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航:首頁 > 經濟學法 > 經濟學斯科貢獻

經濟學斯科貢獻

 發布時間：2021-02-12 09:53:27

Ⅰ 勞倫斯克萊因在經濟學上有什麼貢獻

勞倫斯?克萊因是美籍猶太人，1920年9月14日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城。

由於對經濟學的興趣和對數學的愛好，克萊因對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繆爾遜推崇備至。1942年，他從伯克利加州大學畢業後，接著考入麻省理工學院，在保羅?薩繆爾遜的指導下學習。194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是該院第一個經濟學博士。

他參加了芝加哥大學考爾斯委員會的經濟計量學班子。在那裡，他接受了一個挑戰性的任務，繼續簡?丁伯根編制經濟計量模型的嘗試。當時的芝加哥，雲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經濟學家，可謂群星璀燦。這些人中，後來奇跡般地涌現出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里，克萊因開始了他的傳奇式的模型編制者的生涯。他試圖把數學、統計學工具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融為一體，並與考爾斯委員會的同事們一起發展了統計方法與體系，這些現在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家基本訓練的一部分。他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的第一個就是在這里完成的。

1942年夏季，克萊因離開了芝加哥，接受了加拿大政府顧問的職位。在渥太華的一個暑期，他幫助加拿大政府建造的第一個經濟計量模型問世。之後他和妻子去了歐洲。在1947年10月到1948年秋季，他訪問了許多歐洲的經濟學家，有挪威的拉格納?弗里希、特里夫?哈夫莫，瑞典的赫爾曼?華爾德、愛立克?倫德伯格、愛立克?林達爾、拉格納?本策爾，還有荷蘭的簡?丁伯根，英國的理查?斯通等，還見到了正在訪問奧斯陸的玻爾?挪里加拉斯木生和約根?佩德生。這一年的生活對他以後的研究工作多有啟發。

克萊因回到美國後，應阿瑟?伯恩斯的邀請加入國民經濟研究局，在一筆博士基金的支持下，對生產函數作一些經濟計量研究，奠定了經得起考驗的研究方法。與此同時，由於那時他對財產的估價特別是流動資產以及儲蓄行為的效應也頗感興趣，所以，他還參加了密歇根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的工作。在那裡，他接受了福特基金的資助，創立經濟計量學研究班。這番努力的結果是，克萊因和阿瑟?戈德柏格(當時是一位研究生)結交，和他一起建立了克萊因——戈德柏格美國經濟模型。這個模型基本上是他在考爾斯委員會開始的工作的延續。

四年後，1954年，在統計研究所弗蘭克?波查德的提議下，克萊因出任牛津大學統計研究所研究員，根據牛津儲蓄調查的數據，編制了一個英國模型。這項工作在1957年獲得了威廉?巴特靈獎。在牛津的四年中，他開始對理論經濟計量學進行研究，探討了統計推斷方法。

1958年後，他又回到美國，加入賓州大學的教師隊伍。他此後一直在該校的沃頓學院經濟系做教授，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在那裡，他創制了一系列模型，後來被稱為沃頓模型。1959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時年39歲。

20世紀60年代初，他為了資助賓州大學的數量經濟研究，決定建立一家公司，向私人和政府部門出售經濟計量預測結果，所得的資金用於補助學生，以及賓州大學經濟系和范圍更大的研究事業。

這期間，克萊因還廣泛走動，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模型方案進行工作。他還指導了一些論文。這些論文都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模型工程的組成部分。1960年，他首次訪問日本，任大阪大學的客座教授，參與他們的建造模型方案的工作，並與森島通夫和市村真一共同創辦《國際經濟評論》，這是大阪大學和賓州大學聯合出版的刊物。

克萊因的成果和聲譽與日俱增。1959年，他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邀請去擔任經濟穩定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他主要負責為美國經濟建立一個短期預測模型。這個模型本來是為社會科學研究院編制的，後來被布魯金斯研究所選中，於是成為「布魯金斯模型」。這項工作持續了十年，其收獲是得到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對他以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20世紀60年代後期，克萊因感到建立一個整體國際經濟模型的必要。在國際基金組織和國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1968年，克萊因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次會議上發起行動，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主要國家的模型編制者召集到一起，建立一套連續的國際方程來分析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系。這就是林克計劃。林克計劃實際是一個各國經濟的國際聯系模型。克萊因與斯坦福的波特?希克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魯道夫?龍伯格和加州大學的阿龍?戈登共同負責這個計劃。

克萊因在林克計劃上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這套模型現在囊括了較不發達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以及經合組織國家。在克萊因看來，林克系統比以往用過的任何系統更迅速、便宜和容易。而且，全世界范圍的參與研究者現在能夠利用一個視聽電信系統，就能在配套網路的計算機屏幕上得到充分的信息。

克萊因還與中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79年，克萊因率領一個美國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科學院。他主持了從收集數據、了解中國的經濟結構，到幫助解決數據管理方面的問題等一系列有助於建立中國的經濟計量模型的工作。5年後，第一個中國的經濟計量模型就建立起來了。這個模型准確地顯示了中國的增長軌跡，還能顯示中國的收支問題、膨脹程度等。

