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弗里德曼封面

❶ 請問保羅·克魯格曼：米爾頓·弗里德曼是誰

（吳萬偉 譯） 第一章 20世紀的經濟思想史就像16世紀的基督教史。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經濟學---至少在說英語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場的正統觀念所主宰。雖然異教徒偶爾跳起來一下，但很快就被壓制下去了。凱恩斯1936年寫道，古典經濟學「徹底控制英國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樣。」古典經濟學說對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讓供求關系發揮力量。 但是古典經濟學既沒有對大蕭條提供解釋也沒有提供解決辦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對正統思想的挑戰已經無法遏制了。凱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讓異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雖然凱恩斯決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資本主義，他說不能依賴自由市場提供充分就業，為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活動提供了新的邏輯依據。 凱恩斯主義是經濟學思想的偉大改革。隨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改革的反動。有相當多經濟學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經濟學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凱恩斯是路德，那麼弗里德曼就是耶穌會（the Jesuits）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穌會一樣，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充當了紀律嚴明、忠實可靠的先鋒部隊，對凱恩斯主義異教徒進行了反轉和回歸，雖然不是很徹底。多虧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已經重新獲得影響力，雖然沒有贏得從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過分運用這個宗教比喻。經濟學理論至少企圖成為科學，而不是神學，是關於現實世界的，不是關於天國的。凱恩斯理論開始流行是因為它比古典正統理論更好地解釋了我們周圍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對凱恩斯的批評影響巨大是因為他正確地指出了凱恩斯主義的弱點。需要清楚的是，雖然本文認為弗里德曼在某些問題上是錯誤的，有時候對讀者不誠實，但是作者認為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偉大的人。 第二章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20世紀思想界扮演了三個角色。一個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研究消費者行為和通貨膨脹技術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個是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政策倡導者，他花費幾十年鼓吹這個理論，親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和英國銀行採用，幾年後發現不起作用又被放棄；一個是自由市場信念的偉大宣傳家。 這個人同時扮演了所有角色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從所有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古典真理的忠誠。而且，作為宣傳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響力部分在於他作為思想深刻的經濟理論家的崇高威望。但是專業經濟學家嚴謹著作的說服力和公共知識分子觀點的鬆散的，甚至讓人懷疑的邏輯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區別。盡管弗里德曼的理論著作受到專業經濟學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張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傳存在許多矛盾。必須指出的是，在他面對大眾講話的時候，他的誠信是受到嚴重質疑的。 不過我們暫時把讓人懷疑的材料放在一邊，集中討論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弗里德曼。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思想受到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設的經濟人知道他想要什麼，他的優先選擇可以通過「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像數學一樣精確表達出來。他的選擇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計所驅動的：消費者是買爆米花還是買脆麥片條，投資者是選擇股票還是債券等決定都建立在對「邊際效用」的對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備選項目的時候，購買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們很容易嘲笑這個故事。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內，沒有人真正用那樣的方式做決定。但是許多經濟學家包括作者本人確實發現經濟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個我們真正想要做什麼的理想化代表。人們確實有優先選擇，即使這些優先選擇不能真正通過精確的效用函數表達出來。人們做出理性的決定，即使他們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許你會問，為什麼不代表人們真實的情況呢？答案是那個抽象的，策略性的簡化是我們能夠給經濟生活的復雜性上添加智慧順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為的假設是非常有成果的簡化方式。 但是，關鍵在於這個假設要走多遠。凱恩斯沒有全面攻擊經濟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實的心理學理論而不是仔細分析理性決策者可能的決定。經濟決策是被「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驅動，決定消費者決策的是花費增長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學傾向，工資糾紛的解決是通過公平意識來驅動等等。 但是把經濟人的作用降低到這個程度真是好主意嗎？弗里德曼說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說經濟學理論不應該通過心理學現實主義來評價，而應該通過它們預測未來行為的能力來評價。弗里德曼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兩大勝利來自把理性行為假設用在其他經濟學家認為超越界限的問題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沒有嘩眾取寵的標題，但是內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決定儲蓄還是花費的最好辦法不是正如凱恩斯曾經做的利用鬆散的心理學理論，而是思考個人作出理性計劃如何在一生中花費自己的財富。這不一定是反對凱恩斯觀點的，實際上，偉大的凱恩斯派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時和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阿爾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對理性行為關注地更多。但是它確實回歸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確實起作用了。細節問題專業性太強，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model）解決了收入和支出關系中的幾個明顯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經濟學家思考花費和儲蓄問題時的基礎。 弗里德曼對於消費行為的研究本身就已經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學術成就來自他把經濟人理論用在通貨膨脹問題上。1958年，紐西蘭出生的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歷史上的相關關系，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就低，反過來也一樣。一段時間來，經濟學家們把這個相關關系當作可靠和穩定的關系。這導致了嚴肅的討論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線」的哪個點上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比如，美國政府是否應該接受高通貨膨脹率以便獲得較低的失業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協會上發表主席演講，指出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即使在數據上能夠看出來，並不表現出真正的交易關系，至少從長期看是如此。他說「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總是存在臨時性的平衡效果，但從長遠看是不行的。」換句話說，如果決策者試圖通過高通貨膨脹率的方式維持失業率的低水平，他們只能取得短暫的成功。弗里德曼說，失業率最終會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時候。也就是說，經濟將遭受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後來所說的「滯賬」（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時在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得出同樣的結果）正如他在消費者行為方面的研究一樣，弗里德曼採用了理性行為的思想。他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後，人們將把對未來通過膨脹的期待添加在自己決策的考慮因素中，抵消了通貨膨脹對就業的任何積極影響。比如，通貨膨脹提高就業率的一個原因是僱傭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圖的，當價格增長快於工資增長的時候。但是當工人明白他們的工資增長由於通貨膨脹損害了購買力的話，他們就會事先要求提高工資，以便工資隨著價格的增長而增長。結果，在通貨膨脹繼續一段時間後，就再也不能推動就業率提高了。實際上，如果通貨膨脹沒有能達到預期，甚至導致失業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美國對持續通貨膨脹沒有多少經驗。所以這實際上是預測，而不是試圖對存在事實的解釋。但是到了1970年代，連續不斷的通貨膨脹證實了他們的假設。果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歷史相關關系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失效了。1970年通貨膨脹率增長到兩位數，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於價格保持穩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貨膨脹最終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經過了字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高失業率的痛苦時光。 通過預測「滯賬」現象，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獲得了戰後經濟學的輝煌成就。即使不考慮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單單這個成就都能確立弗里德曼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一個有趣的注釋：雖然弗里德曼通過運用個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觀經濟學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裡應該停下來。1970年，有些經濟學家把弗里德曼對通貨膨脹的分析往前更進一步，主張即使從短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也不能有效地協調平衡，因為人們將預測到政府採取的措施，因而根據以往經驗把定價和工資協商問題預先考慮。這個主張被稱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學術界蔓延開來。但是弗里德曼從來沒有參與。他的現實意識警告這個做法把經濟人推向極端了。後來確實證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說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論家提出的很多極端觀點都沒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說「任何東西都能讓弗里德曼想起貨幣供應，而任何東西能讓我想起性，但是我決不在文章中談論它。」幾十年來，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聲望大部分是根據他的貨幣政策觀點和他創造的被稱為「貨幣主義」的主張而決定的。當時認識到貨幣主義像現在這樣被廣泛認為是個失敗是有點讓人吃驚的，弗里德曼關於貨幣和貨幣政策的某些觀點，和他對通貨膨脹和失業關系的觀點不一樣好像是誤導人的，或許是故意誤導人的。 要了解貨幣主義是什麼，首先要知道的是「貨幣」這個詞在經濟學中的意義和日常生活中的含義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討論貨幣供應的時候，他們並不是指普通意義上的財富。他們指的是能夠直接用來購買東西的財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總統頭像的綠色紙張—鈔票是錢，你能簽支票的銀行存款也是錢。但是股票，債券，和不動產不是錢，因為它們必須變成現金或者銀行存款才能用來買東西。 如果貨幣供應只有鈔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准確的說被貨幣機構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或者許多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這些機構和政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分開的。貨幣供應還包括銀行存款的事實讓現實情況非常復雜。中央銀行只能直接控制「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鈔票總量，現行銀行保險庫中的鈔票，銀行在美聯儲的存款，而不是人們在銀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況下，美聯儲對貨幣基礎的直接控制足夠對所有貨幣供應進行有效的控制。 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應是經濟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利率非常低，貨幣供應上的變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非常小。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當利率是4到5個百分點時，沒有人願意讓現金靜靜呆著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樣的情形下，3個月的國庫券利率只有0.14，人們沒有積極性來面臨用錢的風險。中央銀行或許通過印刷大量額外的鈔票刺激經濟，但是如果利率已經非常低的話，這些多餘的鈔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銀行保險櫃里，或者壓在床底下。因此凱恩斯主張靠改變貨幣供應量管理經濟的貨幣政策是沒有效果的。凱恩斯和他的追隨者相信財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開支的政策是讓國家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的必要措施。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貨幣政策是高度技術專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幹預經濟的形式。

