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芒斯制度經濟學第二章

⑴ 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獨特視角呢，是一種什麼樣的微觀分析方法呢？張五常在1991年的這篇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章中開篇就講到了這種變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爾拉斯（Walras）範式中，所有的行動權利被隱含地假定為自由的、簡單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賣商和監督人的服務都被假定為不花任何費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師，沒有經紀人，沒有銀行，沒有官員，沒有企業家，沒有警察，而且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類組織。」而新古典大家馬歇爾又過於急噪，總是太想把經濟學象心理學、生物學那樣擠入科學的殿堂，雖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長期的與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迴避了許多問題。」在此以後，人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了經濟學大廈的工程建設，力圖從效用理論、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個方面將新古典的大廈夯實，使得經濟學以一種嚴謹的形式美展現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稱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科學，是最成熟的。然而，這一切在20世紀5、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經提出了不確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費用範式和社會成本問題，哈耶克（1937，1945）的關於知識問題的討論，以及迪克萊特對反壟斷的口述傳統都對新古典造成了沖擊。正如科斯所批評的那樣，經濟學不應該只是一堆分析工具，盡管他們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應該是它的研究內容或論題，「我想經濟學家應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來，我們就不難看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正是在不滿新古典日益成為一門抽象的語言而喪失了實際內容方面而興起的，這個學派既吸收了傳統的一些經濟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範式。 任何制度的運行都需要成本，價格機制也是制度之一種，它的運行同樣如此，但價格機制仍有它顯著的優越之處。
任何一個社會，人們都不再是自給自足的，人與人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因為資源相對於人類的需要來說總是不足，所以競爭和稀缺是同義的。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稱為產權或稱為制度，無疑人們是無法走出霍布斯叢林的。這是一種困境。我們姑且不在此討論霍布斯、盧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為那顯然是屬於政治學的范疇，我們只來考慮分析制度的績效。討論績效，必然要假定人們已經走出了叢林狀態。
然而，即便產權確定了，卻有著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表達產權人的需要，競爭的產權規則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方式中，價格機制只是其中的一種。只不過，它的績效最高，相對於租金消散所帶來的人們的成本來說，是最低的。我們從這里開始談起。
租金是對使用資源的一種支付，這種支付就是一定製度安排下我們為滿足最終享受收入而必須花費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專指地租。李嘉圖當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價格，它不隨人們的需求的改變而改變供給狀況，因為供給根本缺乏彈性。其實，相對於人們的需求而言，幾乎只要存在競爭就必然存在這種供給的缺乏彈性。那麼，對這些稀缺資源的分配就必須通過一種機制來完成。在歷史乃至現代，這樣的機制都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對稀缺的政治資源的分配，現在機關里的論資排輩現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實，這和男人憑氣力、女人憑容貌來排列本質上講並無二致。雖然這些制度在現實生活中一再為人們所行使，但人們的代價有的時候常常會十分高昂，這一代價就是租金的消散。我舉一個誇張的例子，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為進華府親近秋香假裝賣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則假裝賣身葬全家，二人都想進華府，但石榴姐手中卻只有一個名額，於是競爭勢在難免。石榴姐自稱心腸軟，見不得別人家慘，於是二人就制定了一個相互比誰更慘的競爭規則，結果大家都知道，兩個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為此打斷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們竟然因此而命喪黃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這和排隊成本一樣，只不過它更誇張，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只是要達到最後分配的目的，即一個均衡狀態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腸沒那麼軟，而是很黑，讓二人出價競爭，租金就不會消散，結局也不會這么悲慘。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不採用價格或使得價格扭曲的情況，總會有另一種規則來代替它，但是代價會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說：價格機制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發明，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偉大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些時候人類偏就是選擇了非價格的配置規則，正如張五常（1974）所說「租金消散能導致均衡的觀點是一種機械演習，不是經濟學命題」，我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於是，接下來就引出了年輕的科斯當年的問題。 如果象我們上一節所言，那麼價格機制就應該是最佳的，「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新古典辛苦了幾十年，無非也是想把這一思想更為理論化、系統化，基礎更為堅實。然而，真實世界比理論顯然要復雜的多，人類的智慧與上帝相比，也許根本就是上帝跟人類開的一個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學生科斯拿到獎學金從英國來到新大陸，並巧妙的參觀了福特的汽車公司——這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公司之一，於是科斯開始問了他的兩個問題：一、既然「黑板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體系如此有效，那麼為什麼現代經濟里還有依賴行政命令運行的企業的存在呢？二、企業的邊界在哪裡，也就是說企業在市場的大海中在什麼樣的規模下被確定呢？
1937年科斯在文稿寫成四年後終於發表，這就是《企業的性質》一文。科斯首先表明，其實在新古典經濟學家那裡並沒有對企業問題視而不見，新古典並不比古典經濟學更狹隘，但他認為，那些重視及解釋都不能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奈特的觀點。
奈特利用風險和不確定性來作為工具進行分析，並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的產生。風險是人們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一種不確定，但是人們可以根據過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類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它是嶄新的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根據這樣的分析工具，奈特認為，在現實世界中總有少數人，他們具有風險偏好的性質，勇於承擔責任，勇於拓新，勇於為利潤的生成而不懈努力；而絕大部分人是風險規避和中性的，他們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利讓風險偏好者指揮他們，但條件是偏好者-企業家要確定的保證他們的薪水，於是，公司就在這樣的權利劃分中成立了。這是《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的思想。但科斯不認同，他一方面認為奈特也承認管理者（非企業家）也負有日常管理的責任，這一現象奈特無法解釋，奈特的分析無法給管理者以地位；另一方面，科斯認為如果僅僅只是風險偏好不同，那麼僱主和雇員之間也完全可以通過契約的方式來以市場完成之。
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並非是無成本的，這個成本就是價格發現的成本，只有這一成本小於企業的組織成本時，人們才會通過市場來完成。這個成本就是科斯首創，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大行其道的交易成本，這一概念我們稍後再談，下面我們還是先來科斯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規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是之後幾十年NIE乃至主流學者們不斷追問的一個問題。科斯的答案比較簡單，這就是那幾個著名的圈圈，他說，在一個城鎮的消費中心A的外圍有產業B、C，如果我們的企業處在外環C處，那麼在交易成本邊際上高於組織成本時，企業就在環內擴張，這就是規模效應，而這種擴張會帶來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增加管理的難度，以至於大於了市場交易成本，那麼企業的邊界在橫向上就會被確定；而向內環B的擴張也是如此，即與B的市場交易成本與合並後的組織成本相比較，邊界也可以通過邊際分析確定。應該說，科斯的這個分析是非常清晰的，因為他借用了交易成本範式，而交易成本則是一個應該加以解釋的概念。許多經濟學家不滿意科斯的分析也常常是從這個角度來非難的，的確，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定義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這里的分析顯然會顯得空泛。後來的對縱向橫向一體化的分析幾十年間絡繹不絕，其中最有名的有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性分析和套牢問題（HOLD-UP），也有哈特提出的核心資產和剩餘控制權概念，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進一步討論了。 新制度經濟學採用的是動態分析法，而不是一般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法，這個理論方法來自於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認為歷史是連貫的運動，而不是靜態的，傳統經濟學運用的是靜態分析法，這是新制度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的重要區別之一。
作為二十世紀經濟學一支突起的異軍，新制度經濟學它的起點是大家公認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業的性質》。之後幾十年間，盡管有奧利弗·威廉姆茨等經濟學家呼籲人們重視這個方法，但經濟學家似乎對這篇文章視而不見，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兩篇宏文《社會的成本》問世之後，他的思想才逐漸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對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詞。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大經濟學家認為1937年的文章太過空泛，從邏輯上看雖然無懈可擊，畢竟難以操作。當然張五常先生肯定對此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後來1960年文章的源頭。
康芒斯、范博倫等老一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於制度的批判多是從社會道德倫理，科斯認為此舉降低了自身的價值作用，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過少。

