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讀歷史應站在當時視角還是當代視角一辯稿，要求三點立論
這個還要辯論？當復然是站制在歷史當時的背景下才行，用今人的思想和情況去測度古人，那還是真實的歷史？不要告訴我站在現在的角度可以看出新東西，現在的人根本連真實的歷史都不能真正認清，所以還談不上從其他角度來了解歷史
『貳』 如何看待當代經濟學
1、宏觀經濟中有兩個重要內容值得關注。
第一，對於現代經濟而言，僅僅包含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的新古典經濟學過於簡單。為此，我們提出了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的經濟模型。處於中觀經濟層面的金融部門和產業結構是經濟創新、經濟波動、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產生的關鍵層次。
第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無法解釋宏觀經濟波動。盧卡斯在這方面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首先，他沒有意識到相對價格總是成對變動的。如果平均工資下降時，大多數的工人選擇了休假，那麼休假的成本就會上漲，並讓那些推遲休假的人們獲取套利的機會，這種套利行為會抵消休假產生的跨期替代效應。因此，理性預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假說。盧卡斯（對凱恩斯的）批判應該用到他自己的理性預期理論。其次，盧卡斯在隨機過程的計算時犯了一個根本錯誤，他不知道有N個經濟人的島嶼經濟模型（an island economy）與只有一名經濟人的代表者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的方差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該在盧卡斯的錯誤中學習到重要的一點教訓，就是「多人行為和個人不同」（many do not behave as one）。我們的分析基於群體模型的生滅過程，我們的證據充分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常用的「代表者模型」，隱含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魯濱遜式經濟」都無法解釋經濟的宏觀波動。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教訓，即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需要的是更高級的數學基礎，而不是簡單和錯誤的數學神學。
（3）生滅過程與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局限
我們在生滅過程領域的研究重塑了金融理論的基礎。研究發現，新古典金融學的資產定價模型有一個基本的缺陷。隨機遊走和布朗幾何運動都只有一個經濟人，並且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代表者模型。我們發現隨機遊走是衰減的，而幾何布朗運動是隨時間爆炸的。最恰當的模型是具有N個經濟人的群體模型的生滅過程，該模型可以包容市場動盪和經濟危機。在2005年，我們提出了警告：期權定價模型超出三個月的時間范圍的數學解是具有爆炸性的，誤差會急劇增大。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信貸違約掉期市場（CDS）的崩潰使美國國際集團（AIG）瀕臨破產。所有的衍生品定價都是基於幾何布朗運動的代表者模型。2012年，我們在生滅過程的基礎上，研究了一種更普遍適用於的期權定價和危機診斷的模型。
（4）交易成本與還原論的制度分析
當我閱讀科斯有關企業本質的文章時，對他的企業規模完全取決於交易成本這一觀點感到十分困惑。從一個物理學家的角度看，交易成本類似於廢熱、能量耗散或者熵，它帶來的結構和復雜性的信息少之又少。所謂的交易成本理論就好像物理學中沒有摩擦力的世界，這是一個錯誤的類比。你能將生物物理學與行星物理學進行比較么？顯然是不可以的！行星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無摩擦情況（我們稱之為能量守恆系統）。但人的生活取決於持續的能量耗散（我們稱之為時間不對稱的耗散系統）。
科斯聲稱理想的企業和社會制度可以被理解為交易成本為零的科斯世界。其寓意很簡單：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無需考慮歷史或者時代的演變。這一假設引出科斯的趨同論或均衡論的信念：無論各種制度設立的初始條件存在多大的差異，最終都將趨向最優模式。這個觀點是1960年他社會成本論文的中心內容。與達爾文的生物物種進化理論不同，科斯理論相當於奧斯特瓦爾德在19世紀晚期提出的唯能論，目標是代替原子結構論。兩者都是極端的還原論。
科斯研究企業時，無視競爭對手的規模和利基市場的大小，簡單地斷言企業規模取決於交易成本和協調成本之間的內部平衡。科斯暗中假設市場競爭會降低交易成本。雖然技術進步會降低單位運輸成本和通信成本。然而，歷史上工業革命和勞動分工的發展，作為整體的總交易成本有明顯的增加趨勢，因為網路復雜性和創新不確定性在不斷增加。科斯理論認為市場演化會降低交易成本的觀點違背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因為在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中都會有熵的增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是永動機理論的另一個例子。科斯有關社會成本的文章中最具爭議的觀點是任何社會矛盾都可以通過雙邊談判解決，而無需第三方（法律、政府或者民間社會）的干預。這一論點基於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對稱性，更普遍的是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對稱性。勞動分工的起源意味著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對稱，權力與沖突是工業化的代價，這也是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原因。如果科斯理論是有效的，那麼權力、沖突、戰爭、政府和規則就都不會存在了，這並不符合工業化發展的歷史。
