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發展歷程

A. 試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原因

中國的人均GDP 在過去一千年裡幾乎水平不變，而從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國經濟總量也從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長快車道。眾所周知，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經過40年波瀾壯闊的不平凡歷程，我國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近
40年來，中國在哪些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改革開放經歷
了怎樣的曲折歷程？經濟學原理如何闡釋和解讀這一歷
程？改革開放對未來的啟示何在？本報告擬就這些問題進
行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
一、改革開放40年我國取得的成就與世界各國對比
從生產力水平看，我國近40年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個百分點，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躍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列。
從經濟結構看，近40年來第一產業佔GDP比重下降了近16.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佔比下降了約7.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
佔比則上升了23.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從財政情況看，由於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近40年來我國多數年份財政收支處於赤字狀態，2016年雖略高於3%的警戒線，但仍處於可控范圍。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門債務佔GDP比重為36.2%，低於世界主要國家，且已連續兩年下降。
從金融市場看，我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銀行業信貸發放量佔GDP比重超過200%，高於高收入國家水平。
從基礎設施來看，人均電力消費從1978年的247千瓦時增
長至2016年的4280千瓦時，是1978年的17倍多，並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鐵路網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達到144.3%；高鐵運營里程超過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總客運量由1978年的154萬人次增長到2016年的4.88億人次，總量位於美國之後列世界第二。
從醫療與基礎教育水平看，人均預期壽命由1978年的65.8歲上升至2015年的76.1歲，增加了10.3歲；每萬人專業醫師數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識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發達國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B. 運用具體的世界或中國經濟史說明社會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制度變遷理論與傳統的經濟學
狹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實主要是微觀經濟學，也可以說是價格理論。他的內核主要為穩定偏好、理性選擇和均衡結構。而在諾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棄了理性選擇假設，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滿意」的假設。從這個意義上說，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其實採用的是一種新的分析範式。具體在我國經濟學界對制度變遷理論大體上有兩種評價：一種認為諾思制度變遷理論重新認識和解釋歷史是經濟史學中的一大創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種評價則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經濟學的復歸，其中的制度變遷理論也不例外。
但我認為持前一種觀點的人似乎過分誇大了制度變遷理論在經濟學上的地位，事實上，通讀完《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我們不難發現，諾思分析問題所用的基本假設依然是「理性經濟人」，而分析制度變遷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況，我認為相對於邏輯嚴密的新古典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需要說明的問題還有很多。再有就是連諾思自己也贊同的「新經濟史學必須用可靠的統計資料作為其堅定的基礎」。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善（例如對制度變遷的成本的核算問題，諾思也僅僅是停留在估算的層面上，在這方面，還缺少強有力的核算體系作為其理論的支撐點）；對於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則認為從古典制度經濟學到西方市場經濟運行理論，再到新制度經濟學，體現了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性，但他們卻沒有看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意義。制度變遷理論中的「理性經濟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於交易費用的引入使這里的分析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加貼近真實，制度變遷理論中所研究的乃是現實中的經濟人，而不是古典經濟學里的抽象的經濟人。他的最基本的著眼點是人，制度，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還有就是制度變遷理論雖然依舊採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這也與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這恰恰是因為諾思看到了在現實中有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來解釋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識形態的理論以使其完善。當然，我認為最為精彩的則是制度變遷理論得出了與傳統經濟學截然相反的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正式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諾思）那麼，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我想先從他的上述兩個創新之處入手進行分析。

