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經濟學論文

1. 急需政府經濟學論文一篇，急急急急急急。。。

政府稅收收入的調查報告

我國經濟在經歷了20年高速增長後，已進入了穩定發展時期，稅收增長速度也呈逐年遞減的態勢。西方經濟學歷來認為，稅收是有極限的。如今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約著稅收的過快增長。那麼我國稅收的極限在哪裡，如何才能在當前的經濟形態下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呢？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我國當前稅收收入現狀

（一）稅收計劃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現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數遞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國家下達的收入計劃任務都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然後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以此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②是層層分配下達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稅收計劃一般層層分配下達至省轄市局、縣局，直至基層分局。為了確保收入任務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實到分局內的股室乃至個人。③是地方政府對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據地方財政支出的需要，在稅務系統內部下達的年度收入計劃基礎上，再追加一塊任務指標。

（二）政府行政行為過重，稅收執法秩序混亂。主要表現在：①地方政府對稅收的干預。稅務執法是依法治稅在稅收工作中的具體實踐，它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執行公務。但在一些地區，地方越權干預稅收的情況嚴重妨礙了稅收執法。特別是當稅務機關清理欠稅和查處偷漏稅案件時，有些政府領導便會出面干預，甚至施加壓力。②稅務幹部業務素質不高。當前隨著經濟發展，大量企業轉為私人所有，偷稅與反偷稅，避稅與反避稅的斗爭日益激烈，有些企業甚至不惜重金聘請會計師、注冊會計師做假帳，進行所謂的「合理避稅」。而如今稅收幹部從總體上看，業務能力、法治意識仍達不到現代經濟的要求，加上有些企業對稅收檢查工作不予配合，給稅收執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③稅收執法隨意性大。有些幹部對稅收政策、稅收規定重視不夠，加之工作責任心不強，在稅收執法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隨意性，有些稅務幹部甚至濫用職權，越權執法，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嚴重打擊了納稅人的積極性，影響了稅收收入的持續增長。

（三）公民納稅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①各地稅法宣傳流於形式。目前的稅法宣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仍停留於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稅法宣傳月，而且形式單一，內容單薄，很難與快速的經濟發展相適應。②納稅人納稅行為不夠積極。我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稅收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一些企業負責人（尤其是中小企業）文化層次較低，對國家稅法理解不夠，對納稅存在抵觸情緒，個體工商戶不向消費者開具發票偷逃稅款現象仍比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進行犯罪的行為仍不容忽視。稅務機關稅源監控手段不多，極大地束縛了稅源管理的手腳。今年我省發現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進行犯罪的表現。

二、 制約稅收收入可持續發展的成因分析

（一）稅收工作考核不合理，「依法治稅」難以實現。稅收計劃源於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指令性和相對固定性特徵。不可否認，它作為一種行政責任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時期確實有效的調動了各級稅務機關依法組織收入的積極性。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現在的收入計劃管理已明顯與依法治稅產生了矛盾。如今，很多情況下各級稅務機關為了完成計劃任務疲於應付，常常根據收入計劃完成情況決定多征或少征，於是人為調節收入進度，以均衡入庫的方式組織收入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但這種稅收收入不能真實反映一定時期的經濟提供的稅收情況，只會導致稅收征管秩序發生混亂，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害，而且從長遠來看只能使稅收任務計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

（二）盲目引進投資，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如今各地投資環境不一，為了招商引資各地政府可謂用盡了心思。但各地在引進投資項目的同時，卻忽略了地區經濟結構的協調性，從而造成地方經濟受外來因素波動影響很大。今年上半年我國出現的投資過熱現象，部分地區經濟甚至已走入了經濟發展「以量取勝」的誤區，雖然國家進行了經濟宏觀調控，但局部范圍內盲目投資的情況仍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經濟的畸形發展。

（三）稅源監控不力，不能體現「應收盡收」。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中稅源所依存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環境時刻在發生變化，稅源的流動性和可變性大大增強。而目前的稅務登記、發票管理和稅務稽查等措施，由於本身不夠完善、嚴密，加上缺乏其他相關的配套設施，很難發揮其監控稅源應有的效果，且有些地區過分強調稅收稽查職能，忽視了管理職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稅源失控，極大地影響了稅收收入的「應收盡收」。

三、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的對策與建議

稅收的可持續增長必須依靠經濟的健康發展。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稅務部門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堅持依法治稅，形成良好的稅收征納環境。①提高隊伍素質，實行依法征稅。培養稅務人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深刻體會依法履行職責的重要性和不規范執法的危害性；同時針對目前稅務幹部業務水平總體不高的現狀，強化業務培訓，使廣大稅務幹部在規范執法的基礎上，增強執法的效率和質量。②加大稅收宣傳力度，促進納稅人誠信納稅。稅收宣傳是稅收工作的民生基礎，只有讓納稅人了解了稅收的重要性，才能從源頭上保障稅收的可持續發展。③加強部門合作，形成良好的協護稅環境。建立與地方政府定期匯報的工作制度，取得地方黨政的理解和支持，確保依法治稅順利實施。此外，加強與公、檢、法、工商、銀行等部門的聯系，形成協調配合機制，實現稅務機關專業管理與社會協稅護稅力量的有機結合。

（二）堅持貫徹國家產業政策，促進經濟良性發展。①發揮經濟杠桿作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在稅收政策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收入增長將逐步趨向依靠經濟因素。在市場經濟下，市場調節一直是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在利益的驅動下，經濟往往會向極端發展，而破壞原有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必然會使經濟受外來因素影響很大，從而導致經濟的不協調發展。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現象較為突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經濟過熱，重復建廠、重復引進投資、設備和盲目擴大生產能力的情況，造成資源緊張、產品滯銷，極大地影響了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因此稅收在為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同時，應充分發揮對經濟宏觀調控的杠桿作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達到既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又能增收和培植後續稅源的目的。②用好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高新科技產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路線只是經濟發展初期的權宜之計，日本和韓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低能源消耗的高新科技產業路線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從我國的經驗來看，企業所得稅中對高新技術產業所得稅實行減免的政策，造就了「中關村」等一批以科技創造財富的生力軍，加速了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進程，對增強政府產業導向決策的科學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從經濟發展規律看，稅務部門在國家出台政策的基礎上，積極貫徹落實政策，按照產業發展方向進行鼓勵引導，必將促進地方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實現潛在經濟的增長，從而為稅收開辟新的經濟稅源。③完善環境稅收體系，促進經濟良性發展。經濟與環境是分不開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情況告訴我們，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的發展是不可取的，事實上沒有良好的環境談經濟發展也是行不通的。發達國家很早就已經利用稅收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對符合國家環境的保護項目工程採用低稅率，例如有利於保護環境、減輕或消除污染的水土保持工程，高效低殘留農葯，集中供熱，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等投資項目。我國從1982年也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例如對工業企業超標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廢渣徵收排污費，這些措施對於遏制環境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建立環境稅收體系，通過稅收的手段從源頭堵塞污染，將從根本達到經濟增長和環境優化雙贏的效果。

（三）加強稅收預測分析，提升稅源監控水平。①建立稅收能力估算體系，增強收入計劃制定的科學性。上級局在強調增加稅收收入的同時，應充分考慮地區經濟的承受能力。從宏觀來說，收入計劃只有與經濟規模、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效益狀況相適應，才能與依法徵收取得的收入在數量、結構、方向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只有科學地分析經濟與稅收的內在關系，把稅收計劃與實際征管緊密結合起來，將組織收入工作建立在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之上，才能使收入計劃與實際稅源相適應，才能促使各級稅務機關尤其是基層稅務機關加強稅源管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人為因素和異常變動因素對組織收入工作的影響，從而在源頭上保證收入的真實性。②加強稅收預測分析，為稅收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在稅收管理中，對客觀經濟稅收的科學預測是稅收工作作出正確決策的前提。科學的稅源預測體現了稅收經濟規律、稅收管理狀況和稅收發展趨勢，是實現稅收管理的第一手資料。利用科學的預測方法對稅源分布及可能的稅收成果進行預先推測，有利於確定正確的稅收工作方針，及時安排措施，實現「應收盡收」。③建立社會化稅收監控體系，實施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稅源監控就其內涵而言其主要作用是防止並減少稅款流失，就其外延而言是稅收工作各個環節和崗位的有機結合。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抓好稅源監控，就等於牢牢抓住了組織收入的主動權。從目前的情況看，稅務機關應加強重點行業稅源監控，同時在對企業的生產、流通以及廣泛的經濟領域進行監控的基礎上，夯實好納稅評估、納稅企業信譽等級評定及欠稅公告等稅收征管模式的新因素，有效監控稅收的全過程，實現稅源監控工作從源頭抓起，確保稅收收入的可持續增長。