科斯聲稱觀察了真實的世界。在經過仔細檢驗後，我們認為科斯研究過的任何一個案例都不支持他的優化論斷。降低交易成本是自由化期間支持放鬆金融管制的主要論據，這正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很高的時候，就很難判斷政府作用的有效性。顯然，交易成本理論的任務是鼓吹放任自由政策。問題是，在製造業、航空業、食品和葯品行業、金融業等眾多現代行業領域中，哪裡能找到無需監管的情形？在政策辯論中，交易成本這一概念在實踐中的運用十分有限，因為沒有人知道如何將現有的調控成本與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進行比較。我們的研究展示出在制度設計方面，選擇機制比交易成本更重要。
（5）知識積累還是代謝增長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主要講述的是勞動分工，也即經濟體系日益復雜化的過程。在第三章中，斯密定理——這一術語在1951年由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創造——指出勞動分工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理論生物學運用邏輯斯諦方程（logistic equation）中的S型增長曲線清晰地描述了生物利基（biological niche）這一現象，人口或者產出的增長總會存在資源的上限。1987年，我們推出了學習競爭模型，2012年，我們又提出了代謝增長理論。阿羅的「干中學」理論的本質是知識積累理論，而新古典的內生增長理論則意味著在窮國和富國之間存在無法消除的鴻溝。在科學史上，知識的發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舊知識不斷地被新知識代替，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產業和文明的興衰。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可以用理論生物學的「物種競爭模型」和「邏輯斯蒂小波」（logistic wavelets）描寫。亞當•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論不需要優化理論做依據，他們可以用演化動力學理論來做新的整合。
當前，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為經濟學研究一種可替代的範式，這一願景在1995年由保羅·薩繆爾森首次提出。從我們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不是數學過多，而是過窄。正如凱恩斯所說：他們相信歐幾里德幾何，但卻生活在一個非歐幾里得的世界。復雜性科學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新的工具，這超越了熊彼特和哈耶克當年的夢想。
2. 復雜性經濟學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如下方面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在資源有限和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任何一個經濟人都沒有優化資源配置和獲取全部信息的能力。兩個非線性特徵描繪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特點：（1）自然資源和市場規模的限制（受制於技術水平、人口規模和生態約束）；（2）人的壽命和生存空間的限制。因此，人們能夠反復試驗的自由和機會都是十分有限的。現代社會中的勞動分工也需要人們的相互合作，任何一個自私的社會生物都無法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生存。
第二，人的本質在於它的社會性。社會互動是市場波動和競爭學習的主要來源，動態經濟學同時存在的正反饋和負反饋使系統具有一定的可變性和柔韌性。一般均衡優化方法是靜止和僵硬的，它忽略了創新、不確定性和生命周期的存在。代表者經濟人模型只在分析時間序列的短期時間窗口中起到了初級近似的作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無法理解經濟學中的結構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框架是基於封閉系統的哈密頓力學。它的問題在於優化需要時間和空間的對稱性，這是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中忽視歷史信息的原因，也是均衡學派和演化學派的根本不同。任何經濟活動的開展都是以開放系統中的能量耗散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眾多不切實際的概念，如完善信息、有效市場、理性預期、無摩擦世界、無限資源和長期均衡等，都違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而復雜演化經濟學提出的新觀念都滿足物理定律和生物學的約束條件。研究經濟問題時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包括：資源約束、時間尺度、生命周期、創新、混沌、不確定性、多均衡態、變化趨勢、演化史、氣候變化和地理環境等。開放系統中要考慮相互作用、相關特徵、和雙向進化。
微觀經濟中不存在絕對的供需平衡，「希克斯-漢森的IS-LM模型」中不可能只有單向的因果關系。當中央銀行降低利率時，我們面臨的不是一種而是三種可能的情形：（1）在經濟正常的情況下，增加投資；（2）在經濟不確定時期，選擇持有現金；（3）資本出逃（到有更好增長潛力的外國經濟去）。全球化時代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不是簡單可控的。它的經濟政策和結構設計應當是混合經濟中的應用工程，而不能依託烏托邦經濟中的「黑板經濟學」。經濟分析不能脫離政治、社會和歷史等角度。經濟帝國主義的終結，也是統一科學的開端，它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
3.我對經濟學的觀察是由知識風暴和歷史潮流塑造的，不是來自主流經濟學的科班訓練。許多演化經濟學的靈感都來自於我對不斷變化的中國經濟的觀測與研究。
第一，歷史比較是理解文明分岔的重要方式。西方勞動分工模式的特點是消耗資源節省勞力的技術，例如奶牛業和工業；中國勞動分工模式的特點則是消耗勞力節省資源的技術，如小規模的集約農業。這兩個特點對理解斯密定理的生態基礎至關重要。規模經濟摧毀舊職業的速度遠遠超過它們創造新就業機會的速度，這就是為什麼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並存是理解生物多樣性和混合經濟的關鍵。要想實現可持續增長就要確保社會穩定和經濟效率之間的平衡。
