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經濟學詹姆斯亨德森

❶ 跪求計量經濟學詹姆斯第三版課後習題答案

1.最年輕11000分先生：2008年11月19日，詹姆斯率領騎士對抗擁有中國球員易建聯的籃網，他拿下20投9中砍下了31分8板4次助攻，這也使得他超越了科比，成為NBA歷史上總得分達到11000分的最年輕球員。那一刻籃網眾將見證了一個神話的誕生，包括文斯-卡特、德文-哈里斯、阿聯在內，都對小皇帝的強悍表現感到由衷的佩服。「我在比賽中從不放棄，這就是我們全隊一直保持的風格。」詹姆斯顯然有些得意。他那股對手越強我愈更強的霸氣，讓新澤西的主場觀眾都要叫好，回想起來，當年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只有邁克爾-喬丹。2.騎士歷史第一位得分王：上賽季是詹姆斯加盟NBA的第5個年頭，目前僅有23歲的他賽季出場75次，共得到2250分，成為本賽季的常規賽得分王。場均交出30.0分7.9個籃板和7.2次助攻。詹姆斯的場均30分，使得他成為騎士歷史上第一個常規賽得分王，而且場均7.9個籃板也創造了個人職業生涯的新高。「他獲得這個榮譽一點都不讓我感到驚奇。」騎士主帥邁克-布朗說道。「他還能做得更出色。」3.最年輕的50分俱樂部成員：他是NBA最年輕的單場得到50分的球員。4.比肩魔術師，首演三雙奇跡：在小皇帝的首場季後賽比賽，2006年4月22日對陣奇才，他拿下32分11個籃板11次助攻拿下三雙，他成為自約翰尼-麥卡蒂和魔術師約翰遜之後，唯一一個在自己的季後賽首演拿到3雙的球員，再創奇跡。5.美國美男：小皇帝成為歷史上第三個登上美國著名時尚雜志《Vogue》的男性，也是第一位黑人，此前曾有幸登上這本傳奇雜志封面的男性是理查德-戈爾和喬治-克魯尼。6.騎士搶斷第一人：2008年12月9日，面對猛龍，小皇帝開場就送出2次搶斷，幫助他超越傳奇巨星馬克-普萊斯，成為騎士歷史搶斷王。7.騎士歷史得分王：2008年3月21日，小皇帝一次艱難的上籃得分，使得他超過布拉德-達赫迪，成為騎士歷史得分最多的球員。8.NBA最年輕40分先生：小皇帝在19歲就在對陣籃網的比賽中完成了單場40分的壯舉，成為NBA最年輕的40分先生。2006年休斯敦全明星賽，小皇帝成為MVP，他自然也是NBA歷史最年輕的全明星MVP。9.騎士全明星獎項第一人：2003-04賽季的全明星新秀賽，小皇帝當選MVP，成為騎士第一個獲得此獎項的球員。10.NBA歷史最年輕三雙先生：2005年1月19日，27分11個籃板和10次助攻，20歲拿到生涯第一個三雙，他自然是NBA歷史最年輕的。11.高中傳奇人物：2002至2003年，連續兩年獲得《今日美國》評選的美國最佳高中生球員。也是第一個連續獲得最佳獎項的球員。12.歷史第一人：用395場比賽，成為進入聯盟最快達到10000分、2500個籃板、2500次助攻和700次搶斷以及300個蓋帽的球員，在這場11月3日對陣小牛的比賽中，以23歲308天的年齡成為完成這個紀錄最年輕的球員。

❷ 詹姆斯職業生涯吃到過幾次惡意犯規，被對手惡意犯規過幾次

根據NBA官方網站具體統計數字2003-2013：勒布朗詹姆斯已經67次惡意犯規，被對手惡意犯規117次。好像2007年第一次。

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的學術貢獻

米德被視為西方國際經濟宏觀理論和國際經濟政策領域的開拓者。
他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大體上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國的雙重政策目標，即國內經濟平衡和對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實現雙重目標的政策手段，並用大量篇幅闡明兩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會發生尖銳的沖突，應如何制訂政策才能同時保持兩大平衡。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經濟學的基礎上，論證了只有在一個修正的自由貿易體制下，才能使世界實際收入達到最大，並在各國間有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說，只有這樣的自由貿易體制，才能使世界經濟福利臻於最大值。
他所說的國內經濟平衡，是指充分就業、物價相對穩定、國民收入上升、經濟呈現景氣狀態。反之，經濟衰退、失業增長、國民收入下降，就是國內經濟失衡。對外收支平衡，是指國家對外收支既無赤字，又無過多盈餘，匯率處於正常的穩定水平上。反之，如果出現較大的逆差或順差，就是對外收支失衡。在米德的體系中，其中收入調整主要指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節投資和消費所構成的國民收入，促使國民經濟趨於膨脹或收縮，以影響兩大平衡。所謂財政政策，是指財政當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所採取的改變稅收和政府開支的措施。所謂貨幣政策，是指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也就是利率的變化，這是由銀行體系通過增加（或限制）貨幣供應，放寬（或收緊）借貸條件來達到的。他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稱為「金融政策」。 通常當國內經濟衰退時，就應採取膨脹性金融政策。例如：不時出現財政赤字，擴大政府開支，減免稅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與私人的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上升。通常當國內經濟過度擴張時，引起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就應採取緊縮政策，如削減預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緊銀根等。
價格控制是指通過工資和匯率的升降，來調整成本和價格，從而促使貨幣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影響兩大平衡。通常當對外收支逆差時，就會使本國貨幣貶值，於是出口商品價格下降而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可擴大出口抑制進口，從而扭轉逆差。當對外收支順差較大時，則進行相反方向的調整。
米德強調指出，以上兩種調整方法必須在有關國家之間很好地配合使用。如果單獨使用一個，則兩大平衡必然會發生沖突。
