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經濟法的社會價值
IRR是財務凈現值為零時的收益率，一般用試演算法求得。求的正實根與負實根中間無限接近零的值才是內部收益率
B. 為什麼說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論市場經濟對法制的要求 論文
關鍵字：腐敗 市場 競爭 市場經濟 法律 法制 制度 發展 經濟
內容摘要：自從黨的「十四大」並確立並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性的突破性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給我國的經濟的告訴發展開辟了更為宏偉的藍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成了每年遞增的勢頭。為了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以後政府的重點職能和管理方式也必須要隨之改變。其中，最主要也就是最關鍵的一環就是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制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同時輔之以法加以保駕護航。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穩步、高速發展，逐步轉變過去國家主要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模式，實行以經濟手段和法制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為輔的新的經濟管理模式。
一、市場經濟更需要法制護航
現代市場經濟在某種上來說就是法制經濟，也就是對法制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經濟發展要求與現行法制的某些不相適應性。這樣，多種經濟立法就必須盡快提上日程。國家立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以及經濟司法部門，就必須經過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對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實行有效的法律調整。
作為當務之急，政府法制工作的首要任務是：
第一，將國家關於建立、完善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大方針政策和經濟行政措施法律化、制度化，保證市場經濟正當運行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持續性。
第二，通過立法，調整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重要的經濟關系。
第三，制定並逐步完善市場運行規則，切實為企業平等、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以法律做後盾，正確引導市場自我調整機制的健康發展和運行。
第四，切實貫徹實施對市場經濟各種主題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保障各種經濟主題積極參與管理和競爭，實行優勝劣汰。
第五，用法律來調整和推行國家宏觀調控手段，把更多的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直接推向市場，讓其參與競爭，使其更充分地發揮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六，加緊對消費者利益實行立法保護，以法的形式規定生產者、經營者的責任和義務。保證產品質量和信譽，力求更多更廣泛地打入國際市場，加強它們在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劃清法制經濟與權利經濟的界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是法制經濟。要使市場經濟真正健康、穩步、高速地發展，就必須加強法制，充分發揮法制的積極作用，逐步扼制、清楚「人治」經濟的消極因素和歷史遺留下來的殘渣。
由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封建因素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腐朽觀念的影響，我國在經濟領域內仍然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人治」經濟即權利經濟。要使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健全經濟法制，首先必須消除權利經濟的干擾。因為權利是處在各個層次中最上層、最有影響力的一環，若不清除和扼制「人治法權」的干擾，擺脫「權大於法」的丑惡現象，法制也將成為一紙空文，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會將無所適從。
權力經濟和法制經濟是根本對立的，相互排斥、互不相容。權力經濟是「人治經濟」，是無規則的，是非程序性經濟，是違反社會和經濟發展現象的。它排斥公平與平等，用權力造成的隸屬關系來強行推行的經濟，而法制經濟則是規范化的程序性的，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規律的運行方式。它通過完善的法律手段去保障和維護正當的經濟秩序，保障各種經濟主體的公平、平等的權利。
權力經濟還一貫保護特權，以不平等的身份去敢於經濟。
當前，雖然法制經濟日益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但在很多領域里仍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人治」經濟。這種現象的存在，其危害性不可低估。比如一些身居重要職位的人，利用手中的職權，不懂裝懂，往往與經濟發展規律相背離。甚至於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職權，偷機鑽營、謀取私利，以強權作後盾，以表面現象作幌子，給本地區甚至整個國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就需要以強有力的法制為武器，同各類腐敗現象做斗爭。用法制手段來限制行政機關對經濟過多參與。要想做到這一點，不但立法要完備，還要真正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能因地位的高低，勢力的雄孤而有所偏袒或動搖。對於高層領導層中出現的觀念更應分清施肥，對發法者應依法執行，不可手軟。嚴禁這類人用「治外法權」的權力經濟去沖擊法制經濟的發展和正當運行。「徒法不足以自行，非善法也！」所以，我們必須要秉公執法，「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完善經濟立法，完善市場經濟機制
在市場經濟確立以前，我國的經濟體制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很少有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權，也缺乏自己真正的自主決策權和自由經營權，企業基本上是在經濟中運行。各企業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有行政手段加以調整，風險也由國家來承擔。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機制的出台和發展，就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新情況。其中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競爭」。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各類經濟實體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市場經濟競爭的大潮中。
雖然我國經濟組織件的競爭其基本性質和根本利益相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實行優勝劣汰，以求刺激經濟的發汗。隨著企業風險的加大和責任的自我承擔，就需要競爭參與者用各種合法手段和途徑盡量減少、避免競爭帶來的風險。比如在期貨交易中，有些生產者和經營者就是通過期貨交易中的「套期保值」的手段來減少和避免風險的承擔。但有些競爭參與者也會通過非法的手段和途徑去逃避風險，獲取利潤，這就會不免引起一股濁流對市場造成沖擊和侵蝕。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正當競爭」。
1993年9月2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頒布實施，為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提供了法律上強有力的保障。該法作出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保障市場正規發展的規定，從法律上根本確認了一切參與商品生產和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最尋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嚴禁以任何不正當的手段參與競爭，損害他方的利益。