第二，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投資周期和生命周期，這才能理解價格改革過程中，為什麼不同產業的價格收斂速度大不相同。阿羅-德布魯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產品有無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般均衡理論難以理解工業經濟的不穩定和周期性波動，導致了「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在東歐的失敗。中國的開放政策是在實踐中摸索的，「價格雙軌制」改革、設立經濟特區等政策的實施同時確保了國家的創新和穩定。凱恩斯和奈特（Frank Knight）意識到不確定性的困難在於存在著變化，中國的改革者們運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應對不確定性的問題，而不是在實踐中盲目依靠意識形態學說。
第三，在信息經濟中，市場份額競爭比價格競爭重要。我們沒有實證支持邊際成本定價法。中國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學習競爭和技術升級中迎頭趕上。因為他們做的是戰略思考，目標是升級技術和擴大市場份額，而非短期利潤最大化。領導力和集體精神是政府管理和公司治理的精髓。這些觀察揭示出新制度經濟學只重視控制代理人的局限。
第四，在新興股市和消費行為中有明顯的羊群效應。市場行為中，社會互動和公眾輿論比個人理性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些觀察啟發著本人研究公眾輿論和金融領域的集體行為模型。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我們用理論生物學的群體模型和化學反應中的生滅過程，替代隨機遊走和布朗運動的代表者模型，結果展現出新理論的強大與美麗。
第五，整體論思維植根於中國農業，還原論思維則植根於希臘的商業貿易。當控制實驗能夠檢測競爭理論的時候，分析方法在物理學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然而當整體遠遠超過部分之和時，分析範式在處理生命和社會系統時面臨的問題多多。整體論深深地紮根於中國的醫學和經典思想之中，如道家和兵家的學說。我認為未來的復雜性科學將綜合分析結構和演化論的視角。復雜經濟學則要整合西方的方法論與東方的智慧。
4.我們生活於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社會，多元化的世界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於生態和文化的制約，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結構必然有多樣的選擇。例如，我們看到盎格魯-撒克遜、德國、日本、斯堪的納維亞和中國等不同市場經濟模式的存在。我從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哲學和歷史學等著作中學到很多知識。經濟學家們可以在理工科里借用很多的工具來進行定量分析和構建數學模型。演化經濟學和復雜性科學起源於美國和歐洲，但它們在日本、澳大利亞和中國取得迅速的發展。世界經濟協會的平台將會加快經濟學多元化的趨勢。
『叄』 階級和階層的視角哪個更適合於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分析
階級是政治經濟學概念，階層是社會學概念，兩者即有交集，又有區別，區別的核心在生產資料的佔有是否發生關系……。因此，從學問的角度分析社會，不能脫離社會存在的經濟關系。
『肆』 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怎樣看待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發展趨勢
1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主要表現、它的本質特徵、歷史地位及其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影響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是資本國際化或資本國際社會化,是資本在國際化運動中實現不斷增殖.其基本特徵包括：（1）壟斷已不是一般的壟斷,而是高度集中的國際壟斷；壟斷組織也不再是最初的「國際托拉斯」,而是龐大的跨國公司以及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的子公司.（2）金融資本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金融資本的推動下,資本和財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財團、寡頭和豪富.（3）資本輸出已經成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形式.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雖然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本質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徵在當代表現得更為突出和尖銳.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既給社會主義新社會准備著越來越充分的物質基礎和歷史條件,也給現有社會主義國家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2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主要動因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發展階段
戰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它在東西方冷戰和兩極對峙的世界格局中謀求穩定和發展.蘇東劇變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重新淪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經濟盤剝、政治干預、軍事侵略的對象,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嚴密的包圍和遏制,而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卻迅速擴大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因包括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新科技革命的作用、西方國家的自我調節以及不合理的國際關系等.
