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法的產生過程

㈠ 試述經濟法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㈡ 我國到底有沒有經濟法

我國的經濟法尚未法典化，即沒有一部稱為《經濟法》的專門法律。只是按照法律類別的劃分，將所有屬於經濟法一類的法律、法規合起來稱為經濟法。

㈢ 如何理解經濟法產生的規律

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展情況，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於「經濟法」的含義標准不統一。由於「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後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製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於該學科的發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後標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後，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並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採取「寬容」態度的本意也許在於表明經濟法並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並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並無實質區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於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律，並應用於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後者則為「非常態」。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爭並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爭策源地）的環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並與二戰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爭無涉。而在後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爭的蓄意發動、戰時保障以及戰後重建等戰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爭法味道，更與戰後和平發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並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於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於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並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後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後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於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調統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而德日經濟法由於戰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調的反映。

㈣ 如何完善我國經濟法體系

首先，國家作為經濟法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者，其在經濟法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之經濟法作為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決定了通過國家力量促使經濟法擺脫上述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法制低效率狀態，是經濟法創新和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權力機關承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至關重要。
其次，上述經濟法產生之初形成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的一個主觀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經濟體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體制信息不完全）基礎上構造了經濟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經濟法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從部門法名義上明確經濟法這一獨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方法、體系的基本制度和規范，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分析法）和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方法）創立符合經濟學和法學規律的全新經濟法范疇，對於國家拋棄經濟法體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鑒好的制度，並理性地進行經濟法的制度創新，至關重要。
再次，雖然上述加強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和學習，是經濟法擺脫路徑依賴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法因其強烈的政府性特徵，而在體制改革過程中，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鞏固和擴張自身權力並謀取部門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體制特別是立法體制上，打破利益集團對經濟法制度創新的干擾，推動經濟法從傳統的經濟行政法模式下的「惡性循環」中徹底解放出來，又是擺脫經濟法對行政法和經濟政策路徑依賴的重要途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假定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市場的基本途徑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而且干預市場的基本方法以體現經濟規律的法律手段為主，以體現行政規律的法律手段為輔；那麼將國家干預市場的法律等同於經濟行政法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經濟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後，在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濟法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它較之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本特徵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創新、設計和實施成本較之後者要高。為此將降低中國經濟法制度變遷成本，作為經濟法制度創新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經濟法的制度和實施方面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對現有的依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為依據構成的龐大中國經濟法體系進行消腫，以反映和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規律的新經濟法制度體系（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的更高收益，來抵銷經濟法採取經濟行政法和經濟政策模式的舊經濟法制度體系被廢除而失去的利益，推進經濟法制度的創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傳統的以公法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並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術將中國經濟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雙重性質的、兼顧市民社會利益和政治國家利益並集中體現社會利益的社會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運用經濟和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有力干預，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的核心內容，由此產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從而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當前中國市場制度變遷的主導模式。與此相適應，中國也走上了政府推進法治的發展軌道，因為中國法治本土資源的貧乏，決定我們只能更多地藉助學習手段、藉助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手段，而無法更多地藉助於傳統。這也是一種近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其中，以政府依法調控和管理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經濟法，是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按照中國立法機關的最新觀點，「我國的法律體系劃分為7個法律部門比較合適，這7個部分是：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每類法律部門中又包括若乾子部門，有些子部門下面還可進一步劃分。這種劃分，能夠比較清楚地反映各類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和方法，既易於把各個法律部門區分開，又使各個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合乎邏輯，並且符合我國現有法律和將要制定的法律的狀況」。（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其中，「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大體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關計劃、財政、稅務、金融、審計、統計、物價、技術監督、工商管理、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等方面的法律」。（註：引自王維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八講講稿《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幾個問題》（參加本講稿討論定稿的作者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成員，包括：顧昂然、甘子玉、於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厲以寧、喬曉陽、劉政、劉海年、吳志攀、應松年、張晉藩、楊景宇、姜雲寶、胡康生、高銘暄、程湘清）。）可見，經濟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一個與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門並列的獨立法律部門，已成定論。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幹預，是以政府協調經濟關系為基本宗旨的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這一基礎強大於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為其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私法即民商法，從而中國經濟法強大於中國民商法的現實力量，決定了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和市民社會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須以中國經濟法為其發展的基本「制度環境」。那種限制和排斥經濟法的民商法發展策略，將走上中國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環境的艱難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和多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和共產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與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與更多親合力的經濟法，必然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的核心內容。從而那種用傳統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經濟法的自由主義法學主張，將導致中國市場經濟失去社會主義的法律基礎，因而絕不會得到中國立法部門的採信。
最後，雖然中國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律制度，但對其中國特色之意要一分為二。一方面，中國經濟法制度創新是一種從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並決定經濟發展道路這一實際出發的現實法律選擇，所以中國經濟法要立足中國實際並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黨執政背景條件下的外國經濟法模式（如中國企業法中的反攤派制度，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反行政壟斷制度的設計，不能局限於外國立法模式），從而中國經濟法制度及其理論，較之中國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論，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戰和創新壓力，並在此壓力基礎上形成更偉大的且對世界法學有特殊貢獻的市場法律制度創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法中濃厚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色，較之具有濃厚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特色的西方國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國民商法，雖然前者具有實事求是方面的巨大優勢，但是中國經濟法中具有的中國特色中的一些帶有有悖市場經濟規律的舊體制、舊文化、舊傳統，如果不倍加註意克服，則中國經濟法就可能成為落入實用主義俗套，進而成為承認並保護舊體制和傳統的落後之法。為此中國經濟法的制度及理論創新，較之中國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論建設，前者的革命意義遠遠超過後者。

