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陶然

㈠ 陶然：如何解決房地產泡沫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陶然在「分議題三：城鎮化進程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表示，通過允許城郊和城中村蓋出租房和集約工業用地來解決已經存在的房地產泡沫。城市中國網 高舒元 攝 以下是發言摘錄： 因為工業用地是全國性買方市場。工業用地價格很便宜，所以就會有比較大規模的外匯的累計，然後央行發人民幣來對沖過剩流動性，一定到地方限量少供商業用地的房地產泡沫。在2008年之前玩不錯的，開發商向銀行借錢再還回去，2009年國際市場不行了，中國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你會發現2009年以後，中國的工業用地每年增加量超過2008年之前，你甚至看到中國內地每一個省，貴州每個縣都搞開發區，而且都是殺價出讓工業用地，我想只有兩個原因：第一個，財政幻覺，財政和信貸政策操縱房地產市場嚴重泡沫化，2008年在一線二線城市有房地產泡沫，2009年所有城市都有房地產泡沫，給地方政府財政幻覺這個錢我可以還得去。第二個，所有錢都是央行的錢，還不起以後說，中國在承擔2008、2009年之後的後果。情況不是很樂觀，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債務規模不是很大，如果看西班牙的財政，西班牙在房地產危機之前地方政府財政負債比例也不大，當房地產泡沫崩盤以後全部成了大問題。還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居民購買房子，我們付的首付比較高，但是中國房地產商貸款很多，如果房地產出了問題，整個經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房地產泡沫已經存在的情況下，很多學者支持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把房地產泡沫降下來。房地產泡沫已經很高，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會讓房地產加速崩盤。可以做的方法是在城市郊區、城中村擴張裡面，政府和農民進行談判，政府拿走一部分基礎設施用地，農民給一部分地，我允許你先蓋出租房給農民工，我們有兩億農民工，加上城市新進人口4到4.5億人，這個房子只可以出租，10到15年可以上市轉讓。換句話說政府不像以前那樣征地，給農民出租。 第二個，中國工業用地非常不集約，政府跟製造業重新談判，我們有2000萬畝製造業工業用地，我們容積率提高一倍節省1000萬畝，每年100萬畝轉成商住用地，利用土地出讓金來逐漸的把現在欠債還掉，還為未來基礎設施投資融資，採取非常小心的措施，讓更多土地集中在商住用地。然後把限購政策去掉，推動經濟增長，解決地方債務，使農民工在城市裡面能夠租得起房，政府給農民蓋得出租房抽一點稅，給農民工子弟建設一些公立學校，進行良性循環。不這么改革，中國未來經濟前景是比較悲觀的。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主持了該議題討論。

㈡ 推薦經濟學書籍或大師

還是從基礎學起吧，首先要有經濟分析思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必須要學的版，推薦薩繆爾森的權《經濟學》，如果想深一點，《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聽說也不錯（一直想讀）。這之後，發展經濟學值得好好學習，因為我感覺它的很多理論都能解釋中國的問題，我們以前用的教材是德布拉吉*瑞著陶然翻譯的《發展經濟學》。最後，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書籍可以讀一下，比如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權力與繁榮》還有《國家的興衰》，當然這些都是中觀層面的，最好還是讀一下科斯的兩篇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很慚愧，這兩篇文章我還沒讀過）。

㈢ 國際經濟與貿易論文推薦下好點的網站，最近要寫論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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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際貿易理論的體系與發展

國際貿易理論起始於重商主義經濟學說,其後經過亞當·斯密、大 衛 ·李嘉圖、李斯特、赫克歇爾、俄林以及當代的里昂 惕夫、克魯格曼、 楊小凱等 人的發展和完善,已 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而獲得了持 續而又卓有成效的進展。本論文回溯歷史,梳理西方 經濟學界有關國際 貿易理論的思想脈絡,探索其思想發展的進程,在此過程中,對典型和 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進行分析,按照一定的標准進行分類,以形成思路 清晰、結構完整 的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並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演變和發展 進 行評述,揭示其發展規律所在。最後,基於對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邏 輯認識,提出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動 因,嘗試著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未來 發 展 趨勢做出預測,便於人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體系及其發展有個 清醒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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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緬周,陳紅蕾;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新 發展[J];財貿 研究;2010年04期
3 張岩;國際貿易保護的演 進與發展特點[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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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然,周巨泰;從比 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國際經濟理論的新視 角[J];國際貿易問題;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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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趙乃摶的師生情誼