米德認為只有自由貿易才能導致貿易最優化，給有關國家帶來最大的經濟福利，一切限制貿易的保護主義都不符合福利經濟學原則。他在闡述自由貿易問題時，得出以下兩點結論：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進口稅率，非但不會影響經濟福利，而且會增進整個經濟福利。②當A國和B國通商時，對於那些有替代和互補關系的商品只收稅不補貼，也會增進兩國的經濟福利。另外，他認為當出口需求彈性大於國內需求彈性時，政府應採取相應政策支持出口。至於如何在國內消費補貼政策及出口稅收政策二者之間進行選擇，那完全取決於國內市場情況。假如出口稅收會使出口貨物減少，那麼增加國內消費會比增加出口補貼更有利於經濟增長。 1947年，米德來到倫敦經濟學院商學系任教授，他在那裡任職10年。許多人認為，這一時期，他對經濟理論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因此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時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國際貿易領域，包括兩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關的補充文獻，兩部主要著作是：兩卷本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1951）和《貿易與福利》（1955）。重要的補充文獻是《國際貿易幾何學》（1952）和《關稅同盟理論》（1955）等。
1951年以前，經濟學家總是將收入和價格活動分別對待，而且運用自動機制調節支付中的盈餘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一書的貢獻，是把它們置於一般均衡的框架內加以處理，並且綜合了凱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學派對相對價格的考慮。在這一點上，這本書與芝加哥大學的阿諾德·哈伯格、斯·勞爾木和勞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異曲同工之處，當時丁伯根也發展了目標和手段的理論。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標是使內部和外部達到平衡。這里的內部平衡是指充分就業，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這個機制通過收入和價格調整達到目標。收入調整是當財政或貨幣政策被用於經濟中的支出平衡變化時對利率進行調整。價格調整涉及匯率或相對工資率的變化。米德認為，要同時達到這兩種政策目標，需要應用兩種政策手段。假如只運用一種手段，在目標之間就會產生沖突，這樣便會導致「兩難」的境地。在米德的書出版之前，經濟學家忽略了資本流通的影響，而米德把這種影響結合到模型中了。 在《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貿易和要素控制的論點。在一個單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貿易和要素控制這個概念，也是一個重大的創新。特別是對後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貿易術語中的邊際效用的一個模型和最優人口理論的成果。這本書也介紹了「次優理論」，後來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凱爾文·蘭開斯特加以發展。這個基本理論是容易解釋的，帕累托最優的邊際條件，如僱用勞動力直到其邊際產出等於工資，除非所有因素同時滿足，否則，對福利增加不會是一個有效標准。那種相信我們不能滿足所有條件而至多隻是盡可能滿足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減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對外貿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種限制，如果人們面對這些限制尋求最佳貿易政策，那麼，結果將違背初衷。利普西和蘭開斯特認為，由於不可避免的干擾的存在，最優政策的本質是毫無意義的。米德至少在理論上是更積極的，他設計了一種方法，不管將來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優的態勢是可能的。他論證了最佳次優稅或關稅將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別的干擾，雖然在這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干擾。但是，必須承認，在實踐中，我們很難達到次優政策的福利效應。
在分析次優狀況時，米德也不得不重構了福利理論。在經濟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種政策變化的影響的一種方法，雖然這被認為是倒退，但卻是米德早期貢獻中獨立發展出來的。本書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爾多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為基礎的，它從補充規則觀點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經濟學。但是，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為這種方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面對其最有影響的政策的變化，經濟學家可以說是無所作為，於是，他轉向以前的傳統，即允許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比較：這一思想體現在弗萊明的一篇論文《論進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額》（發表於1951年《經濟雜志》）中。哈利·G?約翰遜稱其為「偉大的、理性的、誠實的和勇敢的行為」。米德利用這個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為個人福利的總和進行計算，並通過考察這一個變化是否產生一個凈利潤或導致損失來評估政策變化的效果。
米德對要素的強調產生了另一個重要貢獻，即對控制國際生產要素的福利經濟學進行分析。《貿易與福利》一書的主要貢獻是，擴大了從兩個國家結構到多個國家結構的關稅聯合的分析范圍，於是，允許對國家商品來源和政策差別進行分析。這個分析的含義之一是部分地減少了有關非差別基礎上的關稅，這個減少可能對福利具有負效應。這種分析包含了有效保護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對貿易效應和保護主義政策的福利的分析產生影響，後由米德的學生科登和約翰遜發展了這個思想。
