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經濟學

1. 喬治·斯蒂格勒的信息經濟學創始人

斯蒂格勒也來是一個頗受尊源敬的經濟學史家，1977年任美國經濟學史學會(HistoryofEconomicsSociety)會長。
在芝加哥經濟學派中，斯蒂格勒的實證性格為學派帶來了理性討論的氣氛。他繼承了恩師法蘭克·奈特將經濟學視為科學的強烈求真慾望，身為一個新古典經濟學者斯蒂格勒卻能夠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本位主義。當經濟學的研究者將弗里德曼與斯蒂格勒這兩位芝加哥經濟學派第二代人物做比較時，多會注意到弗里德曼的好辯、爭勝跟辯才無礙，相較之下斯蒂格勒則顯得幽默、溫和與實事求是。因此斯蒂格勒偶爾會贏得來自不同陣營者的賞識。

2. 斯蒂格勒的人物生平

1911年1月17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雷登的西雅圖郊區。在斯蒂格勒的早期學術生涯中，他對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都感興趣。在1938年，他著手於價格理論方面的研究並發表著作。當時，他剛剛定居於艾姆斯，在那兒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於193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時，他已在依阿華州立大學任教兩年。這時，弗雷德里克·加弗邀請他去明尼蘇達州大學任職，他接受了。在這里，他與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馬吉特共事 。
1947年，斯蒂格勒開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長達11年之久的教學生涯。1958年，斯蒂格勒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美國制度查爾·R?沃爾格林講座的教授。這樣，他就開始了在這所大學的長期任職生涯。在此期間，他與米爾頓·弗里德曼一道，領導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這個學派以重視貨幣主義和降低政府作用而聞名於世 。
1957～1958年，斯蒂格勒離開了芝加哥大學赴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與肯尼斯·阿羅、梅爾文·里德、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伯特·索洛一起度過了他在回憶中所稱的「輝煌的一年」。這些人中除里德外，後來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斯蒂格勒在1971～1974年擔任安全投資保護委員會副主席，1969～1970年擔任尼克松總統的法規管理改革顧問，這使他有機會將他在法規管理上的學術成果應用於公共政策 。
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系列重要的學術任命和職務頭銜接踵而來，這是由於他的成就被世人賞識。
1977年後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和政府研究中心負責人。自1947年開始，一直兼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高級研究員。在70歲的這一年，斯蒂格勒進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擁有了較多的時間從事他所喜歡的業余愛好：收集書籍、攝影、木刻和打高爾夫球。他放棄了大學的領導崗位，被命名為查爾斯·W?沃爾格林傑出榮譽退休教授。
斯蒂格勒是芝加哥學派在微觀學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消費者在獲得商品質量、價格和購買時機的信息成本過大，使得購買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從而造成了同一種商品存在著不同價格。斯蒂格勒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場現象，並不需要人為的干預。斯蒂格勒的觀點更新了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理論中關於一種商品只存在一種價格的假定。在研究過程中，斯蒂格勒還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勞動市場。這些研究開創了一個被稱「信息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斯蒂格勒的另一貢獻是對社會管制政策的精闢批評，他力圖論證「看不見的手」在當代仍可獲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則常常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他主張實行自由市場制度，反對壟斷和國家干預。他是被稱為「管制經濟學」的新的重要研究領域的主要創始人。弗里德曼贊譽斯蒂格勒是「以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與政治問題的開山祖師」。

3. 喬治·斯蒂格勒的「管制經濟學」的創始人

第十四屆獲獎者喬治·斯蒂格勒——「信息經濟學」和「管制經濟學」的版創始人
喬治·斯蒂權格勒長期從事有著鮮明經驗主義導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其中尤以在市場活動研究和產業結構分析中所做的貢獻最為重要。他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調查經濟立法如何影響市場。他對經濟立法效力的研究使得管制立法的產生，並為經濟學研究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斯蒂格勒的成就確立了他在市場及產業結構應用研究中的領導地位。由於斯蒂格勒研究的突出特色，他還被公認為是「信息經濟學」和「管制經濟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經濟學和法學交叉研究的帶頭人之一 。
——1982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賀辭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斯蒂格勒1911年1月11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雷登的西雅圖郊區。在美國經濟大蕭條即將到來之時，他進入了華盛頓大學，並於1931年獲得工商管理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來到西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斯蒂格勒進入芝加哥大學。1936年離開芝加哥來到艾姆斯地區的依阿華州立大學任助理教授。