《反不正當競爭法》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它將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指定出來後，若不加以認真地貫徹實施，也會成為一紙空文。
市場面臨的第二大問題，就是「保證產品質量」問題。在市場經濟的競爭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以次充好＝以劣充優，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和銷售」等種種違法亂紀現象，從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使用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就需要以強有力的法制手段調整山品經營。生產者的違法行為，追究其法律責任。真正實行產品質量法規的種種規定，使使用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可靠的保障。如「包修、包退、包換」的產品質量「三包」制度，就是保護使用者消費者權益的產品質量制度。如有違反，就會依法追究生產經營者的經濟責任、行政責任，直至刑事責任。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頒布實施，也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依據法律武器，也使司法機關有據可查，有章可尋。
四、正確處理市場經濟對教育領域的沖擊
時常經濟的實行，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教育領域也不例外。
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經濟的開放搞活，越來越多的事業單位也逐漸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競爭的行列。為使參與競爭的經濟主體在智慧、技術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國家已允許更多從事教育、科研工作的從事第二事業。多渠道智力的滲入，給企業注入了突飛猛進的活力，增前了競爭力，在經濟實力的增長面前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股股不正當的博覽，而且大有向廣面發展的勢頭。
對教育領域的最大沖擊，就是對師資力量和教師隊伍的影響，特別是高等院校教師隊伍的情緒已不穩定和不連續。隨著政策放開，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下海」的熱潮：或停薪留職，或乾脆辭職。為長遠之計，我們不得不為這個問題引起重視。一個有才能的教授，的確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我們也應想想，失去了一個教授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壞處。他辭職或停薪留職會誤了一部分學生的學習，這種看不見的財富比起下海多帶來的效益，誰優誰劣？我們自然心中有數。前二年不就有關於「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爭論嗎？
隨著《教師法》的頒布實施，對師資不穩定和教師社會地位和待遇偏低等有了較大改善，對教師從事第二事業和停薪留職與停職等做了適當的限制，我國教育管理逐步納入法制軌道，為經濟、社會和文化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五、加強工業產權立法
在工業產權方面，我國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對《專利法》和《商標法》的修改，更加完善了工業產權保護制度。但是，在這些方面也存在些不足，主要是對侵權行為處罰條款尚欠完備和力度，在很多方面存在著較輕的現象。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市場自我調節的深入，工業產權方面的糾紛日益增多和復雜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侵權行為的增加。
對於市場，目前還有很多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提起市場經濟，就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自由發展，無所制約的經濟。其實，市場經濟並非資本注意固有的東西，也表示資本注意的專利，這種市場經濟是不分民族和國界的，也是沒有階級性的。只是在資本主義國傢具體實施市場經濟時無可避免地為其注入了階級性。我們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經濟規律共同作用的市場經濟。很多人對市場經濟與競爭發生了這樣那樣的誤解，如認為自由競爭是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可以不擇手段等。從而使市場競爭蒙受了不白之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侵權行為。這其中雖不乏明知故犯者，但更多的是因誤解而犯了錯誤。為了有效地抵制、防止、懲罰各種侵權現象，有必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工業產權立法，增大法制工作力度。
六、懲治腐敗與健全制度
當前，腐敗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腐敗現象的蔓延之勢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其深度與廣度已超過建國以來的任何時期。盡管各地紛紛報道破獲多少大案要案，懲辦了多少腐敗分子，但我們認為，評估反腐斗爭的成果和標准，不僅僅在於數字，而是要看是否有效地遏止了腐敗的勢頭和建立起了相應的制度。
（一）腐敗與市場經濟
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人們必然會提出，腐敗與市場經濟有什麼關系？腐敗是否為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我們認為，從世界和中國歷史與現狀看，腐敗與市場經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尤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腐敗就更容易滋生。這是因為，第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企一家，企業沒有自身獨立的利益追求，也就不存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但市場經濟不同，市場經濟是利益經濟，追逐利益是市場主體的主要動機和目的，正是在利益的驅動下，經營者的聰明才智和積極性才得以充分發揮，經濟才能得到高速有效的發展。因此，追逐利益本身並沒有錯，但追逐利益必須通過合法正當的途徑。當利益的追逐者與能夠為獲取利益提供便利條件的政府權力行使者勾結在一起時，腐敗就有了產生的條件。尤其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權力還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序內掌握著經濟命運。由於制度不嚴，權力制約不夠，市場主體與政府機關很容易結為一體，從而為滋生腐敗提供溫床。第二，市場經濟使商品豐富，消費提高，這是市場經濟有利的一面，但同時也激發起個別人對金錢的貪婪，在長期消費水準很低的情況下，這種貪婪會相當強烈。當然，對金錢的貪婪不僅僅是由於消費的刺激所致，還包括制度不嚴，監督不夠。凡此種種，都說明，市場經濟與腐敗有著某種必然聯系。承認這種聯系，無損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不承認這種聯系，卻會使我們喪失對新形勢的判斷力和對反腐斗爭的清醒認識。
（二）防治腐敗必須靠健全的制度
國外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新加坡、香港、韓國以至我國台灣地區等在其經濟發展時期，都曾有過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前行者的新加坡，他們在反腐斗爭中已經取得顯著成就，完全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後進者的韓國也正在取得節節勝利。至於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十九世紀也曾有過"贓物歸勝利所有"，合法進行權錢交易的時期。但通過一系列法制建設，腐敗現象早已被控制。很顯然，所有這些例子都說明，腐敗的產生是不可能避免的，反腐敗勝利也不是說腐敗從此絕跡，反腐敗斗爭的勝利指的是腐敗現象的蔓延之勢已被遏止，並被各種已經建立的法律制度控制在較小的范圍以內。要走到這一步，"事在人為"，只要我們有打擊和控制腐敗的自覺和決心，採取正確的方法，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目的。
檢討近年來我國反腐敗斗爭的經驗，有四點需要注意：
1.加強制度建設
對腐敗分子必須下決心懲治，但嚴懲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如上所述，為什麼那麼多腐敗分子眼看著身邊的腐敗者陷入泥潭，但仍循路追隨？為什麼權錢
交易防不勝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問題。小平同志早已指出，制度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③穩定性、長期性的制度建設，也就是法律建設。