交易費用：
眾所周知，目前對於交易費用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萬別。核算的難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許也正因為此，交易費用才長久的被人們所忽視。雖然諾思曾說他度量了53個國家的交易費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少。但是，如果連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認可的話，最終所得到的數據將是難以讓人信服的。很自然的，這是無法被科學所認可的。當然，我也並不是說，這一系列的工作毫無意義，至少它可以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交易費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畢竟現在人們所信奉的科學是建立在精確的基礎之上的。一個模糊意義上的「很多」和一個精確的具有權威性的數字，給人們所帶來的影響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因此，我認為，產生一套公認的對於交易費用的核算體系不僅對於新制度經濟學，而且對於整個人類的經濟發展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要想對交易費用進行核算，就必須先形成一個關於交易費用的能被大家所廣泛接受的概念。有學者曾試圖去做到這一點：交易費用其實就是人們為了使他人的行為可預期而付出的一種費用。但我認為這個概念非常抽象，並不能滿足我上面所說的核算要求。我認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經濟學論題，應該不僅僅滿足於把眾多繁雜的論題納入自己的解釋之中，更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論框架，使別的論題能夠自覺地歸入此框架之中。（打個比方：在一個有著很多小企業的市場之中，每一個小企業都可以被稱為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權威，就必須要有收購與兼並）。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於降低交易費用，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之間的差距，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型活動，以此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制度的變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並且它的成本還非常的高昂。那麼，如何來度量這個成本呢？
在上面我們已經談到連交易費用的度量都是極為困難的，那麼要度量在交易費用的基礎上衍生出的制度變遷的成本不就是難上加難了嗎。諾思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也正是因為此，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你才會常常看到這樣的句子：人們會對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進行估算，只有當人們的預期收益大於成本的時候，人們才會採取這一行為。我們會發現這里的「預期」與「估算」說的都是很牽強的。更何況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屬性，如階級性，公共性，正負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實是方便了一些人鑽空子）等等。有鑒於此，某一特定的制度變遷究竟是減少了交易費用還是增加了交易費用還很難說。但是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來越好了。

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思在解釋歷史時陷入困境後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覺是這一理論似乎更多的是被作為一種工具來時制度變遷理論更加完善，但這樣卻又給這一理論本身帶來了很多問題。（有點像拆東牆補西牆的感覺）在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關意識形態理論的問題將會在下面單獨討論。

制度重於技術？
一種常見的誤解以為，只有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才是本源性的東西，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的發展變化。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高興技術產業發展的快慢不是決定與政府蓋了多少錢，掉了多少人，研製出多少技術，而是決定於是否有一套有利於創新活動開展和人的潛能充分發揮的制度安排，社會會環境和文化氛圍。 吳敬璉
可以看出，這和諾斯的論調是同出一轍的，他們同樣是強調制度的重要性。那麼，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為什麼長期以來，人們會忽視它的作用呢？我認為制度之所以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變的，是因為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這就需要藉助其他的東西來認識它），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對制度變遷的歷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體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數時候，制度變遷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它具有很大的長期意義（參看下面的制度變遷的一般框架）。與此相比，一項「好」的技術一旦的一發明，便會被迅速的推廣使用，且具有明顯的「自我強化機制」。
很多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會和古典經濟學家爭論說制度重於技術。 誠然，制度為技術的發展、經濟的增長營造了環境、創造了條件，但是技術的進步則為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爭論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以及哪一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決定性作用，就如同討論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其實際意義並不大（如雖然諾斯證明了在產業革命前是先有一場制度的變革的，然後才導致了第二次經濟革命，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引起了這場制度的變革呢?）。如果跳出制度與技術誰是更為根本性的爭論這樣一個圈子，讓我們從經濟的增長這個視角來看，我認為制度因素與技術因素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他們共同為經濟的增長而服務，並且只有當把制度與技術的貢獻轉化為經濟的時候，他們在經濟學上的討論才是有意義的。
但是，對於具體的歷史時期，這樣的討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我認為，就我國現階段而言：制度重於技術）。 這就需要人們（往往指國家）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的成本與收益進行估算。如果由技術變遷所引起的經濟凈增量大於由制度變遷所引起的經濟凈增量那麼，國家就應該先想辦法發展技術，以此來帶動制度變遷，然後二者相互協調，共同為經濟的增長服務；反之，就先進行制度上的改革。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準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人們的意識形態，並且當國家已經決定要採取制度變遷或是技術變遷的時候，他們成功與否，也並不嚴格符合上面所作說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這種決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義，而不服從因果決定論。犧牲是在所難免的。
三 制度變遷的一般框架
由《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這本書具體來看，制度變遷的一般過程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步驟：
1 由於相對價格或意識形態的變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從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變現有制度的傾向，暫且把它們稱為第一行動集團；
2 由第一行動集團提出有關制度變遷的方案；
3 當這一制度提出以後，其他人則分成了兩大陣營：支持者和反對者（對於不屬於這兩者的則不予考慮）
4 接下來則是舊制度的擁護者與新制的倡導者這兩大集團博弈的過程，這個過程又可以分為漸進式的比較緩和的過程（大多數制度變遷都屬於這一類）和突變式的暴力過程（如法國大革命），兩種過程所付出的代價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後制度變遷的完成
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也可以被理解為眾多利益集團博弈的最終的均衡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這里所談到的制度變遷其實更傾向於是誘致型的制度變遷。它具有盈利性、自發性和漸進性等顯著特點。因而，它也是一種比較好的制度變遷的方式。與此相對的，強制型的制度變遷並不需要按照上述過程完成。強制型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在這里，我更願意把國家理解為一種在暴力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國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並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國家在進行制度變遷的時候，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而它的資本就是自己的強制力和「暴力潛能」等方面的優勢。並因此可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但是國家並不是中立的，更何況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往往會事與願違）。因而，我並不認為它是一種好的主要的制度變遷的方式。那麼，為什麼強制型制度變遷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給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以外，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單純依靠誘致型制度變遷，往往會導致制度供給不足。這又於制度是具有差異性的有關，簡單的說，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須要有特定的團體來實施。如法律必須由國家來制定。
綜上所述，雖然國家在使用強制力時有很大的規模經濟。也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推進制度變遷，但是，我認為除非必要，否則國家就應該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誘致型制度變遷上。
（在這一段的分析中，已經隱含了，制度變遷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當然，也許事實並非如此）還有很多超過字了....