4. 斯蒂格勒的主要著作

《價格理論》(The Theory of Price)，1946年，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
《訊息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1961年載於《版政治經濟學期刊權vol.69》
《知識份子與市場》(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 Place)，1963年
《經濟學史論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1965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
《人民與國家：管制經濟學論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 Regulation)，1975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中文版：1994年，台灣遠流出版社
《經濟學佈道家》(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198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中文版：1993年，台灣遠流出版社
《史蒂格勒自傳：一個不接受管制的經濟學家》(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1988年，美國基礎讀物出版社(Basic Books)。中文版：1994年，台灣遠流出版社

5. 經濟學家貢獻了什麼

定價：20.00 目錄知識的「能」與「不能」（譯者序）作者小傳致謝導言：？/丹尼爾·B.克萊因經濟學家工作的作用和價值 / 弗蘭克·D.格雷厄姆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 / 羅納德·H.科斯經濟學家權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張中的「現實主義」 / 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如何兼顧學術成就與社會貢獻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與經濟學敘事 /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經濟學家知道些什麼？ / 托馬斯·C.謝林經濟學家以及錯誤的糾正 / 伊斯雷爾·M.柯茨納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經濟學職業和經濟學家的推薦書目人名索引譯後小記 導言：？ 丹尼爾·B.克萊因收集在本書中的論文展示了經濟學家們所做的選擇。寫作什麼樣的主題，遵從什麼樣的理論前設，吸引什麼樣的當權者，運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採用什麼樣的論調，預設什麼樣的聽眾，回應什麼樣的挑戰以及想要服務什麼樣的社會目標，每一次在做如上選擇的時候一個經濟學家就扮演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角色。今天的經濟學家們所做的個人選擇能有效地促進人類社會的改善嗎？當前的大多數作者都懷疑經濟學家的諸多選擇並不是為了社會的改善。經濟學家能夠很快發現市場、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們卻極少將這一發現缺陷的本事對准他們自己所在的職業界（即使有，也不是公開的）。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公開態度頗像對待自家孩子的態度：沒有任何批評性質疑的全盤接受。有些經濟學家也會對平常的職業常規和標准懷有一種懷疑，但這種懷疑卻僅限於私下裡的思考和朋友間謹慎的交談。只有少數的幾個經濟學家，比如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大衛·科蘭德（David Colander），托馬斯·邁耶（Thomas Mayer），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開地表達了他們的懷疑。 對這本小冊子而言，其推動力來源於這樣一個看法，即學術機構無法為現實行動提供有效建議，而且他們還懷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夠增進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明智行動。如果是這樣，經濟學家們或許就會發現從事學術工作的壓力使得他們偏離了為社會經濟生活做出貢獻的方面。他們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學術領域作出成就還是應當為現實經濟體制更好的運作作出貢獻？這本匯集了諸多文章的小冊子希望發現一條進入學術經濟學家內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議經濟學家真正面對這一學術成就和現實貢獻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的存在特別體現在弗蘭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寫作的年代，和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樣，顯示了那一時代的經濟學家反對那種僅僅看重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而對社會無所助益的研究風格，這一取向也暗中體現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於樂觀氣息的論文中（寫作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爾·柯茨納（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經濟學家在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觀點，有時這些觀點之間還會有沖突，但是在基本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將這些論文匯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種經濟學作為一門職業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種經濟學家應該有的社會責任的眼光。下面，我將從不同的文章以及他們各自的理論貢獻中提煉出幾個關鍵性的思想供大家參考。 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些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工程學和醫學，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對後面的這些學科而言，人們委託專家做出重大決定，因此這些領域內的決策者很有信心運用基本知識改善人類的狀況。然而，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卻不是經濟學專家而是每一個政府官員和普通選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們是高度忽視和缺乏基本經濟學思想的典型。「結果是……」哈耶克說道：「……你永遠不能一次性地為所有人確立一條經濟學規律，而總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為一個群體的經濟學家們在向公眾持續地反復灌輸那些經濟學基本思想上沒能獲得成功（對於職業經濟學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inframarginal）的東西）。