當代資本主義經歷了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第三條道路」等三個主要發展階段.二戰結束至20世紀70年代,在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全面調控,出現了許多與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不同的新特徵.這些變革為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比較有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但也給資本主義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20世紀70-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是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階段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和資本的全球擴張互相呼應,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思想基礎.西方發達國家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結構的升級,增強了科學技術優勢和國際競爭能力,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它不能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也沒有消除貧困.第三條道路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歐美左翼政黨復興過程中出現的一股政治思潮.它超越了專注於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生產者利益的舊左派,以及把公共投資、「社會」和集體事業概念當作邪惡而予以消除的新右派,並在過去10多年裡轉變為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治國之策,使美歐資本主義發生了新的變化.
3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樣性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模式和類型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作為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為資本主義各個階段所固有.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戰後呈現出了一系列新的特點,並對當代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產生了重要影響.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規律,使資本主義分化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類型,兩大類型各自又包含許多不同的發展模式,即便是同屬於一種模式,各國在發展道路和方式上亦存在一些差別,從而使資本主義發展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三種典型的發展模式.它們之間既具有一些共同特徵,也在經濟理論基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運行機制、企業組織和經營管理形式、以及財政、金融、社會保障等體制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其共同特徵和協調合作增強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統一性,其差異和競爭加深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政治分歧.後發國家由於歷史淵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區位優勢、資源稟賦及制度不同,形成了東亞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這三種模式具有許多共同的經濟、社會、政治特徵,都面臨著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擺脫依附獲得獨立等任務,但是它們在起步時人口因素、加入世界體系的方式、政府的作用、選擇的發展路徑、收入分配的效果以及對待農業的態度等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在考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演進以及荷蘭、英國、美國三個霸權周期的基礎上,指出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一個世界體系,其中發達國家是其中心,不發達國家屬於外圍.只有將資本主義世界看作是一個文明與落後、進步與局限、繁榮與貧困共存的體系,才能了解它的真實面貌.從世界體系視角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論證反資本主義體系的社會主義是世界體系的未來.
4戰後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本質特徵
戰後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了新的特點.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既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同時也使資本主義的中心-外圍體系得到強化,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
戰後資本主義政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形式民主的完善與政治冷漠、民主危機和民主迷信同時出現；西方國家政黨的數量劇增,政黨政治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政黨政策日益趨同化,政黨制度面臨著利益集團、媒體等因素的挑戰；西方國家全面介入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議會權力和地位衰落,行政權力擴大,司法功能向政治領域延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輸出的戰略越發明顯.
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根本變革.通過對極權主義、烏托邦主義、集體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批判和否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西方思想文化領域中統治地位進一步鞏固.而西方大眾文化對西方上層社會的文化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既具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維護功能.從本質上講,當代資本主義文化是圍繞資本主義生產和資產階級統治而形成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道德,但同時,戰後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反映了普通民眾的文化需求,以及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和抗議.
影響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新變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科學技術、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上層建築等.在資產階級內部,作為資產階級特殊組成部分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兩個階層獲得快速發展；雖然大壟斷資產階級不斷增加,但中等資本家仍然是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主體.從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看,從事第三產業的工人和知識型工人的比重越來越高.資強勞弱以及工人的階級意識蛻化是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一直處於低潮的主要原因.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兩極化趨勢逐步突出,階級矛盾有進一步激化的可能.
5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與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
資本主義進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全球范圍內放大和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現形式有：跨國公司內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與世界市場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世界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范圍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性與地球資源和生態環境調節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跨國壟斷資本家階級的統治與世界范圍內勞工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演繹出各種新老危機.這充分說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終究會發展到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無法調節和緩解的地步.