C. 我國的股票發行制度的歷史變遷過程

過程：

按面值發售—行政定價—逐步向市場化過渡。

按面值發售階段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股份制企業和證券市場開始興起到1992年是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由於人們對股票和證券市場比較陌生，認購的積極性不高，所以股票發行的著眼點並不在於股票價值的確定，而是著重於將股票發行出去。

因此，基本沒有進行股票的定價，許多股票都是按照面值發售，價格很低，並依託於行政攤派進行。這種方式使得發行抑價嚴重，但也激發了一些具有投資意識的初始投資者進行股票投資，推動了證券市場的建立。

行政定價階段

1992年10月，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集中統一的監管體系開始成立。自此，我國證券市場步入初步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先後試行過抽簽、全額預繳款、上網定價和上網競價（僅4隻股票試用）4種發行方式。

較之於其它大多數國家，我國的定價方式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是由中國證監會根據新股發行價＝每股凈收益×市盈率這一固定公式進行統一定價，而且，發行市盈率和所採用的收益也是由證監會制定的。

在這種定價方式下，發行公司和承銷商無法根據市場的情況來確定發行價格，這使得發行公司的資產遭受損失。

逐步向市場化過渡階段

1998年12月31日，《證券法》正式出台。自《證券法》公布以後，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化定價改革的步伐加快，相繼出現了由承銷商和發行公司協商確定上市價格上網定價、向二級市場配售和向法人配售等新的定價方式。自此，證券市場的發展邁入向市場化過渡的新階段。

(3)制度經濟學發展歷程擴展閱讀：

《證券法》和之後一系列文件的公布使得我國股票市場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從實行市場化改革幾年來的情況看，我國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給各市場主體帶來的收益如下：
對於上市公司來說，發行籌資額有所擴大並開始體現公司差別，股東結構也有所改進

發行市盈率的提高使得上市公司的發行籌資額擴大。此外，發行市盈率也開始體現不同的公司和上市期間市場情況的差異。在行政定價期間，新股發行市盈率的標准差為2.31，而1999－2000年新股發行市盈率的標志差擴大到了10.32。

另外，在市場化定價時期採用的法人配售方式，一方面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和法人投資者，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東結構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並有助於改善投資者結構和投資者行為。

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法人詢價機制也促進機構投資者進行股票價值研究，從而促進市場價格的形成，這也有利於上市公司的融資。

