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經濟學的興起

A. 產權的經濟學涵義是什麼

產權研究是我國經濟學界和法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產權」一詞頻繁出現在國內經濟學和法學文獻中，但「產權」、「企業產權」這些概念的確切含義是什麼？產權與所有權、物權、債權、財產權這些原有法學概念之間的關系又如何？對於這些產權研究的基本問題，理論界卻沒有統一的認識。
「產權」概念最早誕生在經濟學理論中，但作為一種權利或者說與權利有關的概念卻不可能脫離法律制度和法學研究而存在。因此，法學和經濟學兩個領域從沒有停止過對產權與傳統法學概念之間的對比研究，並形成了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產權就是財產所有權，產權是關於財產的權利，產權可以等同於所有權，因為所有權可以從廣義上來理解，即所有權是指人對資產的佔有和隸屬關系，持此觀點的大多是一些經濟學學者（如程恩富，1997；吳宣恭，1995；張維迎，1995；黃少安，1997）;第二種觀點認為產權接近於物權，周林彬（2000）認為「盡管所有權的范疇在不斷發展，仍不會最終取代產權，倒是不斷擴展的物權觀念，日益接近於我們表述的產權。因此產權觀念可以作為發展的物權的目標參照」；第三種觀點認為產權是債權，劉偉和平新喬（1998）認為，「從廣義上講，產權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所有權，二是債權。„„從狹義上講，產權實際上就是債權，„„是所有權在市場運動中的一種動態的體現」；第四種觀點認為產權即財產權，產權是一種包含物權、債權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種具體權利的復合財產權利。例如王利明（1998）在其《物權法論》中說：「法律上的產權概念並不復雜。所謂產權，就是指財產權」，這種觀點在我國一些法律法規中也有體現①，在法學界也普遍流行。
法律是一個社會中最重要的正式制度安排，產權安排則是制度安排的基礎和核心。對產權的界定與保護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也就是說，產權安排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制度的有效性與合理性。經濟學與法學界對產權概念存在不同理解與認識，在理論上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對經濟改革特別是企業改革和發展實踐也有意義，而我們發現，當「產權」發展到「企業產權」層面時，對這一題目進行研究就尤其必要。本文旨在客觀地分析產權與所有權、物權、債權、財產權這些傳統法學概念之間的關系，對這一問題進行比較深入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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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權經濟學的介紹

產權理來論的內容是很源豐富的，不同時期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層面或角度論及產權問題。但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學分支，並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的產權經濟學，卻是現代的事情，是與科斯、諾思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所謂現代產權濟學，一般地認為，是以他們為代表的產權理論體系。它富有活力，已經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在繼續，但是，在繁榮和活躍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混亂，許多問題的研究都有待於深入和擴展。

C. 現代產權經濟學的介紹

本書是現代產權經濟學的研究型教材，包括經典理論和案例研究兩大部分。經典理論專包括導論、屬產權概述、交易費用理論、企業的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理論；案例研究部分集中研究了與產權理論相關的農村土地制度、小產權房、收入分配三個經濟熱點問題。 本書體例新穎、內容全面，適合經濟管理類專業高年級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使用，對廣大從事產權相關工作的實際工作者也極具參考價值。

D. 現代產權經濟學的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產權經濟學的興起
第二節 產權經濟學的基本假設
第二章 產權概述
第一節 產權的含義和內容
第二節 產權的形式和特徵
第三節 產權的功能
第四節 產權的起源
第五節 產權的保護
第三章 交易費用理論
第一節 交易費用概述
第二節 決定交易費用的因素
第三節 交易費用的計量
第四節 交易費用理論的應用與評價
第四章 企業的產權理論
第一節 企業性質理論
第二節 企業產權結構理論
第三節 企業家與企業
第五章 制度變遷理論
第一節 制度與制度變遷
第二節 制度變遷的供求分析
第三節 制度變遷的基本方式
第四節 制度變遷過程中的重要現象
第五節 與制度變遷相關的理論
第六章 產權制度、效率與經濟發展
第一節 產權制度與經濟效率
第二節 產權安排與科斯定理
第三節 資產的屬性與產權安排
第四節 產權制度與經濟增長
第七章 產權理論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第一節 農村土地和土地產權
第二節 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
第三節 我國農村現行土地產權制度的問題和完善
第四節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創新
第八章 產權理論與小產權房
第一節 小產權房概述
第二節 論爭與反思：小產權房的法律分析
第三節 現實與未來：小產權房的經濟分析
第九章 產權制度與收入分配
第一節 我國收入分配概況
第二節 產權制度缺陷與我國收入分配
第三節 產權制度完善與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

