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朝的經濟對周圍國家的影響 古代小農經濟的經濟戰怎麼打 具體些
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趙宋王朝是如何成就這番「終極盛世」的。個人認為這其中最應該被著重關注的，還是趙宋在經濟上的成就。從許多的歷史書中你也許都會發現，趙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工商立國」的王朝。那麼為什麼「工商立國」能夠造就我國封建社會的「終極盛世」呢？在這里有必要拿經濟學的理論做一下分析：
根據對經濟學有關「最優」的理解，一個國家的國力絕非疆域越大越強，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當，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達到邊際效用的最大化。特別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的古代，自然條件的優劣對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就導致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極大，勞動生產率更是有天淵之別。
在北宋時期，一個在城門口守城的士兵亦穿「絲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過當時歐洲一般的封建主。看過《水滸傳》的朋友也許會記得，武大郎不過是個縣城裡賣炊餅的小販，他家的居住條件怎麼樣？拿現在的標准衡量算得上是「獨棟別墅」了吧？也沒聽說他向銀行借了幾十年的貸款。武娘子潘金蓮就更瀟灑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憑武大郎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就能供養得起她？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恐怕都很難實現吧？從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勞動生產率之高簡直不可想像。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宋太祖和他和後世子孫們，他們堪稱是中國歷代帝王中的「經濟學家」：
首先，國家的疆域絕不能無限的膨脹，宋朝的歷任統治者顯然都深諳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遠非像它的前朝們那樣達到兵力可供支撐的極限。與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實際有效的國土控制以及在所屬國土上能夠產生出的實際效益。在農耕文明時代，受地理，氣候等諸多條件的影響，各地區的貧富差異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氣候條件好的地區。這些地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具備的先天優勢無疑是巨大的。
查查歷史上的宋朝版圖，疆域雖然不及前朝的漢，唐廣闊，但是土地最肥沃，氣候條件最好的地區始終處於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轄之下。這些地區資源豐富，物產豐饒，人民可以相對容易的達到「豐衣足食」，並且向政府貢獻大量的剩餘產品作為賦稅。同時，「國泰民安」的社會條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會管理成本隨之降低。換而言之，這種高回報，低成本的地區是任何人都想擁有的。
相比之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土地的性質和價值與宋朝核心區的土地可以說是完全的不同。由於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惡劣，人口稀少且流動性巨大，以當時的科技水平根本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系和戶籍管理制度，即使擁有了這些地區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軍事影響區而已。這類地區在歷史上被稱為「羈糜」，與真正的國家版圖是兩回事。我們千萬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現代的主權觀念往上套。我們看到歷史課本-
上漢，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廣袤，就一廂情願地認為當時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強，得等的輝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大家還是仔細看看這其中「羈糜」的地區佔了多少吧！這些地區不僅不能為國家創造財富，中央政府還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軍事佔領費用，結果導致拖垮了國家的財政。縱觀漢，唐的歷史，大規模擴張之後無一例外地帶來國家由盛轉衰的結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絕非劉徹，楊廣，李世民那樣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輩。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出身「職業軍人」的皇帝，卻建立了一個「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從小飽讀「三綱五常」，滿嘴「仁義道德」的劉徹，楊廣，李世民們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從純經濟的方面來考慮，戰爭的目的歸根到底是掠奪，掠奪對方的財富或者是財富的創造能力（土地，資源，人才，技術等）。契丹，女真，黨項，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對宋朝的入侵，歸根到底是源自他們對中原地區富庶的一種嚮往，並且知道憑借他們自身的發展是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的。對北方的「蠻夷」來講，由於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實在是有限（供養一匹馬所需要的土地數量在農耕地區可以生產出供養25個人的糧食），因此他們自身的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滿足自身對物慾的渴望，甚至是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樣，掠奪別人的財富就自然成了這類民族基本的謀生和壯大手段之一。
同時，在生產效率沒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數量的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規模超過上限，解決的辦法不是擴張領土就是減少人口，二者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都只能是戰爭。就如同所謂的「一山不容二虎」，為什麼？因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隻老虎生存的資源，如果來了別的老虎共同生活，這二隻老虎都得餓死。所以它們必須殺死對方，才能維持這一物種的延續。同理，這些「蠻夷」們不僅侵宋，他們之間也為了生存打得不可開交。這種相互掠奪，相互殺戮的生存方式始終貫穿於每一個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終。
作為戰爭的被動一方，宋朝政府對戰爭又抱什麼態度呢？根據理性人的假設，發動戰爭的一方一定是認定戰爭的預期收益大於它所支付的戰爭成本。對北方「蠻夷」而言，他們的戰爭成本相對很低。受自然條件和自身發展水平的限制，這些民族的財富創造能力遠遠低於它周邊的宋朝。因此，他們放棄自己生產轉而投向對宋朝的掠奪的預期收益遠遠要大於他們為此而放棄的生產活動所能為他們提供的財富滿足。換句話說，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作為一個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與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國家給他多少銀子他會去戰場上賣命呀？我想像不出。再有，一個宋人因為投入戰爭而不得不放棄的生產活動又能創造出多少的財富？國家因此會損失多少的稅收？替他照顧老婆孩子高堂又要產生多少費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麼掠奪我想也是得不償失。
在「非合作」的假設條件下，最後的結果難逃雙方都會選擇繼續和對方對抗下去。因為其中任何一方單方面停戰所遭受的損失都是巨大的。在這場博弈當中，無論是宋朝率先進行選擇，還是遼人先選，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他們的理性選擇都因該是「戰」，所以這場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是雙方都選擇「戰」。
