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從產業經濟學角度分析供給側改革去產能任務的難點與對策
供給側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回供應學派是「供答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
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
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迴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
Ⅱ 我國高等教育的供給側改革模型假設例子
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以化解產能過剩為契機，自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低級向高級轉變：從資源配置型向資源再生型增長方式轉變，外延擴張型向內涵開發型增長方式轉變，要素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方式轉變，資源運營—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增長方式向知識運營增長方式轉變，從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國經濟可持續高速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自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低級向高級轉變有歷史的必然性；化解產能過剩，只是為這個必然性開辟道路的偶然性。「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Ⅲ 里根經濟學和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相同點與不同點是什麼
「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來源於「供給側經濟學」（或供給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倡導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特別是把減稅作為核心政策主張。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之後，里根總統把減稅作為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任期內把最高邊際稅率從70%下降到30%以下。「里根經濟學」甚至認為政府促進經濟增長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減稅。這種主張可以追溯到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的政策實踐，柯立芝總統因此被視為「供給側經濟學之父」。從歷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來看，經濟政策具有明顯的黨派差異，而減稅是美國共和黨的傳統經濟政策主張。到了小布希時代，「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再次大行其道，對富人大幅度減稅成為小布希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隨著小布希任期的結束，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世界經濟。
「里根經濟學」與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經濟發展階段與政策提出背景上存在顯著差異。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與里根時代的美國經濟具有很大差異。1980年，美國城鎮化率為73.74%，服務業增加值達63.57%，服務業就業比重為65.70%，這些指標都是發達經濟體的典型標志。相比之下，我國2014年城鎮化率為54.41%，服務業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為48.2%，就業比重為40.6%，收入水平仍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其次，從政策提出背景來看，「里根經濟學」面對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的「滯脹」現象；而中國當前面臨的情況是低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雖出現下調趨勢，但在國際上仍是高增長國家。以上兩方面差別決定了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里根經濟學」的「中國版」是一種幼稚的看法。經濟病症不同，政策葯方自然也不同。
從政策手段來看，「里根經濟學」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減稅（特別是對富人階層的減稅）。而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既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導作用，發揮各類政策「組合拳」的合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從實施結果來看，「里根經濟學」盡管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但是也產生了長期性的副作用，成為美國經濟發展至今的痼疾。一方面，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另一方面，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持續惡化，收入分配明顯傾向於富人階層。與此相對應的是，盡管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但勞動者的小時工資率並沒有明顯上升，表明美國在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成果較少地惠及勞動階層。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是要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共享發展。
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據的經濟學原理
供給和需求都描述了數量和價格的關系，其中供給是指在價格和供給者願意並回且能夠答提供的數量之間的關系；需求是指在價格和需求者願意並且能夠購買的數量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供給和需求都能影響產品的均衡價格和數量。舉個例子，當大量的廠商供給饅頭時，最終成交的饅頭價格會下降，數量會上升。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改變供給者的供給行為，進行市場上的數量和價格調節。
Ⅳ 如何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理解現在的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
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
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迴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
Ⅵ 怎樣用西方經濟學解釋中國供給側改革
中國政府近期圍繞經濟發展做出了兩項重要決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計劃期間，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6.5%以上，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二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項決策非常好。中國之前把重點放在需求側，但不管從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這裡面都存在問題。如果把重點放到供給側，決策者就要精確計算實現6.5%的經濟增長需要多少投入，然後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確的政策。
要想從供給側分析經濟，有兩大基礎理論體系：
• 索羅經濟增長模型：這是西方經濟學框架內的基礎理論模型，通過資產、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效率來分析供給。
•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這是中國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通過資本、勞動力和剩餘價值來分析經濟。
就中國目前需求來看，索羅模型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供給問題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為一進行討論。
經濟數據顯示，供給側的投入產出權重不同。要想計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多少供給，我們不只要做簡單加減，還要考慮加權。既然中國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那我們就要以全球目前最發達的國家——美國——作為標桿來進行分析，看看中國要想進一步發展經濟還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Ⅶ 試用總供給模型分析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給側改革」就已經被提出，並在不同場合被中央高層多次提及。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都對「供給側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的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概念，有的則與中央精神相違背。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梳理分析學者們對「供給側改革」的各種解讀，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准確含義。
大體上來說，經濟學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有以下幾類觀點。
「新供給經濟學」的觀點
「新供給經濟學」是最近幾年國內新興的一個學派，發起者主要來自政府相關研究機構或市場機構，他們的學術討論比較活躍，2013年成立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等研究組織。在近期對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討論中，新供給經濟學派發出的聲音比較多。
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失誤在於強調需求側的分析，進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張，忽視了供給側和供給管理。之前國內一直強調的消費、投資、出口「三架馬車」推動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機後，這種「需求管理」為主的宏觀調控方式已經引起了學界許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對應的供給側的動力機制。他們將「華盛頓共識」下的供給學派看作是頗有建樹的一個學派，認為該學派在美國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激發了供給的活力和潛力；但同時，該學派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的作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並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的情況。
在「新供給經濟學」看來，從供給側出發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有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制度、科技和管理創新兩方面的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可能會更大。在下一階段的改革過程中，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來化解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進一步釋放微觀經濟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據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包括：放開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轉制度、實施金融化改革、鼓勵創新創業等。這一學派強調，當下改革過程中一定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盡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話也要考慮供給側的效果，要堅決抑制「政府萬能」的傾向。
