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一篇政治經濟學原理小論文，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變化」。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建設資源節約
內容摘要：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至今，以往曾在社會經濟建設中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為我國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繼續提供發展動力。循環經濟符合我國國情，體現了我黨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它的提出，為萍鋼公司解決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較為科學的措施和方法，也為萍鋼的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主題詞：循環經濟，資源節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人民生活獲得了極大的改善。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些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和資源供給不足。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這一科學論斷，對於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踐行科學的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萍鋼公司董事長塗建民在萍鋼公司二00九年四月五日召開的萍鋼公司職工代表大會的報告《弘揚企業文化，實施挖潛重組，實現企業發展的新突破》中就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列為了二00九年萍鋼公司完成工作目標的主要措施之一，萍鋼公司將環保列為萍鋼公司發展的「三大要素」（安全、環保、競爭力）之一。
一、循環經濟理論的本質和原則
循環經濟一詞，是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它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為特徵，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融為一體，運用生態學規律來知道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從而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全面協調發展。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
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區別在於：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徵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環經濟則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徵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環經濟體現的是一種新的發展觀，為傳統經濟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提供了戰略性的理論範式，從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發展循環經濟，是萍鋼公司建設資源節約型、環保型企業和實現萍鋼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舉措。
二、發展循環經濟對我國社會經濟建設的必要性
（一）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我國是一個人口密度高、人均資源佔有率低的國家，我國人均土地佔有量和水資源佔有量只有世界人均佔有量的1／3和1／4，人均礦產資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與此同時，環境污染非常嚴重。如果仍以傳統粗放型高消耗、低產出、高污染的生產方式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將會使環境狀況進一步惡化，也會使有限的資源加速耗竭，從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制約作用。所以必須轉變傳統的發展模式，以發展循環經濟來保證水土資源和礦產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持續支持。
（二）發展循環經濟是有效利用資源，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需要
我國是資源匱乏的國家。人均水資源擁有量為2250立方米／人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資源嚴重缺乏，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2000億元。我國的能源資源也十分有限。雖然已探明的煤炭儲量佔世界儲量的11%，原油佔2.4%，天然氣佔1.2%，但人均能源資源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原材料和能源的不足將成為我國總體經濟規模擴張的「瓶頸」，改變這種狀況必須發展循環經濟。
（三）發展循環經濟是保護環境，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需要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按十大水系常年平均徑流量計算，我國地表水全部達到國家Ⅲ類水質標准時的COD容量必須控制在800萬噸，可2005年，全國COD排放量為1414萬噸，超過容量76.8％；如果我國空氣質量要達到二級標准，那麼二氧化硫允許的最大排放量是1200萬噸，但在2005年，全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為2549萬噸，超過環境容量112.4％；生活污水：1/3城市集中處理率為零；生活垃圾：1/4城市無害化處理率為零；過去20年間，中國北方幾十條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經乾涸，大片區域的生態受到破壞。由於蓄水層被抽干，華北許多城市的地下裂開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蓋了中國18%的土地面積，而現在正以每年幾十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而且中國30%以上的地方有酸雨問題，雖然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略有下降，但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速度繼續上升。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環境質量，扭轉生態惡化的趨勢，就必須發展循環經濟。
（四）發展循環經濟是萍鋼公司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由於國內鋼鐵產能連續多年高速增長，鋼鐵產量急劇膨脹；與此相反的是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平穩增長，帶動整個社會需求從高速增長變為平穩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鋼材需求明顯回落；在國際貿易摩擦加劇、鋼鐵產業新政出台、人民幣升值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國內資源出口受阻，又進一步加劇了國內鋼鐵市場的銷售壓力；與此同時，制約鋼鐵產業盈利的因素與日俱增，鐵礦石、焦炭等原燃料價格日漸看漲，環保、土地、技術開發成本不斷上升，使鋼鐵產業成本日益拉高。更由於萍鋼公司「原料、銷售兩頭在外」的先天劣勢，發展循環經濟已是萍鋼公司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三、萍鋼公司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措施
《鋼鐵產業發展政策》明確指出要按照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理論，提高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建立循環型鋼鐵工廠。所以，發展循環經濟是企業適應宏觀經濟的需要，同時也是萍鋼公司進一步降成本的重要途徑。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萍鋼公司已制定的《創建資源節約型企業2006—2010年計劃》中，全面貫徹了從源頭抓起、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從管理、結構、技術、系統四個方面抓好資源節約工作，提高能源節約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努力創建資源節約型鋼鐵企業。
首先，進一步降低各工序能耗，充分挖掘能源利用潛力。2006年，噸鋼綜合能耗要降到655千克標煤，到2010年，要實現入爐焦比380kg/t以內，高爐、焦爐煤氣利用率達100%，轉爐煤氣利用率達80%，水的循環利用率達95%以上，各主要工序能耗分別下降10—20%，噸鋼綜合能耗降到590千克標煤以下。
第二，優化原燃料、產品、副產品結構和資源利用結構，實現企業系統優化。抓好高爐水渣、瓦斯灰及轉爐、軋鋼污泥等固體廢棄物的資源化，全部實現100%的再利用；通過加強管理和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老廠實現工業用水95%的循環利用率，噸鋼耗新水達到6.5噸。
第三，萍鋼公司2006年的技術改造重點為資源綜合利用、再生回收利用和循環利用等先進技術的開發、應用和推廣，投資1.4億元新建2套TRT高爐煤氣差壓發電裝置、回收利用高爐煤氣發電、余熱蒸汽發電等項目，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緊緊圍繞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水」、「廢氣」、「廢渣」、「廢熱」，大做綜合利用的文章，成功打造出一條「內部循環產業鏈」，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利潤空間。
（二）大力推行清潔生產
萍鋼鐵公司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工作，嚴格遵守國家的環境法律法規，積極推行環境管理體系，企業先後通過了ISO9002質量體系認證、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和OHSAS18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在此基礎上，為認真貫徹執行《清潔生產促進法》，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實現「節能、降耗、減污、增效」的目的，大力推行清潔生產，於2004年10月通過了江西省經貿委和省環保局組織的清潔生產審核，又於2006年6月通過了清潔生產的復審。
通過清潔生產審核，萍鋼公司各單位把一些管理措施納入到清潔生產審核方案中去，使企業在設備跑、冒、滴、漏等現象大大減少。實施清潔生產審核後，萍鋼公司也取得了明顯的環境效益，廢水中酚、石油類、化學需氧量、懸浮物和廢氣中主要污染物的外排總量都有所下降，固體廢棄物全部得了綜合利用，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返礦粉、瓦斯灰、污泥、水渣、氧化鐵皮和鋼渣等全部得到了綜合利用。同時實現兩個轉變，即污染物控制由濃度控制向濃度控制與總量控制相結合的轉變，工業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末端治理和生產全過程式控制制相結合的轉變，提高了企業整個基礎管理水平。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講話中強調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目前，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能源節約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堅持可持續發展已納入萍鋼公司發展規劃之中，萍鋼公司正努力實現環保與發展經濟的「雙贏」。
2. 求題目為《政治經濟學原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借鑒意義》的一篇論文，球會的大神幫幫忙。。。。
自1995年樊綱與崔之元、吳易風的「範式之爭」以來,「中國經濟學」及其建立或重建的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圍繞中國經濟學的界定、歷史、現在、未來以及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學,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和發展方向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中國經濟學的界定
也許是出於對以前過度概念之爭的逆反,現在很多論文沒有明確界定「中國經濟學」的定義,但也有少數文章有所界定。何煉成、丁文峰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學,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經濟學是指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科;廣義的中國經濟學則是指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它應是中國經濟學科、中國經濟學人、中國經濟學派、中國經濟學工具與方法等范疇的有機統一和總稱。(1)」劉詩白認為,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和小平同志的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為源泉,科學地反映和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積極要素和繼承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學優秀遺產,這樣具有中國的理論特色、風格和氣概的新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發展。」(2)
也有學者不認為將有「中國經濟學」,在行文中常出現「經濟學的中國化」、「經濟學的本土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認為是否有一個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的中國經濟學的問題,類似於我們要與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廈,還是另起爐灶的問題。現在看來,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同建一座大廈(3)。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將出現新的經典、新的定義、新的理論,但這只是對經濟學這座共同大廈的貢獻,是「經濟學的中國學派」。
有的學者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觀點,從範式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李義平認為,要建立「中國經濟學」,作為一次經濟學的革命,必須對中國經濟生活領域「能夠提出嶄新的理論,這種理論由一套范疇、概念、定律、方法組成」,對中國經濟問題做出「為學界公認的、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嶄新的說明」(4)。宋冬林進一步認為「範式是人們對實踐活動的理論認識」。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包括這樣幾個內容:范疇的創新、分析方法的創新和理論體系的創新。」因此,他認為古老悠久的傳統文化與現行制度使中國人對本國的經濟活動有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外來文化必須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形成自己的范疇、思想和理論,才有「中國經濟學」。(5)
還有的學者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指出中國經濟學或中國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時髦名詞,它可以追溯到數十年以前。王亞南於1946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就曾試圖「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它區別於泊來政治經濟學之處,在於「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或者說,它的內容「比較更切實用」,意在「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6)。談敏指出,王亞南的上述解釋,大致給中國經濟學這個概念從理論上劃定了一個范圍,其側重點是要求在理論體系、論斷結論、案例材料、性質內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種全然不同於現行泊來的政治經濟學、而特別適用於中國自身情況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或「讀本」(7)。王亞南自己撰寫這部《中國經濟原論》,就是在實踐著這一努力。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以研究「中國原有的經濟形態」為其宗旨,分別從導論,即論述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及其研究上的兩種基本對立見解開始,隨之相繼考察了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利息與利潤形態、工資形態、地租形態、經濟恐慌形態,最後在結論中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生產關系下的諸經濟傾向進行了總考察;此外,書中還以附論的形式,補充考察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等論題。顯然,這是一部道地的中國式政治經濟學讀本,所以有人揣測說,「大概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設想『中國經濟學』的初步嘗試」(8)。由此可見,早在50多年前,我國學者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創立中國經濟學的命題,而且關於這個命題的解釋,在不少方面,與今天討論中國經濟學中的許多觀點,也是相通的。
二、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
(一)教條主義
