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經濟學韋森爾雅

① 實證經濟學是一門客觀性學科嗎

我們知道，科學一詞首先源於自然領域，它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又由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來保障；但顯然，科學並非是自然學科的專有名詞，那些以科學化為目標的學科也並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學為模具。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認識科學的目的，而傳統上，對科學的目的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是為了發現有用的原則，抑或只是為了尋求解釋和真理？「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不但使我們能夠做出准確可信的預測，而且能使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對現象作出解釋，只要一個理論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還存在不可觀察的現象）就是科學的；而「工具主義者」則懷疑發現真理和作出理論解釋的可能性，而是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要發展一套工具以使人們藉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預測。盡管這兩個流派在對不可觀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論斷的解釋上存在差異，但它們一致認為科學家應當發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觀察事實的理論，使不熟悉的現象變得令人熟悉，通過發現某一現象背後更基礎的規律來解釋現象；正因如此，從廣義上理解，任何一個人們努力加以完善並提高自身認知的知識體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學。也正是由於科學中所潛藏的個人認知、信念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性的差異，我們可以把科學進一步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由於研究的是內在於人之認知的社會現象而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而自然科學則由於研究的是相對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被視為具有客觀性的學科。
其實，盡管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者往往認為，科學的知識是一種精確的、非個人的並通過遵循嚴格、明晰的規則來獲取的知識體，它僅僅以觀察數據為基礎，而不涉及觀察數據之外的任何假定實在，認知主體也不對知識作出任何貢獻，研究者僅僅服從證據，這種證據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同樣程度上認同；相反，如果在科學的探究中滲入個人的想像、信念、判斷或認知，那麼就會因主觀主義而損害知識。然而，既然科學體現為主體對（自然的或社會的）現象的認知，那麼，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體的經驗和信念。例如，波蘭尼就認為，科學的整個目的和價值就在於它是關於實在的，所有的知識都依賴於個人的整合、判斷和承諾行為，正是這些行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們所知東西的正確性；同時，由於知識中滲入了人的認知過程，是被個人所支持和認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確的，科學只能部分地被系統闡述，根據研究者的個人判斷而被運用、修整和補充。在波蘭尼看來，基於數據的經驗主義往往不能證實科學陳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學的有效性往往以人們的感覺經驗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為基礎，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傳統逐漸灌輸給我們並被現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學家作為科學傳統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為個人預感而形成，或者（4）被認為是我們內心意識的指示。因此，現在主義方法論不能、也不應該帶給我們它所承諾的那些東西，因為科學知識和其他個人知識沒有太大的差異；相反，它只不過建立了「一種關於有效意義的堂.吉訶德式的標准，如果嚴格地執行這些標准，相當於我們自願變成了低能兒」。
然而，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式邏輯的長足發展，邏輯學家們開始探究建立形式語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語言中，邏輯關系是精確的，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從而把語言中的「語法性質」和它的意義或者說「語義性質」區分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理論必須用邏輯學發展出的某種形式語言加以表述，從理論的公理出發，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純粹形式推導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逐漸從人文性學科向構建純理論的方向發展，並經過邊際革命的沖擊而逐漸朝數理經濟學轉變。特別是，這種實證主義發展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那裡，又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和「哲學的」強化；因為按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他所提出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凡是不能被證實或反過來被證偽的理論判斷，均是非科學的，或言應該被歸結為形而上學問題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正是在這鋪天蓋地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的浸染下，當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起這樣一種「想出一個研究題目→做出幾個假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得出結論→再進行理論推測或提出政策建議」的「科學論證邏輯」功夫來了.
顯然，這種數理化傾向在20世紀下半葉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界表現得尤其明顯、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規范性問題的研究——如思辨哲學、倫理學等——都被貼上了「玄學」（形而上學）的標簽而被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所以，韋森就寫道，「在當代經濟學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和繁盛發展的同時，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現象，那就是在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的當代社會中，經濟學『莫名其妙地』且『自發地』走向了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演化發展路徑，以致於不僅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致力於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數學語言來表述，用數學模型來構建，而且還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寫作格式，或言幾乎所有經濟學文章都按照一個套路——即先選定一個題目，再想出幾條假設，然後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證明，最後證畢而達致結論——來演練。沒有這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論證和證明形式，任何經濟學論文都會被蔑視為是『非科學的』，是一種『storyteller』，從而從事這類研究和以這種『storyteller』形式寫文章的學者，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能發表出文章，不能出版書籍，進而不能繼續保留大學的教職，更難能爭得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的機會」。
不過，盡管主流經濟學很快就皈依了邏輯實證主義，但科學哲學領域的專家們也很快意識到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關系遠比想像的復雜，如上面所述的波蘭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盡管波蘭尼的上述見解就來源於對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的思索，但這一見解也早已為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如韋伯、凡勃倫、榮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羅森伯格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人所闡述。例如，榮格就指出，「絕大多數自然科學都在企圖純客觀化地表述它們的研究成果，似乎這些成果的得出毫無人的參與和觀察，似乎在這些成果的產生過程中，人的精神——一種為科學研究所須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視而不見」；再如，阿德勒強調，「人類生活在『意義』的領域中，我們經歷的事物，並不時抽象的，而是從人的角度來體驗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於我們人類的看法。……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事實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看法的當代哲學家可謂廖若晨星。理論並不能以實證哲學家臆想的那種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論首先看作是語法對象的看法，對於理論的創立和應用也並不恰當」。