當代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當代資本主義內部還出現了合作經濟、社會保障、職工參與企業管理、三大差別的逐漸消失、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孕育等「新的社會因素」.戰後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為社會主義准備著越來越充分的物質條件和「新的社會因素」,決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可以通過這些物質條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把合作社、股份公司、大銀行、大壟斷組織、國有企業和一切國家計劃和管理機構,「從資本主義那裡奪取過來」,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新社會.與此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優勢、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及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又給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
對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趨勢,需要從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新發展中進行把握.隨著當今時代主題的變換、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社會因素的增多以及資本主義不平衡性和多樣性的發展,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和途徑也必然是更加靈活多樣的.當代工人階級的變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人的分化,削弱了工人的階級認同感和革命意識.
『伍』 從經濟學角度討論當代中國政治與經濟關系
鄧小平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
會主義民主的新創造。
與改革社會主義傳統政治模式相聯系，中國政治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命題就是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實際上這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國政治民主化不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國政治、社會主義屬性等），而且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對第三世界而言）。因此，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實際上也是在破解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政治發展觀中最富特色的的地方，就是對民主和法制的論述。從一般理論意義上講，民主是法制的基礎，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可是這種理論上的概括一旦和具體實際相結合，情況就要復雜的多。因為民主是個既廣泛又復雜的概念。最早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封建特權的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比如最初英國資本主義議會中有三種力量在斗爭：一是王權的力量，二是諸侯的力量，三是市民的力量。當時市民的力量要求民主，主要表現為要求取消或削弱王權和諸侯的特權，這時民主的內容更多的表現為爭取自由和平等。其它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而後現代化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先運用政權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從理論上講，人民有了廣泛的民主，但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民主制度經常遭到破壞。鄧小平敏銳的抓住了這個關鍵問題，提出通過健全法制來實現人民民主。針對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等現象不斷滋生，並導致一些同志犯了嚴重錯誤的教訓，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相反，這只能使我們的國家再一次陷入無政府狀態，使國家更難民主化，使國民經濟更難發展，使人民生活更難改善」（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360頁。）。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在痛斥權力過分集中的同時，強調指出：「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和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為了用法律來制約權威，反對將國家的穩定建立在個人的威望之上，鄧小平又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1992年他再次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註：《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不僅如此，為了保證法制的實現，鄧小平特別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就把民主、法制和制度有機的結合起來，通過體制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
（三）政治發展與經濟改革關系的新耦合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改革，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同樣也是改革。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改革的初衷和原動力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這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本質上是二位一體的。如前所述，十年「文革」後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當中國改革的決策者認識到只有盡快滿足人民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迅速發展經濟的強烈願望，才能真正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時，鄧小平就以偉大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斷然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頁。）「政治工作要落實到經濟上面，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從而以高超的政治技巧提出了「用經濟政策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戰略思路（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在鄧小平看來，「不搞現代化，科學技術水平不提高，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國家的實力得不到加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不能充分鞏固，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註：《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頁。）正是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毅然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農村經濟改革為先導，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為價值目標的偉大改革。這一重大轉變決不僅僅是黨和國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點的轉移，而且是執政黨政治價值觀的重大轉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其本身就具有十分強烈的政治性質和政治改革的內涵。改革到今天，物質資料的生產全面走出短缺，但仍有數千萬人民沒有走出貧困和解決溫飽。黨的十五大作出了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這就決定了發展生產、提高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國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發展經濟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有力支撐。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可能建立在貧窮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19世紀法國的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國復辟帝制，他用的手段就是實行兩次全民投票。結果90%以上的選民投票支持他當皇帝（註：沈煉之主編：《法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頁。）。馬克思事後非常精闢地分析了這一事件，認為根本在於法國小農經濟的大量存在，指出小農的代表必然「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頁。）因此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即使借用現代民主的一些手段和形式，也只能是民主的外殼。社會主義民主是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先進的政治制度，更需要現代化大生產的支持，無論是政治穩定和政治改革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總之，只有當高速度的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聯動時，才能真正反映政治發展的巨大進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度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更值得政治學家重視的是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如果政治體系不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孜孜以求的目標，不把它作為社會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內容和支撐，即使高速發展的經濟也不會自動賜福於人民。因此，當我們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果時，同樣不能忘記這當中包含的政治發展的巨大貢獻