這一傾向突出表現為傳統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述的生搬硬套和神聖化。過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說過的話。遇到理論和實際問題時,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而是從他們的只言片語中找答案。表現在理論研究中,誤把一般的經濟關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誤把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誤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當作普遍真理,誤把經典作家的規范判斷當作實證分析的基礎,誤把實現目的的手段當作目的本身。這是教條主義傾向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突出表現。改革開放以後,有一部分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採取了同樣的教條主義態度。
(二)急功近利
理論研究需要艱苦細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恆的努力,經濟學也不例外。然而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卻似乎充滿了躁動和急功近利,其表現有多種:研究題目的選擇側重於當前的需要,較多的是對策性的研究,對策性研究算不算經濟學研究。可以討論,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說,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要經過社會較長時期的檢驗,才能評價它的價值,可是我們的做法卻相反,下年評上年,下月評上月,這種評獎方式屢見不鮮。再比如說,當前中國經濟學還存在著經濟研究「政治化」、「長官意志化」的傾向。本來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經濟研究也要表達長官的意志,但如果僅拘泥於這一方面,完全受這樣的約束就不妥當了。
(三)本末倒置
眾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經濟實踐也是人們的社會實踐。這是一般的經濟常識。經濟學就是研究「人」這個主體的科學,它要深入分析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利益滿足的程度,參與經濟活動的態度、情緒,以及新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促進經濟活動一切依靠人、一切服從人、一切為了人。離開對「人」這個主體的分析,將人游離於經濟學之外,不僅使整個經濟活動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濟學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可是,在現行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學論著中,卻充斥著見物不見人的現象。似乎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與「人」這個主體本身關系不大,或者把「人」這個主體當作已經解決的問題。比如,人們研究發展生產力,談得較多的都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誠然,這些也很重要,但卻忽視了「人」是生產力的主體要素,「人」既是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受益者。現在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自身的發展相一致,要服從於「人」的目的。我們平時研究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都不能迴避生產總是以人為主體的生產,分配也是以人為主體的分配,交換、消費亦如是。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經濟活動是否順利,當然有技術性問題,但是更多的、帶根本性的,還是「人」本身的問題。經濟學研究,首先應該研究人們在經濟過程中的情緒和願望,分析人們的勞動能力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是否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通過經濟活動出現的問題,仔細尋找隱藏在「人」背後的原因和答案。我們堅信,經濟學突出了人的主體性,不再從現象到現象,而是從發現人的問題入手,解決人的問題,實現人的願望和要求,中國經濟學就一定能抓往這門科學的根本,從而推動這門科學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
與忽略對「人」的問題的研究相聯系,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出現了對生產關系理論的輕視。其實,生產關系即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基本的經濟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這種利益關系幾乎無處不在,並且客觀上總是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可是十分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常識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許多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就對把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表現出比較普遍的懷疑,有提出把生產方式作為研究對象的,也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共同作為研究對象的,還有人提出乾脆將生產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經濟學(也有叫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給人一種印象,即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弊端與研究生產關系有關,似乎繼續研究生產關系理論是「左」的思想表現,是理論上的僵化。因此,許多搞了多年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將興趣移至生產力經濟學、部門經濟學等方面;年輕學者幾乎都迷戀起西方經濟學。現在廣泛流行的,除了各種各樣的西方經濟學譯著,以及根據西方經濟學編寫的教材和闡述的文章外,現行的政治經濟學也基本上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的大雜燴。有關生產關系的理論,即使在那些仍將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教科書中,分析論述也相當膚淺,有關生產關系的論著則如鳳毛麟角。不過,生產關系作為人們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利益關系,既不會因人們在理論上的輕視而消失,更不會因人們誤解和偏見而喪失其功能作用。其實,傳統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因為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響,滿足於教條化的理論推演,對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利益關系矛盾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不願作深入的分析探討。當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又誇大利益矛盾,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利益矛盾,結果搞得人人自危。這些不僅不能作為輕視和放棄生產關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說明對生產關系研究不夠,過於狹隘和膚淺。
(四)形式主義
這在數學方法的運用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經濟學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研究中比較偏重於採用數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和模型。不僅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志是滿篇滿紙的公式,就是在國內一些早就出名的經濟刊物,也改弦易轍,刊載起大量的布滿數學公式和符號的經濟學文章。一批經濟學者沾沾自喜於數學方法的運用。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新氣象,為經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傳統經濟學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的創立,是否主要依靠數學方法的推廣和運用?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質和量的規定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在經濟學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問題,並且經濟學從定性向定量的發展,也是經濟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不過,我們感到,定性分析為體,定量分析為用,定量分析要服從和服務於定性分析,經濟學的定量分析必須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經濟學數學方法的運用必須以准確的定性分析為前提,如果定性不準,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南轅北轍。現在有些運用數學方法撰寫的經濟學文章,往往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數學技巧而拋棄經濟學原則,好像根本不準備讓別人讀懂,或者主要是為西方經濟學者寫的。有些文章濫用數學方法,結果最後說明的理論簡單而膚淺,許多本來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的問題,卻運用了一大串的數學公式推導,給人一種故弄玄虛、華而不實之感。
因此,對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後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並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這主要不是依賴於數學方法的運用。當然,如果真有誰能用數學方法說清楚和解決好中國的基本經濟問題,那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五)時空絕對
1.中國經濟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泛時空觀。經濟體制改革在當代中國的進展,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大體上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於舊的理論、舊的思維方式的慣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學體系的構建,顯然處於較為明顯的滯後狀態。這方面最有力的例證是,在中國流行的各種頗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體上都是由極不協調的三大板塊組成:(1)馬克思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2)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理論;(3)對現實的經濟運行作淺層次描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相對穩定的第一、第二板塊與急驟變化的第三板塊,共處於同一教科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國經濟學演進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學家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
在我們看來,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時空相對的,西方經濟學如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例外。從斯密到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遜,西方經濟學每一重要的發展階段,都使經濟學體系產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變化。而中國流行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板塊,則大體上是數十年一貫制;較之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人們幾乎找不到實質內容上的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實是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但它肯定不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可以永遠定格不變的。
然而,由於某種思維定勢,人們基本上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可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框架這一問題也不作考慮,似乎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分析框架,來探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各層面對策。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這不僅造成了中國經濟學的尷尬,中國經濟學家的尷尬,也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尷尬。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堅持,只會使我們距離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本質內容更為遙遠。可以說,泛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是中國經濟學發展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2.中國經濟學對待西方經濟學的狹隘時空觀。當人們討論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借鑒意義時,尤其是在較為莊重的場合,大多採取的是這樣的評價:西方經濟學在總體上是庸俗的(非科學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觀點或見解可供參考或借鑒。
其實,理性地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對以考察市場經濟運行或發展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較為系統性的啟發作用。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較之人類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多「修煉」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更不是立足於西方經濟學可能比馬克思經濟學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於現代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處在同一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經濟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一句話,中國經濟學之所以應當而且可以系統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在於二者之間有一定的時空相似性。
3.中國經濟學對待中國現實經濟的絕對時空觀。中國經濟學當然要以中國現實經濟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在現實的研究活動中,卻時常可以看到將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絕對化理解的現象。其一,過分誇大中國市場經濟運行與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相似性,以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不過是或最終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翻版,表現在理論上,絕對照搬和套用現代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現實經濟。推崇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和私有化,否認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學術」意義,即是明證。其二,過分渲染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否認中國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將中國經濟學演變為詮釋現行制度和現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學帶有明顯的隨意性、動盪性和不確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論研究所應具有的規范性、穩定性和相對確定性。其三,忽略中國現實經濟的發展特性,拘泥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水平,不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演變的迅捷性和復雜性,不注意中國市場經濟也在面臨知識經濟的挑戰,因而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失去了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三、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一)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