❷ 弗里得曼 美國經濟學家 這是何許人也

核物理學家弗里德曼·肯德爾（Jerome I. Friedman，1930~）
199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與里查德·泰勒（Richard E. Taylor，1929~）、亨利·肯德爾（Henry W. Kendall，1926~）分享，憑借對「核子的深度非彈性散射的研究」）
出生：1930年3月28日出生於美國依利諾斯州的芝加哥，父母都是俄國移民
學歷：1950年，入芝加哥大學
1953年，取得碩士學位
1956年，取得博士學位，指導教師費米
經歷：1957年，任斯坦福大學高能物理實驗室副研究員
1960年，轉入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不久就參加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的聯合研究小組
1980年，弗里德曼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核科學實驗室主任
1983年—1988年，任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主任。
在美國超級對撞機下馬之前，他負責設計與之配套的探測器。

相關學說
弗里德曼.肯德爾和理查德·泰勒有關電子與質子和束縛中子的深度非彈性散射實驗，是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進行的。在建設SLAC時，泰勒負責磁鐵和譜儀的安裝，後來成了實驗項目的總負責人；弗里德曼和肯德爾為譜儀研製了粒子探測器，後來負責處理實驗數據，並在1972年代表實驗小組全體成員作了總結報告。1967年，大型電子直線加速器建成並達到設計能量，作為試運行開始了一系列電子-質子散射實驗，包括電子-質子彈性散射實驗、正電子-質子彈性散射實驗和電子-質子非彈性散射實驗。但是，這些實驗的結果只是證實了已有的結論。當入射電子能量進一步加大時，就進入了從未有人探索過的深度非彈性散射區域。這時，電子的能量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可以深入到質子內部，甚至將質子打碎。由於質子分裂成碎片要吸收更多的能量，散射電子的能量應當比平常低的多。然而，實驗發現電子-質子深度非彈性散射的大角度散射截面比彈性散射的大得多。起初，他們認為，是實驗結果不正確，或者是解釋有錯誤，還可能是因為出現了系統誤差，誤差的來源也許是所謂的「輻射修正」，即入射電子或散射電子以光的形式輻射掉了相當大的能量。於是，他們對輻射修正作了仔細研究。結果證明，輻射修正並不重要。他們把電子-質子深度非彈性散射和電子-質子彈性散射以及電子-電子彈性散射分別進行了比較，發現隨著散射角增大電子-質子彈性散射截面急劇下降，而深度非彈性散射截面與電子-電子彈性散射截面之比卻變化不大。這一事實表明，電子以極大的能量深入到質子內部時，遭遇到的不是「軟」的質子靶，而是和電子類似的點狀「硬」核。然而，當時實驗物理學家們並沒有領悟到這一點。SLAC理論組的成員布約肯(J. D. Bjorken)運用流代數求和規則對實驗結果作了分析，並提出標度無關性對實驗結果作了解釋。但是，由於流代數是很抽象的數學方法，他的工作一直未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後來，費恩曼把質子看成是點狀部分子的復合體，把電子-質子深度非彈性散射看成是電子與質子內的部分子發生彈性散射。經過計算，證明布約肯的標度無關變數正是部分子動量與質子動量之比。就這樣，費恩曼從深度非彈性散射實驗和標度無關性找到了部分子模型的重要證據。人們很快明白，部分子和誇克原來是一回事。另外，電子-質子深度非彈性散射實驗還表明，蓋爾曼在1962年提出的電中性粒子「膠子」有可能存在。1971年，韋斯柯夫(V. F. Weisskopf)和庫提(N. Kurti)提出，正是這種「膠子」在誇克間傳遞強相互作用才使誇克組成強子。接著，1973年創立了量子電動力學；1979年丁肇中小組首先找到了支持膠子存在的證據。顯見，電子-質子深度非彈性散射實驗引起了粒子物理學的一系列新進展，使粒子物理學進入了「誇克-膠子」時代。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憑借在「消費理論分析、貨幣史和貨幣理論研究領域中的成就」和「對經濟穩定政策的錯綜復雜性的論證」）
出生：1912年7月31日出生於紐約市，父母是俄羅斯猶太移民
學歷：1932年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學碩士
1946年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經歷：1937年～1940年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經濟學與企管副
教授：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學羅素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 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劍僑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 Fulbright 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價格理論：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
生平：歷史終於向他低頭
1. 弗里德曼從50年代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幹預市場。在當時一個篤信政府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的獨特經濟見解。由於堅信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隨時隨地與人展開辯論，遭到當時世人的嘲弄，受盡白眼。
2. 時代不同了，數十年後，歷史終於向這位經濟學偉人低頭，承認他與凱恩斯齊名，為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重要著作：
·《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
·《價格理論》（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

相關學說
弗里德曼一貫遵循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極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在他看來，理想中的經濟制度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但弗里德曼並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他所提倡的是從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道路上轉變方向，政府只應扮演規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應在反對技術壟斷和克服市場的不完全性等方面發揮作用。
在經濟學方法論上，弗里德曼贊同並宣揚實證經濟學。他認為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不依從於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性的判斷，它是類似於任何一種自然科學的客觀的科學，它的最終目的是創立一種能對現象提出正確的、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或假說。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弗里德曼明確地提出?quot;恆久性收入假說"，指出，消費者不是根據他們的現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的或已成為慣例的恆久性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支出。
現代貨幣數量論是弗里德曼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和貨幣政策依據。在現代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名義收入貨幣理論"，用於考察貨幣數量變動與名義國民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此外，弗里德曼還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試圖解釋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問題。
由於在"消費的分析和在貨幣的歷史與理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論證了穩定經濟政策的復雜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引自《政治經濟學大詞典》/張卓元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12，第926--928頁）