其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種都明顯的是，人類不斷愚蠢地重復自己早已犯過的錯誤」。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使得職業經濟學家陷入了兩難境地：他應當努力教給人們各種經濟學常識，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來開導那些政治經濟領域里的普通決策者嗎？如果這樣做，該工作能獲得職業尊敬並享有職業安全嗎？如果學術界看重那種僅僅寫給學界其他人看的範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麼，那些想證明自己沒有白領薪水的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做呢？他能發現一個值得信賴的信念讓他既能在學術領域取得成功又能為社會福利的增進做出貢獻嗎？ 被拋棄的基本觀點 很多作者在這本書中指出由於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經濟學觀點和簡單的政策結論在公共事務中被拋棄了。科斯說道：「如果我們不得不提供的建議被採用的話，雖然它只包括幾條簡單的經濟學規律，但其價值是明顯的——令人泄氣的是這些簡單的規律卻被普遍地忽視了。」格雷厄姆也說過類似的話，即經濟政策的失敗在於非常缺少那些「明顯值得追求的、並能很容易認識到的目標。」哈耶克指出：「曾經獲得和廣泛傳播的知識不是被證實或證偽而是被簡單地丟棄和遺忘了。」科斯甚至還引證了弗蘭克·奈特，埃德溫·坎南和亞當·斯密的相似的評論，這些文章指出在經濟學內部，其實有一個處理該決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並使得經濟學基本觀點在公共領域內充滿活力的傳統。如果這些作者認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簡單結論被拋棄了，那麼他們心中肯定擁有一些特定的觀點和結論。大多數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應當以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為鵠的；我們還能確定幾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謝林，也許還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國政府應當立即減少或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花銷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卻不依靠那種自由論者的政策觀點，而僅僅依靠一種信念，即如果經濟學家們更多關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就會更好地傳達給普通公眾，而不管他們相信這些觀念是什麼。盡管作者們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說他們在何為經濟學「簡單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卻是值得懷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會援引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講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共同目標，勞動分工，機會成本，邊際效用，激勵，競爭，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確定所有作者都會偏愛這個故事——在產權制度下，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人的慾望能為人們創造獲得它們的機會；當然也能確定他們都喜歡市場行為的有效分散化協調。但奧地利傳統的學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納，可能認為這個清單上還應該包括機會發現，企業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識；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許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諸多要素中還應該包括政府激勵分析；邁克洛斯基可能還會強調經濟行動中論說方式的重要；謝林會強調經濟體系中會計恆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應當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觀點應當被強調並作為證據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們的觀點卻有所不同。 經濟學家能夠影響公共事務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說過，盡管其早期對經濟學家作為政策建議者能夠影響社會表現出明顯的樂觀態度的這樣一句話被柯茨納引用：「經濟學家們對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僅僅施加了一種微弱的幾乎不能察覺到的的影響。」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不要企圖勸誡普通人，他甚至宣稱經濟學家不要對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興趣，因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並能使信息的尋找盡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他們的努力或許最好應該集中在學術追求上。相比較而言，本書的作者們（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卻力勸經濟學家們更多地參與公共討論（public discourse）。他們確定經濟學家們對公共事務施加了影響。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車業、航空業和銀行業的政府管制和降低關稅方面，經濟學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邁克洛斯基說道：「是觀念，而不是美元，擊敗了管制機構。」；菲爾布魯克表達了「觀念力量」（idea force）的觀點，「然而一種觀念會進入一個人的頭腦。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進一步地，一種觀念的表達在更多人的心裡播下了種子，然後，潛在地，這股力量會以一種天文數字般的速度增長。」或許作者們的信心部分來源於對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的一種直覺。如果知識僅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經常想要指出的那樣），經濟學無助於現實生活的改善（一種「宿命論」）就是一個不錯的判斷。人們會有足夠的激勵去尋找一些他所沒有的信息，比如一個電話號碼，而經濟學家們強塞給他的很多信息卻不太可能會影響他的行動。但是，知識並不僅僅只是信息，它還是一種解釋和判斷。普通人有時會習慣於從國會議員那裡獲得一些相關的信息，但是他們對與社會相關的經濟解釋和經濟觀點卻有一種即使有限卻很穩定的需求。這種需求往往是由工會領導人，商業發言人，環境活動家，所謂的消費者權利提倡者，律師，利益集團，權威媒體，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經濟學家提供的。