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的終結

1. 政府是怎樣調節市場失靈的,西方經濟學問題

根據經濟學理論，在充分競爭完備的市場上，由於價格和競爭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廠商和消費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自願達成了雙方均能接受的合約，商品的價格達到了均衡、市場出清，在「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稀缺的資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自動」達到了「帕累托最優」，全社會的福利達到了最大化。

市場調節及價格機制發生作用的前提條件是完備的充分競爭的市場，但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實現充分競爭的條件不具備，所以現實中的市場本身不是萬能的。在2月中旬的廣州、4月的北京，葯品市場乃至食品市場有明顯失靈表現。

局部區域葯品的供應量不能夠解決市場需求的平衡，導致局部市場葯品價格大幅上漲（事實上很多葯品就全國市場是供過於求的）；市場上出現很多假冒偽劣的防治非典的產品，如不合格的口罩、消毒水、體溫計、防護服、甚至過效期的葯品等；

有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不採取相關的非典防控措施，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威脅；類似現象嚴重損害了普通消費者的利益，造成社會整體福利的降低。

斯蒂格里茲論證過「市場失靈」，是基於「信息不對稱性」。在非典市場中，正是由於消費者、葯品零售商、葯品批發商、生產商、原料供應商以及我們的政府，相互之間的信息是嚴重的不對稱所致的市場失靈。

消費者缺乏對非典知識的了解，加上謠言傳播，產生恐懼心理，完全憑自己的經驗或從部分媒體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盲目的跟著感覺走，進行「搶購」；同時又對市場上商品的供應情況缺乏了解，漲價、缺貨假象加劇了「搶購」心理，從而價格越高，越要大量采購。

葯品零售商、批發商對整體市場葯品供應情況也缺乏了解，出現先付款後提貨，價格提高也同樣采購，盡快去迎合顧客的需求。在這種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很多不法的「個人葯商」，進一步加劇市場惡化，所以廣州竟出現每袋板藍梗50多元的現象。

看不見的手失靈需要由看得見的手來矯正，即政府來調節市場機制，彌補市場缺陷，糾正市場失靈。上面出現的失靈現象，政府立即通過及時通報各種信息、價格管制、政府組織采購、責令相關單位強制執行預防非典措施，廣州、北京的市場失靈現象在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說政府的調控措施是相當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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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失靈針對市場萬能的觀念，指出市場機制具有內在的缺陷，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市場機制本身無法消除壟斷，從而無法保證競爭的完全性和徹底性；

無法實現經濟穩定、均衡的增長，盡管市場機制最終能夠使經濟趨於均衡，但時滯較長，代價很大（如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無法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

無法解決收人分配差距過大的矛盾，完全按照市場機制的原則（財產的所有權與收益權一致)進行分配，就會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的收人差距過大，從而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2. 西方經濟學宏觀 什麼是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

最終產品是指那些最後由消費者最終使用消費的產品，這是與中間產品區分的。中間產品是指那些用於加工產品的材料（既有加工好的產品，也有原材料），具體區分是一個是最終消費；另一個是用於生產。