在厲以寧的書架上，至今還珍藏著趙乃摶先生贈送的關於瓊斯經濟思想的博士論文。在論文的扉頁上趙先生題著：「以寧仁弟存念」 （趙乃摶長厲以寧33歲）。趙乃摶、駱雯夫婦為了祝賀厲以寧即將畢業，於1955年邀他同游香山。相隔25年，1980年趙乃摶夫婦再度邀請這位心愛的弟子同游陶然亭。由此可見，厲以寧在趙乃摶心目中的地位和感情，趙乃摶教授一生追求知識與光明，他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倫理規范、心理與政治條件有深邃的見地。在厲以寧的知識中，他對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法學、教育學與經濟史的綜合研究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可以看出趙先生對厲以寧的精心培養和深刻影響。
1952年，厲以寧讀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時，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圖書室里借書閱讀，趙乃摶先生常去那裡。日子久了，趙乃摶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師，怎麼這個20歲出頭的學生一有空就到這里來。於是厲以寧和趙乃摶先生就熟悉了，趙乃摶還邀請厲以寧到他家裡看書。這樣，厲以寧就成了趙乃摶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學遷到西郊燕園後，趙乃摶住在燕東園29號樓上，樓下是周炳琳先生家。厲以寧不但向趙乃摶老師借書，而且還暢談對經濟學演進的看法，趙乃摶先生給他最大的影響是使他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發展過程和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趙乃摶先生的教導，使厲以寧以後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㈤ 陶然，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

陶然，1993年獲蘭州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96年獲北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9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內濟容學碩士學位；200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代表處從事兼職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財政、政治經濟學、經濟增長與發展。目前致力於經濟轉軌與經濟增長，以及中國農村稅費、要素流動、收入增長和分配與政府管制之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㈥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㈦ 人大研究生世界經濟學專業有哪些教授，那個教授比較知名

人大經濟系全國排名第一，主要教授有：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宋濤林崗張宇楊志邱海平孟捷楊達偉謝富勝沈民鳴劉明遠杜朝暉趙峰張晨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教研室
楊瑞龍黃泰岩陳享光李義平周文姜少敏胡霞張錦峰楊繼東

西方經濟學與經濟思想史教研室
吳易風方福前姚開建劉鳳良吳漢洪盧荻賈根良周業安郭傑陶然陳彥斌黃淳李天有姚明霞王湘紅於澤孫文凱陸方文Peter KELLY

經濟史教研室
高德步賀耀敏陳勇勤王珏

數量經濟學教研室
趙國慶韓松楊斌江艇

企業與網路經濟學教研室
韓小明於同申李軍林楊其靜李瓊程華聶輝華劉小魯李三希

㈧ 北京市總工會職工大學的師資介紹

姓名 性別 學歷 職稱（務） 學科研究方向 李惠斌 男 研究生 教授 工會基礎理論 張秋生 男 研究生 工運理論研究所所長 北京工人運動史研究 張寶剛 男 大學本科 研究員，副教授 工會理論課程的教學和研究 高大慧 女 雙學士學位 副教授，工運理論研究所副所長 從事哲學、法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郭慶 女 研究生 研究員，副教授 宏觀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工會基礎理論、職工素質教育 王宏偉 女 碩士學位 研究員 應用心理學，管理學，員工職業壓力與職業發展。 劉桂萍 女 碩士研究生 社會保障 徐岩 女 碩士研究生 副所長， 企業戰略管理與商業企業策劃 鮑欽 女 碩士 副研究員 經濟學 張晉華 女 大學本科 副教授 基礎數學課研究 劉宇 女 大學本科 計算機高級實驗師 計算機網路管理及網路應用 龐元 男 大學本科 計算機高級實驗師 對於iso/osi 7層模型中的下三層模型（物理層、數據鏈路層、網路層）所涉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相當感興趣並長期進行觀察、研究和實踐 張岩 女 大學本科 副教授 金谷 男 大學本科 高級講師 財務會計 李文斌 男 大學本科 培訓部主任 計算機應用 黃大寅 男 大學本科 市委黨校分院院長，副主任 社會保險的發展與改革 婁萌 女 研究生 繼續教育部主任 企業管理 趙靖芝 女 研究生 培訓部副主任 計算機應用 李淑坤 女 碩士研究生 高級講師 財會 李燕嶺 女 雙學士學位 高級講師 民商法和經濟法方向 通訊地址
郵編：100054
地址：宣武區陶然亭路53號
校長；張建民（市總黨組書記、副主席兼）
常務副校長：張錦黨委書記:徐萍

㈨ 求此題答案德布拉吉瑞 《發展經濟學》的一道題

學習的基礎，我們必抄須思考的經濟分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必須學會建議，如果你想深一點，「微觀經濟學：現代視角」我聽說過好（總是想讀）。值得你去學習它，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理論，發展經濟學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在中國，我們的教科書德布拉吉瑞書道然的「發展經濟學」的翻譯。最後，？這些新體制經濟學的書可以被讀奧爾森的「邏輯集體行動」，「權力與繁榮」和「的上升和下降的國家，當然，這是的最好的視圖閱讀」自然和社會成本問題的水平「（科斯的兩篇論文，很慚愧，我沒有讀過這兩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