『陸』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說明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使發展方式轉變的正確性。
貌似是高中的題目。。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我們就必須要改變傳統的發展思維和模式, 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資源永續利用、環境不斷改善和生態良性循環的協調統一, 決不能走人口增長失控、過度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舊路。要堅持開源與節流並重, 預防與治理結合, 減輕資源環境壓力,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轉變。要大力發展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生態工業, 以無公害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農產品為主體的生態農業, 以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綠色消費」和「綠色服務」為標志的生態服務業。只有這樣, 才能達到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 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 建成低投入、少污染、可循環的國民經濟和節約型社會, 既保證當代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又為子孫後代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真正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根本上看, 我國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由於增長方式粗放,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 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從而加劇了能源、資源短缺的壓力, 致使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矛盾與形勢相當突出和嚴峻。
『柒』 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問題
馬克思轉向共產主義、轉向唯物史觀和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其一生思想的三次重大轉折。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批判，核心是對資本運動內在矛盾的邏輯的分析和批判。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最終達成了對資本主義全面系統的分析和批判，使社會主義成為完全的科學。在當代，我們看待人類社會內部、看待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也需要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同樣，我們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態度，也可以得出對其理論定位和現實意義的正確評價。
『捌』 求：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當今經濟現狀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國理論經濟學建設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形成科學性與邏輯性高度統一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當前國內經濟學理論界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探索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不僅反映了目前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探索的方向。
一、當前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三種模式
按照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不同來源，當前國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探索可以劃分為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經典模式」。這種理論體系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六冊計劃」和《資本論》為基礎建立的。
多年來，國內多位學者對馬克思早期經濟研究的著作和書信等材料進行了梳理和研究，並形成了初步的理論成果，他們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計劃是一個內容龐大的宏偉體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五篇計劃」和1858年提出的「六冊計劃」。而已經出版發行的《資本論》四冊僅僅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一小部分，「六冊計劃」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由「緒論」(商品和貨幣)、「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六冊構成。
湯在新教授認為應從「六冊計劃」出發來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他首先考察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從開始經濟學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特定生產關系下的物質生產或者財富增長。其次，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科學的敘述方法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關鍵。
楊國昌教授則以「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為邏輯起點，從導論；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商品經濟形式的產生、發展過程和一般原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當代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六大塊構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傳統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主體仍是以《資本論》和「蘇聯範式」為藍本構建的(周冰，2004)，並以此形成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模式。傳統模式按其構建理論體系的方式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將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分別形成理論體系，另一種形式則是試圖將社會主義部分與資本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第一種形式的發展和創新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以《資本論》和「蘇聯範式」為基礎，一般秉承《資本論》的體系框架，再加入壟斷資本主義部分和經濟全球化等內容，就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理論體系，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蘇聯範式」的過程中，出現了一股「回到馬克思傳統」的潮流，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在遵循《資本論》的體系方法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突破「蘇聯模式」的理論體系，如許滌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流通與分配——讀(資本論)筆記》、谷書常教授1979年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簡稱北方本)、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等。這些教材都以其權威性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書堂教授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1989、2000)，蔣學模教授的《高級政治經濟學》(2001)等都結合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特別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不斷創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總論(2001年4月)和社會主義本體論(2001年10月)堪稱嚴格遵循傳統模式的典範。他以社會主義勞動為起點范疇，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歷史演變(總論部分)、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總過程等，並形成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貫穿全書的邏輯主線和主要范疇，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利益、政府等范疇進行了深刻而詳細的本體論分析，並最終形成了到目前為止少有的以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為隱含假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的理論體系以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為前提，在本質層次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對涉及到的范疇的研究析析較為深入。但該理論體系對經濟運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現實感不足。
