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經濟學的新發展

『壹』 福利經濟學在當代社會的發展主要有哪些表現

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斯和庇古於20世紀20年代創立的。

福利經濟學是以「完全競爭」的形式出現的標榜研究福利或最大化原則的為壟斷資本獲取最大利潤辯護的一種經濟理論。無論是主張既要經濟效率又要公平分配的福利經濟學家，

也無論是強調經濟效率而不討論公平分配的福利經濟學家，都只是藉助純粹形式主義的分析來為西方國家的經濟現狀進行辯解，

並企圖為壟斷組織利用國家制定有利於自己的「福利國家」政策、價格和產量政策以及對外貿易政策出謀獻策。

『貳』 福利經濟學中能力方法是什麼意思

福利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家從福利觀點或最大化原則出發，對經濟體系的運行予以社會評價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最早出現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這導致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美等國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後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邊沁把資產階級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資產階級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標榜為功利主義的最高目標。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馬歇爾從消費者剩餘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於失去的消費者剩餘，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餘將大於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福利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也就是根據已確定的社會目標，建立理論體系；以邊際效用基數論或邊際效用序數論為基礎，建立福利概念；以社會目標和福利理論為依據，制定經濟政策方案。庇古是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他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規定為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庇古認為福利是對享受或滿足的心理反應，福利有社會福利和經濟福利之分，社會福利中只有能夠用貨幣衡量的部分才是經濟福利。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將價值判斷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個人間效用可比較性不能成立，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後，卡爾多、希克斯、勒納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准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後，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對福利標准或補償原則繼續進行討論。他們主張把價值判斷從福利經濟學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實證研究；主張把福利經濟學建立在邊際效用序數論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基數論的基礎之上；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員優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卡爾多希克斯、勒納、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社會福利取決於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麼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迴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迴避收入分配問題，後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霍特林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於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於研究福利標准和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經濟理論，受到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於1938年發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經濟學把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後，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數的函數，這些變數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狀態，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並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阿羅繼續研究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阿羅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的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社會位置。阿羅定理在福利經濟學中被稱作「不可能定理」。阿羅本想通過大量的論證對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社會福利函數修殘補缺，但客觀上卻證明了不可能從個人偏好次序達到社會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會經濟所有方面的社會福利函數。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著重對福利經濟學中的外部經濟理論、次優理論、相對福利學說、公平和效率交替學說、宏觀福利理論等領域進行了討論。這些「新」理論一方面企圖說明，現代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政府幹預調節價格和產量，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圖說明，現代西方國家的分配製度雖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變，則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為的改善分配狀況和增進福利的措施都是無效的。

『叄』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哪種理論的發展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實際上是劍橋學派經濟理論的發展，他完全是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的基礎上，討論福利概念以及與福利有關的各種理論。但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福利經濟學，決定了這一學說存在著致命的缺點。他所謂經濟福利是建立在基數效用基礎上，認定效用可以衡量，這是他的理論的根本錯誤。他以為採用馬歇爾的辦法，即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就可避開效用衡量的難題。

