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請教,經濟二元性指什麼能具體給我說說嗎
你應該指的是二元經濟吧？這是維基網路里查到的一點資料：
「二元經濟」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一是傳統部門，二是現代部門。
傳統部門
自給自足的農業及簡單的、零星的商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零甚至小於零，非熟練勞動的工資極低，在該部門存在大量的隱蔽性失業，但容納著發展中國家的絕大部分勞動力。
生產方式：「維持生計」的產業
現代部門
技術較先進的工礦業、建築業、近代商業、服務業、容納的就業勞動力較少，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平較高，在傳統部門的工資之上。
生產方式：使用再生產性資本謀取利潤，具有典型的資本主義特徵
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
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的傳統部門的人均收入水平決定了現代部門工資的下限，現代部門從傳統部門大量吸收勞動力，而其工資水平基本保持不變。這是該模型的理論核心。
現代部門的利潤來自勞動產出大於工資總量的部分，並不斷把利潤轉化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直至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被全部吸收。於是，現代部門大大擴張，傳統部門只有在剩餘勞動被吸收完畢後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傳統部門的就業者的收入才能改善。
模型結論
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現代部門的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的不斷萎縮。
工業化過程中，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輸送剩餘勞動，以廉價勞動力為現代部門創造利潤，累積擴大再生產的資本。
剩餘勞動未輸送完畢的時候，傳統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處於停滯狀態。
傳統部門是次要的、從屬的、消極被動的；現代部門是積極能動的。
希望能幫上忙
② 勞動經濟學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核心思想老師只講了基本思想，重點要求背核心思想，這兩個內容一樣嗎
二元的，即一方面存在城市的現代工業，另一方面農村是落後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尚未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二元經濟模型是由劉易斯提出的，後經費景漢、拉尼斯和喬根森等人加以修改和發展，二元經濟模型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普遍理論。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一個是傳統的人口過剩的勞動部門，以勞動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為特點，即剩餘勞動力從農業部門遷移到工業部門時，其農業產量不會減少。另一個是高勞動生產率的現代工業部門，工業部門在擴大勞動投入時，可以從農業部門得到無限量供給，即勞動的供給是具有完全彈性，這就使得工業部門不必提高工資水平。根據劉易斯的理論，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比農業部門平均收入高30%就可以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即一方面存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一方面存在現代的工業部門。二元經濟結構還表現在勞動就業與原始手工並存；閉塞的農村與日益膨脹的城市的並存；還表現在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二元經濟結構既包括工業與農業的對立，也包括城市與農村的對立。二元經濟的趨勢：經濟上的二元性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的必然現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二元化」的趨勢，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③ 請問什麼叫做二元性
1、最簡單理解
憑直覺就可以知道，或，我們不得不相信，任何一個事情本身是復雜的，但我們卻不得不相對簡單地去理解它，因為如果一個理解不是足夠簡單的，那麼，這個理解恐怕就是難以理解的。當然也可以說，事情本來無所謂復雜或簡單，假如復雜地去理解，事情就變得復雜；假如簡單地去理解，事情就變得簡單。但不管怎麼說，只有簡單的理解才是可以理解的，盡管簡單的理解總是不準確的——所以令人不滿。按照幻想，假如能夠非常復雜地去理解事情，就能夠真正地理解事情，但這只是幻想，混沌地理解混沌沒有意義，因為那隻是一片茫茫的存在而沒有被理解為事物（things）和事實（facts），那樣的存在只不過是「非物」（nothing）。
除了理性的理解，我們還有感性的理會。毫無疑問，感性的理會是細膩復雜的，感性能夠理會細節、不可分析的過程和整體，但是，感性只能理會個別特殊事情的整體復雜性，卻不能產生思想所需要的可共度的、關於各種事情的一致的理解，而缺乏普遍性的理解就不可能產生理性生活所需要的標准、規則和制度。因此，感性的理會雖然是一種理解，但它不能構成思想，感性的理會其實就是生活本身，它也是理解的對象，當然，對於理性來說，感性生活同樣是不能准確理解的，否則我們就能夠准確地理解存在了。