在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上，克萊因可謂最優秀的國內、國際計量模型編制者。在把經濟學引入實證主義的新時代這一過程中，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他於1980年獲諾貝爾獎的殊榮，也正是源於他在經濟計量模型編制工作中的貢獻。

克萊因的主要理論貢獻是：以公認的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對現實經濟中實際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算，建立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並用其分析經濟波動和經濟政策，預測經濟趨勢。在包括周期研究、隨機波動、動態乘數反應、方案分析以及預報等理論性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問題上，運用各種估算系統。所研究的模式包括發展中經濟、中央計劃經濟和工業市場經濟，以及這些經濟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關系。主要有「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布魯金斯模型」、「沃頓模型」和「世界模型」。

經濟學的歷史將把克萊因記錄為最優秀的國內、國際計量模型編制者。在把經濟學引入實證主義的現代紀元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做得多。從早期與柯立芝委員會到和沃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合作，克萊因把一生都獻給了經濟計量模型編制和預測工作。這些努力不僅包括工業化國家，也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

他的老師薩繆爾遜評價克萊因時說：他為戰後計量經濟模型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可以把該時期譽為「克萊因時代」。

克萊因的學術成就，概括地說，是將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分析結合起來，創立了宏觀經濟計量學。他在成名之作《凱恩斯革命》中，第一次完整地把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表述為數學形式。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美國的一個經濟計量模型，1929—1952》，不僅在結構、規模和先進的估算方法論方面是現代宏觀模型的鼻祖，而且也是正式地用於經濟波動預測的第一個經濟計量模型，對以後美國和其他國家建立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有深遠而普遍的影響。

在編制模型中，克萊因繼續了簡?丁伯根在30年代開始的經濟計量宏觀分析的試驗，然而克萊因使用了一種不同的經濟理論和不同的統計技術。他的目標也不同。克萊因偏重於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在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和制定經濟政策方面的實際應用，並把它推廣到全世界。他在這個領域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從事經濟計量學的經驗研究和實際應用，是從研究經濟波動和建立小型的美國經濟計量模型開始的。在建立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前，他就編制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模型(1921—1941)，稱為「克萊因模型Ⅰ」，並為實驗的目的，經常對模型進行重新估算。他用這個模型提出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流行的觀點，即美國經濟會重新陷入衰退的不同意見，實踐證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在建立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後，克萊因與他的同事和學生合作，又編制了大規模的沃頓經濟計量模型，包括用於短期預測(3年)的季度模型和長期預測(10年至25年)的年度模型。前一個模型已發展到第四代。這些模型對美國經濟做了詳細復雜的描述，並不斷用新的資料和新的思想進行更新和修正。克萊因同時是布魯金斯(Brookings)經濟計量模型的指導者。這個模型對美國經濟的結構有高度細化的說明，是30位著名經濟學家合作的產物。

克萊因還幫助其他國家建立模型。包括1947年的加拿大第一個模型，1961年的日本模型，1961年的英國第一個季度模型。他關於發展中國家模型式樣的建議，明顯地被採納於印度、墨西哥、蘇丹等不同國家的模型中。他還與他的同事一起，致力於建立蘇聯的模型，對前蘇聯的經濟計劃和計劃執行進行經濟計量的描述。

20世紀60年代末的林克計劃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世界經濟計量模型，其中克萊因起了中心的作用，他既是創議者，又是一位積極的研究領導者。這個計劃的目標之一是，協調各國的經濟計量模型，用以改善分析商業波動在各國中擴散的可能性，以便利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預測。另一個目標是研究一國政治措施的經濟效應，如何影響其他國家。這個方法已被用來研究一次石油漲價如何影響各國的通貨膨脹、就業和貿易平衡。林克計劃開辟了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有很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Ⅱ 經濟學家貢獻了什麼

