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經濟學

㈠ 《經濟學人》：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和一年前低調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相比，人們對下周在坎昆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大會更加失去信心。一方面是由於去年的峰會以失敗告終，另一方面是因為公眾的期望急轉而下。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後，更多的人認為各國難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一致。也許幾次反常的氣候災難之後能夠有助於推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難以在氣候問題上達成一致並不意味著無動於衷。進化史上，生物不斷地努力適應氣候和環境的變化，不幸地是適應往往以大規模的死亡告終。人類比大多數物種都幸運，我們能夠思考並應對將要發生的變化。面對現在氣候變化的局勢，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雖然目前削減排放量的步伐穩健，但截至本世紀末，地球溫度很有可能將比工業革命時代早期高出至少3攝氏度。熱浪襲擊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生物系統將隨氣候變化而改變，可能導致物種瀕危。降雨將在一些地區加強，帶來洪水災害；而在乾旱地區，旱災的問題加重，也許使這些地區荒漠化。兩級冰川將在夏天時加速融化，將導致凍土無常變化和海平面的持續上升。氣候的變化無疑將給大部分地區帶來災難，乾旱和洪水塗炭生靈無數，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一些人認為最好的保護全球變暖的方式就是全球經濟的繁榮。面對氣候的變化，人們可以搬遷或種植另一種農作物。隨著人們更加富裕和健康，才能夠有能力承擔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投資發明新的農業技術和遷移到更加適宜居住的地區。發達的經濟體對於農業的依賴更少，從而不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但是經濟發展並不能夠輕而易舉的解決氣候問題。不少發展中國家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氣候變化的問題並不能夠阻止他們經濟發展的步伐。對於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應該在解決氣候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幫助貧窮國家發展。這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出於公平。畢竟發達國家是現在的氣候問題的罪魁禍首。 此外，依靠經濟發展來解決氣候問題還有另一弊端。雖然經濟發展能夠保護貧窮國家免受氣候災難，但是也許會加速氣候問題的惡化。隨著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面對這個問題，發達國家可以伸出援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綠色能源技術。這將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需求從風能、水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得到滿足。 除了鼓勵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以外，政府還需要格外注意基礎建設、移民安置和食物供給三方面。荷蘭在預防洪水災害上有幾百年的經驗，已經計劃進行基礎設施以減少海平面上升帶來的洪水災害。此外，政府需要評估氣候變化將給城市帶來的影響，包括高溫、強降雨、嚴重颶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而且，隨著氣候問題的加劇，人們可能需要移民安置到其他的國家，發達國家可以吸納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對於易受氣候影響的脆弱地區，比如佛羅里達州海岸地區，政府應該減少對這些地區的保險補貼，鼓勵人們搬離脆弱地區。 食物供給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了應對氣候的變化，人們需要更多抗旱的農作物種子，這就需要基因技術和政府的資助。除了種子以外，還需要更好的土壤保護、種植技術和天氣預報。全球農作物市場應該努力向更加穩健的方向發展，以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這就意味著政府需要在廢除農業保護主義上達成共識。 然而，這一切都不能確保人們成功控制氣候的變化，這仍然是人類史上最瘋狂的一次實驗。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溫度計的汞還將持續上升，人類只能竭力和氣候問題斗爭。（安吉）

㈡ 霧霾天里，"氣候經濟學之父"在復旦說了些啥

3月18日，被譽為全球氣候變化政策奠基人、「氣候經濟學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問學講堂」，聚焦【應對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新常態」】這一熱點話題並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現在看來，十年前我測算的溫度和GDP的關系，可能還是非常保守的，還低估了氣候變暖對經濟帶來的威脅。」
十年後的3月18日，在黃色預警的霧霾天里，這位氣候經濟學之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來到上海做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達了擔憂。
到達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達北京，他特別注意到當天PM2.5到達了300了。「這是災難性的。」斯特恩認為，氣候變暖和空氣污染雖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燒化石燃料直接相關，「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況，身處糟糕的空氣，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煙一樣，燃燒化石燃料確實會在每一年傷害很多人，數以百萬計。」斯特恩說。
雖然憂心忡忡，但斯特恩認為和十年前的悲觀相比，他的心態已經有了積極變化。他認為過去十年中太陽能、風能等一些清潔能源的應用，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越來越多得引領者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讓他看到了一絲希望。「過去十年，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下降了90%，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還指出，曾經的每一次氣候峰會，都讓他感到失望，唯獨去年的巴黎峰會，成果遠超預期。「它讓我看到了朝著更好的方向變化的跡象，尤其是中國政府，讓我覺得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有很強的責任感。」
剛剛發布的中國「十三五」規劃，有專門章節提到應對氣候變暖、抑制碳排放增長的內容。斯特恩表示，中國的行動表明中國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地方環境污染、地方自然資源壓力、產業政策、競爭力等等其他一系列問題是相關的。「總體而言，中國一直能比較成功地通過五年規劃來制定和實施宏偉的經濟目標和氣候目標，因此中國的氣候行動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當前經濟的時候，應當及時與如何發展低碳、效益及氣候適應結合起來。