❸ 貨幣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
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憑借在「消費理論分析、貨幣史和貨幣理論研究領域中的成就」和「對經濟穩定政策的錯綜復雜性的論證」）
出生
1912年7月31日出生於紐約市，父母是俄羅斯猶太移民 1932年羅格斯大學（RutgersUniversity）學士
1933年芝加哥大學碩士
1946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1937年—1940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ofMinnesota）經濟學與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學羅素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
1953年—1954年劍僑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
1967年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 《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范》（）
《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
《價格理論：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J．Schwartz）合著 歷史終於向他低頭
1.弗里德曼從50年代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幹預市場。在當時一個篤信政府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的獨特經濟見解。由於堅信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隨時隨地與人展開辯論，遭到當時世人的嘲弄，受盡白眼。
2.時代不同了，數十年後，歷史終於向這位經濟學偉人低頭，承認他與凱恩斯齊名，為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弗里德曼一貫遵循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極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在他看來，理想中的經濟制度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但弗里德曼並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他所提倡的是從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道路上轉變方向，政府只應扮演規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應在反對技術壟斷和克服市場的不完全性等方面發揮作用。
在經濟學方法論上，弗里德曼贊同並宣揚實證經濟學。他認為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不依從於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性的判斷，它是類似於任何一種自然科學的客觀的科學，它的最終目的是創立一種能對現象提出正確的、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或假說。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弗里德曼明確地提出「恆久性收入假說」，指出，消費者不是根據他們的現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的或已成為慣例的恆久性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支出。
現代貨幣數量論是弗里德曼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和貨幣政策依據。在現代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名義收入貨幣理論」，用於考察貨幣數量變動與名義國民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此外，弗里德曼還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試圖解釋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問題。
由於在「消費的分析和在貨幣的歷史與理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論證了穩定經濟政策的復雜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❹ 現代貨幣主義如何解釋這次金融危機

主要是由於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引起的。
次貨最初的想法是讓美國的下層老百姓都能有房，這些普通百姓信用評級不高，所以只能給他們次級貨款，這種次級貨款利率較高。
這種想法在房地產市場處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完全對老百姓有利，因為他們通過抵押貸款可以有房子，而且房價不斷上漲，未來有能力還貨。
對於銀行來說，發放那麼多的貨款，為了保持他們資產的流動性，他們又以這些抵押貨款為保證，集中起來發放抵押貨款證券，這個過程就是抵押貨款證券化的過程，這些證券被賣給其他的金融機構或者投資機構或者投資者，我國的很多銀行包括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等都購買了這些次級債券。因為次級債券利率高，收益比一般的債券要高一些。這些收益就來自於抵押人每月的還款額。
但是一旦房地產價格下降，房屋的總價值低於抵押貨款額，老百姓的違約風險大大增加，導致很多人違約，銀行的抵押貨款失去了還款現金流量，資金鏈斷裂，房屋價值也不夠償還債券，使得銀行或者這些抵押貨款機構出現流動性危機。
隨著問題的擴大，很多銀行機構倒閉，相關的持有這些機構的債券的機構也遭遇危機。美國從事抵押貨款的主要機構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在這次問題出現後，美國政府不得不出來救市，收購了這兩家機構，美林集團也被收購，還有因為次貨危機而倒閉的雷曼兄弟，不過政府並沒有救這個存在了150年的投資銀行。
引發全球危機：一方面，很多國外的機構持有美國很多次級債，危機發生後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出現流動性危機。我國的建設銀行持有次級債達2億美元左右，不過不嚴重，只佔其總利潤的千分之幾。工商也持有很多債券，相關的數據可以在網上查到。
另一方面，出現金融危機後，老百姓的信心受到打擊，不願意消費，導致總需求減少，使得整個經濟運行變得困難。同時由於美國國內產品很多靠進口，比如，中國就是出口美國的大國，中國GDP的三分之一是靠出口，受到美國國內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出口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影響，導致國內沿海很多依靠出口為主要企業出現問題，開始大規模的裁員，導致失業人數上升。使得我國的經濟運行也受到影響。其他國家也有相似的問題。

❺ 持久收入假說的假說提出的背景

經濟學家在分析、解釋某個經濟現象時，通常都需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然專後以此為前提，進行符屬合邏輯的推理，提出自己新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建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就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貨幣需求理論。
經濟學家研究收入問題，最終目的是要探討人們收入與貨幣需求之間的關系。其實，在弗里德曼之前的經濟學家也早已認識到，人們的收入與貨幣需求是一種連動的因果關系，然而他們注意的只是現期收入，並沒有對收入作更深層次的研究，而弗里德曼繼承了傳統的貨幣數量論中的「現金余額數量說」，同時又受到了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的重要影響，並增添了自己獨特的因素，他運用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並在分析各種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時，運用了大量的統計資料，強調持久性收入對貨幣需求的主導作用便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從而成為弗里德曼貨幣需求理論的一大重要特點。

❻ 弗里德曼信條的具體含義

弗里德復曼一貫遵循芝加哥學派制的傳統，極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在他看來，理想中的經濟制度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但弗里德曼並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他所提倡的是從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道路上轉變方向，政府只應扮演規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應在反對技術壟斷和克服市場的不完全性等方面發揮作用。
在經濟學方法論上，弗里德曼贊同並宣揚實證經濟學。他認為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不依從於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性的判斷，它是類似於任何一種自然科學的客觀的科學，它的最終目的是創立一種能對現象提出正確的、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或假說。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弗里德曼明確地提出"恆久性收入假說"，指出，消費者不是根據他們的現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的或已成為慣例的恆久性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支出。 網路

❼ 現代貨幣經濟學（第3版） 盛怎麼樣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憑借在「消費理論分析、貨幣史和貨幣理論研究領域中的成就」和「對經濟穩定政策的錯綜復雜性的論證」）出生1912年7月31日出生於紐約市，父母是俄羅斯猶太移民1932年羅格斯大學（RutgersUniversity）學士1933年芝加哥大學碩士1946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37年—1940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1945年—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ofMinnesota）經濟學與企管副教授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學羅素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1953年—1954年劍僑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1964年—1965年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1967年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1972年冬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消費函數理范》（）《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價格理論：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J．Schwartz）合著歷史終於向他低頭1.弗里德曼從50年代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幹預市場。在當時一個篤信政府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的獨特經濟見解。由於堅信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隨時隨地與人辯論，遭到當時世人的嘲弄，受盡白眼。2.時代不同了，數十年後，歷史終於向這位經濟學偉人低頭，承認他與凱恩斯齊名，為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一貫遵循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極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在他看來，理想中的經濟制度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但弗里德曼並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他所提倡的是從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道路上轉變方向，政府只應扮演規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應在反對技術壟斷和克服市場的不完全性等方面發揮作用。在經濟學方法論上，弗里德曼贊同並宣揚實證經濟學。他認為實證經濟學在原則上不依從於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性的判斷，它是類似於任何一種自然科學的客觀的科學，它的最終目的是創立一種能對現象提出正確的、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或假說。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弗里德曼明確地提出「恆久性收入假說」，指出，消費者不是根據他們的現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的或已成為慣例的恆久性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支出。現代貨幣數量論是弗里德曼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石和貨幣政策依據。在現代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名義收入貨幣理論」，用於考察貨幣數量變動與名義國民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此外，弗里德曼還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試圖解釋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問題。由於在「消費的分析和在貨幣的歷史與理論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論證了穩定經濟政策的復雜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❽ 米爾頓