何煉成、丁文鋒曾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真正的「根」,實際上是指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依據。因此,「這個『根』不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不是西方經濟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只能是中國經濟活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與認識論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畢竟不是經濟思想史,而是關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學問。二是有利於防止崇古主義對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的誤導。三是還中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的本來面目,以保證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能夠健康進行。」(9)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有極強的同步性。近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並且不斷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在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或科學體系,更重要的則在於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經濟傳統,或者說是適應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國,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准確、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國經濟學。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總的思路是對「經典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注釋上;另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經濟學開始探討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學說不斷地引入,使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中國經濟學在與西方經濟學融合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種盲目引進、機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傾向。這表現在濫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來剪裁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一些理論完全無視中國的實際,「言必稱希臘」,導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混亂。理論的混亂必然導致實踐的盲目,政策變動頻繁,改革成本加大。從中國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呈現出對過去的過多的定性分析的「矯枉過正」的現象,要麼過於追求經濟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視其實踐指導性,要麼以晦澀的理論來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國經濟學的「貴族化」傾向明顯加大,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踐的背離越來越大。對此如無清醒的認識,必將把中國經濟學引入歧途。因此,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在中國經濟傳統與現代經濟相結合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時代需求所組成的三維空間中把握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1.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導向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經濟運行(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正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於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原理對以改革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社會生產均衡發展的原理等也必將對以市場經濟運行為考察對象、以經濟發展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2.以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現代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能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較為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生活的實際;作為尋求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機理以及優化各層面對策的經濟學,與我們要構建的經濟學大體上屬同一類別,在研究對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體的同構性。
3.順應時代要求,實現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跨越式發展。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經濟學正孕育著一場新的革命,其意義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其主要誘因是因為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變遷(10)。古典經濟學家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以手工勞動為基礎、以再生資源為主體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面臨的則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資源中佔有較大比重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顯著放大了經濟運行中經濟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則是,較之邊際革命時代,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從而使非再生資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極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現出來。如果說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與古典經濟學家面臨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具有基本異質性的、新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深切反思,導致了經濟學的邊際革命,那麼,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將會產生能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深刻變遷的新的經濟學革命。
中國市場經濟的後起性,使中國沒有能產生與古典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也沒有能產生與邊際革命及其之後的西方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當然沒有必要像西方經濟學那樣,經過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國經濟學家可以也應該在以西方經濟學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西方經濟學為基本構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時,順應時代需求,走一條非常規的發展路徑,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現代經濟學,以相當一部分資源具枯竭前景假設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新一輪的經濟學革命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11)
(三)時空相對地把握中國經濟學
首先,中國經濟學必須以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演進為基礎,以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和將要面臨的問題為導向,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時代特色。其次,中國經濟學必須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的精華,用之於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礎上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特色。第三,中國經濟學必須摒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在既定製度下研究人們行為關系的做法,回應中國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合理兼顧制度分析和行為分析,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國經濟學必須正視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不規范性,比如說,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城鄉不對稱二元結構問題,商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不同步問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經濟保護問題,經濟、科技、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不協調問題,等等,既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比較規范的問題,也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還要用「有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國經濟學必須考慮知識經濟的挑戰問題,這不僅在於中國遲早也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而且在於知識經濟正在全面沖擊著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因此,在我們接受並從現代經濟學中吸取養分的時候,就不能不有所鑒別,有所取捨,從而對知識經濟可能對中國經濟學的沖擊早做准備。比如說,關於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假定和理論基礎的經濟人理性行為假定,且不談眾多學者對其頗有微辭,也不談這一假定與中國傳統觀念是否融合,即便是著眼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所激發的個人、組織和地方的自利傾向對於生態、環境和社會、政治等方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以及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們也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盡管我們不能迴避人的自利傾向,但是,我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藉以進一步渲染和擴張這種自利傾向,而不是以同樣無法迴避的人的合作傾向和多目標導向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注釋:
(1)(9)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7期。
(2)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經濟學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會有經濟學的中國流派嗎》,《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參見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財經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從範式危機看經濟學的發展》,《當代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附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頁。
(7)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3. 急求政治經濟學試題答案！急！
1、科學技術來的進步可源以帶來人類智能的提高,智慧的發展,提高人的素質.較好的素質和技能就可以更好的掌握先進的生產資料.
2、科學技術使生產工具現代化,使勞動資料更易於生產.
3、科學技術使管理現代化,提高了生產的工藝流程.
4、科學技術擴大了勞動資料、對象的范圍和空間.
4. 如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建設~~舉出2到3個實例加以分析~~
自1995年樊綱與崔之元、吳易風的「範式之爭」以來,「中國經濟學」及其建立或重建的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圍繞中國經濟學的界定、歷史、現在、未來以及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學,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和發展方向作一簡要的分析。
一、中國經濟學的界定
也許是出於對以前過度概念之爭的逆反,現在很多論文沒有明確界定「中國經濟學」的定義,但也有少數文章有所界定。何煉成、丁文峰認為:「所謂中國經濟學,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經濟學是指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科;廣義的中國經濟學則是指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它應是中國經濟學科、中國經濟學人、中國經濟學派、中國經濟學工具與方法等范疇的有機統一和總稱。(1)」劉詩白認為,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和小平同志的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為源泉,科學地反映和深入揭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積極要素和繼承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學優秀遺產,這樣具有中國的理論特色、風格和氣概的新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發展。」(2)
也有學者不認為將有「中國經濟學」,在行文中常出現「經濟學的中國化」、「經濟學的本土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認為是否有一個與西方經濟學的不同的中國經濟學的問題,類似於我們要與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廈,還是另起爐灶的問題。現在看來,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經濟學家應該是同建一座大廈(3)。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將出現新的經典、新的定義、新的理論,但這只是對經濟學這座共同大廈的貢獻,是「經濟學的中國學派」。
有的學者引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觀點,從範式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李義平認為,要建立「中國經濟學」,作為一次經濟學的革命,必須對中國經濟生活領域「能夠提出嶄新的理論,這種理論由一套范疇、概念、定律、方法組成」,對中國經濟問題做出「為學界公認的、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嶄新的說明」(4)。宋冬林進一步認為「範式是人們對實踐活動的理論認識」。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包括這樣幾個內容:范疇的創新、分析方法的創新和理論體系的創新。」因此,他認為古老悠久的傳統文化與現行制度使中國人對本國的經濟活動有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外來文化必須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形成自己的范疇、思想和理論,才有「中國經濟學」。(5)