『肆』 福利經濟學的研究理論

J.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算。
V.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A.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帕累托採用了F.Y.埃奇沃思（1845～1926)的無差異曲線和契約曲線作為分析工具。
無差異曲線是表示兩種商品的各種不同組合的點的軌跡，這些不同的商品組合使消費者始終獲得相同的滿足水平。契約曲線是表示交易雙方的無差異曲線的切點的軌跡，這些切點表示雙方的邊際代替率完全相等，也是表示生產者等產量線的切點的軌跡，這些切點代表既定數量的生產資源在最有效地利用時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的組合。帕累托的最優狀態概念和他採用的無差異曲線和契約曲線對福利經濟學起了重要作用。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是指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商品價格超過他實際支付的商品價格的差額，這個差額使消費者獲得了額外的滿足。 庇古根據邊際效用基數論提出兩個基本的福利命題：
①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
②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他認為，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因此，要增加經濟福利，在生產方面必須增大國民收入總量，在分配方面必須消除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從第一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提出社會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加國民收入，就必須增加社會產量。而要增加社會產量，就必須實現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庇古認為，增加一個單位生產要素所獲得的純產品，從社會角度衡量和從個人角度衡量並不經常相等。當邊際社會純產品大於邊際私人純產品時，國家應當通過補貼擴大生產。當小於時，國家應當通過征稅縮小生產。只有每一生產要素，在各種用途中的邊際社會純產品都相等時，才達到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配置。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以自由競爭為前提，他認為自由競爭可以使邊際社會純產品等於邊際私人純產品，從而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庇古從第二個基本福利命題出發，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問題。他認為，要增大社會經濟福利，必須實現收入均等化。他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廣到貨幣上來，斷言高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小於低收入者的貨幣邊際效用。他所說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國家通過累進所得稅政策把向富人徵得的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設施，讓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認為，通過這一途徑實現「把富人的一部分錢轉移給窮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會經濟福利極大化。 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L.C.羅賓斯（1898～1984)等人的批判。福利經濟學的主張和要求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後，N.卡爾多、J.R.希克斯（1904～ )、A.P.勒納（1903～1982)等人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同羅賓斯不同的是，他們認為福利經濟學仍然是有用的。1939年，卡爾多發表《經濟學的福利主張與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一文，提出了福利標准或補償原則的問題。此後，希克斯、T.西托夫斯基（1910～ )等人對福利標准或補償原則繼續進行討論。主張把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作為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反對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卡爾多、希克斯、勒納、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論基礎上的福利經濟學被稱作新福利經濟學。
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效用序數論，認為邊際效用不能衡量，個人間效用無法比較，不能用基數數詞表示效用數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經濟學根據效用序數論反對舊福利經濟學的福利命題，特別是第二個命題，反對將高收入階層的貨幣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的主張。
新福利經濟學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效用序數論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題：
①個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斷者；
②社會福利取決於組成社會的所有個人的福利；
③如果至少有一個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沒有一個人的境況壞下去，那末整個社會的境況就算好了起來。前兩個命題是為了迴避效用的計算和個人間福利的比較，從而迴避收入分配問題，後一個命題則公然把壟斷資產階級福利的增進說成是社會福利的增進。
新福利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勒納、H.霍特林（1895～1973）等人對經濟效率問題作了論述。經濟效率指社會經濟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所需具備的條件，包括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交換的最優條件，對於消費兩種商品的兩個交易人來說，就是每一個人每一對商品的邊際代替率完全相等。邊際代替率是指消費者在保持某一固定的滿足水平時每增加一種商品的單位數量所必須減少的另一種商品的單位數量。生產的最優條件，對於用來生產兩組商品的兩種生產資源來說，就是每一組合的邊際技術代替率相等。邊際技術代替率，指的是在保持固定的產量水平時，每增加一種生產資源的投入量所必定減少的另一種生產資源的投入量。新福利經濟學把兩個消費者的兩種商品交換的最優條件和兩個生產者使用兩種生產資源生產兩種產品的生產的最優條件推廣到全社會的交換和生產，分別求出社會無差異曲線和社會等產量線，前者意味著任一商品組合都能使社會的每一消費者得到相等的滿足，後者意味著任一資源組合都能使社會的每一生產者得到相等的產量。新福利經濟學認為，當整個社會交換的最優條件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都同時得到滿足時，也就是當整個社會的交換和生產都最有效率，都達到最優狀態時，整個社會就達到最優狀態，就達到最大社會福利。
補償原則是新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新福利經濟學認為，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於用來為資本主義辯解，為了擴大帕累托最優條件的適用性，一些新福利經濟學家致力於研究福利標准和補償原則。卡爾多首先提出：如果在情況 A下，受益者在補償受損者之後，仍然比情況B好，那麼對社會來說，情況A就比情況B好。希克斯對卡爾多標准作了發揮，提出：如果在情況A下，受損者沒有辦法誘使受益者不將B變為A，那麼對社會來說，情況 A就比情況B好。西托夫斯基對卡爾多標准和希克斯標准作了補充，提出檢驗福利的「雙重標准」：如果受益者能使受損者接受將B變為A,然而受損者卻沒有辦法誘使受益者不將B變為A，那末對社會來說，情況A就比情況B好。卡爾多、希克斯等人被稱為補償原則論派。他們的核心論點是，如果任何改變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減少，那末只要增加的福利超過減少的福利，就可以認為這種改變增加了社會福利。按照這一標准，只要壟斷資本家們的境況好起來，而不管多少人的境況壞下去，都是增大了社會福利。 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經濟理論，受到A.伯格森（1914～ )、P.薩繆爾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於1938年發表《福利經濟學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一文，提出研究社會福利函數的「新方向」，認為卡爾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經濟學把實證問題和規范問題分開、把效率問題和公平等問題分開的企圖完全失敗。繼伯格森之後，薩繆爾森等人對社會福利函數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函數論派。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社會所有個人購買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關變數的函數，這些變數包括所有家庭或個人消費的所有商品的數量，所有個人從事的每一種勞動的數量，所有資本投入的數量，等等。社會福利函數論者通常用多元函數來表示。
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帕累托最優狀態不是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種狀態下社會福利是最大的。他們認為，要達到唯一最優狀態，除了交換和生產的最優條件，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就是福利應當在個人間進行合理分配。經濟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條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條件。社會福利函數論者根據假定存在的社會福利函數作出一組表示社會偏好的社會無差異曲線，並根據契約曲線作出一條效用可能性曲線。社會無差異曲線和效用可能性曲線相切的切點，代表受到限制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K.J.阿羅（1921～ )繼續研究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阿羅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的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社會位置。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數，要從所有個人偏好次序推導出社會偏好次序，必須滿足一系列必要條件，企圖在任何情況下從個人偏好次序達到社會偏好次序，這是不可能的。阿羅定理在福利經濟學中被稱作「不可能定理」。阿羅本想通過大量的論證對伯格森、薩繆爾森等人的社會福利函數修殘補缺，但客觀上卻證明了不可能從個人偏好次序達到社會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會經濟所有方面的社會福利函數。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著重對福利經濟學的以下領域進行了討論；外部經濟理論，次優理論，相對福利學說，公平和效率交替學說，宏觀福利理論。這些「新」理論一方面企圖說明，現代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政府幹預調節價格和產量，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圖說明，現代西方國家的分配製度雖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變，則可能更不合理，一切人為的改善分配狀況和增進福利的措施都是無效的。

