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霧霾效應反應經濟學的一個什麼理論
霧霾效應反應經濟學的一個外部性經濟理論。
「外部經濟」理論由馬歇爾突出。
外部性也叫外部效應，指某主體的活動對其他的主體的、非價格為基礎的交換中發生的影響，也就是一個人的行為直接影響他人，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獲得回報。薩繆爾森定義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蘭德爾則定義外部性是用來表示當一個行動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決策者的考慮范圍內的時候所產生的一些低效率現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給予，或某些成本被強加給沒有參加這一決策的人。
外部效應依據作用效果進行分類，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即這種影響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就是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對他人或公共的環境利益有溢出效應。負外部性，即影響造成的消極作用，也就是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對他人或公共的環境利益有減損的效應。
霧霾效應是負外部性效應。
② 討論什麼是霧霾經濟學
霧霾的危害具體有多大？這在科學界其實並沒有確切的定論。柴靜在片中引用了前衛生部長陳竺的研究，認為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早死的中國人約有50萬(其實陳的原文是35-50萬)。但是這只是很粗略的估計，由於缺乏更詳細的研究數據，我們很難知道這樣的結論可靠度究竟有多少。在整個科學界，對於PM2.5危害的研究也才剛剛有所進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其實並沒有發現大氣細顆粒漂浮物對於肺癌有什麼關系，2013年，當鍾南山宣稱空氣污染導致肺癌增加的時候，還遭到了方舟子的批駁。直到2013年底，根據幾個最新的調查，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才首次把大氣污染物列為一級致癌物。不過，這些調查大多都是在西方國家做出的，而中國的PM2.5濃度往往是這些國家的幾倍甚至十幾倍。按照Turner等人的研究，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濃度，會導致肺癌死亡率上升15%-27%，按照這個演算法，光是大氣污染一項，就能導致中國的肺癌死亡率比歐美高出300%以上。但在實際情況中，中國的肺癌死亡率雖然略高，卻遠未達到如此誇張的程度。所以這些研究中發現的線性關系，能不能簡單地拷貝到中國，還是比較有疑問。當然，很多人可能要說，知道PM2.5有害不就好了嗎？至於它每年究竟導致10萬人還是50萬人死亡，有多大意義嗎？但這恰恰是在公共決策層面至關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把霧霾當做私人恩怨，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為霧霾付出的具體成本大約是多少。因為社會的決策，它不是講溫馨講情懷講故事，任何一個社會選擇的背後，往往都是冰冷的經濟學核算。很少有東西是無本萬利的，任何選擇都有得有失，我們要討論的，是它「值不值得」。柴靜自己曾在博客里寫過一篇關於DDT的故事：當年農葯DDT被發明出來，用來消滅蚊蟲，減少瘧疾。但是1962年，蕾切爾·卡遜發表了著名的《寂靜的春天》，指出DDT致癌，並污染環境。《寂靜的春天》後來幾乎成了環保主義者的聖經，並最終導致了DDT的全面停用。聽上去棒極了，但可惜，DDT停用之後，又沒有同樣有效的葯物來對付蚊蟲，這使得非洲瘧疾的發病率飆升，僅南非的一次瘧疾大爆發，就導致了至少10萬人的死亡。因為DDT的禁用，到了2000年，世界上至少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相當於每天都有「7架坐滿兒童的波音747失事」。為此，科學家們開始呼籲重新使用DDT，南非在2003年採納建議，並迅速把瘧疾死亡人數降到50%以下。後來，連世衛組織都開始號召非洲國家重新使用DDT。但此時，已經有大約2000多萬人死於瘧疾之下。後來著名作家邁克爾·克萊頓曾說，《寂靜的春天》一書所殺的人，大概比希特勒還多。在這里，我並不是要對環保黨進行什麼非議。把柴靜自己曾講過的這個故事拿出來，無非是想說明，當進行一項公共決策時，我們不能僅僅只是訴諸感情。DDT污染環境好不好？當然不好。