濟人假設和政治交易市場是公共選擇在研究方法上最具特色的三個方面。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是指一切行為都是人的行為；在個體成員的行為被排除在外後，就不會有社會團體的存摺現實性。經濟人假設是指在政治領域內活動的人，其目的也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以成本—收益分析為依據。政治交易市場概念是指政治是個人、集團之間出於自利動機而進行的一系列交易過程，政治過程和經濟過程一樣，其基礎是交易動機、交易行為，是利益的交換。
20世紀30年代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傳統經濟學的「市場萬能」的幻想——完全競爭的市場制度能夠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在客觀上促使了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凱恩斯經濟學主張放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實行政府的干預以矯正市場失靈，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然而隨著政府幹預的加強，政府幹預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顯露出來，政府財政赤字與日俱增，政府規模擴張，大量政府開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團的私囊，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相繼失敗，經濟停滯膨脹。而公共選擇理論正是克服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市場上的供求行為及其相應的經濟決策而把政治因素當作經濟決策的外生變數的局限性，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到政治市場的分析當中，向我們打開了政府這個黑匣子，目的在於揭示「政府失靈」並試圖克服政府幹預的缺陷。正如布坎南所說，「市場的缺陷並不是把問題交給政府去處理的充分條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
基於經濟人假設，公共選擇理論試圖把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統一分析模式，即經濟人模式，從而修正凱恩斯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缺陷。
根據經濟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論研究了市場經濟下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關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並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上理論所說的那樣「有效」。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紀人員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能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幹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說。
布坎南對政府失靈的幾種表現形式及其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剖析，並就如何補救這種「失靈」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也即公共決策失誤。公共政策主要就是政府決策，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決策作為非市場決策有著不同於市場決策之處。在政府決策中，雖然單個選擇者也是進行決策的單位，但是作出最終決策的通常是集體，而不是個人，以公共物品為決策對象，並通過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場（即用選票來反映對某項政策的支持來實現）。因此相對於市場決策而言，政治決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存在著諸多困難、障礙或制約因素，使得政府難以制定並實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導致公共決策失誤。
在布坎南等人看來，導致公共政策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社會實際上並不存在作為政府決策目標的所謂公共利益，阿羅不可能定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排除效用人際比較的可能性，那麼把個人偏好總合成表達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秩序的社會偏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需要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答案，於是，人們有理由對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疑問。（2）即使現實社會中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現有的公共決策機制卻因其自身的內在缺陷而難以達到實現這種利益的目的。（3）決策信息的不完全性。獲取決策信息總是存在諸多困難而且是需要支付一點成本的，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他們擁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而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礎上作出的，這就很容易導致決策失誤。（4）選民的「短見效應」。由於政策效果的復雜性，大多數選民難以預測其對未來的影響，因而只著眼於眼前的影響。而政治家為了謀求連任，就會主動迎合選民的短見，制定一些從長遠來看弊大於利得政策。（5）選民的「理性的無知」。由於選民作出決策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收集有關候選人的信息等，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在權衡自己的成本——收益計算時，如果成本太大，選民將不去投票。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選民往往也會出於搭便車心理而寄希望別人去投票以使自己坐享其成。這被稱為選民的「理性的無知」。而這將導致通過選票上台的政治家並不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其制定的政策充其量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二）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靈理論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於：（1）缺乏競爭壓力。