還有的學者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指出中國經濟學或中國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時髦名詞,它可以追溯到數十年以前。王亞南於1946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就曾試圖「創建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它區別於泊來政治經濟學之處,在於「特別有利於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或者說,它的內容「比較更切實用」,意在「創立一種特別具有改造中國社會經濟,解除中國思想束縛的性質與內容的政治經濟學」(6)。談敏指出,王亞南的上述解釋,大致給中國經濟學這個概念從理論上劃定了一個范圍,其側重點是要求在理論體系、論斷結論、案例材料、性質內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種全然不同於現行泊來的政治經濟學、而特別適用於中國自身情況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或「讀本」(7)。王亞南自己撰寫這部《中國經濟原論》,就是在實踐著這一努力。此書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以研究「中國原有的經濟形態」為其宗旨,分別從導論,即論述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形成發展及其研究上的兩種基本對立見解開始,隨之相繼考察了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利息與利潤形態、工資形態、地租形態、經濟恐慌形態,最後在結論中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生產關系下的諸經濟傾向進行了總考察;此外,書中還以附論的形式,補充考察了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等論題。顯然,這是一部道地的中國式政治經濟學讀本,所以有人揣測說,「大概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設想『中國經濟學』的初步嘗試」(8)。由此可見,早在50多年前,我國學者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創立中國經濟學的命題,而且關於這個命題的解釋,在不少方面,與今天討論中國經濟學中的許多觀點,也是相通的。
二、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誤區
(一)教條主義
這一傾向突出表現為傳統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述的生搬硬套和神聖化。過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說過的話。遇到理論和實際問題時,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而是從他們的只言片語中找答案。表現在理論研究中,誤把一般的經濟關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誤把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誤把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當作普遍真理,誤把經典作家的規范判斷當作實證分析的基礎,誤把實現目的的手段當作目的本身。這是教條主義傾向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的突出表現。改革開放以後,有一部分學者對西方經濟學採取了同樣的教條主義態度。
(二)急功近利
理論研究需要艱苦細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恆的努力,經濟學也不例外。然而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卻似乎充滿了躁動和急功近利,其表現有多種:研究題目的選擇側重於當前的需要,較多的是對策性的研究,對策性研究算不算經濟學研究。可以討論,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說,經濟學研究的成果要經過社會較長時期的檢驗,才能評價它的價值,可是我們的做法卻相反,下年評上年,下月評上月,這種評獎方式屢見不鮮。再比如說,當前中國經濟學還存在著經濟研究「政治化」、「長官意志化」的傾向。本來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經濟研究也要表達長官的意志,但如果僅拘泥於這一方面,完全受這樣的約束就不妥當了。
(三)本末倒置
眾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以人為主體的行為,經濟實踐也是人們的社會實踐。這是一般的經濟常識。經濟學就是研究「人」這個主體的科學,它要深入分析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利益滿足的程度,參與經濟活動的態度、情緒,以及新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促進經濟活動一切依靠人、一切服從人、一切為了人。離開對「人」這個主體的分析,將人游離於經濟學之外,不僅使整個經濟活動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經濟學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可是,在現行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學論著中,卻充斥著見物不見人的現象。似乎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與「人」這個主體本身關系不大,或者把「人」這個主體當作已經解決的問題。比如,人們研究發展生產力,談得較多的都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誠然,這些也很重要,但卻忽視了「人」是生產力的主體要素,「人」既是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又是生產力發展的受益者。現在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強調物質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自身的發展相一致,要服從於「人」的目的。我們平時研究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都不能迴避生產總是以人為主體的生產,分配也是以人為主體的分配,交換、消費亦如是。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誰」來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經濟活動是否順利,當然有技術性問題,但是更多的、帶根本性的,還是「人」本身的問題。經濟學研究,首先應該研究人們在經濟過程中的情緒和願望,分析人們的勞動能力是否得到充分發揮,是否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通過經濟活動出現的問題,仔細尋找隱藏在「人」背後的原因和答案。我們堅信,經濟學突出了人的主體性,不再從現象到現象,而是從發現人的問題入手,解決人的問題,實現人的願望和要求,中國經濟學就一定能抓往這門科學的根本,從而推動這門科學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
與忽略對「人」的問題的研究相聯系,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出現了對生產關系理論的輕視。其實,生產關系即人們的經濟利益關系,是基本的經濟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這種利益關系幾乎無處不在,並且客觀上總是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可是十分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常識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許多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就對把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表現出比較普遍的懷疑,有提出把生產方式作為研究對象的,也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共同作為研究對象的,還有人提出乾脆將生產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經濟學(也有叫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給人一種印象,即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弊端與研究生產關系有關,似乎繼續研究生產關系理論是「左」的思想表現,是理論上的僵化。因此,許多搞了多年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將興趣移至生產力經濟學、部門經濟學等方面;年輕學者幾乎都迷戀起西方經濟學。現在廣泛流行的,除了各種各樣的西方經濟學譯著,以及根據西方經濟學編寫的教材和闡述的文章外,現行的政治經濟學也基本上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的大雜燴。有關生產關系的理論,即使在那些仍將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教科書中,分析論述也相當膚淺,有關生產關系的論著則如鳳毛麟角。不過,生產關系作為人們之間客觀存在的經濟利益關系,既不會因人們在理論上的輕視而消失,更不會因人們誤解和偏見而喪失其功能作用。其實,傳統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因為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響,滿足於教條化的理論推演,對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利益關系矛盾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不願作深入的分析探討。當經濟發展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又誇大利益矛盾,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解決利益矛盾,結果搞得人人自危。這些不僅不能作為輕視和放棄生產關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說明對生產關系研究不夠,過於狹隘和膚淺。
(四)形式主義
這在數學方法的運用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引進,經濟學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研究中比較偏重於採用數學方法,而且是相當艱深的高等數學方法和模型。不僅西方經濟學書籍和雜志是滿篇滿紙的公式,就是在國內一些早就出名的經濟刊物,也改弦易轍,刊載起大量的布滿數學公式和符號的經濟學文章。一批經濟學者沾沾自喜於數學方法的運用。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經濟學研究領域出現的新氣象,為經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傳統經濟學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的創立,是否主要依靠數學方法的推廣和運用?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質和量的規定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在經濟學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問題,並且經濟學從定性向定量的發展,也是經濟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不過,我們感到,定性分析為體,定量分析為用,定量分析要服從和服務於定性分析,經濟學的定量分析必須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經濟學數學方法的運用必須以准確的定性分析為前提,如果定性不準,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甚至南轅北轍。現在有些運用數學方法撰寫的經濟學文章,往往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數學技巧而拋棄經濟學原則,好像根本不準備讓別人讀懂,或者主要是為西方經濟學者寫的。有些文章濫用數學方法,結果最後說明的理論簡單而膚淺,許多本來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的問題,卻運用了一大串的數學公式推導,給人一種故弄玄虛、華而不實之感。
因此,對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後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的方法和途徑,並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這主要不是依賴於數學方法的運用。當然,如果真有誰能用數學方法說清楚和解決好中國的基本經濟問題,那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五)時空絕對
1.中國經濟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泛時空觀。經濟體制改革在當代中國的進展,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大體上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於舊的理論、舊的思維方式的慣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經濟學體系的構建,顯然處於較為明顯的滯後狀態。這方面最有力的例證是,在中國流行的各種頗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體上都是由極不協調的三大板塊組成:(1)馬克思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2)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理論;(3)對現實的經濟運行作淺層次描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相對穩定的第一、第二板塊與急驟變化的第三板塊,共處於同一教科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國經濟學演進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學家尷尬處境的生動寫照。
在我們看來,任何經濟學理論都是時空相對的,西方經濟學如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例外。從斯密到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遜,西方經濟學每一重要的發展階段,都使經濟學體系產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變化。而中國流行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板塊,則大體上是數十年一貫制;較之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人們幾乎找不到實質內容上的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實是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但它肯定不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可以永遠定格不變的。
然而,由於某種思維定勢,人們基本上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可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框架這一問題也不作考慮,似乎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分析框架,來探討中國市場經濟運行可能存在的問題及各層面對策。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這不僅造成了中國經濟學的尷尬,中國經濟學家的尷尬,也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尷尬。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堅持,只會使我們距離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本質內容更為遙遠。可以說,泛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空界限,是中國經濟學發展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2.中國經濟學對待西方經濟學的狹隘時空觀。當人們討論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借鑒意義時,尤其是在較為莊重的場合,大多採取的是這樣的評價:西方經濟學在總體上是庸俗的(非科學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觀點或見解可供參考或借鑒。
其實,理性地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對以考察市場經濟運行或發展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較為系統性的啟發作用。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較之人類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多「修煉」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更不是立足於西方經濟學可能比馬克思經濟學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於現代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處在同一時代,現代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經濟學所研究的市場經濟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一句話,中國經濟學之所以應當而且可以系統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在於二者之間有一定的時空相似性。
3.中國經濟學對待中國現實經濟的絕對時空觀。中國經濟學當然要以中國現實經濟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在現實的研究活動中,卻時常可以看到將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絕對化理解的現象。其一,過分誇大中國市場經濟運行與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相似性,以為中國市場經濟運行不過是或最終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運行的翻版,表現在理論上,絕對照搬和套用現代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現實經濟。推崇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和私有化,否認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學術」意義,即是明證。其二,過分渲染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否認中國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將中國經濟學演變為詮釋現行制度和現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學帶有明顯的隨意性、動盪性和不確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論研究所應具有的規范性、穩定性和相對確定性。其三,忽略中國現實經濟的發展特性,拘泥於中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水平,不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演變的迅捷性和復雜性,不注意中國市場經濟也在面臨知識經濟的挑戰,因而在理論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預見性,失去了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意義。