邏輯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以及經濟學領域之所以存在如此嚴重的局限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任何社會現象的深入探究和人類行為的實質性探討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動機和意圖；進一步地，動機和意圖也不是人類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就不是獨立的，不但存在事物與認知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還存在著認知主體和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因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網路關系，其內在的規律也是內生演化的。例如，根據奈特就認為，動機或目標「不應是自然科學中『因果關系』意義上的『原因』。因為，如果用動機或目標來解釋行為，那麼它也應當被先前的事件或狀態解釋。而這意味著動機成為多餘的了，行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來解釋。動機不應當被視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關系與人類行為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最本質的不同，來源於待解釋的問題所給予的事實的性質。如果不考慮人類活動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謬誤，就幾乎不可能提出什麼關於人的真實問題」；為此，他強調，「為了解釋人類行為，必須至少引入三個因素。典型的人類行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釋；部分可由意圖或願望解釋，作為行為的絕對依據，它們是『事實』，盡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狀態；部分可由對實現『價值』的渴求來解釋，它不能劃歸實際的慾望，因為這種渴求沒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對象」。
顯然，如果說波蘭尼、榮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認知能夠適合於一般科學的話，那麼，它將更為適合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會否認，在邏輯學、數學和物理學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僅限於對問題和方法的選擇，即社會學的解釋在過去至少兩三個世紀里沒有挑戰科學發現的『客觀真理性』。這種『客觀真理性』也許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戰，但不能只是根據命題提出者的社會地位來判別它的真偽，而只能從其他方面提出質疑。……即，邏輯性、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所研究的問題基本上和觀察者的社會地位無關，實際上也與歷史變化無關……但社會科學則不具有這種優勢。……對社會科學的發現不僅可以用質疑所有媒體的基礎的方法進行質疑，而且可以質疑它們緊緊反映了作者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經濟學正是採用奈特所講的上述第二種解釋原則——實際的慾望——來解釋實際問題，而這「也許是三種之中最為脆弱的。任何慾望的『絕對性』都值得懷疑，我們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慾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變意義和價值的系統」；實際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對自己的科學任務變化並不滿意，而屈從於公共責任的要求和為國家、為時代服務的慾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個人的政見和政策主張——包括直至心靈追求的整個道德人格都帶進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盡管流行的觀點往往把意識形態視為偏見的根源，認為它會「導致某些不正當行為，研究者會為了使事實或來自事實的推論符合某種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對它們進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這種不當行為和研究者展開論證的『價值前提』或辯護本身並沒有必然聯系」，而且，「辯護並不意味著欺騙」；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見的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也）並不就是謊言，它們是以個人對它所見的所有事物的真實陳述」，更不要說，「每個其他的社會群體都（會）發展出一套保護性的意識形態，假如這些意識形態不是真誠的，那就什麼也不是」。事實上，任何經濟學的政策含義都不是像工程學結論的含義那樣是客觀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議都是技術推演的結果與價值判斷或偏好的結合；因此，經濟學本身根本離不開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考慮，經濟學家個人的價值立場和特定的價值信念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盡管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的，但是，一個具體社會關系的理性行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規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經濟行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會涉及到整個社會倫理的影響；例如，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就指出，「雖然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某類社會現象的『實證』科學，經濟學卻是建立在理性的規范理論基礎上的學問，且和政策制定有著特殊的關系」。
由此可見，經濟學本身具有這樣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而不是外在於認知主體的，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並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之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因此，經濟學不但不能滿足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那種科學標准，也根本達不到自然科學的「科學」高度。實際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客觀和科學，但正如麥克洛斯基指出的，「經濟學家很少遵循他們確立的方法論原則，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論並不是經濟學家科學信念的基礎」；相反，他們往往「是在更寬泛的基礎上討論問題的。他們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辭方法，他們在頭腦里和研討室里論辯的方式，與官方的修辭學大為不同」。
也正是由於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學科特質，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須考慮人的主觀因素。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模仿物理學和生物學而採用所謂最大化的極值策略，但是，正如羅森伯格指出的，「經濟學家對極值理論的痴情，在經濟學與物理學和進化論的反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只要極值策略研究綱領在經濟學領域內取得哪怕是一丁點兒它在別的領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經濟學家實際上就大有理由堅持這個研究綱領，但是，200年來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既沒有產生如物理學家發現新行星那樣的新發現，也沒有產生像牛頓力學指導下的控制機械運動的機器那樣的新技術。經濟學家在其領域內也並未取得可以匹敵生物學對『大進化』及其內在的適應和遺傳機制的理解那樣的深刻洞見。經濟理論沒有能夠取得和其他領域內的極值理論的應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樣，愛因斯坦也強調，「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里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范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盡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系。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里，由於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奪取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並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並且創立一套社會倫理准則，從此以後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著這套准則」。