由於官僚機構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沒有競爭對手，就有可能導致政府部門的過分投資，生產出多於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受終身僱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2）沒有降低成本的激勵機制，行政資源趨向於浪費。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由於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其次，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由無窮透支的可能性。（3）監督信息不完備。理論上講，政治家或政府官員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權利讓渡，因此他們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這種監督作用將會由於監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力。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壟斷，監督者可能為被監督者所操縱。
（三）政府的尋租。「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並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的一種在分配，因此，尋租具有非生產性的特徵。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後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另一方面，殉葬也會導致不同政府部門官員的爭奪權力，影響政府的聲譽和增加廉政成本。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尋租主要有三類：（1）通過政府管制的尋租；（2）通過關稅和進出口配額的尋租；（3）在政府訂貨中的尋租。
（四）政府的擴張。政府部門的擴張包括政府部門組成人員的增加和政府部門支出水平的增長。對於政府機構為什麼會出現自我膨脹，布坎南等人從五個方面加以解釋：（1）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應的消除這導致擴張；（2）政府作為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者導致擴張；（3）利益集團的存在導致擴張；（4）官僚機構的存在導致擴張；（5）財政幻覺導致擴張。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三 補救政府失靈的政策性主張
綜上所述，在現行的民主制度下，沒有一種選擇機制可以稱得上是最優選擇機制或有效率的選擇機制。既然政治市場上現行的選擇機制是失靈的，那麼出路何在？公共選擇理論為此提出了兩條思路：其一是市場化改革，其二，憲法制度改革。前一種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芝加哥學派提出，後一種思路主要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弗吉尼亞學派提出。
所謂市場化改革是試圖通過把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引入政治市場來提高後者的運行效率。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資源——的產權，飢餓此消除在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車」和掠奪性消費。(2)在公共部門之間引入競爭機制，重構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按照市場經濟原則來組織公共物品的生產。(3)重新設計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機制，使投票人盡可能真實地顯示其偏好。
所謂憲法改革，是試圖通過建立一套經濟和政治活動的憲法規則來對政府權力施加憲法約束，通過改革決策規則來改善政治。在公共選擇理論家們看來，要克服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靈，最關鍵的是要在憲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認為，要改進政府的行政過程，首先必須改革規則，因此，「公共選擇的觀點直接導致人們注意和重視規則、憲法、憲法選擇和對規則的選擇。」布坎南等等人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規則和約束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規則或限制條件，即他們並不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政策制定者選擇，而是為立憲改革提供一種指導或規范建議，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規則和程序，從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減少或避免決策失誤。
四 對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啟示
1.政府失靈論及其政策主張的借鑒意義
《亞洲華爾街日報》增評論道：「在中國沒有比機構改革更難的事了。每一個機構都不想放權，他們對機構改革是原則同意，實際反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別在1982~1983、1987~1988、1993~1996年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但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仍未能完全擺脫「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那麼，如何使機構改革徹底走出「怪圈」？