3. 凱恩斯定律的凱恩斯定律PK薩伊定律

兩百年前，薩伊提出了一個後來被稱為「薩伊定律」的市場規律：供給會自動地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定律的名聲近代一直不怎麼樣，多數人對之進行口誅筆伐，現在甚至有人將之拿來但經濟學的笑話講。薩依是怎麼描述「供給決定需求」的？薩伊認為，商品交易，不過是以物換物，貨幣只起到一個媒介作用。貨幣的唯一用途，就是購買商品，人們不會把它儲藏起來。這實際上就是說，供給能自行創造需求，供給和需求是恆等的，不會出現生產過剩。
薩伊說貨幣具有惟一用途當然有失偏頗，但是也未必不是對貨幣「四不像」角色思考之後的心得。如果把貨幣看作是異化的商品，則薩伊說交易不過是「以物換物」則是無可指責的事實陳述之辭。就此一點來說，但凡不符合「以物換物」之一般交換形態的經濟學理論一定難以具有普遍適應性，也就是《西方經濟學的終結》所說的，但凡不適用於2+2的經濟學理論一定有問題。
兜里沒錢怎麼會想到市場上去買東西？如果兜里有錢了，消費的慾望就明顯強烈，這是一個事實。十幾年前初到深圳的時候有一種生活體驗：如果兜里裝上一兩千元，一天下來就少去一大半甚至所剩了了，而如果兜里只有百十塊錢，一天下來大部分還在兜里，就是一個「窮玩」。這個體驗本來是說當時深圳的物價高企，兜里的錢少了，沒有什麼買得起的，也就只好不買了。民間俗話把這種由於支付能力增強而帶來的消費沖動說成是「被錢燒的」、「有幾個臭錢，看把你燒的」。
有幾個發了點財的朋友總是問，有什麼值得投資的項目沒有啊？該干點什麼呢？如果沒有現金積蓄，他就不會有這種投資慾望了，有了也是白搭，屬經濟學所說的無效需求。
如果你在一張調查表上寫上「私人飛機」、「海濱別墅」、「遊艇」等項目，站在街頭做一個市場調查，結果可想而知：你碰到的大多是普通平民，沒有這個支付能力，因此需求幾乎為零。但是你把這個調查表拿到「遊艇俱樂部」里進行消費意願調查，結果就不一樣了，你此時得到的需求信息就是由富人們有效的供給產生出來的。
兜里沒錢時的需求不是經濟學人所說的需求。講「交換」，就有一個交換者資格的問題。其實，經濟學不再熱衷於談論具有本質經濟學意義的以物換物的交換之後，卻一直以另一種形式再談論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有效需求」的概念。沒有支付能力的人，就是沒有交換者資格的人，其需求就是「虛假」的，是經濟學所不予考慮的。
單單考慮以「交換」方式滿足需求來說，供給的確是產生需求的一個原因，當然這個「需求」是限定要用交換手段解決的。如果沒有參與交換所要求的供給能力，人會不會有需求？當然有，但是，這個需求無法在市場上得到解欲，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有效需求」，這種需求只有通過市場之外的方式去解決，比如搶奪。乞丐餓了知道去乞討，但是當乞討無果又餓得要死，他就會到路邊的食攤上搶東西吃，有時盡管有拳腳相加，他還是先把食物塞到嘴裡，這是本能，和經濟學無關。
故而，如果將「需求」理解為經濟學人所講的有效需求，即指在市場上通過交換手段得到滿足所實現的需求，則薩伊說「供給決定需求」也是完全正確的。在理論體繫上，這個被認為過時的經濟學理論其實和現代主流經濟學只考慮有效需求的思想是邏輯一致的，相比之下，現代經濟學倒向稀缺論，卻又強調需求的有效性即支付能力，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論的邏輯一致即自圓其說方面，是倒退了而非進步了。
薩伊的「供給決定需求論」，說到底其實就是經濟是建立在盈餘之上的理論，是盈餘論，而不是當今經濟學所謂的稀缺論。在私有制前提之下，任何物品都是有主的，所需之物的稀缺不過是所有權的喪失而已，而供給本身無所謂稀缺，稀缺就沒有了供給，稀缺就意味著無效需求。
似乎和「薩伊定律」背道而馳的是「凱恩斯定律」：需求決定供給。那麼，到底是「供給決定需求」還是「需求決定供給」？兩個定律有沒有矛盾？如果按照上面對薩伊定律的理解，可以說兩者沒有矛盾，因為此需求非彼需求，此供給亦非彼供給。
《西方經濟學的終結》認為經濟學的對象就應該是「交換」，而任何一宗交換當中都涉及到四個供求量：交換雙方對自有物品的供給和對對方物品的需求。因而，講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不能籠而統之，要說清楚是哪一個供給和哪一個需求。薩伊定律的對象是消費者，其中的供給和需求都是針對消費者來說的，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是個人的供給能力決定了可以通過市場解決的個人需求的產生。而這個「產生」，其實也不過是無效的潛在需求向可以通過交換得到滿足的有效需求的一種轉化而已，本來就有，只是因為供給能力達到交換對方的要求而變成市場上的有效需求罷了。「供給」不過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當中的「東風」；而凱恩斯定律的對象則是宏觀經濟中的兩個部門，分別指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即居民的需求決定了廠商的供給，也就是強調廠商的理性人特徵，廠商會追隨居民的需求而生產。
故而，薩伊定律和凱恩斯定律沒有矛盾，各自適用的對象和場合都不同，但都依然符合心理學上的需求是一切行為的中心的原理。將兩者對立起來，其實是誤解，有點「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了。
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都是針對所謂不均衡現象而展開的，這就和薩伊根據其自己的這個定律推導出了生產不會過剩的結論有沖突了。然而，均衡理論實在是不怎麼樣，均衡的概念本身也含糊不清。如果均衡是存量概念，則可以說加上有效需求的概念，均衡是時時處處存在於市場上的，市場就是均衡。現實當中只存在正常的供求速度的不均衡，這不過是廠商生產追逐居民需求過程中速度的匹配和慣性的超越，是一種存量狀態，而沒有基於需求量和供求量之間不相等的非均衡存在。就人類的生產歷史來說，可以認為全部產品都用於人類消費了，而倒入大海的牛奶是少之又少而完全不值得經濟學給予關注的。如果均衡被看成是流量概念，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需求量和供給量概念都是基於一定時段而定義的流量概念，那麼只要假以時日，任何市場供求也都是均衡的。因此，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比之陳舊的薩伊定律又是一個經濟學理論的倒退。
實際上，大家在日常交換行為中也都注意到，你拿出（供給）N圓的鈔票則只能買到N圓所需求的商品，這就是薩伊所說的「供給和需求恆等」，以此而論「沒有過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結論了。
「生產過剩」的確是一個十足的偽概念，至少以現代經濟學的「有效需求」觀點來看是這樣。我們不能看到一個時點上廠商倉庫里有存貨就說生產過剩。今天賣不掉不等於明天賣不掉，在廠商期望的價位上賣不掉，不等於降價也賣不掉，你一直等到倉庫里沒貨了，它就在此之前的「一定時間段」里達到「供求量之間的均衡」了，因為供求量被定義為一個時段內的流量。
現實當中，生產線不可能連到每個居民的家裡和消費場所，任何產品都有一個「庫存」問題，惟有當經濟學家可以有效地確認庫存的商品最終會在爛掉之前是要倒掉的而不是賣掉的話，再說「過剩」不遲。
如果執意要把生產速度超越銷售速度看作是「生產過剩」的話，那麼這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因為，按照和薩伊定律相左的凱恩斯定律來說，廠商是跟隨居民需求而生產的，壓根就不可能存在沒有訂單的生產。經濟學里的「理性人」假定，從根本上決定了薩伊定律的成立，即「沒有生產過剩存在」，或者說經濟學不會去研究所謂的「生產過剩」。
「需求不足」是常常出現的一個專家口吻的論調，自凱恩斯定律出籠並強調刺激需求的政策以後更是不斷地為專家們用來分析經濟態勢，但這種論調其實無論從薩伊定律還是從凱恩斯定律來看都是不可成立的。以薩伊定律來看，供給決定需求，供求處處均衡，沒有「不足」和「過剩」之說；而以凱恩斯定律來說，既然需求決定供給，那麼當需求不足時過剩的供給又從何而來？豈不是自我否定？如果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同時存在，則這時的供給一定不是需求產生的，比如廠商的無根據盲目生產或賭博式庫存，而這種非理性的盲目行為本不屬於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偏偏是廠商有了點庫存，經濟學家就憂心不已，「需求不足」論調就會跑出來。無怪乎《西方經濟學的終結》把經濟學家戲稱為廠商的「帳房先生」了。