2. 運用政府經濟學，理論聯系實際撰寫一篇1500字左右的小論文

請先採納我為的最佳答案，否則我是不會發給你的。。別怪我，我也是受害者，每次內給別人提供幫容助後都不採納我，還故意挑毛病找理由，我做這些事情也是要時間要費腦子的，花時間弄出來什麼也得不到，換要挨罵。。我弄這些東西不就是為了這幾分嗎。做事講的就是誠信，你信我你就採納然後我發到你郵箱，不信我也沒辦法。反正我是不會當好人了。

3. 政府經濟學作業2 題目：以「政府支出」為主題，理論聯系實際撰寫一篇不少於1000字的小論文。

政府支出對居民的影響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費、轉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資三個部分。政府消費和轉移性支出對居民消費都有直接影響，特別是與公共服務相關的政府消費和轉移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尤為明顯。國際經驗表明，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支出的增加，不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這方面的消費，間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還會減少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心，進而增加其他消費。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和機構研究我國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論差別很大，但都認為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支出對居民消費是促進的。因此，政府支出結構調整對居民消費結構、消費水平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的支出有較快增長，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但這些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沒有明顯變化，還顯著低於國際平均水平，並已對居民收入和消費產生較大影響。
1992—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所佔比重從84%下降到61.3%，其中預算內教育經費佔比從62.1%下降到55.4%；學費和雜費所佔比重從5.1%上升到18.4%。2003年以後，隨著社會教育經費的增加，以及國家相關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學雜費比重終止了持續上升的趨勢，穩定在18%左右。而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更是大幅下降，使得個人的衛生支出比重上升，居民醫療衛生消費支出比重提高。
1985—2001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從38.6%下降到的15.9%，社會衛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趨勢，而居民個人衛生支出比重從28.5%上升到60%。另外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最大和較大的是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其中，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經營性收入則使城鄉居民收人差距縮小。
1990—2007年，工資性收入差距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最大，超過80%；其次為轉移性收入，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率超過了30%。由於轉移性收入的主體是離退休金、價格補貼、社會福利救濟等財政性資金的轉移支付（佔60%—70%），因此這種轉移性支付實際上加大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對農村居民的補助不夠。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資不足，導致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斷上升，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過快，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並降低居民消費傾向。今後，我國政府將進一步優化政府支出結構，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內需、調結構方面的中長期作用。

4. 用政府經濟學知識聯系實際寫一篇1500字論文

今年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因為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2007年夏天，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經過一年的震盪，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一場歷史罕見、沖擊力極強、波及范圍很廣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大調整，增長明顯減速，使我國外需急劇下降，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這一沖擊與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積蓄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長，其中，2003年至2007年在我國經濟本輪上升周期中又連續五年保持了10%以上至13%的高位增長。由此，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尤其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變。這就使我們面臨著極其復雜和嚴峻的形勢，特別是加大了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2008年上半年，我國一些經濟指標的運行還比較正常，但下半年特別是10月之後，急速惡化，跌勢迅猛。一些指標（如GDP、工業增加值等）的增速大幅下降，一些指標（如發電量、鐵路貨物周轉量、全國財政收入、出口和進口增長率等）出現了多年來未有的負增長。企業經營困難加重，失業風險劇增。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其對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的影響都還在繼續蔓延和加深。其對我國的影響也已從沿海向內地、從出口行業向其他行業、從中小企業向大企業延伸。經濟增長下滑過快，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不扭轉這一趨勢，就難以維護經濟正常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全力應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扭轉經濟增長下滑過快趨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就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能否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對我們能否駕馭復雜局面的重大考驗，是對我們能否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檢驗。 為完成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最直接、最關鍵的工作就是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經濟管理職能，其作用就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運用相關的政策工具，調節經濟運行，熨平經濟波動，保持宏觀經濟總體的平穩健康發展。特別是在遇到經濟衰退、金融危機而市場自發調節失靈的情況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在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採取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金融救助措施和經濟刺激措施。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我國的宏觀調控在方向上和政策選擇上也及時、果斷地進行了重大調整。由2008年初的「雙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調整為2008年中期的「一保一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到2008年第四季度又調整為「一保一擴一調」（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相應地，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緊的貨幣政策調整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並出台了一系列相關的重大措施。今年，為了完成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個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必須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正確把握調控的方向、重點、節奏和力度，增強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落實好已出台和陸續出台的各項政策措施。

5. 要寫篇關於政府經濟行為研究的論文，請問政府經濟行為包括哪些提供公共物品算嗎

以下是一篇有關研究性論文：

WTO下的政府經濟行為研究

關於中國加入WTO的《中國議定書草案》十九個條文，全部針對國家政府行為而確定，這一嚴峻的現實要求我們還對WTO規則的本質——限制政府直接或間接採取一些可能扭曲貿易流動手段的能力——具有深刻而透徹的理解。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幹預經濟運行規則的經濟法學，直接以政府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因此，WTO中關於政府經濟行為的若干規則，將對中國現行的經濟法制度和理論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WTO與經濟法具有目的一致性、功能互補性以及規則契合性[1]。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法學的發展並為將政府經濟行為作為研究的重點，只是在近幾年才開始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2]。我們認為，目前關於經濟法理論中對於經濟法最為重要的主體——政府及其經濟行為的關注是極為不夠的。中國加入WTO以及WTO規則的本質則為經濟法學在新的視角下研究政府經濟行為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法學在未來若干年內應該遵循與WTO本質一致的原則，廣泛深入地展開對政府經濟行為的研究。

一、WTO對政府經濟行為的挑戰

WTO是一個以市場為走向的，提倡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組織， 通過對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的消除，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來鼓勵國際貿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這一價值趨向。從總體上看，WTO規則最直接的影響在於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間接採取一些可能扭曲貿易流動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項最重要的基本原則——非歧視、互惠、市場准入和公平競爭，以及它的五項功能——促進多邊貿易協議的實施運作、為已涉及的議題提供談判場所、執行爭端解決的諒解、執行貿易政策審議機制、與世界銀行和IFM合作達到全球經濟政策決策的進一步融合。這些原則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對成員國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圍；其次，WTO體制中各項有約束力的條約或規則進一步明確了具體領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規則體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個成員作為廢棄或損害市場准入的承諾而對之提出異議和反對。在「准自動性」的爭端解決機制下，任何一方均無法阻止專家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的通過，從而導致要麼自行修改與WTO規則不一致的國內措施，要麼面臨賠償性措施的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加入WTO以後，中國現有的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將會受到巨大挑戰。根據我們已經作出的承諾，中國政府的經濟行為必須作出重大調整，甚至是重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才認為「關貿總協定的規則是對我國政府權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3]。

加入WTO對中國政府經濟行為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從經濟法研究的角度，我們將其歸結為四個方面：