三、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一)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
何煉成、丁文鋒曾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真正的「根」,實際上是指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依據。因此,「這個『根』不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不是西方經濟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只能是中國經濟活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與認識論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畢竟不是經濟思想史,而是關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學問。二是有利於防止崇古主義對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的誤導。三是還中國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的本來面目,以保證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能夠健康進行。」(9)
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的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有極強的同步性。近代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並且不斷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在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或科學體系,更重要的則在於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經濟傳統,或者說是適應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國,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准確、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國經濟學。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總的思路是對「經典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注釋上;另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經濟學開始探討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學說不斷地引入,使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然而,中國經濟學在與西方經濟學融合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種盲目引進、機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傾向。這表現在濫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來剪裁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一些理論完全無視中國的實際,「言必稱希臘」,導致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混亂。理論的混亂必然導致實踐的盲目,政策變動頻繁,改革成本加大。從中國經濟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呈現出對過去的過多的定性分析的「矯枉過正」的現象,要麼過於追求經濟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視其實踐指導性,要麼以晦澀的理論來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國經濟學的「貴族化」傾向明顯加大,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踐的背離越來越大。對此如無清醒的認識,必將把中國經濟學引入歧途。因此,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立足於中國現時的基本國情,在中國經濟傳統與現代經濟相結合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時代需求所組成的三維空間中把握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1.注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導向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經濟運行(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正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於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原理對以改革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一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社會生產均衡發展的原理等也必將對以市場經濟運行為考察對象、以經濟發展問題為主旋律的中國經濟學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
2.以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現代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能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較為貼近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生活的實際;作為尋求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機理以及優化各層面對策的經濟學,與我們要構建的經濟學大體上屬同一類別,在研究對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體的同構性。
3.順應時代要求,實現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跨越式發展。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經濟學正孕育著一場新的革命,其意義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其主要誘因是因為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變遷(10)。古典經濟學家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以手工勞動為基礎、以再生資源為主體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面臨的則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資源中佔有較大比重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顯著放大了經濟運行中經濟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則是,較之邊際革命時代,非再生資源在經濟能量流動模式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從而使非再生資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極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現出來。如果說邊際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與古典經濟學家面臨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具有基本異質性的、新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的深切反思,導致了經濟學的邊際革命,那麼,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將會產生能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能量流動模式深刻變遷的新的經濟學革命。
中國市場經濟的後起性,使中國沒有能產生與古典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也沒有能產生與邊際革命及其之後的西方經濟學相對應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當然沒有必要像西方經濟學那樣,經過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國經濟學家可以也應該在以西方經濟學尤其是邊際革命後的西方經濟學為基本構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時,順應時代需求,走一條非常規的發展路徑,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現代經濟學,以相當一部分資源具枯竭前景假設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起點,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新一輪的經濟學革命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11)
(三)時空相對地把握中國經濟學
首先,中國經濟學必須以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演進為基礎,以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和將要面臨的問題為導向,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時代特色。其次,中國經濟學必須廣泛吸取古今中外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的精華,用之於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礎上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特色。第三,中國經濟學必須摒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在既定製度下研究人們行為關系的做法,回應中國現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合理兼顧制度分析和行為分析,體現中國經濟學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國經濟學必須正視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不規范性,比如說,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城鄉不對稱二元結構問題,商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不同步問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經濟保護問題,經濟、科技、社會、政治體制改革不協調問題,等等,既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比較規范的問題,也要用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還要用「有規范」的方法分析不規范的問題,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國經濟學必須考慮知識經濟的挑戰問題,這不僅在於中國遲早也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而且在於知識經濟正在全面沖擊著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因此,在我們接受並從現代經濟學中吸取養分的時候,就不能不有所鑒別,有所取捨,從而對知識經濟可能對中國經濟學的沖擊早做准備。比如說,關於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基本假定和理論基礎的經濟人理性行為假定,且不談眾多學者對其頗有微辭,也不談這一假定與中國傳統觀念是否融合,即便是著眼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所激發的個人、組織和地方的自利傾向對於生態、環境和社會、政治等方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以及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徵,我們也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盡管我們不能迴避人的自利傾向,但是,我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藉以進一步渲染和擴張這種自利傾向,而不是以同樣無法迴避的人的合作傾向和多目標導向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注釋:
(1)(9)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7期。
(2)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經濟學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會有經濟學的中國流派嗎》,《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參見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財經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從範式危機看經濟學的發展》,《當代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附論——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頁。
(7)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經濟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頁。
(10)(11)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江海學刊》1998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歐陽文和,周成名.』97「中國經濟學」研究動態[J].財經研究,1998,(3).
[2]何煉成,丁文鋒.中國經濟學從何處來[J].經濟學動態,1997,(7).
[3]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J].經濟學家,1997,(3).
[4]孫劍平.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路徑選擇[J].江海學刊,1998,(1).
[5]談敏.中國經濟學的過去與未來——從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學」主張所想到的[J].經濟研究,2000,(4).
5. 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問題求答案
譚希培、何子英在《倫理學研究》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公平與效率問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備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的討論更是激烈。有人說公平優先於效率，有人說效率優先於公平。文章認為公平與效率是分屬不同分配領域的優先原則，效率相對於生產資料分配領域而言，
公平則相對於生活資料分配領域而言。文章運用博弈分析法說明：公平與效率可以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而達到最佳的結合。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後，產權制度改革把國企改制提升到一個更快、更高的層次。因此，此前在國企改制中已經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效率與公平孰先孰後的問題更加令人矚目。現在，一條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國企改制路徑正在變得清晰。
新近發布的國資委《關於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中，最搶眼的有三點：上市公司國有股轉讓價不得低於凈資產；非上市公司國有產權要公開競價轉讓；嚴禁「自買自賣」管理層收購。
在既往的一些國有企業改制中，最受人關注的便是公平問題。應該承認，確有少數國企管理者，利用企業改制之機，據國家財富為己有，中飽私囊。這一點從表面上看，公平損失是為提升效率必須支付的代價，然而這種所謂的效率提升背後實則暗含著更大的效率損失，同時還為我們的後繼改革製造了更大的成本。
這類公平和效率實際上的雙重損失，主要緣於某種程度上的暗箱操作。所以，在國企改制中，對於提升效率、維護公平，在具體操作上打破暗箱，就變得至關重要。
提升國有企業的效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公平則是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得以持續提升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就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因此，一個更為市場化的、更為透明的路徑就成為推進國有企業改制進程，既提升效率，又維護公平的首選。國資委的《關於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顯然就是意在傾力打造這樣一條更為市場化的、更為透明的國有企業改制路徑。