無疑，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給我國機構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我國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來的政治型、管理型政府模式轉變為民主型、服務型政府模式。當前在我國的政治市場中，公共選擇理論中指出的有關政策失誤的因素仍然存在，科學決策和決策的有效實施還困難重重，政府幹預引起的尋租活動依然存在，而且由於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不同模式的政府行為也不可能在時間上截然分開，很容易出現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行為模式簡單地移植到市場經濟體制中去。而我們所期望的一種更有效率的新的政府模式，必須在新確立的基本規則之下才能形成，這正如布坎南所支出的：「要改變一種游戲，或者競賽的結果，改變參加競賽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事改變競賽規則。」傳統政府體制的根本弊端不能對於某些具體操作上的失敗，比如說，政府計劃缺乏精確度和科學性，地方與部門間的相互隔絕等。其實，這些弊端都是過度集權的政府體制的必然產物，因此，單純改變舊體制下的具體操作程序和環節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權力過度集中的政府模式，將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因此，為了更有效地發揮政府管理的作用，矯正政府失靈，在當前的政府改革中，特別有必要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設。基於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失靈的分析和政策建議，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應該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轉變觀念，摒棄傳統計劃體制下形成的「政府萬能」的觀念，正確認識政府幹預經濟的作用。不能片面誇大，更不能一味的削弱，「東西方和南方的國民經濟都需要明智的政府」[1]。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把握好政府幹預的限度，確定政府幹預的內容、范圍和手段，發揮市場機制的主體性作用和政府幹預的補充性作用。
其次，引入競爭機制，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經濟職能已成為政府的首要職能，政府對經濟中公共物品的壟斷是導致濫用經濟職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在確定政府及其下屬機構的經濟職能時，應盡可能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壟斷的局面。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尤其是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電信、電力、鐵路運輸等基礎設施產業中引入競爭機制，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私營部門進入，以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務部門的效率和水平。
最後，要加強政府法治及監督制度建設，使政府行為法治化。公共選擇理論強調歷險改革，注重憲法，法律，規則的建設尤其是公共決策規則的改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現代化社會也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運行必須靠法律來保證，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也必須靠法律來規范。因此，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我們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特別是公共決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決策執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及隨意性導致的不公正與腐敗，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質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經濟人，這也提醒我們除了強化政府的自律機制外，還必須加強外部監督約束機制，加緊制定有關監督政府行為的法律、法規，防止政府腐敗和不公正。
2.全面辯證看待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
雖然公共選擇學派的政府失靈論指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其政策主張也具有很好的見地和實踐意義。但是公共選擇理論本身就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其自身的有些理論體系比較混亂，無法自圓其說的。
對公共選擇理論中政府失靈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關於人的行為動機
針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經紀人假設前提，作者認為，各人的行為動機是復雜多樣的，不能簡單地劃分為利己或利他。個人的動機中含有大量的對物質利益的自利的慾望，這種慾望滲透得既深又廣，因而每個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都必須用某種方式對其加以約束和限制。但是，大多數人的動機中還包含著程度不同的慷慨因素、無私的品德因素、對他人義務的接受習慣和對金錢以外的回報的興趣。因而人的動機不能歸結為單一的自利動機。因而，攻關選擇理論作為一種對政治行為動機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實的。不是基於對實際生活的觀察，而主要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假設前提基礎上。公共選擇理論家們只從起作用的許多動機中選擇一種動機，然後通過這個唯一的動機想像出一個充滿生機的理論世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②關於政治市場及政府的作用。
公共選擇理論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上，而在中國政黨制度和政治選舉制度不同於西方，有著自己特殊的國情。單純的照搬起源並成熟於西方政黨制度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不可取的。
而且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在實現工業化，實現由傳統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的過程中，沒有政府的積極有效的干預作用是不可能實現的。雖然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候政府作用的形式不同。「目前仍然貧窮的國家就不能指望僅僅通過被動地向世界經濟開放，便如亞洲四小龍那樣崛起。」
由此，在借鑒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為我所用時，必須辯證的看待。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項艱巨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的拿來做權宜之計，「看得見的手」的改革將是我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實現工業化非常關鍵的一環，必須慎重對待。
❾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闡述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