最簡單的理解是二元性的——二元性與二元論雖然有關系，但它們非常不同，二元性是最簡單的理解形式，但二元論卻不是最簡單的理論模式，顯然一元論是最簡單的。但不管什麼「論」，在思考問題時都要使用二元或二元以上的理解形式——二元性的理解形式顯然也是應用最廣泛的，我們的思維長期以來都和「真假」、「善惡」、「主觀客觀」、「心物」和「現象本質」之類大名鼎鼎的或臭名昭著的二元格式聯系在一起，在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反對某些可能導致粗劣理解的二元格式，我們仍然被迫在各處或明或暗地使用這些令人生厭的概念，因為如果不讓使用所有這些概念，我們可能不知道應該使用什麼概念才好。也許二元格式真的有許多壞處，例如很容易導致思想的過分簡單化，不過，也許有某些二元格式是思想中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思想中最基本的操作方式。
我有一個不可能有實證證據的猜想（所以不能當真，只能參考）：人類語言所以能夠從動物的信號系統發展出來成為一種思維形式，雖然肯定有許多成因，但其臨界變化形式是原始人終於說出了「不」（邏輯意義是「Ø」），這一點使得語言開始有了邏輯性，或者說開始生產出它的「邏輯語法」（大概包括可以由現代邏輯所能夠描述的各種邏輯規定和規則），有了邏輯語法，語言才真正成為思維形式（我們通常所說的語法是用來形成語詞間關系的「表達的語法」，它雖然對思維有某些影響，但不是形成命題間關系的思維結構）。
思維從出發點上說是理性地去選擇。當然，思維並非僅僅是理性選擇，但理性選擇是最基本的，恰恰是由於有了理性選擇而後才進一步產生了涉及慾望、情感、興趣、直觀等等復雜因素的那種完整的、豐富的思維，所謂非理性的思考也是理性的產物，只有在理性的幫助下，才可能產生那些「有意識的」或有意圖的感性活動，因為只有理性才能給感性打開比本能更廣闊的新的感覺空間，才使得感性有了豐富復雜的問題和對象。如果沒有理性對現實和未來的拓植（colonisation，借用A
·Giddens的用詞，參見《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感性本來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選擇和需要選擇，感性就大概只能按照本能去選擇本能所能夠選擇的非常少量的事情，見果子就吃，見猛獸就跑，大概如此。所以說，如果沒有理性的開拓，感性本身沒有太多選擇，理性選擇是人的思維中最基本的選擇。最簡單的選擇形式就是肯定和否定。只有當人類懂得否定，思維才有了自由，才可能產生自我意識，而有了自由的思維能力，才具有界定、規定和劃分各類事情的可能性。
事情可能是這樣的：假如動物的信號系統算作語言的話，那麼這種語言中的詞彙（也許動物信號不分詞彙和句子）很可能是一個一個「單子式地」指涉著相關對象，而這些詞彙並沒有互相說明的關系。這可能是與人類成熟語言的一個根本區別，人類語言能夠以自身為對象，能夠分析、理解、討論自身。如果一個信號系統不能自我分析就不是一種真正的語言。按照我的猜想，語言的自我分析是以「否定」的發現為開始的，這里也許沒有充分的理由，但「否定」看起來特別典型地具有反思色彩（在邏輯中，Ø和某個命題聯結詞如Ú或®的組合就可以定義其它基本聯結詞，不知道這一點是否也多少說明Ø在思想功能上是最基本的）。當否定著某個陳述，語言才開始對語言自己說話，語言把自己對象化了。我想像自己是一隻狼，長聲表達獵物，短音表示危險，諸如此類，這種語句與本能反應直接掛鉤，我沒有必要反思語言。只有當語言豐富到需要對語言自身的活動進行分析和討論時，就需要否定某些東西，同時也就是建設性思維的開始。也可以說，當語言能夠對自身做出某種否定，語言就成為自己的對手，語言就成了生活。
語言對自己說話暗示著語言有著一個先驗的二元結構，它是一個對話結構，即抽象的對話雙方位置，這兩個位置可以說是「我性」（I-ness）和「他性」（the
otherness）的純粹先驗位置。就像一盤棋，不管有沒有人下，或者誰下，都先驗地具有對抗的邏輯位置，語言也一樣，不管跟誰說話，還是自言自語，都預定了對話的先驗位置。這種先驗位置從根本上說是基於「不」的發明的，它使得語言生成了否定某種話語的可能，這就造成了能夠否定對方話語的語言位置。語言蘊涵了歧異思想和對話的可能性，這一點是關於「他人心靈」的先驗證明。
2、嚴格意義上的二元性
二元性雖然是思維的基本判斷方式，但並非所有看上去好象是二元格式的概念都是真正的二元結構。其中有一些顯然是為了修辭學效果才對比地使用的，例如我們喜歡說的「輕重緩急」之類。首先，什麼算輕，什麼算重，盡管可以硬性劃分，但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明確的、相對的；其次，輕重之間有著過渡，它們是連續性的，中間的區間就算是不輕不重或者從不太輕到不太重的無數個量。諸如「大小」、「黑白」、「遠近」等等都是如此。這種兩極與它們之間其它點一樣都只不過是同一個連續性上的某個量級。不過我們更喜歡說到這種連續性的兩極是有些道理的，當能夠談論兩極，就等於把它們中間的區間在某種程度上規定清楚了，於是我們就或多或少地有了理解。這類修辭性的二元結構並不是真正的二元性，它不是理論原則問題。
但是有另一些二元格式的概念諸如「現象和本質」、「心物」、「主體和客體」、「獨裁和民主」、「理性和非理性」、「科學和人文」等等則不斷惹是生非，這些概念都涉及重大理論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從這些角度去看問題，並且試圖定義什麼是現象和本質或理性和非理性，還爭論應該強調哪一方。
不過現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應該強調二元論原則還是一元論原則，而是一個作為「元提問」的後現代懷疑論問題：這些二元格式的理解方式是否有意義？後現代並不是對「又一個新時代」的預謀和規劃，盡管後現代是對現代各種雄心勃勃的觀念和思想模式的懷疑和解構，但這種懷疑和解構往往缺乏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因此，後現代懷疑是一種茫然眺望沒有圖景的前途的現代性自我批評，也正是因為還沒有完整成熟的新觀念可以信任，所以後現代批評特別地表現為以不尊重的態度對現代各種觀念進行「糟改」，它使各種現代觀念以一種非常可笑的面目表現出來。值得注意，後現代並沒有超越現代，它所試圖糟改的東西同時就是它所能夠利用的資源，或者說，它只不過是現代性在糟改自己，於是，這種糟改有一點自我解嘲的味道。不過，作為現代的自我批評，後現代的懷疑也並非沒有力量，顯然，如果一種觀念能夠被糟改，這種觀念一定至少在某個方面是可笑的。這就像是，對某個大人物比如說總統的屁股踢一腳，雖然這是不合法地消解了總統的尊嚴，但它畢竟也說明了那種尊嚴有著某種程度的矯柔造作和虛假。對於二元論理解模式的後現代懷疑表明，我們總有理由糟改它，但總忍不住使用它，我們不可能知道它是非常合理的還是很不合理的，既然我們不可能知道事情本身是一個方面還是兩個方面或者是多個方面，也就不知道是否必須把它看成一個方面還是兩個方面或者是多個方面。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看問題是真正恰當的。