⑵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淵源

舊制度經濟學派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制度主義廣泛傳播時期，這是通常所說的舊制度學派。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間觀點不太一致，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大致可以分為三支：
(1)社會心理學派(凡伯倫為代表)，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對這種所謂「制度」的影響；
(2)社會法律學派(康芒斯為代表)，強調集體行動在控制個體行動方面起的作用，認為法律制度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3)經驗統計學派(米契爾為代表)，認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經驗統計資料為基礎，經濟理論的研究是次要的，應當先對事實進行統計分析，然後得到結論。僅就理論思想對以後經濟理論的發展來說，凡伯倫是這三人中影響最大的一位。他的思想成為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來源。
舊制度學派各個分支雖然研究的出發點、內容並不相同，但他們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相同之處。他們在研究對象上都強調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汲取了德國歷史學派的觀點，採取歷史主義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整體方面研究問題，另一方面強調從制度的演進方面研究問題，提出要建立以研究制度演進為基本內容的經濟理論，從結構上改革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對「制度趨勢」的研究既是制度學派的一個共同點，又是形成制度學派的理論基礎。
新舊過渡時期的制度學派
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學派從舊到新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們繼續沿著凡伯倫所開辟的道路研究制度問題，從而發展了凡伯倫的理論，著重從社會和企業結構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強調技術進步對於制度和企業權力結構的重大意義，分析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對資本主義權力機構的影響，以及工業化後的社會發展趨勢等等。這都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准備，在制度學派的發展過程中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⑶ 康芒斯制度經濟學內容