（一）政府經濟行為范圍、手段和方式的轉變

WTO的核心是貿易自由化，這一基本原則要求賦予市場主體自由的選擇權與自決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主經營，在市場機制下自由貿易。這一原則首先對中國傳統的政府經濟行為的范圍和手段提出了挑戰，要求我們徹底改變長期以來政府對微觀領域的經濟活動進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對經濟活動全面干預的經濟管理范圍。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員國的企業凡是注冊登記後，除了有在國內市場上的銷售權以外，都享有進出口的權利。而我國現在並不是所有企業都有外貿經營權，除了外貿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外，只有一些重點企業和大型企業經過國家批准有進出口權。同樣，在進口產品的數量限制上，中國一直實行的是非關稅控制，包括進口許可證和進口配額。這些做法不僅違反貿易自由化的原則，也違背了公平貿易原則。現在，我國已作出承諾，外貿經營權要由審批制變為登記制，同時改革不規范的進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時，政府經濟行為除採用傳統的直接管制、命令與服從手段外，亦需採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協商基礎上的柔性而非強制性的手段，如指導、契約、計劃（指導性、非約束性計劃）、預警、服務等，讓市場主體有更多選擇的自由。

（二）政府經濟行為的程序化和公開化

政府經濟行為的實施必然會給市場主體的貿易活動及其結果帶來影響，最終影響貿易自由化的實現。因此， WTO對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僅確立了以程序公正來保障實體公正的原則，而且有相當多的關於程序的具體規定，如知識產權保護、許可證的發放、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稅的徵收都有明確的程序規定，政府行使經濟管理權必須遵循既定的程序，並公開政府經濟行為的程序。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經濟行為，解決權力過程的失控問題，防止政府經濟行為對貿易主體經濟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損害後果發生，也給受害主體提供補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貿易主體可以合理預測政府經濟行為對自身利益可能帶來的影響以便作出有利的經濟決策。而在我國，政府經濟行為的程序與透明度都十分有限，這將是更大的挑戰。

政府經濟行為中最為大量和最具影響力的是通過制定和發布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對不特定多數人的行為進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場功能的重要途徑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稱的「紅頭文件」。根據我國有關組織法的規定，國務院可以發布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門及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可以規定行政措施、發布決定和命令；《地方組織法》第61條規定，鄉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決定和命令。這些「行政措施」、「決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規范性文件，它們的范圍廣、數量大、層次多。過去，這些規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圍有限、有的甚至就沒有公布、也沒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後，凡是與貿易有關的規范性文件都將接受透明度原則和貿易審查機制的約束，如果不符合WTO規則，極有可能引發貿易爭端，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甚至有可能引發貿易制裁。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政府經濟行為如何實現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三）政府經濟行為終局性的喪失

WTO為了保證自由貿易目標的實現，規定了較為全面的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審查作為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也就是說，與WTO成員國政府行為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均可以請求成員國國內法院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尋求救濟。這一原則對我國政府經濟行為的終局權威性提出了挑戰。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司法審查的范圍僅限於法律規定的具體行政行為，主要是侵害公民財產權、人身權的行為；司法審查的內容僅為合法性審查，不涉及行為的合理性或適當性。並且，我國法律還規定有一些行政終局裁定的行政行為。這些規定與WTO的司法審查原則是直接沖突的。WTO司法審查的范圍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經濟行為，如GATS第6條第2款（a）項規定，「每個成員應維持或按照實際可能，盡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請求下，對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決定作出迅速審查，並在請求被證明合理時給予適當的補救」。根據GATS的上述規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權力的非政府團體在作出影響服務貿易的抽象行政行為時，應當接受司法審查。又要求將部分終局裁決行為須納入司法審查范圍， 根據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目前我國有關終局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主要如商標法第22條、第27條、第29條、第35條的規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條的規定，行政復議法第14條、第30條第2款的規定等。根據WTO和中國的承諾，應當接受司法審查的行為包括獲得或者頒發進出口許可證、許可或配額有關的行為，為保障措施或國際收支目的或針對不公平貿易而採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關條款所指的行政行為等。當事人如果對這些行為不服申請國務院裁決後，應當可以申請司法審查，除非國務院放棄接受申請並作出裁決的權力。

（四）政府經濟行為統一性的強化

自由貿易必須有平等的競爭環境和統一的市場規則，WTO的各種規則最終都為統一的國際大市場而建立，因此，成員國政府必須承擔的一項義務就是保障WTO規則的統一實施。《貨物貿易總協定》第34條第12款明確規定：「締約方應當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適當措施，保證在它的領土以內的地區政府和當局、地方政府和當局能夠遵守本協定的各項規定。」《中國議定書草案》也專門承諾：「中國政府保證WTO協定以及本議定書在其整個關稅領土內，包括國家一級以下政府部門，統一實施。」從理論上講，我國的國家結構、立法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為WTO規則的統一事實提供了保障。但從現實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護主義對WTO規則的統一實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地方保護主義表現在經濟方面，是地方政府從當地的經濟利益和財政利益出發，對於本地與外地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往來進行不適當的干預，如對本地資源的輸出加以禁止、對外地產品實行打壓或封鎖，以圖保護當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護主義造成國內的統一市場遭受嚴重破壞，各地區自成體系、各自為政、各自為戰，市場分割，互築藩籬、阻塞流通、重復建設、盲目發展。地方保護主義也使競爭的公平性破壞殆盡，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各個企業的條件、環境、實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護下，優勢企業不能參與競爭，劣勢企業和劣勢產品可以安然度日，無需面對競爭。地方保護主義在執法和司法中的表現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務地方經濟為名，保護本地的非法產業，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標；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實行區域性或行業性保護，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等等。從本質上講，地方保護主義是人為的而不是經濟發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強制性封鎖而不是市場的自發運動。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從根本上違背了WTO的貿易自由原則，不利於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也不利於中國參與國際大市場的競爭。由於地方保護主義與WTO的公平競爭原則、不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等基本原則相沖突，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二、政府經濟行為規范的經濟法意義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WTO作為一種特殊的法律機制，它的直接目的在於排除政府行為對自由貿易的干擾，是對各成員國政府經濟權力的一種限制，它所設計的各項制度以及以貿易報復為手段的爭端解決機制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服務的。在中國，如果沒有與WTO規則體系相適應的法律規則，我們加入WTO以後將十分被動。

但是，只要我們簡要回顧一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經濟行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經濟行為規范為核心的新思路構建經濟法理論框架的重要意義。

（一）對中國政府經濟行為的基本認識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作為以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徵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一直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形成了一種高度行政化的經濟運行體制。在這種體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觀經濟決策的理論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於中央政府內部，並通過行政網路和強制手段迅速擴散到經濟各領域，各經濟主體為貫徹中央政府決策而啟動；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各級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權也在各級政府手中，一旦宏觀經濟形勢出現緊急情況，政府則依據龐大而有效的行政網路迅速強制地進行緊急剎車，宏觀經濟形勢的控制權又回歸到政府手中。換言之，啟動中國經濟的主體是中央政府，制動中國經濟的主體還是中央政府。在啟動之後，制動之前的中國經濟是行政約束下的「不完全」經濟運行。沿著這一線索，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政府——中國經濟運行的中樞。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政府經濟行為直接左右著中國經濟的啟動、運行、剎車的全過程。現實的中國經濟不能忘記，也無法完全擺脫歷史的慣性。