我國目前正處於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失靈的各種表現在我國不僅存內在，有的還相當嚴容重。因此，認識「政府失靈論」對於我國政府各項改革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正如世界銀行的一位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盛行腐敗是轉型國家增長的痛苦。但是腐敗盛行將毀滅轉型本身。」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在缺乏制度約束和監督的地方，出現腐敗是正常的。減少腐敗關鍵在於制度建設。
要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合理規范政府權力。政府的職能是「裁判員的任務,指定他來執行規則,督促比賽的進行」。要摒棄傳統「政府萬能」的神話,高度重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的限度問題，合理確定政府幹預的范圍和內容。
首先，必須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步伐，深化企業改革，通過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明確界定產權關系,造就真正的市場主體。
其次，要讓政府適度放權，將應當由市場自我調節的事情交還市場。政府更多的是用宏觀調控的方式與市場攜手共同處理問題。
❿ 政府失靈理論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人類的行為受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如果僅局限在經濟領域內對政府失靈進行思考，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和解決辦法。公共政策牽涉面廣、制約因素多，政府在制定、實施公共政策過程中可能偏離公眾目標，造成政府失靈。
政治
（一）公共決策過程中的缺陷導致公共政策的低效甚至偏離公共目標
第一，民眾與政府的委託代理中存在道德風險。現代民族國家憲法一般都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並規定人民行使權力的方式和途徑，並按照一定的程序將權力授予政府，所以政府只是全體社會成員——人民的代理者。國家是全體人民的組織，政府只是立憲意義上的代理人，立憲性制度賦予政府機構決策權——組織中最重要的權能。在現實政治體制中，民眾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議員或政府首長，通過議會或政府首長向具體的行政機構授權，是民眾授權模式。不論直接民主制，還是代議制政府，民眾與政府之間是一種委託與代理的關系。凱恩斯經濟學中隱含著政府是「道德人」假設，即政府永遠是大公無私的，市場失靈時，政府代表公眾利益恢復市場功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治人和經濟人能夠是同一人嗎？在公共選擇領域中，假設他們就是同一人」。[4]
但是實際上假定政治家和官員是毫無私利的社會利益的代表是靠不住的，存在道德風險。如同消費者和生產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樣，政府部門及官員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例如，獲取更大的權利和更高的威望，爭取本部門預算和規模的最大化，減輕工作負擔，獲得更多的報酬，爭取更長的任期，等等。
第二，民眾的「搭便車」行為和利益集團的操縱使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導致政府失靈。委託代理理論假定選民以投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強調了選民對政府行為制約的必要性與制約的方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即使並非全體公民直接投票選擇的，也是由民眾選出的代表投票決定的，這些代表為了能再次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受選民意願的約束。但在現實中，選民的「搭便車」行為導致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
第三，多重委託代理制約失效。民眾與政府的委託代理關系是多重的。一重是公民及其代理機構（立法機關）作為委託人與政府行政系統作為公民及其代理機構的代理人之間的委託代理；二重是政府行政系統作為委託人與具體的各級政府組織作為代理人之間的委託代理；三重是具體的各級政府組織作為委託人與政府組織工作人員作為代理人的委託代理關系。根據組織管理的權責對等原則，立憲性制度一般同時規定了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各級政府（代理人）都是以維護公共利益即民眾的利益（委託人的利益）為目標，但是「多重委託代理」缺點造成對代理人制約失效。其原因在於：一是政府作為公共產品惟一的提供者處於壟斷地位，缺乏競爭壓力，民眾對公共政策制定、執行無決定權；二是委託代理模式的民意傳遞，經過代理人的過濾會發生民意損失，因為代理人的價值取向、偏好與民意可能存在偏差；三是在代理活動中代理人都在尋求最有利於自己的行為方式和規則，如故意把決策程序復雜化、模糊和減輕責任，降低職業風險；四是有理性、不知情的選民對特殊利益沒有制約。對代理人監督乏力和成本過高，加上監督信息的不對稱，使民眾難以獲取政府及官員真實的信息，選民對政府及官員的監督是無效的，這些因素使得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缺乏有效的良性的互動，使監督流於形式，導致政府失靈。
第四，現有民主決策制度的缺陷。直接民主制中存在的問題有循環投票或投票悖論和偏好顯示是否真實等問題；間接民主制中固有的問題主要是被選出的代表由於其「經濟人」特性而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選民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選民卻難以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督。現有的投票規則或表決方式主要有一致通過和過半數等，然而一致同意原則的決策成本太高，且容易貽誤決策時機，更嚴重的是，「一致同意的選票制度將盛行於討價還價和敲詐以及達不成任何實質性決議的拖延」。多數原則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它可能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4] 當代經濟學家德姆塞茨指出，企圖用一個完善的政府取代一個不完善市場的想法是荒謬的。政府失效至少和市場失效一樣嚴重。[1]
（二）公共政策執行的低效率引起了政策失靈
政府機構制定的公共政策對經濟的調控行為，沒有使社會資源配置狀況變得更好，或者相對資源配置狀況的改善而付出的實際代價過高造成資源浪費，引起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損失。
第一，從成本收益角度來看，只有政府幹預收益超過其干預成本時才有干預必要，否則公共政策是低效的或無效的。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相當的行政成本，都需與此項政策相關的運行費用，社會或社會的某一階層、某一部分人必然要為此付出成本或代價。