4. 西方經濟學的演變過程

一、起源於古希臘的家政管理
亞里士多德（Aristotes，前384—前322年），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和科學家，他的經濟思想主要見之於《政治學》和《倫理學》。他認為，經濟一詞應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研究家庭關系，除夫妻關系外，主要是研究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二是研究致富技術。

二、古典經濟學階段（Political Economy）
1. 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經濟學的第一次綜合或革命）
亞當·斯密(Smith Adam,1723-1790)英國倫理學家，經濟學家，集重農學派和重商主義理論之大成而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主要著作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斯密研究經濟問題的出發點是「經濟人」，即人的利已本性。繼承了英法古典經濟學家把研究的重點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傳統，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認為對外貿易是致富源泉的錯誤觀點，也擺脫了「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重農主義的片面看法。他系統地闡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據此提出了利潤和地租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自由放任，其「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至今仍是經濟學家們熱烈爭論的話題之一。

2. 古典經濟學的分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
斯密對經濟學的發展貢獻很大，薩伊等人致力於分離斯密中的庸俗成分，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庸俗的經濟學體系，即現在的西方經濟學體系。馬克思則一方面吸收斯密學說中介的科學成分，一方面對其學說中的錯誤成分給予中肯的批判，創建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點：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解剖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的政治經濟學。因此，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物質生產相關的或其後面的生產關系，或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重在不同階級的行為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而疏於對具體人的行為和經濟行為分析。在馬克思那裡，人是階級性的人，是社會的人，抽象的人，只有階級性，而又具體的人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生產關系變化和發展規律，解釋歷史變動規律，卻沒能解釋人在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經濟行為，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規律。

（庸俗政治）經濟學：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築之意識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至18世紀下半葉開始，其主要任務轉到為資本主義秩序辯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上,從而形成馬克思所稱的庸俗政治經濟學或當今經濟學。在學術淵源上，庸俗政治經濟學繼承了斯密的庸俗部分，視資本主義社會為永恆的社會，是歷史的終結，因而只研究經濟現象的外在聯系，為資本主義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並最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而將政策經濟學視為政治經濟學。

三、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派（從Political Economy到Economy，第二次綜合）
1. 「新古典學派」
是19世紀末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創建的一個有較大影響的學派。他們以局部均衡論為分析工具，著重研究價值和分配理論，分析經濟體系中的價格形成過程和資源配置的過程。馬歇爾在英國傳統的庸俗經濟學的基礎上吸收各種新的庸俗經濟學的學說，寫成了《經濟學原理》（1890），用折衷的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生產力論等溶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體系。其特點是：用主觀心理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用社會達爾文進化論和「連續原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在方法論上吸收邊際效用學派的邊際分析方法和力學上的均衡概念。關於價值、價格的決定問題，古典經濟學家一般是從供給即生產費用方面進行解釋的，而邊際效用學派則側重從需求即效用方面來加以解釋。馬歇爾將兩者綜合，認為商品的價值、價格決定於供給和需求的均衡點。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稱劍橋學派為「新古典學派」，主要就是指在這一點上「新」於古典學派。在政策主張上，是自由放任的積極鼓吹者。

2. 凱恩斯革命
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現代最有影響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多次擔任英國政府要職，曾任英財政部高級官員，主要著作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於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即容易流動的資產為人們所偏好因而喜歡以現金形式保存一部分資產-導致投資需求不足）；提出了投資「乘數」理論，認為如果投資支出或政府支出有一定增加，必定導致國民收入成倍增加。據此，凱恩斯強調實行國家宏觀調控，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府刺激消費、投資和提高「資本邊際效率，擴大商品與資本輸出政策，加之福利政策等，以調節國內階級利益矛盾、熨平周期性經濟波動，促進資本主義持續穩定發展。

由凱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便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宏觀經濟學更多地涉及到社會經濟問題，涉及國家如何管理社會經濟的問題和採取何種經濟政策促進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解決社會中不同利益矛盾實現社會穩定問題。

四、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薩謬爾森，新古典綜合學派，第三次綜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謬爾森，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學者。其自1948年與耶魯大學教授威廉·D·諾德豪斯合作的《經濟學》教科書，於1998年出版了第16版，為世界上最暢銷的經濟學教授書，共有40多種文字的譯本。

以薩謬爾森為代表所提出的「新古典綜合」，在堅持新古典學派的基本原則基礎上，做到了與時俱進。其《經濟學》涵括了（評述或反映了）當代經濟學的最前沿領域，因而成為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5. 怎樣才能學好<微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3版)