通過提供強有力的解釋和嚴謹周密的判斷，經濟學家能夠在公共討論中起到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眾如果知道卡特爾協議的經濟學解釋，他們一定會自始至終地反對民用航空委員會（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簡稱 CAB）；邁克洛斯基認為那些運動式隱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國對日本（U.S.-versus-Japan），損害了經濟學理解，而共同目標、比較優勢等替代性解釋卻能增進這種理解；科斯引用了一個思想試驗的例子——想像一個食品和葯品管理局的官員在決定是否批准一種新葯時所面對的激勵——一個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解釋。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識主要不是信息——某種事實和數據——而是一種解釋：故事，歷史，思想試驗以及隱喻。鑒於斯蒂格勒（由於懷有那種知識僅僅是信息的看法）極力想消除社會事務中錯誤難免的觀念，柯茨納堅持認為在經濟過程中錯誤無所不在，並且一如既往地將這一觀念應用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之中。在他看來，當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解釋的時候，錯誤可能就能被糾正，因為知識不僅僅是信息，它還是一種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對一種新的、更好的解釋的發現。柯茨納批評斯蒂格勒沒有把這種錯誤觀吸納到他的經濟學和公共哲學之中。本書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納這邊，認為經濟學家能幫助人們發現他們的錯誤。菲爾布魯克指出作為政策建議者的經濟學家能夠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錯誤態度」；謝林認為有了經濟學家們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費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著被人發現的命了。那種認為知識僅僅是信息的觀點還遮蔽了知識的第三個面向：判斷。當存在多種解釋而人們不得不在幾種備選解釋中作出決定時，就需要進行判斷。判斷是知識的這樣一個面向，在其中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觀念，更要相信觀念和運用觀念。判斷在行動中展現並經常在這樣的只言片語中被清楚地表達：「我認為我們應當做什麼……」。如同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釋的，判斷中有一種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覺一個人的信念會部分決定他如何思考、從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成為什麼樣的人。它是知識的道德維度，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主張和行動。因此，經濟學家能以兩種方式影響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實和解釋，幫助人們發現何處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導，告訴人們他們的利益應當是什麼。從亞當·斯密到邁克洛斯基，雄辯滔滔的經濟學家們都認識到了說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言說者自身的精神氣質。當一個經濟學家反對許可限制時，勸說的理由不僅在於這個觀點是有說服力的而且事實上是被人們支持的，更在於它是真誠的，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經濟學家需要留意察看一個經濟體系周圍以及隱藏在該體系背後的事物，需要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作出相關的描述。」一個經濟學家會強烈要求取消對商業活動的管制，他會勸說公眾他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因為他站在企業的立場說話而是為著整個社會的考慮著想。因為這個原因，和經濟學家的一次認真的交談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邁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員會的「道德權威」被經濟學家們摧毀（infiltruated）了；菲爾布魯克也說過經濟學家可以通過確立「一種價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來施加他們的影響。經濟學家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解釋和判斷。一種對知識性質的全面判斷和了解能夠使得經濟學家們拒絕那種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效率的「宿命論」思想。他們或許會採納一種艾倫·懷爾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達過的態度：「這種對知識的全面理解會獲得一種能夠消除損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卻沒有經濟學常識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僅僅是好人會帶來決策的失誤，而經濟學家卻能糾正這些錯誤。而且即使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大，這些影響也是有價值的。如同科斯敘述過的，「一個經濟學家通過他的努力能夠將一個一年浪費一億美元的方案推遲一個星期（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他的這一行為就已經掙得了他畢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勵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不是因為他相信他們的影響會有多大，而是因為「即使一個小小的成功也不應該被輕視」。 非主流、悲傷以及對絕望的斗爭 盡管作者們表達了經濟學家們將會影響公共事務的希望，有好幾位作者卻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希望是困難的和難以達成的。經濟學家們的大作很少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社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們的建議似乎也被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且當人們拒絕一個良好的建議時，其拒絕也是粗魯無理的。甚至在那些極少的、經濟學家的建議能在社會中生根發芽的情況下，智者的影響也是長久地被忽視而且他也不會獲得任何聲譽。在大多數時候，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就好象在教導一個壞脾氣的、被寵壞了的孩子。