中國現階段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質上也就是各種市場經濟主體與國家之間權力的調整與再分配，即企業自主權的不斷擴大，對應於政府對企業行政干預和調控權力的逐步萎縮。但不能因此就把這種政府對企業行政干預和支配權力弱化的趨勢推演為政府經濟行為和經濟職能總體弱化，並據此認為，體制改革將逐步否定政府經濟行為的意義。我們知道，改革作為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構造，必須首先樹立一個絕對權威的主體來制定政策，操縱各種經濟桿杠，推動改革的進程。毫無疑問，這個主體只能是國家。也就是說，經濟管理的許可權過於集中於政府，但改革這種狀況還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預與權威，政府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行為特點仍極大地影響著經濟改革的進程。且不論在市場發育成熟的私有制國家，由政府經濟行為所體現的國家干預仍然是全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單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我國企業在過去舊體制下完全依附和從屬於國家的這種狀況雖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變化。然而，無論是現在企業模式轉換階段，還是將來企業模式成熟、定型階段，企業的完全自主獨立都是不可想像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改革的事實就表明，企業行為仍是處於從屬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實際進展取決於政府權力的讓與。在改革初期的擴權、放權中，企業只是擴權、放權的客體；在後來廣泛推行的承包制中，雖然給予企業討價還價的權力，但從本質上說，承包制仍然是企業對政府要求的一種允諾。此外，企業自發的各種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許可下才具有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問題不在於政府是否允許企業獨立，而在於企業實際上不能完全獨立。這除了宏觀上分層管理的緣故外，還由於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國家直接控制著資源所有權、資產所有權這樣的事實。只要國家所有權不完善，就不會有完全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而只要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企業就不會中斷對國家的依賴。更何況，國際經驗已經證實，不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必須參加國際競爭，但從其與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的關系來看，這些國家同目前各發達國家相比，明顯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正是不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所面臨的一大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從世界一些後起國家的工業化經驗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加強國家的作用，即充分發揮政府 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前蘇聯、日本、前西德、東南亞國家等都是這方面的例子。中國是世界上生產力不發達的國家之一，我國的國內企業生產水平同發達國家、甚至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都存在著很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各企業自身力量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必須依靠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資產實力來扶植國內企業的發展，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可以斷言，政府經濟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忽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說在改革以前，政府經濟行為主宰著整個社會經濟運行過程的話，那麼，在改革中政府經濟行為仍然是決定著改革整個進程的核心與中樞力量。

（二）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的經濟法意義

現代市場經濟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政府承擔著廣泛的宏觀經濟管理職能；同時，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間接控制的社會經濟資源同企業、消費者一道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由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決定，政府本身即作為經濟體系結構中的「內生變數」而存在，成為社會制度演進、變遷的內在動力。因此，政府在影響經濟運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設置完備的制度框架和行為規則來保證政府經濟行為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正確性，作為研究國家干預經濟運行的法律規范體系的經濟法，當然要研究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法律規范問題。然而，在過去相當長時期內，經濟法學界對於政府經濟行為卻研究不足，重視不夠，諸多經濟法論著幾乎沒有政府經濟行為研究的內容。這種只注重研究經濟法規則、規范體系及其結構的現象不僅直接影響到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而且與現代法學由「法即規則」向「法即行為」[4]重心發展的道路相左，亦與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日趨重要的現實不相符合。事實上，研究規范化運作的政府經濟行為具體作用領域、方式與手段等問題，即是對現代經濟法政府（國家）干預、調控經濟運行這一本質的詳細闡釋與分析，例如，政府經濟行為的發動階段體現政府幹預、調控經濟運行的動機與目標；實施階段體現政府在一定動機驅使和目標引導下所採取的行為方式與手段；完成階段體現政府目標得以滿足、實現的程度與效果。從政府經濟行為這個嶄新的角度考察經濟法的觀念與制度，能夠確立政府經濟行為作為核心范疇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突破、拓寬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傳統研究領域。

注釋:
[1] 參見呂忠梅、鄢斌《面向WTO發展中國經濟法》，載於《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2] 我於1994年開始申報有關政府經濟行為研究的課題，但始終被認為不是法學研究的內容而遭淘汰，經過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這一課題。課題申報的過程清楚地反映了經濟法學界對政府經濟行為研究意義的認識程度。現該課題成果：《規范政府之法——政府經濟行為的法律規則》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3] 沈敏榮《WTO與中國經濟法的發展》，載於《現代法學》2001年第4期。

[4] 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頁。

太多了，您可以到以下做參考：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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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急需政府經濟學論文一篇

給點分撒

針對金融危機「中國責任論」的反駁

無論是私有制國家還是公有制國家，社會生產的目的都是製造商品，製造商品的目的又是為了把商品銷售出去，從而獲得利潤，人們為了生活就要購買商品，而購買能力來源於人們的工資和利潤。因此社會生產的本質有兩個：一是製造消費性商品，二是製造社會購買力。

在社會生產中，當製造的消費性商品與社會購買力處於平衡時，經濟就會處於平穩的狀態，一旦失衡，經濟就會出現問題。當製造的商品多於製造的購買力時，商品就會出現積壓，當製造的購買力多於製造的商品時，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在一定程度上每個人都是資本家，我們存在銀行的貨幣資本會通過銀行投資到社會生產中去，從而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如果要維持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能力之間的平衡，人們就必須要把自己的利潤與工資除了消費，就得完全投資到社會生產中去，再轉化為新的社會需求。但現實的社會生產卻不是如此，因此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就無法消除。

在傳統經濟理論指導下的社會生產中，經濟規模是以貨幣的形式表現的，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同樣幅度的貨幣增長，而商品是由生產性商品與消費性商品組成的。隨著經濟的增長，貨幣總量的增加要超過消費性商品總量的增加，而這些超額發行的貨幣會以財政開支的方式（如各種福利或向非商品生產性領域投資）轉化為工資與利潤，最終轉化為整個社會的需求能力，而這個過程並不會增加商品供給。另外政府的財稅收入也會向非商品生產性領域投入，如對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最後都會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這時社會的需求能力就會暫時性超過消費性商品的供給。

利潤的再投資也會轉化為工資與利潤，而擴大再生產的消費性商品有一個滯後效應，在一些特定的行業，商品產出的滯後期還非常長，如：新產品的研發、企業的固定資本、房地產、汽車等領域的投資，是一次性地轉化為工資與利潤，但其消費周期卻很長。這種滯後效應也會使社會需求能力，暫時性超過消費性商品的供給，從而出現社會需求能力的相對過剩，社會需求能力的相對過剩表現在消費領域就是通貨膨脹。當投資停滯時，社會生產領域中產生的社會需求能力就會急劇下降，而商品的供給卻依然會不斷地擴大，最終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就會爆發，從而出現經濟危機。

在市場經濟下，利潤的擴大再生產並不是簡單的擴大再生產，資本總是向低生產成本的商品生產方式流動，而不是單純地向高技術、高生產效率的商品生產方式流動。隨著經濟的增長，勞動力價格開始上升，為了減少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開始向高技術生產方式流動，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不斷升高，科學技術在商品生產領域的運用也越來越充分，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產業升級換代。商品生產是有眾多的企業完成的，各個企業間的生產效率是不同的，在資源與勞動力價格相同時，資本利用效率高的企業利潤率就高，高利潤率能進一步促進這些優秀企業使用自身利潤或吸收外部的資本擴大再生產。這時同樣的資本就能生產出更多的商品，商品的增加會使商品的價格開始下降，整個行業的利潤率也開始下降。一些低生產效率的微利企業開始出現虧損與倒閉，這些低生產效率企業的倒閉，為優秀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資本與市場空間，隨著這些優秀企業的擴張，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得以快速提高。這時人類可以開采、使用更多的生產資料，並以更高的利用率創造出更多的商品，這才是剩餘價值擴大再生產使人類財富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

在自由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中，雖然利潤率在不斷下降，但是隨著投資的增加，利潤的總額卻會不斷地增長，這時各個行業的剩餘價值依然會投資到商品生產領域中，從而維持商品生產與消費能力的平衡。當各行業的利潤率降低到一個臨界點時，再增加投資會使利潤率進一步降低，這時利潤的總額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出現降低，於是投資就會出現大幅萎縮，從而使各個行業的剩餘價值停滯下來，無法再投資到商品生產領域中。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開始失衡，這時經濟就會出現問題，如果這種狀況不能得到改變就會爆發經濟危機。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會維持這種簡單的再生產，使供給與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從而能使商品的生產與銷售維持平衡，這就是公有制的優點。而自由資本主義生產的逐利本性，使這種簡單的循環生產永遠也不會出現，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法避免的根本原因。