應該說，我國上一輪的大規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後確實產生很多後遺症，這一學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界對於大規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新供給經濟學」在理論層面和政策層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學者指出，該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認為供給側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事實上，他們搞混了宏觀經濟學中的短期和長期問題。需要明晰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適用於短期平衡的經濟理論。社會總供給的變化源於社會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在短期中不會改變，如果此時外生沖擊導致社會總需求偏離社會總供給，發生經濟危機，就需要採用需求管理政策來使宏觀經濟達到均衡。而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問題，主流宏觀經濟學中有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分析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因此「新供給經濟學」的所謂理論創新其實並無新意。還有學者指出，該學派將供給側因素表述為人口或勞動力、資本、土地、創新、制度等，但這五種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平行關系，它們並非是在同一層面因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是生產要素，創新和制度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前者通過量的增加來促進經濟增長，後者是通過質的提升來影響生產力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該學派在內的許多學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給層面討論「供給側改革」問題，而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問題卻在於產品供給層面。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決的主要是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也是強調要從產品供給層面入手。因此，「新供給經濟學」的解讀實際上與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差距較大，對理解和解決我國當前經濟問題作用有限。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需求側
當前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依然在於需求側，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必須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前提條件。他們指出，現階段中國經濟嚴重下滑，主要還是由於總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總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自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逐漸放緩；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自身也正處於一個6-7年的下降周期中，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內外兩方面因素疊加導致總需求疲弱。從各類經濟數據指標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偏離潛在增長率，當前物價已經出現了通縮傾向，這表明經濟幾乎處於最底部的階段，如果此時不採取適當的需求管理政策，經濟將會進一步下滑，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
他們認為，政府主導的投資是應對當前總需求不足問題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資能夠幫助我們補短板，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力，例如對生態環境、能源資源、勞動隊伍、材料裝備、技術研發、前沿科學等廣義生產要素和國家戰略性資產進行持續有效的資本投資。其二，投資與消費是正相關的，有效的投資會創造價值、增加就業，進而增加家庭收入，促進消費增長。其三，中國還有許多投資機會，政府的投資機會仍然很多，特別是中西部落後地區。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程度只相當於沿海地區20世紀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資需求。因此，鼓勵政府主導的投資仍然是合理的。還有學者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也應適當寬松，當前融資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寬松的貨幣政策短期內有助於中國經濟走出通縮的通道，中長期對結構轉型也有重要的積極影響。
當然，他們認可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但強調政策的輕重緩急。在他們看來，在當前經濟嚴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謹慎、適時地推行供給側改革，防止供給側改革抑制消費需求或者投資需求。有學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是可以結合起來進行的。比如，在經濟下行時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給側的補短板措施。這種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長期降低交易費用，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過去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長期供給。現在推行供給側改革的許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長期供給，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資才能實現。事實上，我國過去的和現在的宏觀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給相結合的政策，它既不是發達國家單純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不是單純的「供給學派」政策。
這部分學者主要從需求側解釋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的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的辯證關系，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不能將「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混淆
許多學者認為，不能把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混為一談。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來考察，通過供給端研究經濟問題並非新鮮事物，從「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到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供給學派，都強調供給的重要性。但這類片面強調供給端作用的經濟學流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飽受批評：馬克思就對薩伊的經濟理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曼昆等經濟學家稱美國供給學派為「倒霉的」、「愚蠢的」經濟學，該學派的經濟政策實踐也曾經誤導美國經濟，對其造成沉重打擊。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這點毋庸置疑。不過，有一些人錯誤地將「供給側改革」理解成採用「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對公眾造成誤導。一些學者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批評。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在美國實施了諸如緊縮貨幣供應、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等政策，希望帶領美國走出「滯漲」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供給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視這些事實，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還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還有學者指出，應該全面正確認識對供給端的強調。事實上，我國一直以來實施的許多經濟政策都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相結合的，比如產業扶植政策、鼓勵科技創新政策等等。同時，一些人提出的供給不足的證據站不住腳。比如，許多人都將「中國人大量從海外購物」作為國內供給不足的證據。事實上，日本作為中國人最常去購物的國家，每年接待的中國遊客數量不足300萬，很難代表整個中國的需求和供給狀況；大部分國人進行「海淘」，買的都是國外比國內便宜的商品，這反而說明了國內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給不足。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給側改革」的名義，實則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這明顯違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給學派的學者主張，「供給側改革」要淘汰的「僵屍企業」就是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國有企業先行，淘汰一批落後國有企業，以「國退民進」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還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過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轉制度的建立，進一步明確私人對於土地的各項權利，這實際上是變相推動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要著重改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徹底改變政府的干預主義行為，將政府的經濟責任嚴格限定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類似的這些主張實際上都是「新自由主義」老生常談的葯方，與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毫無關系，明顯有違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有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需要格外警惕。
客觀來講，一些學者的某些觀點過於偏激，但他們對於「供給學派」的批評，對於借「供給側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義」之實的別有用心者的尖銳批判，對我們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