其實，主流的實證經濟學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並從19世紀的物理學中抽象出了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信條：（1）科學的目標在於預測與控制，（2）只有可觀察的推論才能決定一個理論的真偽，（3）可觀察性要求客觀的、可重復的實驗，（4）當且僅當一個理論的經驗內容被證明是虛假時，這一理論才能被認為是假的，（5）應該珍視可觀察性，主觀的「觀察」或內省不是知識，（6）開爾文（Kelvin）的箴言，當你不能用數字表達某事物時，你的知識還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7）把科學推理與非科學推理、實證的與規范的區分開來正是方法論的任務。但顯然，這種「標准觀點」只不過是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假說-演繹科學模型的大雜燴，因而只有很少的當代哲學家相信這些命題中的半數，而越來越多的主要的少數哲學家則根本不相信這些東西。事實上，盡管啟蒙運動之後，西方自然科學界逐漸採用了笛卡爾和孔德等發展的邏輯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它認為「只有無可懷疑者才是真實的」，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繼承了笛卡爾式的懷疑原則；但是，自杜威、維特根斯坦對笛卡爾的懷疑主義研究綱領提出評判開始，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對這種狹隘綱領的反思已經席捲了整個西方學術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圖爾敏、費耶阿本德、羅蒂、波蘭尼、佩雷爾曼等人。
不過，盡管「作為一種科學或經濟學的方法論，現代主義可以說錯誤百出」，但是，自J.N.凱恩斯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並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以來，經過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經濟學就逐漸被認為是一門研究「是什麼」客觀科學，而且，迄今為止實證主義的地位在經濟學依然堅如磐石。究其原因在於，「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有哲學傾向，但經濟學家閱讀的專業哲學數量，大概就像哲學家閱讀的專業經濟學作出一樣，深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現代主義衰落的消息並沒有傳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盡管已有由一些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制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都對實證主義作為經濟學基礎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屬於主流陣營的奈特也對開爾文的箴言評論說，「是的，而且當你能夠用數字表達他時，你得知識仍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依舊像有戀屍癖一樣堅持實證主義，充滿了對經濟學科學性和客觀性的臆想。
當然，這種科學主義方法論與芝加哥學派具有密切關系，弗里德曼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及貝克爾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為芝加哥學派定下了基調，而它的後繼者們則作了更為極端的解釋，並且隨著芝加哥學派地位的提高而成為整個經濟學的主流，這可以從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數中以見一斑；所以，麥克洛斯基感慨地說，「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個在大多數方面讓其他經濟學家頭痛不已的經濟學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論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弗里德曼方法論的一個弱化版本，居然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智力裝備之一——對他們來說，弗里德曼式的論證幾乎可以不經大腦，沖口而出」。芝加哥學派在中國當前學術界尤其受到青睞，因而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更是受到幾無任何批判的選播和應用；正因如此，韋森感慨地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很少有時間去回顧並審視一下從近代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實證論、再到卡爾納普新實證主義的演變歷史和潛在的問題，很少有人去花時間閱讀從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到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到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理論，再到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的方面的哲學文獻，更沒有多少人去啃讀從皮爾斯、詹姆斯、杜威這些早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到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大哲學家奎因和戴維森的深邃艱深的理論文獻了」。
總之，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理論根本上體現在其強有力的思辨性上，邏輯實證主義希望把科學理論和「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分離開來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以實證主義方法處理理論與觀察間的關系問題往往困難重重，而且因為任何理論的發展首先需要經受得起邏輯一致性的檢驗，譬如，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那個被任何客觀差的事實支持嗎？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實證的客觀性，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客觀的」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也沒有任何不涉及價值觀的和不以政策建議為目的的「科學」的理論建構；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價值觀，才可以提出相對應的政策主張，因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類的社會關系和價值理念。因此，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一絲不苟地按照它（現代主義方法論）要求的去做，那就會狹隘到荒謬的程度。……如果經濟學家（或物理學家）把它們局限在經濟學（或物理學）的命題范圍內，嚴格地按照現代主義的步驟行事，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說的東西了……現代主義承諾，知識應當是確定無疑的，獨立於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的；其實，它帶給我們的是一套科學家們的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只不過改了名字叫做『科學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科學本身就不可是客觀的，因而理論的發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結論被證實的精度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學派演變就證明了這一點。麥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科學方法論規定的那套原則，經濟學中就根本不會有凱恩斯革命這回事。直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洞見仍然不能轉化為統計命題來表述，然而這時大批的年輕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盡管在統計檢驗中屢戰屢敗，但流動性陷阱和投資的加速數模型仍然被當作科學的常規事實，進入了經濟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現在主義的方法論可以在1936年就把這一切結束掉：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客觀的、可檢驗的、可控制的證據在哪兒呢？」同樣，「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的方法論行事，那麼貨幣主義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盡管到了20世紀60年代，現代主義方法論已經有力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特別是貨幣主義者，他們是最激烈地為現代主義辯護的。但是，實際上，貨幣主義的實驗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長，但他們卻因為這些取得了勝利……在這場（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爭論中，貨幣主義真正說服人們的，完全在於他們書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豐富而機智的論證，盡管多數論證都和主要論題無關」。特別是，弗里德曼的「假設不相關」理論認為，理論越精緻就越遠離真實世界，那麼，這種理論有什麼意義嗎？也正因如此，科蘭德強調，在實證經濟學和應用政策經濟學之間應該有個清楚的界限，當我們把經濟學理論應用於具體社會實踐時不能簡單地利用實證分析的結果，而是要把「實證經濟學理論的認識轉化成能夠實現社會目標的真實世界的政策，並考慮到真實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層面」。