「路徑依賴」：中國經濟法發展的障礙
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上述中國經濟法的中國特色及其意義（尤其是消極意義），還根源於中國經濟法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初（1979年為時間標志）開始的制度創新中的「路徑依賴」。依諾斯教授的觀點，路徑依賴的核心內容是，當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麼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並迅速優化之；反之，則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走下去，並造成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除非藉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人們要想選擇新的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註：參見諾斯著《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和原因》一文，轉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書，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據此，應該正視，經濟法（這里特指中國經濟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徑依賴導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鎖定狀態」：
其一，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國經濟法不可避免對民法產生了「路徑依賴」，如經濟法理論將屬於民法調整對象范疇的橫向經濟關系，也納入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圍，並用民法范疇構造經濟法范疇，許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為經濟法制度，由此產生了「縱橫統一說」大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民事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因過分強調市場主體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屢屢出現的「一放就亂」，就是市場管理法的無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制度變遷模式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對行政法產生「路徑依賴」，如經濟法將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為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由此產生了「經濟行政法說」或曰「學科經濟法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如企業經濟關系）的失敗現象，改革之初開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經濟活動中過分強調政府規制而屢屢出現的「一統就死」也是市場管理法無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受黨政難分和政企難分的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產生對經濟政策的「路徑依賴」，如把經濟法成為黨和政府經濟政策的同義語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產生了在「經濟管理法說」或「政府幹預說」經濟法理論支配下的經濟法體系混亂和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政策混同於法律的失敗現象，而政府依法調控經濟活動中屢屢出現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現象，即為宏觀調控法無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國經濟法的「路徑依賴」之所以謂之有悖經濟和法律規律的失敗現象，主要是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范疇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調整對象的混淆所產生的體系混亂，以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與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調整方法混淆所產生的方法混亂的角度觀察，從而使經濟法因在法律體系和規范構建上過分依賴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而失去其獨立法律部門的特色。任其發展，不僅政府在協調市場經濟關系過程中難以走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和「令行不禁止」的惡性循環，而且經濟法將鎖定在非部門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學科經濟法狀態之中，而這一低效率的狀態至今是困擾中國經濟法發展的最大障礙。
就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法的變遷而言，如前所述，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推動，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律手段，逐步實現經濟行為的規則化和制度化，這一過程，典型地說明了經濟政策、經濟法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系，以致於經濟理論和實踐中將經濟法誤解為「經濟政策法」。雖然這一誤解有悖法學和法律規律，但它卻是經濟法之「中國特色」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使富有法治傳統的國外法學家也感慨「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改革的政策中認識中國經濟法的法律實質」，並產生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就經濟體制改革中重大事項共同作出的規定，也曾被視為法律淵源的中國法理論和實踐獨有現象。
如前所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目標是雙元的，即同時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模式下，政治目標往往支配著經濟目標，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往往導致財政收入的降低、通貨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政府權威的下降和擴散、原有經濟部分的增長困難等等，最終導致政府收縮權力或出現激進式改革，並由此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國有企業虧損、屢改不善等問題，又如在法律領域中，則出現了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法律調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以及貪污腐敗現象。此點，也是導致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的一個主要制度原因。
我們認為，導致上述中國經濟法低效率狀態的一個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國經濟法創建之初錯誤地選擇了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鎖定在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的低效率狀態之中。從而中國經濟法擺脫傳統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模式的困擾並謀求自己獨立的新發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認真分析上述經濟法路徑依賴的產生根源，是擺脫中國經濟法發展道路上重大理論和實踐障礙的基本前提。