二元論是關於對象的敘事方式，不是針對觀念的判斷方式。二元論其實是試圖形成某種對比以便更加簡單鮮明地產生理解，且不管這種對比是否合適（顯然有時候合適有時候不合適），這種對比的意義在於雙方是互為背景的，而且由於這種互為背景而各自顯現出來，所謂相反相成的關系。這種二元是「論」而不是「值」，所以只是一種理論假設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二元性思維形式。
作為敘事方式出現的二元對比只能表明我們喜歡或者習慣如此這般去對比，但並不意味著這種對比有什麼必然性。我們在思想中使用的那些二元敘事方式往往顯得鄭重其事，因此看不出其中的不嚴肅，其實，它們和「苦和甜」這樣的對比是同一類型的。事實上，苦自有苦的理由，甜自有甜的理由，這些理由之間並沒有必然關系。就其本身而言，苦或者甜都是各種事情中的某一種，本來它們之間並沒有必然的二元性，只是我們製造了這種對比。假如我們產生了另一種比較慾望，就完全可能把「咸和甜」作為二元對比。
這並不是說不能使用這種二元敘事去理解事情，只是說，這樣去理解事情並沒有必然的道理，在這種對比中產生的問題很可能不像通常想像的那麼嚴肅和鮮明，例如「中西」比較，這種二元對比預先就暗示我們去尋找恰好對立的或者恰好一樣的東西，這兩種情況事實上當然有，但是並非只有這兩種情況，而且，真正重要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那兩種情況，比如說，西方有著非常出色的理性思考，我們就好象只能想像中國沒有理性思考，同時又進一步好象暗示著只能假設西方缺乏感性深度，這是一串無理的觀念，對於那些不想做這種故意的對立比較的人來說，西方和中國顯然是理性地思考了不同的問題，也當然有著不同的但都很有深度的情感方式。這種「不同」意味著A和B的關系，而不一定是A和非A的關系。
在語言上的故意對比中，很容易產生不正確比較的暗示，如歌里唱道「我很醜但很溫柔」，人人都知道美和溫柔不是一回事，但這里的暗示卻引向美和溫柔往往不在一起的感覺，好象丑更加經常地和溫柔結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這種故意對比畢竟不是什麼原則性問題，盡管我們喜歡無理地對比，但也無所謂地、含糊地對待那些對比。我們在理論上則容易過於斬釘截鐵地把某種故意對比強化為二元論，這有時候碰巧說得通，但許多時候會導致嚴重的思想障礙。例如to
be 和ougth to
be這一格式，它的主要難題還不在於這兩者的截然分離是可疑的，更嚴重的危害是它暗中把倫理學限制在倫理規范這個狹小的范圍內，就好象倫理學問題都只是一個「應該」的問題，事實上假如不把問題擴大到整個生活的意義和生活的各種價值的問題上去思考的話，我們將不可能思考關於規范的問題，因為就其本身而言規范是沒有道德意義的。假如不讓一個人to
be，他就恐怕會拒絕ougth to be。
只有當一種二元格式的邏輯意義不是「A和B」而是「A或者非A」時，才是嚴格的二元性結構。這種嚴格的二元性結構不是敘事方式而是判斷形式，不是把各種事情描寫成某兩類東西，即「這種樣子」或「另一種樣子」，而是發現我們能夠想到兩種相反的可能性，即「是這樣」或者「不是這樣」。考慮它們的微妙區別：不嚴格的二元格式說的是，或者是個真實世界，或者是個神話世界，諸如此類；嚴格的二元結構則是說，存在這個世界，或者不存在，諸如此類。顯然，一種敘事方式永遠只是某種敘事方式，並非只能有這一種敘事方式，因此，無論什麼樣的二元論（或者一元論或者多元論）都只是關於事情的一種偶然的描述，是否有意義只能歷史地評價，而二元判斷形式卻是思維中必然需要的形式，假如沒有二元判斷，我們根本不可能思維。或者說，用善惡、美醜、現象本質、主觀客觀之類去談論事情，這相當於語言中的文學風格；用是非去談論事情，這相當於語言的語法。思維的語法就是邏輯。「是非」（或曰真假）二元取值是邏輯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是要在互相矛盾的情況下去做出選擇，就不需要這種嚴格的二元格式。
盡管二元格式在敘事方式或理解方式中可能是最基本的或最簡單的，不過最簡單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這要看情況。例如二進制對於電腦是最好的，因為它的演算規則最少，但對於人來說，二進制顯然會使我們看得眼花繚亂。順便一說，十進制卻是很壞的，假如由數學家來決定，強調實用方便的數學家會選擇因數比較多的12；強調清楚明白的數學家會選擇質數7或11，無論如何10是不會被考慮的（參見丹齊克《數，科學的語言》）。人們歷史地選擇了十進制，它雖然不好，但歷史是不講道理的。其實對於我們現在不喜歡的許多敘事和理解方式也是一樣，它們是歷史中形成的習慣，我們往往不得不利用那些傳統的理解方式。
3、關於排中律
二元判斷在思維上的必要性是一個涉及邏輯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是一個關於邏輯的哲學問題而不是一個邏輯內部的邏輯問題。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而引起某些邏輯學者的誤解，他們以為我試圖用邏輯學之外的討論方式去干涉邏輯學，但事實上我所討論的只是哲學問題，所以討論方式是哲學的。邏輯中有一些基本假設——往往只是暗中承諾而沒有明說出來——是哲學性的，也就是說，這些假設不可能有屬於邏輯學的「邏輯的」解釋，它們和其他學科的基本假設一樣都是哲學性的，都幾乎是一些思想直觀，這樣一些思想直觀一方面直接構成了我們思想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構成思想的基本困難，因為這些直觀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這些通常被盲目承認的思想直觀或假設恰恰就是沒有解決的哲學問題。在這里我要討論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如上所述，我們通常使用的二元結構有兩個類型，一個屬於敘事方式，或者說理解—解釋方式，它要求從兩個角度、觀點或方面去看事情：另一個是判斷方式，它要求的其實是用來明確兩種相反的可能性的某個條件，這是嚴格意義上的二元性，關鍵在於它只需要使用給定的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製造了兩種並且僅僅兩種可能性。