『伍』 社會福利理論發展的歷史階段

社會福利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社會福利理論產生階段：福利經專濟學的形成；社會屬福利理論的形成階段：福利國家論的形成與發展；社會福利理論的多樣化發展階段：當代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理論的產生及其發展。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早已形成扶貧濟困、敬老助殘的社會風尚和道德觀念。先秦儒家提出了「使老有所終」、「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等思想和主張，對中國福利思想的產生有積極影響。清朝末年發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宣揚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民權的進步思想，西方的福利思想和福利主張開始在中國傳播。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設置了內務部，掌管賑災、救貧、慈善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工作。政府、私人和外國教會辦的救濟福利事業，帶有恩賜觀點和人道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領導了廣大工農運動，促進了勞動保護、勞動保險、救助貧困、保護婦女兒童等方面的福利思想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進一步完善、發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制度。

『陸』 舊福利經濟學與新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命題

《福利經濟學》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該書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影響較大的著作之一。它將資產階級福利經濟學系統化，標志著其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它對福利經濟學的解釋一直被視為「經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稱為「福利經濟學之父」。《福利經濟學》共四篇。第一篇，「福利與國民收入」；第二篇，「國民收入的數量和資源在不同用途間的分配」；第三篇，「國民收入與勞動」；第四篇，「國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認為，《福利經濟學》一書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現代實際生活中影響經濟福利的重要因素。全書的中心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會福利。