經濟學家必須為獲得注意進行爭辯和論證，而一旦獲得了注意，他就會認真地和煞費苦心地將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觀點的方案不斷進行「預演」（reheared），盡量用一些想像的故事和案例來論證它的合理性；而當他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已經將他的觀點牢記在心的時候，他們卻突然拋棄了他的建議而且不給任何恰當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繼續希望和懇求，這整個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或許還使一個人看起來有點荒唐可笑。這種挫敗，甚至絕望的感覺尤其體現在寫作於20世紀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個年代，正是中央集權制（statism）不僅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力量還是一種智識力量都快速增進和發展的時候。哈耶克指出經濟理性可能導致一種普遍的人類直覺與過分簡單化的幸福社會之構想的沖突。實際上，從收錄在本書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講辭中，我們就能夠看到那種傳統社會價值與現代社會理想規則之間相互緊張的觀念，而在隨後的四十年間，哈耶克又不斷發展和完善了這些觀念中的要點。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學生，「對一種觀點堅定不移的追求肯定會使你陷入一種差不多是孤立無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狀態，」而經濟學家「不必為他的努力去尋求公眾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樣令人心灰意冷。他說自由主義導向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一種極度無助的感覺經常會周期性的再現」：「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認為他看到了存在一種對什麼影響人類福利狀況的情形既無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無論做什麼和說什麼都無法對那些累積起來的錯誤思想以及由此導致的荒謬政策的改變產生最微弱的影響。他認識到在那些被錯誤思想影響的政策和行動的領域，眼下的他註定了只能閉口不言。他不試圖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發出反對的聲音，因為經驗和歷史告訴他這種反對沒有任何益處而只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他認識到對他所在時代主流的錯誤觀念的持續反對只會使他聲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視為一個古怪的人。」對那些參與公共討論的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挫敗和絕望的感覺最為強烈，讀一下赫特文章中的這樣一句話：「作為一種對現實時局的批評，經濟學家最能認識到自己最沒有什麼用。」盡管在最近幾十年，中央集權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寫作的時代那樣繼續擴展，盡管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眾的交流沒有什麼明顯的困難就贏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闡述過的基本問題對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當的。 偉大的逃離：從公共討論到學術職業 赫特繼續闡述為了應對這種挫敗感，經濟學家怎樣開展他們的工作：「因此，在實踐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寫作一些僅僅給其他經濟學家們閱讀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個教師，他還會嘗試將一種對經濟學的理解傳授（disseminate）給那些會聚在他的影響下的下一代的學生們。」赫特搭起了一座從公共討論中經濟學家經歷的基本困難到經濟學內部作為一個職業學術人的困難之間的橋梁。這一橋梁在本書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過對作為一個學術職業的經濟學的失敗，很多文章倒是表達了一種深深的憂慮。因此，這些文章指出了一個經濟學家在面對兩個不同領域——公共討論領域和學術追求領域——時的問題和困難，赫特建議用一種社會學理論來連接這兩個領域，而在另外的幾篇文章中，相關理論卻是不太清晰的。作為一種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挫敗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確地承認了這種「向內的轉變」（the turn inward），即轉向學術，轉向一種嚴格的經濟學家與經濟學家之間的對話（坎南，赫特的老師，其實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種更尖銳的論調表達過這一主題）。和這種「逃避」相關的赫特承認的那種學術追求就是「純理論」（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構」（model building）：「經濟學家可以投入到『純理論』——一個他可以逃避挫敗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經濟學家們的這種「邏輯體操」視為從一種幻想破滅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來的一種智識撤退。這種逃避的理由是「一個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內的『純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這一「科學」的假定必然帶來一套和「價值自由」、「客觀性」、「實證分析」和「科學方法」等被確定的理想准則相連的職業規范和標准，但是，正如韋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這種種准則的匯聚不能使人們單獨地以某種准則為依據，而反倒使得它們相互依賴共同起作用。科學和已被接受的科學方法相一致，科學也是科學家說它是什麼的東西，而科學家就是那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被贊許的職業制度和職業實踐中，科學語言就等於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也許是有價值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經常沒有認識到這種科學式的語言是一套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信念體系，也沒有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批評性地檢驗它。如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關於個人的諸多假定被檢驗，然後對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個預先假定的團體所分享；另一方面，這種集體忠誠卻沒有被檢驗，而且這些信奉變動的過程也大大不同於包含了上述假設的演化過程。」因此，那些轉向學術領域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認為這種轉向是一種「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以科學（換言之，一種學術上的）有它自身的進度和力量來為這種轉向辯護。而且他們相信，從長期來看，發展了的科學將比和公眾直接接觸和交鋒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好處，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為「向內的轉變」所作的正當化解釋。