依據個人收入分配的狀況，一國的收入分配類型可劃分為鐵餅型、尖帽型和橄欖型，三種類型各有其利弊。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類型屬於不斷擴大的尖帽型，既具有它所形成的一定歷史原因，但更具有其影響進一步經濟發展和穩定的巨大隱患。為了遏制尖帽型收入分配的擴大勢頭，並且使之逐步向橄欖型收入分配模式轉型，中國需要進行5個方面的政策調整。
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的個人收入分配的狀況可以表現為三種類型。一是鐵餅型，二是尖帽型，三是橄欖型。
鐵餅型收入分配的特徵是中間的最高收入人群和邊沿的最低收入人群沒有什麼差別。這樣的分配類型，其可能的有利之處是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平等程度高，大家在收入水平上沒有多少可攀比的；其不利之處是每個人的經濟貢獻不能夠顯示出來，人們在收入水平上鐵板一塊，不能做到獎勤罰懶、優績優薪。
尖帽型收入分配的特徵是社會上很少數人的收入水平遠遠處於平均水平之上，而有少部分人的收入處於平均水平左右，但是大多數人的收入大大低於平均水平，僅僅是處於貧困線和溫飽水平之間。因此，宏觀經濟分析上使用的人均收入指標在這一分配類型中，無法反映大多數人的收入狀況。尖帽型收入分配的優點是能夠在短期內打破平均主義的分配局面，鼓勵冒尖和競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缺陷是形成貧富分化，或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多數人陷入生活不能隨著經濟增長而改善的發展陷阱，社會不穩定，經濟無法持續的發展。
橄欖型收入分配的特徵是腰圓膀大、小頭小尾，即最富有的人口較少，社會的大部分成員的收入處於中等水平，構成人數最為眾多的中產階級，而最貧窮的邊沿人口也占很少數。與鐵餅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欖型分配的優勢是有一定收入差距，便於人們之間展開競爭；但與尖帽型收入分配相比，橄欖型的收入分配差距又沒有那麼大，處於收入底層的人口較少，便於實施社會救濟和保障社會穩定。
一、首要的是處理好階級、階層的關系
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中國是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的國家。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概括起來，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社會因素繁多、社會資源豐富的社會。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樣，「豐富」也有二重性。不豐富，相互關系簡單，容易協調；豐富了，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協調起來就難了。常量、變數、多變數，函數、反函數，線性、非線性，有時候要協調好，簡直是難上難。可是，如果不協調好又不行，非協調好不可。
和諧社會是一曲交響樂。其「音符」，說到底，是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
共和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兩大對立階級不復存在了，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可是這決不等於沒有階級了，更不等於沒有階層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社會少不了分層。當今中國有哪些階層，尚在討論中，不管是八個，還是十個，總而言之，是沒有人否認中國還有階級、階層存在這一客觀實際。
根據現代階層理論，階層是指按一定標准區分的社會群體，或經濟標准，或政治標准，或職業標准。根據不同的理論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劃分標准和方法。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因在改革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現了分化和組合。
首先，經濟體制的變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工人階級逐漸在分化。就連純粹的產業工人，也因從事不同產業，如夕陽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工人，老工業基地與新興產業基地的工人，勞動密集型產業下崗職工與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工人等，因職業性質的明顯差異，其階級歸屬感和階級意識也有明顯差異。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怎麼變，工人總歸是工人。孫中山先生曾高呼「勞工神聖」，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農民進入了剛剛興起的鄉鎮企業，轉化為企業職工。還有一部分農民進入城市後，由於沒有穩定職業，形成了流民性質的群體。第三，知識階層在崛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戰略造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形象與新地位，知識經濟的出現又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舞台。第四，私營個體階層在發展壯大。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勵下，個體私營階層有了較大發展，他們參與政治的願望與興趣越來越大。第五，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逐漸凸現出來。在計劃經濟社會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一直屬於黨政幹部系列。但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使得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階層存在，不同階層之間就會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說，新的利益群體的出現，必然會使各階層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的過程中產生各種矛盾甚至沖突。沖突不是和諧。可是沖突能夠轉化為和諧。階層矛盾普遍存在，問題是如何處理。階層是執政黨的政治資源。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卓越的執政黨面前，也是可貴的執政資源，也是考驗執政能力、檢驗執政理念、優化執政方式的難得機遇。執政黨猶如交響樂的指揮。指揮有方，盪氣回腸。
按照「和諧社會」理論，決定和諧的首要因素是財富分配。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可能的趨勢有三種：一是在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演變成為「扁平化」的理想狀態，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時、不配套的制約，和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病態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洋蔥頭形」。三是由於改革出現重大失誤，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停止發育成長，從現在的「洋蔥頭形」退化為「蠟燭台形」，即底層越發龐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終無法壯大，中間階層不大，頭也不大，這樣的一種畸形社會形態和社會骨架，根本無法促成現代化發展。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增加利息稅，擴征遺產稅。要讓富人懂得：抽肥補瘦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做法。要讓富人懂得：縮小差距以後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讓富人懂得，這樣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需要。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的計算，如果將城鄉貧困人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口加總，再扣除彼此重疊的部分，中國的困難群體大約有1.4－1.8億人。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存在，就是無視困難群體。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就會導致困難群體越來越大。鄧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社會分層是天經地義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分層猶如棱鏡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紅橙黃綠青藍紫。「紅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在中國，歷史地落實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文化的認同，憲法的賦予。執政黨的使命就是要協調階層關系。
二、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入手優化社會結構
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路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路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保證，因此，不斷完善社會結構便是社會持久和諧的有力保證。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兩種獨立體系，一個是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另一個則是由農民構成的農村社會，而判斷處於哪種結構的依據在於持有戶口的類別。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這是由身份壁壘、不平等交換、城市化滯後乃至包括戶口、糧食供應、住宅等組成的不平等現象。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國家就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戶口遷移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割開來。這使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就業和糧油供應方面存在極大差異，更為嚴格的還是戶籍制度方面的管理。這一制度限制著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上允許農民工進城，從事建築、商業及其他服務業，並允許城市中的某些國營企業從農民中招收部分臨時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業和個體戶從農村中僱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農村人口可以說獲得了一個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配第和李斯特將這一現象稱為「推拉現象」。也就是說，農業耕地的有限性與人口壓力是迫使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推力，而工、農之間的收入差異則成為勞動力非農化的拉力。在這樣一個雙力作用下，農民紛紛涌進城市謀生，形成了我們國家這一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民工潮。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城鄉二元結構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們認為，我國社會現階段正處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二元結構並存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逐個生活境遇；另一方面，雖然，國家在政策上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路徑，但是，農民在城市中並不存在與市民等同的機會，他們的就業，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本的限制。因為，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和市民一直處於沖突和對立，突出表現為市民對農民的歧視，以及農民對市民的厭惡。而這種歸屬的不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又會導致農民很難在城市空間場域中將自己的社會關系網路納入市民的關系網路中去，從而很難在城市中積累自身的社會資本，也更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來尋求更好的工作。於是，他們只能利用他們在家鄉長期建構起來的社會資本——同鄉關系、親緣關系，在城市中求生存。這樣，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路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路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潛在結構的存在就是階層關系的分布問題。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三、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期，中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許多引人矚目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眾多的社會組織，即非政府、非贏利性質的社團組織。
人是社會化動物。尤其是現代人，無論是生理上還是智力上，都很難以個人的形式來滿足需要，而只能以群體的形式來增強滿足人們多種多樣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會分工基礎上，把追求特定目標的人群，按一定的社會規范聯合起來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幾百年來，這類社會組織的范圍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多，組織形式由初級走向高級。現在的世界上，社會組織發達的國家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擁有社會組織的多寡早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參與社會組織的多寡也已成為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尺度。中國的社團縱向比，突飛猛進；橫向比，發育得還很不夠。千人擁有社團的數量只抵法國的九十分之一。我們應當在努力建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機制的同時，積極開展科學的社會管理。
社會組織不同於政府，不具備政府職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應當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市場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說把市場泛化了也會帶來很多弊端。討價還價、買官賣官無論如何不行吧？很明顯，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必須有非政府組織。
我們一直說，轉移政府職能。試問：轉移到哪裡去呢？最佳的去處是社會組織。由社會組織來承擔過去「無限政府」所不應承擔的職能，從而把「直接政府」變成「間接政府」。不要小看了這里的「間接」二字。間接了，有利於發揮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間接了，有助於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職工作。
我們一直說「小政府，大社會」。「大社會」就是社會組織要發育起來。「大社會」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為什麼過去政府越簡越繁？為什麼政府難以「瘦身」？為什麼「吃皇糧」的那麼多？還不是因為社會組織不發達嗎？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擔，社會組織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會組織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務的功能，為成員辦實事。社會組織是自治的。社會組織所固有的自生自滅的特性，促使社會組織必然以服務為天職。社會組織具有協調的功能。既有協調社會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協調國家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功能。社會組織是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社會組織具有監督的功能。盡管這種監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這種柔性的監督具有客觀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監督。社會組織具有公證的功能。社會組織既要對上負責又要對下負責。這種「兼顧兩頭」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組織要公正。公正最起碼的表象之一是公證。社會組織還具有智囊團、思想庫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來自於社會組織。這是民主化進程加快的表現。
由於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吸納了一批離開政府的公務員，同時也擴大了人們就業的機會，既保護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難群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社會組織充當了安全閥的作用。社會沖突各國都有。「春江水暖鴨先知」。在社會沖突起於青蘋之末時，最先覺察社會沖突的是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的社會組織。早覺察，發預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釀成全局性沖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決就能夠妥善處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社會沖突發生以後，社會組織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潤滑劑、稀釋劑的重要作用，為「化干戈為玉帛」做出貢獻。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是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不論是政治領導型的、還是業務管理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利益代表型的、還是公益服務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文體聯誼型的、還是學術交流型的社會組織，都是社會和諧發展的血脈。