第一章 20世紀的經濟思想史就像16世紀的基督教史。在凱恩斯（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經濟學---至少在說英語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場的正統觀念所主宰。雖然異教徒偶爾跳起來一下，但很快就被壓制下去了。凱恩斯1936年寫道，古典經濟學「徹底控制英國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樣。」古典經濟學說對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讓供求關系發揮力量。 但是古典經濟學既沒有對大蕭條提供解釋也沒有提供解決辦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對正統思想的挑戰已經無法遏制了。凱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讓異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雖然凱恩斯決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資本主義，他說不能依賴自由市場提供充分就業，為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活動提供了新的邏輯依據。 凱恩斯主義是經濟學思想的偉大改革。隨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改革的反動。有相當多經濟學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經濟學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凱恩斯是路德，那麼弗里德曼就是耶穌會（the Jesuits）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穌會一樣，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充當了紀律嚴明、忠實可靠的先鋒部隊，對凱恩斯主義異教徒進行了反轉和回歸，雖然不是很徹底。多虧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已經重新獲得影響力，雖然沒有贏得從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過分運用這個宗教比喻。經濟學理論至少企圖成為科學，而不是神學，是關於現實世界的，不是關於天國的。凱恩斯理論開始流行是因為它比古典正統理論更好地解釋了我們周圍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對凱恩斯的批評影響巨大是因為他正確地指出了凱恩斯主義的弱點。需要清楚的是，雖然本文認為弗里德曼在某些問題上是錯誤的，有時候對讀者不誠實，但是作者認為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偉大的人。 第二章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20世紀思想界扮演了三個角色。一個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研究消費者行為和通貨膨脹技術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個是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政策倡導者，他花費幾十年鼓吹這個理論，親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和英國銀行採用，幾年後發現不起作用又被放棄；一個是自由市場信念的偉大宣傳家。 這個人同時扮演了所有角色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從所有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古典真理的忠誠。而且，作為宣傳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響力部分在於他作為思想深刻的經濟理論家的崇高威望。但是專業經濟學家嚴謹著作的說服力和公共知識分子觀點的鬆散的，甚至讓人懷疑的邏輯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區別。盡管弗里德曼的理論著作受到專業經濟學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張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傳存在許多矛盾。必須指出的是，在他面對大眾講話的時候，他的誠信是受到嚴重質疑的。 不過我們暫時把讓人懷疑的材料放在一邊，集中討論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弗里德曼。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思想受到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設的經濟人知道他想要什麼，他的優先選擇可以通過「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像數學一樣精確表達出來。他的選擇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計所驅動的：消費者是買爆米花還是買脆麥片條，投資者是選擇股票還是債券等決定都建立在對「邊際效用」的對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備選項目的時候，購買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們很容易嘲笑這個故事。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內，沒有人真正用那樣的方式做決定。但是許多經濟學家包括作者本人確實發現經濟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個我們真正想要做什麼的理想化代表。人們確實有優先選擇，即使這些優先選擇不能真正通過精確的效用函數表達出來。人們做出理性的決定，即使他們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許你會問，為什麼不代表人們真實的情況呢？答案是那個抽象的，策略性的簡化是我們能夠給經濟生活的復雜性上添加智慧順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為的假設是非常有成果的簡化方式。 但是，關鍵在於這個假設要走多遠。凱恩斯沒有全面攻擊經濟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實的心理學理論而不是仔細分析理性決策者可能的決定。經濟決策是被「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驅動，決定消費者決策的是花費增長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學傾向，工資糾紛的解決是通過公平意識來驅動等等。 但是把經濟人的作用降低到這個程度真是好主意嗎？弗里德曼說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說經濟學理論不應該通過心理學現實主義來評價，而應該通過它們預測未來行為的能力來評價。弗里德曼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兩大勝利來自把理性行為假設用在其他經濟學家認為超越界限的問題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沒有嘩眾取寵的標題，但是內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決定儲蓄還是花費的最好辦法不是正如凱恩斯曾經做的利用鬆散的心理學理論，而是思考個人作出理性計劃如何在一生中花費自己的財富。這不一定是反對凱恩斯觀點的，實際上，偉大的凱恩斯派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時和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阿爾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對理性行為關注地更多。但是它確實回歸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確實起作用了。細節問題專業性太強，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model）解決了收入和支出關系中的幾個明顯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經濟學家思考花費和儲蓄問題時的基礎。 弗里德曼對於消費行為的研究本身就已經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學術成就來自他把經濟人理論用在通貨膨脹問題上。1958年，紐西蘭出生的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歷史上的相關關系，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就低，反過來也一樣。一段時間來，經濟學家們把這個相關關系當作可靠和穩定的關系。這導致了嚴肅的討論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線」的哪個點上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比如，美國政府是否應該接受高通貨膨脹率以便獲得較低的失業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協會上發表主席演講，指出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即使在數據上能夠看出來，並不表現出真正的交易關系，至少從長期看是如此。他說「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總是存在臨時性的平衡效果，但從長遠看是不行的。」換句話說，如果決策者試圖通過高通貨膨脹率的方式維持失業率的低水平，他們只能取得短暫的成功。弗里德曼說，失業率最終會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時候。也就是說，經濟將遭受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後來所說的「滯賬」（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時在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得出同樣的結果）正如他在消費者行為方面的研究一樣，弗里德曼採用了理性行為的思想。他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後，人們將把對未來通過膨脹的期待添加在自己決策的考慮因素中，抵消了通貨膨脹對就業的任何積極影響。比如，通貨膨脹提高就業率的一個原因是僱傭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圖的，當價格增長快於工資增長的時候。