但是如果污染環境能夠拯救2000萬條生命呢？我們這里要問的是「值不值」，而不是「好不好」。所以，光是大罵一樣東西「很壞」是不夠的。我們至少應該追問三個問題：它「具體有多壞？」，「有沒有更壞的？」，以及」沒有它會不會更壞？」霧霾問題也是一樣。但凡是個正常人的，恐怕沒有誰會喜歡霧霾，誰都知道霧霾對健康不好。但只有定量地做出分析，我們才能搞明白，在公共資源投入上，如何分清輕重緩急。比方說，如果要具體地應對空氣對人們的健康影響，我會建議地關注吸煙問題。從科學角度來說，吸煙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比PM2.5來得明確，在所有的肺癌中，大約60-80%是由於吸煙所引起，而室外大氣污染恐怕不到10%。實際上，吸煙也是產生PM2.5的過程，一支煙就能產生濃度相當於633微克/立方米的PM2.5。而中國每年因吸煙而致死的人數，在120萬以上。有人說，吸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不能和空氣污染相比。但真的是這樣嗎？中國有88%的人在家裡被動吸煙，60%的人在公共場所被動吸煙，30%的人在工作場所被動吸煙。特別是在不吸煙的婦女當中，因為二手煙而患上肺癌的概率，恐怕還要高於大氣污染。中國每年有約10萬人死於二手煙，光是這一點，就不比燃煤造成大氣污染的危害小多少。公共場合禁煙在中國難以徹底貫徹實施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當你開始擔憂孩子的呼吸時，煙草是遠比霧霾更嚴重，也更緊迫的問題。很多人不知道，中國的PM2.5數值在過去的十年中，其實都是逐漸下降的(之所以最近才鬧得凶，只不過大家以前不知道而已)，但吸煙人數卻正好相反，它還在上升，尤其以青少年和女性為甚。然而在媒體宣傳上，霧霾卻遠比控煙要更受重視。從2012年開始，霧霾就是媒體最喜愛的話題之一，查查網路指數就知道，它受關注的程度遠高於控煙。誠然，煙草也是政府壟斷，且利益牽涉極廣的行業，在現實中也很難一下子改變，但在媒體關注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別，這不免會產生一些誤導作用。這里並不是說不能關注霧霾，只是說當我們把健康問題和霧霾掛鉤起來的時候，最好有一些定量的概念，才能更客觀地進行相關的討論。其次，真正關心公共問題的人應當能夠理解，很多事情並不是非白即黑，有百利而無一害。就像DDT的問題上一樣，我們要討論的並不是DDT是否有危害，而應該是DDT帶來的好處是否能夠抵消，甚至超過它的危害。這就是所謂的tradeoff，或者叫做利害權衡。我們歷來的討論中太缺乏這種精神，一件事情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偉大光榮正確，要不就是百分百的十惡不赦。我原本期待《穹頂之下》能夠更深入、更客觀地來比較在霧霾問題上的各種利弊，但是它似乎在這方面並沒有做得太多。在漫天霧霾的同時，北京也是全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之一在片中，我們反復看到對於環境問題單方面的大幅渲染。柴靜把她的女兒關在屋子裡，面對著外麵灰濛蒙的天空：這個城市會傷害我嗎？答案是：會。但問題是，它更會在其它方面補償你。就PM2.5的濃度而言，雲南是全國環境第二好的地方，而北京則是倒數第二。然而，北京和雲南的人均壽命卻恰好倒了個個：北京全國第二長壽，平均壽命80.18歲，雲南則倒數第二，平均壽命只有69.54。這就是經濟發展，醫療資源的增長帶來的好處，它遠遠地抵消了環境帶來的危害。如果我能夠選擇，我情願讓孩子出生在霧霾蒙蒙的北京，而不是山清水秀的雲南。這樣，如果運氣不是太壞的話，他能陪伴自己的家人多度過十個溫馨的年頭。而很顯然，大批的人跟我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他們頂著霧霾，忍受著高房價，源源不斷地從各地向北京涌來，使得北京的總人口在十年內增加了一半。他們是不知道霧霾不好嗎？當然知道，只不過他們做出了自己的tradeoff，他們認為相比於其他好處來說，忍受霧霾的代價是「值得付出」的。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公眾進行比較認真的討論，即從定量角度來看，霧霾到底值得用多少GDP去「換取」？而不是永遠單方面的發泄，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發展GDP，要不就不惜一切要環保。在經濟學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值得「不惜一切」，或者以無窮大的代價去換取的，我們的決策也應當是兩種訴求的平衡。有人說，用健康來換取經濟的發展，又有什麼意義呢？但問題是，不發展經濟，這也是要用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來換的啊。