定價：20.00 目錄知識的「能」與「不能」（譯者序）作者小傳致謝導言：？/丹尼爾·B.克萊因經濟學家工作的作用和價值 / 弗蘭克·D.格雷厄姆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 / 羅納德·H.科斯經濟學家權威的衰落 / 威廉·H.赫特政策主張中的「現實主義」 / 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如何兼顧學術成就與社會貢獻 / 戈登·塔洛克公共福利與經濟學敘事 / 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經濟學家知道些什麼？ / 托馬斯·C.謝林經濟學家以及錯誤的糾正 / 伊斯雷爾·M.柯茨納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 /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研究經濟學職業和經濟學家的推薦書目人名索引譯後小記 導言：？ 丹尼爾·B.克萊因收集在本書中的論文展示了經濟學家們所做的選擇。寫作什麼樣的主題，遵從什麼樣的理論前設，吸引什麼樣的當權者，運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採用什麼樣的論調，預設什麼樣的聽眾，回應什麼樣的挑戰以及想要服務什麼樣的社會目標，每一次在做如上選擇的時候一個經濟學家就扮演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角色。今天的經濟學家們所做的個人選擇能有效地促進人類社會的改善嗎？當前的大多數作者都懷疑經濟學家的諸多選擇並不是為了社會的改善。經濟學家能夠很快發現市場、政府以及其他制度的缺陷，但是他們卻極少將這一發現缺陷的本事對准他們自己所在的職業界（即使有，也不是公開的）。在這一問題上，他們的公開態度頗像對待自家孩子的態度：沒有任何批評性質疑的全盤接受。有些經濟學家也會對平常的職業常規和標准懷有一種懷疑，但這種懷疑卻僅限於私下裡的思考和朋友間謹慎的交談。只有少數的幾個經濟學家，比如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大衛·科蘭德（David Colander），托馬斯·邁耶（Thomas Mayer），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公開地表達了他們的懷疑。 對這本小冊子而言，其推動力來源於這樣一個看法，即學術機構無法為現實行動提供有效建議，而且他們還懷疑研究工作是否能夠增進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明智行動。如果是這樣，經濟學家們或許就會發現從事學術工作的壓力使得他們偏離了為社會經濟生活做出貢獻的方面。他們的身心被「撕裂」（torn）了，究竟要在學術領域作出成就還是應當為現實經濟體制更好的運作作出貢獻？這本匯集了諸多文章的小冊子希望發現一條進入學術經濟學家內心世界的通道，它建議經濟學家真正面對這一學術成就和現實貢獻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的存在特別體現在弗蘭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威廉姆·赫特（William Hutt）以及克拉倫斯·菲爾布魯克（Clarence Philbrook）的文章中。那些文章寫作的年代，和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文章中的暗示一樣，顯示了那一時代的經濟學家反對那種僅僅看重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而對社會無所助益的研究風格，這一取向也暗中體現在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那篇更富於樂觀氣息的論文中（寫作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伊斯雷爾·柯茨納（Israel Kirzn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文章也指涉到了經濟學家在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方面起到的作用。本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重要的觀點，有時這些觀點之間還會有沖突，但是在基本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將這些論文匯集在一起就既能提供一種經濟學作為一門職業存在的理由，也能提供一種經濟學家應該有的社會責任的眼光。下面，我將從不同的文章以及他們各自的理論貢獻中提煉出幾個關鍵性的思想供大家參考。 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Practitioner)是普通人 赫特和哈耶克指出了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些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工程學和醫學，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對後面的這些學科而言，人們委託專家做出重大決定，因此這些領域內的決策者很有信心運用基本知識改善人類的狀況。然而，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卻不是經濟學專家而是每一個政府官員和普通選民——平凡的普通人（the Everyman）——他們是高度忽視和缺乏基本經濟學思想的典型。「結果是……」哈耶克說道：「……你永遠不能一次性地為所有人確立一條經濟學規律，而總是不得不付出努力使每一代人重新相信它。」作為一個群體的經濟學家們在向公眾持續地反復灌輸那些經濟學基本思想上沒能獲得成功（對於職業經濟學家而言，那些思想可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inframarginal）的東西）。其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差不多比任何其他物種都明顯的是，人類不斷愚蠢地重復自己早已犯過的錯誤」。政治經濟學中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使得職業經濟學家陷入了兩難境地：他應當努力教給人們各種經濟學常識，比如，以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和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提倡的方式，以此來開導那些政治經濟領域里的普通決策者嗎？如果這樣做，該工作能獲得職業尊敬並享有職業安全嗎？如果學術界看重那種僅僅寫給學界其他人看的範式化或形式化（paradigmatic）的研究，那麼，那些想證明自己沒有白領薪水的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做呢？他能發現一個值得信賴的信念讓他既能在學術領域取得成功又能為社會福利的增進做出貢獻嗎？ 被拋棄的基本觀點 很多作者在這本書中指出由於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基本的經濟學觀點和簡單的政策結論在公共事務中被拋棄了。科斯說道：「如果我們不得不提供的建議被採用的話，雖然它只包括幾條簡單的經濟學規律，但其價值是明顯的——令人泄氣的是這些簡單的規律卻被普遍地忽視了。」格雷厄姆也說過類似的話，即經濟政策的失敗在於非常缺少那些「明顯值得追求的、並能很容易認識到的目標。」哈耶克指出：「曾經獲得和廣泛傳播的知識不是被證實或證偽而是被簡單地丟棄和遺忘了。」科斯甚至還引證了弗蘭克·奈特，埃德溫·坎南和亞當·斯密的相似的評論，這些文章指出在經濟學內部，其實有一個處理該決策者困境，一代又一代地努力保持並使得經濟學基本觀點在公共領域內充滿活力的傳統。如果這些作者認為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簡單結論被拋棄了，那麼他們心中肯定擁有一些特定的觀點和結論。