有關關稅聯合的觀點在《關稅聯合理論》一書中得到了擴展，這個領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納完成的。瓦伊納注重的是關稅聯合的生產效應。米德改變了側重點，包括對消費影響的強調。他的有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構成包括了替代和補充關系，指出通過改變一個關稅聯盟的相對價格可以改變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需求。貿易創新體現於以低成本的外國供給品替代國內產品以及實際收入的增加，這就會導致出口價格的下降。米德應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關稅聯合的參與者和非參與者的福利含義，也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分析。這是對上面所說的研究的一個重大改進，雖然在經驗方面還不能證明，但計算作為整個關稅聯合整體的福利應比較容易。 《國際貿易幾何學》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工具書，也可以被看做是有關國際貿易的教科書的附錄。它繼承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納完成的研究成果，他們兩人為從社會無差異曲線和生產可能性邊界中獲得一個國家的供給曲線提供了一個幾何方法。分析兩個國家、兩個商品供給狀況的供給曲線表明，一個國家根據貿易方面的選擇價值而願意而出口或進口商品組合。米德利用「貿易無差異曲線」的概念，在一個單獨的圖解中闡述包含兩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均衡，而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消費無差異曲線。 1957年，米德回到劍橋當了一名政治經濟學教授。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想把注意力轉向國內政策制定問題，他的願望是為國際經濟政策理論提供一種國內經濟政策理論分析。米德堅信，如果能准確地把握宏觀經濟，大量的微觀事務就可以留給單位個經濟組織。這一被保羅·薩繆爾森稱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的信條，是一條貫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幾乎全部工作的主線。他是在凱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劍橋的。實際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做是把凱恩斯學派宏觀經濟學與庇古學派微觀經濟學相結合的嘗試。
在宏觀范圍內，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造成分散單位能做出最優的而且相互協調的決定的氣氛。包括盡可能地向他們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圖。這樣，比如說，政府預先將稅收水平、利率等等方面的設想告訴他們。微觀單位雖然不為這些計劃所束縛，但它們有修正計劃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的自由。這種與貨幣學派想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思想，至少對英國政府的政策制定產生了一些影響。在英國，政府為將來制定政策目標，這些主要與貨幣供應和公共部門的借貸需求有關，與稅收的水平和結構則無關。 早在1948年米德寫《計劃與價格機制機制》時就有了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財產所有權》（1964）一書中，他聯繫到收入分配模型的發展，做出了在他那個時代的最重大貢獻。實際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這本書里，他考察了獲得與失去收入之間的關系及資本積累的力量，這項工作再度激發了人們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對再分配政策，這些政策傾向於減少社會干預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稅率，或者排除了對最低限度的產業工人的僱傭，如最低工資法。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到他論述價格願望。他還探討了死亡稅和捐獻稅的再分配的用處。在接下來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這一課題，並發表了《不平等的繼承》和《公平經濟學》等文章。
這項研究的目標更多的是把深奧的經濟理論轉化為政策制訂者易於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為脫離了收入分配，它沒有達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樣的成功。可能是對此的反應，或者是對現實世界狀況的反應，他開始更多地從事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宏觀問題研究。就失業而言，他沿襲了凱恩斯主義，相信膨脹性財政政策能夠被用來擴張貨幣需求，但這些方法只有與控制通貨膨脹政策共同使用時才是有效的。

❹ 跪求《計量經濟學》第二版 （美） 詹姆斯.H.斯托克著 中文版pdf 英文版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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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詹姆斯·布坎南的「經濟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闡述中，包含了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假定：即「經濟人」假定。布坎南以「經濟人」這一假定為分析武器，探討在政治領域中經濟人行為是怎樣決定和支配集體行為，特別是對公共選擇所起到的制約作用，並由此證明政治領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為「經濟人」？微觀經濟學家認為，作為一個人，無論他處在什麼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都以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個人的滿足程度為最基本的動機，並假定人都具有經濟人特點。根據這一假定，布坎南認為，通過類似的行為假設，也能夠對集體選擇的結構特徵進行一些基本的預測。它的理論價值在於：首先，保證了對人類行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分析採取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標准，在市場選擇領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選擇領域，自利的人又變成了「慈善、博愛」的利他主義者。其次，它是進行制度比較分析的理論前提。制度比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麼體制下，可能產生最壞的政策結果及避免產生最壞政策結果的方法，並且探討什麼樣的體制會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就不存在壞的體制，同樣也無法解釋現實中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壞的政策產生的原因了。
基於「經濟人」這一假定，布坎南進一步提出，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要把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同一個分析模式，即經濟人模式，從而修正凱恩斯經濟學把政治制度置於經濟分析之外的理論缺陷。