D. 中國會計制度經歷了幾次變遷請具體說下細節，需要寫論文，謝謝~

一、會計制度的性質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諾斯的解釋，「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諾斯，1994）。廣義的制度包括正規制約和非正規制約，即「是由當時在社會通行或被社會所採納的習慣、道德、戒律、法律（包括憲法和各種具體法律）、規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條例）等構成的一組約束個人社會行為，因而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規則（樊綱，1996）。」按照以上制度含義的一般解釋，會計制度應包括制約會計行為人及利益相關者的法律、法規、准則、慣例及單位內部會計制度的總和。
從本質上看，會計制度也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准則。無論是會計法律還是會計准則、會計慣例，或企業內部會計制度，就其本質功能而言，都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一種規則。因此，同其他社會性制度一樣，會計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會計制度的制定同樣是在利益矛盾沖突條件下的一種公共選擇過程。會計制度的「消費」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某種強制性。尤其是在我國，會計制度大多表現為法律、法規的性質，其強制性「消費」的特徵更為明顯。
然而，對具有技術規范外在特徵的會計准則性質的認定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迄今為止，國外學者關於會計准則性質的認識，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1）會計准則是一種技術手段；（2）會計准則具有經濟後果；（3）會計准則的制定過程是一項純粹的政治程序（劉峰，1996）。而我國青年學者謝德仁則認為「會計准則的性質在於它是一項關於一般通用的會計規則的公共合約（謝德仁，1997）。
在筆者看來，將會計准則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只是看到了會計准則的實施過程所呈現的技術規范這一外在形式，而沒有對會計准則制定過程及實施後果給予足夠的關注。
其實，作為一種公共物品，會計准則的制定是相關各方利益沖突條件下的一種公共選擇過程，甚至因此而上升為一種「政治化的程序」。與此相適應，會計准則的實施會產生影響信息使用者決策、影響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經濟利益分配的「經濟後果」。第二種觀點雖然看到了會計准則所具有的「經濟後果」，但沒有明確回答會計准則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即沒有概括出會計准則的基本屬性。第三種觀點強調了會計准則制定過程所表現的政治化程序特徵，但「政治化程序」畢竟僅是會計准則制定過程中所表現的特徵，而不是從准則制定到准則實施後果全過程的性質。
筆者比較贊成謝德仁博士關於會計准則是一種公共合約的觀點。因為將會計准則定義為一種公共合約能夠更好地解釋會計准則制定、實施及實施後果的系統性特徵。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會計准則作為一種規范會計行為的制度，雖然也是一種經過各利益集團斗爭而形成了的社會合約，但它與其他社會性制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徵。
這種特徵主要表現在其作用機制上。一般而言，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常常是通過界定個人或組織的行動空間及其責權利，直接約束利益主體的行為來實現對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調節功能的。如稅收制度直接約束納稅人、稅務機關等當事人的行為，調節納稅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信用制度直接約束借貸雙方的行為，從而調節借貸方之間的利益關系；等等。與此不同，會計准則並不直接約束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而是通過為會計人員提供技術規范約束會計主體的會計行為，確保會計信息系統提供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財務信息而間接地實現調節人與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功能。這正是人們容易把會計准則當作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的原因。但是，純粹的技術規范，如大量的生產技術標准，並不具有調節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功能。
由此不難看出，會計准則作為一項制度安排，與其他制度安排的重要區別是，它通過提供會計信息加工的技術標准，來減少會計信息使用者搜集、鑒證、利用會計信息的交易成本，以減少不確定性，從而實現制度所具有的調節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功能。
二、中國會計制度變遷的特徵分析
對於中國會計制度變遷的特徵，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把握：一是我國會計制度變遷同國外，尤其是市場經濟成熟國家的會計制度變遷相比所具有的特徵；二是80年代以來的會計制度變遷同建國後曾發生的重大會計制度變遷相比所具有的特徵；三是會計制度變遷同其他經濟制度變遷相比所具有的特徵。下面，我們按照這一思路展開具體的分析和概括。
1.政府是制度供給主體。
任何國家的會計法律（包括專門的和非專門的）都是由國家制定的，因而都具有國家的性質。然而作為會計制度結構中核心組成部分的會計准則，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其供給主體卻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中主要有政府供給和民間職業團體（或機構）供給兩種模式，此外也有部分國家由政府與民間職業團體共同供給。美國、英國等是民間職業團體供給模式的代表，法國等則是政府供給模式的代表。我國會計制度歷來以政府為供給主體。考慮到會計准則涉及許多技術性問題，會計核算方法和會計信息質量關繫到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利益，盡管在我國會計准則制定過程中成立了國內外咨詢專家組，並在正式頒布之前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但實質上我國會計准則的供給主體仍然是政府，即屬於政府供給型模式的典型代表。
我國堅持以政府為主體供給會計准則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1）制度遺產。制度的制定本身也是一種制度安排。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制度供給主體角色一直由政府充當。
特別是會計制度，無論是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還是行業性、地區性的會計制度都由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制度制定程序本身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已經為社會所接受，況且這一制度安排已在《會計法》中明確規定。
（2）政府作為會計准則的供給主體可以保證准則的權威性和時效性。由於政府代表國家，因此，政府制定會計准則比民間職業團體更具有權威性。此外，由於政府制定會計准則可以減少制定過程中的交易費用，縮短制定過程和實施推廣過程，從而具有更好的時效性，而這種時效性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十分迅速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