這個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啊，其實經濟學我覺得這些哲學類的問題啊，太難了，確實是不是我這個人回答的。

⑷ 制度經濟學上 康芒斯 為什麼只有50

涵義分別有：
(1) 指社會物質生產、流通、交換等活動。如我們農業經濟的急速發展。版
(2)生活用度權；家境。如經濟寬裕，經濟拮據。
經濟，人有著自身的消耗需求，物質資源因而得以認知與定義，而同時，貨物有著其自身的界限與范圍，因人的需要而產生作用。這樣的一種基於人體需求而存在的時效性用途，在人的思維認知之下，而給予了它一種表面性的客觀價值，從而在人的一定的思維下被普遍接受，從而形成一種基本的思維常識。
如此，貨物得以確定規格，在人的相互認定之下繼而得以流通，人與人之間也就有了置換與交易...而同時，人有著自我意願上的偏向與取捨，這也就決定到了所需物質的每個方面...或許，這樣的一種以貨物的客觀價值為共知，以人的自我意願為前提，由此而產生的合理有序的人類活動，是為經濟。
經濟之下，由人的意願和對貨物的價值認定，而產生公平自由的交易原則，而同時，各種各樣的意識、行為、交易的出現和發生，都在人的理解之下，或許，這樣的一片、整體的意識思維的承載，就是場，隨著人的意願而自由伸展。

⑸ 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中，70頁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求高人指點一下。。。

就是說必須規定物價,這才能讓富有的人的主動權轉移到貧困人的身上,從而實內現平衡容,比如說一件物品在富人那雖然是兩萬,在窮人那一萬,但對富人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窮人那卻是天價.怎樣實現真正的平衡呢?不可能想古代人那樣劫富濟貧,那樣過於偏激,只有歸定物價,讓所有的人都擁有主動權,才實現公平.

⑹ 新制度經濟學問題，大俠解答

1.（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在財富與非財富之間進行權衡，尋找均衡點，實現非財富價值不能總以犧牲個人財富為代價。）
（2）人與環境的關系，即有限理性。(人不能對稀缺的世界作出正確的反映)。 原因： 一方面，環境復雜，參與者眾多，信息不完全，不確定性因素多，行業太多，分工太細。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夠，信息太多和太少一樣不理想。如到書店買書，考試劃范圍等，信息太多反而累人，關鍵是要有用的信息。 「信息悖論」：信息搜尋不可能達到最佳狀態，因為在搜尋之前不可能知道信息價值。 信息不僅是不完全的，還是不對稱的。又分兩種情況： 一是事前不對稱 ，如買房、看電影等。二是事後不對稱 ，如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的關系，醫生和病人的關系，許多買賣關系等 。又如：二手車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網上銷售、國有企業虧損等。 另一方面人對環境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即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求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人的機會主義的二重性 ： 與冒險、尋找機遇、創新聯系，對立面是保持現狀；把成本、費用轉嫁給他人，損人利己。
2. 交易成本的本質其實就是與交易有關的制度的運行成本。這種成本應該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制度運行的必要交易成本，另一部分是制度中存在的應予以消除的非必要交易成本。前者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後者則是制度演進的空間維度。
3.（1）定義：老制度學派指以凡勃倫、康芒斯、米歇爾等為代表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OIE）。新制度學派一般指以科斯、威廉姆森、諾思、張五常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IE），主要包括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新經濟史以及契約經濟學等分支，更廣義的新制度經濟學還包括奧地利學派和演化制度學派。

（2）相同點：都以制度為主要分析對象，都認為「制度是重要的」，都對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的非中性以及過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滿。

（3）不同點：OIE和NIE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i）OIE幾乎完全忽略形式化，反對使用數學建模，並且沒有系統的理論，更多的是對制度的歷史性和材料性描述；NIE吸取了新古典的一些分析方法，比如理性人、最大化和邊際替代等，並且有自己系統的理論和假設檢驗。（ii）OIE更強調方法論的整體主義，強調社會制度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這點在凡勃倫和米歇爾的著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NIE更強調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這點與新古典經濟學是一致的。（iii）對待理性主義的態度不同。OIE始終把批評理性最大化行為假設作為其主要任務，更強調規范、習俗、文化的作用；NIE一方面部分接受新古典的技術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又對其有所排斥，比如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就拒絕完全理性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