然而我們知道這種選擇並不是這場博弈中的「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最優」的選擇是雙方都不應該選擇「戰」，而是雙方都選擇「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雙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們知道這一目標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到了最後，宋遼之間的這場爭斗最終衍化成一場「合作博弈」。雙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簽訂了《澶淵之盟》，遼人從此不來騷擾宋境了，宋朝花點銀子算是買了個平安，雙方皆大歡喜。這樣終於實現以雙方合作為前提的最優選擇-「帕累托最優」，同時避免了雙方都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出發點進行選擇卻出現「雙敗」結局這悲劇性一幕的發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這么認為，他們覺得《澶淵之盟》是宋人的恥辱，非要將它說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現。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歲幣」，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認為它加速了宋朝的階級矛盾。我倒是認為以上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宋朝每年給遼人的「歲幣」是多少？絹20萬，銀10萬。當時宋朝政府每年的歲入是多少？過億萬貫（兩？），區區「歲幣」簡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滿清政府動輒上億兩的賠款，賠到家底搞光還大舉借外債是有天壤之別的。那麼「歲幣」攤到人頭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過一筆賬：北宋當時人口過億，平均下來每人每年的負擔大約是4個銅錢。4個銅錢是什麼概念？答曰：一個燒餅錢！試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個燒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節省了無可計數的軍費開支不說，還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沒了「春風不度玉門關」的抱怨，更少了「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傷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可以避免，這等好事又有什麼不對呢?一年少了一個燒餅錢對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又有多大影響呢？
況且，我們真丟掉那「絹20萬，銀10萬」了么？別忘了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邊境開始設立「榷場」，互通有無了。宋朝憑借其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如絲綢，瓷器，茶葉及手工藝品等），統統輸往遼國。每年通過這種途徑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從生產和流通領域徵收的稅賦又有多少？能頂得上多少個「歲幣」了？這筆帳有沒有人算？現代的國際貿易中，對那些「入超」過多的國家國際上還給「貿易補償」呢？將「歲幣」看成是宋人給遼國的「貿易補償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軍事上真的打不過遼人，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卻做到了這一點。宋人通過貿易的手段，利用順差的方式，將遼人創造的財富慢慢地歸結到自己的手中。這種做法可比簡單粗暴，「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直接掠奪聰明多了吧？一方面，遼人拿到了「歲幣」，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促進了契丹民族的進化，增加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過交換也實現了財富的增長。比起雙方拚個你死我活的「雙敗」結局，宋人的做法使「雙敗」變成了「雙贏」，又何樂而不為呢？別忘了，在這種條件下，雖然雙方的財富都在增長，可是宋人的財富卻永遠比遼人增長的快！換句話說，遼人創造的一部分財富通過貿易順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這也算得上是宋人對遼人的「剝削」吧！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悄無聲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實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嘆宋朝皇帝們的戰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機會成本，再來看看戰爭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幾乎不需要物資儲備的，其實我都懷疑這些國家有沒有所謂的「物資儲備」。我們從來看到的都是這些蠻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燒殺搶掠，自己從不貯備補給。這也許就是他們被稱作「野蠻人」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服王化」，根本沒有任何人道可言，壞事做盡也沒有絲毫的負罪感。相反宋軍可就沒這么「走運」了。兵家有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儲備是什麼時候都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看看《水滸傳》里林教頭發配去的「草料場」規模有多大，就不難想像宋朝政府為軍隊的後勤補給花了多少銀子。再看看人家「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也算是整個宋軍的一個縮影。更有不幸的將士還會因為「擾民」或是「虐囚」的行為而受罰甚至掉了腦袋。有誰聽說過那些「蠻夷」有所謂「秋毫無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軍的軍紀衡量，那些蠻兵早應該被他們自己的長官統統正法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軍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對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戰爭成本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勝利「果實」的誘惑卻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宋人主和，蠻人主戰的根本原因。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是亞當-斯密筆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們靠自己的生產活動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蠻人也是，所以他們靠對外掠奪來實現相同的目的，也算是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了吧。