大多數作者都相信政府政策應當以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為鵠的；我們還能確定幾乎所有的作者，除了謝林，也許還有格雷厄姆，都同意今天的美國政府應當立即減少或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花銷和至少75%的政府管制。但是這本集子里的最基本的思想卻不依靠那種自由論者的政策觀點，而僅僅依靠一種信念，即如果經濟學家們更多關注和研究公共政策，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經濟學的基本觀念就會更好地傳達給普通公眾，而不管他們相信這些觀念是什麼。盡管作者們基本上都同意政策改革，但是說他們在何為經濟學「簡單真理」（』simple truths』）上完全一致卻是值得懷疑的。可能所有作者都會援引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講授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共同目標，勞動分工，機會成本，邊際效用，激勵，競爭，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等等；也能確定所有作者都會偏愛這個故事——在產權制度下，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人的慾望能為人們創造獲得它們的機會；當然也能確定他們都喜歡市場行為的有效分散化協調。但奧地利傳統的學者，包括哈耶克，赫特和柯茨納，可能認為這個清單上還應該包括機會發現，企業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和分立的知識；塔洛克和其他的一些人或許認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諸多要素中還應該包括政府激勵分析；邁克洛斯基可能還會強調經濟行動中論說方式的重要；謝林會強調經濟體系中會計恆等式（accounting identities）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大家都同意政策應當如何改革，但在哪些基本觀點應當被強調並作為證據支持那些政策的改革方案方面，他們的觀點卻有所不同。 經濟學家能夠影響公共事務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說過，盡管其早期對經濟學家作為政策建議者能夠影響社會表現出明顯的樂觀態度的這樣一句話被柯茨納引用：「經濟學家們對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僅僅施加了一種微弱的幾乎不能察覺到的的影響。」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不要企圖勸誡普通人，他甚至宣稱經濟學家不要對教育普通人抱有任何興趣，因為普通人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並能使信息的尋找盡量有效。斯蒂格勒告訴經濟學家他們的努力或許最好應該集中在學術追求上。相比較而言，本書的作者們（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卻力勸經濟學家們更多地參與公共討論（public discourse）。他們確定經濟學家們對公共事務施加了影響。塔洛克指出在取消汽車業、航空業和銀行業的政府管制和降低關稅方面，經濟學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邁克洛斯基說道：「是觀念，而不是美元，擊敗了管制機構。」；菲爾布魯克表達了「觀念力量」（idea force）的觀點，「然而一種觀念會進入一個人的頭腦。它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更進一步地，一種觀念的表達在更多人的心裡播下了種子，然後，潛在地，這股力量會以一種天文數字般的速度增長。」或許作者們的信心部分來源於對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的一種直覺。如果知識僅僅是一些信息（如同斯蒂格勒經常想要指出的那樣），經濟學無助於現實生活的改善（一種「宿命論」）就是一個不錯的判斷。人們會有足夠的激勵去尋找一些他所沒有的信息，比如一個電話號碼，而經濟學家們強塞給他的很多信息卻不太可能會影響他的行動。但是，知識並不僅僅只是信息，它還是一種解釋和判斷。普通人有時會習慣於從國會議員那裡獲得一些相關的信息，但是他們對與社會相關的經濟解釋和經濟觀點卻有一種即使有限卻很穩定的需求。這種需求往往是由工會領導人，商業發言人，環境活動家，所謂的消費者權利提倡者，律師，利益集團，權威媒體，政治家，政府官僚以及經濟學家提供的。通過提供強有力的解釋和嚴謹周密的判斷，經濟學家能夠在公共討論中起到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塔洛克指出公眾如果知道卡特爾協議的經濟學解釋，他們一定會自始至終地反對民用航空委員會（the Civil Aeronauties Board，簡稱 CAB）；邁克洛斯基認為那些運動式隱喻（sports metaphors），比如美國對日本（U.S.-versus-Japan），損害了經濟學理解，而共同目標、比較優勢等替代性解釋卻能增進這種理解；科斯引用了一個思想試驗的例子——想像一個食品和葯品管理局的官員在決定是否批准一種新葯時所面對的激勵——一個具有強大說服力的解釋。這些案例中所提供的知識主要不是信息——某種事實和數據——而是一種解釋：故事，歷史，思想試驗以及隱喻。鑒於斯蒂格勒（由於懷有那種知識僅僅是信息的看法）極力想消除社會事務中錯誤難免的觀念，柯茨納堅持認為在經濟過程中錯誤無所不在，並且一如既往地將這一觀念應用到了公共事務的討論之中。在他看來，當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解釋的時候，錯誤可能就能被糾正，因為知識不僅僅是信息，它還是一種洞察力，而洞察力即是對一種新的、更好的解釋的發現。柯茨納批評斯蒂格勒沒有把這種錯誤觀吸納到他的經濟學和公共哲學之中。本書中的另外一些作者也站在柯茨納這邊，認為經濟學家能幫助人們發現他們的錯誤。菲爾布魯克指出作為政策建議者的經濟學家能夠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錯誤態度」；謝林認為有了經濟學家們提供的政策改革方案，所有的「免費午餐」（free lunch）就只有乖乖等著被人發現的命了。那種認為知識僅僅是信息的觀點還遮蔽了知識的第三個面向：判斷。當存在多種解釋而人們不得不在幾種備選解釋中作出決定時，就需要進行判斷。判斷是知識的這樣一個面向，在其中人們不僅要認識到觀念，更要相信觀念和運用觀念。判斷在行動中展現並經常在這樣的只言片語中被清楚地表達：「我認為我們應當做什麼……」。如同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所解釋的，判斷中有一種信奉的要素，相信或感覺一個人的信念會部分決定他如何思考、從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成為什麼樣的人。它是知識的道德維度，影響著一個人未來的主張和行動。因此，經濟學家能以兩種方式影響普通人，其一是提供事實和解釋，幫助人們發現何處是他的利益所在；其二便是提供道德指導，告訴人們他們的利益應當是什麼。從亞當·斯密到邁克洛斯基，雄辯滔滔的經濟學家們都認識到了說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言說者自身的精神氣質。當一個經濟學家反對許可限制時，勸說的理由不僅在於這個觀點是有說服力的而且事實上是被人們支持的，更在於它是真誠的，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經濟學家需要留意察看一個經濟體系周圍以及隱藏在該體系背後的事物，需要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作出相關的描述。」一個經濟學家會強烈要求取消對商業活動的管制，他會勸說公眾他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因為他站在企業的立場說話而是為著整個社會的考慮著想。