由於政府處於壟斷地位，其收益源於企業、居民提供的稅收，支出屬公共開支，運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分離的，沒有企業那樣的硬預算約束，使得政府沒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勵。政府幹預活動大多不計成本，傾向於使用過多的資源，即使計算成本，也很難做到精確。在干預收益方面，政府作為壟斷組織提供的服務往往是壟斷的、惟一的，而確定評價政府機構的績效標准十分困難，對一些政府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的度量很難，難以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而且當政府活動不成功時，缺乏一種可靠的終止這種活動的機制。政府幹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往往造成干預活動的低效，甚至無效。
第二，公共產品市場是完全壟斷市場，缺乏競爭導致的低效率，常常使政府的干預、調控行為滯後，喪失時機，導致政府失靈。在無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不可能有兩個政府或政府中兩相同職能部門同時活動，政府部門存在任意擴大自己的職能范圍，濫用政府權力，過度干預的傾向，導致政府的行為效率低下。同樣，不同的政府部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單一的、壟斷的，因而部門之間也不存在競爭壓力，一個部門效率的提高不會對其它部門形成激勵。明哲保身的官員為避免犯錯，故意把決策程序復雜化，只要符合程序，一旦錯誤發生，責任不是個人承擔，表面上看是官員集體承擔，實質是由社會承擔，這樣就沒必要追求高效率。
第三，從公共政策的供求來看，干預供給超過干預的需求，造成公共政策效率低下或無效。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下，經濟主體要想獲得一定的收益，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利益與負擔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政府幹預下，收益者和負擔者產生分離，獲益者可能是全社會或者特定的集體，它們無需考慮誰是支付者，這樣受益者就有很大積極性，進行政治上有效的努力，去發起、支持和擴大一個特定的低效的項目或政策。這種積極性要比支付者反對這一項目或政策的動力大得多，其結果可能造成政府過度、持久的干預。[5] 另一方面，政府官員及政府本身的利益使政府自身具有不斷擴張和膨脹的本性。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官僚機構和立法部門都追求預算的最大化，他們與利益集團結成「鐵三角」，導致政府預算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龐大的不斷膨脹的政府機構，層次繁多，冗員太多，人浮於事，導致公共產品供給的低效率。隨著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就可能導致政府部門過分投資，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當政策運行的直接成本和政策運行的機會成本大於政策實施所帶給企業的收益時，就會導致政策失效。此外，政府幹預越多，官員就越有機會追求自身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政府部門對公共物品的供給超出社會資源最優配置所需數量，結果造成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資源浪費呈上升趨勢。
第四，缺乏對政府、官員嚴格和科學的制約、監督和考核機制。從理論上講，政府、官員必須服從民眾的監督以保證政府部門運行的效率，切實為民眾服務。但在現實中，這種監督因為多重委託代理制度的缺陷和信息的不完備而效力有限甚至無效。因為選民所了解的信息是由被監督者提供的，監督者對被監督者的工作知之甚少，結果監督者可能受被監督者操縱，從而使被監督者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得以實施。例如，國政府官員的升降實行上級任命制，造成了極少數官員只對上級（往往是上級個人而非上級集體）負責而不對下級負責。政府官員的工作缺乏責任制的約束，對其工作狀況和實績缺乏公平合理的考核和評價標准，造成一小部分官員欺上瞞下，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在政府的組織制度存在種種缺陷和問題的情況下，勢必導致政府做出不合理的和錯誤的決策，或者即使做出了正確決策也不能得到有效貫徹和實施，這又必然導致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低效，社會福利減少，經濟發展失衡。[1]
（三）公共政策自身的不確定性引起的干預失靈
第一，政策的時滯引起的市場失靈。從公共政策制定到政府採取行動有一個認識、決策和行動的時間，受政府預見能力、行動的決心和制定政策效率的影響，政策出台後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影響政策目標，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影響有一個傳導時滯；而從經濟個體行為的變化到整個社會宏觀經濟變數的變化又需要一個過程，即生效時滯。同時，根據執行狀況調整政策需要一定的信息資料，而與此有關的統計資料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被提供，這有了資料時滯；政策需要一定時間對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判斷，如此就產生了識別時滯。[6] 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周期性，政府政策的滯後性增加了市場運作中的不確定性，導致經濟無規則的波動，加劇經濟動盪，帶來資源浪費。政策時滯的存在導致政策極易在不適當的時候發揮不適當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政策時滯的存在導致政策的不可信賴。
第二，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造成的公共政策失靈。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現代市場經濟活動復雜多變，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掌握和處理的難度。而且，獲取決策信息總是需要支付一定甚至很高的成本的，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所獲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同時，信息不對稱還來自於信息優勢方對信息的壟斷。在交易中擁有的信息越多對自己越有利，信息的優勢方為了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就會隱藏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而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是一個涉及面極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一方面有限理性導致政府的干預、調控能力有限，政府官員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同樣有人類共有的一些弱點，如知識經驗不足、計算能力和決策能力的有限；另一方面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甚至扭曲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不可能是最優的甚至是錯誤的，因此導致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滯後性，使經濟資源的配置達不到最優，導致政府失靈出現。