㈤ 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經濟法從產生到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盡管如此，法學界對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仍然爭論不休。否定派認為由於經濟法不存在獨立的調整對象與調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肯定派則主要從社會實踐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場失靈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新興的法律部門。從表現上看，兩大不同觀點的爭論似乎只是局限於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問題上；其實，從更深層次上看，二者實際上是對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認識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本文擬對傳統經濟法理論有關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研究進行修正與完善來進一步論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一、市場失靈現象分析
（一） 市場存在失靈情形
市場，原本意義上是指人們交換物品的場所，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將它比作 「看不見的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這只手可以引導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無形之手理論。[①]雖然市場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它並不像無形之手理論描述的那樣是萬能。以庇古等人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通過規范分析得出，由於壟斷、外部性和社會不平等是內生於自由競爭市場卻又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市場是存在缺陷的，無形之手是會失靈的。[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翻譯為市場失敗，它一般是指市場機制在一定場合下會導致資源不適當配置，使自由的市場均衡背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市場出現失靈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從哲學角度來講，事物的兩面性以及發展變化原理說明市場不可能一直是完美無暇的，當市場運行環境變化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會暴露出來，市場也就出現失靈情形；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也證明：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由於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包括自然壟斷）、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單一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場秩序的建設任務。[③]現代市場失靈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 ；⑷失業問題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等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市場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市場失靈也是客觀存在的經濟規律之一。
（二） 市場失靈是一種抽象的表述
市場失靈是人們對市場無法完成全部社會資源配置的經濟現象所作地一種抽象語言概括。它雖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內容卻往往具有相對的特定性。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階段的市場失靈的程度與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市場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當市場運行的環境對市場本身的要求越來越高時，市場的相對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場也就越發顯得失靈甚至出現完全的癱瘓。西方國家的的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明。當西方資本主義剛剛擺脫封建制度的約束時，由於當時的經濟運行環境要求相對較低，市場幾乎能夠完成所有的社會資源的配置。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它濫觴於整個古典經濟學時代。好景不長，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市場失靈日益嚴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規則導致欺詐泛濫逐步上升到商行為的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現1933年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第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失靈也有差異。由於各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場失靈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間表現的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已經達到了政府公權必須赤裸的光明正大的進行干預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大部分屬於這種類型；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尚還處於市場自由配置的末期階段，這種情形一般發生在經濟比較落後的中小國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處於同一層次的國家或者地區，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之間市場失靈具體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往往表現出帶有個性色彩。研究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對於我們界定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產生與發展有著深刻的意義，它表明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與發展的具體時間是不盡相同，對經濟法產生時間進行籠統下結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市場失靈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觀性，它不以人們的發現與否而改變存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市場也會失靈的意義就在於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動性去創造條件來逐步改變市場失靈的存在形式，逐步減輕其給社會帶來的副面影響。但人類不可能徹底的消除市場失靈，除非人類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認識與肯定市場失靈的客觀性對於我們研究經濟法的產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論的「市場失敗」論作為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傳統的經濟法理論基本上清楚闡述了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達方式和推理邏輯上需要進行局部的修正與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學科之間的爭論。
二、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
（一）市場失靈催生相應的法律部門產生