因為這個原因，和經濟學家的一次認真的交談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邁克洛斯基指出管制委員會的「道德權威」被經濟學家們摧毀（infiltruated）了；菲爾布魯克也說過經濟學家可以通過確立「一種價值的有效性」（the validity of a value）來施加他們的影響。經濟學家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解釋和判斷。一種對知識性質的全面判斷和了解能夠使得經濟學家們拒絕那種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效率的「宿命論」思想。他們或許會採納一種艾倫·懷爾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表達過的態度：「這種對知識的全面理解會獲得一種能夠消除損害（由那些只是心地善良卻沒有經濟學常識的好人造成的）的智慧。」僅僅是好人會帶來決策的失誤，而經濟學家卻能糾正這些錯誤。而且即使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大，這些影響也是有價值的。如同科斯敘述過的，「一個經濟學家通過他的努力能夠將一個一年浪費一億美元的方案推遲一個星期（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功），他的這一行為就已經掙得了他畢生的全部薪水。」科斯鼓勵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不是因為他相信他們的影響會有多大，而是因為「即使一個小小的成功也不應該被輕視」。 非主流、悲傷以及對絕望的斗爭 盡管作者們表達了經濟學家們將會影響公共事務的希望，有好幾位作者卻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希望是困難的和難以達成的。經濟學家們的大作很少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社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們的建議似乎也被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且當人們拒絕一個良好的建議時，其拒絕也是粗魯無理的。甚至在那些極少的、經濟學家的建議能在社會中生根發芽的情況下，智者的影響也是長久地被忽視而且他也不會獲得任何聲譽。在大多數時候，經濟學家們參與公共討論就好象在教導一個壞脾氣的、被寵壞了的孩子。經濟學家必須為獲得注意進行爭辯和論證，而一旦獲得了注意，他就會認真地和煞費苦心地將自己那套包含了一些基本觀點的方案不斷進行「預演」（reheared），盡量用一些想像的故事和案例來論證它的合理性；而當他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已經將他的觀點牢記在心的時候，他們卻突然拋棄了他的建議而且不給任何恰當的理由。他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就是繼續希望和懇求，這整個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或許還使一個人看起來有點荒唐可笑。這種挫敗，甚至絕望的感覺尤其體現在寫作於20世紀30和40年代的赫特、格雷厄姆以及哈耶克的早期文章中，而那個年代，正是中央集權制（statism）不僅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力量還是一種智識力量都快速增進和發展的時候。哈耶克指出經濟理性可能導致一種普遍的人類直覺與過分簡單化的幸福社會之構想的沖突。實際上，從收錄在本書中的哈耶克那篇1944年的演講辭中，我們就能夠看到那種傳統社會價值與現代社會理想規則之間相互緊張的觀念，而在隨後的四十年間，哈耶克又不斷發展和完善了這些觀念中的要點。哈耶克警告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學生，「對一種觀點堅定不移的追求肯定會使你陷入一種差不多是孤立無助的和非主流（unpopularity）的狀態，」而經濟學家「不必為他的努力去尋求公眾的支持或同情。」赫特的忠告同樣令人心灰意冷。他說自由主義導向的經濟學家必須「意識到一種極度無助的感覺經常會周期性的再現」：「在所有的方面，他都認為他看到了存在一種對什麼影響人類福利狀況的情形既無知又困惑的思想；他也知道以他的力量無論做什麼和說什麼都無法對那些累積起來的錯誤思想以及由此導致的荒謬政策的改變產生最微弱的影響。他認識到在那些被錯誤思想影響的政策和行動的領域，眼下的他註定了只能閉口不言。他不試圖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很少發出反對的聲音，因為經驗和歷史告訴他這種反對沒有任何益處而只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他認識到對他所在時代主流的錯誤觀念的持續反對只會使他聲名狼藉（notoriety），被人視為一個古怪的人。」對那些參與公共討論的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挫敗和絕望的感覺最為強烈，讀一下赫特文章中的這樣一句話：「作為一種對現實時局的批評，經濟學家最能認識到自己最沒有什麼用。」盡管在最近幾十年，中央集權的思想不象在赫特寫作的時代那樣繼續擴展，盡管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公眾的交流沒有什麼明顯的困難就贏得了喝彩，赫特和哈耶克闡述過的基本問題對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仍然是非常恰當的。 偉大的逃離：從公共討論到學術職業 赫特繼續闡述為了應對這種挫敗感，經濟學家怎樣開展他們的工作：「因此，在實踐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寫作一些僅僅給其他經濟學家們閱讀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個教師，他還會嘗試將一種對經濟學的理解傳授（disseminate）給那些會聚在他的影響下的下一代的學生們。」赫特搭起了一座從公共討論中經濟學家經歷的基本困難到經濟學內部作為一個職業學術人的困難之間的橋梁。這一橋梁在本書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過對作為一個學術職業的經濟學的失敗，很多文章倒是表達了一種深深的憂慮。因此，這些文章指出了一個經濟學家在面對兩個不同領域——公共討論領域和學術追求領域——時的問題和困難，赫特建議用一種社會學理論來連接這兩個領域，而在另外的幾篇文章中，相關理論卻是不太清晰的。作為一種對參與公共事務的挫敗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確地承認了這種「向內的轉變」（the turn inward），即轉向學術，轉向一種嚴格的經濟學家與經濟學家之間的對話（坎南，赫特的老師，其實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種更尖銳的論調表達過這一主題）。和這種「逃避」相關的赫特承認的那種學術追求就是「純理論」（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構」（model building）：「經濟學家可以投入到『純理論』——一個他可以逃避挫敗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經濟學家們的這種「邏輯體操」視為從一種幻想破滅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來的一種智識撤退。這種逃避的理由是「一個經濟學家和其他領域內的『純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這一「科學」的假定必然帶來一套和「價值自由」、「客觀性」、「實證分析」和「科學方法」等被確定的理想准則相連的職業規范和標准，但是，正如韋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這種種准則的匯聚不能使人們單獨地以某種准則為依據，而反倒使得它們相互依賴共同起作用。