四、以制度創新構建和諧社會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並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從制度入手，才是科學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民主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依法執政。
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語境中被稱為規范和價值。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並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如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契約等。正式制度的約束通常稱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與法治相對應，在學術的語境中，我們稱之為德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在人類行為的約束體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中，正式規則也只是決定行為選擇的總體約束中的一小部分。人們行為選擇的大部分行為空間是由非正式制度來約束的。所以說，制度創新應該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還得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首先，要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與完善。通過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本確立，從而為國人營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真正剝離附著在每個交易主體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場規律、法律充當交易競爭的裁判員。要逐步完成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的轉變，收縮政府權力的覆蓋范圍，為社會力量的發育成長提供有利的空間和養分，從而在政府與個人之間建立聯系和溝通的橋梁，緩和二者間的緊張狀態，同時也為個人營造阻擋強權侵擾的屏障。
其次，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將執政黨的性質、地位、職能、領導方式及其與政府、立法、司法、社會民間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相關的法律責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確化、制度化，使得對執政黨的約束與監督落在實處，具有可操作性。還要嚴格界定黨的政策、決定與法律的界限，使其服從法律的規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規定，形成隱性立法。同時，應注重我國的政權建設水平，在減少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注意各級、各類權力機關之間的有效制約與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轉向社會管理
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體，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徵，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現代化事業是三分建設，七分管理。管理相當重要。政府的職能不論有多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都應當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體，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隨著經濟發展，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社會事業投資要與GDP同步增長。鑒於有些社會事業過去投資較少，在一定時間內應當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犧牲社會事業基礎上的、破壞社會和諧的經濟超常高速度降下來，用於發展社會事業。社會矛盾的高發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聯系。社會矛盾的高發期是忽視社會發展的片面發展觀的產物，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能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其次，是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指標是領導的指揮棒。指標是考評的依據。指標是辦事的分寸。指標體系不完整，必然會亂提口號，瞎訂目標，諸如動不動就吹什麼「世界一流」等等。這無不是因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麼指標要求的緣故。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當然，指標，一要切合中國實際，二要與國際接軌。人文指標，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導下，在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泛實踐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討論後，訂出來。現在一說指標，有人就拿出當年「評工記分」那一套本事來，那是把指標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文化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已是全世界的共識。有的國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發展戰略的軸心，經濟、社會、技術和教育的戰略都將越來越維系於這個文化軸心。」巴塞羅那更是響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國家，不是因為經濟而出名，而是因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輻射力大於經濟。兒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島，甚至還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國家是丹麥，可是不大會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話。「言必稱希臘」，不是說希臘的鋼煤糧棉如何如何，而是說言必稱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恩格斯說：理論思維是鐵的花朵。這花朵不是曇花一現，不是易燃的絹花，一把火就燒掉了。現在有些人是物質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卻窮得很哪！我們要強化文化認同，促進社會和諧。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徵，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和諧有多種：有高度和諧，有低度和諧。我們要的是在發展中高度和諧。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這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但是，政權是能夠在和諧中鞏固、在和諧中發展的。只要對市場經濟駕馭得好，對和諧社會構建得好，共和國一定長治久安。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們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有條件的地區要快馬加鞭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並進而向以社會發展為中心的和諧社會開足馬力，奮勇前進！
6. 大學政治經濟學有關問題
1.平均利潤率是部門之間競爭形成的.是指社會各部門利潤率的一種平均化趨勢.其公式是:平均利潤率=全社會利潤總額/社會總資本.平均利潤是指按照平均利潤率而獲得的利潤.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以上的那部分價值.是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
平均利潤是利潤轉化而來的,利潤是剩餘價值轉化而來的.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剝削關系被掩蓋;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進一步掩蓋了剝削關系.2.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經歷了一個由市場進行自動調節的自由放任，到在市場調節基礎上逐漸加強國家干預的過程。
過去我們曾經認為，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無計劃，資本主義存在著無政府的市場競爭，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這種認識顯然是無知或偏見。不久前，鄧小平同志指出：「為什麼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好象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03 頁）又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 頁）本文擬就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干預做一些粗略的研究和探討，以對社會化大生產經濟管理的科學規律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凱恩斯主義和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潮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干預的思潮產生於本世紀30年代。而在這之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則是自由競爭的天下，是遵循著資產階級古典經濟鼻相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行事的。亞當?斯密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代表，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經濟自由。他認為人是理性的，是專為自己打算的，是受自我利益驅使的，如果任憑每個人都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促進了社會利益。政府不應干預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慾望，而應當遵循一種自由放任政策。他竭力反對政府幹預經濟，認為「干預本身就是壞事」，主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認為市場機制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整個社會的供求關系，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正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產階級沒有宏觀經濟學，只有微觀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
但這種「看不見的手」可使資本方義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很快就受到了挑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私人競爭很快被私人壟斷、股份公司、 跨國公司所代替， 競爭無序化導致了不斷出現的危機。1929年的大危機，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思想和理論，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理論和思潮也就應運而生。
凱恩斯，美國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早年主要從事貨幣理論和政策研究，提出用通貨管理穩定物價和生產水平，通過調節信貸特別是調節利率來維持儲蓄和投資的平衡以穩定價格和經濟活動水平。20年代中期開始從自由放任主義的傳統觀點轉向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1936年發表他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失亞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和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主張，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如國家直接進行投資、增加公共開支、政府采購、對資本家實行補貼、降低利率、壓低實際工資以刺激私人投資，主張赤字財政、通貨膨脹，還主張擴大消費、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實行對外擴張等。他的這種理論被稱為凱恩斯主義，二戰後成指導思想。
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原因，亦即社會化大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和國家壟斷資本的產生。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的國家，在社會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凌駕於個別的、私人的壟斷資本之上，同時也必然承擔個別壟斷資本無法承擔的，但作為社會再生產正常運轉必須承擔的任務，在社會范圍內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進行協調，以此為壟斷資本的總利益服務。當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社會對這種宏觀控制需求不強，國家也沒有掌握足夠強大的資本實現這種控制，而當它進入國家壟斷之後，這種要求和這種可能都具備了。
凱恩斯主義之後，還出現了後凱恩斯主義，用來彌補凱恩斯主義的不足。許多資產階級著名政治家，也都是國家干預的著名人物，如法國總統戴高樂、美國總統羅斯福、法國總統密特朗等，都有相應的理論和政策。這樣就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干預的思潮，這種思潮方興未艾。當前在美國，被稱之為「柯林頓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方法就是堅決用「行動主義」代替「放任自流」，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柯林頓在其總統經濟報告中說：「美國是靠變革而繁榮的……但是我們這個國家在太長的時間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為此，柯林頓的「行動主義」，使政府部門介入經濟生活，如首次在白宮成立了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並行的國家經濟委員會，統籌和協調美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柯林頓所制訂的國內短期計劃和中長期計劃都貫穿著政府幹預的思想，並且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對凱恩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和理論，應予正確和公正的評價。一方面，這種思想和理論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性質，是為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它們還有對資本主義經濟，對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有它科學認識的一面。當他們在幻想用國家干預消除資本主義的矛盾時，他們的主張是庸俗的和幼稚的，而它們的國家干預的思想和某些具體手段和措施，還有其真理性和科學性，較之放任自由的思想，是對於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新的和深入的認識，具有某種普遍意義。
二、國家干預的方式和手段
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國家干預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亦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其基本經濟體制，其基本經濟機制是市場調節，國家干預是以市場調節的輔助手段出現和存在的。
以市場調節為前提和基礎，國家干預是採用多種方式和手段進行的。由於各個國傢具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的不同，以及各國所繼承的歷史遺產的不同，國家干預的手段和方式也各有差異。但總的說來，他們都是不同程度地利用國家的集中權力，發揮國家有關部門管理經濟的職能，藉助於行政和經濟杠桿的作用，運用計劃、政策、法令、金融、稅務、財政、價格、投資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控。這些手段和方式大致有如下幾種。
（一）國家計劃
國家計劃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最早的國家干預方式，但卻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干預比較重要的方式。它是在二戰後發展起來的。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體制，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斷出現的經濟危機使這種體制受到嚴重的挑戰，而戰後又都面臨著重新整頓經濟和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痼疾的問題。在國家干預思潮的影響下，一些國家的政府先後實行國家計劃，如法國、日本、荷蘭、英國、比利時、瑞典、挪威、義大利及聯邦德國等國家。其中以法國和日本為最典型，制定計劃最早，國，還逐漸發展起比較完備的計劃化理論，形成了被稱作「第三道路」的市場和計劃並行的管理方式，在資本主義的計劃化方面十分值得重視。