『柒』 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是誰

阿瑟·塞西爾·庇古(1877—1959年)，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回一，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答於1877年出生於英國懷特島。1897年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學習歷史學和倫理學(當時經濟學包含在倫理學中)。後來受馬歇爾的影響，並在其鼓勵下學習經濟學。畢業後任劍橋大學講師，成為宣傳他的老師馬歇爾經濟學說的一位學者，並任英國倫敦大學傑文斯紀念講座講師。1908年馬歇爾退休，庇古繼任其在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席位，因此被認為是劍橋學派領袖馬歇爾的繼承人。他占據該席位長達35年之久，直到1943年退休。退休後，他仍留劍橋大學從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還擔任過英國通貨外匯委員會委員和所得稅委員會委員，國際經濟學會名譽會長、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等職。庇古對經濟學的貢獻在於，一是創立了福利經濟學完整體系；二是重新解釋了古典邊際生產力理論。

『捌』 福利經濟學的歷史發展

福利經濟學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分支體系，首先出現於20世紀初期的英國。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資本主義陷入了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危機。福利經濟學的出現，是世界、首先是英國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家承認，英國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變得更為尖銳，因而出現以建立社會福利為目標的研究趨向，導致福利經濟學的產生。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美等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被稱做舊福利經濟學，庇古以後的福利經濟學則被稱為新福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福利經濟學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正在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英美等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福利經濟學進行了許多修改和補充。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福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邊沁認為人生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獲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總量。幸福總量可以計算，倫理就是對幸福總量的計 算。邊沁把利益說成是社會的普遍利益，把趨利避害的倫理原則說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則，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確定為功利主義的最高目 標。
帕累托最優狀態概念和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是福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優狀態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 況變得更好而不使別人的境況變壞。按照這一規定，一項改變如果使每個人的福利都增進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進而其他的人福利不減少，這種改變就有利；如果使 每個人的福利都減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減少，這種改變就不利。
馬歇爾從消費者剩餘概念推導出政策結論：政府對收益遞減的商品征稅，得到的稅額將大於失去的消費者剩餘，用其中部分稅額補貼收益遞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費者剩餘將大於所支付的補貼。馬歇爾的消費者剩餘概念和政策結論對福利經濟學也起了重要作用。

『玖』 什麼是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理論分支，致力於把道德評價標准運用於經濟制度。它認為，實回際的社會經答濟目標是假設的，而不是由經濟分析所決定的。例如，從福利的觀點評價一種經濟制度的作用時，首要的社會目標可能是：個人選擇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個人都能達到最適宜的生活水平，而這種生活水平決定於人們的愛好和抉擇並只受可利用的資源和技術方面的限制。福利經濟學通常認為，最好的答案是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不是讓某個人或某個廠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福利經濟學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需要這一領域。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條件下，只有競爭性的邊際成本定價才會使資源的分配使用達到最優狀況。只有在所消費的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換率與這兩種商品在生產中的邊際變換率相等時，才有可能根據消費者的偏好對生產進行最優調整。