「其實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環境成本這個角度來說。」斯特恩建議中國應發展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及時拋棄煤炭作為主要能源，低碳經濟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對此，斯特恩還算了一筆賬，當前美國市場1噸煤的價格是50美元每噸，燃燒1噸煤產生的碳排放，在美國的市場需要排放者承擔20美元，因此燃燒1噸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成本還會越來越高。而發展低碳經濟，現在風能、太陽能的成本已經在一些地區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會隨著低碳經濟發展，越來越低。

㈢ 學習能源與氣候變化經濟學，有哪些推薦的入門書籍

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以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均衡狀態是穩定的，價格機制是一切調節的原動力，從而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總之，它們十分強調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認為經濟發展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實現均衡發展。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政策主張，有三個基本觀點：一是主張保護個人利益、強調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自由放任；三是主張經濟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觀點集中於對經濟周期問題的分析。在這方面，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又分為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貨幣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如果政府改變總需求的政策是被公眾預期到的，那麼總供給曲線就隨總需求曲線的提高而提高，從而抵消總需求對產出的影響。因此，預期到的貨幣沖擊隻影響價格水平而不影響實際產出。如果貨幣供給沖擊是沒有預測到的，在人們對價格預期既定的條件下，來自於貨幣增加導致的總需求增加可以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之所以人們對價格總水平的預期不能隨時調整，原因是市場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備。因此，貨幣因素是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根據這一分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認為政府的政策一般來說是無效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從實際因素的變動解釋經濟波動。該理論認為，貨幣數量是適應產量的變化而調整的，產量的變化引起貨幣存量的變化，從而引起經濟波動。導致實際產量發生變化的因素有生產技術的革新、新產品開發、氣候變化、原材料和能源價格變動等。關於經濟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反對政府的支持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盡管該理論也承認政府政策對產出和就業會產生影響，但由於經濟當事人理性預期的作用，這種影響的效果也難以界定。因此，該理論主張借鑒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

㈣ 氣候變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用經濟學原理如何解釋

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原理中的幾個原理來解釋：
1、購買力平價問題專。雖然這些貨幣屬可以兌換，而作為美金的美國工人肯定是拿的是最高的。但是實際購買力卻未必是最高的。何解呢？朝鮮的產品，是朝鮮的價格，中國的產品是中國的價格，美國的產品是美國價格。在中國花一塊錢買到的東西，可能在美國就需要1美元，雖然他們在價格上有差異，但是實際的一美金和一人民幣購買的產品都是一樣的。這會造成不同國家物價不同。
2、工資水平高低和勞動者單位時間的產出有關系。美國機械化自動化水平高，工人工資高。
3、勞動者的工資還和勞動供給關系有關系。勞動者多，競爭激烈，工資低。勞動者少，工資高。
4、工人保護組織的強大與否。涉及到工人和資本家對工資水平討價還價的能力。美國等西方國傢具有強大的工會組織，也會要求高工資。

㈤ aea經濟學年會什麼人參加,多少人參加,多少會場

貼現率與應對氣候變化政策

Nicholas Stern 教授主持了一場討論貼現率的會議，演講者包括馬里蘭大的M.Cropper，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的 C. Gollier， 哈弗大學的 M. Weitzman，和諾貝爾獎得主Kenneth Arrow。

Stern
教授在2006年為英國政府主持研究和發表了長達700頁的「氣候變化經濟學評論」報告，從經濟學角度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系統地分析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政策。報告建議，為了把地球大氣層中的CO2氣體控制在500-550ppm,每年應該拿出全球GDP的1%用於應對氣候變化的投資（幾年之後他又提高了
這一投資規模）。該報告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但也引起爭議。