我相信，「一個條件，兩種相反可能性」這個模式是一切邏輯判斷的基本原則，其實這也就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共同聯合所描述的情況。直覺主義數學指出，我們不能無條件地濫用排中律，或者說，排中律並非在任何情況下有效。這說得很對，在我看來，排中律只有在矛盾律有效的情況下有效。這一點《墨經》早就意識到了：「彼，不兩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這里至少指出了兩點：（1）一個邏輯判斷針對的是觀念而不是事物；並且（2）只有當兩個觀念是對立相反的，排中律才有效。因此，排中律不能單獨被理解，它必須和矛盾律一起被理解。如果意識到矛盾律是排中律的有效條件，就能夠理解二元取值是邏輯思維唯一有意義的取值方式，如果不是需要在相反的可能性中分辨出結果的話，就不需要邏輯地判定。當只是去敘事、去理解、去解釋，就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要求，自然而然是多元的。
有一些邏輯學家反對通常意義上被接受的排中律，進而反對二元取值（真假二值），聲稱真假值只不過是極端狀態，其間至少存在著第三值甚至無窮多值。由此產生「三值邏輯」和「多值邏輯」。當然，設計一個在邏輯語言上沒有問題的多值邏輯系統沒有困難，但是這種想法卻是一個哲學錯誤。
多值邏輯的基本形式是三值邏輯，它企圖在真（T）假（F）二值之間加入一個「真假不定」或「不真不假」的中間值M，由此可推廣出多值模式：換個說法，假是0，真是1，則0—1的區間有無數個值。現在問題是，在真假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個空隙足夠容納至少另一個值。
多值的設想一開始就有一個小小的問題（結果是致命的）。由於「比真還真」或「比假還假」絕對是胡說，另一個值便似乎只能在T，F之間。這里隱藏的哲學問題是，不管根據的是什麼條件，我們都是在某一種條件上知道命題p的真假的，即如果p滿足條件c則為真，如果不滿足條件c則是假。顯然，條件c生產了兩種可能性，或者說，根據c，我們僅僅知道兩種可能性。那麼，我們怎麼能夠知道還有第三種可能性呢？c並沒有生產第三種可能性，因此，假如我們的思想需要其它可能性的話，就需要引入另一種條件d，而不能超出c的生產能力在c的范圍內加入第三種可能性。由於邏輯僅僅考慮到抽象的真假，而沒有考慮真假的實際語義，就很容易忽視特定條件c的局限性。想想看，如果考慮到別的可能性，就把它說成中間值，是什麼意思呢？這好象是說，有個人寧願以「方」和「圓」為值域來衡量事物，有一天他又想增加一個中間值，根據邏輯，這個中間值應該是「方的圓」。我們有時候不知道某些事情，這種「不知道」是的確什麼都不知道，決不能因為不知道它是真還是假，因此就以為知道它「不真不假」——這一點恰恰也是不知道的。不管什麼樣的中間值，都是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冒充知道點什麼。如果說邏輯混亂，思想就不清楚，那麼也應該說，如果哲學假設有問題，邏輯也會有問題。想像真假之間有空隙，這是個錯誤的知識論假設。
二元取值所以經久不衰，有兩個基本的直觀證明（類似於直覺主義數學關於自然數的直觀證明）：（1）行為證明。我們在任一時間t′只能選擇做某種事情，或者不做某種事情，而不可能做又不做某種事情；（2）存在論證明。任一東西，在特定時間t′，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而不可能存在又不存在。可以說，（存在；不存在）是任何嚴格二元判斷形式的樣板。所謂「真」，只不過是「存在」的另一個表達，例如一個數學命題p是真的，指的是，某個系統S有一種方法把p在有限步驟內構造出來，即有限步驟使得p存在。於是，可以這樣理解：（存在；不存在）是基本的二元形式，針對不同事情和不同附加條件，可以演變出一系列表達方式。
現在來重新解釋所謂「不真不假」的現象。考慮有模式（T，F），顯然，我們是在規定了某個成真條件c的情況下才知道這里的（T，F）的完整語義，這個特定的c定義了這個（T，F）的有效空間，這個空間可命名為c空間，而c定義的真假則可記為(T，F)c。例如，如果以牛頓力學原理為標准，那麼所要討論的某個命題p是否為真就是指在牛頓空間中是否為真。現在出現某些現象在c標准下不能解釋，就可能想到了需要另一個值U，毫無疑問，U不是c條件下被解釋的T或F。假如根據這一點就推理出「U在T和F之間並且排中律失效」則是錯誤的，正確的推論應該是「U在(T，F)c之外」。為什麼？因為由c所定義了的（T，F）空間是一個特定的、由c所規定了的封閉空間，而不是一個抽象的、開放的空間——這一點特別需要注意，我們一不小心就會以為（T，F）是隨便一個空間或者是一個普遍有效的空間，根本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比較容易產生誤解，由於我們在談論邏輯，而又知道邏輯命題的真是所謂「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為真」，不過應該看到，只有像p®(pÚq)或(pÚq)®(qÚp)諸如此類的命題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為真的邏輯命題，如果單就簡單命題p而言，它並不是邏輯命題而是指某個命題，可能是個經驗命題，也可能是個哲學命題，或者別的什麼命題，雖然在邏輯地談論某個命題時可以不去談論它的內容，但是不能忘記它是有內容的，它的內容雖然不是邏輯的，但卻暗中限制著邏輯談論的意義，因此我們不能抽象地理解真假，即使有時不用說出真假的實際意義，也不能忘記它有實際上的意義。
既然U在(T，F)c之外，就是說，U在c空間之外，這意味著「某些現象在c空間中不能判定」。請注意，這本身恰恰就是一個判斷。因此，所謂另一個值實際上只能是另一個層次的二元判斷中的一個值，這個新出現的二元模式是（在c空間中可判定；在c空間中不可判定）。通常所說的第三值被消解了，它只不過是另一個更大規模的二元模式中的其中一個值。換一個說法，第三值不可能是一個中間值，不可能是分別與T和F同水平並列的另一個值，而是與(T，F)c這個整體單位並列的值，就是說，（在c空間中可判定；在c空間中不可判定）這個模式相當於[(T，F)c；(U)c]。這樣的二元模式根據不同條件和情況可以有各種變化形式，所以永遠不可能有無法還原為某種二值形式中的某個值的第三值。