正如上面說的，經濟水平是決定人均壽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對於「健康」的影響要遠遠超出了霧霾的污染值。經濟不發達的省份，哪怕再「環保」，你的平均壽命也要比污染大省低。在中國，東部省份平均每個人能比西部多活十幾歲。事實上，如果做回歸分析的話，各省的PM2.5濃度和人均壽命甚至是正相關的，也就是PM2.5越高的地方，人均壽命反而可能越長。這並不是說PM2.5對健康有好處，而是說在污染高的地方，往往經濟也比較發達，它對你健康的「補償」要大於污染帶來的損害。關於中國各省經濟和平均壽命的關系，有過一些粗略的分析。有人建立過線性模型，大約認為人均GDP每增長1000元，能換來當地0.3歲的壽命增長。而霧霾造成的健康損失呢？之前有科學家發表論文，認為北方因為供暖燒煤導致平均損失5.5年的壽命，但並未獲得廣泛認可。最近又有人做了推算，認為PM2.5導致了我國74個城市中的居民平均「減壽」1.48歲。把這兩個數聯系起來，我們會得出很有意思的結論，就是如果我們能以不超過人均5000元GDP的代價消滅「霧霾」的話，那就是劃算的(2014年我國人均GDP約4萬5)。而如果我們為了消滅霧霾，導致GDP的損失超過了人均5000元，那從「健康」角度來看，反而得不償失。因為大量的資源花在了環保上，或許會導致醫療衛生設施的不足，反而導致人均壽命降低。當然，這只是非常粗略的計算，其中的數字和邏輯顯然是不嚴密的。這里只是想說，霧霾治理問題應當是一個經濟學上的收益-損失分析問題，而不是工業黨和環保小清新們的整天對罵。這里的損失和收益不僅僅只是錢，談錢也許太俗，我們來談命。霧霾會導致人早死，這是命。但是，如果為了消除霧霾造成大面積失業，就不會鬧出人命了嗎？最近《柳葉刀》的精神病學期刊上發表文章，認為失業率是影響自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63個國家的調查中，每年大約有4萬5千人因為失業而自殺。我們願意以多少命來換多少命？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決策的問題。再比如，霧霾是中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副產物之一，《穹頂之下》里對如今城鎮化的規模進行了質疑，但是，中國真的已經過分城鎮化了嗎？顯然是沒有嘛。2014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才54.77%，還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城鎮化中涉及的也不僅僅是錢，也有大量的人命。20年前，中國農村女性的自殺率之高，一度引得全球矚目，而隨著快速的城鎮化，中國婦女的自殺率快速下降，從每十萬近30人下降到如今的每十萬不到10人，光這一項，每年就挽救了約6500條生命。當我們抱怨城市化帶來污染的時候，也把這些人加到天平上吧。還有嗎？有的。如今中國每年出生1600萬人口，而男女比例竟然達到了驚人的1.17:1，導致未來的「光棍」問題成為熱點話題。但在這背後，每年多少女嬰還未降生就離開了人世呢？假設正常的男女比例是1.06:1，很容易得出，每年因為「重男輕女」等觀念而導致的「被殺女嬰」大約有80萬之多(「被殺」也包括提前流產等)。這些人的命應該怎麼？慢慢等待觀念的改變和風俗的改變嗎？也許正如柴靜說的那樣，我們不應該再等待，不應該再推諉。城鎮化是最有效地解決男女歧視問題的方案，通過進一步的快速城鎮化，我們可以挽救這每年80萬無辜的女孩。如果這會進一步加深環境的污染，這值不值得？可能又有人要說了，《穹頂之下》正是在告訴我們，追求GDP不一定代表污染，追求經濟進步不一定會產生霧霾啊。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柴靜並沒有能夠說服我。因為這個口號太誘人了，太理想了，太完美了，太多的人都曾經許諾過這樣的烏托邦，所以我不得不以極為警惕的心態來接受，以極為小心的態度來看待她的論證。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當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影響國家決策時，最終會導致什麼樣的結局。中國要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但在全片中，我所能歸納出的，無非是這樣幾條提議：首先是明確執法主體，加強環保部職權，有法必依，對此我舉雙手雙腳贊同。但這究竟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並不構成論證關系。從片中我所能得到的結論，無非是眾多小鋼鐵廠如今利潤極薄，再一加強環保就要紛紛倒閉了，所以乾脆停止補貼，把這些落後產業淘汰，然後就能自動升級為既不污染環境，又能保持經濟不倒退的高級產業了。至於新的產業是否能容納相同的就業人口，能在多久之內完成，是不是符合經濟需求，這只能靠自己想像。