制度建設中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政務公開制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政務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就不易產生腐敗。這幾年來有些地方提倡過"二公開一監督"之類的制度，行之有效，但之所以不能持之以恆，就是沒有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
2.改革監督體制
縱觀中外歷史，由於監察工作的特殊性，監督部門的體制與一般國家行政機關體制有別，主要特點是：一是權力集中， 不以級別分配權力，即使級別不高的工作人員，在其職權范圍內也享有必要的調查、職證權，可以直接向高層次的領導人員發問調查，後者必須合作；需要立案，逮捕的，除本機關的審批程序外，不受其他任何機關和個人管轄。二是一般都實行垂直領導，以避免干擾。三是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素質高，社會地位高，待遇高，使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榮，無後顧之憂，敢於執法。目前我國監察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已十分明顯，只要這種體制不作改變，反腐敗就難以取得實效。因此，用法律形式將改革後的新監督體制固定下來是十分必要的。
3.輿論監督
必須充分發揮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作用，揭露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使每個敢冒被嚴懲風險的貪官污吏時刻處於嚴密的輿論監督下，文革時期形成的所謂報刊點名必須經過上級批准之類的程序應該廢止，代之以如果輿論報道失實應追究報道者法律責任的制度。制定新聞法是當務之急。
4.建立權力制約機制
消除腐敗的根本途徑是建立起權力制約機制。在加強司法機關獨立的審判檢察職能時，還必須加強國家機關之間的監督和制約，重視對監督者的監督，避免出現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
七、 市場呼喚法制
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沖擊著我國的各個生活、生產領域。為使市場更加健康、穩定、持續、高速發展，就有必要為這制定出一系列很好的、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這就為法制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我國經濟立法更趨完善，不但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且在立法時要其具有較高水準的連續性、完善性、科學性、嚴密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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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論經濟法的立法價值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國家干預和調整經濟關系的重要手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的客觀需要而產生並逐漸發展起來。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於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可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既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也是法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關系更加復雜，經濟關系亦是如此。在這個實行市場經濟的時代，大多數的市場調節都由市場本身來進行，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然而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所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而市場自身又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採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來干預市場內部的關系，協調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而制定相應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說，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經濟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而出現民商分離……如前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據其調整的對象、手段等來看，這方面的法律法規我們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把它歸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門中。所以經濟法也在法律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與其他法律相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是法發展的必然，也是法學理論發展的必然。
現在多數觀點對經濟法下這樣的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② 由此可見，經濟法是一個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在此僅討論其與民法的差異性。首先，就調整對象而言，經濟法調整的是特定的經濟關系，主要指生產領域中的資源分配關系，包括宏觀經濟調控關系、企業組織管理關系、市場管理關系、社會經濟保障關系等。而民法雖然也有調整經濟關系，但是這個經濟關系並不在經濟法所調整關系范圍內，他們並不是重疊或交叉的。民法所調整的是流通領域中的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及非財產的人身關系，如夫妻關系等。其次，從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來說，民法採取自願、平等、等價有償和誠實信用的原則來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經濟法除採取命令與服從的方法外，還採取命令與平等自願相結合的方法，強調強行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提倡性規范的結合。再次，從救濟手段來說，民法採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擔民事責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賠禮道歉等。經濟法採用追究經濟責任、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相結合的綜合的制裁方法。同時，經濟法除了採用經濟法責任和經濟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後果的調整方法以外，還實行了獎勵辦法（包括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對履行經濟法規定義務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或個人給與獎勵，以激勵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第四，民法與經濟法的作用或稱調整宗旨或立法價值不同，民法強調法人和公民權利的自治，在於滿足私人權利，體現的是個人本位思想；經濟法則強調國家對全局經濟活動的干預，在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它體現的是社會本位的思想。但是經濟法與民法也有一定的聯系。它們調整的都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其作用緊密相關，民事權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經濟權利的制約，而經濟權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權利。另外，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社會關系，需要經濟法與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以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其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有不同的側重和取捨。經濟法的價值雖不能脫離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為法律的基本價值范疇，但經濟法的社會法性質決定了經濟法獨特的法律價值觀，並以特有的制度規范實現其實質公平、理性自由、整體秩序、社會效率等法律價值。