市場失靈是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機制的反動，它往往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副面影響。因此當市場秩序與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不協調時，政府必然會採取一定的措施與手段進行的干預，制定相應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於市場失靈在不同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因此不同時期針對市場失靈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作了一定的歸納與總結，他認為「伴隨著商品經濟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交易費用逐漸增大，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產生。其產生的軌跡具體呈現為：首先，平等交易主體之間因欺詐、違約等行為導致的交易費用增加，不具體強制性的交易規則演變成具有強制性的民法規范，以保證交易規則被遵守，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其次，市場主體規模擴大，內部交易費用增加，商行為不統一、不規范導致交易費用增加，商法產生並從民法中獨立出來；再者，交易費用繼續增加、市場經濟秩序崩潰，以政府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交易行為和間接調空宏觀經濟的經濟法產生。」[④]依據上述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市場失靈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的相繼產生這樣的結論。
（二）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門
通過前面的分析，市場失靈理論已充分的證明了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目前，雖然法學界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總體上還是沒有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爭論的那麼激烈。肯定派與否定派是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從爭論的結果上來看，如果從純粹的傳統理論分析，否定派則佔有很大的優勢；如果從社會實踐來看，肯定派則佔有上風。這場爭論實質反映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因此，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與檢討並試圖尋求新的理論來論證經濟法部門的存在。筆者認為，既然市場失靈理論已經證明相關法律部門產生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社會現實來討論經濟法的存在情況，而不是固守和套用傳統的理論。由於所謂的法律部門本質上只不過是學者根據大量已經存在某類法律規范而在理論上對它們所作的一種抽象上的歸納與表述，因此討論一個法律部門是否存在，其最直觀有力的依據就是看看相關法律規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會現實客觀存在大量的某類法律規范，那麼該法律部門就是獨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兩個法律部門的形成與發展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以此為標尺，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則是客觀存在的，因為從目前社會現實來看，無論是我國還是其它相對發達國家都現實的存在數量相當多經濟法律規范。理論源於實踐。既然社會實踐中客觀的存在經濟法部門，那麼理論上則一定可以得到論證。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失靈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門的產生與發展，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新老法律部門的分離和新興的法律部門的獨立。雖然新興的法律部門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個發展過程；但也正是在這些過程中，法律部門體系逐步發生巨大演變。從諸法合體到刑民分裂，進出現民商分離……。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註定法律部門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當社會發展到傳統的法律部門無法包容時，新興的法律部門則應孕而生。民法如此，經濟法亦是如此。自19世紀後半葉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現存的法律對現實的調節與控制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現實呼籲新類型法律的產生以彌補現存法律的漏洞與不足。這種現象最先出現在美國的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羅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與傳統立法風格迥異法律。學者將這些眾多而且帶有政府幹預內容這一共性的法律籠統稱為經濟法。經濟法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本身的內容都是民法、商法等傳統法律部門無法包容。對於這點，我國很多學者的著作已經做了很多的比較與論述，這里就不贅述了。但值得補充的是有關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問題。在討論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時，我國曾經出現經濟行政法論之說。筆者認為，該理論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混淆經濟法與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行政法產生的根源與刑法一樣，主要基於顯示國家主權；而經濟法的產生則是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因市場失靈而所做的行為與政府基於國家主權而所做的行為在本質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後者是政府對公民的統治。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活動主體的競合而否定經濟法的獨立性。
經濟法的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對其它否定法律部門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作為市場失靈催生的法律部門，民法、商法、經濟法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三)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與相對偶然性
市場客觀上是會失靈的，市場失靈需要大量的法律來矯正，而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傳統的法律部門所無法涵蓋，這些法律又被很多學者命名為經濟法。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經濟法的產生是客觀必然的，而且具有絕對性。它是市場失靈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只要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經濟法必然應社會發展需求而產生。認識到市場失靈與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經濟法立法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失靈導致經濟法產生理論的否定，因為超前的經濟法立法目的還是在於規制市場失靈。
哲學原理告訴我們，絕對的必然性與相對的偶然性是有機統一的。肯定經濟法產生的絕對必然性並不能否定其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所謂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是指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法產生時間和方式往往因各種具體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的差異，它是市場失靈的相對特定性的表現與必然結果。認識到經濟法產生的相對偶然性對於我們解決經濟法產生的時間爭議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經濟法產生具有相對偶然性說明了籠統討論經濟法產生時間的做法非科學性。