由此可以重新解釋那些據說是需要第三值的現象：
（1）未來事件問題。考慮命題「明天有足球賽」和「明天沒有足球賽」。據說在此排中律失效，因為明天的可能性比足球賽多得多，也許是戰爭也許是股市大亂。可是這些情況已經超出原來規定的判斷空間，它的真實要求其實不是第三值而是另一種判斷空間。
（2）數學問題。例如，假定π在展開中的k位置上連續出現7777（Bruower反對排中律的例子），這種情況是不可判定的，因為不能構造地證明這一點。但這並不意味有第三值，而是意味著需要大概是[（可構造地判定）；（不可構造地判定）]這樣的二元模式。多少有些奇怪的是，Bruower等人從直覺主義數學要求發現了我們實際上無法判定超出構造性條件的命題，卻沒有因此順理成章地想到那是另一個層次。可見假如在哲學上沒有仔細的考慮就可能會在邏輯上過於「平面地」看問題。
（3）物理問題。量子力學實驗有這樣的現象：密封箱以隔板分為兩個部分，隔板有原子足以通過的孔，按照排中律的想像，原子在左邊或在右邊，可是事實上原子同時在兩邊。實驗當然沒錯，可是誰說能夠這樣使用排中律？難道我們指望邏輯和物理學一樣嗎？原子當然在兩邊，這是事實而不是邏輯的結果，邏輯管不了事實，只能管命題。把觀念和事實混為一談，或者說，以為觀念都表達著事實的規律，這種想像是人們的一種習慣。邏輯僅僅是針對觀念的，我們不能要求邏輯的規律在事物上也有效，因為事物並不按照邏輯來生成。邏輯與事物如果總是一致的，那倒是新鮮事情。
順便可以談談哥德爾定理，也許對理解上述的討論有所幫助。哥德爾定理是以一個數學問題為背景的，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個數學系統中，根據公理並且按照推論規則能夠證明的命題當然是真的，能夠否證的命題當然是假的，但是因此還不能就有把握反過來說，在這個系統中的所有真命題都是可證明的，或所有假命題都是可否證的。這就是所謂完備性問題。我們知道，哥德爾證明了，在一個足夠豐富的系統中總會有至少一個（也許有許多個）真命題對於這個系統而言是不可證明的，更准確一些說，如果一個形式系統理論T足以容納數論而且是無矛盾的，則理論T必定是不完備的，因為其中至少有一個屬於T的有意義的命題p是真的，但卻在理論T中不能判定，這就是所謂不可判定的命題（也稱哥德爾命題）。哥德爾指出了不可判定命題的確實存在意味著思維不可能完全被「演算法地」描述，而且，在我看來，這還進一步意味著，一個足夠豐富的系統所需要的真理概念不止一個。我們必須注意到，表達一個形式系統中根據公理和推論規則來證明的那些真命題的真理概念完全不同於表達那些不可判定的真命題的真理概念，它們根本不是同一個真理概念，那些可證明的真命題的真理概念就是這個系統的證明方法，而那些不可判定命題的真理概念則肯定是另一個概念，應該怎樣表達它，倒是一個難題，也許與理性直觀有一些關系，更可能與語義性質有關（因為哥德爾命題具有與說謊者悖論類似的自相關形式：「這個屬於T的命題在T中不可證」）。無論如何，它們是兩個真理概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真理概念在真實情況上總是非常具體的，像哥德爾命題這樣的不可判定命題，它的「在T中的不可判定性」與「在T中的可證明性」構成了二值判斷結構，而這種不可判定的命題非常可能在某些由別的條件規定的邏輯空間里被判斷為真的或假的（一個例子：費馬大定理被認為可能是哥德爾命題的一個實例，現已被Wiles通過把原來的問題轉換為別的數學領域中的問題而證明了）。顯然我們不能用（真，不可判定，假）這樣的平行的三值結構去理解哥德爾命題，否則會導致混亂甚至矛盾。
我並不是想否定多值邏輯的思想價值，而只是說，如果理解到我們真實的思維所使用的二值判斷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是有著許多層次的，或者說，如果理解了我們實際上有著足夠豐富的二值模式，那麼就可以承認二值判斷在邏輯上是足夠的，而多值邏輯則是多餘的，它可以還原為多種相關的二值邏輯。「多值」的現象是有的，只不過屬於關於對象的敘事方式，卻不屬於針對命題的判定方式，可以說，對象是多值的，命題是二值的，這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當然，假如把二值模式簡單地理解為只有一種模式，那二值邏輯就顯得不夠了。由此看來，人們對邏輯難免有些擔心，因為邏輯有時候為了邏輯自身的簡練漂亮而可能把邏輯發展成與人們真實思維非常不同的另一種思維，如果將來把邏輯搞成那樣的話，我們就恐怕無法再指望邏輯成為對真實思維的有效解釋。
4、說出什麼樣的logos
希臘人好辯，對事情總是要求說出logos（說法），人們能夠說出各種各樣的logos，顯然，如果只是要求給個說法，總是能夠找到說法的，
④ 中國的經濟結構二元性是什麼
二元經濟結構對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雙重的影響：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從其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是在原有傳統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機器大工業的產生，逐漸出現了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從而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將來再由二元經濟結構過度到一元的現代經濟。所以，二元經濟結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產生而現代經濟又相對不發達的條件下形成的。然而 ，既然有了一定程度和規模的現代經濟，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現代化建設創造設備的支持；二是可以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積累一定資金，支援傳統部門的發展與開發，促進傳統部門的現代化改造；三是它具有經濟發展的導向和示範作用，吸引和推動傳統部門的創新，引導傳統部門走向現代化。