樓主，我跟你一樣，也剛開始學這本書。其實瀏覽了一下，感覺它並不是很難。學經濟學內，要學一種容理念，一種思想。因為那西方經濟學偏重於用數學知識解釋經濟現象，所以那麼多函數啊公式啊是學不完背不完的。當然為了應付考試，最基本的知識點是要掌握的。
把握好「需求是一切經濟行為的中心」這個核心就可以了，注意學習微觀經濟學要有很強的連續性，不能三天打漁，兩天曬網，要講究層次性，循序漸進的來學習。我正在看一本書，是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經濟學的終結》，此書很不錯，都是揭露西方經濟學的庸俗和偽科學本質的，建議你把課本和這本書一起看，更能鍛煉你的理性思維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其實我也剛開始學，但我的基本思路就是這樣，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6. 微觀經濟學什麼是納什均衡傻吊談博弈，必談納什均衡。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博弈聖經著作人把「納什均衡」戲稱為「傻吊博弈的圖騰」。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傻吊談博弈，必談納什均衡。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的本質，是對中國人的發現、發明、創造精神的一種羞辱。

來源:美國資訊網；博弈聖經著作人對納什的嘲諷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0、1、二維平均，稱平衡，0、1、2、三維平均，稱均衡。

在0、1、二維記錄的系統中，有一個馮·諾依曼極小極大定理，0、1、二維系統就不存在平均律，就是不存在均衡，納什均衡當時就遭到馮·諾依曼的貶低、嘲笑和斷然否定。

談到「納什均衡」，有位記者請納什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他的理論。納什說；「『納什均衡』並不高深，它就像中國人發明的一種、三個人玩的撲克游戲，「納什均衡」就是一個簡單的三人博弈游戲」。中國有那麼多人玩撲克，又玩了那麼多年，納什均衡還提醒了中國人半個多世紀，中國人竟沒有一個人發現三個人玩的撲克游戲中、還有『均衡占優理論』。人們不禁要問；納什他自己玩過幾次中國的三人撲克游戲？他和誰玩的？他是怎麼發現的均衡？均衡理論又是怎麼單方占優的？他為什麼沒有了下文。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科學家在納什均衡理論中、尚未發現博弈占優策略的任何跡象。在納什的語文學中，就沒有出現過一次0、1、2、三維均衡的概念，納什均衡哪裡來。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理論沒有任何明確的說法，納什均衡是美國偽造的產物，傳到了世界各地，當然也傳遍了中國。「納什均衡」的本質，是對中國人的發現、發明、創造精神的一種羞辱。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二維平衡是指生物的競爭行為，三維均衡是指自然的優劣特性。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揭開納什均衡的畫皮，露出真相。【如果納什均衡是以納什的名字、命名的一個博弈論術語；假如我把納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一詞、均衡也就是純凈的博弈論術語；倘若所有博弈論的文章中、都把納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再讀一篇篇博弈論文章、也都是圍繞著均衡一詞展開的敘述；發現通篇文章邏輯不通、詞意變異、不知所雲；只要是屬於納什均衡的理論文章、去掉納什名字之後、納什的鬼魅就出現了；通篇文章，捕風捉影、張冠李戴、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又像是瘋言瘋語，更不能被常人所理解。】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是納什，均衡-是均衡。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 之所以鬼魅，納什自己不知道什麼是納什均衡，追隨他的門外漢，都假裝懂得納什均衡。「納什均衡」把所有的門徒變成了精神病、變成了不懂裝懂；任何人談到納什均衡，就像掉進了魔鬼坑，開口就是自問自答、自說自話、反復無常、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時，還會自圓其說。納什均衡是什麼，納什自己不知道，中國的傻吊全都知道……。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是一份內容不明的謎語，它似乎和任何可理解的邏輯語言都對不上。博弈聖經著作人把「納什均衡」戲稱為「傻吊博弈的圖騰」。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如果說納什均衡是一份學術遺產，那就是學術中、獨一份的滑稽遺產，他的滑稽級別、足夠七星級。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成了中國的一個宗教，追隨他的門徒；有無知的青年、有無畏的傻吊、還有無恥的教授。」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傻吊談博弈，必談納什均衡。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中國人醒來吧，應該捫心自問；「納什均衡」理論在哪裡？中國人從「納什均衡」中、學到了什麼？納什演示「納什均衡」的數學符號，是用某些簡單的游戲規則、重組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符號，也是納什均衡在被逼無奈時、在紙上進行的符號游戲。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一詞，像是宗教的「聖言」，追隨它的門徒，各自像精神病人一樣、在納什均衡中尋找理由，都想找到合理的理由解釋「納什均衡」，其結果把納什均衡變成了博弈宗教、納什變成了教主，門徒解釋納什均衡的瘋言瘋語，其實就是胡說八道。】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如果中國的教授抄襲「納什均衡」作為標題，捕風捉影、以訛傳訛的炒作，是為了編書、售書、掙錢，假如讀者想通過「納什均衡」想占優、想贏錢，就應該先查查納什50年以來講過一句「贏錢」嗎，他贏過一次嗎？因為沒有在賭場中驗證，他受到了愛因斯坦的冷遇。【納什既然是個數學家，他就應該把占優策略給出一個數字量化的數學公式、或者是一個數學模板，讓所有的人都能成功模仿，也就是說都能贏。科學的有效性，就應該像打電話一樣，只要給出一個電話號碼，任何人有序的按下按鍵，都能打通電話。炒作半個多世紀的納什均衡，什麼非合作博弈策略，什麼博弈佔有策略，竟然沒有一個人能贏，實在是荒唐。】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科學家的博弈功能，是讓其傻吊與天才同等水平。人們等到納什車禍身亡、全無博弈取勝的結果，歷史證明他就沒有所謂的占優策略。「納什均衡」它會是什麼？它像UFO一樣詭異、令人百思不解。「納什均衡」的鬼魅讓人想入非非，層出不窮的解釋讓人匪夷所思。