「政府失靈」研究根據「經濟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論研究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幹預行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靈問題。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議會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並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
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濟人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能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幹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說。
布坎南對政府失靈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及其根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剖析，並就如何補救這種「失靈」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認為，所謂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執行的政策不能確保資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說來，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理論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由政府有關部門擬定方案，最後由選民投票確定的政策，像重大稅收政策的調整、對國家前途影響較大的對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類是由政府的高級領導層擬定方案，如聯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擬定的方案。第三類是由政府部門全權獨立制定與實施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憲法等法規來保障的，政府部門的職責是照章辦事。這里僅以第三類政府政策擬定的方案作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對象。
就這類政府政策而言，因為每個政府部門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該部門領導人根據自己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來決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部門的政治家的行為具有相當大的自由，使得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被自身的「經濟人」動機所左右，以至於對公共利益的理解經常難以符合實際；另一方面，由於該部門政治家行為的靈活性與他們的自利動機的強刺激性，使得他們的行為實際上不是傾向於為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服務，而是依據自己獲得的信息和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決策。布坎南認為，產生這一政府行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種約束機制來制約政府行為方式。如果約束機制不能提供一種良性壓力，以確保任何人處於某一特權地位時均不能過多地牟取私利，那麼，再高尚的執政官也不能保證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後繼者有意或無意地損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不應該把增加社會福利與保證個人平等的權力隨便交給某一特權機構，然後再虔誠地等待它的恩賜。理性的做法是，使這些特權機構或特權人物受制於某一硬約束機制，並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該約束機制的最終決策權。
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政府失靈說認為政府機構低效率的原因在於：①缺乏競爭壓力。在美國的政府機構里，由於相當一部分官員和公務員，受終身僱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②政府行為趨向於資源浪費。布坎南認為，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像弗里德曼所說的「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由於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官員行事時無成本壓力，自由度比市場中私人企業家還大，使不計成本的政府行為不斷發生。其次，政府行為也沒有利潤含義，官員從個人的得失出發，為追求選票和政績，盡量滿足來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結果使公共產品超量供應，社會福利費用過高，造成了資源浪費。還因為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有「無窮透支」的可能，他們一旦決策失誤，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可能遠遠大於一個企業家的投資失誤。③監督信息不完備。從理論上說，政治家及公共服務機構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及司法、審計監督等，以保證政府運行的效率。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監督的效力很可能因為信息的不完備而降低、甚至失去。這是因為監督者為了有效履行其職能，必須對被監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但向監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監督者，由於政府部門對其經營業務有著自然的壟斷性，可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來封鎖一部分公共產品所涉及的有關資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監督者根據被監督者提供的不完備的信息所進行的監督，其實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尋租活動。