科學和已被接受的科學方法相一致，科學也是科學家說它是什麼的東西，而科學家就是那些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在被贊許的職業制度和職業實踐中，科學語言就等於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也許是有價值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們經常沒有認識到這種科學式的語言是一套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信念體系，也沒有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批評性地檢驗它。如同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關於個人的諸多假定被檢驗，然後對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個預先假定的團體所分享；另一方面，這種集體忠誠卻沒有被檢驗，而且這些信奉變動的過程也大大不同於包含了上述假設的演化過程。」因此，那些轉向學術領域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認為這種轉向是一種「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以科學（換言之，一種學術上的）有它自身的進度和力量來為這種轉向辯護。而且他們相信，從長期來看，發展了的科學將比和公眾直接接觸和交鋒能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好處，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為「向內的轉變」所作的正當化解釋。然而，在經濟學學術界，這一正當化卻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檢驗的的信念上（我把這一信念稱之為「偉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爾布魯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納以及麥克洛斯基以他們不同的方式提到過的，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決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實意味著這個領域必然和自然科學領域有著根本的區別。經濟學職業界往往從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設開始推論，但是那些假設卻基本上是錯誤的。格雷厄姆寫到：「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總是處在懷疑之中；雖然那些『科學』的支持者強行將他們的理論套進僵硬的科學形式中，這種為經濟學「科學性」辯護的結果卻使得這種理論對現實生活的分析和應用極不成功。」「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術和大多數學術產品都沒有獲到預期的效果，其原因在於要想獲得學術承認就必須依靠那種很少考慮最終目標的精緻的傳統分析技術或者勤勉的對資料的收集。對手段的重視超過了對目標的考慮。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術精通程度的經濟學新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學會喜愛和運用這些技術了。」 不同的範式主義 這一「偉大的信念」依賴一套很強的已經成為「真科學」之標志的學術規范和學術實踐。換句話說，該信念是一種在學術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形式化風格，或者一種範式。但是「範式」概念只能表明學術話語中的一種形式化風格，我們還需要一個足以表達對該範式強烈地堅定擁護的術語。為了在我的分析工作中更少一些令人討厭的歧義，我選擇「範式主義」（paradigmaticism）這個詞（一個可能的備選術語是「形式主義（formalism）」，但是該術語不足以表達對那種不需要數學化的範式的擁護）。在經濟學職業界，範式主義是本書中的很多作者發現是錯誤的那種主張，因為，在經濟學內部，他們看到了範式主義和以公共事務為導向的經濟學之間的沖突。不管表達的是否清楚，本書中的作者（部分除了哈耶克）都反對經濟學界的範式主義，因為他們認為該傾向使得經濟學家們無法有效幫助政治經濟領域的真正決策者。範式主義最主要的類型就是那種被本書中的格雷厄姆、赫特和菲爾布魯克明確反對的對正式模型建構的過分強調，在他們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哈耶克，科斯，柯茨納，特別是麥克洛斯基，也同樣表達了這種反對。本書中的科斯和菲爾布魯克反對的另一種範式主義就是那種因偏愛定量分析方法（今天的回歸分析）而導致的對經驗研究的過分偏愛。最後一種範式主義的類型可能是格雷厄姆在文中暗指的那種過分熱衷於收集各種事實的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m）。 範式主義與相關主題的沖突 普通人不會思考或者談論「範式」這個詞。因此，要想使範式話語的傳授有任何價值的話，就必須以一種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傳播。盡管格雷厄姆，赫特，科斯，柯茨納和哈耶克表達過對範式成果（the fruits of paradim）的欣賞，大多數的作者還是認為範式精神（the paradigmatic spirit）太強以及很多主流研究的發現還不值得介紹給公眾。這種反對是不太明確的；同時也存在一種經濟學家在範式化研究方面是否走得太遠的爭論。那種「偉大的信念」堅持認為範式主義能最好地為社會服務，在學術職業界取得成就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但是本書的作者們指出了範式主義和經濟智慧（economic enlightenment）之間的沖突。對於定量分析範式，科斯寫到：「但是這一領域的發展成本極為高昂，它占據了本該全力投入到發展傳統理論的資源，也占據了對經濟系統中非計量性部分的經驗研究的資源。經濟系統中難以測量的那部分習慣性地被忽視了，這導致注意力從經濟系統本身轉移到了測量的技術問題。」格雷厄姆更是直接地對正式的模型建構範式發表了更辛辣的評論（想想這些評論寫作於1942年！）：「最後，理論變得如此」科學「和抽象，以至於激起了數學家們的興趣使得他們樂於在一個復雜的永遠正在呈現的均衡中發展一種千變萬化的概念和一種原子單位的沒有摩擦力的游戲。均衡的概念使人聯想到方程式；方程式是各種數學模型的「多產的父母」（prolific parents）；這一模型建構的游戲會一直繼續，直到越來越讓人難以明白的經濟學雜志中的某一頁變成了一堆只有那些知道密碼的人才能理解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那些越發深奧的模型建構者把所有不方便「運送」（freight）的事實都給拋棄了，直到「科學」達到一種境界，進入到了一個只為思考的目的而存在但越來越忽視理論的現實意義和重要性的純粹抽象的領域。」以一種相似的風格，赫特抨擊道：「我們的觀點是，盡管過去四十年目擊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邏輯結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對豐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價值的貢獻，但是，對於有些最多產的方法論發明家而言，他們的研究方式已經使得他們趨向於嚴重忽視一直存在著的作為科學之基礎（the backbone of the science）的實用性。」赫特的批評性評論確鑿無疑地針對由魯賓斯坦（Joan Robinson）開創的那種研究方式，他還發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未言明的、並且未被辯護過的對「偉大的信念」的確信，即相信只有那些在形式化模型建構中獲得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科學（true science）。這種確信正當化了對其他不那麼形式化