（3）在大中型企業及上市公司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具有的主體地位也是政府制定會計准則的重要原因。同其他制度安排一樣，會計制度涉及到有關各方的經濟利益，而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國家是企業的最大利益者，保證國家利益不能不說是政府制定會計准則的一個重要原因。
2.制度實施具有強制性。
制度變遷有兩種基本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林毅夫，1994）。
前者是指一群（個）人在響應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獲利機會時而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的制度創新；後者則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入、實施而引起的現行制度的變更或替代。由於我國會計制度制定方面的制度遺產，加之我國快節奏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迫切要求會計制度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變遷。在這種背景下，會計制度的強制性變遷也就成為合乎邏輯的選擇。
強制性會計制度變遷的優點在於，能利用政府的強制力和「暴力潛能」等方面的優勢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但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團間利益沖突和知識准備不足等則可能影響制度變遷的效果。例如，會計制度的強制運作，可能違背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這些人可能不按制度行事，這便會降低制度效率。近年來，一些企業不按會計制度特別是不按具體會計准則要求進行會計處理和信息披露，製造虛假會計信息，便是企業管理當局抵制新會計制度，導致制度效率降低的例證。
3.制度變遷過程是漸進的。
按照對改革方式進行分類的一般標准，既應包括改革的目標和程序，也應包括改革的速率。據此，筆者認為，中國的會計制度變遷應屬於漸進式變遷。其主要特點是：逐步推進、分步到位、先易後難、先試驗後推廣等。從1980年10月全國會計工作會議提出會計改革問題，1984年10月全國會計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關於會計業務改革的設想（討論稿）》、《會計改革綱要（試行）》；從《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准則》（基本會計准則），到《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和已頒布的各項具體會計准則；從1985年的《會計法》到以後兩次修改的《會計法》。所有這些制度性內容的變化可以看出，我國整個會計改革的過程是在「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中進行的，是分步推進的。而在會計改革過程中，通過在不同所有制、不同組織形式、不同經營方式的企業進行試點，特別是先在外商投資企業、股份制試點企業及上市公司這樣一些新的經濟成份或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中率先實行新的會計制度，積累經驗，然後再推進全方位的會計制度變遷，具有典型的先易後難、先試驗後推廣的特徵，同時又是一種明顯的先「增量」改革，後「存量」改革的策略。時至今日，我國已頒布的幾項具體會計准則仍然分為「所有企業執行」和「上市企業執行」兩部分。這也說明，我國的會計制度仍處在漸進變遷過程之中。我國會計制度的漸進式變遷是由會計制度的特點及中國國情所決定的。會計對經濟的發展雖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從深層次上看，會計的發展始終依賴於經濟環境的變化，會計制度作為經濟制度結構中的組成部分，處於一種「配角」地位，而高度依存於其他制度安排。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它必須服務和服從於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而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是按漸進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決定了會計制度變遷也只能是漸進的。期望在短期內使我國所有會計原則、會計程序和方法都達到一種理想狀態，顯然是不現實的。
漸進式制度變遷的優點是，因「邊干邊學」、「先試驗後推廣」，可以分步驟取得制度替代或轉換所需要的信息，逐步積累變遷所需的知識，從而可以減少信息的不確定性和非完備性，變遷的社會阻力也相應減少，摩察成本降低。當然，漸進式變遷也有其缺陷：
（1）各項相關制度安排不同步，易造成制度結構失衡，特別是新舊制度安排之間常常發生摩擦和沖突，從而導致效率損失。例如，我國會計制度結構中的會計法、基本會計准則、具體會計准則，還有行業會計制度、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之間就常常出現矛盾，從而降低了制度效率。
（2）制度供給相對制度需求常常出現時滯，造成制度空檔，為一些企業人為操縱會計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機。如關聯交易、企業合並等會計業務的處理都曾出現過類似情況。
（3）「邊干邊學」使會計人員學了一些「有效期」很短的知識，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整個變遷過程的學習成本。如1993年會計人員剛掌握的財務狀況變動表編制知識，在1998年就不那麼有用了，而他們必須重新學習編制現金流量表的知識。
4.資本市場和國際慣例具有導向作用。
我國正在進行的會計制度變遷與建國後進行的前幾次會計制度變遷相比，一個重要的不同點是導向上的差異。80年代之前的會計制度變遷，總的來說是圍繞服務於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的，即以建立集中統一的會計制度為制度變遷目標。會計信息僅僅為宏觀經濟計劃管理和內部管理服務，在會計制度變遷目標的定位上並未考慮與國際慣例接軌問題。由於當時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市場，也談不上資本市場的導向作用。
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帶來了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因此，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能較好地與國際慣例協調的會計制度結構成為這次會計制度變遷的目標。這里所說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適應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要求。事實上，正是資本市場的發展才催生了中國的會計准則。現代資本市場是建立在信息披露基礎之上的，而信息披露的核心內容是財務信息，及時、相關、可靠的財務信息是資本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必要條件。從我國會計准則產生的時機以及各項具體會計准則頒布的時間順序和所規范的內容都可以看出資本市場所具有的導向作用。
與國際慣例接軌，是這次會計制度變遷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次會計制度變遷的重要導向。資本市場和貿易的國際化必然要求作為商業語言的會計提高其一致性程度。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財務信息的國際可比性，進而為合理配置資本、降低市場風險和籌資成本提供信息支持。
《國際會計准則》在國際之間的會計協調方面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各國都在努力使本國的會計准則向國際會計准則靠攏。我國在會計准則制定方面是一個後起的國家，這使我們有可能參照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國際會計准則委員會已經形成的會計准則體系制定本國的會計准則體系，使我國的會計准則體系目標一開始就定位於「國際水平」。從我國已頒布的幾項具體會計准則的內容看，均具有與國際會計慣例較高的協調性