谷書堂等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和「北方本」，在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繫上重視反映我國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成果，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經濟制度作為分析前提，探討了我國現階段微觀經濟運行、宏觀經濟運行及經濟增長和發展。這理論體系的特色在於突出我國經濟轉型的特徵，是對我國理論經濟學有益探索和創新，其現實性不言而喻，但作為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如何解決研究對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線的二元性(即「三過程」與「四環節」)(周冰，2004)將是這一理論體系面臨的最大考驗。
傳統模式的第二種形式就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將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的創新模式，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和逄錦聚教授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過程論」，首創「五過程體系」，除了導論、尾論之外，包括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的總過程、國家經濟過程及國際經濟過程。構築這一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歷史淵源是「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的邏輯框架，遵循從「一般范疇」到「特殊范疇」，從「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應用」的原則，組織起了反映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理論體系。
逄錦聚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力圖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在體繫上分為兩部分、內在邏輯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論體繫上形成了三篇結構。第一篇：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重點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具有一般意義和普遍適用性的范疇及其運動；第二篇：資本主義經濟；第三篇：社會主義經濟則主要結合不同社會制度的生產關系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一般范疇的特殊或具體形式，並將經濟運行納人到了體系之中。
這一理論體系體現了將兩部分有機統一的嘗試，同時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度來界定一般范疇和特殊范疇，結合當代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實和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對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范疇的含義及其運動進行了探索，可以說較好地體現了科學性與實踐性的統一。
第三種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代模式探索。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設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出現了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力差、研究方法單一等一系列問題，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結合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需要現代化則是共識。當前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現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保留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沿用政治經濟學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構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和發展，可稱之為「修補」方式；二是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並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可稱之為「嫁接」方式；三是徹底放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式，以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具有普適性為前提，用現代經濟學範式來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可稱之為「重建」方式。第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理論，仍然是我國理論經濟學的主流，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因此，必須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不斷地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模式。
第二種觀點則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時，更多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方法。這種觀點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反映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經過現代市場經濟實踐檢驗的經濟理論，我國正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因此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邊際分析的方法應當也能夠成為我國正在構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元素。在構建現代形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繫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分析為前提，從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等方面來分析，從而形成以市場經濟運行為主的理論體系。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學具有超越一切社會制度的屬性，上個世紀60年代形成的現代經濟學代表了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我國理論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應該大力引進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並用於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和指導，建立中國理論經濟學。錢穎一教授認為包括視角、參照系或基準點和分析工具在內的三個部分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系鍵所在，也是當代在世界范疇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範式。田國強教授認為這種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不僅包容了西方經濟學，也涵蓋了「東方」經濟學甚至中特色的經濟學，因為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但絕不是不同的「經濟學」，創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所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進一步指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個部分或步驟組成：(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方式；(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的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他們二人均認為發源於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轉型經濟的分析和現實經濟問題的解決，因而也代表了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未來的主流發展方向。
二、對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幾點認識