1958年，從《財富》雜志對納什的炒作，把納什評為新一代天才數學家中、最出色的人物之後，納什就迅速贏得了榮耀。他到處講學、演說，與各國大牌數學家會面，事業如日中天。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電影《美麗心靈》用構思、杜撰的藝術形式、編造了納什戲劇性的一生，「納什均衡」像西方宗教的「經文」一樣，演變成了博弈宗教傳奇。諾貝爾經濟學獎意外地、砸到納什頭上的那種巧合，給了納什幸運的一生、羞羞答答的一生、不願見人的一生、學術欺騙的一生、也是他難堪的一生。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是半個世紀前，一個「驢頭不對馬嘴」的概念，納什之所以一直沉默，是因為他沒法說，他不敢說，他到死都不會說。【來源:美國資訊網；麻省理工福布斯納什-著名大學名人-正文-時間:2013-12-02，從博弈聖經著作人對納什的嘲諷，到納什2015年5月23號出車禍死亡，中間有一年半時間他沒有作出回應。】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納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無知中的誤判、獵奇中的雜耍。

博弈聖經著作人的經典名句；幾個（因為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管理股票的炒股公司，因虧空、也關門大吉了。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委員，斯塔爾說；納什均衡是一個博弈取勝的幻想，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均衡、不知道怎麼單方占優、不知道怎麼取勝。因此，納什在世期間不會向世人做出博弈如何取勝的解釋，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斯塔爾還說；我們今天既然把納什均衡帶到公眾面前，可以斷定，未來一定會出現博弈的取勝理論，大家擔心納什均衡可能一敗塗地，若干年後將變成一大丑聞。

來源:美國資訊網；麻省理工福布斯納什-著名大學名人-正文-時間:2013-12-02
博弈聖經著作人對納什的嘲諷
......。

納什均衡 以訛傳訛 是什麼玩意兒

博弈論理論 是停滯不前的理論

博弈聖經著作人笑談博弈論，人們在尋找一粒爆香的黃豆時，還不如老鼠能選擇最近的路程。

《博弈聖經》中《人類未知的藍色檔案》一文給出了博弈論的定義：「我們把動物利用大自然移動的癮魂，在決策人期待的空間里，形成三維均衡的語文學理論，稱為博弈論。」

博弈聖經著作人說；博弈論是青年人的毒品，是無知者的興奮劑，是沉默者的搖頭丸。

博弈聖經著作人對博弈、宗教、偉人，有過美妙的闡述
博弈聖經著作人說；博弈是人與宇宙的宗教。博弈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維世界裡，所顯示出來的崇高、庄嚴、不可思議的秩序。人們對宇宙，實體、知識、未知的神秘，以及對個體，性質、經驗、已知的恐懼——產生了宗教。人們認識到，有些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其中，感覺到有一種最原始的形式、最深奧的理性、最燦爛的壯美、所產生的博弈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沒有宗教、沒有信仰、沒有博弈感情，就不會出現時代偉人。

博弈論就是張冠李戴捕風捉影以訛傳訛
【典故】諷刺博弈論的最高博弈水平；
有人問博弈聖經著作人，什麼是博弈論。
他回答說；博弈論就是，一問、二答、三無知。
也就是說；問者無知、回答者無知、聽者更無知。
有人追問，到目前為止，那麼多博弈論圖書，那麼多作者，他們的最高博弈水平是什麼？博弈聖經著作人一聽就笑了；目前他們的最高博弈水平，就是想賣給你一本書，就想贏你一本書錢。

博弈聖經著作人通俗的談菜鳥與金鳥
一個人想變得偉大，從一個菜鳥變成一個金鳥，就要利用國家實體特性造個金鳥籠。日後，就可以在媒體的報道中、繪聲繪色地描述那個金鳥籠；他是某某大學院校、某某著名教授、某某首席科學家、某某諾貝爾獎得主、甚至某某政府官員，他就自然的鑽進了金鳥籠。

博弈論理論，是停滯不前的理論，它是太過於急躁、太過於草率的理論。由於博弈論新奇、古怪、原始，一個「囚徒困境」的三維謎團像似神話，人們又錯誤的認為博弈論能夠取勝，因此受到了人們盲目的吹捧和瘋狂的參與。人們把博弈取勝的慾望作為動力，博弈競爭的慾望在遠古就出現了。一個人有了慾望，就要有實現慾望的對象和博弈對局的背景，加上自己行為的結果，才能取得想要的東西。慾望的天性就是進行交往，建立行為二特性對局，就是博弈的合作。

《博弈聖經》贏的定義；贏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是均衡平衡、不是戰略戰術，而是在未來國正論的0、1、2，三維隨機狀態中，一粒期望的粒子（常數0.007813，也是私湍邊際效應）優先達成。

贏也不是福，輸也不是罪，輸贏與均衡屬於第三空地論的內容。

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所謂那些自稱的博弈專家抄來的無效理論、編成的一本本博弈論，就是張冠李戴、捕風捉影、「以訛傳訛」，不管他從外國哪個地方抄來的，不管他抄了多少、編了多少本書、多少篇文章，究其低劣的學術品質，他仍然是一個菜鳥。