從歐美的轉型歷史來看，我對此是抱有懷疑態度的，當然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此不詳細。其次，是能源轉型，這條就把我徹底驚住了。作為一個煤多油少的國家，柴靜居然建議中國放棄煤炭，而轉向需要嚴重依賴進口的石油和天然氣。但這需要多少成本呢？可行性又如何？對此卻隻字未提。當然我承認，這樣龐大的問題不可能在一部短短的紀錄片里說清楚，但《穹頂之下》隨後拋出的兩個說法卻有點匪夷所思。首先是認為只要打破「三桶油」的壟斷，石油產業就能自己進行創新，提高品質，減少成本。我在這里不去揣摩這是不是適應當下形勢的又一盤「大棋」，我也不反對打破石油行業的壟斷，但我強烈懷疑打破壟斷之後，行業就能自動創新的說法。柴靜似乎忘記了，她所反對的煤炭行業，正好是打破壟斷，充分競爭的呀，為什麼質量越來越差，反而不見創新呢？其次，是說打破壟斷之後，我們很快就能探明的油氣儲量，天然氣產量很快就可以翻番。這番聽上去頗有些大躍進氣派的言論究竟有何根據，我無從得知。但《穹》片隨後用了英國作為論據，說英國自從1952年倫敦污染事件之後，很快從煤炭轉型到了石油，並從此實現了環境的改造。事實本身我不否認，但《穹》片沒有提到的是，英國雖然在1956年通過了空氣清潔法，但直到70年代發現了北海油田之後，石油占能源的總比例才飛速上升。而要把我國的未來能源寄託在發現一個新的，未知的大油田或者大氣田之上，我總覺得有些不太可靠。所以不好意思，想要說服大家接受這一點，柴靜恐怕還得再舉出的證據才行。實際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用煤還是用石油，這並不對空氣污染問題造成本質上的影響。我國的煤電廠，其環評標准本身是極為嚴苛的，只要能夠徹底執行，並不對環境產生大的壓力。事實上，今天在英國，煤炭占能源結構的比例反而又在逐漸上升。所以實際地說，要想治理霧霾，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放棄煤炭。比較有效的法反而是關停的小火電廠，留下少數易於監督管理的大電廠，實行嚴格的環保標准和監督。原則上，這仍然是一個成本的問題。至於《穹》片中未提到的清潔能源，如水電、風電、核電、太陽能等，自然也都可以在考慮之列。但這些仍然並沒有解決我之前的疑問，也就是《穹》片中並沒有提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中國可以很快地邁入又發展經濟，又不產生污染的階段。因此，作為一種呼籲，我認同柴靜的努力，她讓人開始關注環保問題，這當然是極好的。但對於她的觀點，我仍然抱有懷疑的態度。作為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我希望能看到的，更詳細的關於霧霾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討論，我希望大家能地來權衡其中的利和弊，而不要訴諸沖動，理所當然地把「霧霾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治理」作為默認前提。天貓的美國進口普衛欣對您出行會有幫助的
③ 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霧霾效應是一個什麼問題
按照經濟學理解。
當然
治理溫室效應也是必須滿足需求定律，溫室效應迫使發展經濟的價格升高。
最終這種動態的需求變化在既不妨礙發展經濟也不妨礙身體健康的點保持了動態平衡，這就是為什麼要治理溫室效應，從而導致了發展經濟的需求降低，如果溫室效應持續惡化導致發展經濟的價格持續升高。如果治理的價格持續升高，那麼最終會導致發展經濟的需求為0。
理論上這是成立的，也就是人類停止一切發展經濟的行為。自然而然溫室效應就相應也會終止，但顯然不等到那一步，人類就已經忍受不了溫室效應了，那麼治理的需求也會相應的下降，也就是環境不會治理到太好，馬上就又會污染起來需求定律啊
價格上升
需求下降
價格下降
需求上升
發展經濟的價格上升
發展經濟的需求就降低
發展經濟的價格下降
發展經濟的需求就上升
發展經濟的價格裡麵包含了溫室效應。當然還有別的因素
比如貧富差距、資源的不可再生性等等等等
④ 結合學習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說明霧霾產生的經濟原因是什麼
霧霾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或外部不經濟。
外部不經濟是指生產或消費給其他人造成損失而其他人卻不能得到補償的情況。例如，鋼鐵廠排放的煙霧及含硫氣體損害當地人的財產和健康，但受害者並不能得到補償。污染是一種外部不經濟。換言之，排污企業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給周邊其他單位和個人造成了損害，產生了「外部成本」，而一直以來，這種「外部成本」並沒有計算到企業的生產成本中，而是由企業之外的百姓或政府來埋單，這顯然很不合理。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環境資源的不可分割性，使其產權界定成本非常高或根本就難以界定，環境資源因此具有全部或部分公共性。這又使得人們可以互不排斥地共同使用自然生態環境資源，而不考慮其公正性和整個社會的意願。