E. 柯武剛，史漫飛哪一年出版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德)柯武剛,史漫飛,韓朝華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

F.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並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

G. 有人看過《制度經濟學——經濟秩序與公共政策》德國柯武剛、史漫飛著的，

看過.

對其中通過經濟學理論批評社會主義歷史的部分印象較深.社會主義(包括空想的和版所謂權科學的)及其實踐大有其道德合理性,但看來經濟合理性不足,這反過來又損害了其道德合理性.(體會的根據:想來還是我們對社會主義有直觀感受,對資本主義則無.)

感想:問題大概要上溯到人性論,道德和經濟的爭議最終要在人性論的法庭上打官司.

H. 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義

西方經濟學從16至17世紀的重商主義開始，到現在經歷了六次理論突破，即所說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發生在古典經濟學說中，後四次為現代經濟學說史中。
西方經濟學是從重商主義開始的。時代背景為海盜式帝國主義，貿易與殖民相聯系，它作為一個體系，從宏觀角度考慮問題，基本內容為出口壟斷，外匯管制和貿易順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權力，統治經濟和鑄造貨幣，控制對外貿易，主張國家干預和參預經濟，並對經濟進行調節，認為國家財富就是金銀，輸入金銀可以潤滑工商業的齒輪，所以鼓勵出口，實行補帖，限制進口，以此擴大貿易順差，換回金銀，金銀的積累導致國家財富的增長。但實際執行中卻無美妙前景，最終出現了生產力的危機。如法國出口製成品越多，換回金銀越多，結果越窮；而英國，反而民富國強。重商主義重點在商品流通領域。
現代經濟學只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才開始。時代背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下，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擺脫封建和國家的干預。1776年《國富論》第一次劃時代革命。其矛頭指向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斯密繼承和發展了以前經濟研究成果，特別是重農主義對供給和微觀重視，第一次創立比較完備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他認為重商主義犧牲了消費者而利於生產者，帶來經濟效益差的後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國民財富，一靠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二靠資本積累，增加儲蓄，形成投資，擴大市場。為增加生產，積累財富，反對國家干預，放任經濟自由，經濟「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導」，發揮市場自由競爭、自由調節作用，國家只需保衛人民和國家的安全，社會秩序公平等。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勞動創造價值，利潤來自剩餘勞動，反對重商主義只有貿易、重農義義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觀點。還提出了一些微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對需求重視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夠精細，勞動價值論有利於工人而不利於資本家等。
1870年，發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現三名學者：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傑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他們三個人，住在不同地方，長在不同國家，但幾乎同時提出邊際效用價值論。強調供給和生產轉變為強調需求和消費。提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於勞動的消耗量，而是取決於主觀評價，進行邊際主義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稱為」邊際革命「年，直到馬歇爾最後形成的所謂的」新古典學派「。完全用邊際分析方法，利用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力的概念分析經濟問題，提出存在競爭市場上的產品、勞務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是決定於邊際供求的關系。強調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定價與資源的稀少性有關。由於稀少有關，因此，對各種產品用途的估價帶來效用遞減，人和廠商都受著理性行為原則的支配。如個人怎樣用有限錢得到最大效用的滿足，而廠商利用有限資源設備來得到最大的利潤，這種方法就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古典學學派關心的是整個經濟的長期發展，關心剩餘產品在各個集團之間的分配問題，而邊際主義者關心的是微觀經濟問題。所以，從邊際主義者到馬歇爾，才建立起微觀經濟學體系。邊際概念成為關鍵性工具，效用與消費者需求成為出發點和推動力，關心的是在資源稀少情況下來進行生產、分配，消費。同時他們認為，只要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力量，經濟就能達充分就業均衡，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或經濟危機。總之，他們以主觀根據供求而決定價格的價值理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以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來代替古典學派由社會力量決定收入的分配理論；用和諧經濟體系代替階級沖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比古典經濟學更合理、更精緻，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但面對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籌莫展，無能為力。新舊古典經濟學偏重於微觀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政治上國家壟斷資本的產生。