②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③ 經濟學讀物推薦

《經濟學原理》《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富論》《經濟學概論》

④ 韋森制度經濟學什麼是制度,與英文中的institution、 regime 與system分別什麼

經濟學（Economics），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即價值的創造、轉化、實現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分為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經濟學兩大類型。

⑤ 誰是楊小凱：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華人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華人經濟學家，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於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2004年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中學時期的楊小凱，曾以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這在中國的文革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楊小凱並非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並提出了眾多觀點，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

⑥ 數學.哲學與經濟學有什麼深層次的聯系

既是數學家又是經濟學家的情況，是由於現代經濟學中大量運用數學。於是，經濟回學家大量用到數學的分析方答法，繼而數學家也會關注經濟學問題，從而有了像John Nash那樣的人物。
既是哲學家又是數學家的情況，我猜你說的大約就是笛卡爾、羅素等人。那和時代有關。在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學科之分，所謂數學家、哲學家都是今人賦予他們的名字。而且，這些人大多可看作是天才，比如羅素，還拿過諾貝爾文學獎。
他們的深層次聯系其實很簡單，就如楊振寧曾經說過，一切自然科學研究到了最後其實都是研究哲學和宗教。因為哲學和宗教關注的是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
補充一點：寫得不錯的「數理經濟學」教材，大概就是蔣中一先生的《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正在上「數理經濟學」課，用的就是這本書。再推薦給您幾本書，關於經濟學與哲學的，其一，韋森教授的《經濟學與哲學》；其二，丁建峰翻譯的《經濟學的哲學》；其三，諾奇克著《蘇格拉底的困惑》。

⑦ 經濟學家韋森：為什麼中國經濟不會蕭條

長時期的抄高失業率、低產出、低投襲資、企業信心降低、價格下跌和企業普遍破產。工商業低落的一個溫和的形式是衰退(recession)，它同蕭條有許多共同點，但在程度上較弱。今天，衰退的精確定義是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至少連續兩個季度下降。
可以說是經濟蕭條，經濟大蕭條就說的有點誇張了！
原因：近幾年國際金融風暴一直未散去，發達國家內需有限紛紛尋求新型市場，而中國作為消費大國是必成為發達國家新寵，相對於國內的商品，發達國家成本低廉技術先進，國內企業根本競爭不過，導致國內產能過剩勞動力多餘這是蕭條其中之一！
國內前幾年進行了大手筆的經濟刺激政策，但經濟增長有限使得經濟刺激以後無法消化，至使企業盈利下降，工人工資降低，造成「沒錢花」！
貨幣政策也有些冒進，大量貨幣投進市場，導致通貨膨脹！「錢不值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