但是當工人明白他們的工資增長由於通貨膨脹損害了購買力的話，他們就會事先要求提高工資，以便工資隨著價格的增長而增長。結果，在通貨膨脹繼續一段時間後，就再也不能推動就業率提高了。實際上，如果通貨膨脹沒有能達到預期，甚至導致失業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美國對持續通貨膨脹沒有多少經驗。所以這實際上是預測，而不是試圖對存在事實的解釋。但是到了1970年代，連續不斷的通貨膨脹證實了他們的假設。果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歷史相關關系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失效了。1970年通貨膨脹率增長到兩位數，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於價格保持穩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貨膨脹最終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經過了字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高失業率的痛苦時光。 通過預測「滯賬」現象，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獲得了戰後經濟學的輝煌成就。即使不考慮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單單這個成就都能確立弗里德曼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一個有趣的注釋：雖然弗里德曼通過運用個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觀經濟學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裡應該停下來。1970年，有些經濟學家把弗里德曼對通貨膨脹的分析往前更進一步，主張即使從短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也不能有效地協調平衡，因為人們將預測到政府採取的措施，因而根據以往經驗把定價和工資協商問題預先考慮。這個主張被稱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學術界蔓延開來。但是弗里德曼從來沒有參與。他的現實意識警告這個做法把經濟人推向極端了。後來確實證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說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論家提出的很多極端觀點都沒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說「任何東西都能讓弗里德曼想起貨幣供應，而任何東西能讓我想起性，但是我決不在文章中談論它。」幾十年來，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聲望大部分是根據他的貨幣政策觀點和他創造的被稱為「貨幣主義」的主張而決定的。當時認識到貨幣主義像現在這樣被廣泛認為是個失敗是有點讓人吃驚的，弗里德曼關於貨幣和貨幣政策的某些觀點，和他對通貨膨脹和失業關系的觀點不一樣好像是誤導人的，或許是故意誤導人的。 要了解貨幣主義是什麼，首先要知道的是「貨幣」這個詞在經濟學中的意義和日常生活中的含義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討論貨幣供應的時候，他們並不是指普通意義上的財富。他們指的是能夠直接用來購買東西的財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總統頭像的綠色紙張—鈔票是錢，你能簽支票的銀行存款也是錢。但是股票，債券，和不動產不是錢，因為它們必須變成現金或者銀行存款才能用來買東西。 如果貨幣供應只有鈔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准確的說被貨幣機構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或者許多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這些機構和政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分開的。貨幣供應還包括銀行存款的事實讓現實情況非常復雜。中央銀行只能直接控制「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鈔票總量，現行銀行保險庫中的鈔票，銀行在美聯儲的存款，而不是人們在銀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況下，美聯儲對貨幣基礎的直接控制足夠對所有貨幣供應進行有效的控制。 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應是經濟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利率非常低，貨幣供應上的變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非常小。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當利率是4到5個百分點時，沒有人願意讓現金靜靜呆著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樣的情形下，3個月的國庫券利率只有0.14，人們沒有積極性來面臨用錢的風險。中央銀行或許通過印刷大量額外的鈔票刺激經濟，但是如果利率已經非常低的話，這些多餘的鈔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銀行保險櫃里，或者壓在床底下。因此凱恩斯主張靠改變貨幣供應量管理經濟的貨幣政策是沒有效果的。凱恩斯和他的追隨者相信財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開支的政策是讓國家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的必要措施。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貨幣政策是高度技術專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幹預經濟的形式。如果美聯儲決定增加貨幣供應，它需要做的只是從私人銀行中購買一些政府債券，通過貸記銀行的准備帳戶（reserve accounts）支付債券，實際上，美聯儲只需要印刷更多的貨幣基礎就行了。相反，財政政策牽涉政府對經濟的深度干涉，常常是用隱含價值取向的方式：如果政治人物決定使用公共工程推動就業，他們就需要決定建造什麼，建在哪裡？擁有自由市場信念的經濟學家就傾向於相信貨幣政策就足夠了，而那些希望政府更加積極作為的人傾向於相信財政政策是必須的。 [*]優先考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降低為邊緣性的地位。正如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國經濟學會發言中說的： 凱恩斯觀點在經濟學領域的廣泛接受意味著20多年來貨幣政策被除了幾個反動派之外的所有人看作新經濟知識淘汰掉的過時的玩意兒。貨幣不重要。 雖然這個說法可能有點誇張，貨幣政策在1940年和1950年代確實被輕視了。但是，弗里德曼一直努力鼓動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並在1963年與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雖然《美國貨幣史》是體現學術功力的煌煌巨著，涵蓋一個世紀的貨幣發展歷程，但是它最有影響和爭議最大的部分是對大蕭條時期的討論。作者聲稱駁斥了凱恩斯對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悲觀看法。他們說經濟的「收縮」實際上「是貨幣力量重要性的悲壯證明。」 他們這樣說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呢？從一開始，弗里德曼—施瓦茨的立場就好像有點狡猾。隨著時間的推移，弗里德曼對這個問題的解釋越發粗糙，最終讓人覺得他在思想上的不誠實，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 在解釋大蕭條的起源時，區分美聯儲可以直接控制的貨幣基數（貨幣加上銀行儲備）和貨幣供應（貨幣加上銀行存款）是非常關鍵的。貨幣基數在大蕭條早期是增加的，從1929年平均60.5億美元到1933年的70.2億美元。但是貨幣供應急劇下降，從266億美元降到199億美元。這個差異主要反映了從1930年到1931年間銀行破產的浪潮的餘波。由於大眾對銀行失去信心，人們開始把財富換成現金握在手裡而不是存在銀行里。那些倖存下來的銀行擁有大量現金，不能把它們貸出去來避免銀行經營的危險。結果貸出的款少，因而花費的錢也少，本來如果公眾繼續往銀行存款，銀行幾可以繼續把錢貸給企業。因為消費的崩潰是蕭條的大致准確的原因，個人和銀行都突然願意擁有更多現金的願望肯定讓貧困的生活更加糟糕。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宣稱貨幣供應的下降把本來可能只是普通的經濟衰退變成災難性的大蕭條，這個概念本身就引起爭論。就算我們為了辯論方便認可這個概念，我們也必須問一下畢竟增加了貨幣基數的美聯儲能否被說成造成了整體上貨幣供應下降了呢？至少剛開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沒有那麼說。他們說的是美聯儲本來可以防止貨幣供應的下降，尤其是通過在1930年到1931年的時候及時救助處於困境的銀行。如果美聯儲給陷入麻煩的銀行貸款，銀行倒閉的浪潮就可能被遏制，這反過來有可以避免公眾從銀行提取存款變成現金的決定，又可以避免倖存下來的銀行更願意把存款堆積起來而不願意把款貸出去。而這本來可能避開大蕭條中最糟糕情況的。 這里我們舉個比喻或許有點幫助。假設流行性感冒突然爆發，後來的分析顯示疾病控制中心採取的適當行動本來可以防止疾病傳染的。那麼指責政府官員沒有採取適當行動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說政府造成了疾病傳播顯然是很牽強的，或者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失職作為展示自由市場比大政府優越是牽強的。 但是很多經濟學家，更多的普通讀者接受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描述認為美聯儲實際上造成了大蕭條，大蕭條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展示政府過分干預經濟的報應。正如我上文所說，弗里德曼晚年的觀點更加粗糙，就好像是故意促成這樣的誤解一樣。在他1967年的主席發言中說「美國貨幣管理當局採取了高度通貨緊縮政策」，貨幣供應下降因為「美聯儲強迫或者允許貨幣基礎的大幅度減少，因為它沒有能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個指責非常荒誕，如果考慮到在貨幣供應下降的時候貨幣基數正如我們看到的，實際上增加了。（弗里德曼或許在指某些階段貨幣基礎曾短時間微弱下降，但即使如此，他的觀點往最好處說也是誤導人的。） 到了1976年弗里德曼對《新聞周刊》的讀者說「最基本的真理是大蕭條是政府管理混亂造成的。」這個觀點讀者肯定認為如果政府不橫加干預的話，大蕭條可能本來就不會發生。