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社會對宏觀需求不強，國家也沒有掌握足夠大的資本實現這種控制，而當它進入國家壟斷之後，這種要求和可能都具備了。理論、方法和政策都不同於傳統。理論上反對薩伊定律。薩伊定律就是供給本身就能創造需求，需求是供給的函數，因此，經濟自身能夠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凱恩斯認為，供給是需求的函數，拋棄「儲蓄會自動轉化為投資」傳統觀點，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存在自動調節的性質，因而沒有充分就業的可能，往往是小於充分就業狀態。由於三大心理規律（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作用，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必然會產生大規模失業、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義研究的宏觀經濟問題，開創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關心經濟總量行為活動，特別是總支出（投資支行、消費支出和政府支出）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強調決定經濟活動水平的是投資部分。只有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產，增加生產。還將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密切結合為一體，現在宏觀經濟分析都取自於《通論》的開創，這是凱恩斯在方法論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干預、參預經濟調節。所以，有人說凱恩斯又回到重商主義，因為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獎勵出口，與重商主義相同。三個最重要政策：1、政府預算的平衡應聯系經濟中需求狀況來加以評價。如存在大規模失業，預算應增加赤字。2、降低實際工資不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可能會相反
；3、貸幣政策如不藉助於財政措施，則不可能終止大規模失業。二戰後，特別是50、60年代，凱恩斯理論成為西方正統。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跳了價格分析的限制，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具有劃時代意義。
上世紀50，特別是60年代後期，出現反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貨幣學派崛起。其背景是，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滯脹「，奉行已久的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因為按凱恩斯理論，低增長與高通脹不可能同時出現，貨幣學派自由主義理念抬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其內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所以不穩定，主要原因不是凱恩斯所說的三大定律影響的總需求不足，而是由於貨幣方面受到干擾。核心是貨幣，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產量、就業和物價變動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貨幣政策最重要，財政政策除了起負作用，不可能影響產出率和就業率。其主張貨幣穩定、有節制增長，即長期貨幣政策，除此之外，國家減少支出，不幹預私人經濟，市場完全、充分發揮作用。現在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接收貨幣主義向凱恩斯挑戰的兩個思想：1，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2、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產出量具有更大的效應。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出版。書只有100頁，便很精煉，思想深刻。書中把生產看作同樣商品既表現為生產資料又表現為最終產品的一種循環過程，是從基礎理論上進行革命。主要影響：1、商品價格反對邊際分析，回到李嘉圖，再生產周期性循環過程中，用成本價格和平均利潤的方法計算商品價格。2、在一定技術條件下，聯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計算出每種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而不是馬克思抽象的社會必要勞動，補充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3、斯拉法的商品價格決定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商品價值轉形商品生產價格的問題。
在反對凱恩斯主義思潮中，出現了理性預期理論，為第六次革命。理性預期假說由美國經濟學者約翰穆斯於1960--1961年首創，70年代盧卡斯把理性預期理念結合到貨幣主義模型中，應用於穩定性經濟政策的研究。他們認為無論凱恩斯主義，或是貨幣主義，都把理性預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財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為公眾勢必預料到這些政策的後果。如政府試圖加快貨幣增長經濟，人們就料到通貨膨脹而抬高價格，於是額外的貨幣更加抬高昂貴的物價而不是導向經濟增長，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帶有欺騙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時期內欺騙所有人，決不能在長期中欺騙所有人。以前人都以過去經驗來推測預期，理性的是綜合更多因素來進行預期，過去僅是一部分因子。
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圖示
發展階段
時間
時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論觀點
政策主張
著作
重商主義
15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安徒萬·德·蒙克來田
財富就是金銀，金銀就是財富，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對外貿易的順差。
從流通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國家的一切經濟活動統統歸結為攫取金銀