在此我們不妨將宋遼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場博弈，面對和與戰的選擇，其實宋遼雙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兩難之中。對遼而言，雖然國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戰爭成本也相對很小，同時「風險收益」卻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進行「試錯」，以實現險中取勝。對宋而言，雖然國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棄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長期駐守苦寒之地隨時冒著生命危險地工作也不現實。所以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一場雙方進行的「非合作」博弈，那麼如何選擇才能夠達到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呢？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夠接受宋朝的做法，歸根到底還是他們心靈深處「大漢族主義」的情結在作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國家當作與我們對等的國家加以尊重，滿腦子「蠻夷」的概念，只想著除之以後快。這種思維模式和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們「天朝尚國」的思想如出一撤。他們並沒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實的難處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願望。與其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進行一場勝負未可知的戰略冒險，不如用較小的代價去換取長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我們依舊是在「用己之短，攻敵之長」，這是不明智的選擇，也是對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負責任的做法。和遼人相比，我們應該有能力發現除武力之外解決雙方矛盾的更好方法。從維護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家的發展穩定出發，《澶淵之盟》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沖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它能夠被雙方始終如一地執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應該給與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淵之盟》成功的解決了「外患」之苦以後，宋朝政府又是如何來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呢？在此我們特別要論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經濟時所採取的種種特殊政策。
北宋進入中期之後，因為和平的環境和生產的恢復，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甚至超過了一億大關。人地比例之間的矛盾之劇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對過的。讓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增加之後會導致哪些問題：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供給的相對短缺和勞動力供給的相對過剩，由此會引發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
讓我們先來看看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土地價格上漲，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經營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穩定，維持投資土地的利潤率，就必須想方設法地採用更加先進的技術，以實現增加產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們需要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因為地價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單單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做法無疑大大促進了農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和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歸根到底是技術的進步，來源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為具備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才真正實現了社會總產品的跨越式增長。
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結果是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們知道，對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封建王朝來說，農業永遠是立國之本。中國歷朝歷代都是最為強調「民以食為天」的，「士農工商」的傳統根深蒂固。但是為什麼單單宋朝實現了「工商立國」呢？我們發現當時的宋朝同樣具備了產業升級的
「原動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下降。這樣的客觀環境恰恰促進了資本和其他資源由經營土地為主的農業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的其他產業的轉移。相對於從事土地經營的農業，手工製造業，服務業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價格的上升對這些行業的沖擊也就相對較小，對其成本結構的影響也不大。因此，許多從前從事土地經營的投資者會將他們的資金轉投到投資回報相對較多的製造業，服務業之中。大量資金和其他資源（例如人力資源）的注入無疑會促進這些產業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對於以傳承經驗為主要演進方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的生存更加註重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隨著投入這些產業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的增加，產業內部的競爭也就會隨之加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投資者出於生存和維持經營的考慮，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因為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源自於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中的四之有三）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於宋代。陳寅恪，李約瑟對宋王朝的褒揚也就不難被解釋了。
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宋朝的勞動力價值也就相應地得到了充實。換句話說，每個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國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過技術的進步，老百姓有錢了，他們的消費也自然會隨之增加。大眾的需求也從最開始的吃穿不愁，越來越向「縱深」發展。我們從《清明上河圖》的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後春筍；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對休閑文化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青樓里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哪樣不體現出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這在衣食無著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的國民富裕程度。