結束語
掐指一算，有關經濟法獨立性之爭已有將近上百年的歷史。適度的理論崢嶸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如果忽視現實而過度的進行理論爭議則適得其反。客觀規律和現代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經濟產生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因此從理論研究的社會目的角度來看，有關經濟法的獨立性問題有必要畫上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㈥ 我國經濟法基本原則應當有哪幾個

1、遵循和綜合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的原則；

2、鞏固、發展社會主體公有制和保護多種經濟形式合法發展的原則；

3、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

4、國家統一領導和組織自主經營相結合的原則；

5、責、權、利、效相統一的原則。

(6)我國經濟法的產生過程擴展閱讀：

經濟法的一般作用

1、保障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實現政府監督經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一般不再進入微觀經濟領域，直接干預企業的經濟活動。政府只是通過稅收、價格、預算、利率等經濟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同時對經濟生活進行監測，在必要時進行適當干預。

2、規范市場主體。

國家通過經濟法對市場經濟各類主體做出規定，並對各種主體的內部和外部權利義務關系做出一定規范，保證市場主體的規范化，從而保障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

3、制定市場活動規則，維護市場健康運行。

市場經濟需要公平、公正、公開的「游戲規則」，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共同客觀規律的要求。經濟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將這些游戲規則法律化，讓市場主體根據這些游戲規則去做出合理有效的抉擇，而不是像過去在計劃經濟下一樣，由政府去替市場主體決策。

經濟法將合理的游戲規則合法化，使得市場能夠良性有效運行，從而建立良好的經濟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4、規范政府失靈。

經濟法還對政府行為進行一定的限制和約束，保證政府不會濫用經濟權力，對國民經濟進行過度干預，從而有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㈦ 如何在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理解各國經濟法存在的差異性

1）經來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源角度，對其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2）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3）商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系，以及由商品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的地位，它是獨立的，重要的法的部門。以下是經濟法、民法、商法的區別：經濟法民法商法用以宏觀調控用以微觀調控是民法的特別法縱向上下的法律關系橫向平等的法律關系

㈧ 循環經濟法在我國及國外的發展歷程

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五大特徵

新世紀新階段，我國以科學發展觀統籌全局，堅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但是，我國循環經濟還處於起步階段，實踐中仍存在不少問題和障礙，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解決。

由於我國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同，循環經濟立法，一方面要總結國內外大量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要將時代特徵、中國特色、行業特點和自身特長有機結合，形成有特色的循環經濟立法。

這是邯鋼2007年5月新投產的燃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項目。

特徵之一：綜合管理法

國外關於循環經濟的立法，多由經濟專門機構負責，往往帶有很重的單項法的色彩。而我國在立法時，是由全國人大環資委牽頭，協同全國人大法律委、財經委、常委會法工委、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環保總局的有關部門共同參加法律的起草工作，層次高，立意深，表明我國的循環經濟法並非單一法，而是涉及眾多相關部門的綜合性管理法律。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投入最小化、廢物資源化、環境無害化」，達到以最小發展成本獲取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綜合目的。