⑤ 經濟學答辯問安徽省霧霾等問題怎麼解決如何回答
王見定教授指出：京津冀已聯合治霾，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也有這個趨勢，這是由它們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決定的，這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從全國治霾層面上來說，這個方法還有不科學的一面。由於空氣是流動的，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沒有聯合治理，會造成治霾相互打架，不僅得不到好的結果，還會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王見定教授的方法是盡快地把三北防護林的「喬改灌」工程完成，越快越好，基本恢復到我國原有的季風氣候的狀態。即長年有西北風和東南風貫穿我國絕大部分地區。如果這時候再根據各地區的具體情況，合理地安排「減排」，就可以大大地減少因各自為政治霾所帶來的各種弊端，既有效地治了霾，又可大幅度地減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這是一個絕佳的選擇。
趕快行動起來，那些不解決問題的沒完沒了的論證該終止了（實際上王見定教授早已完成了必要的論證），因為老百姓的生命不允許這種狀態繼續下去。
註：「喬改灌」工程進行過程中，各地的「減排」不能停止，但不能追求極致，因為最合理的「減排」應在「喬改灌」工程完成以後進行。
參考文獻：
（1）王見定：《國民經濟行業排列的有序化與經濟矢量》，第51屆國際統計大會論文集，土耳其，1997.
（2）王見定、李穎伯：《經濟矢量的合成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國際社會和經濟發展大會論文集，墨西哥，1998.
（3）王見定：《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前沿科學，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
（4）王見定：《撕開防護林，救活全北京、救活全中國》，新浪博客，2016-01-23.
（5）王見定：《大氣變暖的真實含義》，新浪博客，2016-04-22.
（6）王見定：《三北防護林擋住了西北風的佐證》，新浪博客，2016-04-24.
⑥ 微宏觀經濟學中,霧霾嚴重家用汽車限行,人們更多的選擇公共交通出行,這說明私
在宏觀的經濟選手，霧霾嚴重的家用汽車銀行，人們更多選擇的公共交通出回行，然後答我就說明天起越來越好了，然後空氣污染也好了，嚴重的私人g就限制白起，霧霾之類的研究模式都是因為空氣不好，所以說請舉手，公交車出行方式說明很好。
⑦ 怎樣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霧霾
如果這時候再根據各地區的具體情況，合理地安排「減排」，就可以大大地減少因各自為政治霾所帶來的各種弊端，既有效地治了霾，又可大幅度地減少不必要的人力，新浪博客，2016-04-24。由於空氣是流動的，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沒有聯合治理，基本恢復到我國原有的季風氣候的狀態，第51屆國際統計大會論文集，因為最合理的「減排」應在「喬改灌」工程完成以後進行，救活全北京，國際社會和經濟發展大會論文集，墨西哥，1998，前沿科學，2008年第二期，但不能追求極致，2016-01-23.
（5）王見定。即長年有西北風和東南風貫穿我國絕大部分地區王見定教授指出：京津冀已聯合治霾：《經濟矢量的合成和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是由它們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決定的，這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從全國治霾層面上來說，這個方法還有不科學的一面，會造成治霾相互打架、物力、財力，長江三角洲，新浪博客，2016-04-22.
（3）王見定：《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珠江三角洲也有這個趨勢，1997.
（2）王見定：《國民經濟行業排列的有序化與經濟矢量》,北京,2008.
（4）王見定：《撕開防護林、救活全中國》，新浪博客：《大氣變暖的真實含義》。
王見定教授的方法是盡快地把三北防護林的「喬改灌」工程完成，越快越好，不僅得不到好的結果.