然而，在經濟學學術界，這一正當化卻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檢驗的的信念上（我把這一信念稱之為「偉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爾布魯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納以及麥克洛斯基以他們不同的方式提到過的，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意味著這個領域必然和自然科學領域有著根本的區別。經濟學職業界往往從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設開始推論，但是那些假設卻基本上是錯誤的。格雷厄姆寫到：「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總是處在懷疑之中；雖然那些『科學』的支持者強行將他們的理論套進僵硬的科學形式中，這種為經濟學「科學性」辯護的結果卻使得這種理論對現實生活的分析和應用極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術和大多數學術產品都沒有獲到預期的效果，其原因在於要想獲得學術承認就必須依靠那種很少考慮最終目標的精緻的傳統分析技術或者勤勉的對資料的收集。對手段的重視超過了對目標的考慮。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術精通程度的經濟學新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學會喜愛和運用這些技術了。」 不同的範式主義 這一「偉大的信念」依賴一套很強的已經成為「真科學」之標志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實踐。換句話說，該信念是一種在學術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形式化風格，或者一種範式。但是「範式」概念只能表明學術話語中的一種形式化風格，我們還需要一個足以表達對該範式強烈地堅定擁護的術語。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討厭的歧義，我選擇「範式主義」（paradigmaticism）這個詞（一個可能的備選術語是「形式主義（formalism）」，但是該術語不足以表達對那種不需要數學化的範式的擁護）。在經濟學職業界，範式主義是本書中的很多作者發現是錯誤的那種主張，因為，在經濟學內部，他們看到了範式主義和以公共事務為導向的經濟學之間的沖突。不管表達的是否清楚，本書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對經濟學界的範式主義，因為他們認為該傾向使得經濟學家們無法有效幫助政治經濟領域的真正決策者。範式主義最主要的類型就是那種被本書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爾布魯克明確反對的對正式模型建構的過分強調，在他們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納，特別是麥克洛斯基，也同樣表達了這種反對。本書中的科斯和菲爾布魯克反對的另一種範式主義就是那種因偏愛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歸分析）而導致的對經驗研究的過分偏愛。最後一種範式主義的類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種過分熱衷於收集各種事實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m）。 範式主義與相關主題的沖突 普通人不會思考或者談論「範式」這個詞。因此，要想使範式話語的傳授有任何價值的話，就必須以一種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傳播。盡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納和哈耶克表達過對範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賞，大多數的作者還是認為範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強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發現還不值得介紹給公眾。這種反對是不太明確的；同時也存在一種經濟學家在範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遠的爭論。那種「偉大的信念」堅持認為範式主義能最好地為社會服務，在學術職業界取得成就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但是本書的作者們指出了範式主義和經濟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間的沖突。對於定量分析範式，科斯寫到：「但是這一領域的發展成本極為高昂，它占據了本該全力投入到發展傳統理論的資源，也占據了對經濟系統中非計量性部分的經驗研究的資源。經濟系統中難以測量的那部分習慣性地被忽視了，這導致注意力從經濟系統本身轉移到了測量的技術問題。」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對正式的模型建構範式發表了更辛辣的評論（想想這些評論寫作於1942年！）：「最後，理論變得如此」科學「和抽象，以至於激起了數學家們的興趣使得他們樂於在一個復雜的永遠正在呈現的均衡中發展一種千變萬化的概念和一種原子單位的沒有摩擦力的游戲。均衡的概念使人聯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種數學模型的「多產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這一模型建構的游戲會一直繼續，直到越來越讓人難以明白的經濟學雜志中的某一頁變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碼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發深奧的模型建構者把所有不方便「運送」（freight）的事實都給拋棄了，直到「科學」達到一種境界，進入到了一個只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來越忽視理論的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的純粹抽象的領域。」以一種相似的風格，赫特抨擊道：「我們的觀點是，盡管過去四十年目擊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邏輯結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對豐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但是，對於有些最多產的方法論發明家而言，他們的研究方式已經使得他們趨向於嚴重忽視一直存在著的作為科學之基礎（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實用性。」赫特的批評性評論確鑿無疑地針對由魯賓斯坦（Joan Robinson）開創的那種研究方式，他還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未言明的、並且未被辯護過的對「偉大的信念」的確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構中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科學（true science）。這種確信正當化了對其他不那麼形式化