根據布坎南的定義：「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如紡織業尋求政府的關稅與配額的保護，將外商拒之於國門之外，維持本行業的壟斷地位，而高額壟斷利潤超過平均利潤的部分被稱為經濟租金。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並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利潤）的一種再分配。因此，尋租行為具有非生產性特徵。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這些成本包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後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常見的尋租行為有4種：一是政府定價；二是政府的特許權；三是政府的關稅和進口配額；四是政府訂貨。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畢生探求的是市場經濟持久繁榮的政治制度基礎。
布坎南在1986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區分了「規則的制定」與「政策的制定」。換言之，我們可以將政治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規則或者憲法秩序的設計階段；第二個階段為規則的實施階段。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講，第一個階段是博弈規則的設計，第二個階段是博弈的展開階段。如果將社會博弈比喻成一場體育比賽，那麼在第一個階段就是要設計好比賽規則；在第二個階段按照事前設計好的規則來比賽。
就像體育比賽要有清楚的比賽規則一樣（沒有清晰的規則，比賽必然一片混亂），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有效互動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規則，而且這種規則是共識。否則，可以想見，經濟政治中就會出現很高的交易費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經濟生活中，企業家就可能不會有長久的規劃，這樣本來可以提高社會福利、使所有人都變好（帕累托改進）的投資就不會發生。更壞的是，這種沒有事前界定好規則的社會，就會出現一種強盜邏輯，即沒有規則的規則——「叢林規則」，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英國經濟學家肯·賓默爾也說，「界定清晰的社會契約是市場出現的先決條件」。
所以，第一個階段即事前的規則設計至關重要。布坎南認為，最公正的憲法秩序應該是在「無知之幕」後設計出來的。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類型（即屬於哪一類利益群體）的情況下，大家通過形成共識來達成憲法秩序的設計。雖然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對同質性的社會，還是比較接近這個理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設計出來的規則應該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況是，在憲法秩序設計的過程中，人們都知道了自己的類型；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異質性社會中，最後形成的憲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妥協的結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話，和平的憲法秩序設計要滿足所有類型人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參與約束就是要保證每類人接受憲法秩序設計後不比原來的狀態差（即每類人願意參與），激勵相容約束就是在滿足參與約束的情況下，每類人的行為盡可能與社會目標相吻合。
我們知道，在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這兩個條件都很難滿足。拿參與約束來說，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會中，憲法秩序設計很有可能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樣既得利益集團很可能就不會贊成憲法秩序設計，他們的行為很有可能與社會目標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勵相容約束也不滿足。
因此，一個社會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越嚴重，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就越困難，因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就越難滿足。所以，憲法秩序改革的時機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地看，憲法秩序民主和經濟發展都比較好的國家，往往是在那些憲法秩序確定的時候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比較低的國家。
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起點公平對於憲法秩序的設計和持久繁榮的重要性。美國自立國之初，政治家們（尤其是傑斐遜）就認為，初始經濟稟賦的平等和相對平等的財產權利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這被稱為「傑斐遜主義」，也是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之一。後來的經濟史學家們認為，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發展路徑的根本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將這種哲學灌輸給並影響了當時的東亞國家政府。日本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財閥，並實行了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與此同時，在美國影響下，韓國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義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稟賦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團問題不嚴重，容易達成社會共識和社會契約（憲法秩序），政府可以實施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局面稍有不利，因為中國現在收入差距比較大。