但是實際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說的是政府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管理措施，而不是更少。 為什麼1930年代貨幣政策的歷史爭論對1960年代那麼重要呢？部分因為它們成為弗里德曼更廣泛的反政府議題的養料，我們下文將進一步探討。但是更直接的運用是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主張。按照這個主張，美聯儲應該保持貨幣供應在一個平穩的，低的水平上增長，比如每年3個百分點，不要偏離這個目標，不管經濟上發生了什麼情況。這個觀點是把貨幣政策放在自動駕駛儀上，擺脫政府官員的任何自行處置。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部分是經濟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他認為貨幣供應的穩定增長將導致相當穩定的經濟發展。他從來沒有說遵照他的規則將消除所有的衰退，但是他確實說過經濟增長道路上的擺動會很小，是可以容忍的。因而確認如果美聯儲採取這種貨幣主義原則的話，大蕭條本來不會發生。伴隨這種貨幣規則下經濟穩定性的修正後的信仰而來的是如果給美聯儲官員自行處理權的話，弗里德曼對他們能力毫不掩飾的蔑視。美聯儲不可靠的第一個標志是大蕭條的開始。但是弗里德曼能指出政策錯誤的很多其他例子的。他在1972年寫到「貨幣原則應該使貨幣政策擺脫一小撮不受選舉機制控制的人的隨意性權力的控制，也應該擺脫政黨政治的壓力和干擾。」 貨幣主義在弗里德曼1959年在《貨幣穩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中首次提出後成為經濟學辯論中的強大力量長達三十年。但是今天，它成為從前自己的影子，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當美國和英國在1970年代試圖把貨幣主義付諸實施的時候，兩國都經受了讓人驚訝的結果：兩國在貨幣供應上的穩定增長都沒有防止嚴重的經濟衰退。美聯儲1979年正式採用弗里德曼式的貨幣目標，但是到了1982年失業率達到雙位數後基本上放棄了，在1984年正式對外宣布。從此以後美聯儲開始了弗里德曼譴責的便宜行事的適度微調策略。比如，美聯儲針對2001年的經濟衰退採取大幅度削減利率，讓貨幣供應以每年有時候超過10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一旦美聯儲對經濟恢復成果感到滿意，採取相反的策略，提高利率，停止增加貨幣供應。 第二，自從1980年初期以來，美聯儲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工作相當出色，也削弱了弗里德曼把中央銀行描述為不可挽救的笨蛋的說服力。通貨膨脹率保持低水平，經濟衰退除了日本外，（日本問題等會兒討論）相對來說短暫和膚淺。所有這些發生盡管出現讓包括弗里德曼在內的貨幣主義者感到驚恐的貨幣供應的起伏變化，他們預測可能出現災難，但是這些災難並沒有出現。正如大衛·瓦什（David Warsh）1992年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指出的「弗里德曼減弱了他預測1980年代通貨膨脹的鋒芒，他經常性地徹底搞錯了。」 到了2004年，布希政府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寫的《總統經濟報告》做出了高調反對貨幣主義的宣言說「積極的貨幣政策」而不是穩定的政策能夠減少經濟衰退的程度。 現在談一談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經受了大蕭條的一種小規模重演。失業率從來沒有達到大蕭條時期的水平，多虧了龐大的公共工程花費讓人口不足美國一半的日本比美國每年花在混凝土上的錢還多。但是大蕭條時期非常低的利率條件是充分的。到了1998年活期存款利率和銀行間隔夜貸款的利率基本上都是零。 在那些情況下，正如凱恩斯在1930年代說的一樣，貨幣政策證明是無效的。相當於美聯儲的日本銀行能夠而且確實增加了貨幣基數，但是多餘的日元被儲藏起來，沒有花費掉。 當時有些日本經濟學家告訴我只有耐用消費品銷售還不錯，那就是保險箱。實際上，日本銀行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增加貨幣供應。它把大量現金投入流通，但是貨幣供應的增長有限。經濟恢復只是在幾年前他們抓住新技術的投資機會後才開始的，但是貨幣政策從來沒有起到任何牽引作用。 實際上，90年代的日本驗證了弗里德曼和凱恩斯關於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理論，結果清楚顯示得到支持的是凱恩斯的悲觀主義而不是弗里德曼的樂觀主義。 第四章 1946年弗里德曼作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宣傳家嶄露頭角。他和後來也到芝加哥大學的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合作撰寫了一本小冊子《屋頂與天花板：現在的住房問題》（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這個攻擊二戰後仍然很普遍的房租控制措施的宣傳冊是在非常奇怪的情況下發表的，它是「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cation）的刊物。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2001年出版的關於現代保守運動起源的書《風暴來臨之前》（Before the Storm）中寫的，這個基金會傳播了自由市場的福音，這個主張毫無妥協簡直就像無政府主義。」「約翰·伯熙社團」（John Birch Society）的創始人羅伯特·威爾茨（Robert Welch）是經濟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主席。這次宣傳自由市場的經歷在兩個方面預兆了弗里德曼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在未來60年的生活軌跡。 首先，宣傳冊顯示了弗里德曼要把自由市場的觀點帶到邏輯邊緣的個人願望。市場是分配稀缺資源的有效方法的觀點，以及價格控製造成供應短缺、效率低下的觀點都不是什麼新鮮東西。但是許多經濟學家擔心房租突然上升的後沖力（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預測對於整個國家來說，上升可能達到30%），建議循序漸進的放寬控制，但是弗里德曼他們根本不考慮這些擔心。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這種認准單一思想成為弗里德曼的商標。他再三呼籲用市場手段解決教育、衛生、非法毒品交易等問題，除了他之外的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這些需要政府相當程度的干預。他的有些觀點獲得廣泛的接受，比如採用公司可以自由買賣的污染許可權系統取代關於污染的嚴格規定。有些觀點如教育券（school vouchers）被保守派運動廣泛支持，但是在政治上沒有多大效果。他的有些建議比如取消醫生獲得資格的程序或者廢除食品葯品管理局甚至被最保守派的人士認為是胡說八道。 第二，宣傳冊顯示弗里德曼是多麼好的宣傳家。文筆漂亮，巧妙感人，沒有專業術語，善於用精心挑選的現實世界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觀點，從1906年地震後的迅速恢復到1946年剛從部隊退役的老兵徒勞地尋找一個體面住處的困境等。同樣的風格如果配上影碟的推動，就可能讓弗里德曼的倍受稱贊的1980年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系列的標記。 1970年代初期出現的自由放任政策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的大回歸即使沒有弗里德曼也可能出現，但是他不知疲倦、異常有效的自由市場宣傳顯然幫助加快了這個過程。從任何方面評價，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管理和消除管理，集體談判的工資和政府最低工資和市場決定工資，世界已經沿著弗里德曼的方向走了很遠。比在實際政策上造成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他對傳統智慧的改變：許多有影響的人已經認同弗里德曼的思維方式，覺得他推動的經濟政策改變是朝向好的方向前進的力量，這是真的事實嗎？ 首先想想美國經濟的宏觀經濟學表現吧。我們有實際收入的數據，也就是美國家庭從1947年到2005年剔除通貨膨脹後的收入。從1947年到1976年的上半個58年，弗里德曼是在曠野中孤獨呼喚的聲音，他的觀點被決策者所忽略。但是盡管被他譴責為效率低下的美國經濟，從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方面看取得了巨大進步：實際收入中位數翻了一番還多。相反，從1976年到2005年的後半個58年，接受弗里德曼思想越來越多，雖然還有很多他抱怨的政府幹預，自由市場政策成為主流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不過，生活水平的改善遠遠落後於前一階段的增長幅度，2005年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只比1976年的中位數高23%。 戰後第二代沒有第一代表現好的部分原因是緩慢的總體經濟增長率，這個事實對於那些認為朝向自由市場方向的改變能夠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人來說肯定感到驚訝。但是多數家庭生活水平增長緩慢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的不平等的顯著加大。在戰後第一代，收入增長體現在全體人口中，但是1970年代後期典型家庭收入，收入中位數只是平均收入（包括上層少數人收入的爆長）增長的三分之一。 這就產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弗里德曼常常向讀者保證要讓工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機構比如最低工資或者工會。在1976年他告訴《新聞周刊》的讀者說強盜資本家罪惡的故事（robber barons）純粹是瞎編的神話： 美國或任何別的國家在歷史上沒有別的時期，普通人生活水平在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了這么大的進步，在這個階段沒有限制的自由主義是最粗獷的（rugged）。 (二戰後占據弗里德曼自己生涯大部分的引人注目的三十年如何？) 在他宣言後的幾十年裡，由於最低工資落後於通貨膨脹，工會在私人領域作為重要因素幾乎消失殆盡，美國工人看到的是收入落後於經濟總體上的增長。弗里德曼是否對看不見的手的慷慨過分樂觀了呢？ 公平地說，影響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因素還有很多，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歸結到弗里德曼身上。但是，考慮到認為轉向自由市場政策為美國經濟做出貢獻，大大提高普通美國人生活水平的普遍看法，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很少能找到數據支持這樣的觀點。 同樣的，弗里德曼的觀點在拉丁美洲經濟實踐上的結果也缺乏明顯的證據支持。十年前，智利經濟上的成功常常作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例子，1973年皮諾切特上台後，從安格斯（Augus