假如博弈論大師，走出那個金鳥籠，再靠講課賺大錢，靠賣書賺小錢，靠博弈取勝策略賺不到一毛錢，他就是騙子，也許是一個罪犯。

更為諷刺的是，一本本博弈論著作，古老的內容千篇一律，裡面沒有幾句精彩的話，沒有幾個經典的詞，更沒有定理、定律、定義和法則。至今一個個博弈論專家、矛盾論專家、概率論專家和外行知道得一樣多。

以往經濟學家為了降低風險，建議投資多元化，「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這種分散投資的經濟思想，實在是經濟學家對博弈取勝的無奈。《博弈聖經》在453節有一段風趣的表述：「我們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大自然，或許人們不如老鼠在尋找食物時能選擇最近的路程，那是大自然的拓撲幾何圖像的捷徑。」

看看權威媒體上發表的理論文章，標題或者落款，都是什麼什麼單位（一個金鳥籠）、某某某人的大名（一個金鳥），即使有一個金鳥籠做背書、做包裝，再看他那排列整齊錯落有致的垃圾文章，如果只看外觀不讀內容，真像是一篇好文章，假如讀者直接讀內容，就會得出結論；文章的段子就是破碎的八卦、文章的內容就是拼湊的垃圾、金鳥籠就是忽悠人、金鳥其實就是一個菜鳥。中國新領導人形容過「籠子政治」的概念，因此中國就是一個籠子政治，金鳥籠里豢養了很多菜鳥，（政治菜鳥、經濟菜鳥、學術菜鳥、司法菜鳥、還有博弈論菜鳥等）。他們給中國百姓製造了無數的罪惡，中國百姓很善良，面對東方暴力機器，強權暴力，強權學術，都忍了……。【新領導人說；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就是要把菜鳥的權力關進籠子里……。】
......。

《博弈聖經》給出的一部分定義

博弈聖經著作人說；每一個定義，都是一種邏輯語言，裡面一致性的邏輯結構清晰可辨，只是人們以前從沒真正看懂過。

《博弈聖經》納什均衡的定義；納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無知中的誤判、獵奇中的雜耍。

《博弈聖經》預測的定義；只有對每一個粒子相鄰的未來狀態、作出「大與小」 或『多與少』的數字化判定，才稱其為預測。

《博弈聖經》預言的定義；在一個事件或若干個事件未發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對某一狀態的結果，給出命題公理化的語言判定，才稱其為預言。

《博弈聖經》政治的定義：我們把統治者模仿大自然博弈實體的秩序，外在於個體的一個整體結構，稱為政治。

《博弈聖經》實體政治的定義；一人為粒子、二人為病毒、三人為「私湍」，它們共同組成了、像似實體政治的幻象。（二人為「一株寄生」病毒、三人為團伙「私湍」 ）

《博弈聖經》博弈實體政治的定義：我們把統治者模仿大自然博弈實體的秩序，外在於眾多個體的平等性質、用文化私湍規矩與實體法則建立的籠子機構，稱其為博弈實體政治。

《博弈聖經》博弈實體外交的定義；我們在國際外交關系中，平等、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看成博弈實體外交。

《博弈聖經》外交的本質定義；外交不是交易、外交不是科學、外交的博弈結果，是徘徊在雙方第三空地里的教訓。

《博弈聖經》經濟的定義；經濟，就是不斷地對0、1、2、三維狀態的熵區分。
《博弈聖經》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是輸贏與均衡在公共空間里的概念。
《博弈聖經》經濟學家的定義；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的理論，憑個人臨時的感覺，談輸、談贏、談均衡。

《博弈聖經》博弈實體經濟學的定義；我們把博弈實體分離不變性學說，能容得下宏觀經濟實體與微觀經濟性質的語文學通論，看成博弈實體經濟學。

《博弈聖經》實體經濟的定義；我們把飛秒瞬間看到的天、地、人、事、物、情感的抽象概念融合在一起，在沒有時間概念的場景中，形成的一個個金融特性的文化私湍，稱其為實體經濟。

《博弈聖經》虛擬經濟的定義；猶如看魔術大師讓一群狗爭奪一塊骨頭，讓眾人押注的賭博游戲。

《博弈聖經》金融的定義；我們感受到的「金錢宗教」與『金錢神學』，在天、地、人的情感中，用虛無的謊言進行類似於物品概念的買賣與交換，稱其為金融。

《博弈聖經》金融經濟的定義；我們在飛秒瞬間看到的天、地、人之間，人們用情感和虛無的謊言，進行類似於物品概念的買賣、流通、產生利息的貨幣交換，稱其為金融經濟。

《博弈聖經》金融犯罪的定義；我們把金融單位看成私湍，把私湍的實體與性質看成兩重天；金融單位都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欺騙；法定允許欺騙的欺騙、就是金融秩序；法定沒允許欺騙的欺騙、就是金融犯罪。

《博弈聖經》經濟神學的定義；博弈聖經著作人把股民炒股的神秘性，把股評家傳教炒股的童話、人話、鬼話、神話，稱其為荒唐的經濟神學。

《博弈聖經》發明家的定義；發明家就是意見的推翻者、行為的摧殘者。
《博弈聖經》哲學的定義；我們把文化中，藉助國正論的語文學反映，定義為哲學。
《博弈聖經》科學的定義；文明的永恆、普適、唯一性，就是科學。
《博弈聖經》精神的定義；我們把主體的癮魂，用氣質、自由合成的唯一個性，看成精神。
《博弈聖經》科學精神的定義：用盲從在道德與博弈混合的概念里，執著於終極正理的唯一理性，看成是科學精神。