這里的公平是指經濟生活的公平，並且注重的是社會總體的經濟公平。③經濟法的公平觀是一種和諧的社會公平觀，社會總體公平要求絕大多數個體和團體間必需公平，但並不是要求所有個體和團體間都絕對公平。它在重視形式公平、機會公平、代內公平的同時，還強調分配公平、結果公平、代際公平。所以說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有機統一。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經濟法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民法則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④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剝去了所謂人格抽象平等、權利機會平等的外衣，而對於「人」進行真實具體的價值關懷。
自由源於人的本性，康德宣稱：「自由乃是每個人基於人性所擁有的一項唯一的和原始的權利。」洛克認為：「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擴大和保護自由。」傑斐遜確信：「自由是人人與身俱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話語無不顯示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現在這個社會中，絕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謂完全的自由就是沒有自由。倘若每個人都無所顧忌的追求自己的權利，處處侵犯他人的權利，最終將導致所有人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無自由可言了。因此，經濟法的自由強調的是理性的自由、規則的自由。為了維護一種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須對個體自由的發展予以限制，這就是經濟法的自由價值觀。他所強調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例如，競爭法對不正當競爭與壟斷行為的規制，就是對經濟自由的一種限制。雖然壟斷的形成是自由發展的產物，但由於這種自由已經限制阻礙了競爭、破壞了社會整體的市場環境，所以必須受到競爭法的約束規制。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是關於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的秩序，重在維護社會經濟總體結構和運行的秩序，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在經濟法秩序下，個體雖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權利，但不得妨害和損害他人和其他公眾的自由和權利，不得損害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個體自由和權利的行使受到社會必要限制。要協調個體與團體、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社會尊重個體，個體服從社會。所以這里的秩序也是整體的秩序。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採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維護使社會經濟得以良好發展的良好環境。經濟法中的效率指經濟效率（即經濟效益），包括勞動生產效率、經營效率、資源利用效率、利潤率等等；並且這主要是指社會總體經濟效率。⑤社會總體效率為價值取向是經濟法自身的要求。從經濟法的法律體系構成來看，經濟法主要由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規范和宏觀調控方面的法律規范兩部分組成。經濟法所調節的是整個市場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會整體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數主體的權利，故其目的是實現社會總體效率的最大化。這里的社會總體既指靜態，也含動態。經濟法的效率雖然直接是指經濟效率，但它不僅指經濟量的增長，還包括經濟質的提高。經濟的質不局限於經濟性指標，還包括如對環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響；後者即人們所謂同經濟效益相對應的社會效益。所以，經濟效率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於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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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幫上忙：）
D. 如何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客觀基礎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經濟法的宗旨決定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宗旨向經濟法價值轉化的保障。研究經濟法宗旨必須遵循揭示矛盾特殊性、主觀與客觀、實然與應然、相對與絕對相結合的原則。經濟法是為了解決兩個失靈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濟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預經濟運行。 關鍵詞：經濟法；宗旨；兩個失靈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是研究經濟法學的邏輯起點，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幾乎沒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關於經濟法調整對象問題的探討上，在關於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上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之後，學者逐漸發現了研究經濟法宗旨問題的價值，並逐漸發現其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但與經濟法基礎理論中的其他范疇相比，對經濟法宗旨問題的研究仍明顯不足，尚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系統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發揮經濟法宗旨問題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中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因此，對這一范疇進一步進行研究，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對經濟法學科體系的完善以及對經濟法制建設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此，筆者在借鑒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對經濟法宗旨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期推動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一、經濟法的宗旨釋義 （一）宗旨的含義 探討經濟法的宗旨，首先要探討宗旨的含義。由於宗旨並非是一個法學專用術語，而是一個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普遍使用的術語，因此，我們首先要到日常生活及各學科中去探尋其最一般的含義。《現代漢語大詞典》"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思想或意圖、主意。" 《現代漢語辭海》"宗旨"詞條的解釋為："主要的目的和意圖。" 由此可見，宗旨的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主要的目的或意圖"。 在法學領域，一般也是在"主要的目的或意圖"的意義上來使用"宗旨"一詞的。如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宗旨，或稱經濟法的目的，一般是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經濟法的宗旨，亦即經濟法的目的，指經濟法調整所要達到的目標。" 有些學者明確指出："法律的宗旨即通過法律條文所反映出來的立法的主要意旨或目的。" 因此，經濟法的宗旨所探討的就是經濟法的目的或意圖。近來，有學者探討了"經濟法的任務"，綜觀其全文，可以發現其所探討的經濟法的任務與經濟法的目的或宗旨基本上是同一概念。 （二）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的區別與聯系 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法宗旨的含義，有必要把宗旨與價值、基本原則等一些相近概念作一比較，從中發現它們的區別與聯系。 價值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在法學界，有學者將其界定為："在人（主體）與法（客體）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法律的積極意義或有用性。" 關於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一般認為："是指規定於或寓意於經濟法律、法規之中，對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司法和經濟守法具有指導意義和適用價值的根本指導思想或准則。"[!--empirenews.page--] 由以上學界關於價值和基本原則的一般界定可知，價值強調的是法所具有的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功用或屬性，含有較多的客觀的色彩，而宗旨強調的是人的主觀目的與意圖，帶有較多的主觀的色彩。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的宗旨的體現，因為經濟法是人們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創造的，經濟法必然有助於實現人們的這種目的，否則這種經濟法就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經濟法，它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經濟法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實現人們對於經濟法的期待，有助於實現人們創制經濟法的目的。因此，經濟法的宗旨規定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法宗旨的體現。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經濟法的宗旨向經濟法的價值轉化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是實現經濟法的宗旨、保證經濟法具有實現其宗旨的價值的必要條件。離開了經濟法的宗旨就談不上經濟法的價值，也沒有基本原則存在的必要。離開了經濟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樓閣，沒有實現的可能。而離開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經濟法的宗旨就無法實現，或不能很好地實現，現實的經濟法也就不可能具備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備人們所期待的價值。 二、研究經濟法宗旨的意義 （一）對經濟法學研究的意義 經濟法的宗旨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經濟法學基礎理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對經濟法宗旨的研究貫穿於經濟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始終。
E. 名詞解釋經濟法的地位是什麼意思
經濟法價值的含義經濟法價值是指以經濟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是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也是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在於經濟法對人所具有的意義，包括經濟法對於人的需要的滿足和人關於經濟法的絕對超越指向。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對於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確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經濟法價值的社會本位性，基於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是與以往私法領域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個人本位是有區別的。所謂個人本位是指個人權利本位，簡稱權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為立論基礎，主張把個體權利的地位放在實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國家最高權力之上。這一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得到盛行，伴隨生產的社會化、民經濟體系化和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觀態勢，法學理論開始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本位理論應運而生，所謂社會本位是指社會權本位，其把社會權概括為權利的首要含義，對私人權作出明確的限制，以追求、障社會整體的權利利益為核心。即在法的產生、施、行中，始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旨在尋求私人權與社會權衡平的合理性尺度過程中去維護和保障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經濟法正是社會本位的法，即經濟法在其產生、實施、運行的過程中，始終是以追求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基點的，在對私人權的合理性限制中，實現了私人權和社會權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平衡，並最終使得社會權或社會利益得到維護和保障。那麼，經濟法價值也必然具有這一社會本位性。也就是說經濟法價值的考量應始終是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的，而不是以私人權為立足點。對此論述的意義在於要強調經濟法價值考量的這一立足點與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並不矛盾。為什麼呢？可以這么理解，經濟法價值之主體為人正是經濟法價值含義之一便在於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是不是說經濟法價值的立足點一定要是人呢？當然並非如此。因為在社會個體聯系緊密之狀況達到一定程度之時，以社會權或社會利益為立足點更能夠充分實現實質的、長遠的「經濟法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取決於前述的「一定的歷史社會」。對經濟法價值概念的理解，其次，還要關注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的辨析。經濟法價值如前文所述。而經濟法功能是指經濟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與效能，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對人的行為以及最終對社會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很明顯，第一，這三個概念屬不同范疇。經濟法價值是從人與經濟法兩個角度出發而對人與經濟法關系的研究，是基於人對經濟法的「厚望」而進行的理論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從經濟法自身出發的對其內質本性的研究，是經濟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質的一方面體現。又經濟法作用是從社會關系出發對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第二，這三個概念屬不同層次。經濟法價值是絕對抽象的，對經濟法功能及經濟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觀的理論提升。而經濟法功能為經濟法內在的質的屬性，是客觀的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存在是內在的、具體的、宏觀的。又經濟法作用為經濟法內質本性的外在具體的體現甚至錯誤反映，是外在的、具體的、微觀的。第三，這三個概念角度不同。經濟法價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針對人的需要基於法的功能而進行的闡述。而經濟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對法的內質本性的闡述。又經濟法作用是就社會關系而言的，是對法對社會的影響的闡述。當然，第四，這三個概念之間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價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為人對法的一種追求，其只有依據經濟法功能來實現，也就是說經濟法功能是經濟法價值實現的客觀基礎，而經濟法作用又是經濟法功能實現的必然途徑及外在體現或反映，如果經濟法作用不能得到發揮，則經濟法功能也就不再成其為「功能」而將毫無意義，最終，經濟法價值追求也將沒有意義。如上論述，其意義在於要強調對經濟法價值的研究應當明確並注意經濟法價值絕不等同於經濟法功能或經濟法作用，尤其在對經濟法價值內容的論述中應當把握這三者之間的層次性。