另一方面，二元經濟結構如果長期存在和延續，特別是城鄉二元經濟差別長期不斷擴大，就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這種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造成傳統部門的長期落後，是農業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資金積累和農業收入低下，阻滯農業的現代化。而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會過度流向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二是制約現代部門，特別是城市現代工業的發展。落後的傳統農業，會限制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糧食、原料、副產品、市場等作用的發揮，從而不利於現代經濟的發展。而且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向城市，會導致城市難以承受而產生各種城市弊端，如公用設施不足、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不安定等。三是導致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拉大，不利於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
⑤ 為什麼把二元性當做語言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有心無念，有口不言是一元。一個念頭冒出來，話一出口就有相對性，分成二元了。
⑥ 什麼是二元經濟
二元是說經濟中有二種相互獨立的經濟體系 或者是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
⑦ 中國南方生態系統二元性是指什麼
中國南方生態系統的多元性。就是它的南方的降水非常的大，還為了它的氣候感到濕潤。
⑧ 二元經濟結構基本特徵是
二元結構理論的由來和發展（1）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不約而同地注重研究經濟增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結構，主要是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後來，研究的重點完全轉向了二元經濟結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後，二元結構研究延伸並且拓展到經濟以外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擴大了的二元結構概念和理論脫穎而出，很快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同。
荷蘭社會學家 J·伯克調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在1953年出版了專著《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伯克認為，擺脫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一方面，廣大農村依然是工業革命以前的沒有實現西方工業化的傳統社會，農業部門主要依賴土地、使用勞動力生產;另一方面，為數不多的城市卻是殖民主義輸入以後逐步進行西方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工業部門主要依賴資本、使用機器和技術生產。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及其基本特徵是由相互依存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共同決定的。當傳統社會引進西方工業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以往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由於同質性的破裂而呈現出二元性。現代城市社會和現代工業部門同傳統農村社會和傳統農業部門，在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個人效用函數以及人的行為准則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結構的社會中，社會矛盾的實質，在於工業社會及其現代性同農業社會及其傳統性兩種文化的沖突。
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系統地豐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結構特別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概念和理論。大體上構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論模型，諸如工業化帶動論、產業結構轉變論、現代要素引入論、誘導技術變遷論、核心——邊緣關系論等。
第一，工業化帶動論。
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德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和韋伯已經注意到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特徵和變革。他們認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帶動了社會化的分工協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給自足，推動和促進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所以，發展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把農民轉變為工人，也就同時發展了現代工業社會。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劉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工業化帶動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大經濟部門。