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有一個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決定競爭勝敗的不是生產效率，而是商品的生產成本，因此低勞動力成本會阻礙大機器與先進技術在商品生產中的運用。這種情況從國際貿易上觀察的最為清楚，以中美貿易為例：中美之間巨大貿易順差的原因不是因為中國的生產效率、水平與技術高於美國，而在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遠遠低於美國，因此中國在生產效率、水平與技術上雖然低於美國，但商品的生產成本卻遠遠低於美國的生產成本。在勞動力成本存在嚴重不平衡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資本為了追逐利潤，就會向低勞動力成本的發展中國家流動，這樣最終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是造成全球總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從而使生產同樣多的消費性商品所消耗的生產資料更多，同時污染也更加嚴重，隨著經濟的發展，最終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產資料的浪費將會阻礙人類的發展。二是大量的資本流向低生產成本地區後，生產同樣的商品所付出的工資總量就會減少，即全球性的需求能力降低，最終整個世界會出現商品供給大於人類的實際需求的情況，從而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或衰退。

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以來，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危機與危機之間的間隔表現了一定的規律性，在19世紀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經濟危機，自1900年危機之後，直到1937～1938年的經濟危機，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發生一次危機。用於社會生產的科學技術，在發展中具有跳躍性，當一種關鍵性技術出現後，人類的生產力水平開始快速提高，隨著關鍵技術在生產領域的充分應用，生產力水平的增速開始減緩乃至停滯，如：蒸汽機的發明徹底改造了人類的生產方式，隨著蒸汽機技術被充分利用後，整個社會的發展開始減速甚至是停滯。當內燃機的發明與化工產業的技術創新出現後，以石油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開始了，世界經濟又開始了高速增長，隨著這些技術的充分利用，整個社會的發展又開始減速與停滯。計算機的誕生與應用徹底改造了社會生產的各個行業（包括各行業的管理），人類整體的生產效率得以大幅提高，這是上世紀中期以來，世界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根本。而經濟危機周期時間的不同，主要是由科學技術自身的性質決定的，當科學技術在商品領域的應用減緩甚至停滯時，商品生產的利潤率也會降低，而以追逐利潤為直接目的資本主義生產，不會進行利潤率趨於零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時投資就會急劇減少，從而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爆發。

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是以蒸汽機、煤炭為動力基礎，這種經濟的商品生產模式與以往的經濟模式相比，發生了質地飛躍，商品的生產規模快速增大，這是商品供給出現相對過剩的內在根本原因。進入到20世紀後，資本主義的經濟開始以內燃機、電力、石油為動力基礎，這時商品生產的規模、能力與速度得到更大的擴展，經濟危機爆發的時間也就相應地縮短。19世紀是以蒸汽機、煤炭為動力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決定了這種經濟模式的經濟危機周期時間是十年左右，而進入到20世紀後，以內燃機、電力、石油為動力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決定了這種經濟模式的經濟危機周期時間是七、八年。

1929～1933年的大危機是最嚴重的一次，這次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被稱為「三十年代的大危機」。這次大危機內在的原因是：內燃機、電力、石油為動力基礎的科技創新出現後，這類科學技術被迅速應用到社會生產領域中，而這時在社會生產領域中的管理制度也出現了重大突破，最有影響的兩大突破是：亨利·福特的流動裝配線引發了一場新的工業變革，即如何充分使用科學技術，從而使現有的科學技術能在社會生產中達到最大化；泰勒把管理作為一種分工獨立出來，使管理成為一種真正獨立的科學，管理科學的發展使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結合效率出現了質的飛躍。另外以內燃機、電力、石油為動力基礎的經濟模式，又引發了一場基礎建設的高潮，如公路、飛機廠與發電廠的建設等，這種經濟的高速增長使經濟出現了大量的泡沫。當生產性技術與管理性技術都達到了一個相對的頂峰，而無法再出現新的突破時，商品生產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投資開始大量減少，從而使社會需求能力急劇萎縮，最終爆發激烈的經濟危機。

傳統的經濟危機：當投資高潮結束後，那些投資類生產企業的生產開始出現萎縮，整個社會需求能力的增加就會減緩，經濟高漲期積累的大量沉澱性社會需求能力，會使我們的消費維持一段時間而不會馬上萎縮，這時社會需求能力的增加總額開始低於實際的社會消費總額，如：失業者雖然暫時沒有收入，為了生活他們會用以前的積蓄來繼續消費。沉澱的社會需求主要集中在金融系統內，這種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首先表現在金融系統，沉澱的財富規模開始縮水（即金融系統開始失血），此時最先做出反應的是股票市場的暴跌。銀行在這個時期反而暫時沒有危機，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銀行都有一定比例的資本准備金，少量的失血不會給銀行帶來危機；二是股市受心理預期的影響較大，當股市經過一個繁榮期後，一旦出現下跌就會引起人們的過度拋售。

商品生產的產出滯後於投資，這時投資雖然減緩，但商品的供給卻依然在不斷增加，最終會造成商品供給大於社會需求能力，商品就會出現積壓，企業的生產與銷售開始出現問題。一些企業開始出現虧損甚至是破產，工人的失業情況開始加重，從而使銀行的回籠資金大量少於流出的資金，當銀行的資本准備金消耗怠盡時，真正的金融危機開始爆發。投資銀行的資本准備金比例相對較低，因此危機一般首先從投資銀行暴發，隨著危機的繼續擴大，當危機傳遞到商業銀行後，人們沉澱的大量需求能力就會消失怠盡，整個社會的需求能力急劇過度萎縮，從而使危機傳遞到實體經濟中。

實體經濟的固有特性，又會把危機擴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投資大幅萎縮時，投資類實體企業的生產會急劇萎縮，這時社會失業率開始上升，但商品生產的滯後性，使消費性商品的供給不但不會減少，而且還會在一定的時間內繼續增加，從而使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的矛盾加劇。二是在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過程中，都有一定的庫存即存量商品，當社會需求急劇減少時，為了消化存量商品，商品生產就會出現短暫性停滯。這時社會的失業率會被過度放大，從而使社會需求出現嚴重的過度不足，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就暴發了。只有存量商品被消化後，社會生產才能得到有效恢復。存量商品的消化期一般需要4-6個月，在消化期中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與實體企業沒有受到大的破壞，經濟就能成功軟著路，因此一個國家能否順利度過存量商品的消化期，是它們能否快速擺脫經濟衰退的關鍵期。

滯漲期：自1929～1933年大危機後，凱恩斯的政府幹預理論開始被人們接受，凱恩斯政府幹預理論的實質是：政府通過各種積極的財政政策，將其徵得的稅收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向社會提供個人收入，轉移支付的形式主要是各種福利、社會保障與對非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如：加大對非商品生產領域（如大規模基礎建設）的投資，這種投資能在不增加商品供給的情況下，『生產』出大量的社會需求，從而暫時性維持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平衡。供需的平衡能有效維持企業的利潤率不出現急劇下降，使社會平均利潤率能維持在臨界點之上，從而使社會投資不會出現急劇萎縮與停滯。二戰後美國政府開始實行凱恩斯的政府幹預政策，後來的干預政策又增加了針對防止投資過快而引起的經濟過熱，使社會需求的增加更加合理而持久，從而使經濟的發展相對更加平穩。如：在1929年以前，美國人幾乎不曾從政府那裡取得過收入，所有的收入都是在商品生產領域中通過工作與投資獲得的，而到了1999年，美國人個人收入中的13%是來自政府的轉移支付，這種轉移支付只增加社會需求能力而不額外增加商品的供給，從而有效地維護了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間的平衡。

如果沒有技術創新來維持利潤率的增長，最終商品生產的利潤率將會歸零，沒有利潤就沒有擴大再生產，這時的商品生產就是一種簡單的生產-銷售-再生產模式，國家財富（商品生產規模）就會保持不變。而自由資本主義生產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商品生產根本不會保持這種平衡，因此任何國家干預政策只能延緩矛盾爆發的時間、減弱矛盾爆發的破壞性、使危機後復甦的速度快一點，而不能消除經濟危機。停滯與膨脹並存的現象（即滯漲），是凱恩斯的政府幹預政策實施後才出現的一種經濟現象，在滯漲期中，如果有突破性的新科學技術被應用到社會生產領域中，就能有效地阻止經濟危機的爆發，使社會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