與其他國家循環經濟法的發展歷程相比較，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國循環經濟法的這一顯著特徵。如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從孕育、產生到不斷健全和完善，都體現出了明顯的環境保護色彩。1994年，日本內閣制定環境基本計劃，首次提出「實現以循環為基調的經濟社會體制」。《環境白皮書》提出「環境立國」的新戰略，將環境保護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重要地位。盡管已經做出上述努力，但是由生產和消費產生的廢棄物仍然是日本面臨的主要國內問題之一。為此，在1996年的《環境基本法》之下，日本於2000年召開「環保國會」，參眾兩院表決通過和修訂了《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等多項法規，並相繼頒布實施了廢棄物處理、資源有效利用、政府綠色采購以及涉及容器包裝、家電、建築材料、食品和汽車再生利用等八部專門法。顯而易見，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起源於廢棄物問題，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為目標，旨在解決整個社會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環境問題，基本上是以環境保護為中心的法律。

特徵之二：減量化優先的全過程治理法

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立法多強調資源化，強調環境保護。而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遵循「減量化是循環經濟第一法則」的要求，重點強調「減量化」，從而保證在發展的源頭上實現資源節約，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多重利用，在發展的結果里實現綜合效益。

德國的循環經濟立法與實踐在世界上廣受好評。該國礦產資源並不豐富，經過工業化的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所剩無幾。與此同時，大量的廢舊物資，如廢鋼鐵、老舊汽車、廢家電等卻「堆積如山」。這在客觀上要求對廢棄物進行再生利用，以降低經濟發展的成本。此外，由消費帶來的日益增加的垃圾（包括工業和消費領域的廢棄物），也成為德國面臨的最大國內環境問題之一。到上世紀中後期，德國意識到，簡單的垃圾末端處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於是，德國在1996年制定了《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該法的目的是徹底改造垃圾處理體系，建立產品責任（延伸）制度，要求在產品的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盡量減少垃圾的產生，在使用後要安全處置或重新被利用。因此，德國的循環經濟立法是由垃圾問題而起，重點是「垃圾經濟」（3R和最終安全處置），並向生產體系（企業）中的資源循環利用延伸。

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不僅面臨因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而來自消費環節的大量廢物問題，更面臨由於經濟高速增長中生產經營粗放、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較低、污染產生排放嚴重所引發的資源環境問題。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將著力解決能耗物耗過高、資源浪費嚴重、前端減量化潛力大的問題，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節約使用。為此，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遵循：發展循環經濟應當在技術可行、經濟合理和環境友好的條件下，以減量化優先為原則的指導思想開展工作。

減量化優先原則與再利用和資源化優先原則相比，包括了生產、流通和消費領域內所有的減量化活動。比如，不僅對「減量化」有一些原則性的特殊規定，還分別對「生產過程中的減量化」和「流通、消費過程中的減量化」提出了具體要求。同時，也提出要在「減量化」的前提下，做到「再利用和資源化」。可以說，這是一部減量化優先與資源綜合利用相結合的全過程治理法。

特徵之三：既有總體框架，又重點突出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既有一般綜合法的框架，又突出主要工業行業和重點企業，著力解決影響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比如，考慮到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階段，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建築、造紙、紡織、食品等主要工業行業資源消耗高，資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其中的大企業在資源消耗中又占很大比重，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抓住了這些重點行業的重點企業，就等於抓住了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關鍵。因此，我國循環經濟法專門設立了重點企業管理制度，明確提出節能減排的強制要求，並定期進行審核。

可見，從實際出發，突出重點，著力解決主要矛盾，是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

特徵之四：法律文本與配套法規有機結合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既要普遍適用於全國不同地區，又要涵蓋從資源開採到廢物最終處置的整個經濟過程，還要突出重點行業和企業，因此，在循環經濟法立法的同時，將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與之配套的政策、法規、規范、制度、標准、技術支撐體系，為我國循環經濟的科學發展提供法律依據、技術保障和行為規范。

目前，已出台的配套文件中，關於基本制度的有11項，關於減量化的有24項，關於再利用和資源化的有10項，關於激勵措施的有16項。其中，與統計、標准等基本制度相配套，與國家質檢總局職責相關的有30多項標准，主要涉及節水、節材、可再生資源、廢舊產品及廢物的回收利用等四個領域。僅節水領域就涉及到《用水單位用水計量器具配備和管理通則》、《水嘴用水效率限額及等級》等10項配套文件。與評價和考核制度相配套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及其考核規定》，由國家發改委會同統計局、環保總局等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中。眾多配套的規定、辦法、標准、規劃與循環經濟法同步實施，保證了法律條文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