一是工業發展的現代部門，一是維護生計的傳統部門。兩大部門的主要差異，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資本運用完全不同。現代部門使用再生產性資本，而傳統部門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其二，生產方式完全不同。現代部門採用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而傳統部門採用手工勞動。其三，生產規模完全不同。現代部門生產規模較大，而傳統部門生產規模較小。其四，生產率完全不同。現代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大，又使用再生產性資本，遵循規模報酬遞增規律，而傳統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小，又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受到土地規模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現代部門生產率較高，因此收入水平較高，其中產出的一部分可以用於積累和擴大再生產，而傳統部門生產率較低，因此收入水平較低，產出僅夠維持生存。在劉易斯看來，二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轉移。現代部門擴張，通過提供就業機會、分享物質設施、傳播現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貿易等途徑，既使傳統部門剩餘勞動力轉移，又使傳統部門獲益並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轉化為現代部門，也使現代部門促成再生產性資本的進一步增長、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以現代部門擴張為主，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互聯互動並且循環往復，不僅推動和促進了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而且推動和促進了不發達經濟轉變為發達經濟。
第二，產業結構轉變論。
20世紀上半葉，不少經濟學家覺察到，工業化過程既是整個社會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又是社會經濟結構從農業型向工業型轉變的過程。他們進而發現，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取決於社會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也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向現代工業主導的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
美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顧問 H·錢納里，凋查研究了101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產業結構轉變論。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結構成功轉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由於市場需要的變化，在城市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工業化過程中，發生資金投入、生產技術、資源配置的變化，從而轉變為現代工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轉變的整個過程，經歷逐步推進的三個階段。在經濟結構轉變啟動的第一階段，由於人們最終需求中食物消費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個社會主要依賴農業提供初級產品。就國際貿易的需要來說，也是這樣，比較優勢在初級產品的生產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收人的增加、生活的改善，總消費中食物消費份額下降的恩格爾定律顯現出來。無論國內消費需要，還是國際貿易需要，都轉向了工業製成品。現代城市工業應運興起，傳統農村農業處於發展緩慢乃至停滯的狀態。在經濟結構迅速轉變的第二階段，由於工業製成品市場需要的激勵，資金、勞力等生產要素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流向生產率較高的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現代生產技術也在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發展起來。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不僅獲得了資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長效應，而且獲得了資源在整體經濟中重新配置的總體再配置增長效應。在經濟結構轉變完成的第三階段，傳統農村農業實現了現代化的改造和發展，現代農業部門從生產率低速增長部門轉變為生產率增長速度較高部門，縮小了同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的生產率差距。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經濟不發達狀態轉變為經濟發達狀態。在錢納里看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轉移和再配置，同發達國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長因素。因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更加突出，市場需要和要素市場的變化幅度更大，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變餘地也就更大。