F.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有哪些
論經濟法的公平價值
摘要：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也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關鍵詞：公平 社會本位
一、以社會為本位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石
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是指經濟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但又不是後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後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1〕經濟法的公平價值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建立在以社會為本位的基石之上。
經濟法是在公法對私法的介入，以國家之手對市場失靈的干預中產生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學上形成了孟德斯鳩、霍布斯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從天賦人權的哲學思想出發，認為法就是由人類理性和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現，是客觀存在的普遍規律。在經濟學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佔主導地位。他認為在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客觀經濟規律會自發實現「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這種「自然秩序中」，當理性人在追求其個人利益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最好福利。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權力應主要用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國家」的模式。自然法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近代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
然而，亞當·斯密所描繪的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來達到的理性的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自然秩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采、貧富分化、市場壟斷、公共產品短缺等。在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也桎梏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調節的盲目和滯後，個體組織生產的有序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序，個體利益的局部性與短期性，往往使個人利益得以彰顯，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忽視。對此，以個人為本位的民法是無能為力的。尚須「國家之手」的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進而恢復經濟的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格局。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3〕有些行為，在民法來看，也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這種行為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脅時，就會受到經濟法的規制。如微軟收購Intuit軟體公司，可謂是個互贏的商業行為。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獲得微軟的投資，並利用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分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佔有個人財務軟體市場近70%分額的Quicken軟體。這場收購雙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條件要求。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成後，微軟會獨霸全美的個人財務軟體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導致了這場交易的流產。〔4〕經濟法總是以個別經濟活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
國家干預也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從某種方面講，政府因其本身的特點，在某些時候，也有產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幹預經濟，往往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護耕地與發展經濟佔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規劃，嚴格佔用耕地審批制度，遵照「佔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徹底落實佔用耕地補償制度。這樣，就會既有利於保護耕地，維護農民的權益，又保障了國家的建設用地，達到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統一。但是，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也會有沖突。如國家為快速發展經濟，過度佔用耕地，則可能暫時有利於國家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其次，政府幹預手段的落後，反應的遲鈍，往往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形勢。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有優勢，而微觀管理方面不足。政府處於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構，信息廣泛，但也難免會有偏差，導致決策的失誤。最後，政府作為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難免會有尋租現象。且由於目前監督機制不完備，在我國官本位歷史傳統影響下，易滋生腐敗。有鑒於此，在政府幹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過程中，干預的程度、方式、方面，都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宗旨，加強政府幹預的科學性，提高政府人員的素質。
二、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的統一
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當平等適用於屬於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由形式正義產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著機會平等。而機會平等至少要有四個方面的規定性：即社會資源平等地向市場主體開放；競爭的起跑線均等；市場主體同等的不受歧視；市場主體平等的擁有實現其經濟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強調的機會公平，是以實現抽象的人格平等和個人自由為條件，將作為民事主體的人視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視客觀存在的人所處的環境和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具體特徵，給予民事主體同樣的法律保護。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並不能應對社會生活的復雜組合。在以競爭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主體形式上的公平卻產生著實質上的不公平。就如一個億萬富翁不可能與一個乞丐具有的條件一樣，經濟法認為，一個經濟巨人與一個經濟侏儒也是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即使法律賦予他們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由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諸如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信息偏差、經濟實力、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差別因素的存在，給市場經濟帶來的實質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難以實現。形式公平，也是經濟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標。每個市場經營主體，不論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區域的不同，都有進入市場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經濟法既不為某個市場經營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市場經營主體製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6〕