《博弈聖經》禪的定義；禪是第三空間里飄盪的一個「神化邁邁」。
《博弈聖經》文明的定義；文化進程里恩怨游戲的終結就是文明。

《博弈聖經》工作的定義；唯獨用這一物改變成那一物的創作形式，才稱其為工作，才能預知結果。

《博弈聖經》實體社會的定義；文化是政治的靈魂，政治是知識論的母體——博弈實體，它構成了實體社會。

《博弈聖經》文化的定義；我們把脫離大腦的感覺、思維、意識、觀念，向主觀、理性、真理，一級一級的私湍增量，稱為文化。

《博弈聖經》內涵的定義：是主體里的癮魂、氣質、個性、精神被我們用情感的概念，創作出來的一切屬性之和。

《博弈聖經》實體與性質的定義；博弈實體的可分不變性是博弈的性質，凡是與實體能分離的就是性質，凡是與實體同在的就是實體。

《博弈聖經》金融企業的定義；實體與性質的理論學說告訴我們，由政府批准（實體特性）的團伙欺騙行為、屬於金融企業，由警局找到未被政府批准（個體性質）的金融企業、屬於經濟咋騙團伙。

《博弈聖經》法律的定義：法律是一個實體特性與兩個靈性的結合，是實體分離不變性學說。

《博弈聖經》司法均贏力的定義；法律加上情感的行為能在兩個靈性的精神上產生雙贏的感覺，我們把發展雙贏的能力，稱為——司法均贏力。

《博弈聖經》和諧司法精神的定義；實體法則對待當事人可以像股價一樣隨時間向空間膨脹，讓當事人的精神上在司法中找到贏的感覺，這就是——和諧司法精神。

《博弈聖經》中國夢的定義；讓人民體面的勞動、自由的創造、有尊嚴的活著、找到贏的感覺，這就是中國夢的標志性內容。

《博弈聖經》公正的定義；公正是非自願與高興之間的均贏。
《博弈聖經》幸福的定義；信任並自由地給予和欲意的收入，定義為幸福。
《博弈聖經》感情的定義；感情是依賴,是癮魂驅動慾望過程中的殷勤創作。
《博弈聖經》愛的定義；我們把文化進程中被癮魂驅動的慾望拋棄了自我之後，自由給予的真、善、美，定義為愛。

《博弈聖經》規律的定義；規律，就是前因後果，是前一個狀態和後一個狀態之間可復制的恆定關系。

《博弈聖經》草根的定義；草根二字，在中共媒體上經常出現，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是東方暴徒對中國同胞的侮辱性言論。（中共土改，殺了資本家、殺了地、富、反、壞、右，中國已無貴族。也許自己剛剛從草根脫貧，自以為是貴族。西方貴族文化中有一個數字，3代以上……稱為貴族）

《博弈聖經》智慧的定義；智慧就是文化進程中獨創的執行力。
《博弈聖經》領導的定義；我們把指向『私湍』或指向「實體」權威的信息,看成領導。
《博弈聖經》政黨的定義；在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實體里，法定允許團伙冠名、發展、壯大成的幫派，稱其為政黨。

《博弈聖經》經典理論的定義；我們把歷史選擇的原創性、持久性、震撼性的理論，稱之為經典理論。

《博弈聖經》戰略的定義：戰略是，尋找、連續、正理、科學的，文明實體。
《博弈聖經》戰術的定義：戰術是，達成、局部、真理、文明的，文化性質。
《博弈聖經》贏的定義；贏，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是均衡平衡、不是戰略戰術，而是在未來國正論的隨機狀態中，一粒期望的粒子（常數0.007813，也是私湍邊際效應）優先達成。

《博弈聖經》納什均衡的定義；納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無知中的誤判、獵奇中的雜耍。

《博弈聖經》道德的定義；優先預測悲劇後、作出的忍讓，是道德。
《博弈聖經》博弈的定義；優先預測勝利前、作出的競爭，是博弈。
《博弈聖經》博弈論的定義；我們把動物利用大自然移動的癮魂，在決策人期待的空間里，形成三維均衡的語文學理論，稱為博弈論。

《博弈聖經》決策的定義：意識，在沒有引入空間之前，可以改變自己的狀態，一旦被空間包圍，就是決策。

《博弈聖經》進步的定義；就是你在傳承的方向上播撒的慾望，反應在他者的思維中。
《博弈聖經》交流的定義；就是共同驅逐自我身中和它者身中之後建立的關系。
《博弈聖經》真理的定義；真理是一個觀念、在個別情況下、判斷中，現時的體驗。
《博弈聖經》知識的定義；我把識別萬物實體與性質的是與不是，定義為知識。
《博弈聖經》經驗的定義；我們用矛盾論的辯證法進行的邏輯推理，區分出兩個同性質——是到是的過程，稱其為經驗。

《博弈聖經》博弈知識論的定義；人們用國正論對實體與性質的區分，統稱為博弈知識論。
《博弈聖經》博弈的基本原則定義；以人為本對應的唯物主義是一項博弈的基本原則。
《博弈聖經》互聯網的定義；互聯網是博弈實體，是地球上最美的三人之舞，他們是大眾、實體、上帝，在博弈的第三空間里一起互動。