但憲法秩序的設計對於中國的持久繁榮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沒有界定好比賽規則的體育比賽會出現混亂一樣，中國若要維持持續繁榮，繞不開憲法秩序的設計。在中國收入差距已經很高、利益群體已經出現的情況下，憲法秩序的頂層設計就變得很重要，這樣可以繞過利益群體的干擾。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性，這樣可以創造一個動態平等的社會，也有助於實現公正的憲法秩序設計，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製度保證。 這位自稱「田納西農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語速平緩，眼神沉靜，喜歡使用令人緊張的多義詞或隱喻來表述自己的思想——這樣表述的思想於是有了強烈的「內在沖突」。
從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這一經驗主義信條——亞當.斯密恪守了這一信條，時刻警惕著不將具體情境內的觀察和命題推廣為一般命題或「定理」（任何懂得經驗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使用「定理」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來描述他自己的（價值觀、政治立場、對世界的基本態度），是這樣一個短語：「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態度既不是絕對地絕對的，也不是絕對地相對的，而是相對地絕對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識到現實政治失敗之根源是沒有原則——政治人物和他們制訂的公共政策越來越追尋短期利益，這是布坎南為1998年這本著作提出的最緊迫任務。與他的其它著作一樣，他的理論從未離開美國現實。原則，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為他晚年不斷呼籲的核心觀念，並且在這一意義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奧地利學派。「金融危機」之後，他呼籲將「貨幣」問題提升到立憲層次來討論。凱恩斯經濟學占據主導，通貨膨脹政策成為侵吞人民財產的主要途徑。財產權是社會正義的核心，也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視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則），屬於立憲范疇。
上帝死了。在各國，無一例外地，政客們（以政治為追尋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漸驅逐了政治家（以政治為實現更高理想之舞台）。貨幣政策，與外交、教育、人口和社會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樣，不再有原則。於是，哈耶克鼓吹的「貨幣非國家化」政策正在成為市場經濟的憲法議題（參見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無政府主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與其聽任這些政客如中國各地政府的「賣地財政」這樣濫發紙幣，為何不將鑄幣權交給自由競爭的民間錢庄呢？紙幣的價值敏感依賴於發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聲。政客和錢庄，誰更珍惜名聲？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發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後一章的腳注里批評哈耶克「盲目相信傳統」，後來又在討論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負》初稿的小型研討會上發表了類似的批評（當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場，他說：「與羅爾斯的更接近」。事實上，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主旨就是論證哈貝馬斯1980年代發表的「社會交往」理論與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師和布坎南心中的兩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發表的「自由對話」理論，有無法忽視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敗，經濟學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布坎南寫道（1986《自由、市場與國家》）：「經濟學，如它在80年代的那個樣子，是一門忘記了最終目的或意義的『科學』……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80年代的經濟學家們在他們自己領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實是文盲，……他們似乎是一群被閹割了意識形態的人……。我們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產著這樣的訓練有素的和高度機智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被訓練為幸運地可以無視他們學術事業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們絕不感到有道德上的義務去說服和傳授給他們的學生那些有關一群自由個體究竟如何能組織為可以相當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並且不發生導致社會解體的重大沖突的社會過程的理念。」我特別喜歡布坎南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傳真問卷里全文加以引述。這段文字最後一句的關鍵詞「社會過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發表於《倫理》期刊闡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對話）的那篇文章的關鍵詞（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識到布坎南即將離去，JEBO（《經濟行為與組織》）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專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這期專號發表了一篇情誼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論布坎南）。