Stern教授一直致力於推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經濟研究。記得2008年春，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專門將Stern

aea經濟學年會，即美國經濟學年會。
教授和中國「50人論壇」的經濟學家，包括劉鶴，林毅夫，樊剛等十多人，請到斯德哥爾摩郊區討論如何用類似的經濟分析方法研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因為
我早期曾在「50人論壇」上發表過一些文章，聯合國經社部派我作為觀察者參加了那次會議。這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第一次從經濟角度研究氣候變化問題。不久
後，中國經濟學家們拿出了自己的報告。我因為其它方面的工作太忙，沒有繼續關注中國這方面的工作。

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分析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有兩點爭議，一是如何設定長期貼現率，二是如何處理不確定性。

科學家預計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強有力措施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全球氣候變化將在2050左右給地球帶來巨大影響。經濟學家的任務是需要將未來30-50年氣
候變化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與目前必須採取政策的經濟成本進行權衡。把50年後的經濟損失摺合成目前價格需要選擇恰當的「貼現率」。貼現率越高，意味著未來
經濟損失摺合成目前價格後其數量越小。例如，如果選擇的貼現率為5%,那麼50年後1億元的損失摺合到今天只有0.08億元。但如果選擇的貼現率為
1%，50年後1億元的損失摺合到今天為0.6億元。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前者意味著經濟學家建議目前政府可以拿出0.08億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以防止
50年造成的1億元的損失，而後者意味著目前政府應該拿出0.6億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兩項政策建議的規模相差懸殊。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和歐洲在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方面的差別：歐洲主張應該加大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力度，而美國認為應該在未來逐步增加政策力度。除
了政治和其它原因外，其經濟原因是美國的經濟學家選擇的貼現率高於歐洲。例如，美國大多數分析報告中選擇的貼現率在3-7%之間，而Stern在其報告中
選擇的貼現率為1%。

㈥ 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誰

北京時間10月8日17時55分許，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Romer)，以表彰二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經濟學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資源。自然要素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而我們的知識將決定我們如何解決這些約束問題。今年，諾德豪斯和羅默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通過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和知識的互相聯動，拓寬了經濟學分析的范圍。

關於技術變化：羅默的研究顯示了知識將如何成為驅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當年增長率在數十年間都能保持一定增長率的時候，「知識」這個要素將改變人們的生活。

過去的宏觀經濟研究強調了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是並沒有理論模擬經濟決策和市場條件將如何決定新技術的創造。而羅默則通過展示經濟力量如何支配公司在創新創造上的意願，解決了這一問題。

羅默在1990年就發布了這一成果，成為了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理論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實用的，因為它解釋了同一種創新想法對不同商品的意義是不同的，並且將理念變為實踐的過程，需要市場提供相對應的具體條件。羅默的理論有為促進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繁榮的法規和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研究。

關於氣候變化：諾德豪斯的研究結果涉及社會和自然的相互影響。上世紀7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越來越擔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將會導致氣候變暖，諾德豪斯正是在那時開始研究這一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首創了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即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經濟與氣候之間的相互作用。

該模型整合了理論和來自物理、化學和經濟學的實證結果。諾德豪斯的模型如今已廣泛傳播並用於模擬經濟和氣候共同發展。它可以用於測試例如碳稅等相關氣候政策干預經濟的後果。

羅默和諾德豪斯的貢獻集中於方法論，他們的研究為經濟學提供了日後研究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因與果的基本視角。盡管這兩位獲獎者無法對問題給出確鑿的答案，但他們的發現讓我們離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新聞來源：澎湃新聞。

㈦ 西方經濟學原理分析氣候好壞對農業的影響

1 氣候變化導致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氣象災害造成的農牧業損失加大；
2 氣候變化導致中國農業生產水資源問題日益嚴峻；
3 氣候變化對中國的有關重大農業工程可能產生一定影響，重大工程安全運行的風險加大；
4 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自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的影響還表現在其他的多個方面；
5 氣候變化使中國海岸農業生產受災機會增大；
6 強降溫和大范圍雨雪天氣會對還沒有收獲的農作物和各種家畜造成凍傷，嚴重時會致命，給農戶造成經濟損失，可能導致市場供應緊張。分享給你的朋友吧：i貼吧 新浪微博騰訊微博QQ空間人人網豆瓣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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