《博弈聖經》主義的定義；博弈聖經著作人悄悄的披露，主義就是個人主張。
《博弈聖經》革命斗爭的定義；馬克思主張的革命斗爭，比動物目光的相互對視、表達的敵意，更加兇殘。

《博弈聖經》矛盾論哲學的定義；後輩發現「人」是一粒病毒，一粒容易變異成矛盾論的二維病毒，專門寄生在實體、私湍、粒子體上，才能實現矛盾論哲學的擴充，當宿主遇到危機或困難時，矛盾論哲學將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個復仇的怪物。

《博弈聖經》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人們把馬克思的個人主張看成主題，在博弈的第三空地里，用慾望的集體狂歡，實驗主體、主張、主題的意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博弈聖經》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在窮困、絕望時的幻像，為了擺脫清貧，任何一個人都會構造出來一套，掠奪、瓜分、共產的文化主張。

《博弈聖經》意識形態的定義；意識形態，像是一段無聲流動的電影畫面。
《博弈聖經》觀念的定義；觀念近似一張中心思想的相片、獨立的存在文化進程中。
《博弈聖經》中心思想的定義；我們把感覺、思維、意識、觀念，定義為中心思想。

……。

經濟學世界十部經典著作

1、亞當斯密（英國）《國富論》。斯密此書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也是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他的勞動價值論，分工與專業化是經濟效率之源的理論，「看不見的手」實體經濟特性與性質自由主義理論，對後人博弈實體經濟學的啟發，對經濟學的貢獻堪比牛頓對物理學的貢獻。

2、曹國正（新加坡）《博弈聖經》。獨創了國正論、國正雙贏理論和粒子行為論，是新加坡政府認定的一部，影響人類非物質文化的經濟學高級學術著作，他的粒子基因的映射均衡和單方占優的博弈取勝理論，引起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自然哲學和博弈論界的極大關注。

3、大衛李嘉圖（英國）《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第一卷）。李嘉圖是倫敦交易所里成功的投機商人，又能在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不朽貢獻。本書中他闡明的比較優勢理論是現代自由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

4、馬克思（德國）《資本論》。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人人耳熟能詳，就其概述的經濟學現象對改變世界的力量之大，入選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5、瓦爾拉斯（法國）《純粹經濟學要義》。現代經濟學的主觀價值（效用）論、邊際革命、經濟學數理化的轉向通過本書而系統化，熊彼特曾贊譽此書為，經濟學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6、費雪（美國）《利息理論》。此書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關於資本理論的研究，在馬克思發現剩餘價值的地方，他看見的是放棄當前消費而承擔未來的不確定性風險，所獲得的報酬。

7、凱恩斯（英國）《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理論認為，理性通過個人性質與性質的自由競爭會自然產生社會理性，就這一理論遭到了質疑和批判，其爭議的主要原因，是來自社會的理性遇到國家政治干預時缺失了博弈實體政治的理論。

8、馬歇爾（英國）《經濟學原理》。馬歇爾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被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為劃時代的著作，也是繼《國富論》之後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該書所闡述的經濟學說,在西方經濟學中一直占據著支配地位。

9、薩繆爾遜（美國）《經濟學》。把一本教科書選為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也是發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他在經濟學知識的標准化、體系化方面做出的貢獻，比當代任何一個人都多，就其入選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10、布坎南（美國）《同意的計算》。本書開創的「公共選擇」理論，使憲政民主制可以用數理工具定量分析和定量運算，人們用他的理論研究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形成，開辟了全新的路徑。

來源:美聞網-美國資訊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

7. 什麼是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即價值的創造、轉化、實現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分為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經濟學兩大類型。

為了突出一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經濟學從一個方面自發地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科學經濟學根據它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自覺地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的整體。

經濟學的核心是經濟規律，在對稱經濟學中，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再生只是經濟規律的擴展和具體表現，經濟學的對象應該是經過優化配置和再生後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本質。

(7)西方經濟學的終結擴展閱讀

經濟學的對象反映了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質和規律。社會經濟發展主要通過主體來創造價值，主體和客體由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動態平衡過程，主體創造價值，主體和客體由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經濟學出發點反映了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經濟客體和經濟主體的對稱關系展開為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從不對稱到對稱的轉化運動，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從不對稱到對稱的轉化運動形成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展開為經濟學的邏輯體系。

8. 供給量的與需求量的關系

供給量基於對來所需求的商品的源需求量而願意支付的自有物品的數量。
由於供給是基於自己的需求而言的，因此，供給總是跟隨需求而動的，是在交換者對兩種商品的價值判斷之下需求量的一個表現形式。交換者作為理性人，決定了沒有脫離需求量而定義的供給量概念可以成立。
由於需求量和價格無關，表現為一個穩定的常量，因此成為市場規模評估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此供給量也是一個穩定的常量，這為廠商決定供給量（投資規模或生產能力）提供了一個可以依靠的判據。
願意支付的自有物品的數量和對所需求物品的需求量之比值，就是交換者的「底價」，是價格區間的一個邊界。底價是由交換者的供求決定的東西，而非供求量由價格決定。
在理性人假定之下，供給者即生產者作為理性人，只會根據交換對方的需求進行生產，因此，供給量永遠是追隨需求量的。因此，在經濟學當中，供給量不是一個獨立變數，可以看作是需求量的函數。也就是說，不存在需求量不變情況下的供給曲線這種東西。所以，《西方經濟學的終結》說：下一代的經濟學鸚鵡只要學會一個詞，即「需求」。

9. 評價西方經濟思想的演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10.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