與眾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話：布坎南的貢獻很多，擇其最重要者，森認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開放心態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貢獻最為卓著，是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事實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為布坎南這一偉大特質而感激他）。森在這篇文章里宣稱，在追尋這一思路時，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評價，在我看來極中肯。在公共領域，大眾需要發言，可是大眾容易有兩極化的傾向。布坎南長期努力於陶冶一種更復雜的從而可以超越沖突的話語品味，在公共領域尤其難得。所以，布坎南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職能是「教育民眾」。因為，這也是奈特的見解：公眾普遍地很難接受哪怕是最膚淺的經濟學原理及其運用所得的結論。
綜觀布坎南畢生的思考與表述，我感觸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視為最緊迫任務的「基於原則的政治」。雖然，「末法時代」，有原則的政治很難不被無原則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對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們已經意識到它的失敗之處，公共選擇理論只不過為他們的意識提供了一種解釋——理解他們所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國讀者需要了解為什麼政治在各地都已失敗，以便為中國尋找更可能不失敗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敗」的涵義。布坎南，更接近羅爾斯的「契約主義」立場。最出色地為這一立場辯護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倫（參見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約主義與功利主義），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動，不論在主持者看來取得了多麼重大的成功，只要違背契約，就是失敗的。憲法是一套政治契約，不論是羅爾斯還是他的批評者都會同意，憲法的基本職能（在羅爾斯解釋的「基本社會結構」和「主要制度」的意義上）是維護社會正義。以契約主義闡釋憲法的這一職能，用斯坎倫的樸素語言就是關於「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或義務）的基本原理——斯坎倫1998年以這一短語為標題發表了他的名著《我們相互應盡的責任》（哈佛大學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敗，於是取決於它是否實現了最初的承諾。政黨落實它對人民的承諾（政治契約），是基於人民支持而取得權力的政黨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在多黨競爭的或在黨內多派別競爭的體制內，執政者本應超越黨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謂「立黨為公」（他的公共「價值」）。這是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第2章第3節「社會狀態的排序」關於選民行為的基本假設（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稱之為「公民意識」假設——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領域里的「價值」不應被他在私人領域里的「口味」主導。否則，就沒有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羅說（上引著作第1章第1節），他的老師奈特多次指出，在與自由市場體制相類的民主政治體制里，選民也如同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一樣只根據他們的「局部知識」投票，於是「公共選擇」總是傾向於強化「特殊利益」從而導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獲得更大的代議權）。不論如何，阿羅聲明自己的論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內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師，也是阿羅的老師。與阿羅相比，布坎南與這位老師更相似，他始終在探究民主的實質（內容）。
原則，是政治家的生命。與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則是信仰的政治表達，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敗，因為政治家在各處都已消失。奈特的預言，與他的其它預言一樣應驗了。以「冪律」方式在過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可說是奈特預言的晚近驗證。更早的驗證發生在中國。張君勱（素享「民國憲法之父」美譽）在1948年發表「民國憲法十講」總結辛亥以來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訓時發表的見解，與上述相類。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離世，享壽93歲。他的祖父曾任田納西州州長，這位州長的孫子卻因家境清貧而養成了務農早起的習慣。政治，從不承諾為掌握權力的個人帶來財富。喬治.梅森大學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選擇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小木屋被樹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圍著，十足是一座農舍，尤其是那條林間小路，剛夠一輛汽車駛過，曲曲彎彎來到門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對面的門廊里擺著一對舊搖椅，窗上吊著一盆家養的野花。這格調與喬治.梅森大學氣派的建築群格格不入，卻充分表現了布坎南的「低調人生」。

❻ 求計量經濟學 詹姆斯 &馬克沃森 課後習題答案。

五年級上冊數學練習冊58頁陰影部分的面積的答案 組合圖形的面積專,不知怎麼算,看來好屬給孩子輔導。 您好,我為您解答à,4x加10,是2014年方程答案。 【3*3】+【3+3*3】+【3+3+3*3】等於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