按照經濟學「需求拉動」的原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動的結果。正是因為國民的相對富裕導致了持續的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導致了資金和勞動力向手工業和服務業傾斜；反過來，投資手工業和服務業取得的高額回報又再一次地將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國民經濟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此外，當科技的進步帶動生產力水平提高，使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個嶄新的層次之後，改造舊有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生產關系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為此，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先哲們開始了對改造舊有生產關系的思考。小到單個生產作坊的管理，產品的營銷（微觀經濟學？）；大到政府機構的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宏觀經濟學？），宋朝的知識分子們所做的研究是廣泛和深入的。這些研究拿現代意義的學科分類來衡量，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學范疇，更包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造就了宋朝的經濟繁榮，更實現了宋朝文化教育事業的昌明。作為一個實現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松，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也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的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過，人地比例的變化還會造成另一個後果，那就是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在勞動力的供給增加，而土地的供給又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選擇土地的租種者的時候往往會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價的上漲導致他們經營土地的機會成本增加，風險加大；另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選擇空間加大。二者疊加的結果是土地的經營者只會將土地租給信譽良好，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去經營，以降低自己的風險，保證自己的收益。對於土地的租種者而言，則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術和經營能力，以防止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內在「原動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這種機制下的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剩，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還會導致社會失業的增加。這就必然導致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要向其他產業進行分流。在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原本從事土地經營的資本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在市場上「尋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也從農業勞動中被釋放出來，被推向了市場。這一切都為二者在其他產業里的重新結合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工商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知道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支持和勞動力的補充，宋朝當時的社會條件恰恰實現了二者在工商業領域的有機結合，產業的繁榮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與農業經濟中農民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產方式不同；在工商業領域，特別是手工製造業，更多的採用僱傭勞動的方式進行運作。歷史課本中將明朝中後期江南一些地區站在橋頭「待價而沽」的織戶當作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個人認為不是十分的合適。我們很難想像在宋朝如此龐大的工商業領域里不存在以僱傭勞動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宋朝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涉及採掘業，出版業，制瓷業等諸多行業的手工工場都是靠一家一戶的傳統經營方式來維系的。以制瓷業為例，北宋為數眾多的「官窯」和「民窯」都是管理復雜，分工細致，產量巨大，集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為一體，具備現代「企業」雛形的產銷一條龍的龐大生產合作組織。對個人或單個家庭而言，達到如此的規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再來看看流通領域，宋朝在流通領域中的商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單就反映流通領域商品價值量的貨幣總供給來看，北宋中期以後平均每年的鑄幣量就要超過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可以想像當時以交換為目的，輸入到流通領域的商品數量是何等的驚人。傳統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生產出能夠滿足流通領域如此巨大需求的產品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工商業如此繁榮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宋代就應當得到了大規模的推廣。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械化大生產堪稱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跨越」。值得我們自豪的是，這種跨越應該首先發生在公元十一世紀，世界的東方！而不是像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來自於地球的另一半，亞平寧半島上那個叫做「佛羅倫薩」的地方。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歷任統治者「專修內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僅成功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贏得了長久的和平環境，而且一如既往地關注實際有效控制區域的治理。在經歷了長期的和平發展和休養生息之後，當人地比例發生變化時，又懂得利用經濟規律，採用資本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分流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人地比例矛盾這一始終困擾歷代封建王朝發展的尖銳問題，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寬松政策實現了科技與管理水平的飛躍，這種飛躍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在旺盛持續的社會需求的拉動下，最終實現了工商業的空前繁榮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百年盛世。種種這些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即使是在當今社會也應該被看成是非常有創造力和建設性的創舉。
2. 宋朝富有的秘密是什麼
在中國的歷史上，宋朝算得上是一個特別的朝代。首先，很多人都說他是「弱宋」，覺得它有辱歷史。這是因為有了「強漢」、「盛唐」相比顯得沒有什麼輝煌成就之處。他沒有掌控我國東北地區的領土，反而丟掉了很多，例如漢唐控制的部分，甚至還把基本的「幽雲十六州」都給丟掉了。我們再來看看宋朝疆域部分，在這一方面上，很多人是欣賞宋朝的。例如陳寅恪先生稱贊說：我們民族的文化，演繹了幾千年的歷史，在宋朝達到頂峰。
英國李約瑟說：我們在查詢具體資料時，都會發現，宋朝就是那個焦點，我們要從焦點出發才能找到相關文獻資料。而英國湯因比則更為直接：他會選擇在中國宋朝生活。這么多人贊賞我國的宋代，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經濟。宋朝的經濟十分發達，這一點唐朝是比不上的，唐朝最厲害的時候也不過有17座城市超過10萬人口，但是北宋卻有52座!更為重要和吸引人的是，宋朝的官員工資特別高，達到千萬!所以也難怪湯因比都想穿越回宋朝生活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宋朝為什麼這么富有?首先低第一點，他要保命。在遇到有的人反叛時怎麼辦?肯定要大量花錢。宋太祖本來就是反叛奪取政權的，他也怕後人效仿，所以他想到了用錢來收買人心的辦法。有一次，他故意喝醉酒，演出「杯酒釋兵權」的把戲，哄騙大將臣子們購買良田美宅，用來人生享樂。
他說：人生在世啊，一定要多多娛樂，你現在不買，你的後代呢，永遠不會變動的是地產，你們現在還不如不要兵權，就大量購買田地，然後日夜笙歌，終享天年，也用不和我互相猜疑，君臣之間互相安定，不是很好嗎?這是第一點需要錢的地方，第二點，遇到敵軍來犯怎麼辦?也是需要用錢。大將被說服了，那敵軍呢?