『拾』 福利經濟學對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

一、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調節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調節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可以調節社會總需求，平抑經濟波動。當經濟發生危機時，職工的失業率就會上升，個人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這時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對失業職工經濟上給予補助，有助於提高社會購買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復甦；當經濟發展高漲時，職工失業率下降，不僅個人收入增加，社會購買力增強，而且社會保障支出相應縮減，基金規模增大，能夠減少社會總需求的膨脹，使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平衡。因此，社會保障以支出為手段，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有效抑制經濟過熱或過冷現象，促進和保持國民經濟良性發展。二是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基金長期積累，在保證基金安全的情況下，實行多渠道投資營運，不僅能使基金保值增值，而且有助於資本市場的繁榮。三是社會保障把每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首位，特別是在勞動者喪失勞動能力、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給予資助，在維持其基本生活的同時，還通過生育保險、撫育子女和教育津貼等形式，對勞動力再生產給予資助，以提高勞動者的職業素質，適應市場用人需求。因此，國家通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施社會保障措施，不僅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達到熨平經濟周期的目的，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二、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通常情況下，我們稱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的「安全網」和「穩定器」，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1.化解市場經濟中的人生風險人的一生會遇到各種風險，如生、老、病、死、失業、傷殘和意外傷害等等，這些風險有的是我們一生不可避免要經歷的或必須面對的，有的是不可預測的。這些風險對個人是一種困難或災難，如果集中到社會上，則會成為諸多的社會問題，長期積累則可能引起社會矛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人們遇到的風險、遭遇的困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以起到化解作用。2.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社會保障是國家通過立法，積極動員社會各方面資源，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的公民能夠維持基本生活。一般來說，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貧困低保等制度的建立，使廣大老百姓在年老或發生困難時能獲得救助，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減少或降低了承擔各種意外、疾病帶來的經濟壓力和養老壓力，消除後顧之憂、危難之憂，民心相對穩定，社會也就比較穩定。俗話說，民以食為天，民能有飯吃，生活有保障，不至於因為生計鋌而走險，危害社會，則天下安定。3.推動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手段以濱海縣在本世紀初全面實施企業改制為例。當時，全縣有200多家企業申請破產，導致3萬多名職工下崗失業，2萬多名退休人員拿不到養老金，長期積存的社會矛盾激化，曾有六七百名職工集體上訪，圍堵了縣域境內的204國道，使企業改制舉步維艱。縣委縣政府加大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全面貫徹落實國家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法規，並多方籌集資金，將下崗失業職工全部納入失業保險，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實行社會化發放，2005年又將所有困難企業退休人員納入醫療保險，解決了職工的後顧之憂，使企業改制順利進行。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保障，我縣的企業改制是無法進行的，企業退休人員的生活沒有保障，必然激化社會矛盾。因此，實行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是推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手段，可以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穩定。三、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消費是整個經濟鏈條上最後一個環節。有經濟學家研究表明，投資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拉動經濟增長0.2%，而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拉動經濟增長0.8%，是投資的4倍。因此，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有助於提高民眾的收入，增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了社會購買力。因為，低收入人群是公共消費的主體，對低收入人群實施救助，改善他們的收入狀況，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消費，擴大公共消費，以致拉動經濟增長。二是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適當提高社會保險支付標准，發揮其拉動消費的作用。正常情況下，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取決於社會保險的覆蓋面和支付標准。根據大數法則，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積累，不僅增強社會保障抗風險能力，而且能適當提高支付標准，使之與當地經濟發展、收入增長、消費水平、財政能力、物價水平等相適應，使保障對象的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可以增強他們的消費信心，提高購買力，促進消費需求。三是政府增加財政投入，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增強群眾的消費信心。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提高，政府應根據經濟增長速度，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適當提高社會保險項目的支出標准，增加群眾收入，滿足其消費需求。比如，我國已連續十一年提高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發放標准，縮小了企業退休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收入差距，對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四、促進再就業失業保險制度不僅保障失業職工的基本生活，而且對再就業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一是預防失業，有效化解市場經濟條件下引發的階段性風險。近年來，隨著失業保險基金積累較多，一些地方政府不僅對征繳費率進行調整，而且允許困難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緩繳失業保險費，或採取集中減征的法，幫助困難企業穩定就業崗位，還對困難企業實行社會保險補貼和崗位補貼，有效預防職工失業。二是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失業者再就業能力。隨著經濟和科技不斷發展，企業用工要求也在不斷上升，以致缺乏專業技能的失業人員再就業十分困難。而失業保險可以提供失業者免費培訓的機會，承擔了再教育成本，避免因失業者能力水平低下造成「就業障礙」，減少勞動力留滯，促進其盡快實現再就業。三是扶持鼓勵創業，促進創業帶動就業。運用失業保險基金對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支持，實行創業帶動就業崗位補貼、創業者社會保險補貼、小額貸款貼息、創業培訓補貼等，以此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於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從而實現收入分配公平。鑒於社會保障制度的這些功能和作用，我們應努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為促進經濟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