形式公平是經濟法公平價值的基礎，是在追求實質公平的條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視市場主體的經濟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個性特徵，而對他們一視同仁的規定，勢必造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盛行，產生實質不公平。經濟法恰恰重視個體差異，將市場主體按一定的標准細化為不同類型，屬於同等條件的，同等對待。如同樣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相等；同樣的生產者，所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相等。
經濟法以實質公平為其更高公平價值目標。實質公平是在承認經濟主體的資源和個人稟賦等方面差異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種結果上的公平。〔7〕實質公平要求一方面對具備特殊條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場主體的某些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義務或減少其權利。以反壟斷為例，從現代反壟斷法實現來看，（一個企業）單純的市場控制力通常並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評價，只有當特定的具有市場控制力的企業將其控制力濫用時，法律才對其進行限制或禁止。而企業僅僅具有市場控制但未行濫用，或企業之行為雖有濫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場控制力，則兩者均不違反反壟斷法。另一方面，實質公平對遭受或易於遭受經濟特權侵害的弱小主體進行特別保護，賦予其更多的權利，而承受較少的義務。如各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如銷售者在銷售中存在欺詐，消費者可以商品價格的兩倍向銷售者索賠。為方便消費者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消費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屬於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於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不公平的。但是，生產者有責任生產出質量合格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有誠實信用的義務。與消費者相比，他們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消費者處於弱者地位。由此可見，經濟法的實質公平體現了對弱者進行保護的實質公平。
經濟法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還相統一於社會本位的基石之上，體現在：經濟法為社會公共利益，不同時期調整內容也不同，其公平價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鼓勵吸引外商來投資，加速我國經濟發展，促進改革開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許多優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資本、管理經濟上比我國企業雄厚、豐富得多的外國企業，享受到了中國企業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條件。這對我國企業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並初步完善，作為WTO的成員，我國的市場競爭規則要同世界接軌，就要求市場經營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就需要逐漸減少外資企業的優惠條件，讓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再如，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反壟斷法是這些國家經濟法的核心。而在我國目前，為增強經濟全球化中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發揮企業的規模效應，應鼓勵、支持建立大型企業集團，實現同我國企業間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
經濟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條件下同等對待；又追求實質公平，即不同等條件下不同等對待，二者是統一的。形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形式公平的實質公平是平均主義。平均就是在機會的擁有和財富的分配上，無視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為簡單的按份分攤，是與平等背道而馳的。〔8〕實質公平是經濟法的更高目標。實質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發展。沒有實質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標也不能最終實現。
三、經濟法的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
隨著人類文明的加速發展，尤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來，人類面臨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世界財富的增長並沒有使所有的國家以及每個國家中所有的地區受益，相反，卻加大了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人類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們能夠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資源。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利用，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銳減、礦產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在對傳統的工業文明和發展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目前，可持續發展的比較權威的解釋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9〕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但這些權利必須通過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爭取；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並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機會和後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10〕