法國在1945年在戴高樂的創意下，由法國計劃化創始人讓?莫內提出了戰後第一個國家經濟計劃《關於現代化與裝備計劃》，標志著經濟計劃化的開始。戴高樂認為，計劃「關系全局，規定目標，安排輕重緩急的次序」；「計劃能補償自由的缺點，而同時不使它失去優點」；「計劃是杠桿，能把我們的企業界推動起來，能迫使他們實現高產，引導各企業聯合起來，帶領他們參加國外競爭」。自此以後，法國共制訂九個全國性計劃，並把全國計劃和局部計劃，中期計劃和短期計劃互相結合，一直到現在。法國的計劃化對於調整工業結構、調整地區經濟結構和對發展農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日本在二戰後，經濟經過初期整頓和恢復後，開始制訂和執行具有指導性的經濟計劃。1951?1955年，先後制訂了部門經濟發展計劃，如《鋼鐵第一次合理化計劃》、《汽車合理化三年計劃》、《煤炭合理化三年計劃》、《電源開發五年計劃》等。自1956年開始又制訂了全國性計劃，如《經濟自立五年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中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為最著名。該計劃是池田內閣根據經濟學家、經濟高速增長派代表人物下村治的理論編制的。該計劃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切實有效地結合日本經濟發展實際制訂的，再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視，效果極佳，僅用了6 年的時間即完成計劃的基本目標，成為使日本實現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的計劃。
法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具有如下兩個突出特點。一是計劃的指導性而非指令性，國家制訂的計劃是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和預測重在制訂宏觀目標，它對於私人企業沒有約束性和強制性，即使對於國家公共事業也不強求其必須按計劃行事。計劃是預測為引導手段，使經濟按協調發展的要求，滿足國家的整體需要。計劃的指導性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通過金融、稅收、價格等手段，誘導企業按計劃辦事。其次是計劃的協商性。法國和日本等國都有制訂計劃的專門機構，參加者以政府官員、企業主代表、工會代表為主，進行充分的協商，這種民主性和群眾性，保證了計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讓?莫內說：「沒有法國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改造法國經濟，我們說的人民指的不是抽象的實體，而是工會、工業家、政府和將來參加執行現代化和裝備計劃的人。」（《法蘭西手冊》1977年第181期第18頁）經過充分協商， 使計劃成為提高企業家需求預期的一種手段，也更容易為不受計劃制約的企業所接受。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又充分採取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達到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的目的。
（二）經濟立法
經濟立法是國家干預的另一種手段和方式。國家通過經濟立法規定社會經濟生活的各種准則，使企業活動規范化和有序化，使企業按政府希望的方向發展。據統計，日本現行法規大約有11000多件， 其中大部分是經濟法規。如為建立工業標准化體系，1949年制訂了《工業標准化法》，為推動老企業的改造和生產技術的提高，1952年制訂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此外，如《加工機械試驗研究補助金制度》、《新技術開發貸款制度》、《中小企業現代化技術開發制度》、《機械工業臨時措施法》、《電子工業臨時措施法》等等，對日本工業的現代化起了巨大作用。日本的經濟法規都規定為達到一定目的目標，目標一旦達到，該法律就宣布無效，再以新的經濟立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美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也多通過經濟立法進行。大致分為五類：1.為整個經濟制訂的法律，如充分就業法、稅法等；2.為某些具體行業制訂的法律和條例，如銀行法、能源法和各種工業標准條例；3.處理企業與企業間關系的法律，如反托拉斯法；4.處理僱主和雇員之間關系的法律，如勞資關系法、最低工資法等；5.保障社會利益的法律，如環境保護法、消費者安全法等。通過上述法律和條例，為工農業生產和其他行業發展創造條件，或對企業發展中產生的問題進行限制，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規范。
（三）經濟政策
比起立法來，政策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對經濟干預的機能更強。經濟政策主要用於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更多地使用經濟杠桿的調控作用，包括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價格政策、投資政策和關稅政策等等。日本政府為了鼓勵企業發展，解決自有資金不足問題，不斷降低國家銀行貸款利率。為了發展新的工業部門，政府規定了更低利率，甚至採用免除利息的措施。如電力、電子、石油等工業，多年來的貸款利率都只有6.5％，比一般利率低得多。其次，對工業實行減免稅政策。日本工業企業所繳納的稅款只是國民生產總值的21％。對企業的減免稅措施多樣，如縮短主要產業設備折舊期限，對出口貿易損失預備款採取免稅措施，對繼承財產緩征稅款等。1947年，日本政府對大企業的減稅率為42.1％，用稅收政策對大企業進行扶植。新興工業部門的企業在減免稅方面得益更多。美國通過稅收政策和聯邦儲備銀行的金融信貸政策控制經濟發展速度，如增減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緊縮和放鬆銀根，直接影響投資、生產和消費的增長速度。美國州和地方都有徵稅的權力，因而他們就可以採用降低稅率的辦法吸引工商企業到本地區投資，以發展本地區經濟和擴大就業，還可以通過提高和降低利率的方法改變本地區經濟發展重點和投資方向。
（四）總統的年度經濟報告或咨文
美國在國家干預方面，同法國、日本具有迥異的特點，即其雖重視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但沒有形成連續、穩定的計劃化辦法，雖有計劃，但不穩定，不連貫，取而代之的是總統的年度經濟報告或咨文。總統每年都要向國會提出經濟報告或預算咨文，有時還要作一些特別的咨文。這些報告和咨文，一般都對以後一年或數年中政府優先考慮的問題做出安排，國家以此引導和控制重要的經濟行為，特別是對稅收和財政作出安排，保證國家財政用於合理的支出，對經濟的發展進行干預。
（五）政府投資和政府采購
象美國這樣的基本上不實行計劃化的國家，國家為了實現其目標，在各種干預手段中政府投資和政府采購起著十分巨大的作用。政府可以把巨大的財政力量投向國家重點發展的地區、部門和產業，對整個經濟發展起導向作用。此外，政府通過采購影響部門和行業的發展方向。 1978年，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采購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3％。 聯邦政府的采購費用大部分用於國防工業和尖端工業，大大促進了國防工業、航天工業以及與之相關的電子、化工、橡膠、冶金等行業的發展，刺激企業的投資和生產。
（六）國家控制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金融機構，對經濟實行有效調控
貨幣金融政策是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國家對金融機構的集中控制非常重要，為此國家必須建立和控制中央銀行。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屬於國家銀行，只有美國聯系儲備銀行較特殊，既非國家出資，亦非私營，而是由參加儲備系統的銀行認股。但盡管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組織形式不同，構成成分有差異，但都是置於政府的管理與監督之下，其領導人由國家任命，制訂或參與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成為國家最高金融管理機構，並以中央銀行為首形成統一管理的要求。這樣，國家就可以把貨幣金融調控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高調控的效力，通過它制訂國家貨幣金融政策、信貸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管理外匯和國際金融業務，成為調節整個國家經濟的中心環節。
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干預當然不止這些，如國家向社會提供經濟報告、發布經濟信息和經濟預測、國家及時調整外貿政策、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提高本國經濟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如此等等。
三、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評價和啟示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干預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資本主義對國家的經濟管理經歷了一個由自由放任到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並行階段。國家干預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既體現了社會大生產對管理的需要，同時又是人們對社會化大生產經濟規律的深入認識的結果。
（二）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干預，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管理體制的一種補充和完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的主體是市場經濟，即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經濟運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企業都是能夠自行積累和自主經營的獨立經濟實體，市場競爭是其存在的條件和發展的動力。市場機制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單有這一隻手還不能有效地管理國家經濟。在市場機制的條件下，每個獨立活動的企業都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涉及到社會整體利益和國家全局發展的經濟活動常常被冷落。每個企業在宏觀經濟環境中，由於受視野、信息來源和處理信息能力的限制，也常常會產生失誤，個別企業甚至會為自身利益，損害國家和整體的利益，如此等等，於是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就不可避免，這就出現了另一隻手「看得見的手」。國家干預是市場機制的必要補充，它既彌補了市場機制的不足，同時又會使市場機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三）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干預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實踐的產物，它既總結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管理實踐的經驗，也總結了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實踐的經驗，如凱恩斯主義、後凱恩斯主義、以及以美國經濟學家裡昂惕夫、端典經濟學家米爾米達、法國經濟學家馬塞為代表的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的二元調節理論等等。雖然他們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但他們的理論也具有一定的科學的性質。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因此他們的管理理論也不能不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某些規律和要求，不能一概斥之為資本主義而加以抹煞，而應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吸取其合理的東西並加以借鑒。鄧小平說：「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如法國的計劃化的理論與實踐，就很有值得重視之處。他們在制訂計劃時特別重視協商，充分「發揚民主」與走「群眾路線」，而在制訂和執行計劃時，又有一套非常完備的機構，包括協商機構、規劃機構、決策機構、咨詢機構和審議機構，以確保計劃的科學性、可行性。再如日本，他們曾按照經濟發展的要求，就某些經濟部門在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制訂專項計劃，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也很有借鑒意義。
（四）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管理，由自由放任到逐漸加強國家干預的歷史，說明社會化大生產既要市場調節，又要政府幹預。市場是社會化大生產經濟調節的基本機制，因為生產是以消費為前提的，而市場集中反映社會的供求關系，因此市場應是社會化大生產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它既有微觀效益，又具有宏觀效益。但市場的宏觀效益是以微觀效益為基礎的，即它是以參加市場競爭的每個企業的微觀調節達到的，因此市場調節也就是有不足之處，它不是一種宏觀視野下的宏觀調節。為了彌補這種不足，做為社會代表的國家，就必然地要承擔起這種責任，進行「二次宏觀調節」。這種宏觀調節當然主要還是以利益驅動原則、以經濟杠桿為手段進行的，使「二次宏觀調節」同市場的宏觀調節協調。它是軟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又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兩個機制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進一步證明了鄧小平關於市場和計劃都是經濟手段的論斷的正確性。
（五）資本主義對經濟的國家干預，在相當大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其顯示出巨大的活力。但由於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限制，它的國家干預常常受到私人利益的牽制，因而較難充分發揮其干預的作用。改革開放後我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因此其國家調節就可以較資本主義國家更為有效。3. 第一，要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
第二，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
第三，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健全以間接手段為重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四，建立以按勞動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製度。
第五，建立健全的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4.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對要素收入，財產收入和政府的初次分配收入進行的分配。再分配是在各機構部門之間進行的，一個部門的再分配收入必然等於另一個部門的再分配支出，如果把國外作為一個機構部門處理，則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再分配收入恰好等於在分配支出。通過在分配，會影響收入在各個部門的結構，而不能使收入總量得到增加。
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經常性再分配；另一種是資本再分配。經常再分配是對現期收入進行的分配，分為收入稅和經常轉移兩部分。5.(1)相對剩餘價值是在工作日長度不變的條件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延長剩餘勞動時間而產生的剩餘價值.
(2)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以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條件.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就必須降低勞動力價值.而勞動力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構成,因而就需要提高生活資料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及與生活資料生產有關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可見,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是以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的.
(3)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是各個資本家追求超額剩餘價值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首先是從個別企業開始的,個別企業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是為了追求超額剩餘價值.個別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導致其它資本家為此目的開展競爭,從而提高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因此,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在各個資本家追求超額剩餘價值的過程中實現的.6.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它包括財產的所有權、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的屬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產權具有經濟實體性、產權具有可分離性、產權流動具有獨立性。產權的功能包括：激勵功能、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協調功能。以法權形式體現所有制關系的科學合理的產權制度，是用來鞏固和規范商品經濟中財產關系，約束人的經濟行為，維護商品經濟秩序，保證商品經濟順利運行的法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