第三，政府的公信力不強致使公共政策執行效率降低。公信力是公共政策的基礎和靈魂，政府公信力在復雜多變和充滿風險的市場環境中是一種確定性的力量，有助於降低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政府公信力受到置疑有客觀方面原因，許多政府行動的後果極為復雜、難以預測和控制，彌補市場缺陷的措施本身可能產生無法預料的副作用，使公共政策受到懷疑，如理性預期導致的干預政策失效，甚至幫倒忙。政策的制定、實施和發生效果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市場主體會對政策進行理性預期，並對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採取防範措施，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使公共政策效率降低或落空。但政府公信力降低更主要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如朝令夕改、尋租、與民爭利、缺乏民主、不依法行政，以及為民眾提供公共物品能力和效率低下，使得公共政策得不到民眾信任，妨礙公眾與政府的合作效率，增加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導致政府公共政策效率低下。[1]
（四）尋租造成的政府失靈
壟斷導致尋租，尋租導致腐敗。政府利用壟斷性行政權力和法律手段干預市場，獲利的人樂意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得較高的收益和超額利潤。在尋租活動中，政府並非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麥克切斯內就提出「政治創租」和「抽租」問題。前者指政府官員利用行政干預的辦法來增加私人企業的利潤，人為創造租，誘使私人企業向他們行賄作為得到這種租的條件。後者指政府官員故意提出某項會使私人企業利益受損的政策作為威脅，迫使私人企業割捨一部分既得利益與政府官員分享。在壟斷的角逐中，一些活動家致力於實施某種限制——尋租，也有一些活動家致力於反對實施這種限制——避租。尋租、設租、避租活動中不僅耗盡人們的才智，而且把費用強加給社會的其他人群，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壟斷造成一重損失，角逐壟斷權又造成另一重損失。非生產性的尋租使個人收益最大化，但卻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政府官員的行為扭曲。政府官員為了特殊利益爭奪權力，破壞公平的競爭秩序，導致整個經濟效率、政府效率和全社會福利損失，最終導致政府失敗。
總之，由於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因素對政府約束無效，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時引起了效率和福利損失。用沃爾夫的話說，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無法使私人的不良行為變為符合公共利益行為的地方，可能也很難構造「看得見的手」去實現這一任務。
政府在調控經濟的過程中所固有的缺陷導致「政府失靈」。
第一，政府的組織結構不利於信息的傳導，造成「政府失靈」。政府的機構設置是「金字塔」式結構，以適應「政出一門」和領導負責制的組織原則。然而正是這種結構，嚴重阻礙了經濟運行中各種信息的及時傳輸和政令的及時下達。市場運行中，各種資訊瞬息萬變，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必須掌握及時准確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然而，市場中的各種信息通過各級機關層層審批最後遞交到決策者手裡，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時信息的准確度，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已經大打折扣；同時，政府決策者，通過各級機構把自己的決策落實到經濟運行的問題環節，中間也需要一個復雜的程序。「從上至下的決策信息傳輸途徑使得一項政策並不能及時地發揮作用。[7-8]
第二，政府的「超然」地位，使其喪失了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導致了「政府失靈」。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是站在市場之上的，他並沒有直接深入市場中對出現混亂的環節進行調控，而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福利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等手段對整個國民經濟肌體進行間接調控。通過政策的持久效果和掃除各種外部障礙來誘導國民經濟走向正規。然而，政府對於調控的力度和幅度，以及調控的時間的把握卻是非常困難的。往往出現調控力度過大或過小的問題而影響經濟的發展。同時，由於政府獨立於市場之外，並沒有直接參加到經濟運行之中，它對於經濟運行狀況的敏感程度就會相應減弱，不利於政府及時發現其中的問題，這就從一個方面決定了政府很難提出有效的具有前瞻性的指導意見，因此政府的調控多是事後調控，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也給調控增加了難度，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公共政策失敗的可能性。「決策規則的自身缺陷，加上信息的不完全，導致政府活動在干預市場經濟時存在的無效性是必然的。[8-9]
第三，政府行政屬性成為「政府失靈」的固有原因。政府屬於行政機構，而並非純粹的經濟組織，它的活動原則和機構構成必然要適應處理大量行政事務的需要，而並非僅僅為了適應經濟調控的職能。這種行政化作風也必然會滲透到政府管理經濟的活動中，例如，行政審批的低效率，日常工作的程式化缺少靈活性，以及處理問題時層層請示的制度等。這些工作方式是在日常行政事務的處理中逐步形成的，然而卻與經濟活動高效、及時的要求相背離。在經濟管理工作中，政府機構的這種工作方式，易導致低效率和滯後性等一系列問題，使政府調控行為喪失時效性。此外，雖然各國都把管理經濟作為政府的重要職能，且其重要性在不斷的提升，然而政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與財力都集中於經濟管理上。與經濟運行的持續性相比，其每次的調控行為必然是短期的和間接的，因此，政府首要關心的是調控的眼前效果，而對於調控行為長期的以及隱性的影響，政府卻沒有精力去評估。直到某項政策的負面影響集中發揮作用，政府才會反思其最初的正確性。這也成為「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