一個學科理論體系的真正形成取決於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從科學性來說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研究對象的統一性。即提出明確的研究對象，有統一的邏輯主線貫穿整個學科過程。二是其邏輯體系的嚴密性，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由概念(即范疇)、推理、結論構成的邏輯嚴密的體系結構，要有以起始范疇和核心范疇為基礎，有眾多層次不同的范疇構成的邏輯體系。三是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能夠將現實經濟問題歸入一個規范、科學地分析框架中，並能形成有效結論，用以指導社會經濟實踐。從實踐性的角度來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要有對現實的解釋力。
在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幾點形成共識。
第一，明確的研究對象是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呈現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於對研究對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別是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釋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國內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既研究生產關系又研究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其科學性值得商榷。
從本質上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這一研究對象的形成是政治經濟學歷史演變的必然結論，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的，即只有正確處理社會生產關系才是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決定力量。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生產關系的運動來形成多層次的、多角度的生產關系體系，也就形成了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二，界定貫穿整個學科體系的主線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作為科學的學科體系，貫穿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也是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都比較重視邏輯主線的構建，傳統模式中仿照《資本論》形成的邏輯主線包括社會必要產品的運動(雍文遠，1985)、生產的三個過程(谷書堂，1999)、生產的五個過程(程恩富，2002)、經濟利益的運動(谷書堂，1999；蔣學模，2001)等。從總體上看，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前提下，可以採用不同的邏輯主線，各種范疇、概念在一條紅線的牽引下多層次充分展開的邏輯過程。這是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關鍵。
當前，國內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抽象法對於揭示經濟運動規律的本質是有效的，但在應用層次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需要創新，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使政治經濟學更具有時效性、應用性和針對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上除了採用唯物辯證法從歷史緯度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規律，從而構建縱向內容的理論體系，也要分析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即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建立經濟模型的方法，從橫向角度來構建理論體系，從而最終形成縱橫交織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圍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的內在動力。
拓展研究范圍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保持創新活力的源泉，應該主要從兩個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和理論成果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源泉。我國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基本前提；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理論源泉。二是要不斷開拓創新，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方面的解釋優勢。
『玖』 當代政治經濟學為什麼發展極為艱難曲折
西方歷史人類學理論流派主要由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派和後期的文化學派組成。政治經濟學派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理論基礎源自政治社會學中的世界體系理論或低度發達理論，也受到二戰後人類學中馬克思主義興起的深刻影響。與採納傳統人類學研究方式、把大部分目光聚焦於孤立社會和文化的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相比，政治經濟學派把研究重點放在大規模地區的政治經濟體繫上，即將傳統的微觀社區與外部資本主義對之的滲透結合起來，強調的是外在力量的碰撞和社區在這種碰撞中的適應性變化和發展。與關注「原始」社區、將重要的外在影響力量視為自然環境的文化生態學相比，政治經濟學派所關注的是農民社區，把國家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看作重要的外在影響力量。該學派論證了「他者」是有歷史的，將「他者」與外部世界政治經濟的歷史發展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政治經濟學派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他們過於強調政治經濟因素，注重資本主義單向度的敘述，僅要求生產趨向的單一邏輯，通過抽象的敘述將客體具體化和歷史具體化，犧牲了人類學的文化主題，忽視了社會場景中的人類實踐，忽視了對「他者」能動性的關注，「他者的表述」被漠視，人類行動和特定象徵過程（文化）的關系沒有被充分表達出來。在對政治經濟學派的這些局限性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在實踐、行動等時代社會理論的「催化」下，以關注「文化」、強調「他者」在歷史建構中的能動性為主旨的「歷史人類學」的又一新理論流派———文化學派逐現雛形。文化學派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人類學家薩林斯、桑格瑞、奧特納、羅薩多、大貫惠美子、卡馬羅夫夫婦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盡管他們的研究視角有別，但研究旨趣趨近。其一，專注在靜態文化結構模式中融入動態的歷史變化因素，為人類學中長期存在的「結構」與「歷史」、「文化」與「歷史」等基本矛盾的解決提供新的視角。其二，側重對政治經濟學派忽視文化的狀況進行批判，意在揭示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他者」的能動性，即揭示處於文化、歷史、權力、實踐（行動）等互相交織的網路之中、處於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的「他者」，本身也具有能動作用———藉助自身文化的力量，在吸納並轉換世界體系的同時，建構了自己的歷史。總之，文化學派不僅關注「他者」的歷史，而且關注他者是如何運用自己特殊的文化手段來建構歷史。在他們看來，「客觀」歷史並不存在，歷史是「他者」文化的一種建構。文化與歷史是互相界定的：歷史是多重的，由文化來建構；而理解文化，離不開歷史的視野。作為人類學「歷史化」後期發展中的集中體現，文化學派使文化在更高的層次上回歸到人類學研究課題中來，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主題———「他者—文化（結構）—歷史」進行了新的解讀，為人類學中長期存在的「結構」與「歷史」、「文化」與「歷史」等基本矛盾問題的解決續寫了新的「篇章」，解構了隱藏於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代表了歷史人類學發展大潮中的主流走向。
『拾』 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經濟縱橫》2018.3本期要目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品性與理論品格
——基於《資本論》的視角
摘 要：
把握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核心的出發點，在於將其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版」和21世紀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必須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工作體系中「方法論規范」與「理論規范」的辯證結合關系及其一般推進機理，並引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規范的有針對性研究中。
依據《資本論》的工作規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具體化在「方法論品性」和「理論品格」層面進行深入精細的研究。
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原則上可以構造為「革命性＋本土性＋具象性」的品性結構，相應地，具有四種有機推進的理論品格，即「繼承發展」品格、「傳承和創新」品格、「與時俱進」品格以及「開放生成和兼容並蓄」品格。
這一研究路線支持了以「實踐創新、理論開放」為取向的中國理論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建設，進而產生「雙重中心、雙重體用」的實踐化體系共生現象。
《資本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體用並舉」將會使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更富有學科底蘊與科學氣魄。
關鍵詞：《資本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品性；理論品格；政治經濟學規范；教科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