對於金融機構來說，最為穩定的資金來源是儲蓄存款，而美國是一個低儲蓄率、甚至有時是負儲蓄率的國家，因此低儲蓄率與過度消費，是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那些沉澱的社會需求能力，本來是要平衡滯後的商品供給，但卻被錯誤的提前釋放出來，使國家經濟（即投資與消費）嚴重過熱，從而造成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國家經濟過熱時，要注意控制儲蓄與過度消費，如：當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時，最有效的辦法是大幅提高房貸的首付比例，從而有效遏制過度消費。

美國金融系統的私有制本質，是造成美國金融政策過度積極的根本原因。並不是美國人不儲蓄，而是私有化的逐利本質使美國人的儲蓄被全部釋放出去，從而使美國基本上沒有凈儲蓄率。具體是通過兩個方面釋放的，一是商業銀行把公眾的存款，盡可能多地以放貸與投資的方式，釋放到社會生產與消費中；二是過度的債卷與金融衍生產品，吸收了公眾的大量存款。美國這種激進的金融政策使本應該沉澱的社會需求被提前釋放，一部分被釋放為投資資本，另一部分被釋放為社會需求，從而造成經濟嚴重過熱。

一旦世界經濟與投資減速，社會生產中所產生的社會需求就會低於實際的社會需求，這時貨幣流入金融系統的總量就會少於流出的總量，金融系統開始失血，而美國沒有大量的凈儲蓄來維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最終這種收支失衡會使美國的金融系統崩潰（即流動性匱乏），這才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另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品，並不是引發金融危機的根本，它們只能使金融危機爆發的更加激烈一些。金融系統的崩潰又會使社會積累的沉澱需求化為烏有，而在商品生產中所產生的社會需求能力總量卻遠遠低於商品供給的總量，這時經濟危機就會在實體經濟中暴發。如：中國如果採取美國的積極金融貨幣政策，將會有超過10萬億人民幣的凈儲蓄被釋放出來，中國的商品生產規模（即GDP）將會被放大約20%，這會造成商品生產嚴重過剩，一旦出口與投資減少，激烈的經濟危機就會暴發。

作為虛擬資產的股票，與貨幣（包括債卷）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股票市值主要反應貨幣的流動性狀況，同樣市值的股票與貨幣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股票的市值並不能反應財富的真實狀況，它包含著巨大的泡沫，如：從2007年年底至2008年11月28日,兩市總市值共蒸發約20萬億,兩市流通市值蒸發逾5萬億，若以0.6億人參與股市計算,人均損失至少在8萬，這種觀點犯了本質的錯誤。股市的本質：股市本身不直接創造財富，當資金凈流入股市時，股票的總市值就會增加，反之市值接會縮水。這中間雖然個人的貨幣市值有變動，但社會的總體貨幣市值，並不會因股市的漲跌而發生任何改變。對於不同個體來說只是貨幣的重新分配，因此股票市值的變動並不代表社會財富變動。股票市值變動的規律：股票的換手率包括凈換手率與對到換手率，凈換手率指的是有贏余或虧損的股票交易換手率，對到換手率指的是沒有贏余或虧損的股票交易換手率。如果股市的總市值是30萬億，流通市值10萬億，當凈換手率是10%，市值增加或減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0億的貨幣資金，當凈換手率是1%，市值增加或減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億的貨幣資金，而反應在市值上的變化是3萬億與1萬億。

中國2005年12月31日，滬深股市總市值僅為3、12萬億元，到2008年1月11日，滬深股市總市值超過30萬億元，而實際凈流入股市的貨幣資金卻只有2萬億左右。現在雖然總市值蒸發了20萬億，但真正兌現（凈流出）的貨幣資金不到2萬億。因此這30萬億的總市值與貨幣有著本質的不同，它是一種虛擬資產，在價值上遠遠不能等同於貨幣和債卷。微觀領域（個體）的股票兌現貨幣的錯覺，使人們忽略了宏觀領域（整體）股票兌現貨幣的縮水性，而簡單地把股票的市值當作與貨幣一樣的財富。在股市繁榮時，虛假膨脹的市值使上市公司，能在股市與銀行中獲取大量的資金，從而造成投資過熱；虛假膨脹的市值使個人的消費信心過度膨脹，如：有市值200萬股票的人，消費會超過100萬。但放在整個宏觀領域中，200萬實際只能兌現20萬甚至更少的貨幣，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實質性過度消費。過度投資與過度消費最終會使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從而引發更加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

自由資本主義國家銀行的私有制逐利本性，使銀行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責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能根據投資的情況來控制信貸的規模，使投資提前釋放的社會需求能力以凈儲蓄的方式沉澱下來。過激的信貸與投資政策過度透支了未來的社會需求，當投資減弱後，持續釋放的商品供給最終會引發金融與經濟危機。二是逐利的盲目性使這些銀行喪失了調控信貸方向的能力，最終會造成投資信貸與消費信貸、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信貸與非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信貸間的比例失調，如：在投資高潮時，銀行的信貸與投資開始湧向投資領域，使投資嚴重過熱，當投資退潮時，銀行又會把投資產生的大量社會需求，以信貸的方式湧向消費領域，以維持經濟最後的虛假繁榮。其中個人房貸因為數額大、周期長，而且又屬於奢侈品，因此風險就最大。當投資釋放的社會需求能力消耗完後，這時如果沒有全新的技術革新來帶動新一輪的投資熱潮，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開始顯現。最初的表現是金融系統的失血與社會失業率的上升，隨著虛擬資產的萎縮與失業率的上升，一些人開始在房貸上斷供。在雙重失血的情況下，一些激進的銀行（資金利用率高的）因為准備金比例太低，最終會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這就是美國首先爆發次級貸的根本原因。

另外利潤與收益掛鉤的職業經理人制度，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職業經理人為了獲得高薪就過於注重企業的擴張而忽視風險，他們短期的擴張與暴利是通過犧牲企業的長期利益獲得的，這種行為同時會加劇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從而使危機來的更快更激烈。如：雷曼兄弟的投資存在著嚴重的風險，即使是不懂經濟的中國農民也不會如此盲目放貸，而雷曼兄弟的眾多經濟專家難道看不到嗎？實際上對於這些風險他們都清楚地很，他們為什麼還如此冒險投資？雷曼兄弟的總裁在2000年至2007年間總共獲得3.5億美元薪酬，在2007年危機暴發前，他就開始大量拋售自己持有的雷曼兄弟股票套現超過2億美元，也就是說最近7年來雷曼兄弟的總裁獲利近6億美元。這些年來雷曼兄弟的各級主管與專家，都從冒險投資中獲得了巨額的收入，雷曼兄弟破產不會影響他們的富貴。而雷曼兄弟信貸的過度擴張，加劇了人們對房地產的過度消費。

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供給學派的政策。以美國為例：美國沉澱的社會需求能力，已經被提前釋放，因此美國無論採取哪種干預政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大量印製美元來實現它的干預政策，而貨幣的超額發行又會帶來新的危機，因此美國的國家干預政策只能把經濟危機的危害程度適當降低，而無法消除經濟危機。如：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對基礎建設、醫療與教育等非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最終在不增加商品供給的情況下，把超額發行的貨幣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社會需求能力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同時還會為金融系統提供新鮮的『血液』，以有效地緩解金融危機。但因超額發行的貨幣被直接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因此滯脹是無法避免的。貨幣政策是把超額發行的貨幣直接向金融系統大量注資，來維護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從而減少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這些超額發行的貨幣投入到金融系統後，要完全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就需要一個過程，因此不會引起滯脹，但卻無法有效地緩解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這時通貨緊縮與經濟衰退是無法避免的。另外當存量商品消化完社會生產得到有效恢復後，隨著超額發行的貨幣經過金融系統逐漸轉化為社會需求時，通脹又會重新出現。在單純的商品生產領域中，製造的商品供給要大於製造的社會需求，因此供給學派提出的減稅、救股市與樓市的各種措施，最終只會加劇供需的矛盾，從而使危機變得更加嚴重。