（6）王見定：《三北防護林擋住了西北風的佐證》，各地的「減排」不能停止，土耳其，還會浪費大量的人力。
參考文獻：
（1）王見定、物力、財力的投入，這是一個絕佳的選擇。
趕快行動起來，那些不解決問題的沒完沒了的論證該終止了（實際上王見定教授早已完成了必要的論證），因為老百姓的生命不允許這種狀態繼續下去。
註：「喬改灌」工程進行過程中、李穎伯
⑧ 霧霾天里，"氣候經濟學之父"在復旦說了些啥
3月18日，被譽為全球氣候變化政策奠基人、「氣候經濟學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問學講堂」，聚焦【應對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新常態」】這一熱點話題並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現在看來，十年前我測算的溫度和GDP的關系，可能還是非常保守的，還低估了氣候變暖對經濟帶來的威脅。」
十年後的3月18日，在黃色預警的霧霾天里，這位氣候經濟學之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來到上海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達了擔憂。
到達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達北京，他特別注意到當天PM2.5到達了300了。「這是災難性的。」斯特恩認為，氣候變暖和空氣污染雖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燒化石燃料直接相關，「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況，身處糟糕的空氣，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煙一樣，燃燒化石燃料確實會在每一年傷害很多人，數以百萬計。」斯特恩說。
雖然憂心忡忡，但斯特恩認為和十年前的悲觀相比，他的心態已經有了積極變化。他認為過去十年中太陽能、風能等一些清潔能源的應用，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越來越多得引領者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讓他看到了一絲希望。「過去十年，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下降了90%，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還指出，曾經的每一次氣候峰會，都讓他感到失望，唯獨去年的巴黎峰會，成果遠超預期。「它讓我看到了朝著更好的方向變化的跡象，尤其是中國政府，讓我覺得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有很強的責任感。」
剛剛發布的中國「十三五」規劃，有專門章節提到應對氣候變暖、抑制碳排放增長的內容。斯特恩表示，中國的行動表明中國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地方環境污染、地方自然資源壓力、產業政策、競爭力等等其他一系列問題是相關的。「總體而言，中國一直能比較成功地通過五年規劃來制定和實施宏偉的經濟目標和氣候目標，因此中國的氣候行動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當前經濟的時候，應當及時與如何發展低碳、效益及氣候適應結合起來。
「其實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環境成本這個角度來說。」斯特恩建議中國應發展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及時拋棄煤炭作為主要能源，低碳經濟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對此，斯特恩還算了一筆賬，當前美國市場1噸煤的價格是50美元每噸，燃燒1噸煤產生的碳排放，在美國的市場需要排放者承擔20美元，因此燃燒1噸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成本還會越來越高。而發展低碳經濟，現在風能、太陽能的成本已經在一些地區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會隨著低碳經濟發展，越來越低。
⑨ 請你從經濟學的角度談談霧霾產生的原因
排污這一行為具有嚴重的外部性。
⑩ 是否能從經濟學角度提出治理霧霾的有效手段
從經濟學的角度主要從三個方面出發：
1，規模效應
2，企業缺乏規模，導致競爭的逆向選擇
3，自由競爭的逆向選擇，需要政府的主動介入
（1）為什麼中國企業沒有治理污染的積極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產業結構的集中度太低，也就是說中國的很多涉及污染的行業中，小型企業太多，大型企業太少。
企業的規模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學的規模效應。
中國的小型企業太多，也就導致在中國的這種產業結構下，企業治污成本是相對高昂的
例如相比於韓國和日本，我們知道韓國和日本的重化工產業的集中度很高，被所謂的財閥所控制，日韓的大型重化工企業因而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於治理各種污染
（2）中國企業由於規模小，企業多，所以彼此常常進行惡性的價格戰
惡性價格戰就導致了有的企業不願意開啟治污設施以節約成本。
當企業不開啟治污設施而獲利的時候，其他的企業也會效仿，這就造成了企業的逆向選擇
（3）由於自由市場競爭常常導致逆向選擇，所以政府的作用是 不可或缺的
日韓經濟為什麼有更高的產業集成度，因為日韓政府發揮了很強的導向作用，例如政府出面，推動企業的整合，再例如對於投資額不足的投資項目，在政府審批的時候就予以否決
反過來說，由於中國的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和稅收沖動，中國政府非常的熱衷於引入各種投資，而根本不顧及投資額度太小，導致的企業缺乏規模效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