特徵之五：制度安排十分完善

我國的循環經濟法，為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設立了八項基本制度。第一，建立循環經濟規劃制度，明確政府績效評價考核和鼓勵、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具體要求。第二，建立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杜絕一些地方重經濟增長、輕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做法。第三，建立循環經濟的標准、標識、標志和認證制度，規范政府評價循環經濟發展狀況的依據和手段。第四，建立以生產者為主的責任延伸制度，明確生產者應依法承擔其產品廢棄後的回收、利用、處置的責任。第五，建立對重點企業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的定額管理制度，加強對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建築、造紙、紡織、食品等主要工業行業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監管。第六，完善產業政策制度，規范和引導符合循環經濟要求的產業發展，限制高消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第七，建立政策激勵制度，調動各行各業的積極性，鼓勵走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第八，建立明確政府、企業和公眾責任的有關制度，以在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中，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企業的主體作用和公眾的參與作用，形成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整體合力。

以上八項制度准確地把握了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本質要求，確保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力、高效運轉，體現了激勵和約束兩方面的機制和措施，為循環經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經濟提供了制度保障。

循環經濟（cyclic economy）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傳統經濟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直線過程，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和產生的廢棄物就越多，對環境資源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循環經濟則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因此，循環經濟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其基本特徵是：

在資源開采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

在資源消耗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在廢棄物產生環節，要大力開展資源綜合利用。

在再生資源產生環節，要大力回收和循環利用各種廢舊資源。

在社會消費環節，要大力提倡綠色消費。

循環經濟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也被稱為經濟（或產業）的生態化轉型。即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自然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㈨ 論述西方國家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經濟法可分為西方經濟法和東方經濟法兩家，中國經濟法屬於東方經濟法。東西方經濟法由於興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從而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總的來說，中西方經濟法的基本特徵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國家為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矯正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干預、協調、平衡和調節，最終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兼顧，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中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中西經濟法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有很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經濟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國經濟法不是生成與於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的經濟法是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部分而主動的建立起來的，同時，經濟法也是國家作為主體，在應對外部挑戰與時代要求的一種回應。所以，中國經濟法不是在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政府自覺地「從治理到不斷放權的過程」，屬於「政府推進型」。與中國相比，西方經濟法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向壟斷市場經濟轉變的背景下產生的。一開始，出現市場失靈的狀況，這種情況用普通的民商法無法彌補，但是必須限制自由主義，由此，國家開始進行干預。可見，西方經濟法的產生，實為「市場經濟內部不斷完善的產物」，屬於「自然演進型」。

其次，從經濟法生成的法制環境看。我國由於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及相應的自給自足封閉的經濟形式，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扼殺市場經濟的觀念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薄弱，「橫向經濟關系萎縮」，「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微觀經濟日漸放開，政府職能也在不斷轉變，民商法經濟法等幾乎同時上馬」。回頭看西方，西方的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逐漸自然成熟的，所以與中國相對應，各種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孕育分離，到獨立成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發展之後，經濟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經濟法是在民商法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為了彌補民商法行政法調節經濟關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條「反民法」「異民法」的道路。而中國經濟法是民商法缺位下發展起來，其產生並非為彌補民商法不足，而是與民商法同生同榮、共同發展。

最後，從經濟法生成的路徑看。在中國經濟法體系中，最先產生的是宏觀調控法，市場規製法是在經濟法得到初步發展後才產生的。而在西方經濟法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規製法先於宏觀調控法產生，市場規製法產生於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宏觀調控法產生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兩者社會本位形成路徑完全不同，體現在：「西方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在個體本位上發展起來，是對個體本位的揚棄；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是由國家本位發展而來，是對國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國經濟法產生於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政府幹預經濟行為；西方經濟法產生於自由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發展起點在於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㈩ .經濟法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經濟法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當中，首先會受到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國內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