Ⅲ 亞當斯密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

斯密的著抄作最廣為人知的襲是《國富論》（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本巨著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它研究的對象是經濟世界，認為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全書的主要內容是：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2、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3、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4、反對殖民地政策5、主張「自由放任」，極力倡導自由貿易6、政府的主要職責：創建公共事業7、教育的重要意義：《國富論》的發表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其實，《道德情操論》也是斯密的另一部巨作，著重論述人類行為的「利他」，感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Ⅳ 加爾布雷思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什麼

加爾復布雷思既是個知識廣博的制學者又是個行政幹才，他為新制度主義的建立開辟了道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於他從制度的角度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價值判斷標准進行了探討，並從理論上探討了前人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工業化以後社會」的問題，提出改革建議，也因此而成為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他運用演進的、整體的方法，即制度——結構分析方法來研究制度的產生、發展及作用，強調制度與結構因素在社會經濟演進中的重要作用，把經濟制度、經濟行為視為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求重新確定經濟政策目標，即不再把國民生產總值和產品的增加作為判斷社會進步與否、發達與否、人們幸福與否的標准，不再以經濟增長本身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

Ⅳ 亞當斯密經濟學說對世界的貢獻

亞斯密的著作最廣為人知的是《國富論》（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專究」），這本巨著為古典經濟屬自由主義奠定了基礎，它研究的對象是經濟世界，認為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全書的主要內容是：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2、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3、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4、反對殖民地政策5、主張「自由放任」，極力倡導自由貿易6、政府的主要職責：創建公共事業7、教育的重要意義：《國富論》的發表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其實，《道德情操論》也是斯密的另一部巨作，著重論述人類行為的「利他」，感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Ⅵ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

凱恩斯一生對經濟學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一度被譽為「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等美稱。凱恩斯出生於薩伊法則被奉為神靈的時代，認同藉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就能維持經濟的觀點，因此他一直致力於研究貨幣理論。

他的發表於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這部作品對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恩斯發展了關於生產和就業水平的一般理論。