在建立宋朝剛開始的時候，「封樁庫」就建立了，用來攢錢，並且「幽雲十六州」也買回來了。還威脅對方道：你不賣給我，我就把這些錢當做軍費，來攻打你們。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宋太祖都是以錢安天下的方法來處理事務的。另外，對待敵軍，宋太祖還送錢給別人!為了避免他國來找他，就利用錢來收買，阻止了戰爭。宋朝每年都會給遼國、西夏送錢，送布匹，送茶等。第三點，如果老百姓造反呢?還是通過錢。
當一個國家的某一地鬧災荒的時候，宋太祖怕老百姓們造反，就實行「募兵制」。就是說，每當募兵一人時，朝廷就會多一個兵，山野里就會少一個賊，老百姓就不會走上對抗朝廷的路，而對一個家庭來說，一個人當兵了，全家就不會忍受飢
3. 宋朝經濟狀況及原因
宋太祖建國時就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買賣自由，並採取不抑兼並的政策，租佃經營成為重要的土地經營形式。租佃契約期滿後佃農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或續約.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宋代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洋、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通商。南宋初期對南方的大規模全面深度開發，促成南方地區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從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地位。
農業
中國雲南元陽的水稻梯田在宋朝，農業逐步走向專業化與商業化。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並，農田規模擴大，為提高耕種效率，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宋廷掌握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七億畝，各種新的農具在宋代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到一石半，江淮、兩浙、福建、川陝、荊湖等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兩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宋朝的農業走向專業化、商業化的傾向。例如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宋朝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南宋中期，棉花盛行種植於川陝、江淮、兩浙、荊湖、閩、廣地區，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茶葉在北宋時遍及淮南、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這些地區每年上繳給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達一千四、五百萬斤，不僅供應國內市場，而且遠銷國外。當時以福建所產最為著名，其它名茶尚有兩浙的日經茶，江西的雙井白茶，廣西容州的竹茶等。南宋時，南方的注茶地比北宋更多，吳興的紫筍、常州的陽羨、紹興的日注、隆興的黃龍等，都被稱為「絕品」。。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時代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盛唐年間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而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興盛。到南宋時，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南西路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則為絲織業，朝廷在絲織業密集的地區設立織錦院，即是官辦的絲織作坊，也同時造福了相關的印染業。1295年前後，黃道婆把海南島黎族的紡織技術帶到松江府的烏泥涇，並改進了紡織工具與技術，在推廣棉紡織方面的歷史功績是很突出的。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窯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東南亞、南亞、中西亞等地[參 82]。
北宋時期陰刻裝飾的枕頭北宋時，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蜀地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及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製品。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之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口碑最佳，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的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頂尖。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運輸業
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向東向南轉移，東南地區河道發達，水網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網路。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橋梁，創造了良好的交通條件。南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也格外興旺。
宋代造船技術水平處於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行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在船出海航行過程之中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有多大危險。宋代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全國年船量均超過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代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每年鑄幣83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506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參 85]。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按照紙幣的經濟學定義，只有國家發行的才算真正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這是世界范圍內紙幣發行的開端。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1169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十年（1077年）歲入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工商稅收入構成朝廷財政收入的主體。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
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參 85]。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鳩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1162年—1189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但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圖中描繪一艘宋朝的戎克船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參 89]。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裡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佑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葯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西夏、越南、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4. 宋朝很富，到底有多富
我國古代的人均GDP峰值無疑是北宋時達到的。GDP: 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ct)北宋朝稅峰值達到1億6000萬緡。10緡=10貫=10兩白專銀屬=1兩黃金=1.76366843盎司黃金，所以，1億6000萬緡=28218694.90盎司黃金。現在1盎司黃金=735.782美元，按黃金折價，現在約值211億美元。
當時的稅率約為1/15，且農民不像現在有額外負擔。並且也沒有戶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進城。商業尤為發達，司馬光曾說：「世風日下，販夫走卒接著絲襪」
由於其他賦稅不多，那麼GDP差不多是211*15=3158億美元。當時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億，因此也可以有3158美元的人均GDP。其實，換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為黃金的開采量有了極大的增長，所以比3158美元高得多！
不知是否算錯，畢竟這數字比今天還高!!!（2006年人均GDP2039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