6. 喬治·斯蒂格勒的教學生涯

1947年，斯蒂格勒開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長達11年之久的教學生涯。
1958年，斯蒂格勒被認命為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美國制度查爾·R·沃爾格林講座的教授。這樣，他就開始了在這所大學的長期任職生涯。在此期間，他與米爾頓·弗里德曼一道，幫助領導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這個學派由於重視貨幣主義和降低政府作用而聞名於世。
1957——1958年，斯蒂格勒離開了芝加哥大學赴加利福尼亞斯坦福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與肯尼思·阿羅、梅爾文·里德、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伯特·索洛一起度過了他在回憶中所稱的「輝煌的一年」。這些人中除里德外，後來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斯蒂格勒在1971—1974年擔任安全投資保護委員會副主席，1969——1970年擔任尼克松總統的法規管理改革顧問，這使他有機會將他在法規管理上的學術成果應用於公共政策上。 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系列重要的學術任命和職務頭銜接踵而來，這是由於他的成就被世人認識而致。1964年，他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1974年，他成為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的編輯。一年後，他被選為美國全國科學院成員。
1977年後任芝加哥大學國家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自1947年開始，一直兼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高級研究員。1982年，斯蒂格勒獲得了經濟學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70歲的這一年，斯蒂格勒進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擁有了較多的時間從事他所喜歡的業余愛好：收集書籍、攝影、木刻和打高爾夫球。他放棄了大學的領導崗位，但被命名為查爾斯·W·沃爾格林傑出榮譽退休教授。

7. 斯蒂格勒的介紹

喬治·斯蒂格勒 （George Joseph Stigler），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學史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同弗里德曼一起並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領袖人物，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

8. 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說過：「沒有一個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方式的兼並而

答案A
本小題考查的是聯系。大公司成長起來不僅靠內部也離不開外部，這說明事物的聯系構成事物的變化和發展，B、D與材料無關，C的說法是錯誤的。

9. 《經濟學》教科書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吧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英文版的

有翻譯版的
梁小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

我們用的這個內 西財容

下面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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