❾ 實證經濟學是一門客觀性學科嗎

我們知道，科學一詞首先源於自然領域，它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又由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來保障；但顯然，科學並非是自然學科的專有名詞，那些以科學化為目標的學科也並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學為模具。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認識科學的目的，而傳統上，對科學的目的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是為了發現有用的原則，抑或只是為了尋求解釋和真理？「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不但使我們能夠做出准確可信的預測，而且能使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對現象作出解釋，只要一個理論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還存在不可觀察的現象）就是科學的；而「工具主義者」則懷疑發現真理和作出理論解釋的可能性，而是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要發展一套工具以使人們藉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預測。盡管這兩個流派在對不可觀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論斷的解釋上存在差異，但它們一致認為科學家應當發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觀察事實的理論，使不熟悉的現象變得令人熟悉，通過發現某一現象背後更基礎的規律來解釋現象；正因如此，從廣義上理解，任何一個人們努力加以完善並提高自身認知的知識體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學。也正是由於科學中所潛藏的個人認知、信念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性的差異，我們可以把科學進一步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由於研究的是內在於人之認知的社會現象而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而自然科學則由於研究的是相對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被視為具有客觀性的學科。
其實，盡管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者往往認為，科學的知識是一種精確的、非個人的並通過遵循嚴格、明晰的規則來獲取的知識體，它僅僅以觀察數據為基礎，而不涉及觀察數據之外的任何假定實在，認知主體也不對知識作出任何貢獻，研究者僅僅服從證據，這種證據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在同樣程度上認同；相反，如果在科學的探究中滲入個人的想像、信念、判斷或認知，那麼就會因主觀主義而損害知識。然而，既然科學體現為主體對（自然的或社會的）現象的認知，那麼，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體的經驗和信念。例如，波蘭尼就認為，科學的整個目的和價值就在於它是關於實在的，所有的知識都依賴於個人的整合、判斷和承諾行為，正是這些行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們所知東西的正確性；同時，由於知識中滲入了人的認知過程，是被個人所支持和認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確的，科學只能部分地被系統闡述，根據研究者的個人判斷而被運用、修整和補充。在波蘭尼看來，基於數據的經驗主義往往不能證實科學陳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學的有效性往往以人們的感覺經驗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為基礎，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傳統逐漸灌輸給我們並被現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學家作為科學傳統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為個人預感而形成，或者（4）被認為是我們內心意識的指示。因此，現在主義方法論不能、也不應該帶給我們它所承諾的那些東西，因為科學知識和其他個人知識沒有太大的差異；相反，它只不過建立了「一種關於有效意義的堂.吉訶德式的標准，如果嚴格地執行這些標准，相當於我們自願變成了低能兒」。
然而，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式邏輯的長足發展，邏輯學家們開始探究建立形式語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語言中，邏輯關系是精確的，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從而把語言中的「語法性質」和它的意義或者說「語義性質」區分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理論必須用邏輯學發展出的某種形式語言加以表述，從理論的公理出發，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純粹形式推導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逐漸從人文性學科向構建純理論的方向發展，並經過邊際革命的沖擊而逐漸朝數理經濟學轉變。特別是，這種實證主義發展到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那裡，又進一步得到了「科學的」和「哲學的」強化；因為按照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他所提出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凡是不能被證實或反過來被證偽的理論判斷，均是非科學的，或言應該被歸結為形而上學問題而被排除在「科學」之外。正是在這鋪天蓋地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的浸染下，當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起這樣一種「想出一個研究題目→做出幾個假設→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證明→得出結論→再進行理論推測或提出政策建議」的「科學論證邏輯」功夫來了.
顯然，這種數理化傾向在20世紀下半葉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界表現得尤其明顯、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規范性問題的研究——如思辨哲學、倫理學等——都被貼上了「玄學」（形而上學）的標簽而被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所以，韋森就寫道，「在當代經濟學在各個領域大踏步前進和繁盛發展的同時，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現象，那就是在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的當代社會中，經濟學『莫名其妙地』且『自發地』走向了一個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演化發展路徑，以致於不僅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都致力於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數學語言來表述，用數學模型來構建，而且還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寫作格式，或言幾乎所有經濟學文章都按照一個套路——即先選定一個題目，再想出幾條假設，然後構建模型，進行數學推導和證明，最後證畢而達致結論——來演練。沒有這種高度形式化和技術化的論證和證明形式，任何經濟學論文都會被蔑視為是『非科學的』，是一種『storyteller』，從而從事這類研究和以這種『storyteller』形式寫文章的學者，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幾乎不能發表出文章，不能出版書籍，進而不能繼續保留大學的教職，更難能爭得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的機會」。
不過，盡管主流經濟學很快就皈依了邏輯實證主義，但科學哲學領域的專家們也很快意識到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關系遠比想像的復雜，如上面所述的波蘭尼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盡管波蘭尼的上述見解就來源於對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的思索，但這一見解也早已為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如韋伯、凡勃倫、榮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羅森伯格以及麥克洛斯基等人所闡述。例如，榮格就指出，「絕大多數自然科學都在企圖純客觀化地表述它們的研究成果，似乎這些成果的得出毫無人的參與和觀察，似乎在這些成果的產生過程中，人的精神——一種為科學研究所須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視而不見」；再如，阿德勒強調，「人類生活在『意義』的領域中，我們經歷的事物，並不時抽象的，而是從人的角度來體驗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於我們人類的看法。……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事實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看法的當代哲學家可謂廖若晨星。理論並不能以實證哲學家臆想的那種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論首先看作是語法對象的看法，對於理論的創立和應用也並不恰當」。
邏輯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以及經濟學領域之所以存在如此嚴重的局限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任何社會現象的深入探究和人類行為的實質性探討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動機和意圖；進一步地，動機和意圖也不是人類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就不是獨立的，不但存在事物與認知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還存在著認知主體和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因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象本身就是一個網路關系，其內在的規律也是內生演化的。例如，根據奈特就認為，動機或目標「不應是自然科學中『因果關系』意義上的『原因』。因為，如果用動機或目標來解釋行為，那麼它也應當被先前的事件或狀態解釋。而這意味著動機成為多餘的了，行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來解釋。動機不應當被視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關系與人類行為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最本質的不同，來源於待解釋的問題所給予的事實的性質。如果不考慮人類活動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謬誤，就幾乎不可能提出什麼關於人的真實問題」；為此，他強調，「為了解釋人類行為，必須至少引入三個因素。典型的人類行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釋；部分可由意圖或願望解釋，作為行為的絕對依據，它們是『事實』，盡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狀態；部分可由對實現『價值』的渴求來解釋，它不能劃歸實際的慾望，因為這種渴求沒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對象」。
顯然，如果說波蘭尼、榮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認知能夠適合於一般科學的話，那麼，它將更為適合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會否認，在邏輯學、數學和物理學中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僅限於對問題和方法的選擇，即社會學的解釋在過去至少兩三個世紀里沒有挑戰科學發現的『客觀真理性』。這種『客觀真理性』也許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戰，但不能只是根據命題提出者的社會地位來判別它的真偽，而只能從其他方面提出質疑。……即，邏輯性、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所研究的問題基本上和觀察者的社會地位無關，實際上也與歷史變化無關……但社會科學則不具有這種優勢。……對社會科學的發現不僅可以用質疑所有媒體的基礎的方法進行質疑，而且可以質疑它們緊緊反映了作者的階級屬性」。另一方面，經濟學正是採用奈特所講的上述第二種解釋原則——實際的慾望——來解釋實際問題，而這「也許是三種之中最為脆弱的。任何慾望的『絕對性』都值得懷疑，我們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慾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變意義和價值的系統」；實際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對自己的科學任務變化並不滿意，而屈從於公共責任的要求和為國家、為時代服務的慾望，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個人的政見和政策主張——包括直至心靈追求的整個道德人格都帶進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盡管流行的觀點往往把意識形態視為偏見的根源，認為它會「導致某些不正當行為，研究者會為了使事實或來自事實的推論符合某種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對它們進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這種不當行為和研究者展開論證的『價值前提』或辯護本身並沒有必然聯系」，而且，「辯護並不意味著欺騙」；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見的意識形態，但這種「意識形態（也）並不就是謊言，它們是以個人對它所見的所有事物的真實陳述」，更不要說，「每個其他的社會群體都（會）發展出一套保護性的意識形態，假如這些意識形態不是真誠的，那就什麼也不是」。事實上，任何經濟學的政策含義都不是像工程學結論的含義那樣是客觀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議都是技術推演的結果與價值判斷或偏好的結合；因此，經濟學本身根本離不開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考慮，經濟學家個人的價值立場和特定的價值信念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盡管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理性行為的，但是，一個具體社會關系的理性行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規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經濟行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會涉及到整個社會倫理的影響；例如，豪斯曼和麥克佛森就指出，「雖然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研究某類社會現象的『實證』科學，經濟學卻是建立在理性的規范理論基礎上的學問，且和政策制定有著特殊的關系」。