2008年底，中國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成為全球爭論的一個焦點，專家們在做出積極反應的同時，也對中國政府籌集資金的能力及該方案的有效性持謹慎態度。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表面上看是凱恩斯主義，但其本質卻不是凱恩斯主義。2008年9月末，中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6.68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31.48萬億元，凈儲蓄額為15.2萬億元。中國財政政策的本質是：通過釋放銀行的凈儲蓄，使原來沉澱的社會需求逐漸釋放出來。中國在未來兩年要釋放出10萬億的凈儲蓄，而政府的4萬億投資是一種計劃經濟，即：政府通過財政干預政策使釋放的凈儲蓄中的40%，要投資到非商品生產性領域中，使這些資金能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社會需求能力，以維護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的平衡，從而有效防止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過熱。另外對企業的投資政府並不會直接干預，只是通過放寬信貸政策的方式提高資金的支持力度，這6萬億的資金流向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這樣才能最有利於中國的產業升級換代。

中國在金融系統的計劃經濟還體現在信貸的規模與方向上，當投資過熱時，政府通過信貸手段，把提前釋放的社會需求能力沉澱下來，使經濟適當降溫，為投資萎縮時做准備，如：2007年中國政府把存款准備金率最到提高到17、5，從而把大量的社會需求沉澱在銀行中，這樣不但能提高銀行的抗風險能力，還能在經濟衰退時通過釋放這些沉澱的社會需求，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另外通過控制信貸的方向來平衡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的平衡，中國政府具體的政策是：通過控制投資信貸與消費信貸間的比例、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信貸與非商品生產領域的投資信貸間的比例，來調控商品供給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這是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每次世界經濟衰退時，都能使中國經濟快速擺脫沖擊的根本原因。

7. 政府經濟學以「中國政府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2008年底以次貸危機為爆點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成了極大的沖擊，為此中國政府重啟了雙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並出台了規模空前的政府投資和經濟刺激計劃。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其效果是不容懷疑的，中國經濟迅速復甦,並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但是，基於財政支出的內容依舊更多的屬於外延式擴張。

如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環節且主要流向國有經濟主導部門，而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費刺激和技術進步及結構調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聲音聚焦在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與持續性上。

更多的關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傳導到私人投資和消費環節，從而在完成總量刺激的同時，實現增長方式的扭轉和增長質量的改善。

財政政策的增長效應是如何實現與傳導的，政府該如何藉助於支出的規模和結構優化提高財政調節的效率並形成可持續的增長路徑。

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研究早已從「政府是否該干預經濟」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預經濟「，財政支出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分析也從理論爭論和探討發展到實證的檢驗和判別。

並集中於不同體制、政策和發展條件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將之與現階段的中國實際相結合，則更加凸顯出其價值與意義。

(7)政府經濟學論文擴展閱讀

政府經濟學研究對象

從定義可知，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政府的經濟行為及經濟關系。這里所說的政府，是指由「公共當局及其通過政治程序設立的機構組成，並在它的疆域內或管轄地區實施強制的壟斷權力」。

政府也可以解釋為：通過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區域內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為實體。政府除對特定區域內居民負有政治責任之外，還參與非市場性的社會生產活動和社會財富的分配。

政府參與的非生產性活動是指政府為滿足居民的公共消費需要，通過向社會成員征稅和強制轉移財富的辦法來籌措資金，以不營利為目的從事生產和提供諸如國防、治安、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政府所從事的社會財富分配是指為了保證特定區域內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平和公正，維護社會的穩定，採取稅收、補助、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各社會成員的財富進行重新分配。

8. 運用政府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對我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政策進行分析,寫一篇小論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作用
摘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支柱，相應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是決定宏觀調控成效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事關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運行和實現長期增長，因而在一個國家的政策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關鍵詞：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此後10多年，我國經濟增長先後經歷了速度過快、穩中趨降和平穩較快三個階段，總體上呈現出持續較快增長和波動幅度收窄的良好態勢。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自2004年5月份以來採取的財政貨幣政策調控，深化財稅管理體制改革，長期居高不下的投資規模終於大幅回落，物價無論是PPI還是CPI均疾步走低，貨幣供應量回到央行盯住范圍內。從而體現了財政政策在促進體制改革、促進協調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5年，中國在加強財政宏觀調控、推進依法理財，推動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實施了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財政經濟狀況進一步改善。
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31627.98億元，突破3萬億元大關，比上年同期增長19.8%。2005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脈絡已經清晰。國民經濟在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的情況下，出現了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向：一是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連續下滑，目前已經進入理想的區間；二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順利實施，人民幣匯率在初始升值2%之後穩中有升；三是在人民幣升值後凈出口繼續上升，貿易順差大幅增加，外匯儲備創歷史新高；四是工業企業利潤率下降；五是部份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增加了操作的難度。若要保持高增長、低通漲的理想發展格局，短期內通過利率、匯率調節經濟增長、改善進出口平衡、提高工業企業經濟效益、壓縮長線投資等已經沒有太大的餘地。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則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稅負總水平、調整進出口關稅政策、實行有差別的行業稅制和稅收優惠政策、調整公共支出的方向和比例、加大轉移支付等措施，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抑制和消除目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健康因素，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

2003年以來，公開市場操作在整個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從2003年4月份開始，人民銀行通過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加大對沖外匯占款的力度；此後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向商業銀行提示房地產信貸風險，要求商業銀行加強貸款管理；此外，還將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由原來6％調高至7％。2004年一季度開始，人民銀行連續出台了三大政策：3月25日起分別上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4月25日起再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並實行差別存款准備金率制度；10月人民銀行分別上調了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放開了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從而體現出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2005年，金融宏觀調控取得明顯成效。人民銀行執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市場化手段加強總量控制、優化信貸結構、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保持金融穩定運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2005年11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8.3 %，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12.7 %；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2.2萬億元；信貸結構有所改善，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同比多增4413億元，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344億元，農業貸款同比多增75億元。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 是國家的重要政策。但兩者又有不同。調節經濟的手段不同 , 財政政策是運用財政收入和支出來調節 , 貨幣政策是通過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和需求量來調節。制定政策的機關不同 , 財政政策中的財政收支計劃必須經過人大的批准 , 貨幣政策由中國人民銀行制定。財政調節更具有直接性 ,貨幣調節則相對具有間接性。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結構和調節收入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財政政策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
承擔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成本，是我國財政肩負的特殊重要職能。回顧我國的改革發展歷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債務處理、人員安置和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金融改革中的壞賬處理和資本金補充，多年欠賬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理順價格關系時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協調等，都有財政資金大量投入。這與那些體制和制度基本定型、公共財政主要著眼於社會事業發展的國家有很大不同。從全局和長期看，增加財政對改革的投入意義重大。體制沒有理順，會加大生產和交易成本，因而加快改革有著明顯的制度收益。通過投入於改革，財政政策不僅成為穩定社會的「減震器」，而且成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社會活力、保持長期較快發展的「助推器」。
財政政策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步伐加快，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利益關系急速調整，統籌兼顧各方面訴求的壓力加大。最近幾年，財政通過稅收、國債、補貼、轉移支付等手段，更加註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特別是農村的發展，注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落後地區的發展，注重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特別是義務教育的發展，注重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特別是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調節了各方關系，維護了社會穩定。我國是一個正在進行體制改革和發展很不均衡的大國，基本國情決定了宏觀政策既要調控總量又要調控結構，財政政策既要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又要支持改革，調控手段既要利用市場力量也要利用行政力量，這樣才能保持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
貨幣政策保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是穩定物價，二是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中介目標來實現最終目標。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現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存款准備金率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方面積極探索，針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靈活採取寬松或緊縮的貨幣政策，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信貸、利率、匯率、資產價格等渠道，影響企業和居民的生產、投資、消費等行為，既成功地治理了通貨膨脹，又有效地防止了通貨緊縮，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1993—1994年，各地涌現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和股票熱，投資需求、消費需求急劇擴張，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對商業銀行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靈活調節利率、協調運用本外幣政策等措施，適時調控貨幣供應總量和結構，同時大力整頓金融秩序、規范市場行為。包括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在內的綜合治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再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中國從自身實際情況和國際形勢的要求出發，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地區金融穩定作出重要貢獻，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出口需求減少，同時國內供給能力提高，部分商品供大於求。在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國民經濟出現通貨緊縮跡象。根據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擴大內需方針，中國人民銀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通過政策法規和「窗口指導」，引導貸款投向，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同時執行金融穩定工作計劃，促進商業銀行深化改革，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穩健貨幣政策的執行，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良好條件。在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時承擔的任務更加繁重，面臨的挑戰也更加艱巨。