第三，現代要素引入論。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T·舒爾茨比較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及其現代生產要素的引人和配置，提出了現代要素引人論。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關鍵在於傳統農業的現代化。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關鍵在於增加農業阿"現代生產要素引人，並且合理地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適合貧窮農村和落後農業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現代農業科技。合理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農民不僅願意接受和採用現代生產要素，而且必須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現代生產要素，必須學習新的有用知識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這種學習構成了作為現代農業特徵的生產率提高的基礎。所以，這種現代農業的知識和技能，在本質上是向農民的一種投資。增加人力資本的投人，促使農民通過教育、培訓、健康、遷移、信息獲得等方面的投資而形成駕馭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能力，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的貢獻率僅為5%，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20%，而人力資本、人的技能的貢獻率為75%。美國農業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主要取決於農業人力資本的投人。不是土地和資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是決定貧窮和富裕、落後和發達的關鍵。在舒爾茨看來，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農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農業人力資本投資。從1929年到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約20%是與教育增長聯系在一起的。在美國南部農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資10%，增加產出高達30%。這是因為教育的投人產出有兩大顯著特徵。一是長期性，長期投人而長期產出。二是廣溢性，比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更能加速經濟增長，降低現代生產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收入。一個得到並且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機械的科學知識的現代農民，即使在貧脊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食物。
⑨ 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是什麼
二元的，即一方面存在城市的現代工業，另一方面農村是落後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尚未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
二元經濟模型是由劉易斯提出的，後經費景漢、拉尼斯和喬根森等人加以修改和發展，二元經濟模型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普遍理論。
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一個是傳統的人口過剩的勞動部門，以勞動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為特點，即剩餘勞動力從農業部門遷移到工業部門時，其農業產量不會減少。另一個是高勞動生產率的現代工業部門，工業部門在擴大勞動投入時，可以從農業部門得到無限量供給，即勞動的供給是具有完全彈性，這就使得工業部門不必提高工資水平。根據劉易斯的理論，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比農業部門平均收入高30%就可以吸引農村剩餘勞動力。
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即一方面存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一方面存在現代的工業部門。二元經濟結構還表現在勞動就業與原始手工並存；閉塞的農村與日益膨脹的城市的並存；還表現在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二元經濟結構既包括工業與農業的對立，也包括城市與農村的對立。
二元經濟的趨勢：經濟上的二元性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的必然現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二元化」的趨勢，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⑩ 什麼是二元性在塔羅數字中2代表二元性，是什麼意思
推薦一個塔羅數字解析的帖子給你
很詳細內，希望有幫容助
http://tieba..com/f?kz=77958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