古典經濟學

重農主義
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上升時期
英國 法國
威廉·配第 阿吉爾貝爾
亞當·斯密 西斯蒙第
大衛·李嘉圖
魁奈
從生產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看不見的手
勞動價值理論
把對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對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分析相結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亞當·斯密
《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經濟學
18世紀末至19世紀70年代
（1830年）
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1832年英國通過議會改革案）
薩伊（法）
馬爾薩斯（英）、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西尼耳、巴師夏、凱里
薩伊定律：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於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的研究

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1870年）
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門格爾（奧地利 奧地利學派）
傑文斯（英 英國學派）
瓦爾拉斯（瑞士 洛桑學派）
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來與勞動價值論相抗衡

新古典經濟學（微觀）
19世紀末期
馬歇爾（英 劍橋學派）

瓦爾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產成本價值論
供求理論
邊際效用論
節欲論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優

自由放任、國家不幹預經濟
馬歇爾
《經濟學原理》1890年

1933年

張伯倫、羅賓遜
壟斷問題

1939年

希克斯
價值論（提出了序數效用論，馬歇爾的是基數效用論）
一般均衡論：起到推廣與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價值與資本》1939年
凱恩斯革命（宏觀）
20世紀30年代
經濟大危機
凱恩斯
失業和經濟的周期波動是因為全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
國家干預經濟
凱恩斯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年
對凱恩斯的解釋與補充
新古典綜合派→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10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12版）
二戰後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
二戰後凱恩斯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出現了顯著的漏洞，產生了干預和反干預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種矛盾和不調和之處
薩繆爾森
庫茨涅茨、托賓、哈羅德、索洛
漢森（20世紀40年代理論和政策建議方面進行補充和發展，奠定新古典綜合派的某些基礎）
傳統西方經濟學——微觀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宏觀

薩繆爾森
《經濟學》1948年
新劍橋學派
20世紀50-60年代

瓊·羅賓遜（英）

非均衡學派
（又稱新凱恩斯學派）
20世紀60年代後期

克洛沃（美）萊榮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劍橋學派、洛桑學派的 相結合，形成一個獨特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貨幣主義
20世紀50年代中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出現滯漲

弗里德曼

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生活，主張不同程度上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

理性預期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

供給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拉弗、費爾德斯坦、萬尼斯基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體系

哈耶克

弗萊堡學派（德國）

公共選擇學派
20世紀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經濟學派

科斯、威廉姆斯、諾斯

新左派

非主流經濟學派
瑞典學派

創新理論

熊彼特

經濟成長階段論

羅斯托（美）

新制度學派

加爾布雷恩（美）

激進經濟學派

I.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