經濟法的公平觀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既體現當代人間的公平，又蘊涵代際人間的公平，是追求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平。當代人間的公平，即維護所有當代人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並滿足其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國內地區間有平衡的發展。在一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時期，國家為了整體發展的需要，甚或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予以政策優惠，來推動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11〕代際間的公平，即當代人不能因為自身的發展與需要而損害人類世世代代滿足需求與發展的條件，要給子孫後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能力的權利。科技的發展，使得後代人有可能開發出新的能源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大量的自然資源。環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應留給下一代一個清山綠水的世界。因而當代人既要考慮自身的發展，也要考慮後代人的發展。經濟法還為實現公平的可持續發展作了具體的規制，如土地環境保護法、礦產資源法、水法、漁業法等，都有所體現。
經濟法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價值觀，是注重社會效益的價值觀。效益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效益之間的比較。經濟法的公平價值，不僅限於經濟效益，更強調社會效益。沒有西部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我國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社會效益。在消除地區經濟差距上，東部地區要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經濟技術合作，支持和參與西部開發，更好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央也應多給予政策、稅收、財政上的支持，如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加強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電網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相關的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短期高速發展。我們應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將簡單粗放的消耗型經濟轉變為高技術含量多的集約型經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注重生態效應與經濟利益的統一。「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於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經濟成果的優化和發展也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會效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經濟法的公平價值，是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它不只強調代內公平，更將視野擴展到代際公平，顯示了其對整個人類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也是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釋：
〔1〕程寶山：《經濟法理論的新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經濟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3〕江合寧：《對經濟法與行政法價值定位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
〔4〕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之舉提交法院[N]，《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轉引自：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頁。
〔5〕公丕祥：《論當代中國法制的價值基礎法制與社會發展》[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7〕李昌麒：《經濟法學》[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頁。
〔8〕卓澤淵：《法理學》[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
〔9〕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J]，廣州：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議》[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賴達清 李文軍
G. 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是什麼
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經濟法特性。其兩大基本原則是適當干預原則和合理競爭原則。它們反映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的本質要求；同時科學地概括了經濟法具體規則的內在連結和精神，較好地實現了經濟法中價值與具體規則的匯合和融通。並且二原則已為大量經濟法規所昭示，凸顯了公權和私權的有機統一，准確地揭示了經濟法基本原則之特質。
學者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這主要反映於： 1、將非法律的原則表述為一種法律原則，如資源優化配置原則。
2、將法律的一般性原則表述為經濟法所特有的原則，如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依史際春、鄧峰先生的觀點，「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主要是指在經濟法律關系中各管理主體和公有制主導之經濟活動主體所附的權利（力）、利益、義務和職責必須相一致，不應當有脫節、錯位、不平衡等現象存在。」但是，責權利相統一原則固然是經濟法應當確立的一項准則，但其並未反映或體現經濟法之特質，將其納入其他部門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樣也言之有據。
3.將經濟法部門法的原則錯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如邱本先生的「計劃原則」或「反壟斷原則」。雖然經濟法基本原則取決於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張的經濟法體系包括計劃法和反壟斷法兩部分的觀點來看，計劃原則與反壟斷原則也僅僅是經濟法部門法之原則，而無法函蓋經濟法之全部和整體。
4.將經濟法價值作為經濟法原則。正如前述，經濟法價值與經濟法基本原則是迥然有別的，但在李先生之諸原則中，如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益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價值范疇，頗為恰切，但如果作為經濟法基本原則，則難以契合作為原則本身的內質和要求。
5.將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作為經濟法原則，如史際春、鄧峰先生所主張的「平衡協調原則」。在他們看來，「平衡協調原則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從其表述中，不難看出平衡協調原則主要強調的是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將其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有所不妥。這一是因為在法的一般意義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調節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樣，「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調整和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耶林也同樣指出：「法律的目標是在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因而，平衡協調各種關系和利益，不僅經濟法使然，其他部門法亦同樣如此。民法對民事主體相互利益關系之衡平，行政法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利益之調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協調就其本質而言，作為一項調整方法更為恰切，納入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范疇未免有方圓木鑿之嫌。
H. 經濟法產生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