E. 大學《產權經濟學》

產權
制度安排
資源配置
主要內容:
產權的基本概念等
產權界定及對外部效應的治理
產權安排和資源配置——科斯定理
制度變遷
公有資源的產權問題
產權經濟學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人格假設——利己主義
資源稀缺性假設
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
非完全競爭的市場假設
有限理性假設——(諾思《產權,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
交易費用為正的假設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部分)
行為人收益最大化原則,即人的完全理性.
現實世界中的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不具有完全理性的特徵.有限理性的假說表明,行為人的決策結果可能只是"滿意",而不是最優.即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與實際不符.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
經濟信息的不完全性
競爭的不完全性
新古典經濟學不討論產權問題的原因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推導的前提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
在他們的假設中,交易是在無摩擦的瞬間自願完成的,因此不會產生事前的締約成本和事後的履約成本,也即交易費用為0或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不論初始產權如何安排,行為人總可以通過自願的交易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 因此他們集中研究價格和交換的理論,而並不關心產權制度和資源配置的關系.
產權的基本概念
產權的起源
產權概念是一個歷史范疇:
人口增長的壓力——人口增長論
代表人物:諾思
資源稀缺程度的提高——資源稀缺論
代表人物:德姆塞茨(資源稀缺引起價格相對變化)
合作可以帶來對雙方都有利的收益——經濟物品可增值論
代表人物:Cooter,R.和Ulen,T.
Alchian關於產權的定義
Alchian定義"產權":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種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A property right is a socially enforced right to select uses of an economic good.
關於"社會強制"
政府的力量,日常社會行動以及通行的倫理道德規范
關於"選擇的權利"——經濟資源的多種用途
產權包含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和轉讓權
所有權與產權
產權(property rights)
所有權(ownership)

F. 產權的內涵是什麼

產權泛指財產權利（Property Rights），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釋與概括，即使在現代產權回經濟學的論著中，其答涵義也不盡相同。
概念的統一性是理論研究的基礎，有必要認真辨析這些范疇的異同，弄清其確切含義。
德姆塞茨（1994）認為，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它能幫助人們形成交易的合理預期，界定人們受益或受損的權利。諾斯（1994）認為，產權本質上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強調了產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產權主體排斥他人的關系。

G. 西方產權經濟學家根據產權主體的不同，一般把產權分為哪幾種類型

西方產權經濟學家根據產權主體的不同，一般把產權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私人產權。即把權利界定給個人，個人對資源擁有排他性權利，權利行使的決策是由個人作出的。私人產權主體承擔產權行使的一切後果：收益和成本。這就激勵私人產權的主體尋求資源使用的最佳方式。
（2）社團產權。它是指某個人對一種資源行使權利時，並不排斥他人對該資源行使同樣的權利，或者說產權是共享的，產權在社團個人之間是完全不可分的；社團產權的主體是社團的全體成員，產權主體的資格取決於成員的資格，全體成員共同擁有不可轉讓的產權。
（3）集體產權。如果社團的成員數量被限制在一定的規模，通過一定的規則約束，可以改造成集體產權。而集體產權在行使產權

H. 現代產權經濟學的作者介紹

李明義來，男，1952年生，原籍河自南太康。曾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商學院商業經濟系，1982年研究生畢業，同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長期擔任經濟學研究生導師。此外，兼任中國商經學會常務理事，奧運經濟研究會理事等職務。主要從事經濟學，貿易經濟學，企業管理學的教學和研究，主講現代產權理論，證券投資學，市場經濟學，貿易經濟研究等課程，曾先後到日本九州大學，日本福岡商科高等學校、英國牛津大學、蘭開夏大學，美國懷俄明大學進行講學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中國股份經濟研究》、《股份公司的運行機制與外部環境》、《股份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股份經濟學》等。

I.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J. 產業經濟學 和 產權經濟學 有什麼區別

產權理論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不同時期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層面或角度論及產回權問題。但是，作為一個答相對獨立的經濟學分支，並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的產權經濟學，卻是現代的事情，是與科斯、諾思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所謂現代產權濟學，一般地認為，是以他們為代表的產權理論體系。它富有活力，已經產生了巨大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在繼續，但是，在繁榮和活躍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混亂，許問題的研究都有待於深入和擴展

產業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分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新興應用經濟理論體系。 產業經濟學從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產業」出發，探討在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中產業間的關系結構、產業內企業組織結構變化的規律以及研究這些規律的方法。 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產業內部各企業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規律、產業本身的發展規律、產業與產業之間互動聯系的規律以及產業在空間區域中的分布規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