由此可見，經濟學本身具有這樣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而不是外在於認知主體的，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並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以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之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因此，經濟學不但不能滿足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那種科學標准，也根本達不到自然科學的「科學」高度。實際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客觀和科學，但正如麥克洛斯基指出的，「經濟學家很少遵循他們確立的方法論原則，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論並不是經濟學家科學信念的基礎」；相反，他們往往「是在更寬泛的基礎上討論問題的。他們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辭方法，他們在頭腦里和研討室里論辯的方式，與官方的修辭學大為不同」。
也正是由於具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學科特質，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須考慮人的主觀因素。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模仿物理學和生物學而採用所謂最大化的極值策略，但是，正如羅森伯格指出的，「經濟學家對極值理論的痴情，在經濟學與物理學和進化論的反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只要極值策略研究綱領在經濟學領域內取得哪怕是一丁點兒它在別的領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經濟學家實際上就大有理由堅持這個研究綱領，但是，200年來在這個方向上的工作，既沒有產生如物理學家發現新行星那樣的新發現，也沒有產生像牛頓力學指導下的控制機械運動的機器那樣的新技術。經濟學家在其領域內也並未取得可以匹敵生物學對『大進化』及其內在的適應和遺傳機制的理解那樣的深刻洞見。經濟理論沒有能夠取得和其他領域內的極值理論的應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樣，愛因斯坦也強調，「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里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范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盡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系。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里，由於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奪取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並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並且創立一套社會倫理准則，從此以後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著這套准則」。
其實，主流的實證經濟學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並從19世紀的物理學中抽象出了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信條：（1）科學的目標在於預測與控制，（2）只有可觀察的推論才能決定一個理論的真偽，（3）可觀察性要求客觀的、可重復的實驗，（4）當且僅當一個理論的經驗內容被證明是虛假時，這一理論才能被認為是假的，（5）應該珍視可觀察性，主觀的「觀察」或內省不是知識，（6）開爾文（Kelvin）的箴言，當你不能用數字表達某事物時，你的知識還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7）把科學推理與非科學推理、實證的與規范的區分開來正是方法論的任務。但顯然，這種「標准觀點」只不過是邏輯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假說-演繹科學模型的大雜燴，因而只有很少的當代哲學家相信這些命題中的半數，而越來越多的主要的少數哲學家則根本不相信這些東西。事實上，盡管啟蒙運動之後，西方自然科學界逐漸採用了笛卡爾和孔德等發展的邏輯實證主義研究路線，它認為「只有無可懷疑者才是真實的」，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繼承了笛卡爾式的懷疑原則；但是，自杜威、維特根斯坦對笛卡爾的懷疑主義研究綱領提出評判開始，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對這種狹隘綱領的反思已經席捲了整個西方學術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圖爾敏、費耶阿本德、羅蒂、波蘭尼、佩雷爾曼等人。
不過，盡管「作為一種科學或經濟學的方法論，現代主義可以說錯誤百出」，但是，自J.N.凱恩斯在《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並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以來，經過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經濟學就逐漸被認為是一門研究「是什麼」客觀科學，而且，迄今為止實證主義的地位在經濟學依然堅如磐石。究其原因在於，「盡管有些經濟學家有哲學傾向，但經濟學家閱讀的專業哲學數量，大概就像哲學家閱讀的專業經濟學作出一樣，深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現代主義衰落的消息並沒有傳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盡管已有由一些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制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都對實證主義作為經濟學基礎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屬於主流陣營的奈特也對開爾文的箴言評論說，「是的，而且當你能夠用數字表達他時，你得知識仍是貧乏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主流經濟學家依舊像有戀屍癖一樣堅持實證主義，充滿了對經濟學科學性和客觀性的臆想。
當然，這種科學主義方法論與芝加哥學派具有密切關系，弗里德曼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及貝克爾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為芝加哥學派定下了基調，而它的後繼者們則作了更為極端的解釋，並且隨著芝加哥學派地位的提高而成為整個經濟學的主流，這可以從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數中以見一斑；所以，麥克洛斯基感慨地說，「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個在大多數方面讓其他經濟學家頭痛不已的經濟學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論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弗里德曼方法論的一個弱化版本，居然成為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智力裝備之一——對他們來說，弗里德曼式的論證幾乎可以不經大腦，沖口而出」。芝加哥學派在中國當前學術界尤其受到青睞，因而弗里德曼的邏輯實證主義更是受到幾無任何批判的選播和應用；正因如此，韋森感慨地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很少有時間去回顧並審視一下從近代啟蒙運動的科學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實證論、再到卡爾納普新實證主義的演變歷史和潛在的問題，很少有人去花時間閱讀從20世紀30年代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到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到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理論，再到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的方面的哲學文獻，更沒有多少人去啃讀從皮爾斯、詹姆斯、杜威這些早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到當代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大哲學家奎因和戴維森的深邃艱深的理論文獻了」。
總之，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理論根本上體現在其強有力的思辨性上，邏輯實證主義希望把科學理論和「無意義的」形而上學分離開來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以實證主義方法處理理論與觀察間的關系問題往往困難重重，而且因為任何理論的發展首先需要經受得起邏輯一致性的檢驗，譬如，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那個被任何客觀差的事實支持嗎？事實上，盡管主流經濟學強調實證的客觀性，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客觀的」的數據收集和分析，也沒有任何不涉及價值觀的和不以政策建議為目的的「科學」的理論建構；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價值觀，才可以提出相對應的政策主張，因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類的社會關系和價值理念。因此，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一絲不苟地按照它（現代主義方法論）要求的去做，那就會狹隘到荒謬的程度。……如果經濟學家（或物理學家）把它們局限在經濟學（或物理學）的命題范圍內，嚴格地按照現代主義的步驟行事，他們會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說的東西了……現代主義承諾，知識應當是確定無疑的，獨立於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的；其實，它帶給我們的是一套科學家們的形而上學、道德律和個人信念，只不過改了名字叫做『科學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為科學本身就不可是客觀的，因而理論的發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結論被證實的精度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學派演變就證明了這一點。麥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科學方法論規定的那套原則，經濟學中就根本不會有凱恩斯革命這回事。直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凱恩斯主義的洞見仍然不能轉化為統計命題來表述，然而這時大批的年輕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盡管在統計檢驗中屢戰屢敗，但流動性陷阱和投資的加速數模型仍然被當作科學的常規事實，進入了經濟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現在主義的方法論可以在1936年就把這一切結束掉：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客觀的、可檢驗的、可控制的證據在哪兒呢？」同樣，「如果按照現代主義的方法論行事，那麼貨幣主義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盡管到了20世紀60年代，現代主義方法論已經有力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特別是貨幣主義者，他們是最激烈地為現代主義辯護的。但是，實際上，貨幣主義的實驗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長，但他們卻因為這些取得了勝利……在這場（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爭論中，貨幣主義真正說服人們的，完全在於他們書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豐富而機智的論證，盡管多數論證都和主要論題無關」。特別是，弗里德曼的「假設不相關」理論認為，理論越精緻就越遠離真實世界，那麼，這種理論有什麼意義嗎？也正因如此，科蘭德強調，在實證經濟學和應用政策經濟學之間應該有個清楚的界限，當我們把經濟學理論應用於具體社會實踐時不能簡單地利用實證分析的結果，而是要把「實證經濟學理論的認識轉化成能夠實現社會目標的真實世界的政策，並考慮到真實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層面」。

❿ 弗里德曼的「輪椅中的經濟學」指的是什麼

弗里德曼的被西蒙戲稱為「輪椅里的經濟學」方法論，即他著名的「只要預測准確，版經濟學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權要」論。
弗里德曼是實證主義和工具理性主義的倡導者，其方法論大部分都體現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選》一書中 。 弗里德曼繼承了波普爾的實證主義傳統，認為經濟學理論是否具有科學性，取決於其接受事實證據的檢驗 。 弗里德曼認為對理論假設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這一觀點的含義是：①假定的抽象性，帶有某種虛假性，不可能「直面現實」（基於此說而被經濟學界稱為「坐在輪椅上」的方法論）。②經濟主體的行為是非理性的。③一種理論的假設是更廣意義上的理論應用，而後者是可加以檢驗的。④實證分析對於任何一種理論都是暫時的，理論變化是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