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論主要是：關於存在非自願失業條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處於一定水平上的時候，失業是可能的。與古典經濟學派相反，他認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無法解決失業問題。

引入不穩定和預期性，建立了流動性偏好傾向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投資邊際效應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薩伊定律和存款與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是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中心，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觀點是：社會的就業量取決於有效需求，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

當總需求價格大於總供給價格時，社會對商品的需求超過商品的供給，資本家就會增僱工人，擴大生產；反之，總需求價格小於總供給價格時，就會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資本家或者被迫降價出售商品，或讓一部分商品滯銷，因無法實現其最低利潤而裁減雇員，收縮生產。

因此，就業量取決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點，由於在短期內，生產成本和正常利潤波動不大，因而資本家願意供給的產量不會有很大變動，總供給基本是穩定的。這樣，就業量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這個與總供給相均衡的總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6)經濟學斯科貢獻擴展閱讀：

一、人物生平

1883年6月5日生於英格蘭的劍橋，14歲以獎學金入伊頓公學（Eton College）主修數學，曾獲托姆林獎金（Tomline Prize）。

畢業後，以數學及古典文學獎學金入學劍橋大學國王學院。1905年畢業，獲劍橋文學碩士學位。之後又滯留劍橋一年，師從馬歇爾和庇古攻讀經濟學，以准備英國文官考試。

1906年以第二名成績通過文官考試，入選印度事務部。任職期間，為其第一部經濟著作《印度通貨與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作了大量研究准備工作。

1908年辭去印度事務部職務，回劍橋任經濟學講師至1915年。

其間1909年以一篇概率論論文入選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另以一篇關於指數的論文獲亞當斯密獎。概率論論文後稍經補充，於1921年以《概率論》（ATreatise on Probability）為書名出版。

二、主導理論

凱恩斯以前的主導經濟理論是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自由放任經濟學說，又稱傳統經濟學。這種學說是建立在「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動均衡」的五大原則基礎上的，其核心是「自動均衡」理論。

認為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經濟都能通過價格機制自動達到均衡；商品的價格波動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資本的價格——利率的變動能使儲蓄與投資趨於均衡；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的漲跌能使勞工市場供求平衡，實現充分就業。

因此，一切人為的干預，特別是政府幹預都是多餘的，什麼也不管的政府是最會管理的政府，應該信守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只會破壞這種自動調節機制，反而引起經濟的動盪或失衡。

Ⅶ 索洛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有哪些

索洛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

(1)長期增長理論，特別是增長過程中的均衡內條件、動態效率、單位容資本收入增長的原因與不可再生資源的作用；

(2)宏觀經濟理論，特別是對市場不能出清的原因的系統考察，失業的性質及其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以及存量與流量的作用，資本與利率理論。

Ⅷ 盧卡斯對經濟學有什麼貢獻

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芝加哥內大學教容授羅伯特·盧卡斯，以表彰他對「理性預期假說的應用和發展」所做的貢獻。他的研究，「改變了宏觀經濟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為各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嶄新的思路。

Ⅸ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哪些

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年得主：

1960s

拓展資料：

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稱是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稱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參考資料：諾貝爾經濟學獎

Ⅹ 斯密在微觀經濟學有什麼貢獻

斯密的價值論把勞動看成是價值的惟一源泉以及把每一種商品中所包含的回勞動量視為是答衡量交換價值的尺度，並以此為基礎，通過考察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分析了競爭約束個人自利行為的作用形式和價格機制配置社會資源的運動過程。他的分配理論分析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決定，並考察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指出，利潤是僱傭勞動創造的、超出工資以上的那部分剩餘，但由於競爭的加劇和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利潤率將趨於下降；至於地租，則是土地所有者憑借其壟斷權而獲得的一種收入。但是，當他力圖把價值論與分配論結合在一起時，斯密的論述有不少混亂甚至相互矛盾的觀點，成為後來的學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閱讀全文

與經濟學斯科貢獻相關的資料

熱點內容
中天高科國際貿易 瀏覽：896
都勻經濟開發區2018 瀏覽：391
輝縣農村信用社招聘 瀏覽：187
鶴壁市靈山文化產業園 瀏覽：753
國際金融和國際金融研究 瀏覽：91
烏魯木齊有農村信用社 瀏覽：897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ipo保薦機構 瀏覽：628
昆明市十一五中葯材種植產業發展規劃 瀏覽：748
博瑞盛和苑經濟適用房 瀏覽：708
即墨箱包貿易公司 瀏覽：720
江蘇市人均gdp排名2015 瀏覽：279
市場用經濟學一覽 瀏覽：826
中山2017年第一季度gdp 瀏覽：59
中國金融證券有限公司怎麼樣 瀏覽：814
國內金融機構的現狀 瀏覽：255
西方經濟學自考論述題 瀏覽：772
汽車行業產業鏈發展史 瀏覽：488
創新文化產業發展理念 瀏覽：822
國際貿易開題報告英文參考文獻 瀏覽：757
如何理解管理經濟學 瀏覽：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