結論
2006年，我國將繼續執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今年面臨稅制改革的良好機遇，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料有新措施將陸續出台，所涉及的改革內容包括：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開征燃油稅、調整進出口環節稅收政策等。今年的財政政策將充分發揮財政的再分配職能，促進社會公平協調發展。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增長，增強貨幣政策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維護總量平衡中的主動調控能力，維護價格水平基本穩定，促進經濟更加協調平衡增長。

9. 關於政治經濟學4000字的論文

著力解決「三農」
問題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市場經濟體系就沒有完善的全國的市場經濟體系；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穩定。因此，解決好「三農」問題，應當是我國政府下一步財政政策調整的核心問題。
首先是農民的收入政策問題。我國黨和政府歷來重視農民的收入問題。但是，在經濟轉型期，農民收入問題比較復雜，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在我國農村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和解決農民收入這個雙重的、有的時候是相互矛盾的問題。近年來，縱向比較，盡管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比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況相比較，收入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我們以今年前三個季度的情況為例，在前三個季度，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347元，扣除物價因素，比去年同期實際增長9.0％；而同期農民現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率只有3.8％。農村與城市相比較，農民同期的收入只相當於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個百分點。
其次是農業生產條件問題，主要是政府對農業領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和技術研究與推廣等等）。而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實際上也是改善農民經濟狀況、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國和其他國家的實踐均證明，增加屬於「綠箱」政策（符合WTO規則的農業支持政策）的農業公共投入，可以通過提高單產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資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單位農產品的私人成本，從而降低農產品的國內生產者價格，提高我國農產品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同其他國家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再次是農村經濟體制問題，即進一步穩定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穩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是確保穩定的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與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通過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因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預期收益，有利於增加投資和提高生產率。
積極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不僅僅是一個鄉村與城市區域劃界的改變的問題，更主要的，它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縱觀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無一例外地都經歷過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同時也意味著工業化，甚至是市場化；反之，推動工業化的結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發達的國家無一不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因此，我國經濟和社會經歷城市化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經歷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財政政策的重點，應當是積極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城市化。
2001年，我國人均GDP大約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約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這意味著我國大約有5億人左右處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飛的起點上；2002年我國的成化率達到39.1％，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引起的投資熱潮的高漲構成了我國今後經濟發展的動力。
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雙引擎。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低價工業化和高價城市化。因此我國政府財政政策在這個方面調整的重點應當是轉變傳統的財政投資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門參與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供給領域，提高財政政策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高成本問題。
我國城市化高成本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礎設施的高投入。例如水電、燃氣、公路、交通、綠地等等，都需要相當多的資金投入；
二是公共服務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環境污染，公共服務部門（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門）相對高額的人工費用，教育，城市運營，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費用；
三是社會保障的高投入。這一方面是我國目前尚無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在大量的農民變為城市市民的情況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會保障投入也必將增大。而下一步的發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夠覆蓋全社會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全體居民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在這個體系建立的初始階段，無論費用出自政府還是居民個人，都將是一筆高投入。
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城市化的必然結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稅收。因此，我國政府面對高速度的城市化進程，一是利用政府財政政策的影響力解決好非政府部門對城市化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投資問題，二是要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效率，盡量減少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對政府財政的資金壓力，三是要進一步調整稅制結構，建立健全中央稅和地方稅體系，確保政府有比較充足的財源和財力履行其職能。
我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成為一體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我國政府在經濟轉型時期，其財政政策的制定、實施與調整必須充分考慮到開放經濟這個現實，實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
開放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因此，傳統的治理失業問題和通貨膨脹或者緊縮問題的財政政策必須改變，必須充分考慮政策的國際效應，必須重新估價一個國家的政策由於國際經濟的影響，由於其他國家相關政策的實施而形成的抵充效應。2003年10月底開始到目前出現的中國糧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價格波動，對世界市場的影響以及世界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10. 政府經濟學網上作業以"政府預算管理過程"為主題,撰寫一篇小論文.

從預算意識問題方面來理解全面預算 預算是指用數字編制未來某一時期的經營計劃，未來某一時期一般指一個會計期間，可以是月、季或年度，簡單地說就是把企業的經營計劃通過貨幣化的形式來體現出來。 全面預算就是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把預算的手段納入到企業日常的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通過圍繞行業或企業的發展戰略和年度經營管理目標，對各類經營管理活動及其資源配置進行預測、控制和管理。 但就是這個全面預算的定義，到目前，有很多企業還不能准確的把握，以至於單純的認為預算只是財務行為，應該由財務部門負責預算的制定和控制，甚至把預算理解為是財務部門控制資金支出的計劃和措施。全面預算管理是集業務預算、投資預算、資金預算、利潤預算、工資性支出預算以及管理費用預算等於一體的綜合性預算體系，預算內容涉及業務、資金、財務、信息、人力資源、管理等眾多方面。盡管各種預算最終可以表現為財務預算，但預算的基礎是各種業務、投資、資金、人力資源、科研開發以及管理，這些內容並非財務部門所能確定和左右。財務部門在預算編制中的作用主要是從財務角度為各部門、各業務預算提供關於預算編制的原則和方法，並對各種預算進行匯總和分析,而非代替具體的部門去編制預算。 企業推行預算管理的真正主旨是利用預算在計劃、協調、控制、考核方面的工具特性以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有的企業負責人簡單地把「全面預算」定位為「財務預算」，甚至定位為「財務部門的預算」，甚至認為預算管理就是財務部門控制資金支出的計劃和措施。事實上，盡管各種預算最終表現為財務預算，但預算管理決不只是財務部門的事情。財務部門的作用主要是從財務角度提供關於預算編制的原則和方法,並對各種預算進行匯總和分析。從而使預算管理的全面控制約束力得不到很好的發揮,最終導致全面預算管理陷入困境。
也有很多企業認為預算與公司的戰略關系不大，從而缺乏明確手段對公司整體戰略、發展目標和年度計劃的進展狀況進行細化。有句老話：「三分戰略，七分執行」。重戰略而疏執行，往往會使有價值的戰略無法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會使企業的發展與其設計的戰略南轅北轍。相反的，企業制定預算卻沒明確公司的戰略方針，一樣也無濟於事。因此企業通過全面預算可以使企業的長期戰略和年度行動緊密結合起來，使企業的目標和各級單位的具體行動相結合，從而實現「化戰略為行動」。 認為預算只是編給上級或領導看的，與實際工作沒什麼關聯。其實通過實施全面預算管理，不單單是給上級或領導看，重要的是它能明確各單位的分工，能夠減少各單位操作中的隔閡，防止部門之間出現不協調的現象，從而提高運作效率。預算能表明企業內部各級、各部門、各成員怎樣工作才能達成企業的總體目標，不同層次、不同單位之間預算信息的傳遞、協調可以引導企業的整體活動，有效地避免無序的部門行為，通過預算編制協調企業資源，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並通過預算的執行控制、分析、調整，使企業實現整體戰略目標。
解決決策層和執行層的許可權劃分、職責定位致關重要，為此，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成為必然。因此一開始企業就應該對預算的定義來理解透才能完善的進行下一步的操作。 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採用全面預算管理模式。假若企業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全面預算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並加以改進，那麼一定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